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十

译万，宣和年间崇尚奢侈支出达一百零二万。南渡时连年用兵，每月支出仍不过八十万。此后休战已久，用度却日渐增多。户部常常担忧没有盈余。到绍兴三十一年，金人违背盟约，军书往来频繁。户部侍郎刘岑等甚至借用江浙、荆湖等路坊场的净利钱，以充作军赏。三十二年，总领四川财赋的王之望甚至搜括百姓未纳税的质押契据，以补充调度所需。殿中侍御史吴芾请求核实内外军队人数，以节省养兵的费用。礼部侍郎黄中请求把归入内帑的财物，全部归还左藏库。孝宗隆兴元年三月，开始下诏在户部设立机构商议节省浮滥的费用。到这年六月，下诏命侍从、台谏、两省官员集议裁减过滥的赏赐。又下诏各路监司核实各州积储的钱米。这个月又下令全面核查内外的财赋。从此以后理财越发急迫，国用也越发不足了。

开禧元年二月，下诏国用司订立考核财赋的法令。

七月，任命韩侂胄兼任国用使。

二年正月，更改国用使的名称为国用参计所。

嘉定元年闰四月，设置拘榷安边钱物所。

二年正月，下诏内外有关部门陈述节省用度的事宜。

此后，驾部员外郎李鸣复上奏说：「《礼记》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如今试想一下，如今可有九年的储蓄吗？当今的国家财政，实际上由户部掌管，分担户部职责的，在内是司农寺，在外则是四路总领。臣家在蜀地，曾经考察观察过蜀地赋税总收入的数目，以缗钱计算，每年大约二千二百余万。以前和议还未断绝，边境没有警讯，尚可勉强支撑；如今边防戍守加倍，用度更加广大，每每难以应付。朝廷因为数目不够，每年下拨七百万缗以补助其费用，这是大概的情形。近来臣忝任司农丞，也曾经考察司农寺每年征收的额数，米一百三十余万石，钱一百六十余万缗，用已收入的钱来购买尚未凑足的米，总共约需二百余万，才能满足全年支出的数目，这也是大概的情形。蜀地所出产的，不足以供应一年的用度；司农寺所征收的，仅仅可以作为一年的支出。想要有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实在是没有的。以此类推，湖广、淮东、淮西的总计情况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经费之外，一旦有缓急之需，就要向朝廷的储备索取，而其散布在别处的储备，就不得而知了。储存在京城的米谷，是可以说出来的：有两丰储仓，有中下界仓，共四座仓库，总共不过二百万石。水旱的调拨，荒年的赈济，闰月的补贴发放，都要从这里支取，这还只是常规的开支。最可忧虑的是，江西、湖广地区本来米谷丰饶，从前是富庶之地，如今却成了盗贼出没之区，赋税运输不能按时缴纳，漕运也屡屡亏欠。各路总领因为匮乏而告急，曾经截留大司农的运粮以接济急需。盗贼没有平定，漕运没有运到，那么各路告急的情况必定不会停止。司农寺因补贴请求，曾经动用储备的数目来偿还亏欠。截留调拨已有命令，不能不执行，那么求偿也应当与之同时进行。挪东补西，已经是不得已的办法。如果捉襟见肘，不知道该如何打算，又怎么施行呢？去年浙右一带，都以丰收上报，朝廷和籴时比往常有所增加，朝廷的谋划确实深远，动辄切中事理。只可惜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不顾全大局，斤斤计较，那么负贩的百姓怎能奔走听命？搜罗监督的网罗到处布设，那么储藏之家难免心怀疑虑而待价而沽。名义上是和籴，实际上类似强制科派，起初是趁着丰收之时，最终却错失了良机。然而这样还算幸运，能对国家大计有所帮助，其他

译的就不必过问了。如今的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所积储的有限，而所仰仗支给的却无穷无尽，将拿什么来应对？希望能够顾念时势变化的到来，及早作出根本的」考虑，这对当时的政事，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三年四月，拨出内库钱二十三万缗，赏赐临安的军民。

十一年正月，用一千份度僧的度牒充作四川的军费。

知成都府曹彦约上奏说：「当今财用的弊端，朝廷方面苦于应付调拨，州县方面苦于支应遣发，各路总领现在已经不比从前，各军司也已经今不如昔。臣当初镇守汉阳军时，正当湖北财政最为窘迫之处，恰逢敌骑入境，催收赋税已经束手无策，却仍然设法解发、不敢有失常度。这是十年以前，州郡还能勉力支撑的情形。过了两年而担任湖广总领的职务，就要搬用江州的银券来补足襄阳的开支，运用德安的铁钱来充实随州、枣阳的用度，挪东就西，截长补短，勉强支撑数月，才不至于误事。等到正式官员交割之后，用度更加窘迫，向朝廷请求，长久没有批复下达，那些人甚至投井自杀以求解脱，才得以免于假借朝命而擅自展期任官，防务界限划分了二百万，事情才勉强办成。这是八年以前，总领的职务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形。又过了两年而担任长沙的职务，也正当需要应付调拨的时候，朝廷的科拨没有到达，各郡的漕运还有欠缺，帅司行文本州，不免要挪借周转，其间一些小小的名目，也就不再要求偿还了。遇到朝廷倡导节省财物的时候，就多支出库钱以方便百姓。两年之后，比照交割时的原数，还略有盈余。这是七年以前，州郡还能有所作为的情形。又过了两年而管理利州，兼任地方政事，才知道利州已经不能像长沙那时那样了。用兵之后，形势有所改变，凡是有节度使寄居奉祠的，每年费用就要增加数千缗；有总管、钤辖等路分添差候补官员的，每年费用又要增加上万缗，勉力竭尽全力，也仅仅能够维持原有的额数。又过了两年而守卫豫章，才知道豫章又不能像利州那时那样了。调发的次数既然多，那么酒税就征收不上来，榷场也不能通行，赋税收入也逐渐减少，虽然节省用度，不至于亏缺数目，但用作经费的财物已经岌岌可危了。军司的情形，臣虽未曾亲自经历，但在利州时听说，管辖的军队有二万四千人，交接承办的钱物不过二三万缗，难以支应周转，甚至有人夺取前任官员宅库中的财物来作公用的。又听说被派遣巡防边境时，有回避戍卒之事，以安葬妻子为名义，在小路上私下支给犒赏的。可见这数年来，不但州郡难以应付支出，军司也已经穷困简陋到了极点。然而朝廷掌管财政的大臣，却不能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只看见招募军队、修筑城堡、额外和籴的事，遍布天下，这是用财之处比从前更多的缘故。纸币不够，就增加印制；度牒不够，就用告身来补助。这是生财之路比从前更加广泛的缘故。国用司本来是用来储蓄币帛的数目，却搜刮平民，渐渐滋生出许多枝节；安边所本来是……

译籍没权臣奸佞的财产，变卖所征收的（财物），颇能引人注目、耸动视听。大宁监的盐本已经耗竭，而转运司增收的部分却不断增加；宕昌的马价尚未偿还，而茶马司进献的贡纳却没有停止。这是聚敛财物的手段，比过去更加苛刻了。民力已经耗竭，上上下下受到煎熬，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将用什么来挽救呢？我曾经论及天下的财赋，不足以供天下的费用。（关键在于）位置分配得当，要各得其所，条目清晰分明，不可随意更改。绍兴、隆兴年间，外敌来犯，朝廷调发的费用虽然多如河海，但州县的常赋并没有窘迫的样子，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怨恨的忧患。大郡交割的数目，有的积存缗钱多达百万，小郡也有积存数十万的。至于民间积存的粮食，往往上等人家有十万斛，中等人家也有数千斛，上面的人安然、下面的人和乐，相安无事。淳熙、绍熙年间，这种风气还没有改变。近来公私财计，穷困简陋到各种地步，都说自开禧以来军事议论才兴起，动用常平仓、义仓来供给军需运输，救荒就没有事先的储备；拨用官告、度牒、茶盐引来作为籴本，交易就没有现成的价格。军器要制造，弓兵要调发，积储要（支付）水脚费用，招募军队要给赏犒，不定时的滥用开支，一切都要设法应付，都允许在交承的钱内支销，于是州郡所积存的财物逐渐没有剩余了。调发军队用劈劵的方式，那么月粮就要加倍费用；军功赏赐有转资的，那么食钱就要增添请领。拆洗（钱币）有往来的费用，暴露（在外作战）有特别的犒赏，便宜行事，一切都要设法应付。朝廷应付如果稍微不能按期，那么转运挪兑就会亏欠旧有的定额了。军队方面的事务，虽然不想穷究其本末，然而在开禧以后窘迫，在开禧以前不窘迫，也必定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希望与大臣商议制定固定的制度，用官兵的常规数额来要求州郡，而不用非常时期的需求来要求；用一年四季的常规用度来要求诸司，而不用不可预测的费用来要求。凡是总领所应当应付调拨的，全都交给他们抛付支拨，让他们承担缺乏、耽误的罪责。课税盈利有增收余额的，不许申报进奉，让他们用来准备循环周转的费用。至于其他一切调发，那么由朝廷自己承担责任。应当拨给的就立即拨给，不必徒然进行审核追究；应当支拨的就迅速支拨，不许故意拖延停留。如果八月应当和籴，那么七月就先拨给；十月应当调发，那么九月就先支拨。让监司、郡守长久任职，以减少他们迎来送往的（耗费）；严格制止剥削盈余的行为，以阻止他们观望等待。这样，有志向的人就可以招募士兵、供养军队，谨慎稳重的人就可以防备水旱灾害、修筑城郭，倘若有紧急情况，也能够依靠已有的准备来筹办应付。至于军队方面，尤其应当了解其实际财力，放宽其财源，对上可以安慰将士之心，对下可以犒劳士卒，伸缩自如便可以了。以此来推展铺陈，若是大司农的经费接济不上，那就在于陛下如何筹划斡旋了。绍兴年间与金国议和用内库的钱财了结岁币，中间用兵时用内库的钱财激励将领僚佐。中兴的做法昭然如日月星辰，是可以拿来施行的。虽然如此，还有一种说法：军政掌握在军帅手中，那么总领就是急切必需的职务；军政出于朝廷宣命制诰，那么总领就成了多余的官员。为什么呢？大概军政掌握在军帅手中，那么民事就不得参与知晓，任命人来总领其事，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军政出于朝廷宣制，那么财赋的轻重应当出自军帅之手，总领的职务就只是一个有司罢了。如今想要招募一支军队却要听命于朝廷的议论，调动一处屯戍却要向总领所分批领取凭券，使朝廷的议论疲于应付，把它当作常事看待；总领所耻于督办，（双方）互相诋毁诽谤。这样宣命制诰的事就不可行了。若真的让四总领所的财赋听命于宣命制诰，就像张浚任用赵开时那样，就地取粮、折算转运，全凭意愿行事；就像吴玠的将佐处置吴玠的军务那样，不拘泥死板地调度，不凭空捏造地应付。有时想要裁减一支军队以宽裕用度，有时想要增加一支军队以应对边塞。效用军中有杰出的人才，可以提拔为背嵬军；民兵中有精壮强悍的，可以选拔为效用军。审察事情缓急的适宜与否，衡量收支的数目，让宣命制诰能够专断处置，其他部门不能加以阻挠。不是有重大变革，就不必等待朝命而后才行动；不是有大规模调发，就不必等到请求拨款而后才举行。这样，州县和总领所都能够自主使用其财赋，而大司农所掌的财赋也就可以得到而稽核查考了。

译理宗端平元年，编纂《端平防计録》。

尚书省上言：近来户部财赋防计不明，用度没有节制。诏令尚书省计簿房设局稽核考察，委派都司官同枢密院编修官一起编纂《端平会计録》，并命他们条列具体情况呈上。临时设置检阅文字官两员。

侍御史李鸣复上奏说："古时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必定在每年年末，根据年成的丰歉，衡量收入来确定支出。衡量收入而确定支出，本是有司的一件事，为何一定要为它设立制度，一定要归属于冢宰呢？因为天下财赋收入有丰歉不定，支出有增损各异，权衡多寡来斟酌费用，这就叫做'制'。这个制度一旦确定，即使君主也不能超越制度过多索取，有司也不能违背制度擅自支出。有没有这个制度，关系到民生的忧乐、天下的治乱。这难道是一个有司衙门所能办到的吗？本朝财用虽然由三司使掌管，但制定国家用度的建议，忧国之人常常提及。张方平论及支出费用数额过大，就请求下达中书、枢密院共同审议；范镇论及财政匮乏、百姓困顿，就请求让中书、枢密院共同掌握兵事民生财利的大计。到孝宗乾道年间，又特命宰相兼管国家用度，让参知政事一同掌管国用之事。当时即使是深宫禁地，也未尝不日夜将此事放在心上。如今财用已经匮乏，府库已经耗尽而调度正繁重，根本已经空虚而消耗蛀蚀不止。朝廷之上，没听说有其他谋划，只是增设一个撩纸局作为生财的场所；竭尽全日之力，增印纸币作为理财的手段。纸币日益增多，价值日益减低，号令不足以取信于民，接着用称提之法，称提之法又不足以强行使人服从。再加上估籍之令，估籍之令推行而百姓无法生存了。以往会计设有专局，检阅设有专官，在上位者似乎在为国家大计费心，然而公文往来频繁，徒然抚弄空文，岁月拖延，无法追究实际效果。又有论造纸币的奏疏，论省减费用的奏疏，在下位者似乎在为国用忧虑，然而地位卑微而言论高远，听者未必相信；事情重大而涉及全局，闻者未必施行。臣愚昧，希望陛下远则体察周人制定国用的遗意，近则效法孝宗任用宰执的成规，明确诏令大臣条陈规划：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满足一年的用度？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达到九年的储蓄？收入不足时从何处筹措？支出不够时从何处削减？揣度事理的应然之势，斟酌时宜而加以裁定，必定会有转移开合的运用之法，以不负朝廷的责任所托。希望如此。"

嘉熙元年正月，初设财用司。

到二年二月，大宗正丞贾似道上奏说："使财用充裕的办法，没有比清除贪官污吏更紧迫的了。宋太祖整治贪官，在朝堂上用杖刑处死；孝宗对确实查明的贪吏当面用刺字之刑，如今如能施行，那么财用自然会充裕。"

淳祐六年正月，设置国用所。

此后，宝祐四年九月，监察御史朱熠说："疆土日益收缩，而赋税征收却日益繁重；官吏日益增多，而调度用度日益广泛。景德、庆历年间，用三百二十余郡的财赋，供养一万余名官员的俸禄；如今用一百余郡的财力，供养两万四千余名冗员。边境郡县则有科敛调运，内地则拖欠经常应纳的赋税。要想宽舒民力，必须裁汰冗员。"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臣等谨按：这时管理财赋的官员，有总领，有提领。如淳祐元年四月，任命贾似道为太府少卿，湖广总领财赋；到这一年，设置国用所，命赵与筹担任提领官。九年九月，诏令赵与筹提领户部财用。十一月，又任命赵与筹为资政殿学士，提领国用。宝祐元年

译八月，任命马光祖为司农卿，淮西总领财赋。五年二月，命赵葵兼任湖广总领财赋，余晦任淮西总领财赋。六年二月，任命马光祖为京湖制置司兼防路防应，湖广总领财赋。开庆元年四月，任命吕文德兼任四川总领财赋。十一月，任命应㴠雷为军器监，淮西总领财赋，兼江东转运判官。景定元年四月，命马光祖兼任淮西总领财赋。二年十一月，马光祖提领户部财赋。这是因急切为国家用度谋划，所以才这样任命重臣专门主管此事。

开庆元年二月，拿出内库缗钱三千万助边防之用。

到九月，诏令拿出内府钱一千万缗、银五万两、帛五万匹，供给宣抚司；钱五百万缗、银三万两、帛三万匹，供给沿江副司犒赏军队。又拿出内库钱五百万缗、银二万两、帛二万匹，供给两淮制置司；钱三百万缗、银一万两、帛一万匹，供给沿江制置司，用以备作军赏。十一月，诏令江东西宣抚使赵葵便宜行事，拨钱五百万缗、银五万两，供其使用。闰十一月，又诏令拿出内库缗钱五千万，犒赏内外各军。

臣等谨按：这时屡逢军事行动，所赐钱财不计其数。见于本纪记载的，这一年之后到景定元年正月，元帅北还，诏令用缗钱三千万犒赏军队，并借此显示赏功的典章。又赐给鄂州守战将士缗钱三千万。度宗咸淳六年正月，用钱二百万赐给防路防应司备作防御的赏赐。十月，派范文虎统领殿前司两淮各军前往襄樊会合备防，赐钱一百五十万犒赏军队。十一月，诏令襄郢戍守将士因严寒可悯，赐钱二百万犒赏军队。七年六月，用钱一百万、银五千两，命知嘉兴府昝万寿修城浚濠、缮治甲兵以备防御。又诏令因蜀地闸门调度浩繁，赐钱二百万供其使用。又因酷暑赐钱二百万给襄郢戍守将士。八月，用钱三百万派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到郢州调遣犒赏军队。又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贵合力防御，用钱二百万随军拨给使用。十二月，用钱三十万命四川制置司属下渠洋、开州、宁西镇抚使张朝宝创设军司犒赏军队。八年二月，用钱二百万犒赏襄郢水陆戍守作战将士。九年四月，用钱二百万供给兵部尚书湖广总领汪立信开设幕府犒赏军队。又用钱六十万供给沿江制置使赵溍作江防御敌之用。十月，任命李庭芝为两淮安抚制置使，赐钱二百万供犒赏备防之用。十一月，任命夏贵为淮西安抚制置使，赐钱一百万供犒赏备防之用。十年六月，用银二万两命寿春府筹措边防。当时军书往来频繁，还要靠这样维持局面，十余年间这确实也是激励劝勉的一种手段罢了。

恭帝德祐元年十二月，嘉兴府告急，拨发封桩库钱财作为军需，又拿出安边封桩库黄金，交付给浙东各郡作为军备之用。

王圻说：宋太祖、太宗设立三司掌管财计，设有度支一职，又设有提举帐司、磨勘理欠等司，都是为了谋划财政用度。唐代李吉甫曾记录元和年间的国家财计，写成书籍。宋代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元丰年间主管财计的官员，都有记录上呈。户口的簿籍、疆域的地图、调度的多少、赏赐的厚薄，无不齐备。各内藏库与天下封桩，凡不属三司所管的都不在其中。《元祐会计録》，是苏辙所撰，是取元丰八年会计的实际情况，分为五类：收支、民赋、课入、储运、费经。认为一年的收入不足以供给一年的支出，并且论及宗室封为节度、防御、观察使者的人数是皇祐年间的数倍，百官任大夫者的人数是景德年间的数倍，若能稍加裁减宗室及百官荫补子弟的恩泽，对现任者没有损害，对将来者有所限制，这也算是极为妥当的

译计策了。自从废除三司，理财失去章法，渡江以后，典籍散失，一切会计事宜都搁置不理，只顾眼前苟且度日，议论者对此深感惋惜。

辽朝制度，五京以及长春、辽西、平州设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等司，掌管出纳。

《辽史·百官志》说：辽国以畜牧、田猎渔猎为生计根本，掌管财赋的官职起初十分简略，自从聂哷教民耕织之后，盐铁等利益日益增殖，等到取得燕、代之地，就更加富饶了。

道宗咸雍年间，马人望任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都很富裕。到天祚帝时，马人望迁任中京度支使，刚到任时，府库仓廪都空虚。处理政务半年后，积存粮食十五万斛，钱二十万缗。等到拜为参知政事，主管南京三司使事务，当时钱粮出纳的弊病唯有燕地最为严重。马人望用缣帛作为通行的历簿，凡是库中财物的出入，都让另立簿籍，名叫"临库"。奸猾之人、刁滑的官吏，都无从上下其手作弊。

太康元年六月，知三司使事韩操因钱谷增收有余，被授予三司使之职。

《辽史·食货志》说："辽地大半是沙漠戈壁，一年之中三季多寒，春秋耕种收获黍稻，土地肥瘠大概不能与中原相同。然而从建国初年起，农业谷物就充裕有余，赈济饥荒、救助患难，用度毫不吝惜，甚至惠及邻国，绰绰有余。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劝课农桑用人得当，措施有章法的缘故。"

王圻说："辽从朔漠兴起，经费情况都无从考证。只知道每日有宴饮，每月有赏赐。赏赐多的，银子多达二三千两，又用鞍马衣料辅助赏赐。然而也不至于告急匮乏，难道是因为防边的费用已经节省，又借助宋朝作为外府的缘故吗？"

金太宗天会十一年八月，在黄龙府设置钱帛司。

海陵王天德二年正月，诏令中外节省财用。

臣等谨按《金史·本纪》：海陵王在位十余年，常常粉饰情貌来驾驭臣下，却崇尚吃素食进鹅肉以示节俭。等到出去围猎驻扎时，随时需索，一只鹅一只鹑，民间有时要用数万钱才能买到，有人用一头牛换一只鹑。有时用破旧被褥盖在衣服上以示节俭给近臣看，有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让记注官看见记下。有时拿军士的陈米饭和御膳一同进食，先把军士的饭吃得所剩无几，却对亲近的一帮小人，赏赐没有限度。常常在黄金褥垫间放置东西，有喜欢的人，就让他自己拿去。到营建南京宫殿时，运一根木料的费用多达二千万，牵一辆车所用的人力多达五百人。宫殿的装饰，遍布黄金，然后再间饰五彩，金屑飞散空中如同落雪一般。一座宫殿的花费，要以亿万计算，建成之后又拆毁重建，务必极尽华丽。他南征时打造战舰，在江边拆毁百姓房舍作为材料，煮死人骨头炼油，役使民力如同牛马，耗费财用如同泥土草芥，掏空国家去图谋别人的国家，最终导致失败。天德年间的诏令，不过是粉饰情貌的一种手段罢了。

世宗大定二年六月，拿出内府金银供给征讨契丹的军队使用。二十一年，参知政事梁肃上疏论述生财舒用之事共八条。在此之前，梁肃上奏说："如今一斗粟米卖三百钱，百姓已经困顿饥饿，这是因为钱难以得到的缘故。计算天下一年收入二千万贯以上，一年的用度还剩余一千万。院务坊场以及百姓应缴纳钱的，一并减少数百万。院务坊场可以折纳谷物布帛，用来折支官员士兵的俸禄，使钱币散布到民间，才能稍稍容易得到。"皇帝说："县里所欠的院务钱允许折纳可以。"于是又上疏论述生财舒用之事共八条：一是罢除随司通事；二是罢除酒税司的杓栏人；三是天水郡主本族已无在世的人，其余都是远支族人，可以停止赡养；四是裁减随司的契丹吏员；五是罢除醋务专卖，把利益让给百姓；六是酌量减低盐价，使私盐无法通行，百姓不至于犯法；七是各路酒税允许折纳其他物品【这与罢除杓栏人、罢除醋务互相参见榷酤考】；八是今年大丰收，请求广泛收购粟麦，使钱币流通出去。皇帝说

译："赵氏的赡养一事，是国家的美政，不能废除，其余七件事可以施行。"命宰相详细商议后上奏。

臣等谨按：世宗自身奉行俭约，见于本纪记载的不可尽书；然而赏赐臣下却又十分丰厚，大略可见于列传。近的如通吉义罢为益都尹，赐金五十两，银五百两。乌雅扎拉攻击斡罕有功，任命为宿直将军，赐银三百两，重彩二十端。富珠哩定方和宋朝作战，被人杀害，赙赠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图克坦喀齐喀平定陕西，将士明安赏银五十两，重彩五端，绢十匹。权正同之正军人，给钱三十贯。伊勒希给十贯。战死者都按等差赐钱。等到喀齐喀去世，赙赠银一千二百五十两，以及重彩币帛。赫舍哩志宁在宿州取胜，把御用的金线袍、玉吐鹘宝铁佩刀，派人到军中赐给他。凡是有功的将士明安、穆昆，都按陕西的迁赏例给予。佛宁给重彩三端，绢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赐钱十贯。返回睢阳驻军时，又把御用的玉佩刀、通天犀带赐给他。诏令战死的士兵每人赙钱三十贯，明安三百贯，穆昆二百贯，富埒珲一百贯，权明安二百贯，权穆昆一百五十贯，权富埒珲七十贯。等到返回京师，又用玉勺及黄金五百两赐给他。等到他去世，赙赠银一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完颜思敬把斡罕的俘虏献到京师，赐金一百两，银一千两，重彩四十端，玉带、马厩之马、名鹰。完颜爽去世，赙赠银一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完颜阿苏去世，赙赠的数目相同。完颜宗敏屡立战功，历任官职深得民心，被海陵王所杀，赐金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绢三百匹。张浩去世，赙赠银一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完颜宗宪去世，赙赠银一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完颜永元去世，赙赠银三百两，重彩十端，绢一百匹。诺延温都乌达去世，赙赠银一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刘珫被任命为定海军节度使，赐给马厩之马、金带、重彩十端，绢一百匹。等到他去世，赙赠银三百两，重彩三十端。可见世宗对自己节俭而对他人不节俭，深谙用财之道就是如此。

二十九年【章宗已经即位】五月，诏令罢除送宣钱。

六月，又罢除送赦礼物钱。

章宗明昌六年三月，运粮到北方边境，发放银钱等物准备用来支给赏劳。用银五十万两，钱二十三万六千九百贯，准备支给；银五万两，金盂二千八百两，金牌一百两，银盂八千两，绢五万匹，杂彩一千端，衣服四百四十六套，用来准备犒赏慰劳。

五月，命令削减万宁宫陈设九十四所。

承安元年十二月，慰劳赏赐北方边境的将士。

派提刑太医近侍局使李仁惠去慰劳赏赐，授官的有一万一千人，受赏的将近二万人。总共用银二十万两，绢五万匹，钱三十二万贯。

二年四月，颁发空名度牒等，帮助补充军需储备。

世宗大定初年，因为边境事务未定，财用匮乏，除东南两京之外，命百姓通过进纳来补授官职，以及出售僧道尼姑女冠的度牒、紫褐色衣服和师号以及寺观名额。五年停止。到这时，尚书省又上奏：近年来北方边境调度颇多，请求颁发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徳号以帮助补充军需。皇帝听从了。三年，西京发生饥荒，又出售度牒来救济。到卫绍王崇庆元年五月，又诏令出售空名敕牒。宣宗贞祐四年，因为军需储备不足，允许通过纳粟来充任僧道官【纳粟入官的详情见选举考】。

十月初，设立讲议所，设官十员，共同商议钱谷之事。

三年正月，诏令罢除讲议所【互见

译职官考】。

宣宗贞祐三年三月，减少刍粮的供给条例。

在此之前，承安四年三月，尚书省上奏减少亲军、武卫军的名额，以及太学女真、汉人生员，罢除小学官和外路教授，用以节省俸给。皇帝诏令学校仍旧维持，武卫军名额再议，其余照准。到这时，御史台说："在京的军官以及委派差遣的官员的刍粮供给条例，都等同于出征在外，请求减少他们的供给。"枢密院委派有俸禄的官吏差役，若不是出征就不必供给，都听从了。四月，因为调度供给不足，凡是随朝六品以下官员及承应人，罢除其随从人力的佣钱。有俸禄的官吏被差遣而不出本境的，一律罢除供给的条例；出境的，按一半给予。修内司的兵士，也减半供给。七月，诏令河北郡县的军需，一并减为河南的一半。又诏令致仕官员的俸给，比照南征时减少一半。

七月，裁减宫中每年的供给差用。

九月，设立招募百姓进粮的赏格。

诏令州县官能招募百姓进粮五千石到二万石以上的，各按等差减少考核年资及升迁【详见选举考】。

兴定三年四月，制定招募百姓入粟的办法。

高汝砺请求为防备秋防储备粮食，应当趁着年成丰收在河南各州郡验实规定标准，招募百姓入粟。皇帝与他商议确定办法后施行。

哀宗正大三年正月，诏令尚书省商议省减用度。

十一月，诏令陕西两行省，凡是三品以下的军事官员，允许按功过赏罚，拨给银二十五万两，按此给予赏赐。

六年七月，罢除陕西行省军中的浮滥费用。

天兴元年八月，搜括民间粮食。

不久诏令罢除搜括粮食，改用进献的方式征取。九月，罢除贫民进献粮食。不久又再次搜括京城的粮食。

《金史·锡黙爱实传》说：天兴元年八月，搜括京城粮食，用转运使完颜珠赫、张俊民、伊喇克忠等人设局，以推举为名义进行。不久又罢除搜括粮食之令，改用进献的方式征取。前御史大夫、皇族哈昭又希望被起用，建议说京城搜括粮食可以得到一百余万石，朝廷相信了这话，命权参知政事与左丞李蹊总管此事。先命各家自报实数，壮年男子存留一石三斗，弱小的减半，还要在门首写明数目，敢有隐匿的以升斗计罪论处。京城三十六坊各自挑选苛刻严酷的人来主持此事。皇族完颜玖珠尤其酷虐残暴，有一户寡妇母女二人，实报豆六升，其中有蓬子草约三升，玖珠抓住她们当众责罚。妇人哭泣辩解说："我丈夫死于战乱，婆婆年老不能奉养自己，所以夹杂蓬子草糠秕来自食罢了，不敢用来充作军粮。况且六升只是三斗之外的余数。"玖珠不听，妇人竟然死于杖下。京师百姓听说此事，吓得战栗不已，把剩余的粮食都倒进粪坑里。锡黙爱实上奏请求罢除搜括粮食，没有得到批复。当时所搜括的还不到三万斛，而京城更加萧条了。

三月，拿出内府金帛器皿赏赐战士。

到七月，拿出内府及两宫的财物，赐给军士。十二月，皇帝亲临端门，发放府库以及两府的器皿、宫人的衣服，赐给将士。

二年九月，搜括蔡城的粮食。

当时皇帝逃到蔡城，派使者到宋朝借粮，宋朝不答应。元军修筑长墙围困蔡城，所以又搜括粮食。

《金史·食货志》说：金太祖开创基业，减轻辽朝的租税，规模深远。熙宗、海陵王之世，风气日渐开化，兼顾谋求远略，君臣讲求用财的制度，急切地把这当作首要事务。即使凭世宗的贤明、积蓄的心志，又何尝有一天忘记过这件事。章宗时文治繁盛，边防费用也增多，食货方面的议论不容不急迫。宣宗南迁，国土日益缩小

译，涸泽而渔的举措往往就此出现。大概新法刚推行时，唯恐不够周密，进言的人说这有害于百姓，就下令罢除。罢除不久，谋划财计的人又说用度匮乏，又重新施行。罢除时，本意是为了便民，但百姓未见其恩德；施行时，本意是为了满足用度，但用度并未因此宽裕。等到金朝灭亡时，搜括粮食、拦阻籴米，一切搜刮聚敛的政策，无所不用。加征赋税数倍，预先借征数年的，有的想得到钞票，就预先出售下一年的差科。高琪任宰相时，议论到以油类进纳，滥竽充数的官员动辄接受没有名分的宣敕，有的想授予五品正班；僧道纳粟，起初只是度牒，最终发展到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也要衡量他们的资财来出售。甚至有人在服丧期间也花钱买官来求仕，官府的奴婢花钱赎身从良，进士出身也可以花钱买到及第。更甚者，叛臣巨盗归顺，没有金帛来准备赏赐，就用王爵激励笼络他们的心，重爵不够用，就用国姓赐给他们。名实混淆，伦理法度败坏，都顾不上了。国家想不乱，怎么可能呢？等到金朝断绝对宋的岁币而不允许议和，贪图淮南的积蓄，谋划以武力夺取，以致使枢密院的骑兵全部用于南征。额尔克时全出兵，最初目标是得到粮食，后来却一点好处也没得到。三军溃败覆灭，元军兵临城下，兵力财力都陷入困顿，无法抵御。古语说："立法之初若太苛薄，其末流仍将贪婪；立法之初若太贪婪，其末流又将如何？"假使金朝当初能用唐代的永业田、口分田来制定百姓产业，仿效租庸调之法来充实国家财计，何至于百年之内，纷乱到这种地步？急于求一时之利，沿袭已经长期败坏的旧法，鄙薄辽朝的俭朴，因袭宋朝繁缛的文治之风，惩戒宋朝的宽柔，又加上辽朝的严苛峻切之政，舍弃了自己的长处，反而兼用了别人的短处，难怪国用匮乏而民心更加离散了。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月，敕令禁止宫中出纳三分库。

御用宝玉、远方珍异之物归内藏；金银、济逊衣段归右藏；常课衣段、绮罗缣布归左藏。

臣等谨按《元史·百官志三》：这些库都隶属于太府监。《武宗纪》：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中书省上奏说："太府院是内藏，世祖、成宗朝，遇有重大赏赐就从中书取给。如今所赐动辄超过一千锭以至一万锭的，都是从太府取给。近来太府取五万锭，已经支出二万了。如今又因匮乏来禀告，请求今后内府所用数目多的，仍从中书取给。"皇帝说："这是朕特别的旨意，此后应当依照所奏施行。"大概元代到武宗即位之初，国家用度渐渐增多，而帑藏已经匮乏了。

二十九年十月，左丞相鄂勒哲等人请求节省用度。

鄂勒哲等人说："一年天下的收入总共是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零五锭，如今已经办妥的才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三锭。其中有的还未运到京师而在途中，有的用来供给军旅以及织造物件、馆驿传舍俸禄。从春天到现在，总共支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支出的数目已经超过收入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了。此后赏赐各近侍之人，也应该有所节制。"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个建议。

臣等谨按王圻本记载：这一年十一月，中书省说从正旦到二月中旬花费五十万锭。臣等兼管财赋总务，从今以后侍臣奏请赏赐，请求让臣等预先商议。皇帝同意了。又记载十二月僧格说有分封领地的臣子，照例以贫乏为借口，希图得到赏赐。财物不是从天上落下、从地里冒出的，都是取自百姓，如果不谨慎其出入，恐怕国用会不足

译。皇帝说："从今以后不应当给予的，你就删去；应当给予的，应当再上奏，朕自会处理。"考察《世祖本纪》及《僧格传》都没有记载此事。况且僧格已经在十八年秋天被处死，王本所记载的不知依据什么，姑且保留这种说法以备考证。

成宗元贞二年十二月，制定诸王朝觐的礼仪和赏赐。

太祖一系赐金一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一系赐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其余各按等差赐给。到成宗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已经即位，中书右丞相哈喇哈斯达尔罕等人说："先前奉旨商议诸王朝觐赐与之事，臣等商议。宪宗、世祖登基时，赏赐有定数。成宗即位，承接世祖府库充盈富足之势，比照先例，原来赐金五十两的增加到二百五十两，原来赐银五十两的增加到一百五十两。"皇帝命令遵照成宗所赐的数目赐给。

《元史·食货志》说："元朝的制度，凡是诸王以及后妃、公主每年赐予银币，最初制定于太宗之时，而在宪宗之时有所增加。到世祖平定江南，直到成宗，出于亲亲之义，又更加优厚。至于功臣，也是如此，又是用以大力报答功劳的缘故。"

臣等谨按王圻本记载：元贞元年中书省说朝觐赐与之外，剩余的钞票只有二十七万锭。凡是商议钱粮的，请求酌量拨给。又制定西平王鄂拉齐、宁远王库克楚、镇南王托欢以及额森特穆尔大朝觐赏赐的标准，各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特穆尔、布哈伊扎尔布哈等人，各赐金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一百六十匹。考察《成宗本纪》不记载此事，即使所定的数目也与此不符，想来这一年又重新制定了。

大德二年二月，敕令：核算统计每年出入的数目。

谕告中书省说："每年天下金银钞币的收入是多少？诸王驸马的赏赐以及一切营建的支出是多少？请核算以上奏。"右丞相鄂勒哲说："每年收入的数目，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而仍然不够用，又从至元钞本中借了二十万锭。"从今以后敢以节用为请，皇帝赞许并采纳了。罢除中外的土木工程。

十一年八月【当时武宗已经即位】，命令从此凡是以赏赐为请求的一律不予上奏。中书省说："因朝觐而应当赏赐的折算为钞票，总共三百五十万锭，已经发给的一百七十万，未发给的还有一百八十万两。都省所储存的已经空虚，从今以后特别奏请赏赐的应当暂停。"所以有这道命令。到九月，晋王伊苏特穆尔因诏令赐钞一万锭，只发给八千锭，提出意见。中书省说："帑藏空虚，正常赋税每年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运入京师的有二百八十万锭，往年所支出的只有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经支出四百二十万锭，又有应求而未支付的二百万锭。臣等担忧财用不足，特此上奏。"皇帝说："爱卿说得对，从今以后赏赐应当暂停，各人不得奏请。可以给晋王钞一千锭，其余的移交陕西行省给予。"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中书省请求节省用度。

省臣说：仓廪储藏空虚，中都建城，大都建寺，以及为各位贵人营建私宅，军民不得休息。近来用度更加广泛，每次赏赐一人，动辄达到一万锭，惟愿加以体察管制。

三年十月，命令分减宣徽院的廪给。

尚书省说：宣徽院的廪给日益增加，储备虽然充足，实际上不能供给，应该加以分减。皇帝说："近来看到后宫的饮食膳用与朕无异，有这样的道理吗？"命巴达克善与宣徽院官员核实情况，加以分减。

四年十一月

译【当时仁宗已经即位】，诏令凡是营缮工程一律罢除。

在此之前，三月谕告太府监说："财用充足就可以养育万民，供给军队。从今以后即使是一缕丝绢那样微小的东西，不禀报朕，也不得随意给人。"到这时，参政李孟上奏说："钱粮是国家的根本，世祖朝量入为出，一直务求节俭，所以仓库充实。如今每年支出钞票六百余万锭，又有土木营缮一百余处，计算用度数百万锭。宫内下诏赏赐又用去三百余万锭，北方边境军需又用去六七百万锭。如今帑藏现存只有十一万余锭，若照这样怎么能周全供给？从今以后不急需的浮滥费用应当一律停止罢除。"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所以有这道诏令。

达尔玛实哩等人每年的赏赐。

到四月，中书省请求节省赏赐以纾解民力，皇帝说："朕考虑到支出多于收入，在出纳之际，你们应当谨慎。朕自当节省其中的用度。"

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舒玛尔节因国用不足，请求减少马厩用马，裁汰卫士，以及节制诸王滥行的赏赐，皇帝听从了。

到七月，因国用不足，罢除抄写金字藏经。

《元史·张珪传》说：皇帝因灾异下诏百官聚集商议，张珪与枢密院等官员极力论述当世的得失，有这样的话："宫中买卖宝物，世祖时不曾听说过这样的事，自成宗以来才有这种弊端。一分珠子一寸石头，卖到数万钱，当时百姓心怀愤怨，御史台官员交相进言。况且所偿付的钞票，都是取自天下百姓的血汗，一分一厘地征收上来，又跟着鞭打百姓，为何用度如此不吝惜！用治理国家有用的宝物，去换取这种不能解决饥寒的东西，又不是官府按需求出面购买。大概都是当权显贵与鄂托克中宝之人，谎称是进献呈上的，冒领回赐，抬高价钱多达十倍，蚕食蛀蚀国家财产，暗中分肥。像沙布鼎这一类人，不久前因抬价中饱私囊事发，尚且留存在官府文书中。陛下即位之初，首先知道这种弊端，下令禁止，天下人都欣喜庆幸。臣等近来听说中书省又重新奏请发给，历朝未偿付的宝物价款四十余万锭，比较其原价，利润已经数倍。有的拖延数年，远的达三十余万锭，又命用市舶蕃货来抵偿。计算如今天下所征收的包银差发，一年收入只有十一万锭，这已经是四年征收的总数，比照来看经费本已不足，却又急于科敛征收。臣等商议蕃舶的货物，应该用来充实国用、纾解民力，宝物价款请等到国用富饶之时再商议。国家的经常赋税都出自百姓，量入为出，是有司的职责。近来建造西山寺，损耗军力祸害百姓，耗费以亿万计算。刺绣经幡，驰驿……

译江浙一带，官府逼迫郡县百姓服杂役，男女动辄经年累月，极尽奢侈，招致怨恨。近来虽已下诏罢除，但又听说奸邪之人趁机上奏请求，又想重新兴办，谣言四处传播，众人情绪惊惧。臣等商议应当遵守先前的诏令，向百姓显示朝廷有信用，那些创制刺绣之类并非每年常用的事务，一律罢除。朝廷内外军民各衙署所设官吏，凡不是世祖时期的旧制、以及至元三十年以后新改升、新创设的，人员冗滥、俸禄滥支，应当一律裁减合并、罢除。僧徒奏请增修布施，贪图财利，一件事所需的金银钞币多得数不清，每年耗费钞币数千万锭，比至元年间多出数倍。凡是供奉的物品全都归其私有，布施等所用的钞币还在此之外，百姓的血汗，任凭他们索取，他们既然行为不清白，恰恰足以亵渎天神，应当罢除功德使司，不得随意增加祈祷法事、佛事等名目。又近年来游手好闲之徒，胡乱投入宿卫、部属以及宦官的女红、太医、阴阳等职役的不计其数，一人入籍，全家便可免除赋役，一年所需供给的衣马草粮，需数十户人家的赋税才够，而所征收的却不足以供给。商议应按世祖时期支给的数额办理。」其余的一并裁汰。军队的兴起，被称为凶器，擅自挑起边境事端，并非国家之福。蛮夷无知，劫杀使臣，不过是贪图财物罢了。至于动用大军，一年之久尚未收兵，伤害我方士卒，耗费国家的资财粮饷。应当明令告诫守边官吏，裁减冗余的兵员。又近年来赏赐泛滥，皇帝身边的近侍之人，窥探皇帝高兴的时机，有的谎称缺乏钱财、无处安身，有的谎称嫁女娶媳，有的以歌舞技艺、玩物进献讨好，实在没有丝毫功劳，稍有一点小殷勤便相互上奏请求，要求赏赐，回过头来竟占有国家的金银珠玉，以及没收充公的人畜产业。无功受赏，既损耗了财用，又开启了侥幸求赏的门路。臣等商议，除非功劳事迹十分明确显著，不应当加以赏赐。皇帝没有听从。

译均徭，推广各种事例，都兴起了。起初也依靠这些来救济匮乏，时间久了各项灌输的收入越来越少。正值四方多事，有关部门往往奏请留用、请求豁免，如浙江、直隶因防备倭寇，四川、贵州因采伐木材，山西、陕西、宣府、大同因用兵灾荒。即使每年二百万的收入定额，还亏欠三分之一，而宫内的赏赐规格、斋醮宫殿的营建，皇帝常常在半夜发出片纸征取，没有人敢延误片刻的。到嘉靖三十七年二月，防备大同告急，发放白银二十六万余两，百姓运送到太仓的，白银仅七万，府库储备不到十万。两边的大臣奏请索要一天比一天紧迫，户部尚书方钝等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乘机会进呈陈述府库空虚的情状。皇帝严厉斥责他们谋划国事不忠，命令再加商议。大概世宗时国家用度不加节制，以致匮乏到这种地步。

嘉靖三十七年，命令每年进献内库白银一百万两之外加上预备皇上钦取的银两，

译后来又提取没收官府的银两四十万两存入内库。

《食货志》说：凡是甲字等库，由主事偕同科道官巡视太仓库，由员外郎、主事统领，而由给事中巡视。到嘉靖年间，才两个月上报一次收支的数目。又当时修建工部的旧库，取名叫节慎库，用来储存矿银。尚书文明用它来支付工价，皇帝责问他，命令用别的银两补偿。从此专门用来供给宫内之用了。那些在外的布政司、都司等各库，由巡按御史三年盘查一次。各盐运司库，年终由巡盐御史委派官员查察。至于府州县的税课等，国初命令有关部门解送至州县府司以至于部，部里登记入库，原来的封识不得擅自动用。永乐年间才委派人查验勘核，才起解到部，再经查验相符才准予进纳。到嘉靖年间，设立查验试办法，查验相符发给进纳凭据，寄存在库中每月逢九查验，巡视库藏的科道官进库查验收纳，不合格的驳回更换。

十二月，命令每年派遣御史一

译员查核光禄寺的钱粮，每月呈上一份揭帖进呈御览。此前，厨役的定额，仁宗时仅六千三百余名。到宪宗时增加了四分之一，皇帝（世宗）初年减至四千一百名。每年的定额银节省至十三万两，中年又增加到四十万。定额不够，就向太仓借支，太仓又不够，就命令原来供应的司府按数额增加供给。于是皇帝怀疑其中有侵吞舞弊，下令礼部查问情状，责令光禄寺列出数目上奏。又降下批示诘问责备，于是命令御史稽查核实。两个月间节省白银二万余两，从此每年以此为常规。《食货志》说："世宗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义上是裁汰节省，可是营建的经费已经达到六七百万。此后增加了数十倍，斋宫秘殿同时兴建，工场二三十处，役使工匠数万人，军队都为此叫苦。每年花费二三百万，那时宗庙、万寿宫遭遇火灾，皇帝不加以省察，营造修缮更加急迫，经费不足，就命令臣民献纳资助。献纳资助不停止，又推行开

译纳之法，劳民耗财，比武宗时还要过分。"

穆宗隆庆元年八月，命令四名御史分别查核天下军需的剩余。皇帝刚即位时，废止一切斋醮工作以及定例之外的采买。到这时，询问户部京师府库储存的金银是否足以供给军国之需以备核算一年，户部奏报说所存的仅够三个月的用度，今年还亏欠九个多月，边军百万，全都没有所需的供给。皇帝大为震惊说："军队储备缺乏，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朕一切的衣食用度，在正常供给之外，未曾胡乱耗费一丝一毫，你们要用心经理，不要疏忽。"于是又奏请命令朝廷内外的大臣各自陈述理财的办法，于是派遣御史马明谟、赵岩、谭启、张问明分别查核天下军需的剩余，以弥补元年所蠲免的数目。

十二月，谕令户部："查明内库、太仓白银的收支数目。"尚书马森奏报：太仓现存白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每年支出官军俸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边地储备二百三十六万余两，补发的年例一百八十二

译么边境怎能不告急，京师怎能不告匮乏呢？请求趁着朝觐的时机，广泛征集众人的意见，斟酌采纳施行。皇帝批复认可。

隆庆四年正月，内承运库的宦官用空白的札子提取户部白银十万两，朝廷大臣上疏劝谏，都不被听从。在此之前多次提取太仓银存入内库，到这时户部尚书刘体干上疏说："京师的府库是重要的托付所在，竟然用片纸就提取，怎能辨别真假？请求停止先前的命令。"诏令仍按原数用金子进献，此后又多次提取光禄寺、太仆寺的银两。工部尚书朱衡极力劝谏，不被听从。

这一年七月，户部尚书张守直又上疏说："国家的贡赋，关键在于量入为出。曾经核算天下的钱粮，一年的收入，仅二百三十万余两，其中还有很多是积欠、灾免、奏请留用的。一年的支出，京师一百万余两，而边饷达到二百八十余万，其中额外请求的还不包括在内。隆庆二年用了四百四十余万，隆庆

译三年则用了三百七十九万，这是最少的年份，可是支出已经是收入的一倍了。近来派遣四名御史搜括天下的府库积藏，二百年来所积存的全部归入太仓，然而除了老库的一百万之外，只有二百一十万余两，不够九边一年的用度。自从嘉靖十八年遭受兵灾以来，边地大臣天天请求增兵，兵部天天请求供给饷银，从五十九万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士兵战马难道全是实数，草料粮食难道全是实用？请只用近年一两个镇的情况来说：如宣府的主兵，嘉靖四十二年发放银两二万，嘉靖三年只有一万，如今达到十二万。大同的主兵，嘉靖三十六年发放银两二十二万，次年二十三万，如今达到二十七万。又因为增兵又耗费十万，举出主兵就可以推知客兵，举出这两个镇就可以推知九边。应当命令朝廷大臣斟酌商议减省，不得超出每年收入的常规数目之外。臣也行文督抚，让他们把每年用度的实际数目上报户

译部，开列清册呈进，希望留神省察阅览。那些用财比过去节省的，一定是忠臣，就应当加以奖赏；那些靡费超过原来常规的，一定不是忠臣，就应当加以惩罚。一切的收支，允许臣执奏上报，那对国家大计就很幸运了。"皇帝听从了，命令各边地督抚按照实情商议处置后奏报。

【臣】等谨按《明本纪》，隆庆三年五月，御史詹仰庇请求废除靡费，反遭斥退为民。隆庆四年五月，给事中李已谏阻购买金银财宝以求节省，反遭下诏廷杖下狱。这说明当时滥用国家用度，又不止是劝谏而不被听从罢了。至于隆庆五年六月，山西巡抚靳学颜上疏说："周朝的镐京、洛阳，汉朝的两都，都是空有虚名罢了，如今两京并立营建，官吏士卒聚集丛生，白白耗费公家的府库，

译这是第一项耗费。宋朝宗室成员亲疏各有等级，分散居住在民间，都列名于仕籍，如今出城有禁令，入仕却无门路，不务农、不经商，坐着吃朝廷的俸粮，这是第二项耗费。天下的军队，有边兵、京兵、留都兵、腹内卫所兵四种。这四种军队虽然同样坐食俸粮，但轻重缓急却各不相同。其名目有见伍、招募、征调、清勾、充发。这五种当中，见伍、招募是不可以停止的。清勾、充发按名册核对时看起来数目可观，但要求它们发挥实效却毫无实际作用。征调本是用来补充戍守兵力的，却往往虚设那边、充实这边，白白耗费押送的费用。山东的义勇、各省的民壮，原本并非祖宗定下的制度，如今却只用来承担勾摄、扫除一类的差役，请求征收他们的饷银来充实边防储备。至于那些不可裁汰的守兵，也请责令他们按轮班戍守的办法执行。这其中的主旨在于核查兵额，大体上和整顿守卫职责的用意相同。

译明神宗万历九年四月，户部进呈《万历会计录》。

在此之前，尚书王国光把户部前后颁行的条例编辑成书，皇帝看后，嘉许他留心国家财计，于是命他详加校订后进呈。到万历二十二年，户部依照先朝旧例，记录呈报国家财政收支，每年年终统计王侯的禄米、百官的俸禄粮饷、边境腹地军士的月粮以及漕运本色折色钱粮，把当年征收天下财赋出入的各项数目，进呈皇帝。

《神宗实录》记载：这个月，辅臣张居正上奏说，赋税收入应当量入为出，注意节俭，并请求禁止向寺庙道观布施这一项，认为与其把恩惠施给僧道，不如宽厚体恤百姓。皇帝说："说得对，如今宫中的用度已经节省，赏赐也照旧例，没有增加。"张居正上奏说："所谓旧例，也是近年沿袭下来的，并非祖宗原来的旧例。就拿嘉靖年间来说，用度最为浩繁，但内库银两还有盈余。隆庆初年，东裕库还积存一百多万两。如今每年金花银一百二十万两，按季度预先送进，随取随用还常说不够，有限的财力怎能应付无穷的费用？关键在于留心省察。"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臣等谨按《明史·艺文志》记载，汪镆撰《大明会计录类要》十二卷，张学颜撰《万历会计录》四十三卷，刘斯洁撰《太仓考》十卷。又王圻说：丘濬曾想仿照唐人的《国计录》、宋人的《会计录》，命掌管财政的大臣把洪武、永乐以来天下秋粮、夏税、户口、课税等项，每年起运多少、存留多少、供给边防多少，一一开列清楚。还要查考历年内府、亲王藩国以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和内外在职食粮的人数，与每年祭祀、修造、供给等费用共多少，一律以一年财政收支最多的年份为准，每朝为一卷，合成一部书，以备参考，并呈请皇帝御览，使国家财计大纲一目了然，这样才能量入为出，国家财计不至亏空。

十二月，命太仓、光禄寺各进献银十万两。

当时因皇女出生，进献银两以备宫中赏赐，众臣纷纷上疏劝谏，皇帝不听。

十六年八月，下诏征取太仓银二十万两，充作阅陵的赏费。

当时因赏赐繁多，内库供应不上，便征取银两来用。户部尚书上奏说："国库空虚，请求免除。"皇帝不听。

《食货志》说："当初，世宗时，太仓收入二百多万两，到万历六年，太仓每年收入共四百五十多万两。而内府每年供应金花银之外，又增加买办银二十万两作为常例。后来又增加内操马草料银七万多两。时间久了，太仓、光禄、太仆的银两都被搜刮殆尽，边关赏赐首功原本从内库发放的，也改从太仆寺支取了。"

二十三年二月，户部因公私财力都窘迫，陈述当时政事的要点，皇帝采纳了。奏疏大略说：内库每年支出超过定额，民间百姓的财力被科派耗尽，公私两方都窘迫，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了。而各边镇又额外加添以示宽容，从四十多万两增到二百八十多万两，数目已到极限。可是蓟州、密云等镇接着又增加军饷四十多万两，如今又增加银五万六千多两。陕西各镇自刘东旸、哱拜叛乱以后，每年增加十九万六千多两。辽东各镇添募标兵，近来又增加银一万六千多两。在这样匮乏之时，还要再请求增加，这难道是安定社稷者的打算吗？大抵钱粮的虚耗，全在于军马逃亡以及征调时以少报多，逃亡的隐匿不报，请求严加查核：士兵逃亡死故的按日扣除，新补充的按日报收；马匹倒毙丢失的随即上报，新买的照日登记入

译册；至于征调的军马，要逐一查验，不许虚报冒领。又有山人墨客、星相术士、优伶，往往在塞外游荡，携带钱财归来，无非是搜刮兵粮所得，更应严加禁止。到二十七年闰四月，因诸皇子婚礼，下诏征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报告国库空虚，命严格核查天下积蓄储备。到二十八年八月，给事中王德完上奏：国家每年收入仅四百万两，而每年支出却达四百五十多万两，平常无事时就已经说支出超过收入了。近年来意外的警报、不时的需求，随事逐渐增加。比如宁夏用兵才几个月，约花费军饷银一百八十七万八千多两。朝鲜用兵前后七年，约花费军饷银五百八十三万二千多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军饷，约花费银三百多万两。平定播州之乱的军队不到一年，约花费银一百二十一万六千多两，加上四川方面的凑办支出，共约二百多万两。婚礼所用珠宝等项，约估银九百三十四万三千多两。两次婚礼传令织造的袍服四万一千多匹，约用工料银一百万四千多两。陕西潞绸接着织造四千七百多匹，婚礼传令购买的缎子一万二千七百多匹，共约花费银十万多两。瓷器传令烧造二十三万五千多件，约花费银二十多万两。挑浚三仙口、赵家圈等处，约花费银二十四万多两。而各直省因灾伤所欠的缎价、物料银一百二十四万五千多两，又欠厨料银九万六千多两，累积算来，共二千六百多万两。在这个时候，只有"节省"二字最为要紧，请求减少织造以拯救百姓性命，停止营建以充实边防储备，停止购买珠玉以留给子孙福泽，审慎办理采购以济国用，发放内库以救燃眉之急。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

二十九年十月，因给皇太后上尊号，借用老库银两。

御用监把总张润泽等请求为皇太后上尊号所需用的金宝珍珠等物，命太仓银库拨给商人办理进献。户部上奏说，现存库银已无银可拨，又查老库只有银一百一十万两，而该监所要的珠宝价银不下二十五万两。大礼吉期已迫近，实在没有可以挪用的银两，而且各商人因拖欠冠婚礼价银四十多万两，一听到这消息，便像受惊的鸟儿、逃散的鱼一样纷纷躲避，虽设法招揽，也没有一个人来。不得已只好准许借支老库银十万两拨发，等金宝等物办成后再按数偿还解进。可是该监还嫌不够，仍要求增加。这老库银两，自祖宗迁都北京以来将近二百年，才积存这个数目，如果不是到了极其危急的地步，绝没有借动的道理。就像九边军饷欠额已达一百四十多万两，尚且不敢借动老库，如今却因初次办理金宝就轻易借动。恳请顾念该监原本是供应内廷经费的，而国家财计艰难，臣等实在万分难以措办。请求将老库银两准予开销，其余未完之数以及今后典礼所需，一律命承运库办理拨发。至于一切军国需用，臣等当尽力支撑，希望内外均衡，以避免以后再有困难。皇帝下诏准许老库银两开销。

三十年七月，边饷短缺，命令严厉催缴积欠。

到三十八年十一月，因军队缺饷，谕令朝臣陈述充足国用的长远之策，办不到，便请求发放内库银两。四十六年八月，辽东军队缺饷，有关官员请求发放各省的税银，没有得到答复。

臣等谨按《食货志》：万历以后，每件事都超出常规定制，数额往往加倍并且屡屡征调，加上开矿、宦官的僭越奢侈，因此二百年的财力都耗竭殆尽，一点也没有剩下。

熹宗天启六年四月，命令南京守备内官搜刮应天各府库存的银两，充作宫殿工程和军饷之用。

谕令工部、都察院说：宫殿工程刚刚兴起，所费巨大，如今虽然不久就能完工，但所欠各项价银已达二十万两，况且辽东还未

译收复，兵饷开支浩大，如果不尽力清查稽核，多方清理，那么大军必定会因缺乏而误事，边疆何时才能安定？这实在有负于弥补三朝未完典礼的心愿，也不是臣下应尽的孝敬之礼。看南京操江大臣范济世两次上疏所陈述的，条条确凿有据，他所管辖的应天、扬州府等处库存银两，先前已有规定，全部起解到京之日，照数点收，像这样急公事上的诚心，足以成为大小臣工的表率，如果天下的官员都能有这样的心，又何愁国家营建繁多、军饷难以措办呢？范济世所奏应遵照的期限已经很久了，那些银两为什么还没有解到？应立即行文催促以救急用。

七年正月，因财用匮乏，分派内臣总理核查各处仓库的实际数目。

太监凃文辅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运，河道核查京师、通州各仓。

愍帝崇祯元年五月，兵部尚书王在晋上奏请求发放军饷，因内库没有充足积蓄，没有得到批准。

皇帝因近来已发放内库金五十万两，不愿意再听到请求发放内库的话。而王在晋请求体察户部的急难，皇帝颇为不悦。内阁大臣也极力为他说情，最终因内库空虚，只命令众臣严厉催促各地解送。六月，给事中颜继祖因缺饷提出请求，让百官捐出俸禄。皇帝说："百官俸禄收入不多，如果让他们捐助，势必要向外索取补偿，那还怎能保持廉洁？"也没有听从。

四年九月，命令内臣监理粮饷。

王应朝、邓希诏等人监视关宁、蓟镇的兵粮以及各边镇抚赏事宜。张彝宪总领户部、工部的钱粮，给事中宋可久等人相继劝谏，没有听从。到十一月，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吕直监视登州、海岛的兵粮、海禁，众臣联名上疏劝谏，也没有听从。六年六月，太监高起潜监视宁远、镇江的兵饷。

八年四月，给事中何楷上《节财大端》疏。

当时户部奏报旧饷、新饷两项收支数目，旧饷每年收入四百二十三万九千多两，支出四百二十九万三千多两；新饷每年收入八百五十七万三千多两，支出七百八十六万多两。合计起来，应当结余银六十五万九千多两。但连年征调转运，接连不断，还有留存的、蠲免的、拖欠的、缓征的，处处都有报告，因此这一年缺额竟达二百三十多万两。何楷因此进言：疲弱冗滥的军队坐吃军粮而无用，急需想办法改革，这才是真正节省的大事。又说：天下百姓的财力已经枯竭了。祖宗朝每年运入京师的不过四百万两，如今却达一千二百多万两，还说用度不足，难道还要向百姓索取吗？希望怜恤百姓的穷困，深怀国家的忧患，想出节省财用的办法，才能应付水旱灾害和急难之需。

九年七月，谕令朝臣捐资助饷。

到十六年十月，命令有关部门用赎罪银充作军饷。十七年正月，大学士李建泰自请筹措军饷、整治军队去讨伐流贼，皇帝答应了。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

国用考

漕运

宋宁宗嘉泰二年六月，疏浚浙西运河。

起初，孝宗淳熙八年十月，疏浚了从行在到镇江府的运河，到这时又重新疏浚。

《宋史·食货志》说：嘉定年间战事兴起，楚地一带的运输不曾断绝，濠州、庐州、安丰的船只往来畅通，也算方便了。但是浮光的驻军，要靠齐安、舒州、蕲州的百姓供给粮饷，远的有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至于京西地区的储备，襄阳、郢州还可以直接送达，唯独枣阳要靠陆运，民夫都从湖北的鼎州、澧州等处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