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录卷十四

译皇太子留守京城，亲王穿着军装随行。七年，因大祀献祭结束，分献祭品感到不安。学士詹同、宋濂进言：“请求初献奠放玉帛之后，分献官立即进行初献，亚献也照此办理。”皇上说：“好。”八年，遵从学士乐韶凤的请求，确定了大祀登坛脱鞋的礼仪。九年，规定郊社大事，即使国家遭遇三年丧期也不废除。十年春季即将举行郊祀，因斋居时阴雨连绵，阅览京房关于灾异的对策，才开始确定合祀礼仪。二十三年合祀礼仪完成，皇上撰写大祀文及歌文，大致说道：“我听说太极的变化，天在子时开启，地在丑时开辟，方位既定，虚其中为寰中，而人在寅时出生，人口日益增多，非圣人不能驾驭。上天产生君主，为百姓确立命运。洪荒时代，不知谁为起始，如今记载于史书，开天立极，首先兴起伦理的，是伏羲、神农、黄帝。效法三皇而坚守行为的，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增减礼乐使其完备的，是夏、商、周。下至秦、汉以及唐、宋、元。唉！天性自然而恒常的，是三纲五常。圣人揣度人情而安置伦理，不违背其本性，务必顺从善道。常听说古代君主敬顺昊天，不敢有丝毫懈怠。我即位以来，祭祀天地，供奉宗庙社稷，每当斋期必有风雨，临近祭祀才收敛，常为此担忧。京房有言：‘郊祀鬼神，必天道和谐，神才会回应。若有狂风骤雨，这是未善。’于是命令三公测量土地，工部役使工匠在南郊创建大祀殿合享。我揣度古人南郊祭天在阳气初生之月，北郊祭地在阴气初生之月，只是因义理而起，不知至阳之月祭至阴，至阴之月祭至阳，在情理上可疑。况且扫地而祭，由来已久，崇尚质朴不尚华丽，使天地之享与人大不相同，难道人的享祭也执守古法不变吗？古代用土杯捧饮，茹毛饮血，巢居穴处，现在可行吗？大概必然不行。因此确定每年在首春三阳交泰之时，合祀天地。前期致斋，五日内，二日告仁祖，三日正斋。风和日暖，及夜登坛，山川草木不摇，江海不波，月亮中天，神灵恍然降临。所以合祀是适宜的。”

译嘉靖九年，礼科给事中夏言上疏请求更改郊祀制度。臣查考，古时候在南郊祭祀天，在方泽祭祀地，在南郊设立祭坛，在北郊埋祭祭品，这是顺应天地的适宜，审察阴阳的位置。至于祖宗配享，各坛从祀，合祀不符合经典，请求敕令众多官员集议，以求最恰当的方案。当时，皇后在北郊举行亲蚕礼，祭祀先蚕氏。词臣霍韬说：“亲蚕是扰乱成法，分郊是扰乱朝政。”他的《大礼论》说：“合祭天地，是神化阴阳。《易经》说：‘阴阳变化莫测称为神。’并祀祖宗，是推崇显扬孝道。《礼记》说：‘祖文王而宗武王，以日配月并及于星辰，是效法顺从天。’《易经》说：‘本源在天的人亲近上方，岳镇海渎，是效法顺从地。’《易经》说：‘本源在地的人亲近下方。’所以天地合德，神化就产生了；祖宗合祀，孝德就推崇了。日月星辰依附在上，河海山岳位于下，伦常类别就整齐了。所以包容宇宙，顺次阴阳，幽深地赞颂神化，明白地奠定象类，合祀的典礼，显著而彰明。”如果不是圣人智慧明达于天地之性，知晓鬼神之情状，谁能做到这样？皇帝对他的言论发怒。御史邓文宪也说：“郊祀、亲蚕的意义，夏言未必正确，而霍韬未必错误。况且天地分祀，就像父母分居；亲蚕在郊外，就像内外失去界限。”皇帝责备邓文宪附和，于是确定了分祀的制度。朝日、夕月的祭祀都恢复了。夏言推荐太仆寺寺丞张鹗考定音乐。当时四郊同时建设，兵部军卒供役不足，于是将马价及缺官薪皂银三十万两招募役工。

万历三年十一月，内阁大臣张居正进献郊礼图册说：“谨查天地分祀，到洪武十年，圣祖才定为合祀的制度。每年正月上旬辛日，在南郊大祀殿行礼。列圣遵行，一百六十多年到世宗皇帝才开始按照周礼古文，重新分建南北郊，都是坛而没有屋。南郊在冬至，北郊在夏至，行礼而二至之外，又有孟春祈谷，季秋大享岁，共四次。隆庆改元，诏令廷臣议定郊祀之礼，当时议论的人也都请求罢去祈谷大享，合祀天地于南郊。先帝深思三年不改之义，唯独认为祈谷大享在大内行礼不便，听从礼官议定罢去，而分祀暂且沿袭旧制，大概也是有所等待吧。礼是顺应时宜，体现人情的。高皇帝初制郊礼分祀，十年了，而最终定为合享，实在是因为古今适宜不同，适应时势为顺，所以在岁首人之始，占卜在春初时之和，一年只一次事之节，建屋而祭行之便。一百六十多年，列圣相承，没有人改变的，难道不是因为其最恰当允协，经久而可守吗？现在冬至极寒，而在星露之下祼献；夏至盛暑，而在炎热之中骏奔。一年之间，六飞再驾，以时以义，这是违背的。况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开创，配享百余年，一朝罢去，于人情也有很大不安的。所以世宗虽然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后竟不亲行；虽然肇举大享之礼，而岁时禋祀止于内殿。这是此礼在当时，已经窒碍而难行了，何况后世呢？臣等愚昧，私下认为应该遵从高皇帝的定制，率循列圣的所行，一年只一次合祀之礼，而奉二祖并配，这在时义允协于人情为顺。但郊禋重典，现在且不敢轻议，谨查考新旧规制礼仪，而略述其概，以等待圣明从容裁断。”

《中庸》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事奉上帝的。”朱子注：“郊祭天，社祭地。大概郊之礼主祀上帝，而统地祗。”查考《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说：“社是用来神化地之道的。”地承载万物，天垂示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所以尊天而亲地。《礼运》篇：“政事必定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称为殽地。”又说：“祭帝于郊，是用来定天位的；祭社于国，是用来列地利的。”又说：“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又查考《泰誓》说：“类于上帝，宜于冡土。”《召诰》说：“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经传对举郊天社地之文，最为明白。又查考《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以下六宗四坎坛之百神，都埋少牢。这是王者郊天而并祭地之文。《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只有司乐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为群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庙之右，社稷也。”没有北郊之名。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本来不可以并言南北郊的。《礼》说：“器用陶匏，顺天地之性也。”这也是郊天

译并且同时祭祀地神。草庐吴先生说：“天和地同样尊贵，似乎违背了《易传》中‘天尊贵、地卑下’的含义，因此写下这篇论述。”

译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而祭祀中最重要的，在于郊祀。自从古代礼制残缺不全，后来的儒生穿凿附会，关于五帝六天合祀的说法，至今没有定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考究经典，没有以圣人的标准作为折衷的依据。《尚书》说：“于是向天帝举行类祭，向六宗举行禋祭，向山川举行望祭，向群神普遍祭祀。”又说：“向山川举行柴望祭，按次序祭祀。”又说：“举行柴望大祭并宣告。”《武成》篇说：“类祭，就是柴祭。”这些都是祭祀上天的礼仪。然而祭祀必定涉及六宗、山川、群神，却不涉及后土，这说明郊祀必定兼及社祭。《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隆重地献给天帝，用来配享祖先。”又说：“圣人烹煮牺牲来享祭天帝。”《周礼》用禋祀来祭祀昊天上帝。《礼记》说：“郊祀和社祭的礼仪，是用来侍奉上帝的。”这些都是举郊祀来体现社祭。《孔子家语》中孔子说：“天子占卜郊祀，就在祖庙接受天命，在祢宫占卜龟甲，这是尊崇祖先、亲近父辈的意义。占卜的那天，君王亲自站在泽宫，听取誓命、接受教谏，这是听从命令、接受规劝的意义。占卜完毕传达命令，在库门之内，是为了警戒百官。”这是说郊祀必须占卜，而没有提到社祭，是因为兼及社祭。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儒生只看到《周礼》中有冬至祭祀圜丘、夏至祭祀方泽的文字，就主张分祀的说法，不知道《周礼》中一年之间祭祀上天有好几次：正月祈谷，孟春大雩，季秋明堂，冬至圜丘，此外还有四季的祭祀，那么本来就有合祭的情况。祭祀前十天，大宰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掌管百官的誓戒，太史与办事人员占卜日期，警戒大宗伯辅佐君王的大礼。祭祀那天，大宗伯捧着玉，大宰协助玉、币、爵的事宜，歌唱《昊天有成命》的篇章，这就是证据。只是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冬至在圜丘祭祀，正好是献岁之时，不妨迎接阳气报答上天，然后命令才及于大地，所以它的礼仪比合祭稍微更加崇重，这只有在实行周礼的时候才可以。至于合祀的礼仪，则从未废除，散见于各经及孔子的言论中可以作为依据。如果祭祀必定在冬至，那么何必占卜呢？所以说：“最恭敬的祭祀不设坛，扫地而祭，那么又不必在圜丘、方泽了。”由此可知周朝并非不实行合祭。

从汉朝历经唐朝一千多年，实行分祀的只有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玄宗开元年间这四次祭祀而已。到了宋朝，郊祀都是合祭，不合祭的只有元丰六年的那次郊祀。元祐年间下诏讨论北郊祭祀，苏轼主张合祭，跟随他的有五人；刘安世主张分祭，跟随他的有四十人。苏轼说：“舜接受禅让，从上帝、六宗、山川、群神，没有不全部告知的，却唯独不告知地祇。武王攻克商朝，柴祭上帝、望祭山川，却唯独省略地祇。《昊天有成命》这首诗，郊祀天地，全篇讲天而不提及地，由此可知祭祀上帝时地祇也在其中。”那时群臣正议论合祀的不当，皇上以此询问辅政大臣，章惇说：“北郊只能称为社，君子应当不因人的缘故而废弃言论。”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明太祖以开创天命的圣德，将分祀改为合祀，这是千古卓越的见解，所以实行了一百五十多年，风雨调和顺遂，百姓万物安康富足。到了嘉靖年间一改，明朝于是衰落，提出建议的是夏言，最终死于法。难道太祖的英灵不享用吗？至于太祖事奉上天的一片诚心，仪文完备，千古罕见，详细记录下来作为百世的法则。

慎配享

洪武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祭祀南郊，皇上先前往太庙禀告说：“历代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以祖先配享上天的，现在我独自不敢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功业还有未完成的，政治或许有缺失，害怕受到责备。况且去年上天垂示警戒，我早晚兢惕，恐怕无法承受上帝好生的德行，所以不敢贸然奉祖先配享。只有祖先的神灵与上天相通，恐怕上帝有问，愿意将这些话陈述在帝前，善恶没有隐瞒，只有上帝鉴察。”〇南郊祭祀完毕，我应当率领百官恭敬地前往殿庭，禀告大礼完成，以共享上帝赐予的福泽。过了两年，平定庆阳，群臣再次请求，于是奉仁祖配享。

吿祭

礼部崔亮上奏，按照《礼运》说：“礼仪施行于郊祀，那么百神就接受职事。”沈括援引唐朝制度说：“有事于上帝，那么百神都预先派遣祭祀禀告，只有太庙，皇帝亲自进行祭祀禀告。现在拟定圜丘、方丘大祀前期，皇上亲自禀告太庙，仍然派遣使者预先禀告百神。如果祭祀圜丘，就说：‘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有事于圜丘，咨询你们百神，来辅助祭祀事务。’方丘也像这样。仍然在圜丘的东边、方丘的西边增设天下神祗坛，其神主都题写‘天下神祗’。”诏令听从他的建议。

斋期

皇上对省臣说：“我每次祭祀天地百神，只是表达我的感激戴德之意，祈祷祈福祉来保佑生民，未曾敢自己求取恩惠。而且斋戒是为了达到诚心，诚心的达到与否，神灵的降临与否，都取决于此。所以我每次斋戒，不敢有一毫懈怠。现在规定斋戒的期限，大祀七天，中祀五天，不免太久。大抵人心久了就容易懈怠，懈怠之心一萌生，反而成为不敬。可以只在临近祭祀时斋戒三天，务必达到精专，或许可以感通神灵。”定为法令。

祭器

崔亮上奏：“按照《礼记》，郊祭的器物使用陶匏、瓦器，崇尚质朴的缘故。《周礼》笾人：‘

译凡祭祀时，簠、簋中所盛的祭品。《疏》说：“对外祭祀使用瓦制的簋，如今祭祀使用磁器，已经符合古人的意旨。只有盘、盂之类与古代的簠、簋、豋、豆形制不同。如今建议凡是祭器都使用磁器，其形制都仿照古代的簠、簋、豋、豆。只有笾使用竹制。”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译省视牺牲

皇上告诫礼部大臣：“先贤说过：‘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见它死去；听到它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的肉。’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在祭祀时省视牺牲，地点离神坛非常近，揣度人心，实在令人不安。”于是亮上奏考证古代省视牺牲的礼仪，将地点设在距离神坛三百步远的地方。皇上高兴地说：“一定要像这样才可以。”

脱鞋

学士乐韶凤上奏说：“按照礼制，侍奉长者坐着时，鞋子不能带上厅堂，脱鞋时不敢正对着台阶，要跪着拿起鞋子，放在旁边。注释说鞋子卑贱且空，所以不敢陈列在尊者的旁边。长者在厅堂，就在台阶下脱鞋；在室内，就上厅堂但不穿鞋进入内室。汉魏以后，朝会和祭祀时都穿着袜子光脚。只有萧何可以佩剑穿鞋上殿。宋代南郊祭祀，皇帝到了南阶，脱鞋登上祭坛；进入太庙，脱鞋登上大殿。《宋开宝通礼》规定，太庙馈食以及禘祫大祭，皇帝到了东阶下，解剑脱鞋。现在议定在郊祀和太庙享祭时，提前一天，有关部门用席子铺地，在祭坛东南门外设置皇帝的帷帐，并在门外西侧设置执事官员的休息处。祭祀当天，皇帝大驾来到祭坛，进入帷帐休息处，脱鞋登上祭坛。执事官员引导皇帝，赞礼官诵读祝文，以及分献和陪祭的官员，都脱鞋。从外休息处上来供职的协律郎、乐舞生光脚穿着袜子就位。祭祀完毕，皇帝走下祭坛穿上鞋子，随从人员跟随。”

告诫修饰

皇上诏令中书省谈论祭祀礼仪，说：“祭祀礼仪，始于圣王，各种周旋上下、进退献酬的节度，极其殷勤周到。我亲自遵循实行，恐怕不至于失之亵渎而过于修饰吧？过于修饰就是不真诚。孔子说过：‘禘祭从灌礼以后，我就不想看了。’况且不真诚的人多，暂时真诚的人有，永远真诚的人很少。现在制定礼仪设置仪节而过于修饰，能够坚持到底吗？我在神所周旋，十一年了，没有看到恰当的做法。于是更改仪式，改变形式，合并祭祀天地神祇。命令中书省，下达翰林院，让儒臣记录这件事。”

世宗改制

世宗将合并祭祀改为分别祭祀，向太祖占卜，不吉利，征求众人意见也不协调，打算停止这件事。夏言坚持己见，独自努力。起初询问张璁，张璁详细陈述《周礼》以及宋代熙宁年间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论的分别祭祀与合并祭祀的异同来回答，并且说圣祖制定的制度，没有人敢轻易议论，只有朝日夕月的礼仪，记载在《存心录》中，以及祭祀礼仪，如果想要讲求恢复旧制，似乎没有困难。等到皇上告知再次议论，张璁说：“圣祖是一代创业之主，作为子孙的亿万年都应当遵守，希望以不违背不忘却的心，尽善继善述的孝道。”这意思虽然在分别祭祀，但以祖制为言，自然是大臣劝谏君主的体统。等到夏言提出两位祖先分配配享的说法，张璁就极力驳斥，说：“郊祀的议论，圣上的见解已经确定，群臣必将沉默不语，我独自不忍心不说话。皇上相信分配配享的说法完全符合古礼吗？大祀殿不是明堂的位置，孟春祈谷不是季秋大享的礼仪，那么未免有失于古礼。相信合并配享的说法不适合当今吗？太祖一百多年的神座，难道忍心说撤除？文皇一百多年配享天地的报答，难道忍心说废除？那么未免有失于当今。”我认为天地分别祭祀，应当遵循古礼；祖宗合并配享，应当遵循今制。所谓斟酌古礼衡量今制，继承志向陈述事迹，仰对祖宗，希望从容裁度。又说：“天地是古今的天地，分别祭祀，是三代常行的典制。我敢不顺应？”祖宗是一代的祖宗，功德都崇高，合并配享天地，是当代的定制。孝子慈孙不可轻易议论，我怎么能不说话？至于停止议论的说法，又天地祖宗共同昭示鉴察，如今日月交替变化，风霾饥荒，救荒的政治，礼仪贵在弛力为先，请察看我说的话，务必寻求可以传承可以继承的道理，除此之外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坚定地发表正直的言论，洧川范守己说：“郊祀的议论，永嘉等人前面的言论是对的，而众人的议论都是错的。天地分别祭祀，是古今正礼，而祖宗的训诫制度，也是孝子慈孙应当世代遵守而不可改变的。说祖制可以改变，是认为祖宗不值得效法。认为祖宗不值得效法，那么凡是能够扰乱旧章的，将无所不至。祖宗的睿智见识神妙谋略，深思熟虑，所规划的，符合至善的，十之八九，偶尔有一二沿袭近代的陋习，违背先圣的谋略，不是见识没有达到，也是未能没有私意在其中。所以周用子正，孔子非议他，而子孙不因此改变；商人崇尚鬼神，以至于盘庚用鬼神恐吓，众人也没有听说他的臣子认为不对而请求改革的，为什么呢？凡是认为祖宗的制度不可改变，所以宁愿因袭可以改变的，以巩固不可改变的，而一代的制度才开始传承百世而不败坏。一旦有可以改变的念头掺杂其中，那么即使不可改变的，奸臣贼子也将用巧言扰乱视听，而纷纷更改殆尽。开端很微小，祸害难道轻微吗？所以汉高祖沿袭亡秦创立的制度，简陋。孝文帝坚守其简陋，拒绝贾生的议论而不采纳，不是真正谦让来不及，正是认为祖宗的法度不可改变。等到武帝，狭隘汉朝的制度，正统改换服饰，纷纷制作，不是不极力追摹古始，而汉家一代的制度荡然无存。逐渐演变改朝换代，大祸三次开启，最终导致新莽之乱，是有原因的。”

元代郊祀考

元代初期使用其国家习俗在日月山拜天。成宗大德六年，在燕京建立祭坛，合并祭祀天地五方帝

译元世祖至元九年，开始设立南郊祭坛，专门祭祀昊天上帝。泰定帝时期又实行合祭，但皇帝都不亲自前往郊外祭祀。文宗至顺年间以后，皇帝亲自去郊外祭祀共四次，都只祭祀昊天上帝。那郊坛分为三层，以符合阳数奇数的原则。每层高八尺一寸，以符合九乘九的数理。上层纵广五丈，中层十丈，下层十五丈。四面有台阶，每面台阶有十二级。外围设置两道围墙，内墙距离祭坛二十五步，外墙距离内墙五十四步。每道围墙各有四个门。祭坛建在丙巳方位的土地上，以顺应阳位。外垣南面有三座棂星门，东西两面各有一座棂星门。中间修筑圆形祭坛，周围上下都用砖砌成。内墙和外墙各高五尺。围墙四面各有三个门，都涂上红色。祭祀时，皇帝戴的冕冠没有旒，穿大裘并加上衮服，插着大圭，手持镇圭。皇太子陪侍祭祀，穿衮服戴冕冠并手持玉圭。各位大臣奉命祭祀，三献官司徒、大礼使戴七梁冠，外加笼巾、貂蝉冠，协助奠祭。以下各位执事官员的冠制如同貂蝉冠，没有笼巾，而有六梁、四梁、三梁、二梁的区别。御史戴二梁冠，外加獬豸冠，都穿青罗制的衣裤，佩绶带、玉环等也都相同，手板用木制的。

译祈谷坛

祈谷坛的大享殿，就是大祀殿。它建于永乐十八年，当时将天地合祀于此。殿的规制为十二间，中间四间装饰以金色，其余部分施以三种色彩。正中设置石台，在台上安放上帝和皇祗的神座。殿前有东西两侧的厢房共三十二间，正南面是大祀门六间，连接着步廊与殿的厢房相通。殿后是库房六间，用来储存供奉神明的物品，名叫天库，都覆盖着黄色琉璃瓦。后来大祀殿改用了青色琉璃瓦。坛的后方种植了松柏，外壝的东南方挖掘了水池共二十处，冬季时砍伐冰块储藏于凌阴，以供夏秋祭祀使用，全都遵循太祖的旧制。到了嘉靖二十一年，拆除了大祀殿，仿照古代明堂的形制，命名为大享殿。每年春季在此举行祈谷礼。隆庆元年，礼官上言：“祭祀先农就是祈谷的遗意，适宜取消在祈谷坛举行的祈谷礼，改在先农坛行事，大享礼也适宜取消。”皇帝下诏批准。后来到了崇祯朝，又恢复举行。

祈谷纪

祈谷礼使用孟春上辛日的礼仪。明朝初年使用二月上戊日祭祀先农，不举行祈谷礼。即使是嘉靖年间，也是一度举行后又停止。崇祯辛巳年正月初五日是上辛日，再次举行。有圣旨：祈谷礼除了不分散斋戒、不在郊外的斋宫住宿、不上朝、亥时正三刻停止、只升一盏灯之外，其余恭敬视察坛位、笾豆、牺牲等事宜，都按照圜丘的仪制进行。奏请祭祀的日期改为正月初一。乐章奏舞，命令太常寺严格督促乐舞生，预先进行演习。十五年壬午年正月上辛日，恰逢初一辛未日。礼部认为朝贺不便，上疏请求将十一日辛巳日改为中辛日。得到圣旨批准在中辛日行礼。

崇祯壬午年，皇上亲自举行祈谷礼。记录壬午年正月初五日，皇上穿常服前往太庙，因为要亲自到南郊视察牺牲，预先在太祖及列祖的神位前禀告，并钦命礼部左侍郎王锡衮、右侍郎蒋德璟、詹事黄景昉担任上香导引官。初六日，派遣勋臣等人恭敬代替视察牺牲。初七日，皇上驾临皇极殿，太常寺奏报祭祀事宜。从初八日开始，斋戒三日。初八日清晨，皇上穿常服乘车前往太庙门西侧，下车至庙门帷帐内，穿戴祭服前往太庙禀告请求，在太祖配享神位前行礼完毕，出来到帷帐内更换皮弁服，回驾皇极殿。太常寺、光禄寺官员奏报省视牺牲。初九日下大雪，皇上亲自享祭太庙，礼毕。臣蒋德璟随即与王、黄两位公冒着雪出南郊，住宿在太常寺别院。这天午后，太常寺官员捧着苍玉帛匣、香盒连同神舆亭进入皇极殿内，司礼监官员捧着帛一同安放在御案北面。初十日清晨，皇上驾临皇极殿，太常卿捧着祝版从中左门进入安放在御案上，皇上亲自填写御名完毕，太常卿捧着安放在舆中。司礼监官员进献玉帛，皇上亲自装入各匣内安放完毕，太常寺官员依次奉安于舆中。太常卿随即捧着香盒在香亭右侧跪下，皇上三次上香，行一拜三叩头礼完毕，转向东西方向站立。锦衣卫官员旗手抬着舆亭从中门出去，太常卿随即前往大享殿神库奉安。皇上于是前往太庙，因为要亲自到南郊举行祈谷礼，预先在太祖及列祖神位前禀告，行礼完毕回宫。这天早上，蒋德璟与王、黄两位公以及太常少卿高倬穿戴吉服冒着雪到大享殿，皇干殿演练礼仪就在北天门内〇皇上驾到。未时，锦衣卫官员备用法驾，在皇极门下正中设置板舆，皇上穿常服驾临皇极门，太常卿奏请圣驾前往南郊在大享殿举行祈谷礼。皇上登上舆车，掌卫官员跪奏起舆，从午门、端门、承天门、大明门、正阳门前往南郊坛内西天门，到达神路向西，臣蒋德璟与王、黄两位公以及高少卿面向皇上依次站立，行叩头礼完毕，分列两旁〇皇上下车。臣蒋德璟等人引导皇上从大享南门左门进入，太常卿党崇雅跪迎，一同引导皇上到丹陛，太常卿引导皇上从大享殿左门进入恭敬视察神位。臣蒋德璟等人先到东陛前〇皇上视察神位完毕，太常卿引导皇上从东陛下来。臣蒋德璟等人一同引导皇上到神库，视察笾豆；到神厨，视察牺牲。太常卿逐一奏报完毕，又同臣蒋德璟等人引导皇上，仍从大享南门出去，向西登上舆车到斋宫。陪祀各官免除朝参。这天雪势特别猛烈，导引往返可达数千步，而神库门路很深且滑，皇上也缓缓行走，体谅各位大臣便于步行的情况。到一更时，臣蒋德璟等三人穿戴祭服，前往皇干殿，行一拜三叩头礼。王公上香，请神。蒋德璟与黄公导引，太常寺官员依次捧着昊天上帝正位、高皇帝配位神版，前往大享殿奉安完毕。臣等三人随即快步到大次，〇皇上驾到。亥时一盏灯亮起，万灯齐明，灿烂如列星。皇上穿常服乘车，冒着大雪，从斋宫东门出去，到神路西侧下车。导驾官引导皇上到大次，蒋德璟三人及太常卿复命。皇上手持玉圭说：“朕知道了。”过了一会儿，穿戴祭服出来，导驾官引导从大享南门左门进入，举行祈谷礼，用十二拜，如同大祀仪制。祭毕，皇上出来到大次，更换常服，不回斋宫，即从西天门返回太庙参谒，如前仪制完毕，回宫。礼部侍郎蒋德璟谨记。

按《月令》，孟春，天子在元旦向天帝祈谷。注：指在上辛日郊祭天。《春秋传》说：“启蛰

译“先举行郊祀，郊祀之后才进行耕耤。”《郊特牲》篇说：“郊祀选用辛日。”注解说：凡是作为君主，应当斋戒修身，自我更新。卢植、蔡邕说：“郊祀上天属于阳，所以选用日；耕耤属于阴，所以选用辰。”孔颖达说：“甲、乙、丙、丁等称为日，子、丑、寅、卯等称为辰。‘元’就是善的意思。元日郊祀选用辛日，元辰耕耤选用亥日。”黄道周说：“春日若是甲日或乙日，就无法确定它是否确实是上辛日。”明朝初年，在冬至于圜丘祭祀天，在夏至于方泽祭祀地。洪武十年废止了这种分祭方式，改为在正月上辛日于大祀殿合祭天地，并将日月星辰、山川、防神都一同祭祀。这种礼仪非常简省，但敬意非常专一。嘉靖九年废止了合祭，将祭祀分为圜丘、方泽、朝日、夕月四郊。大祀殿则在孟春上辛日用于祈谷。十年又改为在启蛰日祈谷。二十四年又将大祀殿改为大享殿，但祈谷礼不再施行。崇祯十四年恢复祈谷礼，选用上辛日。十五年则选用中辛日。

译斋宫【附】

斋宫位于圜丘的西面，前面是正殿，后面是寝殿，旁边有四座浴室，围墙之外用深池环绕。皇帝亲自祭祀时，在斋宫进行散斋四天，致斋三天。皇帝车驾到达南郊，从昭享门下车，走到内壝，恭敬地查看祭坛的位置，又进入神库查看笾豆等祭器，再到神厨查看牺牲完毕后，走出昭享门回到斋宫。文武百官早朝、午朝时，皇帝都赐给饭食。《传》中说：“祭祀当天，穿着绣有龙纹的衮服以象征天，戴着饰有十二条玉串垂旒的冕冠，这是效法天数。乘坐素车，是崇尚质朴。旗帜有十二条旒，绣有龙纹并设置日月图案，以象征天。天垂示象，圣人效法它。郊祀是为了阐明天道。”

《周官》中掌管次舍的官员，当大王隆重祭祀上帝时，就张开大次和小次。大次设在祭坛外壝之外，是皇帝初到时的居所。小次设在祭坛旁边，是初献祭品后皇帝退下等候的地方。查考宋代营造青城，其中的幄殿就是周代的大次。又在东壝门外设置更衣殿，就是周代的小次。它们的制度都是用帛绳捆绑固定。元丰年间，议礼局上言说：每年青城耗费缣布三十多万，请求按照青城的旧制创建斋宫，以便一劳永逸。当时未能实行。直到哲宗才开始建造斋宫。南宋南渡后，各项事务草创，又恢复用帛绳捆绑幄殿的制度。明朝洪武二年，下诏在圜丘旁边修筑斋宫。永乐年间沿袭此制。

郊坛门外，每次祭祀都设置大次。皇帝车驾临坛，进入幕次，脱下鞋履，登上祭坛。那些升坛执行事务、引导车驾、赞礼、读祝，以及分献、陪祭的官员，都在外面脱下鞋履，依次升坛供职。协律郎、乐舞生依照旧例穿着袜子赤脚就位。祭祀完毕，走下祭坛，穿上鞋履。嘉靖年间，皇后在宗庙祭祀中助祭，于是废除了脱鞋的礼仪，后来不再实行。斋宫东西两侧悬挂大和钟，每次郊祀皇帝车驾出发时，就敲响钟声；登上祭坛时停止。礼仪结束，皇帝升车，又敲响钟声。

洪武年间，礼部尚书崔亮上奏说：“宋代祥符九年，商议南郊祭坛祭祀上天，如果遇到雨雪，就在太尉的斋所遥祭。元代《经世大典》记载：社稷坛外垣之内，北墙之下，也曾建造七间房屋，向南遥望两座祭坛，以备风雨天气，称为‘望祀堂’。请求依照这个制度，在圜丘、方丘祭坛的南面，都建造九间殿堂；在社稷坛北面建造七间殿堂，遇到风雨就在这里遥祭。”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嘉靖年间，皇上认为旧存的斋宫在圜丘北面，这是居高临下俯视圜丘，想要改建在圜丘的东南面。夏言说：“在圜丘旁边另建斋宫，似乎不符合古人扫地而祭的意义。况且自秦汉以来并没有营建固定屋舍的，正是为了表明质朴真诚、尊崇上天，不自我推崇建树，以彰显谦恭肃敬的宗旨。所以只有设置大次才符合古代典制。陛下前日考据精密，难道现在偶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希望停止这项提议，以回应上天。报知神乐观。

神乐观位于天坛内的西侧，设有提防，由知观教习乐舞生。观内有太和殿，遇到祭祀就提前在这里演练音乐。洪武初年，皇帝亲自制定圜丘、方泽分祀的乐章，后来确定合祀，又撰写了合祀乐章。礼仪完成，歌唱九章。因为担心音乐未能恢复古制，下诏尚书詹同、尚书陶凯与协律郎冷谦审定雅乐，而学士宋濂撰写乐章并著为法令。凡是祭祀都有音乐，音乐有四种等级：叫九奏、八奏、七奏、六奏。音乐有歌有舞，歌在堂上，舞在堂下，舞蹈都是八佾。有文舞有武舞，郊祀和宗庙祭祀都演奏中和韶乐。由太常寺统领，协律郎负责音乐的考核协调。凡是音乐中有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或者舞蹈失去节奏的，都有纠察禁止。凡是乐器不移动，凡是园陵的祭祀没有音乐。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对神乐观说：“开创基业、守护大业，必须以勤政为先，趋事赴公，没有诚信必定被责罚。《传》不也说吗？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往昔圣明的君王谨慎对待这两件事，而上帝和皇祗喜悦，赐予天下安宁和谐，百姓康泰。我出身寒微而君临天下，效法古道，顺应时势来供奉上下神祗。在祭祀神灵的方面，如果不洁净，就不是为百姓祈福而保全自己的性命。昔日刘康公、成肃公跟随晋侯讨伐秦国，在社稷之神前祭祀，然后出兵。祭祀完毕，就有受胙的礼仪。接受胙肉时，必定想着神灵洋洋乎在上，穆穆然或在左或在右，诚心谨慎恭敬地接受它才是吉祥。所以恭敬胜过懈怠者吉祥，懈怠胜过恭敬者灭亡。因此成肃公在接受胙肉时，表现出轻慢神灵不恭敬的样子，因而讨伐秦国而最终战死。由此可知，敬慎必定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来定命。在这祭祀神灵的方面，能做到的以福养之，不能做到的以祸败之。所以君子勤修礼仪，小人尽力做事。勤修礼仪没有比致敬更重要的，尽力做事没有比敦厚笃实更重要的。恭敬在于养神，笃实在于守业。我看古人敬神，像这样验证祸福，也像这样，可以说没有神灵而不信吗？可以说谄媚神灵而祈福吗？两者都不可以，只有以礼敬神罢了。我设立神乐观准备音乐，以享祭上下神祗，所以拨给钱粮若干，以供乐舞生使用。不是效仿前代帝王求长生的方法而施行。然而长生的道理，世上有，不过是修心清净，脱离幻化，迅速去来，使无艰难阻碍，这是它的玄机。唉！往昔殷周的老父老母存在哪里？汉唐的耆老宿儒安在？果真是长生的道理吗？我设立神乐观，以备音乐。刻碑于观中，以昭示后世。如果观主不洁净，乐生不精通，”

译供养祖先的物资尚且不足。由此看来，不仅君主不勤于祭祀之事，那些在朝廷中担任主祭的官员，必定也是如此。如果君主勤于祭祀，而朝中主祭的官员却毫无丝毫敬意，那么国家自有常设的法度（予以惩处）。因此刻石铭文，想必应当知晓并明白。

译洪武六年，皇上认为祭祀后回宫，应当用乐舞在生前开道，于是命令翰林院的儒臣撰写乐章，以表达恭敬、谨慎和鉴戒之意。后世的乐章只听说有颂扬赞美之词，没有古意了。皇上曾说，讽谏的话使人警惕而有警觉，如果是颂扬赞美的词句，使人听后意志懈怠，而产生自恃之心。大概自恃的人日益骄横，自我警戒的人日益强盛。朕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们撰写时不要有所避讳。于是儒臣秉承旨意，撰写了《神降祥》《神祝》《酣酒色荒》《禽荒》等曲子，共三十九章，称为《回銮乐》《歌舞》，其歌词都含有规劝警戒之意。乐舞分为八队，每队都是八人。礼部根据其制度上报，皇上命令工匠练习。洪武二年，有旨意让胡太常制作一个牌子，漆得合乎法度，将圜丘、方泽、社稷、宗庙、先农、风雨、雷师、马祖等所有祭祀的月份日期，明白地写在牌子上，挂在这东耳房前，我时常看，都要知道。钦此。另外铜人的制度，也是开创于高祖皇帝。洪武十二年，皇上命令礼部尚书陶凯等人说：“经书上说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用，享用在于能够真诚。人在这里谨慎方寸之心，而能感通神明在那里，是因为至诚。然而人心操持舍弃没有常态，一定要有警戒，然后才不致放纵。”于是命令礼部铸造铜人，高一尺五寸，手执简册写着“斋戒三日”。凡是致斋的日期，就把铜人放在朕面前，希望朕的心有所警戒反省，而不敢放纵。又命令各衙门设置木斋牌，刻上文字说“各有常宪，神有监焉”，遇到祭祀必须设置。洪武年间皇上谕示说：“石音固然难以调和，但以人声为主。神人喜悦和谐，那么八音就和谐了。”当时起居注官熊鼎进言说：“乐音不在外面寻求，在于君主的一心。心和则天地之气和，乐就没有不和谐的。”嘉靖年间重新确定祀典后，中允廖道南请求考察古乐章，以辅助盛典。皇上说：“考定律吕，一定要真正懂行的人才可以。”诏令将内府所藏的金玉铜石钟磬发到神乐观，考正音律，仍然命令科道官各自举荐所知道的通晓音律的人上报。夏言推荐行太仆丞张鹗，他通晓律吕。张鹗是临清人，当时在告假，应诏来到，想要确定元声以恢复古乐，并进献所著的乐书两部，一部叫《大成乐舞图谱》，从琴瑟以下各种乐器逐一作谱；一部叫《古雅心谈》，用十二图象十二律，律图各有解说，于是下交礼部议覆。皇上说：“音乐既然已经更定，不要误了享祀之用。”于是谱定帝社稷乐歌进献，辽州。同知姚文察进献所著的《乐书》、《四圣图解》二卷、《乐记补説》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兴乐要论》三卷，因此请求兴起正乐，以荐上帝、祭祀祖考、教导皇太子。奏章下交礼部覆言说：“姚文察所进的乐书，对于古今原委，大多前人没有阐发过，而且在人声中考定五音，作为制律候气的基本方法，似乎直接深切符合《虞书》‘言志永言，依永和声’的宗旨，应该让姚文察及太常寺通晓音律的人，选拔能歌善舞的生员一百多人，协同练习。本部及该寺正官按时按试，如果声律和谐，吹律候气，都有应验，才授予官职。”与张鹗一同办事，听从了这个建议。

辨大司乐之误

按照《周礼·大司乐》说：“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演奏它，如果乐六变，那么天神都降临，可以礼待了。凡乐，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演奏它，如果乐八变，那么地示都出现，可以礼待了。”元代儒者吴澄说：“这篇文章不仅不合经义，而且自相矛盾。既然说大合乐以致鬼神示，而其下则只用黄钟、大吕，云门祀天，只用太簇、应钟，咸池祭地。像这样那么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各自为用，不能称为大合乐了。况且周家祭祀已行之迹，没有比诗之颂更详细的。现在考察《昊天有成命》之诗，郊祀天地，是天地无分祀之文。考察《般》之诗，望祀四岳河海，是四望与山川无异祭之文。考察《雝》之诗，禘祖，而其末则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与祖亦无各祭之文。考察《周颂》之诗，尽是祭祀之词，其言作乐，未闻有分乐而祀之之说，也未闻用历代之乐以分祀之礼，这很不足信。又说：‘既然说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是六乐之作，五声、八音并用之矣。而其下则礼天神、地示、人鬼于五声皆止用其四，于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则声音不备，乐何自而作？况且考察之于诗，有‘瞽作乐而合乎祖’，其间用鞉、磬、柷、敔、箫、管等乐于祭宗庙之际，固亦兼用竹、革、木、

译石磬的声音罢了，谁说离开这些就不使用呢？既然说“凡是六乐，从一变到六变，是综合六乐而言的”，那么到了七变、八变、九变，剩下的三变又不包括在内了。况且音乐是用来象征德行的，而六乐招致鬼神显现，不知如何区分才能象征德行呢？”

译邱濬说：“分祭天地的说法，最早见于《周礼·大司乐》，其他经典中没有记载。不仅其他经典没有记载，即使《周礼》本身也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大宗伯》篇提到用玉制作六种礼器，用苍璧祭祀天，用黄琮祭祀地，以及《典瑞》篇提到用四圭有邸祭祀天、旅祭上帝，用两圭有邸祭祀地、旅祭四方之神，这两处分别提及天和地，但并没有说明祭祀的地点和时间。至于说冬至祭祀天，夏至祭祀地，在圜丘祭祀天，在方丘祭祀地，这些说法只在《大司乐》中出现。《大宗伯》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礼仪，礼仪中最重要的就是吉礼。祭祀没有比天地更重大的了。然而在《大宗伯》所掌管的三大礼、十二种吉礼中，上面只提到昊天上帝，而没有提到后土地祗，直到讲到制作礼器的时候，才提及地祗。由此可见，所执行的礼仪是统一的，但用来祭祀神灵的器物却有两种。况且《司服》掌管天子的吉服，只有祭祀昊天上帝时穿大裘戴冕的记载，并没有所谓祭祀后土地祗的服饰。由此看来，合祭天地，神灵有两个，而主祭者只有一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神灵有两个，所以祭祀的器物也有两种，或者用苍璧，或者用黄琮，或者用四圭有邸，或者用两圭有邸。正因为祭祀是统一的，所以主祭者所穿的服饰只有一种。那么，《大司乐》中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回答说：前代儒者本来就说《周礼》并非全部出自周公之手，何况其中关于乐律的论述自相矛盾。吴澄说它不合经义不足为信，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话。既然它所论述的乐律不足为信，那么它所论述的礼仪又怎么能深信呢？在《大司乐》分述乐律时，起初只提到天神地祗，而没有提到冬至夏至。等到论述乐律的变化时，才出现冬至夏至、圜丘方丘的说法。其意大概是说，将乐律分别归属于阴阳，所以在这些日子开始合奏音乐。所以说：‘如果音乐演奏到六变，或者八变，那么天神可以降临，地祗可以出现，然后才能对天地进行祭祀。’这是合奏音乐，而不是大享之礼。在家庙中，宗人在冬至夏至日致祭人鬼、物鬼，是为了祈祷消灾而行，并非大享之礼，这已经很明白了。到了汉代，天子在冬至夏至日驾临前殿，防范八能之士，陈列八音，听辨乐律的均度，这还是《大司乐》的遗意。现在却断定冬至夏至日是分祭天地，大概是没有详细考证《周官》中关于礼乐的记载。”

唐代的杨收说：“音乐已经失传很久了。上古祭祀天地宗庙，都不使用商音。周人歌唱大吕，舞蹈云门，用来祭祀天神；歌唱太簇，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祗。大吕与黄钟相合，是阳声的首位，而云门是黄帝的音乐，咸池是尧的音乐。不敢使用黄钟，而以次一级的太簇代替。那么祭祀天神时，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祭祀地祗时，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始终不使用商音以及两个少音。汉代祭祀天则使用商音，而宗庙不使用，认为鬼神畏惧商音的刚烈。西汉的儒者被圜钟、函钟的说法所迷惑，所以自从受命郊祀宗庙以来，只使用黄钟一个均。章帝时，太常丞鲍业才开始旋相为宫。旋宫是以七声为一个均，均就是韵的意思。古代没有韵字，就像说一个韵声一样。起初以某律为宫，某律为商，某律为角、为徵、为羽，某律为少宫、少徵，也叫变，叫比。一个均形成，五声就形成了节奏和类别。这就是旋宫。大概音乐本源于五音，能够从五音中去探求，那么音乐的道理就明白大半了。宋代沈括说：宗庙的音乐，宫音在先，其次是角音，再次是徵音，最后是羽音。宫、角、徵、羽依次排列，是人乐的顺序，所以用它来祭祀人鬼。圜丘方泽的音乐，都以角音为先，其次是徵音，再次是宫音，最后是羽音。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木、火、土、水依次排列，是天地的顺序，所以用它来祭祀天地。不使用商音，前代儒者认为是厌恶杀伐。黄钟对应太簇，函钟对应南吕，都是商音，这是未曾不使用，只是不使用商音的中声罢了。天的气息始于子月，所以先用黄钟；天的功绩完成于三月，所以终于姑洗。地的功绩显现于正月，所以先用太簇；完成于八月，所以终于南吕。幽阴之气聚集在北方，是人所归往、鬼所藏匿的地方，所以先用黄钟，终于应钟。”

明初商议乐制的人，依据唐代赵慎之的话，说《周礼》中祭祀天神、地祗、人鬼都不使用商音，是因为周朝以木德称王，避开它所克制的，所以赵慎之在唐代请求增加商调，去掉角调。并且说宋朝和明朝都以火德称王，应当去掉羽调，不应当去掉商调，这种相克的说法，接近于术数，最终还是以杨收的话为正确。况且郑康成说：“祭祀崇尚柔和，而商音坚刚，所以不使用。”这话本来就不是从杨收开始的。

西垣笔记

崇祯十五年二月，礼部上奏皇帝谕旨：太常寺有神乐观以及赐予的洁净衣服，取其精洁。现在郊庙祭祀的音乐也多有疏漏涩滞，比如琴瑟并没有指法，舞蹈仪容尤其违背古制，应当访求懂得音乐的人，仔细参究。于是提及郑世子所进献的乐书，以及原任礼部尚书黄汝良的《乐律考》。大体以黄钟为主，仰见皇上留心于礼乐精微的道理，无不洞察。臣等谨察得黄钟之气，实为律历的根本。而自汉唐

译自汉代以来，律管长度有的定为三寸九分，有的定为九寸，说法各不相同。此前在讨论历法时，臣等依据古代葭灰测气的方法，命令钦天监与新局一同试验，双方都不甚理解。至于乐舞生，连琴瑟和搏拊都尚且不能辨别，何况是黄钟呢？周代用舞蹈来教育国子，由大胥校正舞位，小胥校正舞列，协调八音以顺应八风，五行的大义都蕴含在其中。到了汉代的大乐律，地位卑下者的子弟不得在宗庙祭祀时跳舞，凡是二千石至六百石的官员，以及关内侯至大夫的嫡子，被选为舞生，其教导之预先和选拔之精严竟到了这种程度，因此能够发扬功德，使天人信服感通。而现在却都由伶人等下贱之人担任，与古代确实相差甚远，应当命令太常寺仿效周汉的意旨，选拔舞士，不得再让倡优充数。同时应将《律书正声》所编纂的舞图舞节，重新加以研习，或许足以恢复三代的旧制。又有辅臣上奏：庙堂之上不宜使用教坊的音乐，圣意也认为如此。考察典籍，凡是祭祀使用太常寺的乐舞，凡是朝会宴享等礼仪，使用教坊司的奉銮乐，但沿袭已久，疏漏错谬已成习惯，应当严加申诫。至于古代房中之乐，歌唱《关雎》等诗篇；燕射之乐，歌唱《鹿鸣》等诗篇；笙演奏《由庚》等诗篇。即使是汉代的乐府，也特别古雅，当时的音容一定值得观赏。自从唐代开始将太常与教坊分为二，实在是郑声扰乱雅乐的开端。可惜古乐残缺，不容易立刻议定，也应当访求通晓音乐的人，慢慢加以订正，以符合圣天子复古致治的盛心。

译牺牲所

牺牲所建在神乐观的南面，起初是为神牲设立的，由千户和军人专门管理饲养这些牲畜。正房十一间，中间五间是大祭祀的牲房，也就是正牛房；左边三间是太庙的牲房，右边三间是社稷的牲房。前面是仪门，仪门前面又是大门。在门的西南方向，遇到视察牲畜的日子，设置临时休息的小帐幕。大门东边连接着十二间房屋，西边也连接着十二间房屋，前面是三间的晾牲亭。东西两侧有角门，东角门北面是北羊房五间，山羊房五间；再北面是暖屋和清洗牲畜的房间五间，粮仓五间，大仓库一间。西角门北面是北羊房五间，山羊房五间，谷仓二间，看守牲畜的房间一间，黄豆仓一间，官防房三间。正牛房的北面是官署十二间，东面是兔房三间，再东面是鹿房七间。鹿房前面也是三间的晒晾亭，再前面是石栅栏。官署的西面是便门，门西又是官署四间，再后面是三间小仓。东羊房的后面是新牛房，后牛房十间，用来喂养中祀和小祀的牛。正北面是神祠。西羊房的后面，正南面的五间房屋是大祭祀的猪圈，西面的十间房屋是中祀和小祀的猪圈。北面有井，还有草场。东北面是司牲祠。《周礼》规定，充人掌管系养祭祀用的纯色牲畜，系在圈栏里用草料喂养三个月。封人在凡祭祀时装饰牛牲，设置楅衡，放置缰绳，供给水和干草。装饰是指刷洗整治使洁净。楅衡是用来控制牛，让它不能抵触顶撞的器具。楅安在角上，衡安在鼻子上，絼是绳子，用来系牛。《公羊传》说：“饲养牲畜必须有两只帝牛，如果不吉利就作为稷牛，帝牛必须在涤宫清洗三个月。稷牛只要具备涤牛的条件，在宫中饲养即可。称为涤，是因为荡涤圈栏使洁净。”三牢各主管一个月，其中一个月在外牢，一个月在中牢，一个月在明牢。必须三个月，是取一个时节的气运养成，以充实其天性。牢，就是圈栏。系着饲养，是为了防止它们受伤。历代以来，都设有廪牺局来清洗洁净。唐代法令规定，凡是大祭祀饲养的牲畜在涤宫清洗九十天，不得鞭打损伤，死了就埋掉，病了就更换。凡是牲畜的毛色难以齐备，就用纯色代替。凡是饲养牲畜必须有备用，省视牲畜时如果犊牛鸣叫就免除它，而使用备用的。宋元时期大祭祀的牲牢进入涤宫分别饲养，完全依照唐代的制度。神牲所设置官员二人，牧养神牲。祭祀前三个月，交给廪牺令按照法规清洗整治。其中祀清洗三十天，小祀清洗十天，也是如此。

凡是郊庙的牺牲，已经在涤宫清洗的，如果有损伤就把它移出，死了就埋掉，如果有病的，也养在别的地方，等它肥壮，以备小祀、中祀使用。如果还没有来得及清洗，或者有伤病，就归还主管部门另行使用。景泰四年，命令礼部铸造“牲”字、“牢”字火印各一个，防止与太常寺及御史的印记相同，各地解送来的大祭祀牛羊都要加盖。

旧制，每年十二月初一皇帝亲自临幸视察，以后每天晚上轮流由一位大臣接着视察。大概从五府以及吏、户、礼、兵、工五部，通政司、翰林院堂上官中不掌管刑狱的，都参与此事。凡是兔房、鹿槛、羊栈、牛枋、猪圈，都要绕行遍视，出入都有骑兵、火甲人等防卫。每天晚上钟声定后人静下来，才出去直到半夜，才回来。城门开钥让他们进入，第二天早上复命。使用骑兵，是从宣德年开始的。

春明梦余录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十五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山川坛

山川坛在正阳门南面的右侧，永乐十八年修建，周围环绕着围墙，周长六里。洪武三年在天地坛的西面修建山川坛，正殿有七个坛：叫太岁，叫风云雷雨，叫五岳，叫四镇，叫四海，叫四渎，叫钟山之神。两庑从祀六个坛：左边是京畿山川、夏冬季月将，右边是都城隍、春秋季月将。二十一年各在大祀殿设置坛，以孟春从祀，于是山川坛，只在仲秋祭祀一次。永乐年间在北京建坛，完全依照这个制度。将天寿山进祀在钟山下，嘉靖十一年将山川坛改为天神地祗二坛，在仲秋中旬致祭，另外修建太岁坛，专门祭祀太岁。东庑是春秋月将，西庑是夏冬月将，各两个坛。前面是拜殿，宰牲亭，南面是川井，就是山川坛的旧井，有龙蛰伏其中。坛西南有先农坛，东面有旗纛庙，坛南面有耤田。十年确定太岁月将的祭期，每年在孟春享庙，每年岁暮祫祭的日子，派遣官员行礼。隆庆元年礼官商议，天神地祗既然从祀南北郊，仲秋不宜再有神祗坛的祭祀，罢免了，而太岁的祭祀依旧。

神祗坛

神祗坛方形宽广五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四面台阶各九级。围墙方形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五寸。櫺星门六座，正南三座，东西北各一座。里面设置云形青白石龛四个，在坛北各高九尺二寸五分。

地祗坛

地祗坛面宽十丈，进深六丈，高四尺。四面台阶各六级。围墙方形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四寸。櫺星门也像神坛一样。里面设置青白石龛，山形三个，水形两个，在坛北各高八尺二寸。左边从位山水形各一个，在坛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