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七

译在上位者教导启迪不循正道，太学、武学、律学三学恣意横行，把持国家政柄，士人风气败坏，国家也随之灭亡。《辽史》记载简略，养士的制度未能详载。金世宗大定初年，建立太学，规章条例井然有序，而考试选补州府学生，交由学校提举官主管，于是成为后世的定制。元世祖至元七年，命中书左丞许衡为国子祭酒，用以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文教逐渐兴盛，学校渐渐推广，其积分贡举的方法，是参照宋朝的制度而加以变通的。到了元朝末年，则不免有名存实亡的弊端。明朝开国之初，就着手振兴学校，府州县学之外，卫所、社学也都下诏设立，进入国子监的学生，通称为监生，谨慎选择老师，供给廪食，优容闲暇以使其钻研琢磨，并让他们兼习射箭和吏事，以寄寓政教相通之意，成材之士从中辈出。洪武十六年，命天下每年向京师贡送士子，而国子监更加兴盛。到了中叶以后，教育的根本一天天衰败，士风也逐渐趋于苟且，这是形势使然。至于金、元、女真、蒙古各族所设的学校，是因循其本国习俗而不本于（中原礼制的）根本。孔、颜、曾、孟四氏之学，开创于元朝，增益于明朝，是为了尊崇先圣。至于各书院的设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未予记载，王圻认为这是道学渊源所系之处，自宋代四大书院之后，元明两朝增设的书院特别兴盛，所以仿照王圻的体例附带编辑于此。至于尊师崇道的隆重礼仪，皇帝亲临学宫敬养老人的美好典礼，历代都有值得记述之处，如今一并详细记载于本篇。

　　太学

宋宁宗开禧二年正月，增加太学内舍生名额为一百二十人。旧法规定，从外舍升入内舍，即使经过校试，也必须公试合格才准许升补。因为私试都是由学官自己考核，而公试则由朝廷下诏派官主持。到此时，增加了其名额。嘉定年间，又下令每年年终，许挑选外舍生中考绩最优者一人升入内舍。

嘉定十四年，下诏对太学规定：从今以后候补生一百人中，只取三人。

起初，孝宗淳熙年间，命令各路州军解试终场的举人之外，其中被荐举贡送而未能录取的，一百人中取六人送到太学，称为待补生。到此时，仅取三人。到理宗时，又恢复了百人取六人的制度。

下诏规定宗学的解试，依照太学的先例录取，每逢科举，附于国子监的发解所，出不同的题目另行考试。

　　恢复设置诸王宫学教授

在此之前，高宗绍兴十四年建立宗学以及诸王宫的大学、小学，设置教授。到宁宗嘉定九年，因宫学并入宗学，改教授为博士、宗谕。到此时，又恢复设置大小宫学教授各一员，此前宫学招收近属宗室子弟，如今则并入宗学。经公试、私试中选的与正式补入宗学的学生，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许其考试为小学生。到理宗端平二年，又下诏在荣王府、皇后宅各设教授一员。嘉熙元年六月，下诏建立内小学，选择宗室子弟十岁以下、资质优美的，设立师傅教导他们。淳祐二年，设置内小学教授二员。七年正月，在内小学建立资善堂，设置直讲、赞读各一员。

理宗绍定二年，严格执行对待补生的甄别引荐、注籍的法规。

当时因待补生中有从外地来参加考试的，中间有买卖凭据、假冒身份的弊端，于是命令考中之人，须召请已升朝的保官二人，批注、盖印在印纸上，还命令州郡的守臣、副职予以担保查明，比对字迹没有作伪，才准许引荐核验、登记注籍，违犯者治罪，处罚也牵连到担保之官。

　　命令内外学校重申严格训导士子的制度

有臣僚请求，让国子监及内外学校的官员在士子的课业之外，用义理之学开导他们，以德行道义的实际来勉励他们。又奏请近年来士人风气萎靡不振，请求整饬国子监的师儒官员，让他们专心致力训导

译，使学生通晓经义、熟习经传，考订义理，考试选拔的策论必须合乎体式规格，去除浮华的习气，以转变士风。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淳祐五年，规定太学两学（内舍、外舍）补试，临时选派考官。

因为省试落第及待补生中在有司考试的人中，有请托贿赂谋求的现象。学官考核文章，也有亲故私相勾结的弊端。命令今后两学补试，都由朝廷临时选派考官，即刻命他们入贡院。凡是所需费用，都按国子监供给学官的旧例办理。不久，监察御史何处久又进言：「应遵循旧制，武学、宗学的补试一并在两学的大考院中排定日期引考。有亲属嫌疑的人，依照避籍回避的规定处理。」而且士子应试者颇多，而考官颇少，日期又紧迫，费用也不敷使用。于是增拨费用，并增派考官。

淳祐六年，赐给各学匾额题字以及诸生束帛。

下诏说：「朕临朝执政，一心求治，常常忧虑缺乏人才，有意加以造就成材。既已亲笔书写匾额题字，分赐各学，又赐给诸生束帛，以示勉励。命令各学的两三位学官在前廊长贰及斋生之中，公开推举经义通晓、德行修美、节操高尚之士，另行商议予以表彰奖赏。京城学校也照此办理。」

宝祐元年，又命令待补生分路录取，补试的名额，以免除偏远地区士子往来的路费，以及都城人满为患的弊病。

　　到宝祐三年，又恢复在京城复试

度宗咸淳七年正月，因寿和圣福皇太后两次上尊号，加恩三学在读的生员，一并特许免除解试而直接赴省试一次。

自咸淳二年正月皇帝亲临学宫的典礼完成后，加恩三学生员升甲、免省试等各有差等。到此时又有这样的恩典。

咸淳八年，下诏增加太学的膳食费用，放宽科举录取的恩例。

　　这是听从丞相贾似道的请求

周密《癸辛杂识》说：太学、武学、律学三学的横行，在淳祐、景定年间达到极盛，凡是他们所想排斥驱逐的人，即使是宰相、台谏官员，也敢直接加以攻击，一定要逼迫其去职，才能与人主分庭抗礼。有时稍微得到施行，就一定援引秦朝坑儒的典故来作比喻，动辄以恶名相加。当时的君主和宰相大都不加过问，因此他们借此招权纳贿、强夺欺压、庇护奸邪、动摇国家法度、制造无中生有的诽谤、拦路呼叫上书朝廷、在台谏衙门投递状纸，人们畏惧他们如同畏惧豺狼虎豹。市井商贾没有不受其祸害的，却无处申诉，若非京城府尹，都不敢过问此事。即使是一时的权臣宰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丁大全当时极力与他们为敌，重新修订了丙辰年的监学禁令，予以张榜公布。当时三学之中是方大猷出力最多。后来诸生竭力合党攻击丁大全，丁大全终因此获罪而去职。至于方大猷，本已有题名的石碑，也被磨去，作为败坏同类的惩罚。此后，三学更加恣意横行。到贾似道担任宰相时，估计不能用强力制服他们，于是用手段笼络他们，每每加重对他们的恩赐赏赐，丰厚馈赠，增拨学田，种种加以优厚待遇。于是诸生贪图他的好处而畏惧他的权威，即使亲眼目睹贾似道的罪行，也闭口不敢说一句话。到贾似道要挟君主而离京时，他们反而上书赞美，极力挽留。今天称他为「师相」，明天称他为「元老」，今天称他为「周公」，明天称他为「魏公」，没有一人敢稍微指出他的过失，一直到鲁港兵败溃逃之后，才开始声讨他的罪行，岂不是太晚了吗？大概丁大全对三学的整治，是鉴于史嵩之不敢有所作为；贾似道之所以不敢轻易整治三学，是以丁大全的无能为力作为鉴戒。到彭成大担任前廊长贰时，竟被揭发出平日的赃罪，被判处流放到南恩州。学舍中却寂然无声，没人敢发一句话，这种笼络的手段也确有过人之处。

淳祐九年，下令重申严格执行积分之法。

庆元、嘉定年间，增加外舍生到一千四百名。内舍学

译作内舍考评的分数。但是上舍试一旦考中，优等算八分，平等算六分，前五名还另有加分，都可以争取优等。有的前一年已有平等考评，本年两次上舍试都考入平等，称为俱平；有的一次优等一次不及格，都算作下等上舍。如果内舍平等定级的人考入上舍试优等，应当推举免省试直接到殿试。原本已有请求免试之人的，理算作升甲使用。已经升甲的人升名，称为一优一平作中等上舍。如果内舍优等定级的人又考中上舍试优等，因为以优等中优等，都属于直接释褐授官，不受名额限制，先赐进士出身，称为上等上舍法。上舍中还附带黄甲第三名恩例授予推官之职的，是从方熙孙开始的。当年之间如果有内舍优等定级（内舍优等三人当年积分八分以上的可以考成上舍，次年八分以上的则不可以）恰逢上舍试当年考生人数多的，也只以三人为限，第四名即使积满十分，也不予理算。如果以优等中优等，就称为两优状元。这种考试两年一次，大都在季秋（九月）举行，由皇帝下旨派官员出极难的题目，比省试还要严格。优等定级的应上舍试如果不中，须守候三年后才能直接到殿试；中平等的即免省试而参加殿试，平等定级的人应上舍试中优等，即赴殿试。从甲子年之后，上舍的人大多陈情请求解褐授官身份，不到殿试，应当举免解，下一次举免省而赴殿试，称为待年。如果本来已免解，称为两免相充，这就是学法。有的本来未免解，当年实际上请求免试，称为请免相衡，一并免省而赴殿试。国子生寄理法：国子生补入者升补内舍，称为寄理内舍。升补上舍称为寄理上舍，还不准享受正式的膳食，只借用一日的膳食而已。升入中等、下等上舍应当日后到殿试的，还不准到殿试，一直等到原本的牒文主管补外任官之后，才理算作正式的膳食及准许到殿试，因此，有官员申请一个月或半个月假期的，大概是想要早日完成这件事的缘故。解褐上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后免省，等候三年后到殿试；中等上舍直接到殿试，或凭特旨直接解褐授官。太学解试与上舍试互不相干。太学十人取三人，如果参加考试的资历未满一年，则七人取一人，属于未满年限。太学生升补有一次请求，是求免已经过特恩正式免除，再一次请求也予免除。曾在地方州郡请举而未改姓名的，称为带胎入学，日后在太学中请求也照样免除。在太学三十年内，公试、私试曾中过一次的，永远免除；在太学曾请求一次之后满二十年的，永远免除。太学解试的第一名，即使不升上舍，将来考中进士也照样准许升甲，注授吏部教官。

又说：学校的规矩有五等，轻的关禁数月，不许出入，这是由前廊长贰所裁定的。重的由前廊长贰关禁，是监中执行的。更重的则调换斋舍，如果这人确实不肖，则调去的斋舍也不肯接纳，又调到别的斋舍，必须曲意周旋人情，才能这样处理，须本斋同舍的人极力向公堂陈情，才准许放回本斋。这算是比照徒刑。更重的则下放到自讼斋，比照黥刑，独自居住、独自反省，同舍的人也不敢过问。更重的则用夏楚（体罚）加以屏黜斥退，比照死罪，从此不再与士人同列了。

【臣】等谨按：宋代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类别，马端临一概归入学校门类。宋以后各类学校大多不再全部设立，这里另详于《选举考·方伎门》中。

辽太祖时，在上京设置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官职。太宗时，在南京设置太学。

圣宗统和九年八月，因南京太学生员日益增多，特赐给水磨庄园一处。

道宗清宁六年六月，在中京设置国子监。

　　金海陵王天德三年，才开始设置国子监

后来规定，词赋、经义两科的生员共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凡是宗室以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的亲属，以及诸公臣和三品以上官员的兄弟、

译子孙，年满十五岁以上的可入学；不满十五岁的入小学。

　　世宗大定六年，设置太学

起初养士一百六十人，后来定制五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一百五十人，曾获得州府荐举及终场应举之人二百五十人，共通计四百人。凡试补太学生，由礼部主持。曾获得州府荐举及终场应举之人，都免试。凡是经书：《易经》用王弼、韩康伯的注本；《尚书》用孔安国的注本；《诗经》用毛苌的注本，郑玄的笺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的注本；《礼记》用孔颖达的疏本；《周礼》用郑玄的注本，贾公彦的疏本；《论语》用何晏的注本，邢昺的疏本；《孟子》用赵岐的注本，孙奭的疏本；《孝经》用唐明皇的注本；《史记》用裴骃的注本；《前汉书》用颜师古的注本；《后汉书》用李贤的注本；《三国志》用裴松之的注本，以及唐太宗（主持修撰）的《晋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魏收的《后魏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魏征的《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太和七年十一月新定的学令，删去了薛居正的《五代史》，只用欧阳修所撰的一部）；《老子》用唐明皇的注疏；《荀子》用杨倞的注本；《扬子（法言）》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的注本；都由国子监刊印，授给各学校。凡学生每次考课，三天作策论一道，再过三天作赋及诗各一篇。每三个月一次私试，在季月月初先考赋，隔一天再考策论。中选的前五名申报礼部。遇到旬休、节令假日，都放假。生病则准假，父母探亲远行则给假期。触犯学规的处罚，不听教导的黜退。遭逢丧事（父母之丧）满百日之后，请求入学的，不得参与释奠典礼。凡国子学生三年之内不能贡入朝廷的，如果想到各机构承应差事的，由学官考核其能力，粗通大小经各一部的，允许。

　　十三年，设置女真国子学

从大定四年起，因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尚书》，颁行各路，选择明安、谋克内的良家子弟担任学生，达到三千人。九年，选取其中尤为俊秀的一百人到京师，由编修官温特赫吉逹教导他们。到此时，才设立国子学，规定策论生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凡录取国子学生的制度，都与词赋、经义生相同。又规定，每谋克选取二人。如是宗室子弟，每二十户之内如无愿意求学的，就选取有财力人家的子弟，年龄在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充任。凡考课，三天作策论一道，季月举行私试，与汉生的制度相同。

【臣】等谨按《金史·完颜宗宪传》记载，太宗时颁行女真字书，完颜宗宪十六岁时，被选入学，可见金朝设立女真学，由来已久，到世宗时才又加以推广各路。

大定二十九年（当时章宗已经即位），有进言者请求兴办学校，推行三舍法，皇帝下诏交尚书省集会商议。

户部尚书邓俨等人认为，三舍之法起于宋朝熙宁年间，王安石废除诗赋科，专门崇尚经学，太学生最初补入外舍，没有定额，从外舍升入内舍，限额二百人，从内舍升入上舍，限额一百人，各自研习一经，每月考试，有的特许免解，有的保举授官。这种方法虽然实行了，但多有依仗权势的人钻营奔走的弊病，所以苏轼有「三舍既兴，货赂公行」的说法。因此元祐年间将其废除，后来虽又恢复，但宣和三年最终废止。臣等以为立法贵在能够长久实行，那三舍之法，委托给学官选拔考试，开启侥幸取巧之门，不能作为法度。这个建议于是搁置未行。

章宗明昌二年四月，增加太学博士、助教的员额。

承安四年二月，下诏在京城南面建造太学。

总共建屋七十五区，西厢放置古今文献典籍，秘书省新赐的书籍，东厢放置三代的鼎鬲、俎豆、

译敦、盘、尊、罍等器物，以及春秋释奠所需用的祭器。

泰和元年九月，重新规定供养学生的资助方法。

生员发给民户所佃种的官田每人六十亩，每年支给粟米三十石。国子生每人一百零八亩，每年按照收成拨给，由官府掌管其数目。后来遇到灾年歉收，就不能按时发放。宣宗兴定二年三月，皇帝在殿试进士时，怪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对左丞高汝砺说：「供养学生的粮食，年成稍微丰收就应以本色（实物）发放，不然的话这一科考试将要废止了。」

元太宗六年，设立国子学，设总教及提举官，命令侍从大臣的子弟入学受业。

　　世祖至元六年七月，设立国子学

第二年，命令侍臣子弟十一人入学，以年长者四人跟从许衡学习，童子七人跟从王恂学习。又命令生员八十人入学，作为定制。至元八年三月，增设国子学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拔随朝百官、近侍、蒙古人的子孙以及俊秀之人充任生员。九月，选取皇族子弟托克托、穆尔等十人在国学肄业。至元十年九月，太保刘秉忠等人请求增设生员名额，皇帝依从了。

国子生博果密等人上疏说：「国家最近已经据有长江、五岭之地，然而兴办学校的政策尚未完全推行，臣私下为此感到惋惜。为今日的计策，如果想要人才众多，通晓熟习汉族的法度，必须像古代那样，普遍设立学校，然后才可以。如果说来不及全面推行，也应姑且在大都创办国学，选择蒙古人子弟，年龄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上，资质优美者一百人，以及百官子弟和一般平民中俊秀之人一百人，让他们的廪食供给各有定制，选拔德行学业都足以为师表的人，充任司业、博士、助教来教育他们，使其教学一定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事理，为他们讲解经义，传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此外再设立几个科目，如小学、律学、书学、算学之类，每一科设置教授，各令按照本业进行教导。小学科则让学生诵读经书，教以应对进退、侍奉长辈的礼节；律学科则专门让学生通晓法律文书；书学科则专门让学生熟习书法字画；算学科则专门让学生熟练筭数。或者一种技艺精通后再改授另一科，或者一天之内轮流更换学习，让国子学官总领此事，经常加以考核查勘，务必要求都能通晓，同时以义理为主，还有余力的人可任其学习写作文章。按日月年岁，根据其资质的优劣，各自责求达到应有的功课，考核其勤惰而分别予以赏罚，勤奋的就升入上舍，懈怠的就降入下舍，等他改正过错后再重新升上去。假日则任其练习射箭，如果不是假日，无故不许出学。数年以后，上舍学生学业有成就的，仍听凭学官保举，蒙古人的可授予何种品级，其他各族人可给予何种出仕途径。那些还未有成就的，则让他们依旧继续学习，等到他可以从政了，然后每年由学官举荐其中贤能之人，让他们按例入仕。其中实在不可教诲的，三年后听任其出学。凡学校政策的沿革、生员的增减，都可以随时上奏，那么学校政策就不会缺失，而天下的人才也都会受到感召而奋发兴起了。然后再陆续设立郡县的学校，力求以此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没有不可以的。」

翰林集贤学士程钜夫上奏说：「臣听说国家治理天下，必定需要人才来任用，而人才的兴盛，全在于国家教育的勤勉；其衰败，也是与此相反的道理。参照历代的情况，都是可以考证的。国家自从中统建元以来，朝廷内外的臣僚也时常听闻有杰出不凡之人，都是从前的老臣宿儒熏陶滋养而形成的。经历的时间已久，这些人相继谢世。臣不知道再过十几年后，人才将会怎样？那些琐碎的现象，而主持国家大计的人却安然不觉得奇怪，把学校看作不急之事，认为诗书是无用之学，却不知道人才的盛衰，正以此为根

译本。臣愚昧，希望陛下明确下诏给有关部门，重视学校教育之事，慎重选择师儒。京师是首善之地，尤其应当兴建国学，选拔当代名流作为全国士人效法的榜样，优厚地给予廪食，隆重地以礼相待，使四方之人观感而有所兴起。在外，名都大邑，教官如有空缺，不能只按常规选取庸碌之人，一定要使朝廷大臣推举可以作为士人表率的人，逐条开列奏闻，让他们有俸禄可以维持生计而不至于匮乏，职位比照亲民官而更加优待，把教化的兴废作为考核政绩优劣的依据。那些学生中有经义通达、德行修美的，特别予以蠲免赋役。依照这些降下诏旨施行，那么国家的教育就会有正确的方法，众多士人也会不知疲倦地受到鼓舞，日后随时选拔随时都能得到人才，不会有临事缺乏人才的叹息，那真是天下的大幸了。」

　　至元八年正月，设立京师蒙古国子学

命令在随朝的蒙古、汉人百官以及集赛台官员中，选取子弟中俊秀的入学，并让好学的人兼学算学，用《通鉴节要》以蒙古语言译写教授他们，等生员学习有了成效，出题测试，观察他们的应答，精通的酌量授予官职。至元十四年，又设立蒙古国子监。到成宗大德十年二月，增加生员廪膳名额为六十人。武宗至大二年，规定伴读名额四十人，以在籍学生中名列前茅、学问优长者补充。仁宗延祐二年，因原设生员一百人，蒙古人五十人，色目人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前来就学的人常常不下二三百人，应当增加他们的廪食，于是减去平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名，允许在现有供给的一百名生员之外，随堂听学的人再酌量增加五十名，蒙古人二十人，汉人三十人。他们的纸张笔墨供给只发给三十人，每年供给两次。顺帝至正十五年六月，中书参知政事实勒们进言，原设立的蒙古国子监专门教育四集赛以及爱满官员的子弟，如今应晓谕他们依照先例入学，让学校严加训导，皇帝依从了。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设置国子监，建立国学。

尚书左丞叶李上奏说：「良好的政治不能只是空谈推行，人才不能仓促培养出来，必须以德义来训导他们，以诗书来陶冶砥砺他们，使他们知晓古代圣贤行事的方略，然后贤良之才才会辈出。」唐虞三代都有培养贵胄子弟的学校，汉唐的贤明君主多次亲临辟雍视察，并非只是为了观赏美好的仪式，于是举荐周砥等十人担任祭酒等官职，凡是庙学的规制都一一条列上奏。皇帝都依从了，于是设置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一百二十人，蒙古人、汉人各半。由官府供给纸张笔墨、饮食，仍隶属于集贤院。当时迁都到北城，又在国都之东另立国子学，确定其制度。博士总管学事，分别教授三个斋舍，生员讲习经义，探究考订音韵训诂，向上严格教导之术，向下考核学习课业。助教管理学事而专门主管一个斋舍，正、录官申明学规，督促课业的学习。凡是读书必须先读《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再读《诗经》《尚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经》。博士、助教亲自传授句读、音韵训诂，正、录、伴读依次序传授学习。讲解时则依照所读书目的次序，正、录、伴读也依此传习。第二天抽签，令各生员复述所学的功课，撰写对属诗章、经义解释、史事评论，

译则博士出题目，生员写好草稿，先呈交给助教，等博士审定之后，才登录附在课业簿上，以备考核校验。二十七年正月，下敕令让从臣的子弟进入国子学。到成宗大德七年十月，增加蒙古国子生一百名额。八年二月，增设国子生二百名额，选取宿卫大臣的子孙来充任。四月，分派教官到上都教授国子生。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选拔卫士的子弟充任国子学生。四年二月，仁宗即位，命中书平章李孟兼领国子监学谕之职，以此来考核诸生的课业，勉励他们进德修业。闰七月，确定国子生的名额为三百人，仍增设陪堂生二十人，凡通晓一部经书的人依次补为伴读，并著为定式。皇庆二年六月，命监察御史检查监察学官，考核他们政绩的优劣。英宗至治元年五月，命世家子弟中已成童的入国学读书。文宗至顺二年六月，监察御史韩元善进言说：「历代的国学都很兴盛，唯独本朝国学生仅有四百名额，又划分了蒙古、色目、汉人各自的名额，请求凡是蒙古、色目、汉人都不限定名额，都能够入学。」朝廷没有批复。

译二十六年八月设置回回国子学

尚书省的大臣上奏说："亦思替非文字，应当加以推广使用。现在翰林院的伊普迪哈鲁鼎精通这种文字之学，请求授予他学士的官职。"凡是公卿大夫以及富人的子弟，都依照汉人入学的制度，每天学习练习。皇帝准许了这个奏请，于是设置了回回学。到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又设置回回国子监，设立监官。因为这种文字便于关防查验，用它来记录防范数目，命令依照旧制专心教授。英宗初年罢除了回回国子监。泰定帝泰定二年闰正月，因为入学的人多，学官和生员共五十多人，已经供给饮食的有二十七人，此外还有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也一并供给廪膳。这个学校设在国都，凡是各衙门设置的译史，都从这个学校选取来充任。

成宗大德十年正月，在文宣王庙西侧营建国子学。从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修建国子监来安置贵族子弟，到这时才在文宣王庙西侧营建。到武宗至大元年五月，御史台的大臣上奏说："成宗朝建立国子监学，至今没有建成，请求完成这项工程。"皇帝下诏准许。仁宗皇庆元年二月，把大都路学所存放的周宣王石鼓迁到国子监。二年六月，建造崇文阁。

程钜夫《国学先圣庙碑记》说："中统二年，任命儒臣许衡为国子祭酒，选拔朝臣的子弟充任弟子员。至元四年，营建都城，划定宫城以东作为庙学的基地。二十四年，完备地设置了监学的宫室。元贞元年，下诏建立先圣庙，很久没有建成。大德三年春天，丞相哈喇哈斯逹尔罕非常担心没有办法表达尊崇圣人的诚意，于是亲自承担这件事，备齐各种材料，聚集众多工匠，责成工部郎中贾驯，从早到晚毫不懈怠。十年秋天，庙宇建成。谋划建立国子学，御史台又为此上奏请求，皇帝下诏准许。至大元年冬天，学校建成。"

吴澄《贾侯修庙学颂序》说：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设立国子学，命令建立孔子庙。等到顺德忠献王哈喇哈孙辅佐成宗，才能够继承先前的志向，完成这件事。而工部郎中贾侯监督这项工程。庙宇在东北纬涂的南面、北东经涂的东面。大殿四面有屋檐，高十七仞，南北长五寻，东西宽十筵有三处。左右两侧的厢房宽度也是这样。厢房连接两庑。两庑从北到南七十步。中门高九仞四尺，进深的一半宽十一步。门东门西的厢房，各宽五十二步。外门左右是斋戒住宿的房间，以间计算，各十五间。神厨神库，正对着大殿左右两翼的南面，以间计算，各七间。从大殿到厢房，从厢房到门外，一直到外门；从里面到厨库，共计四百七十八楹。开始谋划于大德三年春天，完工于大德十年秋天。这时设官教授国子，已经二十年了。寄居在官舍中，名不正当。丞相认为这不符合振兴崇尚文教的实际，于是在庙的西侧营建国学。中间的堂作为监署，前面用来聚会办公，后面用来休息。旁边有东西两个夹室，夹室的东西各有一堂，用来居住博士。东堂的东西两侧，堂的西侧有房间。东室的东西两侧，室的西侧有库房。库房的前面是六馆，东西相对而立，用来居住弟子员。一馆七间房，助教住在中间来管理。馆的南面，东西两侧建有两个塾，连接到门。房屋四周相通共一百间，过了一年建成。

臣等谨按，世祖设立监署建立学校，那时只有官署而没有学舍。大德到至大年间，才在先圣庙西侧设置国子学，中间是监署，旁边是六馆，官员老师和弟子才各自有了居住休息的地方。考察各种记述，那么大德十年所营建的，大概就是至元二十五年所修建之

译地而加以改建的。崇文阁吴澄也有记文，是建在监学的北面，用来收藏经书的。

仁宗延祐二年八月，制定国子生贡试积分法。

起初成宗大德八年十二月，规定国子生，蒙古、色目三年各贡一人。十年闰十月，又规定三年各贡二人。武宗至大四年十二月，设立国子学试贡法，蒙古人授官六品，色目人正七品，汉人从七品。考试蒙古生的方法，应当从宽；色目生稍微加严；汉人生则完全采用科场的制度。到这时又增加生员一百人，陪堂生二十人，采用集贤学士赵孟頫、礼部尚书元明善等人商议的国子学试贡法，重新加以制定。一是升斋等第，六斋东西相对，下面两斋左边叫游艺，右边叫依仁，凡是诵读书籍、讲说、学习小学、对对子的，在这里学习；中间两斋左边叫据德，右边叫志道，讲说四书，学习诗律的，在这里学习；上面两斋左边叫时习，右边叫日新，讲说易经、春秋，学习明经义等应试文章的，在这里学习。每斋人数不等，每季考核他们所学习的经书课业以及是否遵守规矩，依次逐级升迁。二是私试规矩，汉人在日新、时习两斋考核，蒙古、色目人在志道、据德两斋考核，本学推举实际在斋学习满两周年以上、未曾有过犯错的，允许参加考试，限定实际在斋学习满三年以上的，允许参加贡举考试。汉人私试，孟月考经疑一道题，仲月考经义一道题，季月考策问、表、章、诏、诰、内科一道题；蒙古、色目人各考明经一道题，季月考策问一道题，文辞义理都优秀的为上等，算一分；义理优良而文辞一般的为中等，算半分。每年中总计其积分达到八分以上的，升为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限额，其中蒙古、色目人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年终考试贡送人员不必凑足名额，只选取真正有才能的，如果分数相同而名额不够，就以在斋学习的月日先后多少来确定。那些没有达到等级以及达到等级但没有名额补入的，他们当年的积分留到下一年累计。三是黜法，规定参加私试积分考核的生员，如果有不认真学习功课以及各种违反规矩的行为，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已经补为高等生员的，如果有违反规矩的行为，初犯殿试延后一年，再犯除名，都由学正、学录检举。正录知道而不检举的，由本监商议惩罚。在学的生员，年终实际在斋学习不满半年的，一律除名。除了月假之外，其余请假都不算在内。学正、学录年终对在学生员进行全面考核。蒙古、色目人另作商议之外，其余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晓一经以及不肯勤奋学习的，勒令退学，其余责罚都依照旧规矩。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国学议》说：成周国学的制度，大略见于大司乐一职，那些还可以效法的遗留礼制，见于《文王世子》篇。三代以上的情况，详情就无从得知了。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到后汉时更加兴盛。唐朝的制度稍微有所增益，而它的制度更加详细严密，如今还可以考察。宋朝承袭唐朝的旧制，而国学的制度日渐废弛，到绍兴年间，国学更加荒废，虽然名义上有三学，但国学已经不是真正的国子学了。所谓的三舍法，是崇宁、宣和年间的弊病，到秦桧时又加以增添，每月考核季度考试，比唐朝明经科死记硬背的弊病更加严重。唐朝杨绾曾经说：进士只诵读当代的文章而不通晓经史，明经科只是死记硬背，有的人自己投递文书求取功名，这不是虚位以待贤才的本意。宋朝末年的情形，大致都是这样。如今科举已经废除，而国学制度确定下来，深有效法古代教育贵族子弟的用意，倘若能够效法唐

译制，五经各设立博士，让他们专门研习一经，互相辩难问答，来穷尽其中的义理。至于当世的重要事务，那么大略如同宋朝胡瑗在湖州办学的方法，像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情，也应当朝夕讲习，才足以体现经世济民的实效。以前朱熹议论贡举制度，也想用各家经说汇集精粹，像诗经就用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的说法，尚书就用孔氏、苏氏、吴氏、叶氏的说法之类，先前儒者的用心，实在是想在实际行事中体现出来。自从宋朝末年尊崇朱熹的学说以来，讲学讲得口干舌烂，也只停留在四书的注解上，所以凡是刑狱簿书、钱粮户口这些繁琐细密的事务，都被认为是俗吏之事而争相鄙弃，清谈高坐，最终导致亡国而无法挽救。近来江南学校的教学方法，也只限于四书，年幼的学生互相仿效成风，字义背得精熟，没有遗漏遗忘，一旦有人诘问责难，就茫然不能应对，又接近于宋朝末年的情形，更严重的是，明知自己的学问不能贯通，于是就用大话来掩盖。议论礼制只谈诚敬，谈论音乐只谈中和，那些不涉及史学的人，就说凡是汉朝以下都是霸道；那些不擅长词章的人，就说这是玩物丧志。又把以前大臣在行事中体现出来的成就，都归结于节用爱人这一句话，功业的成就，哪里是这样简单就能达到的？殊不知真正通达深刻的人，必定要洞悉天下的利害得失，就像灌溉养护根本一样，最终不能不依靠六经的格言。再者古时候的教育方法，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像射箭、驾车、书法、算术都要掌握，这才叫做学问。不像现在所说的只学四书而已，儒者学识广博却缺乏要领，所以世人常常以此诟病儒者。由国学教化推行到天下，将会看到儒者的作用无穷无尽，儒者又怎么会成为世间的祸患呢？

泰定帝泰定三年六月，把积分法改为贡举法，并且都依照世祖的旧制。贡试的方法，依照监学所拟定的，大体上与以前的方法相同，而防范限制稍微加严密。这个学校设正录各二员，司乐一员，典籍二员，管勾一员，以及侍仪舍人。按照旧例推举积分生员来充任，后来因为积分法已经废除，就在上斋中推举年满三十以上、学识品行能够作为后学榜样的人担任正录；通晓音律、学业优秀丰富的人担任司乐；办事干练通达的人担任典籍、管勾。侍仪舍人，在上中斋推举礼仪熟悉、音吐洪亮流畅、曾经参与春秋释奠、每月朔望祭告，明白赞礼且能胜任的人来充任。

四年九月下诏：国子监仍旧依照原来的制度，每年贡送学业已成的生员六人。岁贡生员起初规定二十人中每年贡送二人。大德七年，规定四十人中，每年贡送六人。至大四年，规定四十人中，每年贡送四人。延祐四年，每年贡送八人。到这时，仍旧贡送六人。到文宗天历二年，定额设置四十名，充任部令史四人，路教授四人。

文宗至顺元年十二月，让国子生积分达到等级的，由省、台、集贤院、奎章阁的官员一同考试，考中的按等第授予官职，没考中的重新入学学习。

顺帝元统二年三月，下诏规定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膳学钱粮、儒人免除赋役等事，都依照历朝的旧制。学校官员选拔有德行学问的人来充任。

苏天爵《乞增广国学生员状》说：成均实在是教化风气的根源，而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应当增加扩大员额，乐于培育贤能之才。从前世祖皇帝平定中原之后，开始创立各项制度，深知治理国家必须依靠贤才，而培养贤才必须以学校为根本。至元七年，最初任命中书左丞许衡为国子祭酒，来教育公卿大

译夫的子弟。那时学生还没有固定的名额，后来政教已经修明，学生逐渐增多。到仁宗皇帝时，增加到四百人。然而近年以来，员额已经满了，以至于贵族子弟没有办法入学，这实在不是祖宗设立学校、广泛培育各种人才的美好用意。大概自古以来国家没有不通过振兴培养英才而能够治理好的。所以汉朝中兴时，围绕在太学门前的学生数以亿万计；唐朝受命之初，在成均学习的有三千人，人才之盛，近古以来未曾有过。想我朝国家，疆域之广大，学校之兴盛，又岂是汉唐所能比拟的？唯独在学生员额方面还是偏少。现在朝廷治理教化焕然一新，重视儒学，至于学校培养人才，尤其应当作为首要的事务。应当由都省上奏，酌情增加生员一百名，其中蒙古、色目人五十名，应当入学的都按照旧制。钱粮所需的花费，一年要支出多少？人才所关系的，实在极为重大。这样做的话，贤能之人就会更加兴盛，风俗教化就会更加隆盛，这对于治国之道实在有所裨益。

至元六年十二月，命令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照科举的先例参加会试。

在此之前，文宗时命令所贡送的生员，每逢大比选拔士人，与天下士人一同在礼部考试，在殿廷参加会试，又增设备榜而加以选拔。到这时，规定名额取十八名，蒙古六名，授从六品出身；色目六名，授正七品出身；汉人、南人共六名，授从七品出身。至正八年四月，中书省上奏批准监学生员，每年取积分达到标准的生员四十人，三年应参加贡试的共一百二十人。除了按例取十八人之外，此后再取副榜二十人，其中蒙古、色目人各四名，前二名充任司钥，后二名充任侍仪舍人；汉人取十二人，前三名充任学正、司乐，接下来四名充任学录、典籍、管勾，最后五名充任舍人，不愿意的听任回到本斋。后来又下诏，国子生会试没考中的，按照终场落第举人的先例授予山长、学正之职。

至正八年四月，规定弟子员出身以及奔丧、省亲等制度。明太祖最初平定金陵，把元朝集庆路儒学作为国子学。

到洪武十四年，改建在鸡鸣山下。第二年，把学改为国子监，设置祭酒、司业以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职，分为六堂来安置各位生员，叫做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学舍旁边用来安置生员住宿，叫做号房。丰厚供给廪食，按季节赏赐布帛、文绮、衣服、头巾靴子。正旦、元宵等各个节日，都赏赐节钱。孝慈皇后在监中积存粮食，设置红仓二十多间，用来供养各位生员的妻子儿女。历事生还没有娶妻的，赐给钱财办理婚事以及女子衣服两套，每月米二石。各位生员在京城，年岁已久而父母还在世的，或者父母已经去世而祖父母、伯叔父母还在世的，都遣送回乡探望，每人赐衣服一套，钞五锭作为路费。教育他们的方法是，每天早上祭酒、司业坐在堂上，属官从监丞以下的首领官直到典簿依次排列站立。各位生员行礼完毕，就质询问答经史，拱手站立听候教诲。只有初一十五放假，其余日子都升堂供给饭食，就是讲书、复讲、背书、写字课等日常事务。所学习的内容除了四书本经之外，还兼学刘向的《说苑》以及律令、书法、算术、御制《大诰》。每月考试经书义各一道题，诏诰、表笺、论判、内科二道题。每天练习写字二百多字，以二王、智永、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各家碑帖为法。每班选一人充任斋长，督促各位生员完成功

译课，衣冠仪态、饮食起居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矩。晚上必须住在监内，有事外出，必须告诉本班教官，让斋长率领他去禀告祭酒。监丞设置集愆簿，有不遵守规矩的就记录下来，再三犯错的就杖责，四次犯错的就发配安置。学堂、宿舍、饮食、洗浴都有禁令规矩。省亲、成婚、回籍，按照路程远近规定不同的期限，违反期限的就贬谪选任到边远地方担任典史，有的罚充为吏。六堂的各位生员有积分的方法，司业二员分为左右，各自提调三堂。凡是通晓四书但不通晓经典的，住在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一年半以上，文理通畅的升到修道、诚心堂，再过一年半经史都通晓、文理都优秀的才升到率性堂。升到率性堂才开始积分，方法是孟月考本经义一道题，仲月考论一道题，诏诰、表笺、内科一道题，季月考本经史策一道题，判语二条。每次考试文理都优秀的给一分，义理优良而文辞欠佳的给半分，有错误的不给分。一年内积够八分的为合格，给予出身，不够的仍旧留在堂内学习。如果有才学特别优异的，上奏请皇帝裁决。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说：明朝的制度，祭酒掌管国学，举人、贡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夷生以及功勋大臣子弟的教育训导事务，司业作为他的副手，修明古代的乐正、成均的政令，培养成就明体达用的学问，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作为根本，以六经诸史作为学业，用升堂积分合格叙用的方法，鼓励勉励不服从的就责打，不改悔的就迁移贬谪，用廪食供给师生，用劳役供给厨房膳食，用赏赐来表示恩惠，用假期来顺应人情，用拨派实习来历练吏事，用考核选拔来淘汰冗滥之人。每年春秋两季上丁日，祭祀先师，就总管这个礼仪，皇帝拜谒先师、驾临太学时，祭酒、司业手持经书进讲，有讲章。他的属官有监丞，坐在绳愆厅，参与管理监中事务。各位师生如果懈怠教学、不遵守教导以及膳食供给不清洁的，一并纠察惩处，记录下来并且明确申明约束。博士坐在博士厅，分经训导教授，助教、学正、学录坐在正义、崇志、广业、修道、诚心、率性六堂，专门负责教诲，严格督促课业，讲说经义，使之纳入规矩。典簿掌管出纳文书，接收支付金钱，作为师生的膳食费用，按季度上报各位生员的课业仿书，以便听候翰林院的检查。年终上奏，典籍掌管经史子集以及制书，掌馔掌管饮食。于是礼部、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经局以及国子监的官员相互流通调动，升迁补官也依据这个。

洪武元年，命令品官子弟以及百姓中优秀通晓文义的人，一并充任国子学生。

当时选拔周琦、王璞等十几人侍奉太子读书，在宫中入对谨身殿，姿态容貌明秀，应对详细文雅，皇帝很高兴，因此丰厚地赏赐他们。又挑选年少的举人赵惟一等以及贡生董傪等入学读书，取其中特别聪明敏捷的李扩等人进入文华殿、武英殿讲说经书，称他们为小秀才。那些才学优秀丰富、聪明卓越的，让他们广泛阅读各种书籍，讲明道德经济的学问，以期将来大用，称他们为老秀才。三年命令国子生参加京城的乡试，此后进入国学的人统称为监生。举人叫做举监，生员叫做贡监，品官子弟叫做荫监（详见选举考任子门），捐纳钱财入学的叫做例监（详见选举考赀选门）。贡监之内又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荫监之内又分为官生、恩生。

三年，高丽派遣该国的金涛等四人前来学习。

第二年，金涛考中进士，回国。从此日本、琉球、暹罗各国都有官

译生进入监中读书，朝廷总是加以丰厚的赏赐，并且供给他们的随从。云南、四川等地的土官也时常派遣子弟或民间学生入监的很多，赏赐与日本等国相同。监学前面另外建造房屋一百间来安置他们。永乐、宣德年间，各国前来学习的人先后络绎不绝。一直到正德、嘉靖年间，琉球的学生还有前来的。

蒋一葵《长安客话》说：国朝初年，高丽派遣金涛等人进入太学，此后各国以及土官也都派遣子弟入监，监学前面另外建造房屋居住，名叫王子书房。如今太学前面有交阯的号舍，是成祖设立北监以来，用来安置交阯官生的地方。

五月，下诏国子生以及郡县学生员都要学习射箭。

皇帝认为先王的射礼已经废弃很久，射箭之事专门由武夫来练习，而文士大多不了解，于是命令礼部考定射礼的仪式，颁布给官府学校，遇到初一十五就在公廨或者空地上练习。二十五年八月，命令国子监开辟射圃，赐给各位生员弓箭。

五年命令功臣子弟入国子学

洪武初年，命令功臣子弟跟从东宫、亲王讲读，又命令公侯伯世子中年幼的到大本堂读书。到这时，命令他们都进入国子学学习。随即命令韩国公李善长等人考核确定教官生员的高低，分别排列班次。十四年正月，又重申命令公侯子弟进入国学。十六年，命令曹国公李文忠掌管监中事务来管理他们。景泰、天顺年间，公主以及郡主的子孙有时也有上奏请求入监的。宪宗成化十年，命令公侯伯驸马初次承袭爵位的人送监读书学习礼仪，祭酒依照学规教导他们，不遵守规矩的就上奏禀报。世宗嘉靖元年，依从礼部的请求，命令公侯伯没有担任过职事、年龄三十岁以下的人送监读书。不久又命令已经任职的人也送监，于是年少的勋戚都争相以入学为荣了。

王琦《寓圃杂记》说：正统十一年，太师英国公张辅以及侯伯二十多人，早朝完毕后，上奏说："臣等都是武夫，不熟悉经典，希望赐给一天假期，到国子监听讲。"皇帝命令在三月三日前往，祭酒李时勉命令各位生员分别讲授《五经》各一章。讲完之后，设置酒宴款待，气氛非常融洽。李时勉命令各位生员唱《鹿鸣》之诗，宾主和睦融洽，直到傍晚才散去，也是太平盛世的美事啊。

命令国子生到各衙门学习吏事

这些叫做历事生，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五十三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称为正历。三个月上报选拔一次，满期后增减不固定。又有各衙门抄写文书的，户部十名，礼部十八名，兵部二十名，刑部十四名，工部八名，都察院十四名，大理寺、通政司各四名，随御史出巡的四十二名，称为杂历。一年期满上报选拔。又有各种事务性工作，清黄一百名，写诰四十名，续黄五十名，清军四十名，天财库十名。起初以三年为期称为长差，后来改为一年上报选拔。承运库十五名，司礼监十六名，尚宝司六名，六科四十名。起初作为短差，后来也定为一年上报选拔。又有随御史刷卷一百七十八名，工部清匠六十名，都是事情办完之日上报选拔。又有礼部写民情条例七十二名，光禄司刷卷四名，修斋八名，参表二十名，报讣二十名，赍俸十二名，锦衣卫四名，兵部查马册三十名，工部大木厂二十名，后府磨算十名，御马监四名，天财库四名，正阳门四名，崇文、宣武、朝阳、东直各三名，阜城、安定、德胜、西直各二名，以半年期满回监。惠帝建文年间制定考核法，分上中下三等。上等选拔任用，中下等再历练一年重新考核

译。上等者依照上等任用，中等者不拘品级依照才能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

八年设置中都国子学

到二十六年，废除，把它的师生并入京师国子监。

十五年五月向国子监颁布学规

十六年二月，命令天下学校每年向京师贡送士人。

在此之前，每年天下的按察司选拔生员中年满二十岁以上、品行厚重、端庄秀异的人送监学习。到这时，因为谏官闗贤上奏，设立了固定的制度：府州县学每年各贡送生员一人。翰林院考试经书义各一道题，判语一条。考中的，一等进入国子监，二等送往中都，没考中的遣返回去，主管的教官罚停发廪禄。二十一年，规定府州县学以一二三年为区别。二十五年，规定府学每年二人，州学两年三人，县学每年一人。成祖永乐八年，规定州县户口不满五百户的，州每年一人，县隔年一人。十九年，命令岁贡照洪武二十一年的先例。宣宗宣德七年，又照洪武二十五年的先例。英宗正统六年，重新规定府学每年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隔年一人。弘治、嘉靖年间，仍旧规定府学每年二人，州学两年三人，县学每年一人，于是成为永久的制度。至于孔、颜、孟三氏的后裔以及京学、卫学、都司、土官、川云贵各偏远省份按年份充贡的方法，也间或有所增减。至于恩贡，是国家有庆典或者登极诏书时，用应当贡送的人来充任。其次就是岁贡，纳贡比照例监稍微优待一些，其实也大致相仿。

二十六年十月，提拔监生六十四人担任布政使等官职。在此之前，天下刚刚平定，因为北方遭受战乱之后的人，很少懂得学问，曾经派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别到各郡教学。不久又推广到其他省份，选择年壮能文的人担任教谕等官职。到这时，就全部提拔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担任各行省布政、按察两使以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李扩等人从文华殿、武英殿提拔为御史，李扩不久改任给事中，兼任齐相府录事。大概台谏官员的选拔，也出自太学。其中按常规调任的，则担任府州县六品以下的官职。当时虽然又恢复实行科举，但是监生与推荐举荐的人才参杂任用的居多，所以那时分布在朝廷内外的官员，太学生最为兴盛。成祖永乐五年，选拔监生三十八人，在翰林院学习四夷译书。九年，钟英等五人考中进士，都改任庶吉士。此后译书中考中的很多，都改任庶吉士成为惯例，其余的往往提拔为给事中、御史。仁宗初年，中军都督府上奏监生七人，处理事务勤勉谨慎，请求注册选拔授官，皇帝不允许，仍旧命令他们入学，通过科举来进身。其他历事生大多不愿意回监，于是通政司引荐上奏六科办事的监生二十人，期满按例应当回监，但仍愿意就六科办事，皇帝又召见这二十人晓谕命令他们继续进学。大概那时六科给事中多有空缺，各位生员希望得到这个职位，皇帝察知他们的用意，所以没有授官。宣宗因为教官多有空缺，选用监生三百八十人，而程富等人因为都御史顾佐的举荐，让他们到各道历练政务三个月，然后选择任用，这就是所谓的试御史。后来进士地位日益尊贵，荐举逐渐废弛，举贡的地位日益轻贱。等到开创了纳粟的先例，流品渐渐混杂，而且平民也能够援引生员的先例来进入监中，称为民生，也称为俊秀，于是监生的地位更加低贱了。于是同样处在太学之中，举贡能够担任府佐贰以及州县正官，官生、恩生能够选任部院府卫司寺的小京职，还算是正途；而援例入监的监生只能够选任州县佐贰以及府的首领官，那些被授予京职的就是光禄寺、上林苑之类的属官，那些愿意到偏远地方任职的，就用云贵、广西各边远省份的军卫有司首领官以及卫学、王府教授的空缺来任用，终身成为异途了。

王圻《续通考》说：国朝初年太学生都是从郡邑贡送来的，选拔乡学中的优秀人才来充任。此

译后才有各省乡试的举人，那时进士科还没有兴盛，内而台谏官员，外而藩臬官员，大多是授予太学生中成才的人。自从科举制度受到重视以后，太学生中成才的人与天下的贤能之士都被搜罗殆尽，于是朝廷内外重要的职位都归于进士，而举贡所称的监生，即使有遗漏的贤才、铨选考核中名列高等的，也不过授予省府幕僚、郡佐、州正之类的官职，而台谏、藩臬的官职则必须等到他们历任官职有政绩声誉之后才能得到，然而这样的情况也是千百人中才有一个。张居正当政的时候，曾经极力主张进士、举人、贡生三条途径并用的建议，仅仅实行了一次就不能继续，难道太学中的英才竟然能够全部被进士科录取吗？

臣等谨按王圻记载：洪武二年，选拔国子生巡行各郡，尽职的人事情办完，就提拔担任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以及知府等官职。五年四月，让国子生王铎代理监察御史。六年，废除科举，举荐贤才，命令国子生与被举荐的人一并任用，授予主事、给事中、御史等官职。八年，让文华殿、武英殿讲书的李扩、郎敏等人担任监察御史。九年，任命黄义为参政。二十年，任命李庆为右佥都御史。二十四年，让方文等六百三十九人代理御史职事，稽查审核天下各衙门的案卷文书（《大政记》记载是二十五年九月分派监生到各布政司考核各衙门的案卷）。二十五年，让师逵、墨麟、夏原吉等人担任御史、主事，都是国子生。这些事情都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前发生，只有直接提拔为布政使、按察使两使的，是从刘政等人开始的。

成祖永乐元年二月，设立北京国子监。

在城东北角，就是元朝国学的遗址。明初作为北平府学，到这时改为国子监。十八年迁都之后，就把京师的国子监作为南京国子监，于是太学生就有了南北之分。

二年六月，命令挑选会试落第的举人进入监中学习，以等待下一科考试，仍旧供给他们教谕的俸禄。

那时会试设有副榜，大抵是安排担任教官，所以命令进入监中的人也享受这个俸禄待遇。到宣宗宣德八年，命令礼部尚书胡濙与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选拔副榜举人龙文等二十四人送监进学。翰林院三个月考核一次他们的文章，与庶吉士相同，颇加优待。后来不再另外考试，选取副榜中年龄二十五岁以上的人授予教职，年龄不够的有的依亲居住，有的进入监中读书。不久之后不再拘泥年龄，依亲入监的人都听任其便。又有因守丧、成婚、送葬的，都仿照依亲的先例办理，等到期满恢复原来的班次。英宗正统年间，天下教官多有空缺，而举人嫌弃这个职位卑微清冷，大多不愿意就任。十三年，御史……

译万节请求朝廷敕令礼部多录取副榜举人去担任教职。礼部大臣认为，举人中愿意依靠亲属而入国子监的占十分之七，愿意去做教职的占十分之三，只应当各随其愿，便驳回了这个请求，没有施行。到宪宗成化十三年，御史胡璘进言：天下的教官大多是岁贡出身，他们的言行文章不足以做人的师表，请求多录取举人来选用，罢除岁贡生员不再选用。礼部商议后，岁贡仍照旧例，而举人担任教官仍准许参加考试选拔。此后就任教职的举人逐渐增多。世宗嘉靖年间，南北两京的国子监都空虚无人，朝廷商议把落第的举人全部发往国子监，并且立下期限来催促他们。然而最终还是不能如期到齐。南京国子监祭酒潘晟于是请求设立重罚来催促他们必定赴任，但那些不愿入监的人终究不能强迫。

译英宗正统六年五月，设立南北两京武学。

洪武年间设置大宁等卫的儒学，用来教育武官子弟。二十年七月，礼部请求依照前代旧例，设立武学，采用武举制度。皇帝说：「这是把文武分成两条路，使天下轻视全才啊。三代以上，读书人学问文武兼备，所以用起来，没有不合适的。哪里说文武分成不同科目，各自求专门学习呢？就说太公望像鹰隼奋飞般辅佐而被授予丹书，仲山甫施行政事而效法古训，召虎经营征伐却陈说文德，这哪里比得上后世武学专门讲究韬略、不研习经典训示、拘泥于一门技艺之偏陋呢？如今又想遵循旧制采用武举、设立武学，实在没有意义。」惠帝建文元年二月，才开始设置京卫武学，设教授一人，启忠等斋各设训导二人。成祖即位后废除，到此时成国公李勇奏请挑选骁勇的都指挥等官五十一员，熟练骑射的防官一百员，于是命令两京一并建立武学来训诲他们。其正堂名为明伦堂，六斋名为居仁、由义、崇礼、宏智、惇信、劝忠，各设教授训导一员。其教读的书籍，是《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选一本，《五经》《七书》《百将传》中选一本，就在所读的书中取一节讲解大义，使他们通晓。都指挥等年长的官员，每五天听讲一次。不久又命令都司卫所应当承袭职位的子弟中年满十岁以上的，由提学官选送到武学读书，没有武学的送到卫学，或附入儒学。宪宗成化年间，敕令主管部门每年年终考试入学的武生，学习十年以上而学业无可取者，追回廪禄还给官府，送到军营操练。○弘治年间，听从兵部尚书马文升的建议，刊刻《五经》《七书》分发给两京武学及应袭子弟。世宗嘉靖年间，把京城东边的武学迁到皇城西隅的废寺，使大小武官子弟以及新承袭勋爵者在其中修习学业，用文武重臣来教习。神宗万历年间，兵部说武库司专门设有主事一员管理武学，近来被裁撤，请求恢复专设教官升堂讲学，都指挥执弟子礼，请求遵照旧典先例立为定式。皇帝下诏都按所议执行。

宪宗成化五年，重新制定国子生拨历的办法。

凡监生拨历，最初以入监的年月先后为序。遇父母丧、省亲祭祖等事有在家滞留七八年的，等到入监时也照样能获得拨历。祭酒陈敬宗、李时勉先后上奏请求，一律以在监坐堂的年月长短为准。后来又把留在京城供养、依亲就学在家的年月也算作坐堂的年数。至于患病及其他事故耽搁的，才按空缺论处。到这时，诸生互相争论年月的资历次序，各自援引条例。祭酒陈鉴把两方的说法都上报，请求敕令礼部酌情制定统一规定。被礼科驳回，陈鉴又上奏争辩，于是下发部里复议，请求逐一精细核查，仍旧根据路程远近、水路行程的日月来作为标准。然而公文往来，纷乱繁杂，上下伸缩不一，弊端很多，最终也不能统一。邱濬《大学衍义补》说：「按太学的教育，是用来聚集天下贤才，使他们讲习经史，切磋琢磨，以成就他们的才能学业，供天下国家所用，并不是斤斤计较年月、比较高下来作为做官晋升的途径。三代的制度，每年招收新生入学，隔年考核，一定要到七年才算小成，九年才算大成，然后才任用他们。每月考试每季考核，程颐尚且认为这是教人争胜。何况现今士子还在学校之中，就已经匆忙订立了升进的办法，比起私自考试排定等第，这更是争胜得厉害了。这难道是三代阐明伦理的教育、古人大学的教法吗？」太祖洪武初年制定积分法，后来改制为按监生计算年月先后拨出到六部各司历练政事，三个月后主管部

译门考核他们的勤谨与否，上奏送交吏部附列候选，依次录用。当他们在学校时，每月讲书背书都有固定日期，每季考试一次，只是排定高下作为激励劝勉的手段，与出身任用没有关联。又轮流派遣到内外各司，让他们熟习政事，半年后回到学校，白天在各司办事，晚上回到斋舍住宿，用岁月来优待督促他们，用义理来琢磨他们，用规矩法度来约束他们，在学校供给廪食，让他们研习经史，历练各司则让他们熟习政事法令。遇上科举大比，允许他们参加考试，这样的教育办法可以说是本末兼顾了。近年以来，因为边防事务的缘故，建议的人想要保留一些人留在京城以备急用，才开始有依亲的先例，教育之法逐渐改变了祖宗的旧制。如今边疆无事，储备日渐充实，请敕令主管部门申明旧法，以恢复祖宗养士的制度。

孝宗弘治八年五月，增加岁贡人数，国学重新申明确定各司历事的日期期限。

当初的制度，监生由广业堂升到率性堂后才能凭积分获得出身，英宗天顺以前，在监学习十余年然后才拨往各司历练，历事三个月，仍留任一年，再送吏部铨选。其中兵部清理黄册以及随御史出巡的，则以三年为期。后来因监生积压滞留的人多，屡次缩减拨历的年月以疏通壅滞。每年挑选优秀的，就给予拨历，有的还不满一年。到这时在监的监生人数少，而吏部等候铨选的却多达一万余人，有十余年得不到官职的。祭酒林瀚认为坐班的人少，不够拨历分配，请求增开科贡。礼部尚书倪岳复奏说：「科举已有定额，不能再增加，只请求增加岁贡的人数，并规定各司历事必须任满日月之后才能更替，这样使诸生坐监的时间稍长，候选的人也不会壅滞。」到世宗嘉靖十年，在监的监生不到四百人，而各司历事的岁额却以千计。礼部尚书李时援引倪岳先前的建议说：「倪岳的两条权宜之法，一是增加岁贡的名额以充实坐班的生徒，一是议定历事年限以延长坐班的岁月。」于是府州县学按一年二贡、二年三贡、一年一贡的差等定额，实行了四年才停止。其中各司历事三个月考核勤惰之后，仍要历练一年，其余誊写文本一年，清理黄册、誊写诰命、清理军籍、清理匠籍三年，以至出巡等项目都照旧例。眼下国学缺人，比弘治年间更加严重，请求把前面这些事例斟酌举行，都听从了这个建议，唯独没有增加贡额。不久又因祭酒许诰、提学御史胡时善的请求，下诏按倪岳当年的建议增加贡额。

十七年四月，南京祭酒章懋请求实行选贡法，得到批准。

当初岁贡一定要考察学行端正、文理优长的人来充任，后来只挑选食廪年深的人。章懋说：洪武、永乐年间，国子生以数千计，如今在监的科贡生共只有六百余人。岁贡按次序递升，其中衰老迟滞、不能振作的十有八九。举人坐监的，又常常很多，历练拨历跟不上，无法满足教养的需求。近年来有增加贡额之举，但所选拔的仍是按次序而来的人，受资格所拘束，英才大多被滞留。请求在正常岁贡之外，让提学官实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生和增广生，一并考选，务必挑选学行兼优、年富力强、屡次考试成绩优等的人来充任贡生。通计天下之广，大约选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举行一次，那么人才就可以逐渐赶上从前了。于是下部议定施行。从此选贡多有英才入监，考试常常名列上等，拨历各司，也很有办事能力；而岁贡则日渐衰老，其势力一天天削弱。这些人只愿意去当教官而不愿意入监。世宗嘉靖二十七年，祭酒程文德请求把经廷试的岁贡生

译，只留下即将获选的留在部里，其余的全部让他们入监，得到批准。岁贡诸生联名上疏说，家贫父母年老，不愿意入监。礼部又请求依从他们的意愿。神宗万历年间，工科给事中郭如心说，选贡不是祖宗旧制，它起初是想弥补岁贡人数的不足，后来反而妨碍了岁贡的途径，请求停止选贡，得到批准。到庄烈帝时，因监生逐渐减少，又命令各省学臣开设选贡以充实国学，誊录分房，完全按照科场的规矩办理，只是把七篇文章减为五篇，三场减为二场，名额是每州县各一人。于是士人纷纷奔走竞逐，士风浮躁喧嚣，实行了一次就停止了。

顾炎武《日知录》说：「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对大学士杨士奇等说：『朝廷所看重的，是使百姓安定；而百姓得不到福祉，是由于地方长官用人不当。地方长官用人不当，是由于学校教育失当。所以岁贡生中愚昧不肖的，十有七八。古时之事不通晓，道理不明白，怎么可以担当安民的重任呢？当今贡举施行，不过四十年，而其弊病已经如此严重。可是主持局面的大臣，还托辞说是祖宗旧制，一直不肯改变吗？』」

武宗正德十四年，制定宗学教习的制度。

凡世子、长子、众子、将军、中尉，年纪未满二十岁的，在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员中，挑选学问品行优长的人担任老师，各按其资质，严格制定课程，依法教诲，不得敷衍应付。巡抚巡按提学等官考察他们贤德与否、勤惰情况后上报。神宗万历十年，规定宗室子弟年满十岁以上的都要入宗学。如果宗室子弟众多，就分设几位老师，从宗室中推举一人担任宗正，主持这件事务。不久又增设宗副二人，让学生诵习《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书，而四书五经、史鉴、性理之书也一并诵读。等年满十五岁，允许照例请求封爵，先给禄米三分之一，仍需继续学习五年，考核确有进步，亲王方可代为奏请出学，支领全部俸禄。其中有放纵不遵守礼法的，学师应向各该亲郡王禀报，情节轻的就直接训诫责罚，情节重的就上奏降级革职。每年由提学官考试，衣冠礼制与生员相同。后来又下令一律参加科举。此后宗学人数逐渐增多，颇有考中两榜进士、从翰林院起家的人。

愍帝崇祯二年，因司业倪嘉善的建议，恢复实行积分法。

到崇祯八年，祭酒倪元璐请求把贡选作为正流，把援纳（捐纳入监）作为闰流。贡选不限拨历的日期，以积分满额为标准；援纳则依照原定的拨历时间为标准。而历事不分正途杂途，只以考定的等第作为历期长短的依据。让各司教他们处理政事，不要让他们做其他杂事差遣。任期满后考核他们的勤惰，上报吏部。不称职的送回国子监继续教习，此议得到批准。十五年十二月，吏部尚书郑三俊因国子监咨送积分监生过于滥竽，上疏说：国初积分的制度，凡生员必须升到率性堂，才允许积分。一年之内积满八分的算及格，才能给予出身。这中间经年累月地磨练培养，是用来考察他们的才能，同时也考察他们的品行。如今的积分虽然也经国子监按月考试，但也不过是挑选文理尚可的咨送部里候考，与升到率性堂积满八分的原制度相比，实在不能相符。臣所在部门仰体皇上培养人才的一片盛心，所以再加以考试，把成绩上等的酌情录用为通判，次一等的授为州同。今后如果治绩品行出众，不妨给予一体优异对待。就目前而言，不能说他们没有出身了。查国子监咨送的积分监生，除南监徐孚远等十名现在等候考试，其北监于十四年十二月咨送十二名，十五年七月咨送十名，闰十一月又咨送三十六名。以往惯例每年咨送不过一次，每次不过几名。如今却一年之中咨送三四次，一次送至数十名，实在太滥了。

译考核他们的文才不见得都优秀，况且既说是积分，又都希望获得正式选官的资格，妄想得到清贵显要的职位，这尤其不可以轻易依从。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臣】等谨按：国子监的教政，没有比明初更完备的了。当时的诸生是从公卿子弟中选取，从郡国的优秀人才中拔擢，广泛建造号舍供他们居住，厚给衣食供养他们。在校学习十余年，才拨历出身，往往能做到显赫的官职。而其中最受重视的，尤其在于祭酒这一职位，特意选用大学士、尚书、侍郎来担任。到了中叶时期，名儒辈出，如李时勉、陈敬宗、章懋、罗钦顺、蔡清、崔铣、吕柟，分别在南北两监教学，白天则师生同堂聚会用餐，夜晚则灯火通宵达旦，如同家塾教育自己的子弟一般。所以成材的士人大多出自其中，出仕之后，知晓礼义，注重体统操守，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做事都有根本依据。到万历以后，虽然屡次勤于整顿振作，但是只求制度上的规定而不求得人，就像博古通今、正直有义的倪元璐，讲席还没坐热，就被排斥离去，那么当日所谓的振饬，也不过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八

学校考

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录后

宋宁宗嘉定十七年正月，下诏补授先圣孔子的后裔元用为通直郎，并同时录用程颐的后人。

到九月，理宗即位，下诏以先圣的四十九代孙孔行可为迪功郎，授职判司簿尉。宝庆元年，收复平定山东，任命元用暂时承袭衍圣公，兼仙源县令。二年，改任济州通判，兼京东西路安抚使，主管机宜文字。绍定三年十二月，下诏录用先圣四十九代孙孔璨补官。宝祐四年五月，赐先圣五十代孙孔元龙为迪功郎，授予初品官职。

理宗宝庆二年六月，任命孔子五十二代孙孔万春袭封衍圣公。

后来孔万春去世，其子孔洙袭封。宋朝灭亡，孔洙让出爵位，衍圣公的封号从此被废止。

淳祐元年正月，在孔子庙举行释奠礼。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罢黜王安石从祀之位。

在此之前，端平二年正月，曾下诏商议让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把子思的位次提升到十哲之列，但都没有真正施行。到这时，下诏说：「朕认为孔子的学说，自孟轲以后，没有得到传承，到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才真正体察实践，深入探究圣人的境域，使千年断绝的学问，重新有了归依。中兴以来，又有朱熹精深思考明辨是非，使道理内外浑然融通，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诸书的本末道理彻底明晰，孔子的学说因此更加彰明于世间。朕每次阅读这五位大臣的论著，都受到很多启发滋润，命令学官把他们列入从祀之位，以表示崇尚奖掖之意。王安石曾说‘天命不值得畏惧，祖宗制度不值得效法，别人的议论不值得顾虑’，这是万世的罪人，怎么适合从祀孔子庙庭呢？罢黜他。」并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

【臣】等谨按：封爵唯独没有涉及朱子，是因为朱子在宝庆三年正月已被追赠为信国公，到绍定二年又改封徽国公的缘故。

景定二年正月，命皇太子到太学拜谒孔子。

诏谕说：「太子入国学序齿受教，是太子分内之事。这种礼制荒废已久了。至于设奠、行释菜礼这些事，我朝还不曾废弃。然而尊崇师道敬重学问，又不可拘泥于旧制，可以让太子前去拜谒。」太子拜谒孔子后回来，就请求把已故秘阁修撰张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