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二

译水军的功劳。丙午年正月，康茂才击败张士诚的军队，所缴获的又有楼船、斗船之类的名称。

洪武元年二月，下诏命御史大夫汤和在明州建造海船，用于漕运军粮北征。

洪武三年七月，设置水军二十四卫。

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负责修理维护。遇到征调作战时，就增派士兵操练。

《兵志》说：洪武初年，在都城以南的新江口设置水兵八千人，不久稍微增加到一万二千人，建造船只四百艘。又在北岸浦子口设置陆兵，与水兵相互呼应。水兵所辖沿江各郡，上从九江、广济、黄梅，下到苏州、松江、通州、泰州，中间包括安庆、池州、和州、太平。凡是盗贼、私盐，都命令巡查缉捕，同时防备倭寇。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桢征集方国珍旧部温州、台州、庆元三府的军士，以及兰秀山无田无粮的百姓，共十一万余人，编入各卫为军。并且禁止沿海百姓私自出海。当时方国珍和张士诚的余党大多逃窜藏匿在岛屿之间，勾结倭寇为患。

洪武四年正月，征西将军汤和等人率领京卫、荆湘水军，从瞿塘出发，直趋重庆，讨伐蜀地。

四月，在临濠设置长淮卫，统领水军。

洪武五年八月，下诏命浙江、福建沿海九卫建造海船六百六十艘，防备倭寇。十一月，又下诏建造多橹快船，以防备倭寇。

到第二年正月，听从德庆侯廖永忠的建议，命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船，平时沿海巡逻，遇到敌寇就用大船逼近交战【"火字"疑是"大字"的错讹】，快船追击。下诏命吴桢担任总兵官，统领四卫兵力，节制京卫及沿海各卫的军队，每年春天率水军出海，分路防备倭寇，到秋天才返回。

洪武十五年三月，征集广东疍户一万人充当水军。

疍人依附海岛而居，没有固定居所，有的沦为盗寇，所以将他们编籍利用。后来到二十五年十二月，又根据广东都司的建议，把东莞、香山等县逃亡的疍户轝人一千余户征调为兵。

洪武十七年八月，命东川侯胡海等人督造海船一百八十艘。二十年六月，敕命福建建造海船一百艘，广东加倍，到九月，前往浙江捕捉倭寇。

这一年，命江夏侯周德兴挑选福建人充任沿海戍兵，并确定设置沿海卫所。

当时抽调福建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壮丁三分之一充当沿海戍兵，得兵一万五千人，把卫所迁移设置在要害之处，修筑城池十六座，又在浙江金华设置定海、盘石、金乡、海门四卫，在松江的小官场设置金山卫，以及在青村、南汇嘴设置城池二千户所，又在绍兴设置临山卫以及三山、沥海等千户所，而宁波、温州、台州沿海地区先前已经设置了八个千户所，叫做平阳、三江、龙山、霩〇、大嵩、钱仓、新河、松门，都屯驻兵力设防守卫。

《汤和传》说：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信国公汤和前往浙西沿海修筑城池，编籍士兵戍守。当时倭寇侵扰海上，命汤和前往视察。汤和与方鸣谦一起商讨防御倭寇的方略。方鸣谦说："倭寇从海上来，那就在海上抵御他们。请根据地势远近设置卫所，陆地聚集步兵，水上配备战船，那么倭寇就无法进入，即使进入也无法靠岸。近海百姓每四丁抽一丁编籍，作为戍守的士兵，就可以不必烦劳客兵了。"汤和听从了这个建议，勘察浙江东西沿海地形，修筑了五十九座城池。征集绍兴等府四丁以上的人家，以一丁充作戍兵，共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

《实录》说："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互相迁调浙江、

译福建沿海的土军。起初在闽浙沿海地区，编籍百姓抵御倭寇，但是本地人当兵，反而成为乡里的祸患。于是下诏互相调换他们的驻地。不久因为路途遥远劳苦，只在各都司沿海相邻的卫所之间，命令他们互相调换驻守。"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下诏命沿海卫所，每百户设置船三艘，巡逻缉捕盗贼，巡检司也照此办理。

在此之前，正月，采纳镇海卫军士陈仁的建议，认为苏州、太仓卫地处大海入口，命令建造海船。四月，又确定了这项制度。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在山东建立宁海卫五个总寨，莱州卫八个总寨。

听从山东都司周彦的建议，共辖小寨四十八处，随后又命重臣勋戚，魏国公徐辉祖等人分别巡视沿海。

成祖永乐元年五月，命福建都司建造海船一百三十七艘，命苏州、镇海二卫添造船只，挑选士兵防备倭寇。

这是听从了镇海卫军士张琬的建议。

臣等谨按《兵志》记载：太祖厌恶日本的诡诈狡黠，断绝了他们的朝贡使者，所以整个洪武、建文年间倭寇都未能造成祸患。《武备志》记载：胡惟庸图谋叛乱时，把兵器藏在朝贡的船只中。惟庸事败之后，太祖着令训示后世，不要与倭国往来。而巡海筑城等各项政策，防御十分周密，倭寇无隙可乘。小规模的入侵与我军互有胜负，所以没能深入造成大患。

永乐二年，清远伯王友充任总兵官，率领水军巡视海防。

到永乐六年，命丰城侯李彬等人沿海捕捉倭寇，又招募岛民、疍户、商贩、渔民充当士兵，防备越发严密。

臣等谨按《实录》：永乐六年十月，命李彬统领沿江水军。十二月，安远伯柳升率领水军沿海捕捉倭寇。又命都指挥江清、张真等人前往广东、福建各自统领水军防备倭寇。大概从此以后每年都成为惯例了。考察《兵志》，记载六年李彬等人沿海捕捉倭寇，而《实录》却记载李彬统领沿江水军。那么"操江"一职也就是从李彬开始的了。操江起初任用勋臣，后来兼用都御史。

永乐五年正月，新城侯张辅等人率水军在禾凡江击败交趾叛贼。张辅等人征讨交趾，进军攻克禾凡江，大败敌军，缴获敌船百余艘。三月，敌军进入富良江，连船十余里，用海船横截江中，并用划船装载木材立起栅栏。张辅等人又大败敌军，缴获敌船无数。到永乐七年五月，张辅等人再次征讨交趾，就近在叱览山取材造船。八月，用划船、战船一齐进攻，又大败敌军，缴获敌船四百余艘。

永乐十年十二月，命江西、湖广、两浙以及镇江各府卫建造海风船六十一艘。

永乐十七年，倭寇侵扰辽东，总兵官刘江在望海埚将其歼灭。

倭寇侵扰辽东时，刘江侦察到倭寇即将到来，在望海埚设下伏兵，另外派遣奇兵切断他们的归路，倭寇陷入伏击四处奔逃，被斩杀俘获无一遗漏。当时正在招抚各岛的夷人，往来于海上络绎不绝，倭寇趁机进行欺诈，多亏了这次大捷，倭寇因此十分惧怕。此后百余年间，海上没有大的侵犯，朝廷每隔几年，才命大臣巡视警戒一次罢了。

宣宗宣德十年三月，撤销浙江水寨海船，仍旧设置快船哨备。浙江沿海地……

译方面，洪武年间设立卫所，安置哨船分别驻守、相互应援，倭寇因此不敢来犯。永乐年间，有内官出使海外归来，请求调集官军，驾驶海船驻扎在沈家门，设立水寨守备。从此以后屡次遭受倭寇侵扰。到这时有人提议说："海船体型笨重庞大，不得顺风、赶上合适的潮汛就无法前往救援，应当恢复洪武年间的旧制，改用快船，各卫所依照原来的部署在港口哨望警戒，彼此相互应援，这样才便利。"防务的这项建议被采纳施行。

六月，将南京各卫的风快船四百艘改作战船，命令都督陈政总管督察江防事务。

译英宗正统五年正月，建造浙江的海船。

洪武年间，浙江沿海各卫所配备防倭海船七百三十艘，年久多已损坏，损坏了大半，有御史就此上奏，交浙江商议，先造一百三十二艘。

正统七年二月，命令浙江定海等卫的海船出海巡哨。

巡按御史赵忠与备倭都指挥等人上言："观察观海、定海、临山、宁海四卫，虽然都靠近海边，唯有定海所辖是冲要之地，请将各卫所属官军、海船各分一半，每三个月轮换一次，都赴本地海道巡哨。其他卫所每年都限定正月出海，七月返回本所屯田驻守。"皇帝依从了。

景帝景泰三年正月，答应福建守臣的请求，将备倭军船分立为五个营寨。

镇守福建的尚书薛希琏等人上言：备倭军船分为九处澳口，星散分布，势力薄弱。福宁的火门、福州的小埕澳、兴化的南日山、泉州的涪防、漳州的西门澳（也叫铜山），这五处都是要地。想将出海官军分立五寨进行巡哨捕盗，仍命出海备倭都指挥等人往来巡视督察，才能没有后患。皇帝依从了，后来废止。

　　改造江南崇明沙的备倭船

备倭都指挥翁绍宗上言："崇明的备倭船船楼高大，一旦停泊在港汊中，不遇大潮水就出不去，请改造成像浙江的八橹船那样，轻便浅吃水便于使用。"皇帝依从了。

世宗嘉靖元年四月，商议处理新江口江防之事，应当妥善安排。

南京都御史胡瓒等人上言："新江口官军和余丁原定额为一万六百多名，如今被役使占用、老弱充数，损耗减少过半，应当清查并补充，以备操练。江船原定额三百四十多艘，已不堪使用。战船宽大，不利于应对风浪，应当查验修补。"又说："新江口专门操练水战，应当把各船的官军编排确定，并且招募熟习水性的人，分派教导各船士兵。有风时就操练巡哨小船，无风时就操练大船，才能人船配合得当，缓急都有依靠。"兵部商议后回奏，皇帝依从了。到嘉靖七年九月，命令派遣专门官员并科臣一同检阅新江口战船。

王圻《续通考》说："新江口战船，永乐五年额定设置一百三十一只。宣德以后增加到三百一十九只，到成化十年能够操用的只有一百四十只。其中拆卸未造、载重三四百料的，都改造为二百料快船。到嘉靖七年造完战船、巡船等共四百只，每十只编为一帮。十一年额定二百只，其中两班值守操练的一百二十二只，备补的二十八只，改为轻便快船的五十只。"

　　嘉靖三年四月诏令南京建造蜈蚣船

嘉靖十九年，重新设置镇守江淮总兵官，统辖上下江防务，颁给旗牌符敕。

在这之前，嘉靖八年，江阴的盗贼侯仲金等人作乱，科臣夏言等人请求在濒江要害防守之处设立镇守江淮总兵官，交付以捕讨的职责。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依从了。不久盗贼被平定，就撤销不再设置。到这时，沙贼黄良等人又起事，皇帝责问兵部为何撤销总兵一职的缘故，于是重新设置。后来又被裁撤。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诏令浙江出海操练防备的军士，三年轮换一次，增设金乡、磐石守备。

按察司副使戴金上言："出海驾船操练防备的军士，从前商议按每年轮换，认为交接过于频繁，士兵没有固定的心志。后来商议九年才轮换一次，那样长期戍守又受不了。应当命令三年轮换一次。至于海防险要之处，没有比得上温州的金乡、磐石的，统辖三卫九所五寨，应当增设守备。"皇帝下诏依从了。

　　嘉靖二十六年开始设置浙江巡抚

当时倭寇之患渐渐兴起，开始设置浙江巡抚，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的都御史。后来已改巡抚为巡视。

【臣】等谨案，《兵志》没有记载设置于何年。考《武备志》说始于嘉

译靖丁未年，那就是这一年。倭寇侵扰浙东，嘉靖二十八年七月，朱纨担任巡抚，不久去世，于是不再设巡抚。到三十一、三十二年，又命王忬为巡视【《纲目三编》也作巡抚，《武备志》则说是巡视】，那么改为巡视是在三十一年。

嘉靖三十三年，调拨山东民兵以及青州水陆枪手一千人，赴淮扬听候总督南直隶军务的都御史张经调用。

【臣】等谨案，《兵志》记作二十三年，考察张经担任总督，是在三十三年。如果是二十三年，那么倭患还未炽烈，其记载有误是很明显的。总督一职的设立，最先是张经，接着是周珫、杨宜。三十五年，杨宜被罢免，由胡宗宪接替。胡宗宪被逮捕后，撤销总督一职，由浙江巡抚兼任军事。

这一年八月，增造南京新江口兵船二百艘。

原额定四百艘，因操江御史潘珍上奏减去一半；到这时，魏国公徐鹏举因为海寇不断骚扰，请求改造沙船，恢复增加旧有的额数，皇帝依从了。

十二月，命令统一防守南直隶、浙江的水战兵船，以抵御倭寇。兵部商议，总督军务侍郎张经上疏说："倭寇入侵骚扰，他们的船必定经由海洋而来，来时必定经由浙东。请让浙江的东西两路、江南江北的各把总兵船联合为一体，每总以其中一半为游动作战部队，一半为驻守部队。倘若贼寇进入本总辖区，就合力截击剿杀；进入其他总辖区，就由驻守部队固守防区，而让游动部队追捕，与其他总互相接应防守。"皇帝下诏依从了。张经上疏共陈述七件事，其中一条谈防备倭寇的方法，说最紧急的在于追捕补充逃亡的军士，请求从现有士兵中挑选身强力壮、熟习水战的余丁。又说："吴、浙一带的年长百姓、沙民、盐贩、矿工这类人都可以任用，请在各府所属州县各编置数百人。"都被采纳。到第二年二月，应天巡抚周珫陈述抵御倭寇的三项防守之法："说要防守海上，占据陈钱、马迹等各山，扼守倭寇出没的通路；设置福船二百艘、苍山船三百艘，和两浙的兵船在各岛之间防守巡哨，敌人来了就攻击，敌人走了就捣毁其巢穴，做到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这是上策。用沙船五百艘轮流在苏州海口巡哨，挑选土兵一万余人列阵驻守在松江的防塘，等贼寇登岸就出其不意攻击，这是中策。聚集苏州、松江的轻快船只五六百艘在黄浦、吴淞的大港小港之间巡哨，使贼寇不敢深入，船只不敢横行，这是下策。"兵部商议回奏，皇帝依从了。

　　改金山防将为副总兵

在此之前，倭寇更加猖獗放肆，于是增设金山防将，分守苏州、松江的海防。到这时，改为副总兵，管辖从沿海到镇江一带，与狼山副总兵水陆相互呼应。增募狼山、福山水兵一万人，福船、苍山船、沙船三百艘，调募江南江北徐州、邳州的官兵民兵充任防守战斗之用。而杭州、嘉兴、湖州也增设了防将以及兵备道。这时防守长江的军队，又调九江、安庆的官军守卫京口、图山等地。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把江防的兵力分为轻兵、重兵，以剿灭倭寇。

兵部尚书许论认为江南新场一带残余的倭寇尚未平定，请求挑选嵩县、卢氏、徐州、沛县的兵士作为轻兵，又调募边兵以及广东兵，都在贼寇巢穴附近形成犄角之势作为重兵。每次作战就用重兵扎营自我固守，而派遣轻兵轮番出击，其余不堪任用的士兵作为冗兵，各自遣返本镇。皇帝依从了。

南京御史屠仲律上言："关于守卫海口的事宜。"

当时倭寇肆意掳掠杭州、嘉兴、苏州、松江，占据柘林城作为巢穴，长江南北都遭到骚扰。监司任环打败了他们，总督张经

译也有王家泾的大捷，倭寇于是逃出海上，又侵犯苏州。于是屠仲律上言五件事：他谈到守卫海口说，守卫平阳港、黄花澳，防守海门的险要之处，使贼寇不能侵犯温州、台州；守卫宁海关的湖头湾，遏制三江的入海口，使贼寇不能窥伺宁波、绍兴；守卫鳖子门、乍浦峡，使贼寇不能靠近杭州、嘉兴；守卫吴淞、刘家河、七了港，使贼寇不能袭击苏州、松江。而且应当整修海船，大小船只相互配合，或百艘或五十艘，联结为一支防守力量，招募惯于水战的工匠统领，而以原定额的水军充任，根据各海口的缓急程度设置防务。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可行，兵部也说浙江、南直隶交通防守之地，最有利于水战，从前多用沙船击破贼寇，请求丰厚赏赐加以招徕。防御的方法，以固守海岛为上策，应当用太仓、崇明、嘉定、上海的沙船以及福船、苍山船、东莞船等，守卫普陀、大衢、陈钱山，这是浙江、南直隶分路防守的开端。狼山、福山两山，约束首尾、交接长江与海洋，也是要害之地，应当督促水师坚守。皇帝批复同意。不久又命令南直隶的吴淞江、刘家河、福山港、镇江圌山五总增设游动部队，听从金山副总兵调度。

　　嘉靖三十七年增设福建、广东、浙江的军官

在此之前，三十六年，总督胡宗宪诛杀了海盗徐海、汪直，汪直部下三千人，又勾结倭寇入侵福建、广东，更加骚扰。到这年，都御史王询请求把福建的福宁划为一路，由防将领导驻扎海宁，水路防务从流江、烽火门、俞山、小埕直到南日山；漳州、泉州划为一路，由防将领导驻扎诏安，水路防务从南日山到浯屿、铜山、元钟、走马溪、安边馆，水陆兵马都听从节制。福建省城处在南北之间，距海仅五十里，应当另设防将，挑选招募精锐部队统领哨船，与主客兵相互接应。兵部批复依从了。广东惠州、潮州也增设防将驻扎揭阳。福建巡抚都御史游震得上言：浙江温州、处州与福宁接壤，是倭寇出没之地，应当提升戚继光为副总兵驻守，并增设福宁守备，归戚继光统辖；漳州的月港也增设守备，归总兵官俞大猷统辖。延平、建宁、邵武为福建上游地区，应当募兵以防备紧急情况，都被批准施行。不久胡宗宪被逮捕罢免，总督一职由浙江巡抚赵炳然兼理军事。赵炳然请求命令定海总兵隶属浙江、金山总兵隶属南直隶，都兼理水陆军务，互相防守呼应，皇帝都依从了。

　　嘉靖四十二年恢复福建五水寨旧制

当时莆田的倭寇被平定，福建巡抚谭纶上疏说：景泰年间薛希琏奏请建立五寨，守卫扼守外洋，法度非常周密完备，应当恢复旧制。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三处防务为正兵，铜山、小埕两处防务为游兵。各寨设把总，分划防区，明确侦察据点，严密防守巡哨。改设三路防将，守备把新募的浙兵分为两班，各九千人。春秋两季轮流征调各县民壮，都挑选精悍之人补充任用。每府配领一名武职官员，兵备使者按时检阅巡视。皇帝都认为妥当。

改狼山副总兵为镇守总兵官，兼管长江南北。

仇俊卿说："海寇的来袭，每每是从南向北。渡过南麂山，就是从广东进入福建了。经过流江寨，就是出福建进入浙东了。越过海门，就又到浙西了。越过宝山到吴淞沙上，就又从浙江进入江南了。以海道靠近江北的地方来说，狼山正当江海的咽喉，而廖角、掘港都是扬州东南边界。朐山防守淮河、大海的入口，郁州、鹰游山都是淮河东北边境。中间包括周家桥、射阳湖、云梯关、廓湾等地，都是沿海的冲要之地。"

确定操江与应天、凤阳巡抚分辖军务的界限。

给事中范宗吴上言

译："按照旧例，操江都御史防守长江，应天、凤阳两巡抚防守海防。后来因为倭寇警报，于是把镇江以下、通州、狼山、福山各处，都归操江管辖。因此两位巡抚大臣就得以推卸责任。操江又因为这些地方原本不属自己所辖，兵力难以遥控节制，也就漠然置之。这不是推诿责任的本意，应当以圌山、三江防口作为操江与巡抚的分界。"皇帝批复可行。此后增设上下两江巡视御史，可以举荐弹劾有关官员将领，而由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设专职。

穆宗隆庆二年十月，裁汰江防、增募水兵。

江防原来只有水操京军，后来因为倭患，增募水兵六千多人，每年耗费兵饷七万多。到这时，提督操江御史吴时来请求裁汰简省以缓解民困，只留四分之一，其余全部遣散，并裁撤中军把总等官职。不久又下令分区驻防，并责成上下南北互相防守呼应。又听从都御史宋仪望的建议，各军都分驻江上，不得居住在城市里。

隆庆六年五月【当时神宗已经即位】恢复广东沿海商船。

广东沿海一带，从前有商民自己建造乌橹、白艚、横江等船，广东剿贼，常常借助这些船的力量。后来因为浙江剿贼借用，把这些船全部毁坏了。到这时，科臣秦舜翰、督臣殷正茂等人都请求恢复。秦舜翰说："应当减免它们的赋税，编入保甲，不再征用为战船，只有大规模行动时才调用。"殷正茂说："请敕令浙江、福建不要再借用，那么船只自然用于作战，商人自然用于防守。"皇帝依从了。

神宗万历二年正月，浙江巡抚陈奏海防六件事。

巡抚方逢时陈述六事：一是恢复原定兵额。说近来惯例每船士兵五十余名，而又用贴驾之兵来撑船，应当革除贴驾兵，而招募民兵来补足原定额数，并恢复福船、苍山船等的副舵，以备正舵出事故时使用。一是整治战船。凡战船的使用，福船取其高大，以便冲撞犁沉敌船；艟艨、苍山船取其坚固，以便撞击；沙鱼船、小哨船、喇唬船取其快捷，以便邀击截杀。船体必须木质坚牢，攻战器具全都完备，才能长途巡哨获得成功。一是操练水兵。船上水兵原有水上操练、陆上操练的规定，近来船上士兵只知撑船驾驶，遇到贼寇很少不误事的。应当在春季防务结束后就在陆地操练，过了小汛期就在水上教习演练。其余三项是有利的器械、处理军饷经费、编查渔甲，兵部商议都依从了。

【臣】等谨案，《兵志》以及王鸣鹤《水战说》详细论述了各种船的形制：福船有六种，一号、二号都叫福船，三号是哨船，又叫草船，四号是冬船，又叫海沧船，五号是鸟船，也叫开浪船，也叫快船。福船高大如楼，能耐风浪，并且能防火攻，可容纳百人，船底尖、船身上部宽，船首昂起、船尾高耸，舵楼三层，帆桅两根，两侧用木板防护，设有木制女墙以及炮床，中间分为四层，最下层装实土石，其次是寝息之处，再其次是左右六道门，中间设置水柜，扬帆做饭都在这一层，最上层如同露台，从中穿梯而上，两侧设有翼板，可以凭借作战，矢石火器都可以俯身瞭望发射，遇到较小的敌船就将其犁沉，而敌船又难以从下往上仰攻。戚继光说："倭船矮小，福船乘风顺流而下压迫，如同车轮碾压螳螂，这是比拼船力而不是比拼人力，所以每每取胜。"但没有风时不能使用。海沧船比福船稍小，风力小时也可以行动。苍山船首尾都轻快，帆和橹都用，橹设在船的两旁，靠近船后每边五支，每支两个跳板，每个跳板两人，用木板遮挡跳板，人露出上身在外划桨，其形制上下三层，下层装实土石，上层作为战场，中层是住处，张帆下舵都在上层，比广船、福船窄，比沙船宽。戚继光说："倭船一旦进入内海，大福船、海沧船进不去，必须用苍

译山船追逐它，冲击敌船十分便捷。"温州人称苍山船为"铁也"，艟艨就是把苍山船改造而成的，形制稍大，比海沧船小而没有立壁，是最恰当的一种。沙船是沙民使用的船，在太仓、崇明、嘉定都有，这种船能够调转戗风斗风前进，但只便于在北方海域而不便于南方海域，可以用来分守各港口、在近海小范围出哨，因为它船底平坦不能冲破深水的大浪。渔船在各种船中是最小的，但它的作用极为重要，用它出海，每船载三人，一人执布帆，一人执桨，一人执鸟嘴铳，容易进退，随波起伏，敌船瞭望时看不到它，用起来颇能发挥作用。叭喇唬船，浙江一带多使用，福建的烽火门也有，船底尖、船面宽，首尾形状一样，船底用龙骨直贯前后，每边十桨或八桨，行驶迅疾如飞，有风时用布帆防桅十分便利，用来追逐哨探，倭寇称之为"软帆"，也十分畏惧它。开浪船因其船头尖而得名，四桨一橹，行驶如飞，不拘风潮顺逆。广船比福船更大，用铁力木制成，用它冲撞其他船只必定撞碎，福船只用松木杉木做的，抵挡不住，其形制下窄上宽，形状如同两翼，在内海航行就平稳，在外洋就摇晃不定。所依仗的是配备发熕、佛郎机炮，击中敌船必定碎裂；用火球之类，从高处投下，敌船必定被焚毁。福船也是如此。广船有大战舰、尖尾船、大头船等名称，总称乌艚。《兵志》说到海船，以舟山的乌艚为首，大概舟山也有这种船式。又有横江船若干种，其中称为白艚的，是福建式样。鹰船和沙船相辅相成配合使用，沙船可以接战，但没有遮蔽；鹰船两头都很尖锐，进退如飞，船两侧钉着大毛竹，竹与竹之间设有孔隙，可以发射铳箭，窗内舷外藏人，可以荡桨，先驾驶这种船冲入敌船队列，沙船随后跟进，短兵相接，可以制胜。网梭船，定海、临海、象山都有，形状像织布的梭子，是渔船中较小的一种，竹桅布帆，只能容纳两三人，遇到风浪就把它扛到山脚下，可以用来哨探。蜈蚣船，是取其形状而命名，这种船制最早出自东南夷，用来装载佛郎机铳，铳重的有千斤，轻的也有六百五十斤，这种方法传入中国后，可以装载各种火攻器具。凡是海船没有风就不能行动，只有蜈蚣船船底尖、船面宽，两旁排列几十支桨，行驶如飞。两头船，两头都设有舵，可以顺应风向四面行驶，各种船都比不上它的便利。八桨船，福建、广东、浙江、南直隶都有，可以供哨探之用，不能用来攻击敌人。大概自嘉靖以来，东南沿海日益防备倭患，所以海船的形制特别详备。

　　三月改造南京战船

南京兵部尚书刘体干上言："南京先前因为倭寇之变，建造的船只形制重大，不便驾驶使用，改造沙船十二艘、八桨船四艘、楼舱沙船三艘、小梭船二艘。挑选熟习水性、年轻力壮的军丁四百八十名，统领设把总一员，哨总二员，演习水战，以防备盗贼。"皇帝依从了。

　　八月命令两广设置船厂建造战船

听从督臣殷正茂的建议，在肇庆府城郊附近设立船厂制造战船。

　　万历十九年八月增设福建海船

当时倭寇的警报相当紧急，浙江巡抚常居敬请求增加福船三十二艘，每艘配兵七十名。福建巡抚赵参鲁请求在五寨兵力的基础上共增添福鸟船四十只，海坛、浯屿、铜山各处也增添福鸟海船，都被批准了。

　　万历二十年八月募集江南沙船和沙兵

　　当时是因为出兵援救朝鲜的缘故

九月，调拨浙江、江南的沙船、唬船等到天津防备倭寇。

《兵志》说："倭寇侵犯朝鲜，朝廷大规模出兵前往援助，前后长达六年，于是在天津设立巡抚官，防守京畿之地。"

　　这一年设置京口兵备

译使者

当时因为倭寇警报，有进言者请求恢复设置京口总兵。南京兵部尚书衷贞吉等人认为已经有吴淞总兵，不宜同时设置两个总兵，于是设置兵备使者，每年春季防汛时调派备倭都督统领卫所水陆军赶赴镇江。此后七年，操江耿定力上奏：长江千余里，上江设营五处，兵备官员三人；下江设营五处，兵备官员二人。应当委任他们进行检阅训练，就以训练成效的好坏作为对兵备官考核的等第。兵部商议后认为可行。按照旧例，南北总哨官每五天在适中地点巡哨一次，将领官员也每月两次到江上巡哨。此后大多没有实行。崇祯年间，又任用勋臣主管操江，偷懒懈怠成为习惯，巡防哨探都成了虚名，没有实际效果了。

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增设辽东黄骨岛、旅顺两岛的水军。

巡抚赵楫上言："辽左是蓟镇的外围屏藩，而金州、复州、海州、盖州是整个辽东的心腹地带。复州防将、金州守备，原本是为防备倭寇而设置的。只有黄骨岛、旅顺二卫的海口设兵单薄，请求命令山东游击统领水兵一千余人，留驻旅顺；从金州、复州两营调拨士兵三百名，增设千总一员，驻扎黄骨岛。"兵部批复依从了。此后听从按臣温如璋的建议，裁汰其中大半，改设守备。

《兵志》说："万历末年，听从南直隶巡按御史颜思忠的建议，分拨淮安大营兵六百人，守卫廖角嘴；听从福建巡抚丁继嗣的建议，设兵驻守从浙江进入福建的三江以及刘澳，并把海澄团练营的土著军换成浙江兵。"

　　熹宗天启年间在澎湖筑城

在此之前，万历年间，许孚远巡抚福建，奏请修筑福州海坛山的城防，进而涉及澎湖各岛屿，并且说浙东沿海的陈钱、金塘、玉环、南麂各山都应当加以经营治理，于是设立南麂副总兵，而澎湖一时顾不上。等到这时，因为澎湖地处海中遥远之处，蜿蜒曲折如同长蛇，多有分歧的港汊，零散的小岛散布其中，空阔之地可以藏纳巨大的船只。起初被荷兰人占据，到这时因为巡抚南居益的建议，才夺回来，设置游击一员、把总二员，统兵三千人，修筑炮台加以守卫。

《兵志》说：自从世宗年间倭患兴起以来，沿海大都设有防务，各处设置总督、巡抚、兵备副使以及总兵官、防将、游击等官员，而各处的防御，在广东就分东、中、西三路，设三名防将；在福建就有五水寨；在浙江就有六总，一是金乡、盘石二卫，一是松门、海门二卫，一是昌国卫以及钱仓、爵溪等所，一是定海卫以及廓衢、大嵩等所，一是观海、临山二卫，一是海宁卫，分别由四名防将统领；在南直隶就是乍浦以东金山卫设防将，黄浦以北吴淞江口设总兵；在淮扬就是总兵驻扎通州，游击驻扎庙湾，又在扬州设陆兵游击以待调遣；在山东就是登州、莱州、青州三府设巡察海道的副使，管理民兵的防将，以及总督沿海兵马备倭的都指挥；在蓟辽就是大沽海口驻扎重兵，由副总兵统领，而以密云、永平两处游击作为应援；山海关外则由广宁、中前等五所兵防守各防区，以宁前防将作为应援，而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各军都担负防海之责；三岔以东九连城外新建镇江城，设游击统兵一千七百人巡哨，海上北与宽奠防将的陆营相接，总共有七镇，而守备、把总分别负责驻守、巡查、哨防的不下数百人，以三四五月为大汛期，九十月为小汛期。因为遭受倭寇祸害最为惨烈，所以防务设置也最为周密。

【臣】等谨案，以上都是根据史书记载，而根据王圻《续通考》，明代御倭之法记载得相当详备，如今虽然不能多加采录，但择取其中简要的部分，附录在文末。

王圻《续通考》说："按古

译今论及操练之法、作战之法，都对陆战详细而对江海之战简略，为什么呢？大概陆地可以操练，江海不可以操练。陆战可以人谋为主，江海作战不可以人谋为主，所以不同。操练之法注重分合进退，江海之中则完全以风潮为主。风有顺有逆，潮也有顺有逆。顺风而去，逆风就不能回来了。如果想要队形整齐，连接排列成阵，那么一遇风浪就会被击碎；如果想要各自分散行驶，各自认清旗号，那么就参差不齐，不成阵势。这就是它难的原因。只有沙船、鹰船出入风浪，如履平地，所以先用鹰船冲击敌船，而沙船随后跟进，作战没有不取胜的。这就是鹰船、沙船相辅相成使用的原因。"

又说："造船必须用会驾船的人来监造，这样造出来的船才坚固，而驾驶时才会爱惜，否则弊端百出。也有人说：把修造的费用挪用，雇请沙地的年长百姓自己建造新船，就委托他们出海，更简便而有实际用处。"

又说："关于江海抵御敌人，难道没有取胜的方法吗？回答是：有，就是比拼船力，不比拼人力，这就是取胜的方法。如果遇到贼船小的，就用我方大船把它犁沉；遇到贼船大的，就抢占上风，用火器攻击它。冲锋在前抵御敌人的，全船的人都受赏；观望不肯救援的，全船的人都处斩。赏罚尤其以督哨之人和舵工为重。每船必须设正舵二副、舵工二三人，以防备意外。操练演习就把船放置在陆地上，聚集水兵来教习。兵械火器的设置施用，金鼓旗帜的照应，前后左右的列阵巡哨，饥饱劳逸的轮换替代，昼夜风雨中的防守，山岛沙洲的停泊，号令约束的传达汇报，在平地上练习，在江海上运用，这就是操练的方法。海上常常有风，船只容易分散而难以聚集；有时遇到贼寇而同哨的船相距太远，那么势力孤单而作战失败；有时邻哨相距很近而风势大作，也不敢作战。只有舵工技艺巧妙，能占据上风，撞碎贼船，或者趁风放火攻击，或者扬起灰沙来迷惑贼人的眼睛，才能取得胜势。如今人们传说海战利用火箭、铳炮、弓弩，大概是不对的。火箭需要有风才可以使用，如果没有风船帆就不能点燃；风势太急火反而会熄灭。至于铳炮弓箭因为船身摇晃，发射出去没有准头，只有镖枪、钩枪、铙钩这三种，船只在上风处用铙钩钩住下风处的船只，钩住船脚、镖中船身，都是有用的器具。"唐顺之说："制服贼人小船冲突的方法，在浅滩处多钉暗桩，船经过必定撞碎，这是一种方法。先发制人的一招，只有靠瞭望楼。每夜各水军编定，福船十艘，每艘设一个瞭望人坐在瞭望楼上留意贼寇的动静，即使是月黑之夜，如果有船只在抬船、撑船，必定会有一两处火光，我方船只便可以趁机行动，不担心大船追不上。月明之夜尤其容易看得清楚细微之处。至于像小船、叭喇唬、八桨船，应当多配备铳手火器，火器多了贼人来了必定拼死攻打，又有瞭望人先报告动静，不担心小船制服不了贼人。只是瞭望的人每夜给银一两，报告贼情准确的因此而成功的，就应当给予破格重赏；耽误事情的定按军法斩首。这是因为奖赏重罚罚也就重的道理。"王圻《续通考》论海船说：有人问海洋作战船只哪种最好？回答是：各有各的适宜之处。北方海域适宜用沙船，南方海域适宜用广船、福船，苏州附近海域多暗沙浅滩，容易搁浅，沙船底平而轻，能够调转戗风斗风，不怕浑浊的浪涛。而且可以抛铁猫（船锚），所以适宜用沙船。福建、浙江远海空阔，风涛滔天，广船、福船、苍山船、铁力木船这类船只船身重而船底尖，可以破浪而行，而且可以下木锭（船锚），所以适宜用广船、福船。但是吴

译淞、白茆、福山等港又设置福船、苍山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贼船有大有小，小船用沙船抵御就足够了，如果遇到大船，必须用福船乘风驾浪，气势如山崩一般，贼船遇到就会被撞碎。这就是所说的比拼船力不比拼人力，而且要抢占上风，施放火器，所以设置这些船以备使用。大概东洋海域的深浅，不是沙民就不能了解，福船的大小操作，不是福建人就不能驾驶，福建人操船而以沙民作为向导，所说的设置福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往西北到扬子江、往东南到大七、小七这些海域，都可以使用，并非全部使用大福船。至于广船比福船更大，但广船难用，原因有七点：不属于我方军门所管辖，就难以控制，这是第一点；损坏了必须用铁力木修理，就难以持续供应，这是第二点；建造船只的大户雇人驾驶，任凭船只破敝而不加爱惜，这是第三点；建造费用浩大，行文调拨修造事理上难以实行，这是第四点；广东这片地方富饶多鱼盐之利，人们不乐于被雇用，这是第五点；如果想允许他们携带货物，那么广东的货物一旦越过梅岭，就可以沿长江四通八达，不像浙江、南直隶那样风涛可畏，所以携带货物也不是他们所愿意的，这是第六点；广东人自己以捕鱼晒盐从西南各藩国获利，不必像福船那样承担防务来获取中国境内的利益，这是第七点。明白了这些，广船难以使用的原因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又论福船、沙船说：有人问福船与沙船在海战中哪个更有利？回答是：福船是极为有利的器具。遇到较小的敌船，就将其犁沉，而敌船又难以从下往上仰攻，这个形制确实尽善尽美了。但它高大如城，不是人力可以驱动的，完全依靠顺风顺潮，回转周旋就有所不便。而且它吃水深，只适合在空阔的大洋中使用，在内海就容易搁浅，必须依靠哨船接济，所以又有海沧船的设置。它犁沉贼船的效果与福船相同，但吃水稍浅，风力小时也可以行动。至于捞取敌人首级，则非用革撇船、苍山铁船不可。这些都是福船的别名而用途各异【论述中所记载的福船形制已在前面案语中详述，所以在此省略】。水战不适合乡兵，而是沙民的擅长之技。因为沙民生长在海边，是土著居民作为主力，而用沙地年长百姓、沙船兵辅助他们，贼船哪里还能有攻入之处呢？

　　车战

【臣】等谨案：车战必定要像周代那样，一辆战车配甲士三人，左边的人持弓，右边的人持矛，中间的人执辔驾车，才是它的形制。大概古代作战之际，还讲究礼仪，所以战法是这样的。自从骑兵兴起以后，车战就逐渐废弃了，在迟速利钝之间，战车远不如骑兵。汉、魏以后，用车大多是行军时用来载运干粮，停下时环绕成营垒，用它来冲击敌人取得胜利的，偶尔也有，但也只是作为骑兵的辅助罢了。

译没有纯粹使用战车作战的了。到唐代以后，更加不被推崇，房琯在陈涛斜的失败，就是由于使用了战车，于是被谈论兵事的人所讥讽诟病。北宋时期，也曾经讲论过使用战车的方法，记载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南宋偏安一隅，以水军为重，辽、金、元三朝则专门崇尚骑射，战车之制大都不再被提及议论。只有明代一朝，颇多制造和习用战车的方法，然而也只是空谈而对实际用途无所补益，只是不能不加以记载，用来给后人提供考察借鉴罢了。因时制宜，期望能够战胜敌人，又怎么可以拘泥于古法呢？

译明太祖洪武五年十二月，制造独辕车。

魏国公徐达督管山西、河南制造八百辆，曹国公李文忠督管北平、山东制造一千辆，以备征战运输之用。

臣等谨按王圻《续通考》记载四处各造一千八百辆，与《兵志》记载不同，怀疑是王圻原本有误。

成祖永乐八年北征，使用武刚车三万辆运送粮饷。此前永乐七年十月，皇帝将要亲征，命夏原吉等商议粮饷运输之事。皇帝说："工部所造武刚车足够运输之用，路途遥远的话就沿途筑城储存粮饷。"于是夏原吉等商议：宣府以北使用车三万辆运粮二十万石，跟随军队而行。

英宗正统十二年九月，大同制造小火车防备边境。

当时边境战事十分紧急，大同总兵官朱冕等上奏说："用车作战，是古代的方法。现今通计步兵，共需用车八百五十辆，已经制造完成。小火车三百八十余辆，呈送样车到京城试验。余下请求命令山东、河南轮休的官军制造，以备作战之用。"皇帝听从了这个请求。从此谈论车战的人接连不断。

正统十四年九月制造战车一千辆。

给事中李侃请求用骡车一千辆，用铁索联络骑兵置于其中，每辆车两旁配备刀牌手五人。敌贼冲犯阵地，刀牌手迎击；贼军后退就打开铁索放出骑兵。每辆车厢上面用牛皮十六张，下面用牛马皮二十四张，皮革不够的，就用芦席木板补充。车造成后，派遣尚书周忱祭祀后投入使用。并将车的样式颁行边境各地。

十一月宁夏制造独马小车。

之前颁下的战车样式，每辆车用七匹马驾驶，配军士十几人，车轮车毂都蒙上覆盖物，兵器装备齐全，但只能在平原旷野列营阻敌。到了宁夏等地，多是屯田的田埂沟渠，不便于驾驶使用。总兵官张泰等上奏说："应当改用小车，其制式用一匹马驾辕，车中藏放兵器，遇到险阻就用人力推拉，对外可以抵挡敌锋，对内可以聚集骑兵。"每次试验都称便利，皇帝下诏同意了这个请求。

景帝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求仿照古制建造偏箱车。当时郭登镇守大同，请求制造偏箱车，车辕长一丈三尺，宽九尺，高七尺五寸。车箱用薄板制成，安放火铳，出战时左右相连，前后相接，用钩环互相牵连。车上装载衣粮器械，以及鹿角（拒马器）。两屯之间十五步以外设置为藩篱。每辆车配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时轮流推拉。此外用长车二十辆载运大小将军铳，每方阵五辆车转运砍柴等物，都在围栏之中。又用四轮车列出五色旗，根据敌情指挥调度。朝廷议论认为此法可以用来防守，难以用来攻战，命令郭登斟酌施行。

臣等谨按《兵志》记载：兰州守备李进请求制造独轮小车，上面搭建皮制车屋，车前用木板画上兽面，凿口安放碗口铳四门，枪四支，神机箭十四支，树立旗帜一面，行军时列为阵形，停止时作为营垒。这也是景泰元年的事。

又按《实录》记载景泰二年六月石亨上奏说："近来所造战车笨重庞大，请求改造偏箱车一千辆。"皇帝下诏命内官监制造，可见偏箱车并非只在大同才有。

《实录》记载：这一年十二月，箭匠周四章上奏说，神机短枪士兵一人执一把不能连续发射，请求为战车安装四块木板箱，内藏短枪二十把，神机箭六百支。临阵使用时，用五把安装在车上，另外再驾驶车辆，就可以连续发射。每辆车用四人，一人推车，两人在旁扶助，一人执枪防卫。皇帝命令先试验是否可用，然后再制造。

景泰二年吏部郎中李贤请求制造战车。

李贤上疏说：如今的拒马木，只能阻挡马匹，不能躲避箭

译矢；挡牌只能躲避箭矢，不能阻挡马匹。只有战车两者兼备。这大概就是汉代卫青武刚车之类的东西。卫青见到单于的兵阵，必定用武刚车环绕自身作为营垒。兵法说："这种车有车巾有车盖，作为先驱之用。"我以为武刚车只能躲避对方的弓马攻击，而如今的战车不但能躲避弓马，又有取胜的办法，那就是火枪。中原军队的长处，没有超过火枪的。使用火枪的士兵必须遮蔽自己的身体，然后发射才能命中。我看车的制式：四周箱板围绕，人藏在里面，下面留有铳眼，上面开设小窗，车长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五寸，《兵志》作四寸，现在依从《实录》），前后左右横排枪刀。每辆车前后占地五步，按四面各用车一千辆计算，方阵可达十六余里。要行动就行动，要停止就停止。车内藏放军马粮草辎重，用这种方法抵御敌人，使敌马不能冲阵，敌箭不能伤人。敌人如果靠近，火枪齐发，奇兵随后而出。敌人如果远远躲避，我方声势更加张大，我方军威更加振奋。所谓长久取胜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皇帝下令立即施行。

臣等谨按：《实录》记载天顺八年，都督同知赵辅上奏战车样式，大略与李贤的意见相同。其中说车制如民间小车，只是前面增加三面木板，宽一丈二尺，高六尺，绘上飞虎兽面图案，上面开小窗，下面留空铳眼，三面架设矛头。每辆车占地一丈二尺。假设用车一千辆，四面约合六里有余。如果遇到险阻，也可以拆卸后通过。此事下发兵部商议施行。这里占地一丈二尺，与李贤所说的占地五步，宽窄则有所不同。

英宗天顺四年正月，制造轻车五百辆。

臣等谨按，当时同时制造火铳、火炮各三千，应当就是用来装在车上的。

宪宗成化二年制造军队小车。

是听从郭登的建议。郭登说军士出征时，配备车辆用来运载物资，而军士还要扛着鹿角随行，导致人力困扰纷扰。每一步兵队配小车六辆，每辆配九人，两人拉车，七人放铳。轮流替换，每辆车可以载运九人的装备物资。车前张挂布幔作为盾牌，画上狻猊头像，上面用铁索钩连，下面立木桩支撑。远远望去如同城垒一样。

成化八年，宁都诸生何京献上《御敌车式》。

何京所献车式，一人便可拉动。车上安装铁网，车前设置拒马。两侧铁网中有孔穴可发射枪弩，行军时收拢，作战时展开。五十辆车为一队，用士兵三百七十五人，以至用到五万五千辆车，都可以随需要而使用。皇帝下令派往延绥，与总兵官商议此事。

臣等谨按《兵志》及《实录》记载，成化十二年，都御史李宾请求制造偏箱车与鹿角搭配使用，兵部尚书项忠请求检验试用，认为登高涉险不便，此事就此作罢。到成化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请求制造战车，大致以一万人为一军，每军配车五百辆，每辆车配步卒十人驾驭，车与车之间的空隙用鹿角填补，皇帝命令工部核算费用，尽快拨给。造成之后，笨重迟缓不便使用，当时人称之为鹧鸪车。

成化十三年，制造雷火车，车中设立枢轴，可旋转发炮。

是听从甘肃总兵官王玺的奏请。王玺说：兵车向来没有固定样式，但火器都装在车尾，向后设置，必须等到扎营完毕，旋转车身之后才能使用。如果台营列阵，一边行军一边作战，就会三面受敌，怎么能够制约抵御？现在稍加增补，车中设立管心木，安装在转轴上，设置神炮，经试验证明便利。兵部商议认为可以采用。

孝宗弘治十五年五月，陕西总制秦纮献上全胜车样式。

秦纮上疏请求使用独轮车，命名为全胜车，高五尺四寸，车厢宽二尺四寸，前后通长一丈四尺，车上放铳的两人，车下推车并放铳的四人，每辆车重量不超过二石，遇到险阻只需四人肩扛而行，车的上下前后都用布甲遮挡以躲避矢石，甲上都画有猛兽图案，每次遇到敌贼，先派出车十辆或五辆直冲敌阵，前面有阻塞就由首车向前放铳，后面有追兵就由尾车向后放铳，如果冲入敌阵就各车两侧同时放铳，

译其余车辆有的从侧翼夹攻，有的拦截敌人退路，皇帝命令同镇巡等官一起制造试验后上报。后来到嘉靖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又提到全胜车的便利，大略说宁夏先前总兵官仇钺曾经用屯堡田车解了宁化寨之围，近年总兵官王效曾经用拽柴空车阻挡兴武营套虏入侵，如今各边镇有国初以来历年所造的战车，但都是双轮大车，每辆要二十多人拉动，稍遇沟涧险阻就不能越过，因此不适合使用，只有弘治年间的全胜车幸存破损的八辆，还大略保留规制，臣因此再加以增减改进，其形制车轮高三尺一寸，夹轮车辕四尺七寸二分，下面安装四只脚，前面两只钉上圆铁作转轴，行驶时就悬起，左右车厢各宽九寸五分，上面安装熟铁小佛郎机一门，以及流星炮或一窝蜂一具，箱上设架，安装铜铁神枪一支，以及各边镇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铁铳一支，飞火枪筒一具，插上倒马长枪、开山巨斧各两把，斩马刀、挠钩各一把，以及火药、铅子、锨镢、鹿角等器械，总共不超过一百五十余斤重，箱前树立兽面牌，绘上虎豹图像，两面各挂虎头挡牌，作战时张开以躲避箭矢，两车相连可以遮蔽三四十人，每辆车两人轮流推动，一人拉动，两人在旁辅助，作战时各自根据地形环列布阵，马军居中，敌人远时使用火器，稍近就用强弩弓矢，逼近就用火箭，敌骑围绕时就四面齐发火器弓弩，停止时环列成营，旁边设置鹿角，用铁绳相连，又制作随车小帐篷，以免军士露宿，修筑边防、耕种收获都可以用来防卫，而且车制轻便，也可以趁机前进，遇到险阻沙地也可以抬起通过，每辆车耗费银二两余，每车一千辆相当于一千士兵一个月的费用，皇帝命令依此制造。

臣等谨按《兵志》记载：弘治十六年间，住知府范吉献上先锋霹雷车，考之《实录》。范吉上疏谈论兵事，献上阵法、战法以及先锋霹雷车。如果军队有一万人，先用霹雷车五百辆，分配于五军之中。敌寇大举来犯，就发动霹雷车、火铳来击破他们。敌寇小规模来犯，就发动先锋车、小铳、强弩来摧毁他们。敌寇将要疲惫时，就派出铁骑冲击他们。稍见战机，立即收兵回队。再出动先锋车、长刀、牌手来砍杀。再发动霹雷车、大刀、长枪来防守。两种车交替前进，行进五十步就停一次。撤退时三十步停一次。以车为正兵，以马为奇兵。皇帝命令送往陕西总制秦纮处听候使用。

世宗嘉靖十一年，南京给事中王希文分条上奏车制。

王希文说："仿照韩琦、郭固所议车制建造，车前锐利后方方正，上面设置七枪作为瞭望楼，分三层安置九牛神弩，一发可射十支箭，旁边配有士兵护翼，行军时装载甲兵，停止时作为营阵，根据地形险易广狭随时更改车制。每次出塞，必定万辆车长驱而进，下发边镇酌情施行。"

臣等谨按王圻《续通考》记载："嘉靖十二年因团营收藏，将先年战车改造为载铳手车七百辆。三十年制造单轮车一千辆，双轮车四百辆，单轮弩车四十辆。"《兵志》记载："嘉靖十三年有关部门奏准京营教习演练兵车共四千辆，每辆配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两支。"王圻《续通考》也在四十三年记载此事，说："每辆车前面带鹿角木，上面安装拒马枪，一面迎风牌，两旁偏厢牌两面，竹竿枪一根，以及铁锅、铁索之类。"自正统年间以来，谈论车战的人很多，但没有一次真正抵挡过敌人。当时正整饬武备，上书言事的人很多。锦衣卫军人施义自己陈述所制造

译百三十三

兵考

马政（祭马祖）

臣等谨按前考马政门附有祭马祖之礼，大概祭祀天驷星及先牧之神，由来已久。但自汉代两京以下，这项礼仪时行时废，不很固定，所以附带记载。其中所载的也只是隋唐旧事及宋代政和新仪几条罢了，其他没有记述。辽金元明以来，这项礼仪更加荒废，这里记录马政，姑且保留这些附见的旧题。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四川制置使崔与之增收关外市马之价。

蜀地兴盛之时，四戍司战马一万五千有余。开禧年间以后，制置使安丙裁去三分之一。到这时，损耗过半，崔与之上任时马仅剩五千匹。于是移文茶马司，允许戎司照旧自行在关外收购市马，严禁私商买卖。给以细茶，增加马价，使他们不被金人邀截。总司拨给的马料不够的，也发文增拨。

理宗宝庆四年，两淮制置府贸易北马五千余匹。

当时王霆任濠州知州，节省浮费，购粟买马，以防备意外。其他州郡也往往不断购买马匹。

绍定元年，京西副将孟珙命令忠顺军自行畜养马匹，官府拨给饲料。

《名臣奏议》记载：知汉阳军黄干上奏说："国家所用的马匹，西取自蜀地，南取自广地，都在数千里之外。交易的费用、路途运送的费用，得到一匹马，往往要花费数百上千。所得极为艰难，所费极为巨大。一旦有紧急情况，就无马可用。开禧年间，敌骑逼近边境，临时收购驽马劣马凑数使用。平常闲暇之时，难道不该考虑应对之策吗？"我看到汉阳境内有一处马监，从蜀地来的马匹，在此地休整，五天之后再上路。守臣也有预先防备检查的职责。我曾经亲自到过那里，看见马监前面有一处所谓的孳生监，是鄂州大军过去所创立的。当它兴盛之时，马匹繁殖，可以满足军中的用度。如今马监都已荒废，不再有马了。汉阳作为郡治，土地十分广阔，气候强劲，水草丰饶。如果委托给守臣，让他重新恢复旧日的马监，作为牧马之地，拨给本钱，收购江北所产的马匹，加以繁殖。派拨士卒，让他们承担放牧饲养的职责。几年之间，繁殖兴盛，突然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派上用场。这比之到极远之地去求购，在仓促之际购买，利害相差就太远了。还请求下发文书给总领所，会同鄂州都统司商议施行。

度宗咸淳末年，臣僚请求议和买马。

有个叫纪智立的人献上计策，认为两淮军将、武官、大户人家都畜养马匹，按大约三借二、二借一、一全部征起的比例，编组队伍，征借用以防守江防，各自命令喂马的役夫自己骑乘，官府优厚地发给月钱，以一年折半年为期限，等江面局势安宁就放还回去。有臣僚上奏说应当仿照祖宗的遗意，尽快谋求和平贸易马匹，如献出一匹马就免除其某项劳役。当时川、秦一带的马，走陆路就要经过高山峻岭，盘旋曲折难以通行；走水路则峡江水流湍急，滩涂险恶，每次运输公私所耗费用往往十倍，而人马都疲惫不堪。对上耗损国家用度，对下困扰州县，运输队伍所经之处比盗贼还要严重。虽然臣僚多次上奏建议，但始终没有找到要领。难道马政本来就要因地制宜，而不是东南地区所擅长的吗？

恭帝德祐元年十二月，征括临安府所属州县的马匹。

辽太宗天显二年十二月，在近郊检阅群牧。

天显八年八月，下诏命侍卫萧苏色在北陉检阅群牧。

辽太宗大同元年，收降后晋兵卒，获得马匹数万。

景宗保宁九年七月，派遣使者协助北汉作战马。

圣宗统和四年三月，派遣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