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

译象马、牛羊房所需的草料，都是按民间田粮征收缴纳。缴纳给官军的草料也是如此。

洪武二十五年，因为百姓供给艰难，命令北平卫所的官军不再发给草料，令其自行采集野草备用。成祖永乐九年，于是有了征收秋青草的成例。宣宗以后，通令朝廷内外的军卫和地方官府酌量分派军队自行采集，与民间纳草并行的办法也不统一。其中黄豆黑豆，就在税粮中折算征收。

【臣】等谨按：马草是明代的正税，与夏税、秋粮一并征收。《明史》没有详细记载其制度，查考《防典》，弘治以后才有征收的数目，只涉及南直隶十三府四州、北直隶八府二州，以及浙江、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至于其发放的成例，最早见于永乐年间，大致马一匹每日发草一束，一束重十五斤，豆则三四升不等。此后有折价发放的，或折钞，或折布，或折银，有按月限量折算发放的，有的一年发一半，有的发大半，有的发小半。因为夏秋时节草料丰盛而价格便宜，可以放牧樵采获取，冬春则完全依赖储备的干草，常常不足，所以根据当时价格的贵贱、征用的难易来制定办法。只是常年命令京城附近的坊场，每年积存一百五十万束的储备，以备使用【隆庆三年制定】。这就是发放折算方式不同的原因，而秋草与谷草又必须兼收互相接济。此外还有纳草赎罪的成例、纳草换取盐引的成例、招募商人纳草豆的成例、商贩纳草入关的成例。这些虽然不是正税，但可以用来弥补正税所不及之处，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的。

洪武元年正月，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核实浙西的田亩，确定赋税。

八月，下诏说凡赋税输送路途遥远的，由官府负责转运；遇到灾荒的，要如实上报。

三年三月，命令按人口授田。

郑州知州苏琦上奏说："自辛卯年河南兵乱兴起以来，天下骚动不安，加上元朝政治衰败，将帅横行凌虐百姓，十年之间，耕地桑田都变成了荒草丛生之地。如果不设法招徕百姓耕种，来充实中原，恐怕日子一久，国家用度就会枯竭。为今之计，不如除了让归来复业的百姓垦种田地外，其余荒芜的土地，应当责成地方长官，招徕引诱流亡迁徙、尚未入籍的百姓，由官府发给耕牛种子，按时播种，除了官府自种的部分外，与百姓分成收取粮食。地方长官中招徕百姓有成效、户口增加、开垦田地有成绩的，由巡历御史加以举荐。如果田地没有增辟、百姓没有增多，就要追究其罪责。"皇帝认为这个意见对，于是命令省臣商议按人口授田的办法，设立司农司，开发治理河南，主管此事。六月，皇帝告谕中书省说："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这五郡，地狭人多，没有田可耕，往往追逐末业而粮食不能自给。临濠是我的故乡，田地大多未曾开垦，土地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应当让这五郡没有田地的百姓前往开垦耕种，就把所种的田作为自己的产业，发给他们粮食、耕牛、种子，免除三年赋税，考核他们的劳力，按田亩数发给，不许兼并土地。又，北方靠近城池的地方大多没有耕种，招募百姓耕种，每人发给十五亩田、二亩菜地，免租三年，有余力的不限田亩数。"从此以后，每年中书省都上奏天下垦田的数目，少的以千亩计算，多的达到二十多万亩，由官府发给耕牛农具的要收其税，额外开垦的荒地永远不再征税。

四年九月，设立粮长制度。

皇帝因为郡县官吏征收赋税时常常侵吞盘剥百姓，于是命令户部让地方官府核算百姓田地，以一万石为标准，田多的作为粮长，督促本乡的赋税征收。每年七月，州县委派官员一同前

译往京师领取勘合以便执行；征粮一万石设正副粮长各一人。到十五年废除，十八年又恢复设置，三十年又更定为每区正副各二名轮流担任。到成祖永乐十九年，命令暂时在南京户部宣布告谕、发给勘合，此后就成为定例。宣宗宣德年间又恢复长期担任，摊派征收横生泛滥，百姓深受其害；有的私自出卖官粮以牟利，被罢免的则要赔偿亏欠的公家赋税，事情败露就有丧命破家的。景帝时废除粮长，不久又恢复；后来由官军兑运粮食，粮长不再运送到京师，但在州里之间却颇滋生弊害。世宗嘉靖年间，谕德顾鼎臣条陈上奏钱粮积弊四事，其一说："催征年办的钱粮，成化以前，由里甲催征粮户上缴，粮长负责收解，州县监收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也不敢掺杂水谷糠秕，兑粮的官军也不敢阻挠多索，公私两便。近来有关官府不再进行比较督催，负责催征的里甲对拖欠粮食的人户只是限期敲打责罚，粮长便下乡追征，遇到豪强的就用大斛加倍收取、多方索取，所到之处鸡犬不宁；遇到弱小的则被势豪欺凌，拖延赖账，免不了要变卖家产来补交欠款，甚至有旧役侵吞拖欠的责成新派的人赔偿，一人拖欠连累亲属，无辜百姓因鞭打关押而死的几乎有几百人。而且从前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两名，近来多到十人以上，其实真正收管粮食的数额少，而摊派、打点、使用的年例数目却多，州县一年之内就能破掉中等人家上百户的家产，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让户部议定条例，转发有关部门审慎编派粮长，务必遵守旧有规矩；如果州县官多派粮长、放纵其下乡，或不委派里甲催办而动辄用酷刑限期催逼粮户的，要治罪；导致人命死伤多的，还要依法追究。"

五年六月，派遣使者丈量四川的田地。

这是因为四川刚刚平定的缘故。

十二月，下诏把农桑成绩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依据。

地方官员任期满赴京述职时，必定要记载农桑方面的政绩，违反的加以降职处罚。

七年四月，福建按察司佥事卢公茂上奏，请求让漳州、泉州二府中田地被溪流、海潮冲毁淹没的，免除其税；新旧开垦的田地，则征收其租。

九年三月，命令天下税粮，可以用银、钞、钱、绢代替缴纳。

户部上奏：银一两、钱一千文、钞十贯，都折合米一石缴纳。小麦则减价十分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子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子五斗。丝绢等各按轻重增减折价。愿意缴纳粮食的也听从其便。皇帝说："折纳正是要方便百姓，务必要降低折价，不要拘泥于时价，这样可以了。"

十三年三月，减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十分之二的重赋。

起初，皇帝确定天下官田、民田的赋税，凡官田每亩征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唯独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皇帝恼怒他们曾为张士诚固守，就没收了那里的豪族及富民田地作为官田，按照原来的私租簿册定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因浙西土地肥沃，把赋税增加了两倍，所以浙西的官田、民田赋税比其他地方重好几倍，每亩税额有达到二三石的，大致苏州、松江最重，嘉兴、湖州次之，杭州又次之。七年五月，命令减轻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极重的田租，凡每亩税额七斗五升的，减去一半。到这时又命令户部裁减其定额，每亩税额从七斗五升到四斗四升的，减十分之二；四斗三升到三斗六升的，一律只征三斗五升；其余更低的仍照旧不变。

【臣】等谨按

译：当时浙西的赋税极重，而浙东的赋税却有极轻的。《实录》记载："洪武元年，有关官府上奏确定处州七县的田赋每亩税一升，皇帝因为刘基的缘故，命令青田县只征收一半【刘基的行状记载：'皇帝说：让伯温家乡的子孙世世代代传为美谈'】。据此，不但青田的赋税极轻，其余六县也仅比民田三分之一。

下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以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田地允许百姓尽力开垦，官府不得起征税粮。

从元年八月起，命令州郡百姓，凡从前因兵乱遗留下来无人耕种的田地，被他人垦种成熟的，听任其成为自己的产业；原主回来的，官府就在附近的荒田中如数拨给。其余荒田也允许百姓开垦成为自己的产业，免除徭役三年。五年五月，下诏令四方流民各自返回原籍田里，其中有丁少田多的，不许照前占据别人的产业；如果有丁多田少的，官府就在附近的荒田中依照丁数拨给。到这时又有了这道诏令，又命令山东、河南开垦荒田的，永远不再起征税粮。

顾炎武《日知录》说："明初承接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大多是无人居住的地方。洪武年间，下诏说凡是能够开垦的，就作为自己的产业，永远不再起征税粮。到正统年间，流民聚居，下诏允许他们落籍。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等上奏说：'山东、河南、北直隶以及顺天府那些没有登记入册的田地，甲方开垦耕种，乙方就告发他不缴纳税粮。如果不起征税粮，争讼的途径终究难以杜绝。今后凡有争讼的，应当依照本部所奏减轻起征的则例，每亩征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征草二束。'这样不仅能永远杜绝争端，还能稍微补充仓廪的积蓄。"皇帝采纳了。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弹劾张凤等人不遵守祖宗制度、不体恤民怨。皇帝没有听从。然而自古以来没有永远不起征税粮的土地。国初只是为了招徕垦荒的百姓，立法上有些过头，反而引起了后来的争端，彼此互相告发揭发，投献给王府、勋戚以及西天佛子的田地，也就难怪田界不清、赋税不均了。

十七年，命令云南用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替秋租缴纳。于是以米麦为本色，其余各种折纳的税粮，称为折色。

二十年十二月，鱼鳞册编成。

皇帝平定天下之后，核实全国的土地。两浙的富民害怕逃避徭役，大多把田产寄挂在别人名下，称为贴脚诡寄。这一年命令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分赴各州县，按照粮额划定区域，每区设立粮长，丈量田地的方圆大小，依次编上字号，详细登记业主姓名及田地的尺寸，编成册籍，形状像鱼鳞一样，称为鱼鳞图册。此前曾下诏天下编造黄册，以户为主，详细记载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数目，作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则以土地为主，凡是原、坂、坟、衍、下湿、肥瘦、盐碱地等区别，都详细记载。鱼鳞册作为经，土地的诉讼以此为凭据；黄册作为纬，赋役的法度由此确定。凡是典当买卖田地，都要详细注明税粮科则，由官府登记备案。

二十一年八月，迁徙泽州、潞州的百姓开垦河南、河北的田地。

户部郎中刘九皋上奏说："古时候允许地狭人多的地方的百姓迁移到地广人少的地方，这是为了不让土地失去利用价值，让百姓有固定的产业。如今河北各地经历战乱后田地荒芜，居民稀少，应当迁徙山东、山西的百姓前往耕种。"皇帝说："山东地广，百姓不必迁移；迁移山西泽州、潞州没有田地的百姓前往耕种，免除他们三年赋役，仍然每户发给钞二十锭，用来置办农具。"到第二年四月，又命令湖州、杭州、温州、台州、苏州、松江各郡没有田地的百姓前往耕种淮

译河以南、滁州和州等地的闲田，同样免除三年赋税，发给钞用来置办农具。

二十六年，核实天下土地，共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多。

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九百石，钱钞三万九千八百锭，绢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钱钞五千七百三十锭，绢五十九匹。

凡是田地都以靠近城郭的为上等地，逐渐远离的为中等地、下等地。当时仍沿用元代的里社制度，河北各州县的土著居民按社划分里甲，迁徙来的百姓按屯划分里甲。社民先前占的田亩较宽，屯民新占的田亩较窄，所以屯地称为小亩，社地称为广亩。到宣宗时，垦荒田永远不起征税粮，以及低洼、盐碱、没有粮产的田地，都核算进入赋税定额，数目比旧额增多。有关官府就用大亩折算小亩，以符合旧有的定额，有的达到几亩折合一亩。贵州的田地没有顷亩的确切记录，都统一向土官征收，而各地的土地日久，与黄册颇有出入不符。

《日知录》说："以靠近城郭的为上等地，远的为中等地、下等地，大概是因为从金元末年以来，城邑荒芜，人口稀少，先耕种的靠近城郭，靠近城郭的是洪武年间登记入册的田地；后来开垦的属于远郊，远郊是后来新登记的科则。所以轻重有所不同。"

又说：地有大小的区分，是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自古以来没有改变过。从国初以来，有奉旨开垦、永远不起征税的，有因为低洼盐碱贫瘠而没有粮产的，一概按数量登记，所以原额登记的地少而实际丈量出来的地反而多。有关官府担心亩数增多，被上级惊疑，又给百姓带来祸害，就用大亩折合小亩，凑合原额的数目。从此向上呈报造册，就用大地来记入黄册；向下征收摊派，就用小亩来求得均平。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合一亩的，逐渐增加到八亩以上折合一亩的。既根据土地的高低肥瘦制定等差，又都合并全县丈量的地亩来对应全县的原额，以摊派全县的粮科，赋役由此产生。这本是后人一时的权宜之计，然而井田不均、赋税不平，已经这样持续三百年了。

二十七年三月，督促百姓栽种桑树、枣树、木棉。

皇帝立国之初，就下令：凡是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麻田每亩征税八两，木棉田每亩四两。栽桑的从第四年起开始征税，不种桑的要缴纳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要缴纳麻布、棉布各一匹。这就是农桑丝绢税的由来。到这时，命令每里一百户种植桑秧二亩，先合力烧地垦荒，然后耕种。反复烧、耕三次之后再种桑秧，长到三尺高，再分开移植，五尺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的定额是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都要如实上报，违反的要发配戍边。又因为湖广的长沙、永州、宝庆、衡州一带土地适宜种桑而种植的人少，命令取淮徐一带的桑种发给他们。第二年十二月，又命令河南、山东的桑枣不再征税。

二十八年，下诏户部："以一百户为一里，春秋耕种收获的时节，一家没有劳力的，由一百家轮流帮助代耕。"

又命令天下乡里各设一面鼓，遇到农忙时节清晨敲鼓，众人都要集合，按时耕种田地。懒惰的人，由里老督促劝导；不听从的处以惩罚。里老懒惰不加督促劝导的，也要处罚。

三十年，告谕户部："天下拖欠的租税，允许按当地物产折算缴纳米、绢、棉花、金银等物，作为法令。"

此前，十九年，命令户部侍郎杨靖核算天下仓储存粮，两年以外的全部折色收纳，只有北方各布政司因为需

译要粮饷供应边防，仍然要求缴纳粮食。到这时，又告谕户部，天下拖欠的租税都允许按当地物产折算收纳。户部于是确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折十石，银一两折二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棉布一匹折一石，苎布一匹折七斗，棉花一斤折二斗。皇帝命令金银每两折米加倍，钞只按二贯五百文折一石，其余按所议执行。到成祖永乐十一年，命令各处折征粮食，金每两折米三十石，宽白棉布每匹折米一石五斗。宣宗宣德四年，命令顺天、苏松以及浙江所属各县多年拖欠的税粮，每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绵布一匹、丝一斤、钞五十贯各折一石，苎布一匹折七斗，棉花一斤折二斗。五年，命令三年以前拖欠的耗粮，以十分为标准，三分折布，三分折绢，四分折钞，布绢不拘长宽，都按当时价格折算收纳。

三十一年正月，派遣使者前往山东、河南督促耕作。

惠帝建文二年二月，均平江浙的田赋。

下诏说：江浙的赋税独重，苏州、松江按私租标准起征，本是为了惩戒一时的顽劣百姓，怎能作为固定的法则来长期困扰一方？应当全部予以减免，每亩不得超过一斗。到永乐时，全部废除建文年间的政策，浙西的赋税又变重了。

成祖永乐元年五月，免除天下尚未开垦荒田的税额。

八月，发配罪不至死的犯人开垦北京的田地。

九月，命令宝源局铸造农具，发给山东遭受战乱之苦的穷苦百姓。

五年六月，开始设置交阯布政司，命令用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香、速香、安息香等香料代替租赋。广东琼州的黎人、肇庆的猺人归附朝廷，缴纳的赋税与内地相同。

到十七年十二月，又命令工部侍郎刘仲防核实交阯的户口、田赋。

【臣】等谨按：当时广东的田地也有很多不征税的。顾岕《海槎余录》说："海南的田地共分三等：有靠近山而又能得到泉水的叫泉源田，有靠近江河、用竹筒制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自动车水灌田的叫近江田，这两等是上等田，一年可种两季稻。还有一种既没有泉水，又不靠江河，全靠旱涝随天时的叫远江田，只能种一季，是下等田。"大概那里的山地大多是平缓的坡地，一望无际，都不征税。

二十年十月，分别派遣宦官及朝臣共八十人，核实天下仓粮出纳的数目。

当时国内富庶，赋税收入充盈有余。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计算除了运送到京师的米粟几百万石之外，各府县仓廪储蓄非常丰富，甚至有的粮食都腐烂发红不能食用。遇到年成歉收，有关官府往往先开仓放粮赈济，然后再上报朝廷。

二十二年十月【此时仁宗已经即位】，命令天下奏报雨水情况，一有情况就立即上报。通政司请求把四方奏报雨水的奏章都送交给事中收藏保管。皇帝说："祖宗命令天下奏报雨水情况，是想要了解水旱灾情，以便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如果积压在通政司，就已经失去了这个用意；现在又叫收藏保管，这是想让皇上始终不知道啊。从今以后，奏章一到就要立即上报。"

宣宗宣德五年二月下诏："旧额官田租每亩一斗到四斗的，各减十分之二；四斗一升到一石以上的，减十分之三。作为法令。"

此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各府回来，说各府百姓大多逃亡，询问乡里老人，都说是因为赋税太重造成的。比如吴江、昆山的民田，原先每亩税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的田地，缴纳私租一石，后来因故变为官田，官府就照私租的标准全额征收，以致百姓大多冻饿逃亡。仁和、海宁、昆山被海水淹没的官田、民田

译共一千九百多顷，至今已有十多年，还在征收其租税，田地已经沉没在海中，租税无从征取。请求将没入官府的田地及公侯归还给官府的田地，都按当地官田的标准每亩起征六斗；被海水淹没的田地一律免除赋税，这样田地就没有荒芜的顾虑，而百姓也能够安生了。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商议施行。这一年又下了这道诏令，到九月又命令周忱巡抚江南各府，总督税粮。苏州府官田、民田租税共二百七十七万石，其中官田的租税就达到二百六十二万石，百姓无法承受。皇帝已多次下诏减免官田租税，周忱就与知府况钟仔细核算了好几个月，减到七十二万余石，其他各府也依次减少，百姓才稍微得到喘息。周忱又请求让松江的官田按民田标准起征，户部弹劾他扰乱既定法度，皇帝虽然没有治他的罪，也没能听从他的建议。而朝廷屡次下诏蠲免赋税，掌管财政的官员却常常私下告诫有关官府不要以诏书为借口减免。皇帝对尚书胡濙说："管财政的臣子阻塞了朝廷的恩泽"，但也没有深加治罪。

当时天下的财赋大多不能治理妥善，江南尤其严重。苏州一郡积欠税粮多达八百万石。周忱刚到任时，召集父老询问拖欠的原因，都说富豪不肯多缴耗损部分，都摊派给了贫苦百姓，百姓贫困逃亡而税额更加空缺。周忱于是创立了平米法，命令缴纳耗损部分必须均摊，又把支拨剩余的米储存在仓库里，称为"济农仓"。耕种的百姓需要借贷时，必须核验其家境中下和田地多少来发放。秋粮征收时与正赋一并征收，虽然与百姓约定期限，到时候大多不再追缴。每年征收完毕，过了正月中旬就下令放粮，说："这是百姓缴纳给朝廷剩余的部分，现在归还给百姓，用来努力耕种田地。秋天再缴纳朝廷的税粮。"于是两税都不再拖欠，公私都富足有余。又，民间运送马草到南北两京，劳费很大。周忱请求每束折银三分，南京方面则轻装携带就地购买缴纳。又说丹徒、丹阳两县被江水淹没的田地，赋税还没有免除；国初蠲免租税的人家，其田地大多被富室兼并，应当征收这部分田地的租税，被江水淹没的部分则予以免除，这样定额不会亏损而贫富也能均衡。无锡官田缴纳白米的赋税太重，请求改征租米。这些建议都得到批准。到景帝时，户部把积存的余米收作正赋，储备变得空虚。此后苏州发生大饥荒，路上饥民相望，拖欠的赋税又和从前一样了。

此后穆宗隆庆元年十二月，户部上奏："各省的粮额，都以夏税、秋粮、马草作为正赋，差徭增编作为杂派。唯独苏州、松江各郡，不分正杂而混合征收，称为平米。其中如马役、料价、义役，本来不是户部增加的；如轻赍、脚米、户口、盐钞，也不是粮额中的正数。杂派逐渐增多，正常的赋税反而受到拖累。应当命令清查旧额所增加的数目，造册送户部裁减。"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杜宗桓写信给巡抚侍郎周忱说：五代钱氏征收两浙的田税，每亩三斗。宋代平均两浙的田税每亩一斗【顾炎武说：宋淳祐元年，鲍防撰写的《琴川志》说：国初全部废除钱氏白白征收的名目，派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乘驿马，均定税额，只分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向百姓征收的不过如此。自从熙宁、元丰变法以后，崇宁、大观年间多有变故，靖康、建炎之际战乱兴起，随时增加。这样看来，宋初的税额还没有达到一斗】。元朝入主中原后，确定天下的田税，上等田每亩税三升，中等田二升半，下等田二升，水田五

译升。到太祖受命之初，天下的田税也不过三升、五升，最低的还有三合、五合的。于是天下百姓都各得其所。唯独苏州、松江两府粮赋沉重的地方，每里有逃亡一半上下的，请让我说说其中的缘故。国初没收土豪的田租，有的是因为曾是张士诚的义兵而被没收，有的是因为虐待百姓获罪而被没收。有关官府就将没收的田地一律按照原来的私租额起征粮税，每亩四五斗、七八斗甚至到一石以上。田地没有被没收的时候，小民向土豪缴纳租米，早去晚回就可以了。后来变私租为官粮，就要送到各仓库缴纳，要经过江河湖泊运输，往往耗时几个月，有的运两三石才能缴纳一石，有的运四五石才能缴纳一石，还有遇到风波盗贼的，以致连年拖欠不足额。查考宋代华亭一县，就是如今的松江一府，在绍熙年间，秋苗税只有十一万二千三百多石。景定年间，贾似道购买民田作为公田，增加粮税十五万八千三百多石。宋末官田、民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多石，还稍微加了圆斛（多收）。元朝初年田税比宋代更轻。但到大德年间没收朱清、张瑄的田地，后至元年间又没收朱国珍、管明等人的田地，一府税粮竟达到八十万石。到元末，张士诚又并吞了各拨属财赋府以及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地。到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多万石。租税既然太重，百姓无法承受。于是朝廷怜悯百姓困苦，屡次颁布恩诏，将天下属于官田的地粮额逐次减少十分之三、十分之二【就是宣德五年二月的诏书】，松江一府的税粮仍然不下一百零二万九千余石，纵观自古以来有田税以来，还没有像这样重的。种田的农夫、养蚕的妇女，冻着织布，饿着耕田，缴税还不够，就卖儿卖女，还不够，然后不得已而逃亡，以致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以往蒙受恩赦，从永乐十三年到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除的税粮不下几百万石。永乐二十年到宣德三年，又是七年，拖欠的部分折收轻赍，也不下几百万石。折收之后，又两次蒙受诏书敕谕，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的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全部停止征收。前后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的数目，多得无法计算。由此看来，苏松只是徒有重税之名，实际上并没有征到那么多的税。希望阁下向朝廷转达，考察古代的税法，斟酌取舍，制定适合当今的办法，减轻其过重的定额，让百姓能够按期缴纳，那么国家既有轻税的美名，又能有实际征税的效果了。

英宗正统元年闰六月，再次减免浙江、直隶苏州、松江等地官田的税额。

皇帝即位后，下诏说民间凡有因变故而抛荒的田地，让百姓如实呈报，免除其税粮，另外招人承佃；如果是官田，就按民田的标准起征。五月，户部上奏说：浙江、苏州、松江有全家远戍或户口断绝而抛荒的田地，官田、民田都按民田标准起征，以及古额官田照例减除，共减免税粮二百七十七万余石，请求加以核实。皇帝认为核实必定会增加定额，成为百姓的祸患，不予批准。到这时，户部又上奏说：减除的税粮数目大多不实，都是因为各司、府、县的官员只知道图美名、沽虚誉，不顾念朝廷的供给，请命令各巡……

译巡抚用心核实。凡是官田按照民田的标准起科征税，每亩秋粮原本要交四斗一升到二石以上的，减为二斗七升；原本要交二斗一升以上到四斗的，减为二斗；原本要交一斗一升到二斗的，减为一斗。务必遵循至公之道，不得欺瞒官府、损害百姓,以致招来罪责惩处。

译田粮的旧额，是说应责成州县官员在农闲的时候，命令里甲等人仿照洪武、正统年间鱼鳞图册、风旗图册的式样，编造图册，详细列出原额田粮的字号、圩号、条段以及坍荒、成熟的步口数目，由官府复核勘查，分别界址，逐亩检查踏勘丈量，开列开垦、改正、豁免的数目，刊刻成书，收藏在官库之中，分发给各里乡村，永远作为查考的依据。仍旧斟酌以前巡抚周忱、王恕所行简便可行的成例，制定为固定的规矩。取每年实际征收、起运、存留、加耗、本色、折色以及处补、暂征、带征、停征等各项数目，核算清楚之后，张榜晓谕百姓，这样吏胥就不能施展奸诈欺骗的手段，而百姓也可以免除赔累和额外科敛的祸患。”不久，御史郭化等人也请求全面推行丈量，以杜绝包赔、兼并等弊端。皇帝担心因此引起纷扰，没有听从。

给事中徐俊民上言说：“如今的田赋，有从官府那里领受田地、每年缴纳租税的，称为官田；有因江水泛滥、田埂沟渠被淹没的，称为坍江；有因百姓流亡、绝户，田地荒废而税粮却仍然存在的，称为事故。官田由贫苦百姓佃种，每亩缴纳租米三斗，或者五六斗，甚至有一石以上的；坍江、事故所形成的虚粮，由里甲赔纳，有的多达数十石，有的多达一百余石。民田的地价是官田的十倍，贫苦百姓既然买不起，而官田的粮税又重，常常因追求足额而困苦百姓，加上坍江、事故所产生的虚粮，又命令百姓摊派缴纳，追呼敲扑之事，一年到头没有安宁的日子。而奸猾的富户、狡黠的胥吏却趁机诡寄挪移，把重的分摊转嫁给轻的，这就是百姓的疾苦、乡里的凋敝之所以日益加重的原因。请求制定均粮限田的制

译度，坍江、事故所生的虚粮一律予以蠲免，而把官田民田合并起来，统一确定上中下三个等级起科，以求均平粮税。富人所占田地不得超过一千亩，听任其以一百亩自用，超出的部分则加征边饷税。这样一来，多与少就都有节制，轻与重就都适宜，贫富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公家和私人的用度也都能充足了。”户部商议后，认为各地疆土民俗各不相同，命有关部门仔细考虑其中的便利之处，此建议未获实行。

过了几年，才听从应天巡抚侯位的奏请，免除苏州坍入海中田地的税粮九万余石，然而挪移飞洒的弊病依然相沿未改。到嘉靖十八年，顾鼎臣担任大学士，又进言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七府供纳赋税居天下之首，而里胥、豪强侵蚀弊端尤其严重，应当将隐瞒欺骗及坍塌荒废的田地一一查核改正。于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查核出荒田二千余顷，核算租额十一万石有余，用查出的被隐瞒的田粮六万余石来补足，其余部分请求予以豁免。户部最终没有批准，当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地不分官民，赋税不分等级，一律以三斗起征。欧阳铎便与苏州知府王仪把官田民田全部括查清楚，加以增补削减，逐亩清丈，划定等级则例。所编造的经赋册用八件事来确定税粮：一是元额稽始，二是事故除虚，三是分项别异，四是归总正实，五是坐派起运，六是运余拨存，七是存余考积，八是征一。所谓定额征一，就是总括征收银米的总数，而按亩均衡分摊，其中税则最重的和最轻的，略微用耗米损益来加以推移调整，最重的不能全部减除，就只逐渐减少耗米、分派轻赍折抵的方式，暗中给予减轻；最轻的不能加以增益，就征收本色米

译，逐渐增加耗米加乘的方式，暗中给予加重。当时豪强大族多阻挠这项建议，唯独顾鼎臣认为这是好办法，说：“这个办法施行以后，我家要多缴纳一千石，但是贫苦百姓却减少了一千石，这是不能改变的。”只是当时朝廷不能真正减少赋税总额，治理百姓的官员也只能凭自己的想法加以变通罢了。

《明史·食货志》说：丈量田地的建议起于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订防典（会典），指出天下额田减少了一半，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不能不用心研究这件事。当时桂萼等人先后上疏请求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求逐亩丈量，江西安福、河南裕州最先实行这个做法，但办法尚未详细完备，人们大多心存疑虑畏惮。后来福建各州县编制经、纬二册，办法相当详细，大体上以田地为登记的主体，但田地多的人家仍然能从中做手脚。神宗初年，建昌知府许孚远编制归户册，让田地归属于人户，这个办法才变得既简便又周密。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说：鱼鳞图册年代久远，模糊难辨，以致无法查考，而田地可以买卖，税粮可以过户转移，赋役图册单单以田地归属人户来登记，而田地所在之处却无法再辨认清楚，于是飞洒诡寄、买卖过户推收等弊端，其虚伪的程度已经到了无从追究的地步。追究起来，说得最痛快、也最切实可行的，莫过于嘉靖年间江西巡按唐龙的一份奏疏，他说：国朝初年按亩计算赋税，各县都有固定的额度，每年都有正常的征收，近来百姓置买田产，到造册的时候贿赂里书，把田地飞洒转嫁，登记在现存人户名下称为“活洒”，暗中栽入绝户名下的称为“死寄”，把田分成若干小户而不登入户籍册的，有留卖之户而不办理过割手续，或

译者过割一二成而称为“包纳”的，有过割了却不归入本户、有推出而无收进、有总数而无分撒的，称为“悬挂挑回”，有暗中冒用官绅身份、假称寄庄的，以致编派差役、摊派粮税无所归着，都由普通百姓赔偿；小户逃亡绝户就责令里长承担，里长逃亡绝户就由粮长承受连累，由此户口一天天耗减，盗贼一天天猖獗，诉讼告发一天天增多。恳请命令巡守二道分别前往各地方，督促州县，把飞洒诡寄等弊病中严重的，随田地丈量清楚；轻微的，随人户清理，追究其来龙去脉的原因，衡量田地宽狭的标准，制定高下的税则，划分肥瘠硗沃的等第，均平崩塌、淤滩、开垦的数目，各自把原来的税粮填入原来的人户，归还给原来的田地；而图总、都总、县总各造流水册十本，由甲各自收藏，县里根据造册编成大造册，四份分别上报府、州、县以及南京后湖收藏归档，使得可以因户推知田地，因粮编定人户，让户与田之间有固定的对应标准，才算便利。

若要探求综合核查田亩的方法，没有比裕州知州安如山所行的更好了。裕州本来地势险阻却又是四方交通要冲，境内多坡地丘陵，地质贫瘠，土中夹杂沙石，不都适宜耕种。安如山向上级禀报，请求丈量，命令年高德劭的乡老主管这项工作，命令区长核验各区的地界，命令测量的人步测田间小路，命令算学的人核算亩数，精细核查版籍，按区确定亩数，按亩确定税额，以区为纲，以亩为目，纲能统属目就不会有遗漏的田亩；以亩为母，以税为子，母能统制子就不会有拖欠的税粮。地势平坦、原野膏腴的田地，一亩当一亩征税；平缓石冈地，二亩当一亩；山石冈地，三亩当一亩；山石陡坡之地，四亩当一亩；陂池、林麓、官署

译、铺舍、防守市集等处则蠲免其税；税额超出的就相应增税，田亩超出的就相应减税。咨询周遍各处，故而人们无法隐瞒实情；版籍清楚明白，故而上面有固定的征收；疆土划分清楚，故而下面有固定的缴纳，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天下效法的榜样的。

嘉靖三十年开始加派。从武宗正德九年营建乾清宫、加征赋税一百万两开始，到世宗初年，天下财赋每年收入太仓库的有二百万两有余。按照旧制，七分作为日常经费而积存，三分用来防备用兵和荒年，以此作为常规。到了嘉靖中年，边防供给费用繁重，加上营建土木、祈祷祭祀等事，几乎每月都在进行，国库因而空虚枯竭。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进犯京师，增兵设防，军饷的数额因此超出一倍以上。嘉靖三十年，京城和边镇每年的用度达到五百九十五万两。户部尚书孙应奎忧心忡忡、无计可施，于是商议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增征赋税一百二十万两，加派赋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京城边镇每年的用度，多的超过五百万两，少的也有三百余万两。每年的收入不能满足每年支出的一半，由此财政部门便采用种种权宜的办法，诸如横征财贿、奏请增加派征、搜括赃罚赎金、核算税契、折纳民壮、提编均徭、推广纳粟援例等做法都随之兴起。这些成例兴起之后，起初也确实依靠它们来缓解财政困窘，但时间久了，各种输纳来源反而越来越少，加上各地事端繁多，有关官府往往为本地奏请留用赋税或请求免除，浙江、直隶因为要防备倭寇，四川、贵州因为要采伐木材，山西、陕西、宣府、大同因为用兵和灾荒，这不仅使得应征发的军需被停止扣留，就连每年二百万两的定额，也要亏缺三分之一。而宫

译中的赏赐、斋醮宫殿的营建，宫中半夜发出一张纸条，主管官吏即便再着急，也不敢有片刻延误。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卫发出警报，而当时收入太仓库的赋税只有七万两，国库大致储备不到十万两。户部尚书方钝等人忧虑恐惧，不知从何处筹措，于是趁机详细陈述国库空虚的情形，并分条上奏七件权宜之事请求施行。不久又命令群臣各自条陈理财防务的办法，商议施行的共有二十九件事，措施越来越琐碎细小，不符合国家体统；而多年以来所积欠的赋税，无不加以追征，南方本色拖欠的赋税，也都改为追征折色了。

《明史·食货志》说：提编，是加派赋税的一种名目。它的办法是把银差、力差编排成十甲，如果一甲的数额不够，就从下一甲提取补足。当时东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扰，南畿、浙江、福建都有额外的提编，江南地区提编数额甚至达到四十万两。等到倭患平定之后，应天巡抚周如斗请求减少加派。给事中何煃也详细陈述了南畿地区困窘凋敝的情形，指出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等各项开支，大都成为百姓的负担。甚至有的名义上征收一份，实际上征收十份，请求予以禁止革除。皇帝命令按照何煃的建议施行，但提编的额度仍然无法减少。

穆宗隆庆元年，向天下颁布国计簿的格式。户部尚书葛守礼上奏说：京畿、山东一带流亡迁徙的百姓一天天增多，是因为有关官府变更成法、扰乱常规，起科过重，征派不均，况且河南南北、山东东西土地贫瘠，正常的赋税尚且不能供给，还要再加重徭役负担，而工匠以及富商大贾都因为没有田地而得以免除徭役，唯独农夫独自承受这种困苦，这就是所谓的悖谬之处。恳请纠正田赋的规制，废除科差的旧法。皇帝下诏施行这项建议，于是奏定国

译计簿的格式，颁行天下。从嘉靖三十六年以后完纳、拖欠、起解、追征的数目，以及贫苦百姓无力缴纳的情况，都详细记录在簿册之中，从府、州、县一直上报到布政司，再送交户部查考，以此来清查隐瞒、挪移、侵吞欺骗等弊端。

神宗万历六年四月，下诏命户部每年增加金花银二十万两。户科给事中石应岳上奏说：「金花银实在是百姓正当的赋税，先朝量入为出，确定为一百万两，按额度分派解送进京，只有这个数目，原本没有剩余。如今如果要增加解进的数目，必定要从太仓库中借取。太仓库的储备，是各边镇的粮饷、修筑城墙、招募士兵、调遣军队等各项费用所仰赖使用的。何况如今各地增添兵员、增筑工事、抚赏犒赏的费用日益增多，加上连年黄河、淮河泛滥，工程费用动辄请拨上百万两，哪一项不是仰仗太仓库的供给？上供每年多进二十万两，那么边镇储备每年就要少积存二十万两。推算到十年之后，所短缺的不知道会有多少。希望能顾念祖宗成法应当遵守，考虑国家生财的不易，所有的费用支出都只在一百万两之内取足，而太仓库所储存的银两专门用来防备军国大事的重大开支，这实在是治理国家、留有余裕的最好计策啊。」奏疏呈入之后，皇帝没有听从。

七月，下诏命江北各府，百姓年满十五岁以上而没有田地的，由官府发给牛一头，田五十亩，开垦三年之后起科征税。九月，下诏命苏州等府，开垦的荒田六年之后起科征税。

当时陈防学担任确山知县，开垦菜田八百余顷，发给贫民耕牛五百余头，核查黄河退水露出的土地一百三十余顷，分给百姓。对于乡里不会纺织的妇女，发给

译纺车八百余辆，又栽种桑树、榆树等各类树木三万八千余株。后来他调任中牟知县，县南荒地很多，茂密的野草根深难以开垦，他命令前来递交垦荒申请的百姓，必须先交纳野草十斤。不久野草被清除干净，得到肥沃的田地数百顷，全部分给百姓。

这一年核查天下的土田，总共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有余。夏税米麦四百六十万五千二百四十余石（起运一百九十万三千余石，其余全部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余锭，绢二十万六千余匹；秋粮米二千二百零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余石（起运一千三百三十六万三千余石，其余全部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余锭，马草折银三十五万三千余两（这里只计算起运的部分）。

当时采用大学士张居正的建议，天下田亩一律实行丈量，限期三年完成，用开方法以直径、周长相乘除来计算面积，零星不整的部分截长补短，于是豪强奸猾之徒不能再隐瞒欺骗，里甲免除了赔累之苦，而百姓也没有虚粮的负担，总计田地数目，比弘治年间多出三百万顷。然而张居正崇尚综核名实，颇以增出的额度作为政绩，各地官府争相把丈量用的弓尺改小以求田亩数量增多，有的甚至搜刮现有的田地来充抵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于是先后按照增出的溢额田

译增加赋税。当时命令各州县分别登记上、中、下等田地，息县知县鹿久征说："丈量田地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怎么能反而使百姓困苦呢？"于是只以下等田上报。

译九年通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把一州一县的赋役总括起来，按土地和人丁计算，丁银、粮米都统一交给官府。一年的差役，由官府雇募人来承担。力差，就核算工钱和伙食费用，酌情增减；银差，就核算交纳的费用，加收损耗。凡是额办、派办、京库每年所需以及地方存留供应各项费用，以及土贡方物，都合并为一条，都按田亩折算征收银两，由官府折价办理。这个办法立法颇为简便。嘉靖年间，多次推行又多次停止。到了隆庆、万历年间，加派提编增加了定额，旧的负担依然存在，又增添了许多无名目的征收，拖欠的钱粮越来越多，规避的手段也越来越巧妙。已经解送却过了期限的，有的竟拖延十几年未能征收；而一县报收的钱粮，有多达十万的。拖欠数额之多，各县动辄达数十万。幸亏推行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名目骚扰百姓，民力才不至于大受损耗。此后，愍帝崇祯元年七月，户部编纂《赋役全书》，尚书毕自严上奏议论说："赋役全书始于推行一条鞭法，距今已四十五年。查赋役最初核定的钱粮数目，本有一定的规则。只是地方因事加派，司道每年增加定额，官吏受贿，任意挪移。有的一州一县这里多那里少，这种情况称为'溷派'。州县官奉命执行而不敢过问，司道偶尔增加的不过是千百分之十一，而不肖的官吏，任凭奸猾的胥吏暗中分摊派发，比如每两本该加一分却加成二分的，这种情况称为'花派'。百姓遵照执行也不觉得奇怪，这两种情况乃是天下通行的弊病，牢不可破。想要清除这种弊病，全在于巡抚、巡按事先加以裁定。现在应当赶紧申明告诫。"

《食货志》说："在此之前，又有纲银法、一串铃等办法。纲银法，是把民间应当承担的差役年度费用，按丁四成、粮六成，总括征收，容易弄清楚而不繁琐，就像网有纲绳一样。一串铃则是合并征收再分别解送的办法。从此以后，民间缴纳，只收本色和折色银两了。"

四十六年九月加征天下田赋

在此之前接连进行了三次大征伐，颇有加派，事情结束后随即停止。到了四十一年，凤阳巡抚陈荐因为倭寇警报需要军饷，紧急请求加派银十五万余两，朝廷同意了。到这时又骤然增加辽饷三百万，当时内库储备充裕，皇帝吝惜不肯拨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于是援引征讨倭寇、播州的先例，每亩加征三厘五毫，天下的赋税增加二百万有余。第二年又加征三厘五毫，四十八年因兵部、工部请求又加征二厘，前后合计共加征九厘，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于是成为常年定额。没有加征的，只有京畿八府和贵州而已【因为贵州土地贫瘠，又有苗民叛乱之事】。到熹宗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说："辽饷加派容易导致不均，因为天下户口有户口的银两，人丁有人丁的银两，田土有田土的银两。官府征收总称为银额，按银额加派则数目不会遗漏，况且百姓最痛苦的是无田却要纳粮、无米却要出丁。田卖给了富户，产业没了粮额却还留着，仍要缴纳丁赋，应该用额定的丁数和额定的米数两相权衡而确定数目。米有多少就带出丁多少，买田的人收了米便一并收丁，那么县里的册籍不会失去丁额，贫民不至于赔累受苦，而官府也可以免除拖欠赋税的祸患了。"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熹宗天启二年九月又增加田赋

当时，又设置州县兵，按田亩供给军饷，这是采纳了御史冯英的请求。

愍帝崇祯三年十二月，又增加田赋以充实军饷。

在此之前，二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说：司农告急缺乏，一时所讲求的，都是搜刮聚敛的政策。正税不够，就加上杂派；罚款不够，就加上火耗。水旱灾荒，一概不问，百姓竟至卖妻鬻子来应付。官吏把搜刮当作良好治理，抚恤百姓的政务因此断绝；上级把催征当作考核政绩

译的标准，黜陟的法度因此败坏。想求国家府库有充足的钱财，是不可能的。皇帝认为他的话迂阔，但赞叹他的忠心。到这时，军事兴起，兵部尚书梁廷栋又请求增加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无法阻止，于是在九厘之外每亩又征收三厘。只有顺天、永平因为新遭兵祸，没有加征；其余六府每亩征收六厘，是其他省份的一半。共计增加赋税一百六十五万余两，加上原来所增的合计共六百八十余万。天下都在怨恨。

六年正月派遣使者分别督促各省拖欠的赋税

到六月，太监张彝宪又请求催征拖欠的赋税一千七百余万，给事中范淑泰进谏，皇帝不听。到八年十月，户部尚书侯恂于是请求严格征收新旧拖欠的赋税，朝廷同意了。十年二月，又派遣使者督促拖欠的赋税。江西巡抚解学龙说："我所辖的州县有七十八个，而因拖欠赋税被降职处罚的竟达九十人。因为几年的拖欠要在一年内追责，多人的拖欠要一人承担，所以始终没有达到足额的一天。请区分新旧拖欠，斟酌多少，制定分批带征的办法。"皇帝下诏同意。

七年二月，命令巡抚、巡按切实督率农事

给事中范淑泰请求鼓励农业、重视粮食以消除盗寇之患，皇帝说："开垦荒芜的土地，驱逐怠惰的懒汉，屡次有谕旨督促，却没见到实行。要巡抚、巡按切实督率，如果有成效，绝不吝惜褒奖赏赐。"到十二年，李邦华任南京兵部尚书，请求大力开垦当涂县闲置田地数万顷，此事交付有关部门处理。

《春明梦余录》记载户部的奏疏说：查北直隶、河南、山陕等地抛荒的田地最多，然而其中有的属于原有定额之内，本来属于军户民户；有的属于定额之外，本来是荒地。就定额之外的土地而言，砂砾盐碱地，其中不是没有可以耕种的，百姓自愿开垦，开垦或许没有尽力，耕种或许没有获利，官府随即就要征收赋税。这个税一旦征收，便再没有摆脱的道理，将来是水灾旱灾还是荒芜还未可知，眼前的小小收获，却要永远承担赔累，百姓虽然极其愚钝，谁肯自寻烦恼？明知有利可图却放弃开垦，定额之外的土地难以开垦，全在于此。比如洪武十三年下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以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的民间土田，允许尽力开垦，官府不得征收赋税。又下令山东、河南开垦的荒田，永远不征收赋税，用这个办法招募百姓，百姓没有不响应的。这类田地本来属于定额之外，不必征税，只要使土地没有不被耕种的，百姓能够积蓄财富，朝廷的利益已经很多了。就定额之内的土地而言，不是军户就是民户，有的逃亡迁徙到别的乡里，有的现存却无力耕种，田地长久荒芜而人不敢耕种，即使官府招募百姓发给凭证耕种，成熟没多久，原来的田主就来了。到处告状争讼，不夺回去决不罢休，甚至有的已经没有原来的田主了，本户的人来争，已经没有本户的人了，本管的里长、总旗来争。又或者开垦出了肥沃的良田，大有收获，那么当地的豪强势力没有不人人来争的，开垦的人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招徕垦荒的人反而遭到诽谤，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定额之内的土地难以开垦，又全在于此。比如洪武初年下令，各地百姓因兵灾遗留下的田地，被别人开垦成熟的，任凭作为自己的产业，原来的业主回来后，官府在附近的荒田中拨补给他。又下令重新恢复户籍的百姓，如果现今丁少而旧田多的，不许像以前那样占据，只许尽力开垦成为自己的产业；现今丁多而旧田少的，官府在附近的荒田中按丁数核验拨给，用这个办法招募百姓，百姓没有不响应的。这类田地本来属于定额之内，不怕征税，只要使人知道有恒产，就会竭力耕种，官府的粮赋自然可以办成。这两件事是当前应当紧急施行

译十两，河南竟达到一百五十两，漕运储备大多拖欠，朝廷商议不肯收折色银，需要本色米粮。如今淮河、凤阳一带麦子大熟，如果收取这两地的折色银用来换麦转运，岂不是大有好处？皇帝随即下令商议施行。五十五年后，各边镇报送户部的士兵马匹数目，超过兵部记录的一倍多，耗费的粮饷居多，而屯田盐引和民间转运，每个军镇多达数十百万，一概听凭边关将领处理。天津海道运往蓟辽每年的米豆三百万，只有仓场督臣和天津巡抚出入其中，都不加以稽查核实，况且所训练的兵实际上并未训练，白白增加军饷七百万，只是给百姓增加负担罢了。皇帝于是命令户部把三饷合并为一，但州县追比征收仍然是按三饷分别进行。

崇祯时，天下田土总计七百八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四亩零。

王士性《广志绎》说：天下的赋税，土地的肥瘠相差并不很大，而征收的科则却相差悬殊。这是因为国初仓促间没有制定统一划一的制度，此后便沿袭下来不敢改动。比如真定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辖一州七县，论幅员面积，真定相当于苏州的五倍，而苏州的粮额是二百零三万八千石，真定只有一十六万六千石。但这还是南北不同的缘故。如果同样是北方，河间繁华富庶，一州十六县，登州贫穷稀少，一州七县，可是河间的粮额只有六万一千，登州却是二十三万六千。但这还是直隶和山东不同的缘故。如果在同一省份，汉中二州十四县的殷实富庶，比起临洮二州三县的凋敝疲弊，是容易分辨的。可是汉中的粮额只有三万，临洮却是四万四千。但这还是各道不同的缘故。如果在同一道，顺庆并不比保宁大，两地各辖二州八县，规模相当，可是顺庆的粮额是七万五千，保宁只有二万。但这还是两郡不同的缘故。如果在同一县内，比如同样是西充县，紧靠城郭十里内的田地按步丈量，赋税按田亩起征；二十里之外则田地按绳索丈量而不按步；五十里之外田地按估计计算而不用绳索丈量。官府的赋税没有固定的额度，私下的地价也没有固定的估算，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这只是因为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世代相传，百姓都已经习惯了，认为本来就是如此，自己也没有察觉罢了。君王划定城邑、安置百姓，应当按土地情况来确定赋税，哪里会有大小轻重如此悬殊不同的呢！既然如此，审察地形地势来划定行政统辖，按土地情况来确定征收科则，才是治理天下的当务之急，不能因为顾虑开创之初的艰难，而废弃万世的长远利益啊。

顾炎武《钱粮论》说：自古以来，掌管国家的人向百姓征收赋税，没有听说过有"火耗"这种说法。火耗这个名称的由来，大概起于征收银两的时代吧？推究火耗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州县的赋税，一户一户地收取，一铢一铢地缴纳，不能因为琐碎细小而直接上交给司府，于是不得不借助熔铸。有熔铸就必定有损耗，所谓的耗，其实只有百分之一二罢了。这个办法相传下来，官府加征一分，官吏就代为增加一分，于是官吏从中取利十分之二三，而百姓要缴纳国家规定十分的十三分。里胥这类人又从中取利十分之一二，于是百姓要缴纳国家规定十分的十五分。他们对整两银子取利较薄，而对零碎的铢两取利较厚，因为凡是征收的数目，需要用两来计量的必定是田地多、豪强有势力、能够左右我们意愿的人；用铢来计量的必定是穷苦的下等人家，即使多征取一些，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于是整两的加征，是十分之二三；而零碎铢两的加征，达到十分之五六了。对正税征收得薄，对杂税征收得厚，正税是众人耳目所先关注的，杂税则是众人所后顾及的。于是正税的加征，是十分之二三；而杂税的加征，有的达到十分之七八。解送给藩司，称之为"羡余"；进贡给节度使，称之为"常例"

译。责成官吏不得不这样做，防范却又无法根绝，百姓的困苦因此更加严重了。

臣等谨按：明朝末年的征收，还有充当"见年"造成的拖累。天启年间，仁和县令周宗建论述"见年"的弊病，大略说："见年"每年轮换一次，一里有十甲，里长十甲，里长之下又有一里的散户甲首，少则三四百户，多则五七百户。轮到"见年"，各种钱粮，全部都要追比到"见年"这一个人身上，县令认为这是执简御繁的办法。却不知道十甲之中拖欠的人户最多，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想凭一人的力量遍及十甲催缴，力量顾不过来；想凭一人的财力代替一里完纳，财力供应不上。一到比对交纳的日子，就只有当场受责罚这一个办法，实在可怜，不得不竭尽全力来满足差役的欲望。差役可以雇人代为受责，雇钱加上值月钱、班里钱、差役歇宿的酒食钱，不花三四两银子不能应付过一次比对，十次比对就要三四十两了。假如额定拖欠四十两，即使补交了三四两，仍然免不了受责罚，不得不闲时先用钱来补救眼前的困境。所以一里之中钱粮不过一二百两，可是一年之间闲杂的花费反而不止这个数目。今年交不完，明年又要比对，一年的钱粮比对拖到三十年都交不完，一定要等到朝廷大赦才能罢休。这种设立"见年"制度所积累的弊病，不能不革除啊。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文献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

田赋考

水利田

宋宁宗嘉定二年十一月，下诏命浙西监司招募饥民修治水利。当初孝宗乾道二年六月，知秀州孙大雅任满还朝时上言：秀州有柘湖、淀山湖、当湖，各湖及支流港汊相通，向西北可以通入长江，向东南可以到达大海。沿海农家筑坝以阻挡咸潮，虽然对一方有利，但水患实际祸害了邻近的郡县。设法疏导，又会危害到沿海的田地。如果在各港汊要口设置水闸开关，不仅可以泄水，遇到旱灾也能获利。但是工程稍大，希望让大姓出钱、下户出力，趁着农闲时修治。于是命令两浙转运副使姜诜与知州一同视察。姜诜不久与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阴军一起上奏陈述利弊建议。诏令秀州华亭县张泾闸以及淀山湖东北与之相通的陂塘港道浅塞之处，等到今年十一月兴工修治。江阴军、常州蔡泾闸以及申港，明年春天兴工。利港等到停工一年后再兴修。平江府的工程暂且缓办。三年三月，姜诜出使归来奏报，开凿疏浚工程已经完成，疏通排泄了积水，长期被淹没的民田都已露出田埂，已经晓谕百姓抓紧时令耕种。担心下等人家缺少本钱，良田重新荒芜，希望命令浙西常平司借贷种子和粮食给他们。又上奏请求给主持督察监修等官员，知江阴军徐藏等人，按等级减少磨勘年限。六年十二月，监进奏院李结献上治田三项建议：一是务本，二是协力，三是因时。大意是说浙江的低洼田地依靠堤坝来巩固，如果堤防高厚，那么水就不能侵入。请求在苏州、湖州、常州、秀州各州水田塘浦的要害之处，官府用钱粮借贷给田主，趁着农闲时节筑堰，加高加宽，那么堤坝筑成后水患就不会发生。正当此时饥荒，让百姓靠自己的劳力谋食，顺应他们的利益而使他们获利。秋冬时节干旱水涸，疏浚小河沟渠，踏水车、开田垄导水，尤其省力。诏令胡坚常前往视察后上报。此后户部认为这三项建议切合实际，但工程浩大耗费人力，希望晓谕拥有田地的人家各自按乡里原有的田亩数出钱粮，给租种田地的人，共同修筑，这样官府不用花费而百姓也不觉得辛劳，朝廷同意了。淳熙二年，两浙转运判官陈岘上言：从前奉诏遍历平江府、常州、江阴军，晓谕百姓合力开浚利港各处，都已经完工了。当初打算由官府发放钱粮，每年不下数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