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十三

译明达之士，赞成并参与修撰史书这一盛大典礼的人吗？史官贵在世代承袭，官职废除后，便贵在世代传承的史才。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刘向的儿子刘歆，班彪的儿子班固，都是古代杰出的例子。后来还有王铨的儿子王隐，姚察的儿子姚简，李太师（李德林）的儿子李延寿，刘知几的儿子刘链，此后便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才了。史官的职责在宋代的李昉、宋琪那里遭到破坏，他们建议恢复时政记制度，由皇帝亲自送往史馆，先呈给皇帝审阅，然后再交给有关部门，史官于是就不敢有直率的笔法了。

译唐朝修史的条例

后唐同光二年四月下诏：史馆遵循本朝旧例，中书省、起居院各官署以及各道州府应当记录的事件，向史馆报告如下：《时政记》，由中书门下记录并送交《起居注》；左右起居郎记录并送交两省官员轮流对答、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官员上奏章的情况，各记录一份送交史馆；天文祥瑞变异、占卜验证，司天台每月记录报告，并每月送交历书一份；祥瑞礼节，每季度记录报告，以及各道应当绘图申报送交；外国使节朝贡到达，鸿胪寺考察其风俗、服饰、贡品种类、路途远近，并详细记录本国国王名录报告；外藩入侵、来降的表状，由中书省记录报告；捷报，由兵部记录报告；军队凯旋之日，以及主将姓名，详细记录攻防、俘获、斩首数量，以及起因缘由记录报告；变更音律及新创曲调，太常寺详细记录起因，并附乐词公文报告；法令变革、断案新议、赦书德音，刑部详细记录有无情况公文报告；详审刑狱、昭雪冤滥，大理寺每季度公文报告；州县废置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表彰门闾的，户部记录报告；发生水旱虫蝗、雷风霜雹灾害，户部记录报告；封建天下祠庙、叙封追封邑号、祠封司记录报告；京城百司长官、刺史以上官员的任免，文官由吏部记录报告；公主百官定谥号，考功司记录行状及谥议，每月详细记录有无情况公文报告；宗室任职考核政绩，以及公主下嫁仪制，宗正寺记录报告；刺史县令有显著政绩的，本州官员记录申报奏请，仍附公文报告；武官，由兵部记录进报；各类宣敕，门下省、中书省两省每月记录报告；凡是有卓越德行特殊才能、高人隐士、长期隐居山野、著述文章的，本州县各依官职等级考察核实申报奏请，仍附记录报告；凡中外官员去世已请谥号的，允许本家各记录行状一份申报送交。这是唐朝的旧例。后来的史馆只在皇帝去世后才着手办理，遗漏错误已经很多，这应当修明典章，以弥补不足。

《宋史》

宋朝元祐年间，修撰神宗实录，很不公正。绍兴年间，昭慈太后孟氏在生日时，天子设酒祝寿，非常欢乐。昭慈太后忽然泪流数行，随后感慨地说：“我老了，国家多难，还庆幸看到今天。有一件事应当向皇上说，我不说，死后也不闭眼。”皇帝叩头请教。太后说：“我侍奉过宣仁太后，古今母后中的贤德，很少能比得上她。奸臣发泄私愤，大肆诽谤诬陷。建炎初年，虽然下诏昭雪，但国史未经刊定，对后世怎么说？我认为在天之灵，对皇上不会没有期望。”皇帝叩头接受教诲，于是命令直史馆范冲等人刊定。唉！后世诬蔑史书，哪里能得到这样贤明的太后呢？

曾布修定神宗实录，旧本用墨书写，新修的用朱笔书写，删去的地方用黄笔涂抹。每一卷完成，送入宫中，将要抹去痕迹，使新录单独流传。等到梁师成掌权，自认为是苏轼的后人，颇为招揽元祐年间各家子弟作为同道。各家子弟庆幸其书尚存，坚决劝他传录。梁师成照他的话做，旧本于是流传。等到绍兴年间，因昭慈太后的话，命令范冲等人刊定旧文，墨书删去的地方，黄书新修的地方，朱书，世人称为朱墨史。明光庙实录，最初成书的大约出自侍郎张鼐之手，而少师叶向高加以裁断。等到因黄承昊的话，魏广微等人又唆使魏忠贤令改修。等到完成之日，已是崇祯改元之年。众正未登，书仍进呈颁赉，送至皇史宬。阁臣有想焚毁旧本的，依靠大太监王体干不同意而停止。两存宬中信史之不泯，都依靠两位太监之力，也是一件奇事。

嘉靖年间，阁臣李时说：“宋史应当另修。”皇上说：“修史很好，既要公正，又要出一人之手，才好。”世宗这话很确切。因为班固、司马迁、荀悦、范晔诸史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好。即使欧阳修与宋祁同修《唐书》，也不及《五代史》了。

《宋辽金三史》

元朝命令托克托修撰三朝史，山阴杨维祯上《正统辨》，说今日修撰三史，没有比严格辨别正统与大一统更重要的了。我曾研究契丹建国，从灰牛氏部落开始，扩大其初期，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见于叶隆礼所撰《契丹图志》中。八部之雄，到安巴坚，披其党而自尊，到耶律光而其势渐盛。契丹之号立于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于汉天福之日。自安巴坚到末代天祚帝，共七位君主，历经二百一十五年。辽固然是唐的边藩，乘唐之衰，虎视而起。石晋氏与之通好，且割幽燕之地给它，于是得以据有地利，而石晋氏不得不亡了。而议论者认为辽继承晋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统。再考察金建国，始于完颜氏，起初实际上臣属于契丹。到阿固达在道宗之世攘袂奋发，于是得以因契丹之衰而据有其国，改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年，相传九位君主，共历经一百一十七年。而议论者又认为金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我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统。

译再考证宋太祖生于丁亥年，而在庚申年建立国号，我太祖的降生年份与建国年份也相同。宋朝在甲戌年渡江，而在乙亥、丙子年间平定江南，我朝王师渡江平定江南的年份也相同。因此世祖在平定宋朝时，曾有过“超越唐朝而不及汉朝，宋朝的正统应当断绝，我朝的正统应当接续”的诏谕。这是世祖将历数上的正统归于宋朝，而认为当今承接宋朝正统的正是自己。元朝人未能采纳这一观点，于是将宋、辽、金各自修史，编撰了《金史》。

译元代学士王恽记载王鹗的事迹说：“王承防，名鹗，字百一，是东明人。金朝正大元年甲申科状元。入元后，被授予翰林承防的官职。每天受到皇帝的宠爱和优待。有一天，因为祭祀安葬的缘故，向皇上请求允许。他在汝水边设位痛哭，皇上哀痛之情感动了左右侍从，于是私下追谥他为义宗。按照礼法，为国君死于社稷称为义，他的忠诚如此不忘君主。他又向史院上奏说：‘自古有可以灭亡的国家，没有可以灭亡的史书。大概前代的史册，必定由兴起的朝代来修撰，因为是非与取舍，等待后人才能公正。’皇上准许了。然而当时有元好问这个人，金朝灭亡后，隐居在家，建造野史亭，撰写《南冠录》，用来记载金朝的事情。元人修史，多采用其中的内容。《金史》没有失传，是这两人的功劳。”

欧阳元说：“明宗皇帝下诏修撰辽、金两朝史书，揭傒斯入选。有人问修史之道什么最重要，揭傒斯说：‘收集书籍，任用人才。’又问：‘任用人才什么最重要？’他说：‘任用人才首先要看心术。心术是修史的根本。心术不正，其他方面即使有长处，也不能任用。’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

《元史》

洪武元年，皇上任命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召山林中隐居的贤士汪克宽、胡翰、赵汸、陶凯、高启等人共同修撰《元史》。从元统到至正年间的事情没有依据，派遣儒士欧阳佑等人前往北平采访。第二年再次修撰，仍然由宋濂、王祎担任总裁，而让赵埙、朱佑、贝琼、张孟兼等人共同修撰，但只是充数罢了。删改取舍都取决于皇上的裁定，而且看到文辞稍显深奥古奥的，就删去说：“何必用这些，直接依据旧志写成书就可以了。”当时杨维祯七十多岁，也被聘请来修史。史书修成后，他作《老客妇吟》以表达心意，随后被放归。

宋濂修撰《元史》的记载说：洪武元年秋八月，皇上已经平定北方，九州统一，而金匮中的书籍全部输送到秘府。冬十二月，于是下诏儒臣取出所藏的书籍，纂修《元史》，以完成一代的典章制度，而臣宋濂、臣王祎实际担任总裁。第二年春二月丙寅日，开局到秋八月癸酉日，书修成。本纪共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六十二卷。丞相宣国公臣李善长率领同僚列表呈上，已经经过皇上阅览。至于顺帝时期，史官职务废弛，都没有实录可以查证，因此没能成为完整的书。皇上又下诏仪曹派遣使者走遍天下，凡是涉及史事的，命令郡国上报。又第二年春二月乙丑日，开局到秋七月丁亥日，书修成，又再次呈上，按卷计算，本纪十卷，表二卷，列传三十六卷，凡是前书有所欠缺的，都加以补充完善。当时参与编撰的，有臣赵埙、臣朱佑、臣贝琼、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张孟兼、臣高逊志、臣李、臣张宣、臣李汶、臣张简、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总领此事的，是臣宋濂和臣王祎。合并前后两部书，重新分类并附连，共成二百一十卷。原来参与纂录的人，名字见于表中的人，有的做官有的隐居，都散居四方，只有赵埙能始终其事。从前唐太宗作为开国君主，战事刚定，就留心于《晋书》，命令房玄龄等人撰写编次成书，人们至今传颂。如今皇上在江左即位，从群雄手中夺取天下，大统既定，也下诏修撰前代的史书，作为世间的鉴戒。古今帝王能成就大业的，他们的英明见识，如同符节相合，大概就是这样。唉，多么兴盛啊！只是臣宋濂等人凭借荒诞虚浮的学问，义例不明确，文辞过于浅陋，无法称职以报答诏命万一，日夜揣度本分，不胜战兢。现在刻版完成，谨在目录左侧记下年月次序，希望博雅君子共同刊定。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华宋濂谨记。

《明史》

《洪武实录》总共修了三次。建文帝即位，初次修撰，王景充任总裁。靖难之役后，再次修撰，总裁是解缙。解缙获罪后，第三次修撰，总裁是杨士奇。初次修撰、再次修撰时，杨士奇都执笔。因为一个人而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

《明史》可议论的地方，比如建文帝继位，颇称贤明，却因为靖难之故，去掉他的年号，不保存未辑录的实录。杨文懿守陈时说：“国家可以灭亡，史书不可灭亡。”靖难之后不记载建文帝的事，于是使得当时的政典、方黄死事的各位大臣都缺失没有传记。到现在搜集采录，还可以补充辑录，这是伟大的议论。崇祯壬午年，都尉巩永固、给事沈培都上疏请求，没有实行。

景帝已经正式即位，英宗实录中还称郕戾王附。景帝与于谦再造乾坤有功宗社，当时“戾”字的谥号已经违背公议。后来宪宗追称景帝，却不为他称宗，改谥号而实录仍写郕戾王附。

嘉靖初年，纂修武宗实录，派遣进士访求事实，苏州府聘请杨循吉主持。他所修的有《吴郡纂修实录册》凡例可观。等到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命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书没有可取材的地方。

监修实录只用元勋一人，这不是定制。考察英宗修仁宗实录，以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少师

译蹇义、少保夏原吉担任监修官，就是文武并用，官员不必全是文臣，元勋也不只任用一人，这可以作为修史的范例。

译《石民集》说：历代都有《宝训》，例如穆宗在隆庆六年正月下旬身体不适，二月十二日忽然出来上朝，各位宰相急忙前往，他却已经走下金台，愤怒地想要离开，抓住高文襄公，拱手说话却不太清楚。高文襄公坚持询问他发怒的原因，他说：“什么事不好，宦官坏了。”这话多么明确切要，足以作为子孙的楷模，警戒后世。但《宝训》却没有记载。天启初年商议修撰神庙实录时，御史郭增光上疏说：“请从往日辅佐的大臣中，选取功过明显、众所周知的人，略述大概，作为授简的辅助参考。”高拱因为曾是裕王府的旧臣，知道受托孤的明确命令，虽然在云间、江陵两位才相的排挤下历经坎坷，最终仍能主持吏部选拔，建立功业，被称为经世济民的名流，难道不对吗？张居正得到君主信任推行新政，治理严谨精密，固然对国家有功，但他夺情起复，获罪于名教，那么瑕疵与美玉并存，名实不相掩盖，是可以的。王家屏因为讲筵的特遇，矢忠建立储君，虽然侥幸在批鳞抉缨中得以保全，一去便淡然处之，但最终让君主感悟默定元良，被称为辅佐拥戴的忠臣，难道不对吗？至于王锡爵，大体雄才，高视阔步，难道不在当时显名？但他主张三王并封，几乎危及宗社，那么得失衡量，失多于得多了。赵志皋鄙陋而软弱，张位狡猾而狠毒。赵志皋轻视主封贡，遗害还在属国；张位密揭矿税，流毒则在百姓。两位大臣相比，张位的罪大于赵志皋，不仅仅因为他贪婪。沈一贯的恶，没有比楚事妖书更严重的，株连宗室，罗织无辜，都是沈一贯以前所未有的。朱赓的过失，又在于党助沈一贯，传承衣钵煽动邪恶，妨碍贤人蒙蔽君主，都是沈一贯之后所遗留的。两位大臣同传，而沈一贯的罪重于朱赓，也不仅仅因为他贪婪。假使在这里随人立论，据事直书，那么正人一生志行不被群奸所明白的，等待信史来明白；奸佞无穷过恶不在生前被诛杀的，等待信史来诛杀。授简的光耀，罗列诸辅功罪，可以说是史中的董狐，不可以因人废言。

崇祯十五年六月，有御史吴履中的一疏，可以备授简者之助。其略说：“皇上临御初年，天下还未大坏。只是用了一个温体仁，显托严正之义，阴行嫉妒之私。凡是正人君子，必百计摧折，以致贤士解体，救过不暇，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酿成大害之源的，是温体仁的罪状。专任一个杨嗣昌，以款抚为忠谋，以四事为实政，加练饷以刈割海内，致使民怨天怒，灾旱频仍，四海困穷，盗贼蜂起，而结成大乱之势的，是杨嗣昌的罪状。”又说：“皇上治尚严明，而引之于苛刻；刑欲当罪，而引之于从重。皇上念与事之善，无由见于天下，而乱臣贼子无知小民，遂见为朝廷阙失，敢于非议而叛背之。这是亡国的定案。”朱阁学国祯说：“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实录成时，焦芳操笔褒贬，任意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天下所称正人，皆肆诋诬。嘉靖元年，御史卢瑗奏孝宗实录多焦芳曲笔，乞改正。皇上说：‘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

又说：“我朝攻道学者，自焦芳始。然只从声音容貌描写，已不堪读。越六十年，防居敬攻湛甘泉，则进一歩矣。又六十年，郭兴治、郭允厚、朱童蒙连攻邹元标。允厚比之山东妖贼，非所谓愈趋愈下者耶？”《三朝要典》

朱阁学《大事记》说：“天启五年，礼科给事中杨所修请编纂三案事，成书如《明伦大典》例。其党起而和之。六年正月开馆，五月书成。阁臣请其名曰《传信鸿编》，曰《三大政纪》，中防定曰《三朝要典》。梃击始于万历乙卯五月，红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宫始于是年九月。先梃击，首列诏谕之关系者为原始。阁臣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总裁，掌院施凤来等为副。刊行颁布天下。”

《大事记》说：“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为他人发扬盛美。也要典一书，先叙争者之疏附，以史断曲诋妄詈，无所不至。然后缀以驳者之疏。主其事者，徐大化等五人。由今而观，五人何人？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争者不啻百十人，或死或废，其疏稿未必尽存，子孙未必能尽守，纂者亦安能一一搜集而要典收之？略备借天子威灵，既藏内府，又下郡邑，遍散民间，几与六经四书并行，可谓密矣。未几，内府告毁，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见之。于争者无不击节叹赏，于驳者无不切齿唾骂。而史臣数语叚叚可恨可羞，秽莫加焉，罪莫甚焉。是殆天夺之魄，自投秽厕中，唼唼有味，而没顶不”

译是可以防范的。五个人既已陷入巨大的耻辱，其中两人又遭受了极大的羞辱，比如刘廷元，比如岳骏声。对质时想要取胜，尚且可以说是常情。还有霍维华这个人，天资极高，文笔非常流畅，只是因一次外任而愤愤不平地卷入其中，两次上疏表示支持，既然已经身居高位，就想通过视师来躲避逆贼的牵连。衡量他的一生，确实能胜任这个职位，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刘廷元主动请求南兵，也是这个意思。这两个人与岳骏声都有才能，都可以成为太平盛世的重臣，我非常惋惜他们。像逆贼既害死了多少好人，又连累了多少才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人不可不仔细考察。总之，功名之心一旦淡薄，那么道理就领悟大半了。

译蒋阁学蒋德璟说：“嘉靖年间，《明伦大典》是因议礼的大臣们而编撰的，但实际上出自皇上的旨意。至于天启年间的《三朝要典》，则是那帮人怂恿魏忠贤编撰的，用来作为对各位君子定罪案中的论断，错误尤其多。倪元璐上疏请求焚毁此书时，蒋德璟在礼部任职，也向内阁进言，说‘既然已有实录，这本书可以焚毁’。内阁杨景宸深以为然，于是焚毁了它的刻板。杨景宸也是参与编修《要典》的人，侍读孙之獬极力反对焚毁，痛哭失声，当时人们相传这很怪异。”

崇祯元年，侍读倪元璐上言：“我私下看到，主张梃击案的人，极力防范东宫；争论梃击案的人，计谋在于安定神宗皇帝。主张红丸案的人，是仗义执言；争论红丸案的人，是推究情理的议论。主张移宫案的人，是事先消除变故；争论移宫案的人，是事后持平公正。这六方面各自有其正确之处，不可以偏颇地否定它们。”不久，魏忠贤杀人就借用了三案，群小谋求富贵也借用了三案。所以凡是推崇慈爱归于先皇的孝道，正当其颂扬功德称颂恩义于义父，批驳根源在于今日，那么众正之党的碑文就能免死；将来即使给予公侯的铁券。由此看来，三案是天下人共同议论的事；《要典》是魏氏的私书。以臣所见，只有焚毁它罢了。这一年五月，焚毁了《三朝要典》。皇帝谕旨：“朕认为皇祖、皇考，以及熹宗皇帝，止于慈爱止于孝道，光辉如同日星，记载在实录中，自然足以彰显盛美。却又要增加《三朝要典》一书，原本不能在已经明确的纲常上，再加宣扬阐发，只是徒然刻薄深究、牵强附会，偏颇驳杂不合情理。朕不采纳。可以将皇史宬内原藏的一部取出焚毁，仍然传示天下各处官府、学宫，所有的书板全部焚毁不留。从今以后，官方不以此书评定善恶，人才不以此书决定进退。只是这三朝原本没有遗留的争议，继承阐明前人的功业，注意编纂整理，各位大臣各自应当捐弃成见，不要滋生异论，务必辅佐朕清平的政治。钦此！”

光宗实录

朱阁学朱大政记载说：实录的改修，只有文皇帝在建文年间实行过，不久因为不完备，重新修撰。光宗在位只一个月，实录先呈上，因三案而改修。大概是因为群奸仗着魏逆的势力，如此恣意妄为。首先建议改修的是黄承昊。把持涂改的是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

叶文忠叶向高说：“光皇在位仅一个月，实录所载多是潜邸时的事，然而其中也有涉及忌讳难以直书，牵连众多难以尽述的。起草之日我与同僚互相审阅，都认为妥当。而自从我归家后，议论的人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以防正改正。我思考移宫事原本未叙述到，叙述进药也很平和，只有张差事则因为王之寀的奏疏侵及张太宰，我偕同僚去问张差说：‘此事的发生者，都住在乡里，来不及知道详情。您亲自审理此案，虚实如何？’张差说：‘谋逆之事千真万确，所发觉的事情无一不实。我当时审理上奏都与之相同，为何要治我的罪？’我又问当时疯癫的说法如何？张差说：‘这是掩饰的言辞，哪有持棍棒进入宫门而可以称为疯癫的？’这是我与同僚共同听到的，朝中士大夫的议论，也都是这样，所以实录中稍加采纳其说法，而言辞也很委婉。于是当时说疯癫的人就虎视眈眈了。问官如岳骏声，于是上疏极力驳斥。时局已经变化，无人敢出一句话，言官随风倒，都附会岳骏声，而王之寀受到重谴。我念及此事关乎宫闱，似乎属于暧昧，但罪疑惟轻，施于其他事则可以。东宫是何等地，而持棍棒突入？当时幸有中官阻挡罢了。万一进入而不止，那么几步之间便成大难，而宗社有不测之忧了。按礼制，齿君之路马有诛，而《春秋》对于许世子、赵盾都书弑君，凡是用来杜绝干犯的萌芽，为万世立下这个大防。现在无论疯癫的真假，即使真癫而持棍棒入宫，几乎危及储君，可以仅以疯癫蔽罪而就此作罢吗？况且禁中千门万户，其他地方不入，而独闯东宫吗？当王日干告变时，已说刘成、庞保二奄有谋，现在张差所供又与之相同，似乎又不出于癫者之口。而神宗皇帝毙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也是圣意渊深，可以默喻的。只是事体重大，难以深究，当日圣断处分原本妥当。至于想要并这一段情形而尽没之，我私下担心千秋万世之下，终究无以厌人心也。”

词臣文震孟《孝思无穷疏》：臣以菲薄之才，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皇帝实录，从阁中请求光宗皇帝实录副本较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悖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梃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谟等、史官庄际昌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爌等所总裁者也。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等谓实录非实，请求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十七日所进，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要典未毁，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等不行奏明，含糊从事，后来诸臣亦无

译重新开启金匮中的秘密，洗刷石渠阁中的污秽。虽然《三朝要典》已被焚毁，但邪说并未彻底灭绝，凡是先帝在潜邸二十年间所遭受的忧患，以及“一月天子”“万年圣人”等事，都隐晦而不彰显，这确实是臣子们痛心疾首的事情。臣看到皇上追念先帝，册封敬妃、慎嫔，以寄托永久的思念，皇上的纯孝之心，孺慕之情愈发殷切，四海臣民都深受感动。然而先帝的事迹记载尚未清明，使得今日编修史书的人将依据什么，流传后世又怎能取信于人？这关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实在不是小事。如果说已经存入史馆就不能再拿出来，那么当年逆阉伪造的《三朝要典》尚且能够施行，圣明的独断专行难道还不容易翻手为云？将其视为缓办之事，搁置不上报，也不是臣子所安心的。臣谨摘取其中特别严重的几条，冒犯圣听：

第一条说：“在任命太子之日，诏书恩赏，俨然承受着继承大统的重任，太子既已确定，典章制度大明，然而浮议在外滋生，无端蔓延牵连，这都是好事者的过错等等。”臣谨按，先帝册立一事，从万历十四年到二十八年，朝廷大臣辅佐国本，有被贬谪的，有被削去官籍的，有被遣戍的，有被廷杖的，他们忘身殉国，九死而不悔。这些大臣对自己又有什么利益而这样做呢？纵然皇上有主见，不忍心说他们有“夹日之功”，但他们精忠自誓，怎能抹杀他们回天之力？竟然用“浮议外滋，无端蔓引”一句话抹杀，说都是好事者的过错，这与《三朝要典》中所称的“奸党构陷衅端，希图定策”以及三案中的奸邪一脉相承，是同样的邪说。这是应当改正的第一条。

第二条说：“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张差手持木棍进入东宫殿檐下击伤守门人，宦官们共同抓获了他。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回奏，张差话语不真实，语无伦次。查他的行迹，似乎涉及疯癫；查他的相貌，确实是狡猾奸诈。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造谋害东宫的言辞，勾结两个宦官，科臣何士晋，行人陆天受，主事张廷等人附和他的说法，更加激怒喧哗等等。”臣按，这就是《三朝要典》中的梃击一案。即使依据刘廷元的奏疏，也明确说查他的相貌，确实是狡猾奸诈，却一定要用“疯癫”二字草草结案，不允许王之寀奏报张差的口供，指责他捏造阴谋，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张差有口可辩，满朝大臣难道应该沉默不语，一有说话的人就说附和，说激怒喧哗，那么一定要让东宫没有防卫之人然后才快意吗？这正与《三朝要典》是同样的邪说，这是应当改正的第二条。

第三条说：“因为工科给事中惠世扬上疏议论刘廷元，于是说起初张差疯狂闯入蓟道，擅自进入宫门，刘廷元巡视皇城，按察其状是疯癫，皇祖认为他的奏议判决平允。自从王之寀突然揭发构陷衅端，党徒因此得利，借其他事蔑视刘廷元。不久果然显明攻击疯癫之案，一时的邪说，惠世扬实际上是倡导者等等。”臣按，王之寀揭发张差的逆谋，直到查办处置，直到削夺官职，后来逮捕死于诏狱，没有人敢议论。即使惠世扬身受五毒，体无完肤，之所以没有立即死去，是因为逆阉想借他作为首恶，遍杀天下名流，并不是宽恕他。幸而圣明君主在位，仅免一死，尚且拖延启事，却说党徒因此得利，这又有什么利益呢？况且疯癫之案，忠臣义士所共知，明目张胆而攻击的，何必等待惠世扬倡导，才显明攻击？这是《三朝要典》的邪说，这是应当改正的第三条。

第四条说：“张差闯入东宫，议论的人纷纷。御史刘光复说判处死刑执行，一个狱吏的责任，似乎不必让言官视为奇货，居为元功，用这两句话作为异议者刺骨之言等等。”臣按，刘光复获罪，实在是因为奏对越次。然而根据他的话，只说皇上极慈爱，太子极仁孝，这两句话也未见其对神祖及先帝有功，而“奇货元功”的话，不可说不是抹杀忠义。大体上闯宫一事，木棍及殿檐，近侍都跌倒，也是天下的奇变。一定要视为平常，不当根究，认为仅是一个狱吏的责任，这是什么心呢？这是《三朝要典》的邪说，这是应当改正的第四条。

第五条说：“当时皇上病重，召李可灼，并催促和药，全出于圣意，一时臣工所共闻共见。后来有人造作许世子不尝药的议论，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乎成为昏暗之世。不久正论大明，邪说渐灭。并且说李可灼往来思善门，宦官上报，其传奏姓名不可得而问等等。”臣按，这就是《三朝要典》中的红丸一案。从前唐宪宗去世，杖杀方士柳泌，柳泌是为宪宗制长生药的人，他难道不希望他的君主长生吗？而服药无效，则杀之而不为过，后世也不认为冤枉。现在李可灼进药，而先帝宾天，纵然说是误，庸医杀人，律有明罪，何况误伤天子呢？这即使肆诸市朝，也是人情所惬，却与顾命大臣同赐金帛，比屡经论劾，仅准致仕回籍，这如何向天下后世解释？况且宫闱之中，传奏姓名，难道就不能穷究诘问吗？稍欲穷究诘问，就说群小，说污蔑，说昏暗，这都是《三朝要典》的邪说。这是应当改正的第五条。

以上五条仅摘取其中尤其悖谬的，伏乞圣裁，即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遗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几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

译衮衣斧钺可以凭借，而对于皇上显达的孝道也有增光。如今战乱未平，四方边境多有堡垒，有人对我说此时进言不合时宜，但邪说之害甚于战乱，自古史书就有记载。况且亲眼目睹以孝治国的圣明君主，永远遵循法则，为何不俯身遵循职责，向上贡献微薄之力？《西垣笔记》

译《光宗实录》在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进呈。实录八卷，宝训四卷，连同目录和凡例共十四册。监修官是英国公张惟贤，总裁官是内阁大学士叶向高、韩爌、何宗彦、史继偕、孙承宗、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副总裁官是尚书林尧俞，侍郎郑以伟、周如盘、钱象坤。纂修官是侍郎周炳谟，以及来宗道、汪煇、张鼐。少詹事董其昌，谕德蔡毅中，洗马成基命，赞善李康先，中允姜逢元、罗喻义、孟绍虞、王祚远、曾楚卿。修撰官庄际昌、张翀、侯恪、傅冠、丁干学。这部书立论颇为公正，而且忠厚，不尽情揭露人的隐私，堪称良史。自从经过改修后，很少有人见到原本，因此谨录其要点，以备采择。

国本

万历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出生，是郑贵妃所生。郑贵妃进封为皇贵妃，当时继承大统的人选尚未确定，而郑贵妃最受宠爱，朝廷大臣无不私下担忧。恰逢辅臣申时行等人请求册立太子，神宗皇帝以皇长子年幼体弱为由，表示稍等，再次请求，再次答复如前。掌礼部尚书沈鲤有折衷典礼的奏疏，请求加封恭妃，得到圣旨：“子显母贵，待皇长子册立后再加封。”科臣姜应麟上疏请求首先册封恭妃，其次才轮到贵妃。明诏册立皇长子为东宫太子，以安定天下根本。有圣旨认为他怀疑君主、卖弄直率，将其降职为极边杂职。不久，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接连上疏陈述此事，都被贬谪。科臣杨廷相等人为他们论救。奉旨称：立储以长幼为序，是祖宗家法，朕仰遵成宪，俯察舆情，岂肯以私意违背公论？姜应麟等人揣摩上意，将朕置于有过错的地步，所以特意降职以示惩戒，并非因为奏请册立的原因。国本已有归属，朕已明白晓示，等待日期举行，不得妄加怀疑、烦扰。又传谕内阁，也是这样说。大概神宗英明沉毅，讲究纪叙伦常，认为天性至亲。储宫大典，权统一尊，事宜独断。至于宫闱伦序，祖宗旧章，皇帝的考虑早已确定。十五年丁亥正月，申时行等人请求同时举行建储封王的吉典。皇长子正位东宫，皇第三子宜封大国。圣谕说等候圣旨施行。御史许守恩再次重申前封妃的说法，没有答复。十八年庚寅正月朔日，神宗在毓德宫召见辅臣，谈论良久，于是共同以册立和预教为由请求。将要退下时，有圣旨令宣皇长子来，与先生每次见面时，皇上至皇三子也都上来，侍立在榻右侧。神宗亲手拉着他，辅臣仰视圣容，称贺。神宗高兴，说这是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所致。辅臣再次进言，仔细观看神宗手拉着皇长子向南正立，辅臣因此再次请求早日定下大计。神宗点头同意，退下。再次上疏申请，慰答说不必烦扰，以免间隔天性。礼部随即上疏，请求不要纷纷奏扰，以免产生离间之意。十月，两京九卿科道合词恳请，而辅臣请求得更加有力。礼部尚书于慎行因催激被夺俸。三月，谕内阁：“以皇子长幼之序，岂有动摇？朕意必待朕自行处置，不喜欢聒噪激切罢了。”总共谆谆告诫数百言。辅臣锡爵又上疏申言：“凡是称间隔的，是使尊贵者变得卑贱，使亲近者变得疏远。如今皇上亲手提携皇长子，明示臣等以长幼之序。臣等因此劝请册立，以成就皇上想要尊贵的，又因此请求预教，以成就皇上想要亲近的。何名为间隔呢？况且建储一事，前有皇长子刚出生时的明诏，后有屡次奉行的明旨。公有两部臣僚的合奏，私有皇亲郑国泰的专请。近有京城的流言，远有海内的仰望。加上九庙的神灵，两宫的属望。皇上岂可差举一念？臣等岂敢苟顺一言？”言辞尤为恳切。神宗谕称朕以诚实待天下，岂有溺爱偏执之理？等到皇长子过十岁，册立和预教应当并举。十月，内阁共同上疏请求册立，有诏切责三位辅臣各自称病。辅臣王家屏独自担当直谏，说想要消除众疑，不如早日成全大信；想要解除动摇混乱，不如早日确定圣志。奏疏共上两次。神宗派遣内官传谕，说如果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门不来烦扰，便于冬天册立；而又传各衙门造办钱粮，等到后年春天举行。这时圣意已定，大概就是前诏所说的自行处置。而科臣胡汝宁因烦扰上奏被罚俸。

第二年辛卯秋，工部主事张有德以大礼仪物未备，上疏请求。有诏认为他邀功催激，夺俸，改册立期为次年。恰逢内阁臣合疏争辩，有圣旨诘责。当时首辅申时行因病告假，秘密揭帖言事。所以科臣罗大统、中书黄正宾遂接连上疏弹劾首辅，都被削籍。黄正宾仍下诏狱，杖责一百。申时行去国，不久也去家，王家屏乞求与申时行同去，不允。

又第二年壬辰科，臣李献可等人以请求预教，被降职；列名者夺俸。辅臣王家屏封还御批，上疏救解没有答复。恰逢申救者都获谴，王家屏共五次上疏争辩。大概认为明主可以理夺，引义决去事宜，稍可济事。神宗虽然听任王家屏去职，而圣心益动。当时因申救被削籍的，科臣钟羽正、舒〇

译绪、陈尚象、张栋、丁懋逊、叶初春、吴之佳、杨其休、李周防、御史邹德咏、钱一本；而科臣孟养浩被杖责一百下后削职为民，贾名儒被降职为边远地区的杂职官员。

译又过了一年癸巳年，有三位皇子进封爵位的计划。当时首辅王锡爵被召来，秘密揭发建立储君的事，说以前皇上已经有今年春天举行的计划，现在到了期限，朝廷大臣没有先开口说话的，所以臣具奏疏亲手封好进呈，请求趁此时从宫中降下谕旨，决定在春天举行，使盛大的美德完全归于皇上的独断。神宗再次引用祖训中关于立嫡的条款，说中宫年纪还小，我想让三位皇子都封王，而空出储君之位等待嫡子，就命令辅臣拟写谕旨。王锡爵拟了两道谕旨进呈，随即上疏说：“等待嫡子的说法，臣以前没有听说过，怎敢奉诏。”过去汉、宋两代有母后养育庶子的先例，不得已，请求让长子由中宫抚养而确立储君之位。神宗不答应，说：“怎么能用虚假扰乱真实。”于是下达了以前拟定的谕旨，而并封的争论就开始了。光禄寺寺丞朱维京、科臣王如璧被发配戍边，不久免除了戍边；光禄寺卿涂杰、寺丞王学曾被削去官籍。六部和科道的各位大臣都说这与历年来的成命不符，言语侵犯了王锡爵。辅臣请求九卿会议以及当面陈述可否，不被允许。而科臣史孟麟上呈他所撰写的条议，王锡爵以三条错误自我弹劾。神宗回复说：“卿自己引咎，把我置于何地？”议论于是停止。这时争论的人，有郎中于孔兼、主事张纳陛、顾允成、陈泰来、贾严、薛敷教、岳元声等人。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皇上出阁讲读，在奉先殿告祭，朝拜两宫。皇上临御讲筵，仪态熟悉从容，举止庄重沉稳。儒臣进讲经义，皇上潜心听受，偶尔有问答，旁通大义。一天，讲官焦竑仰问关于“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的大义。皇上回答说：“只是‘天命之谓性’罢了。”讲官董其昌讲“择可劳而劳之”，皇上回答说：“这就是所谓不轻用民力。”讲官惊喜叹服。当时神宗深居静养，皇上学习经典，都有常规法度。神宗喜悦，偶尔与各位王子一起召见，恩宠有加。而在此之前，科臣张贞观因为请求准备出讲的仪仗，被降为黎道照磨，因为论救而被罢免。

二十八年庚子三月，下诏商议将皇长子移居慈庆宫。再次谕令内阁：“因为册立有期限，而厌恶刑部主事谢廷赞的疏奏烦渎，并且说：‘让天下臣民清楚地知道出自朕的心意，决不被奸小之人的口舌所迷惑。’”恰逢这时天下雨，传谕凡是遇到下雨，皇长子讲学暂时免除一天。十月，外戚郑国泰上疏想要先请求冠婚，其次举行册立。科臣王士昌弹劾他。礼部代理部务侍郎朱国祚认为郑国泰颠倒了次序，与明法相违背，恐怕酿成国家无穷的祸患。不久，科臣王德元上请笃厚中宫的疏奏。神宗震怒，杖责他一百，并且传谕朝廷大臣不要烦渎救免，以致拖延册立的期限。

二十九年辛丑二月，皇上移居慈庆宫。这一年，辅臣沈一贯屡次揭发，催促谕令等待，即择日举行。九月十八日，二更时分，谕令内阁传示礼部，上册立冠婚的仪注。十月十五日，册立皇上为皇太子，并封诸王。上圣母徽号，大赦天下。

妖书

楚宗室揭发上奏楚王的事，进行查勘，查勘上报说事情都有痕迹，于是舆论纷纷，认为楚藩是假王，下廷议。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总督仓场，尚书谢杰说王不是假的，其余都如楚宗所言。郭正域请求再次查勘，神宗心里特别为难。沈一贯也在从中阻挠，与郭正域发生口角。郭正域上疏侵犯沈一贯，并且说他收受楚王的金子，辅臣朱赓颇偏向郭正域，彼此之间的嫌隙产生了。其后楚王再次揭发上奏郭正域勒令归乡听勘楚事，最终停止。楚王派人上奏谢恩，因而写信谢诸贵人，楚宗率领众人路上抢夺。备兵副使周应治，是鄞县人，恐怕事情暴露，派兵捕捉楚宗，戴上手铐关进监狱。各位宗室群诉于巡抚赵可怀，赵可怀责备他们。其中一人愤然突起，用手铐击打赵可怀，当场打死。传言于是认为楚宗谋反，逮捕治罪，定罪斩首绞刑的六七人，禁入高墙的数十人。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是冤案。郭正域走到扬村，恰逢妖书事件发生，各位献计的人就说这是郭正域所为。沈一贯心动，所以揭发说这本书必定出于臣下互相倾轧的诡计，特意借国本为名，而自请断绝私情为公，以身讨贼，一定要得到真正主使的人，消灭他以宣泄宗庙社稷的愤慨。他的话很危言耸听，神宗看了惊慌，所以下令大搜捕，缇骑分班四处出追捕。而给事中钱梦皋于是上露章攻击郭正域，并且涉及朱赓，御史康丕扬辅助他。随即发兵包围郭正域的船，全部逮捕他的仆从、佐书、乳母等，下诏狱严行拷问，没有所得。那些株连波及被夺官削籍，几乎死在杖下的很多人。巡逻的士兵又包围辅臣朱赓的宅第，日夜侦伺，长安城中的人都举足屏息，不敢交谈。又行文天下搜捕，骚然烦扰。最后才得到皦生光，已经招供，但不是沈一贯的意思，所以案件久不成。礼部侍郎李廷机及赵世卿都告辅助臣朱赓，说就此可以结案，不要另求，话说得很恳切。到朱赓也极力劝沈一贯如李廷机所言，得以在廷上审讯皦生光，仍然招供。而刑部尚书萧大亨不想定罪皦生光，再三诱令他攀扯同谋主使的人

译生光高声辩驳说：“这是我自作主张，谁是主使？”廷机与御史沈裕、汤兆京、牛应元等人也都说生光应当治罪。大亨说：“假如日后抓获了真正的罪犯，谁来承担这个罪责？”廷机说：“我愿意承担责任。”沈裕等人也说：“我们愿意一同受罚。”当时主持审判的大宦官陈矩非常赞同。之拱手说：“朝廷上有能人，议论于是定了下来。”于是上奏皇帝。神宗也心中醒悟，在闹市将生光车裂，他的案件才得以解决。梦臯等人后来因考察制度被弹劾，又奉旨留任，舆论更加喧嚣。双方纷争纠缠，士大夫阶层的裂痕，最终从此事开始。

译挺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乙卯日，有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红色木棍，突然闯入东宫殿檐下，同时打伤了守门的宦官等人，众人将他抓获。东宫奏报皇帝，皇帝将此事交给司法部门审问。御史刘廷元上疏说，张差的行为看似疯癫，但相貌却显得狡猾奸诈。刑部官员胡士相以及一两位言官，因此便有了他是疯癫之人的说法。提牢主事王之宷对他详细审问，张差才说是有个叫马三道的人引诱他到了庞保、刘成两个宦官那里，给他们枣木棍，让他去东宫见到人就打，话语中多次涉及翊坤宫。王之宷将此事上报。科臣何士晋极力主张应当彻底查清此事。太常少卿史孟麟也上了奏疏。神宗皇帝不得已召见太子进行安慰劝解，于是率领太子及皇长孙等众皇孙前往慈宁宫圣母灵位前，举行告慰礼仪。在宫门外召见群臣。神宗身穿白衣戴白帽站在左边屋檐前，太子身穿青色官服侍立在右边。神宗召集群臣训示说：“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朕难道会不爱他吗？众皇孙子孙众多，朕非常高兴。为什么外朝怀疑朕另有图谋呢？”当时御史刘光复从班列后面高声说：“皇上对东宫慈爱孝顺，但话语不够明白。”神宗斥责他放肆，惊扰了灵位，命令锦衣卫将他抓出去，乱棍痛打。太子急忙制止，才避免了他被交给司法部门治罪。神宗再次反复重申之前的训示，下令处决张差、庞保、刘成等人。太子在旁边请求不要株连他人，以免伤害天地的和气。神宗又命令太子代为训示群臣。太子传达旨意说：“你们不得散布流言，做不忠的臣子，使本宫成为不孝的儿子。”神宗很高兴，命令内阁大臣迅速起草诏书进呈。不久在闹市处决了张差，杀死了庞保、刘成两个宦官。对于内廷的狱案，太子主张从宽处理。当初事情刚发生时，朝廷内外听到的人心里都知道其中的缘故，但难以明说。等到疯癫的说法被提出后，议论的人认为张差是有所图谋，而王之宷直接揭发了逆案。刑部尚书张问达深以为然，真相更加显露。但是如果要彻底追究事情的由来，那么受到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神宗暗自思忖大臣中没有可以商量的人，不得已亲自召见训示。他不将两个宦官交付法司审理，也有深意。而主张疯癫说的人于是攻击王之宷，罢免了他的官职。史孟麟被贬谪，何士晋被外放，人们非常不平。

红丸案

八月二十一日丙寅日，召太医院官员诊视，进献药方赏赐银六十两。第二天，大学士方从哲因为没能进入宫中问候安否，上疏说：“臣询问医官，得知圣上饮食减少，兼有气喘之疾，必须专心调养。除了每日呈报的票拟本章外，其他事务都应当暂时停止。至于进药一事，尤其应当十分谨慎。古人说治病，以服药有效为上策，以防不服药保养为中策。这是因为想要心境清静元气自然巩固，如果使用不当，其危害更不可言说。希望圣明留意。”兵科给事中杨涟上疏陈述圣上身体违和的原因，以及保养万安的方法。在此之前十二日，众臣见天颜顿时消瘦，不像刚登基之初。到十六日，众臣到宫中问安，随即接到“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行动”的谕旨，各自惊骇，不知缘故。等到十七日，众臣恭敬问安，因为大选询问内官身体违和的缘故，才知道外朝所传“进御不节”的流言完全错误，乃是崔文升用药失误所致。至此，皇上召见大臣，亲自传达圣意，说两夜没睡，米粥每天吃的不多，困顿至此。于是给事中杨涟说：“崔文升不懂医术，不应当将托付宗社重任的身体，妄加尝试。如果他懂医术，那么有余的泄之，不足的补之，事情明白易见。以皇上日日处理万机，处处哀痛，精神耗费于法度，只适宜清补。崔文升为何投以相反相克的药剂？那么外传的流言，一定是崔文升借口以掩盖他误药的奸恶罢了。既加重了圣上的疾病，又损害了圣明的名声。况且皇上初次使用崔文升的一剂药，泄补颠倒如此，是有心的错误呢？还是无心的错误呢？有心则粉身碎骨不足以赎罪，若是无心一误，难道还能再误吗？”臣想皇上睡少食少，这难道是大小诸臣安枕无忧的时候吗？阁部大臣各自应当寻找诸臣中懂医术的人，每天在宫门前齐心等候问安，一同钦召御医，细细讲求药饵，多方斟酌，封付给忠顺的内官，依法煎煮进献。至于像崔文升这样的人，应当发往司礼监审问处分，传示中外，使知道圣上身体不安全是药饵的错误，以解除道路纷纷的议论。并祈求皇上召皇长子同众皇子在面前承颜导喜，以激发天性之真和。又选择一两个通晓书史大义的内臣，时常在左右诵读古圣帝明王通快可喜之事，以清宸听，以醒脾神。这样自然能获得不用药的庆贺了。又臣接到都督佥事郑养性的一份奏本，为恳乞天恩收回封后的成命，这是一件事。祖宗典制难以违背圣明，应当已有裁决，只是没有上尊称告播中外，必有其名。现在所称封尊之以嫡母呢，则对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为生母呢，则对本生皇太后有碍。或者以往日之恩当酬呢？今日之请难已呢？当年主鬯未定，实在没听说调防的深心；而此时长君践祚，完全不需要沾沾承奉的虚文了。总之，皇后不可以轻乞恩之名，天子无可以轻自卑之理，宫嫔无可以妄自尊之事。贵妃试思，圣母仁慈，

译上天配合孕育圣人，历经艰辛劳苦，已近四十年。我皇上孝心思念无穷无尽，只能尊崇追封“皇后”这两个字。如贵妃当年今日的旧情新恩，已是深厚无边，为何又生出这绝不可能产生的妄念？所以郑养性前日请求收回成命，正是为了妥善安定其开端。至于皇贵妃今后在养老别宫居住，收敛心神、回归正念，凡是朝见必须请示，侍奉御前不得越位，更是为了妥善保全先帝的明德直到最终，以及使殊恩没有穷尽。有奏章说，朕的母亲皇贵妃郑氏进封为皇后，朕遵奉皇考的遗嘱。昨日阅览都督佥事郑养性所奏收回封后成命，以保全体制，特别允许了他的奏请，已停止执行不再施行，外朝不得再行烦扰。那御药房提督崔文升，已有奏章说皇长子择用端正之人，朕已经知道了。

译二十八日，癸酉，皇上病势垂危，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以及英国公张惟贤、尚书周嘉谟、李如华、孙如游、黄嘉善、黄克缵、左都御史张问逹、给事中范济世、杨涟、御史顾慥等人到乾清宫。皇上在东暖阁，倚靠着榻几，当今皇上（崇祯帝）侍立一旁。各位大臣问安完毕，皇上命各位大臣上前，脸色沉重地接连传谕说：“朕见到你们非常高兴。”又说：“朕在东宫时染上寒症，调理未愈，恰逢皇父皇母相继去世，丧礼繁重，悲伤劳累，朕已经二十多天没有服药了。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听信小臣的言论。”令当今皇上承旨防备，再次重申之前的谕令。皇上又谕示：“册封皇贵妃的礼仪，以及两位皇后封号谥号、东宫太子册立等重大典礼，应当按次序进行。”各位大臣叩头退下。此前，给事中杨涟上疏陈述保养身体并参劾内监崔文升用药失误，因此皇上召见部院吏科、河南道外特以及杨涟，因而谕及此事。

甲戌日，皇上再次在乾清宫召见辅臣方从哲等十三人。各位大臣问安完毕，皇上于是谕示册立皇贵妃的事。方从哲等人回答说，册立储君原本已占卜吉日，应当将日期提前以便早日完成吉庆典礼，以慰圣心。皇上于是看着当今皇上谕示说：“你们辅佐朕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又谈到寿宫（陵墓）的事，辅臣以皇父陵墓工程有次序为由回答。皇上便指着说：“这是朕的寿宫。”各位大臣说圣上寿命无边，为何突然谈及此事。皇上仍然谕示：“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于是问有鸿胪寺官员进药在哪里。辅臣上奏说：“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臣等不敢轻信。”皇上立即命太监传旨宣召，各位大臣退出。李可灼到来，一同诊视，详细陈述病因及治疗方法，非常契合。皇上高兴，命进药。各位大臣再次出来，让李可灼与御医各官商议确定，但未决断。辅臣刘一燝说：“他的同乡两人同用此丸，一人受损一人受益，不是万全之药。”礼部尚书孙如游说：“这关系重大，不可轻易。”乳母到皇上身边催促和药，各位大臣再次进入。李可灼调药进献，皇上喝汤就喘逆，药进献才接受，两次称赞他是忠臣。各位大臣出宫门，等待片刻，太监传旨说圣体用药后温暖舒适，想进食。各位大臣欢跃退下。李可灼及御医各官留下，从巳午时直到申未时。李可灼出来，辅臣邀请询问他。李可灼说：“皇上恐怕药力耗尽，想再进一丸。”各位医生说：“不宜突然进药。”传旨催促更加紧急，于是再次进药完毕。辅臣急忙问药后状况如何，回答说：“圣体平安如前。”此前李可灼到阁门说：“有仙丹，想具本进献。”辅臣拿出所具问安揭帖中有“进药宜慎”及“不效伤害”等语，于是谕令他离去。这天早上辅臣恭敬地观看书写大行皇帝册宝，两个太监在说：“有鸿胪官李某在思善门具本进药。”辅臣回应说难以相信。不久皇上召见，原来李可灼当时跟随各位御医往来思善门，太监普遍听闻并传达给皇上，其传奏姓名无法查问。这天仍以问安赐给各位大臣钱币烧割，李可灼也得到赏赐。次日五鼓，内廷宣召紧急，各位大臣趋进而去，而皇上已在卯刻驾崩了。那是九月一日。崇祯九年，礼科给事中冯元飚《熹朝信史》急宜纂成疏。臣在礼科待罪，参与掌故，常见重大事务大多废弛，习以为常，无人省察追究。如谥法五年举行一次，用来教化世人。现在有的再次访求却没有回报。历法自古不变，用来奉承天道。现在有的各执己见而滋生大疑，积怠成荒，难以枚举，只是因四郊多垒，不敢一切具陈。至于实录一书，则是万世是非的权衡，也是一时劝惩所依赖的。凡是礼乐沿革，征伐次序，刑政施设，群臣功过，四裔朝贡之类，无不详细记载。太祖高皇帝说：“国史贵在直笔，是非善恶都应当书写，使后世观看不失其实。”世宗肃皇帝说：“史书的取舍，一出于公，不公正则鬼神也会察知。”在祖宗时代，重视史书如此，又担心其书藏于金匮，副本在秘书，人想观看却不可得，更就其事辑为宝训，以传于天下，贤者有所劝勉，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惧。这是盛典，所以历朝以来，虽然统治长久，事迹繁重，实录的完成没有超过数年的。现在熹庙之政，前后七年，实录故事以月系年，总其成书不过八十余卷罢了。古代修史者，有的访求故老，有的采及輶轩，所以编次至烦，折衷匪易。如果我朝，则法制既详，官事毕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职，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内阁有票拟之籍，纂辑磨对，岂待九年？为何徇私疑惑，坐成废阁？这固然不是一政一事之蛊惰。臣曾诵读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天启年间，称为阳九之灾，其为忠逆殆亦多途，法诫所陈至非微小，徒以实录未上，宝训弗传，遂使众志纷营，犹思扰溷，保奸举逆，蝇集兎爰，外患未宁，其渐方长。臣所窃窃良抱深忧，非敢过执硁迂，徒于奋武之秋，

译不过是随意发表关于衡量文辞的议论罢了。恳请皇上果断地独自决断，立即命令相关部门将《实录》和《宝训》迅速编纂完成，如果《宝训》颁布后，其中关于是非曲直的评判有不合普通百姓公正意见的地方，允许朝廷大臣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纠正，并依法惩处相关责任人，这样

译人心自然安定，政治体制严肃整饬，天下人非常幸运，万世人都非常幸运。

春明梦余录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十四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天坛

天坛位于正阳门南面的左侧。建于永乐十八年。四周环绕着围墙。周长九里三十步。起初遵循洪武年间天地合祀的制度，称为天地坛。后来既然改为分祀，于是才专门称为天坛。查考吴元年（朱元璋称吴王之年）建造圜丘，在冬至祭祀昊天上帝；建造方丘，在夏至祭祀皇地祇。等到即位后，仍然像以前一样分祀。到了洪武十年，因为风雨不合时令，灾异时常出现，阅览京房关于灾异的对策，于是才确定天地合祀的礼仪。采纳古代明堂的遗制，就在圜丘原有的界墙处建造大祀殿，并加盖屋顶。废除了方丘，而在这一年就在奉天殿举行祭祀。洪武十二年大祀殿建成，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位朝南，仁祖配享神位朝西，随从祭祀的神位在丹墀上。四个坛分别是大明、夜明、星辰，又有一个星辰坛。内壝外面有二十个坛，分别是五岳坛（五座中岳坛将钟山附在其中）、五镇坛、四海坛、四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天下神祇、历代帝王，各坛一个，总共二十四坛，由大臣分别献祭。于是命令太常寺每年在初春三阳交泰之时祭祀天地。洪武二十一年增修坛壝、大殿和丹墀，中间圆形石头作为台基，东西相对设置四个坛，内壝外面设置二十个坛，也是东西相对。废除了朝日、夕月、禜星的祭祀，一并废除了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月将、城隍、历代帝王的春季祭祀。建文元年撤去仁祖的配享神位，奉太祖配享。永乐十八年京城大祀殿建成，规制如同南京，行礼如前仪。增附天寿山于北岳坛。洪熙元年增设文皇帝配享神位，在太祖之下。嘉靖九年听从给事中夏言的建议，于是在大祀殿南面建造圜丘，规制分为三层。祭祀时，上帝神位朝南，太祖神位朝西，都在第一层上。其随从祭祀的四个坛，东面第一坛是大明，西面第一坛是夜明，东面第二坛是二十八宿，西面第二坛是风云雷雨，都在第二层上。另外建造地祇坛，坛制为第一层，面径五丈九尺，高九尺；第二层面径九丈，高八尺一寸；第三层面径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层台面砖使用一九七五阳数，以及周围的栏板柱子都是青色琉璃。四面台阶各九级。用白石作为内壝圆墙，长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櫺星石门六座，正南三座，东西北各一座。外壝方墙长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櫺星门如前。又外围方墙设门四座，南面叫昭享，东面叫泰元，西面叫广利，北面叫成贞。内櫺星门，南门外东南砌绿瓷燎炉，旁边是毛血池，西南是望灯台，长竿悬挂大灯。外櫺星门，南门外左侧设置具服台，东门外建造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建造泰神殿，后来改为皇穹宇，收藏上帝、太祖的神版，两旁有厢房，收藏随从祭祀的神牌。再往西是銮驾库，再往西是牺牲所，北面是神乐观，北面叫成贞，门外是斋宫，斜向西是坛门。坛稍北有旧天地坛，在那里，就是大祀殿。嘉靖二十二年改为大享殿，殿后是皇干殿，用来收藏神版。每年孟春上辛日在大享殿祭祀上帝，举行祈谷礼；季秋举行大享礼，以两位祖先共同配享；至于郊祀专门奉太祖配享。嘉靖十年改为在启蛰日在圜丘举行祈谷礼，仍然只奉太祖配享。嘉靖十七年改称昊天上帝为皇天上帝。这一年想要仿照明堂的规制，宗祀皇考以配享上帝，下诏在元极宝殿举行大享礼，奉睿宗献皇帝配享。元极宝殿，就是大内的钦安殿。殿在乾清宫围墙后面。隆庆元年废除大享、祈谷礼，元极殿仍然改回钦安殿。圜丘泰元门东面有崇雩坛，规制为第一层，东面是神库。嘉靖年间，曾在孟夏之后祭天祷雨，祈谷坛建成但未举行祭祀就废除了。

洪武元年二月，皇帝敕令礼官太常寺说：“从前圣帝明王严格对待祭祀，内在表达诚敬，外在表达仪文。我承受天命，首先推崇祭祀之事，考虑到草创之初，典礼尚未完备，如何与神明沟通，招致灵验的福佑？你们广泛考察郊祀的礼仪，上报给我。”丞相李善长、学士陶安、太常卿胡惟庸等上奏说：“国家有大祀，叫圜丘，叫方泽，叫宗庙，叫社稷。至于其他各种中祀、小祀，各自具备沿革情况进献。”于是祭祀天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等神随从享祭；祭祀地于方丘，以岳镇海渎等神随从享祭；而前代太一、感生、五帝等不合经典的祭祀都废除了。撰写二丘的乐章。陶安等人又说：“古代天子有五冕，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等神，各有使用的冕服。”皇上认为五冕礼仪太繁琐，只有天地宗庙祭祀穿衮冕，社稷等祭祀穿通天冠绛纱袍，其余不用。洪武二年奉仁祖配享时，中都也有南北丘。洪武五年皇上亲自郊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