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二十三

译功业已成，治理安定；华夏与蛮貊之民皆顺从，近者悦服，远者来归。在万机政务之余暇，愉悦心神，考察古制。六龙车驾捧护御驾，恩宠眷顾延英殿。皇上深切关怀天心，俯身垂怜寒士。扩建他们的居室，使冷暖适宜；供给饮食，连各种器具都完备齐全。凡是所需，没有一样不周全。这如同乾坤覆载的恩德，超过父母生养赐予。这都是因为皇上圣仁广大，明睿照耀，将恩德广布于万方，从侍从开始施行，彰显礼制文教于千载。高出古今，因此达到天下太平，因此使皇图永固。臣等深感惭愧，学识浅薄，有幸遭遇清明时代，沐浴恩荣，不是言语所能尽述，勉励驽钝之材，怎敢忘记报效。端正秉持恭敬之诚，恭敬陈述谢恩。龙飞凤舞，瞻仰中天的五彩祥云；如春育万物、海纳百川，祝颂万岁圣寿。列辅起家考。

译洪武九年，最初设立中书省。洪武十五年，才开始设立殿阁。胡惟庸及其之前的人，都属于中书省。

李善长、徐达【都担任翊运勋佐】

汪广洋【曾任令史】、胡惟庸【曾任宁国县知县】

吴沉【曾任待制】、吴伯宗【曾任礼部员外郎，名祐，以字行世】

宋讷【曾任助教】、刘仲质【曾任宜春县训导】

朱善【曾任丰城县训导】

按：洪武十五年征召年高德劭的儒者鲍恂、全思诚、余诠、张绅、张长年到朝廷，都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他们坚决推辞，只是挂名而未进入内阁，所以不予记载。

永乐朝七人

解缙【曾任中书庶吉士】、黄淮【曾任中书】

胡广【曾任修撰】、杨荣【曾任编修】

杨士奇【曾任吴府审理，名寓，以字行世】、金幼孜【曾任给事中，名善，以字行世】

胡俨【曾任华亭县教谕，乡试中举】

洪熙朝五人

杨荣【见前】、黄淮【见前】

杨士奇【见前】、金幼孜【见前】

权谨【曾任乐安县知县】

宣德朝五人

杨荣【见前】、金幼孜【见前】

杨溥【曾任编修】、张瑛【曾任宁州训导】

陈山【曾任奉化县教谕，乡试中举】

正统朝八人

杨荣【见前】、杨溥【见前】

陈循【曾任修撰】、曹鼐【曾任修撰】

马愉【曾任修撰】、苗衷【曾任编修】

高谷【曾任庶吉士】、张益【曾任庶吉士】

景泰朝九人

陈循【见前】、高谷【见前】

彭时【曾任修撰】、商辂【曾任修撰】

俞纲【曾任郕王府审理】、江渊【曾任编修】

王一宁【曾任吏部主事】、萧镃【曾任编修】

王文【曾任御史】

天顺朝八人

彭时【见前】、徐有贞【曾任庶吉士】

许彬【曾任庶吉士】、薛瑄【曾任御史】

李贤【曾任吏部主事】、吕原【曾任编修】

岳正【曾任编修】、陈文【曾任编修】

成化朝十人

彭时【见前】、李贤【见前】

陈文【见前】、商辂【见前】

万安【曾任庶吉士】、刘定之【曾任编修】

刘珝【曾任庶吉士】、刘吉【曾任庶吉士】

彭华【曾任庶吉士】、尹直【曾任庶吉士】

弘治朝六人

刘吉【见前】、徐溥【曾任编修】

刘健【曾任庶吉士】、邱濬【曾任庶吉士】

李东阳【曾任庶吉士】、谢迁【曾任修撰】

正德朝十四人

李东阳【见前】、谢迁【见前】

焦芳【曾任庶吉士】、王鏊【曾任编修】

杨廷和【曾任庶吉士】、刘宇【曾任上海县知县】

曹元【曾任工部主事】、刘忠【曾任庶吉士】

梁储【曾任庶吉士】、费宏【曾任修撰】

靳贵【曾任编修】、杨一清【曾任中书】

蒋冕【曾任庶吉士】、毛纪【曾任庶吉士】

嘉靖朝二十七人

杨廷和【见前】、费宏【见前】

蒋冕【见前】、毛纪【见前】

杨一清【见前】、谢迁【见前】

袁宗皋【曾任舆府长史，弘治庚戌年进士】、石瑶【曾任庶吉士】

贾咏【曾任庶吉士】、翟銮【曾任庶吉士】

张孚敬【曾任南刑部主事，原名璁】、桂蕚【曾任丹徒县知县】

方献夫【曾任庶吉士】、李时【曾任庶吉士】

夏言【曾任行人】、顾鼎臣【曾任修撰】

严嵩【曾任庶吉士】、许赞【曾任大名府推官】

张璧【曾任庶吉士】、张治【曾任庶吉士】

李本【曾任庶吉士】、徐阶【曾任编修】

袁炜【曾任编修】、严讷【曾任庶吉士】

李春芳【曾任修撰】、郭朴【曾任编修】

高拱【曾任庶吉士】

隆庆朝八人

徐阶【见前】、李春芳【见前】

高拱【见前】、陈以勤【曾任庶吉士】

张居正【曾任庶吉士】、赵贞吉【曾任庶吉士】

殷士儋【曾任庶吉士】、高仪【曾任庶吉士】

万历朝二十人

张居正【见前】、吕调阳【曾任编修】

马自强【曾任庶吉士】、张四维【曾任庶吉士】

余有丁【曾任编修】、申时行【曾任修撰】

王锡爵【曾任编修】、许国【曾任庶吉士】

王家屏【曾任庶吉士】、陈于陛【曾任庶吉士】

赵志皋【曾任编修】、张位【曾任庶吉士】

沈一贯【曾任庶吉士】、朱赓【曾任庶吉士】

沈鲤【曾任庶吉士】、于慎行【曾任庶吉士】

李廷机【曾任编修】、叶向高【曾任庶吉士】

吴道南【曾任编修】、方从哲【曾任庶吉士】

泰昌朝三人

方从哲【见前】、刘一燝【曾任庶吉士】

韩爌【曾任庶吉士】

天启朝二十一人

方从哲【见前】、刘一燝【见前】

韩爌【见前】、叶向高【见前】

何宗彦【曾任庶吉士】、孙承宗【曾任编修】

沈防【曾任庶吉士】、孙如游【曾任庶吉士】

史继偕【曾任庶吉士】、周如磐【曾任庶吉士】

丁绍轼【曾任庶吉士】、朱国祯【曾任庶吉士】

朱国祚【曾任修撰】、朱延禧【曾任庶吉士】

魏广防【曾任庶吉士】、冯铨【

译庶吉士顾秉谦、庶吉士黄立极、庶吉士张瑞图、编修李国〇、庶吉士施鳯来。崇祯朝共五十人：韩爌（见前）、孙承宗（见前）、黄立极（见前）、张瑞图（见前）、李国〇（见前）、施鳯来（见前）、庶吉士来宗道、庶吉士杨景成。

译李标【庶吉士】刘鸿训【庶吉士】

周道登【庶吉士】钱龙锡【庶吉士】

成基命【庶吉士，字靖之，以字行】周延儒【修撰】

何如宠【庶吉士】钱象坤【庶吉士】

温体仁【庶吉士】吴宗达【编修】

郑以伟【庶吉士】徐光启【庶吉士】

钱士升【修撰】王应熊【庶吉士】

何吾驺【庶吉士】文震孟【修撰】

张至发【知县】林釬【编修】

孔贞运【编修】黄士俊【修撰】

贺逢圣【编修】傅冠【编修】

刘宇亮【庶吉士】薛国观【推官】

杨嗣昌【教授】程国祥【知县】

方逢年【编修】蔡国用【中书】

范复粹【推官】姚明恭【庶吉士】

张四知【庶吉士】魏炤乘【知县】

谢陞【知县】陈演【庶吉士】

蒋德璟【庶吉士】黄景昉【庶吉士】

吴甡【知县】魏藻德【修撰】

李建泰【庶吉士】方岳贡【主事】

范景文【推官】邱瑜【庶吉士】

文渊阁典故

洪武元年，改中书省左右相国为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任命宣国公李善长为左丞相，兼任少师，统领六部事务。洪武三年，召山西参政杨宪为右丞相，陕西参政汪广洋为左丞。不久，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晋升太师，汪广洋被封为护军忠勤伯。后来因胡惟庸谋反败露，李善长等人皆受牵连获罪。皇上驾临奉天殿，敕令文武群臣陈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朝始设丞相而导致灭亡，汉、唐、宋沿袭此制。虽有贤相，但多是小人专权乱政。从今以后废除丞相，设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各项事务，彼此相互制衡，不敢互相压制，所有事务均由朝廷总揽。以后继位的君主不许设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的，文武群臣即时弹劾奏报，处以重刑。”命令翰林院、春坊官员入宫审阅各衙门奏章，进行平驳（审核驳正），平允则署名封进，署名为“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某官某进”。当时召见老儒鲍恂、张长年、俞铨，任命他们为文华殿大学士，三人推辞不就，于是任命吏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为华盖殿、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为文渊阁、东阁大学士，都侍奉在左右，以备顾问，但不能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永乐帝即位，开始在东角门开设内阁，简选翰林待诏解缙为侍读，中书舍人黄淮，王府审理杨士奇为编修，进修撰胡广为侍讲，编修杨荣为修撰，户科给事中金幼孜，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讨，入值文渊阁，各部重大政事都共同商议，品秩为五品，而恩宠礼遇赏赐与尚书相等。到洪熙初年，设置谨身殿大学士，不久又建立文渊阁，谕令大臣说：“卿等各有职务，朕想得到几位学问品行端正谨慎的老儒，每日侍奉于闲暇之时，以备顾问，可以咨询访求后上报。”杨士奇等人推荐翰林侍讲王进、苏州儒士陈继，任命学士传防，陈继授五经博士，掌管阁事，王进辅助他。尚书蹇义举荐学录杨敬，训导何澄敦厚诚实，随即授杨敬为编修，何澄为给事中，都直宿文渊阁。于是华盖、谨身、武英三殿及文渊阁、东阁都有大学士。

永乐初年，在东阁门内建立内阁，让解缙等七人在阁中办事，以备顾问。永乐年间，杨士奇、杨荣官职仅止于五品，当时还沿袭建国初年的旧制。到仁宗朝，提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不久加封少保，转任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进封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学士。杨溥为太常卿兼翰林学士，这是因为东宫旧恩，并非惯例。后来杨荣晋升尚书，授予工部尚书，大概是不想让兼任官职压制六部尚书之上。杨溥丁忧，起复后不入阁。宣德年间，因九年考满晋升礼部尚书。到英宗时，再次命令入阁。所以宣德以前，内阁与外朝九卿平起平坐，执礼持法，互不相让。宣德以后，三杨受眷顾重视，逐渐掌握朝政大权。英宗九岁登基，凡事启奏太后，太后为避免专权，令内阁议决施行，这就是内阁票拟的开始。等到杨荣于正统五年去世，杨士奇于正统九年去世，杨溥于正统十一年去世，则逐渐改变了旧制。等到景泰易储之后，虽然天子也借内阁为自己所用，但其官品如萧镃、江渊、许彬、王一宁、商辂等，都不脱学士的衔头。天顺初年，李贤始以兵部侍郎晋升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入阁。薛瑄由大理卿晋升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成化、弘治年间多由侍郎晋升尚书入阁，若先晋升尚书则无入阁之命。到正德初年，刘瑾以其私人焦芳，以吏部尚书身份入阁，大概是以外朝首脑而入主中枢机密之权。到张孚敬、张居正则直接以宰相之体自尊，危坐于诸卿之上，而名义上委任他们。然而两文忠虽好高不惧

译断绝其他利益，专一于一个源头，这才具备完备的美德。内阁成员的编制起初没有固定名额。洪武初年，吴伯宗以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再次担任翰林院检讨。永乐初年，王文忠以庶吉士的身份进入翰林院，不久被召与王直一同进入内阁，负责书写机密事务和奏疏。五年后升任修撰，十四年晋升为侍讲并进入内阁，这是先授予官职后入阁的情况。此后才开始以翰林院的官衔在文渊阁值班，然而只有胡文穆靖以修撰、杨文敏荣以编修、彭文宪时、商文毅辂以修撰的身份入阁，其他的如黄文简淮以中书舍人、杨文贞士奇以齐王府审理副、陈汝静敬宗、张子玉瑛以乡举、金文靖幼孜以给事中、胡若思俨以桐城知县、俞纲以审理权、谨以光禄署丞、徐武功有贞以都御史、李文逹贤以主事、王毅愍文、薛文淸瑄以御史、髙文义谷以中书舍人、刘宇、曹元以知县、袁荣襄、宗臯以长史、杨文襄一淸以总督、张文忠璁、方献夫、桂蕚二文襄、霍文敏韬以主事、席文襄书以户部侍郎、许文简赞以吏部尚书、夏文愍言以给事中的身份入阁，都不是通过翰林院选拔的。从此以后，凡是推举内阁成员，内阁首辅和掌院学士必须列名其中。到了崇祯朝，这便定为惯例。每次选拔阁臣，必定内外官员共同推举。

译当初设立内阁时，杨文贞公杨士奇任职二十三年，官阶仅止于五品，后来加衔至少师，也只兼任兵部尚书和华盖殿大学士。当时蹇忠定公蹇义以少师的身份担任冢宰（吏部尚书），朝廷不希望杨士奇的班次排在蹇义之上，以维护冢宰的体统。陈芳洲公陈循虽然兼任五个官职，也仅止于户部尚书。后来李文达公李贤以吏部侍郎的身份领受吏部尚书之职，而彭文宪公彭时、商文毅公商辂、万安相继领受吏部尚书之职，从此便成为首辅的惯例。

内阁成员外调的，在永乐年间，解缙出任广西参议，胡俨出任国子监祭酒。在宣德年间，张瑛、陈山因向各衙门请托办事，改任张瑛为南京礼部官职，陈山专门负责教导内书堂。在景泰年间，江渊外调为工部尚书，俞纲外调辅佐兵部，许彬外调为陕西参议，徐有贞外调为福建参政。在天顺年间，岳正被贬为钦州同知，后来恢复官职，也只停留在翰林院供职，这些人都不再重新进入内阁。

参与内阁事务，但不担任内阁职务的，如蹇义以吏部尚书身份，夏原吉以户部尚书身份，早晚备顾问，起草诏令，却不担任内阁职衔。

以其他官职兼任大学士的，如杨士奇以礼部侍郎兼任华盖殿大学士，金幼孜以户部侍郎兼任武英殿大学士，陈山以户部侍郎兼任谨身殿大学士，张瑛以礼部侍郎兼任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以通政使兼任武英殿大学士，杨荣以太常寺卿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徐有贞以武功伯兼任华盖殿大学士。

殿阁大学士互相兼任的，如陈循以华盖殿大学士兼任文渊阁大学士，高谷、王文以谨身殿大学士兼任东阁大学士，胡广、杨荣、金幼孜以文渊阁大学士兼任翰林院学士。内阁各殿阁的位次从正统年间开始确定，其兼任官衔的位次从天顺年间开始确定。然而有时以所兼任的保傅官职作为等级，有时以所属部门作为先后。如杨荣以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的地位高于少保，黄淮、武英殿大学士地位较低；陈山没有兼任官职，以谨身殿大学士地位高于少保，黄淮为太子少保，金幼孜为武英殿大学士地位低于少保，黄淮为太子少保，金幼孜以户部尚书地位低于少傅，兵部尚书杨士奇地位更低；金幼孜又以户部尚书地位低于无兼任官职的杨溥，以礼部尚书地位低于工部尚书杨荣；王文以少保吏部尚书地位高于户部尚书，陈循为工部尚书，高谷为少保太子太傅地位较低，这些都是取所兼任的保傅官职作为次序。张瑛以礼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地位低于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陈山，这是以所属部门作为次序。

内阁的职责，相当于古代的宰相，而不同的是，主要负责票拟而不亲自出面处理事务。如高拱兼任吏部尚书，赵贞吉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孙承宗兼任兵部尚书，都出外处理事务，回京后调防。然而只有高拱是首辅，另外两位都不是。事务托付虽然重要，但毕竟分明是两个衙门。只有天顺年间命令徐有贞考察地方官员，嘉靖年间命令李本分别决定尚书至大小九卿的去留，张璁奉敕肃清百官，韩爌分别逆党，这才算是政令出自内阁。然而张璁权掌都察院事务，李本因冢宰李默获罪而去职，也不能完全说政令出自内阁。政令出自内阁的，只有前代的徐有贞和后来的韩爌。

内阁成员外调为六卿的，都不带内阁官衔。即使外调为将领，如杨一清，从家中起用，改任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督三边，奉诏出京，巡视九边。如翟銮，也改任兵部尚书，兼任右都御史。只有华盖殿大学士张瑛，以原官职掌管南京吏部，但这是一种贬斥。文渊阁大学士孙承宗，也以原官职督理辽东、蓟州、天津、登州军务。自从边疆屡有战事，官职升至少师、中极殿大学士，那么出将入相的，本朝只有杨一清、高拱两位而已。然而杨一清带有宰相官衔，但实际上不参与机务，那么又似乎只有高拱一人如此。

文渊阁以前没有称“掌”的，徐有贞以勋臣统领文渊阁，于是改为“掌文渊阁”。王世贞讥讽他，认为文渊阁不可称“掌”。吏部左侍郎李贤为本部尚书，兼任翰林院学士，掌文渊阁事，那么又不止徐有贞一人。又考证解缙入阁，位居七人之首，其官衔也说是“掌文渊阁事”，那么又不始于徐有贞。经筵大典，起初只有勋臣一人知晓，到李贤才开始与勋臣并列。至于同知经筵，阁臣也不一定都参与，如景泰初年，江渊、商辂与陈循、高谷同在内阁，陈循、高谷二人同知经筵，而江渊、商辂二人只称兼经筵官。票拟事务有关两个部门的，必定明确标示，三个部门以上才称“该部”。到了天启年间以后，没有人知道这个典故了。每当有一个部门，也称“该部”。

凡事有两个罪责应处，才说“从重”。如一事自有正议，何来说“从重”？高新郑公高拱常以此告诫同僚。

票拟称“卿”，隆庆、万历年间只有二品官才能得到，而其中也有不能得到的。天启年间，凡是佩戴腰犀的都被称为“卿”。天顺年间，国子监祭酒吴节因满九年加从三品俸禄，又三年因年老请求退休。皇上说：“国学的师傅正需要老成之人，卿应当努力称职，不要恳请辞职。”这是四品官而三品也称“卿”了。朝廷优待其人则称之，原本没有定例。

内阁中有文渊阁印章，玉箸篆书，凡是封进诏草、题奏、揭帖使用它，不得下发给各衙门。即使下发给各衙门，也以翰林院印行。各衙门行文，内阁也只称翰林院。

凡是内阁题本用小揭帖楷书，斜折其本，签官衔则发科抄行，只称“臣某”则不送科发抄。

机密文

译将一个小匣子放在书桌上，用钥匙锁上却锁不紧。大学士傍晚出来，锁上门，钥匙挂在门上，是担心皇宫里随时会有传唤索取。按照旧例，这里不准生火做饭，大家都从外面拿饭吃。到了宣德年间，才开始允许设置厨房，以防有人在中堂吃饭。

译旧制规定，辅臣在值房当值，辰时入内，申时出外，一向如此。崇祯壬申年后，必定等到二更天才出；到了己卯年后，甚至直到四更天才出。偶尔有通宵达旦的。周宜兴到任后，才开始提议轮流派一人宿在精防科，等候传票。精防科有九间房，位于午门外西庑，其南边是兵科值房。

旧制，红本送到内阁，由首辅票拟，其余人只是应和而已。崇祯年间，御史倪元珙上疏请求分票，此后奏本下发，就命令中书官分别处理。首辅的权力虽然稍微分散，但水火相争的端绪由此开启，而中书官的弊端也就种种出现了。

孙高阳承宗说：“内阁体制尊贵，首辅负责筹划事务、防范过失，主持的首辅应当给予陪衬和点缀。每次见到上传的旨意，由首辅主裁，言语中不涉及次辅。即使是贤能的次辅以下，难道没有一两个得当之处？皇上如果偶尔与首辅意见参差，而双方各自坚持己见，朝中士大夫跟随各自意向的便随之分化。大概自古以来，关于分合的议论，终究与国家命运相随。”

王司寇世贞说：“阁臣在体制上极其尊贵倨傲，看待百官却没有重压，这怎么相称呢？他们的喜怒借皇上之意，所以皇上不嫌他们逼迫；威福夹杂个人之意，所以下属屏息畏惧；创制出自六部，所以难以不给予；裁断取用通过诏令施行，所以众人不敢诋毁。贤能的人担任，不见痕迹而天下大治；不肖的人担任，来不及败露而天下大乱。这在于人，君王选择了。”孙高阳承宗说：“朝廷生杀予夺的权力，阁臣不显性地掌握，而贤能的人得到君主的信任以推行公道，于是能承担生杀予夺而天下大治；不肖的人得到君主的信任以推行私欲，也能窃取生杀予夺而天下大乱。所以阁臣不必拥有权力，而要承担重任。”

何良俊说：“唐宋设置官职，并置三省，三省都是宰相。一是中书省，二是门下省，三是尚书省。中书省设置中书令，而中书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书舍人，都是其属官。门下省则是古唐虞纳言之官，现在的通政司就是。省中设置仆射、侍中、门下侍郎、中常侍、武骑常侍、防骑常侍、给事中，都是其属官。尚书省设置尚书，而六部都设在部，其属官如选部、考功、仪部、驾部、金部、仓部、比部、虞衡水部之类，都设置郎中、员外郎。凡是朝廷有重大政令，就由门下省奏上，发给中书省看详，仍发给门下省，下给尚书省施行。所以尚书拜相，就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的政体，互相制约，事权常常分散，假使门下、尚书二省坚持官守，不相勾结放纵，那么宰相的权力起初也很轻。但看详出自中书，那么主张庶务都由其手，其权力怎能不日渐隆重呢？所以唐宋时就有像元载、卢杞、秦桧、贾似道这样的宰相，大概由此而来。近来各部的事务，都听命于内阁，不必说，即使选曹有员缺，也送揭帖给内阁，然后注选。这不知道胡广、汪直当权时是否有此事？威权日益兴盛，那么谤议日益积累；谤议日益积累，那么祸患日益加深。所以自世宗以来，宰相没有能保全声名而离去的。”

于文定慎行说：“汉唐以来，宰相的任命，往往起家于郡邑，没有以文学侍从不出宫门而进入宰相职位、承担天下重任的。汉宣帝认为萧望之才能胜任宰相，想试用政事，于是从少府左迁为冯翊，说：‘所用的人都经过治理百姓以考核功绩，所以试用在三辅。’这是人主任相的方法。许衡因为议论阿哈玛特的奸邪，请求解除机务。元世祖命令举荐一人自代，许衡说：‘用人，是天子的重大权柄。臣下泛论其贤能，否则可以；如果授予职位，那么决断出自君主内心，不可使臣下有卖恩的开端。’这是相臣事奉君主的方法。”

先正模范

票拟宜密

大学士刘健上疏：臣等仰见皇上委任腹心，慎重机务，开启决断壅蔽，防范泄露之意。《易经》说：“君主不机密就失去臣子，臣子不机密就失去自身，机密的事不机密就害成。”正是为此。臣等都因庸碌驽钝，谬承简任，辅导无状，尸位素餐多年。圣谕下达，扪心知感。私下认为内阁的职责，是用来承奉帝德、纠正违误，进献可行、替换否决，辅佐朝廷，裁决政务，与百司庶府职掌不同。中间的事情，确实秘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询议论，或者亲临，或者召见便殿，或者奉天门，或者左顺门，屏退左右，造膝面谕，作为常制。臣等不暇远引，且如宣宗章皇帝屡次幸临内阁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坐。英宗睿皇帝视朝将罢，不时面召李贤。宪宗纯皇帝也常召李贤、陈文、彭时，或者派遣司礼监太监如牛玉、怀恩一二人到阁计议。上有密旨，就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就用文渊阁印封进，直到御前开拆。这是臣等耳闻目见的。因循至今，事体渐渐不同。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再奉天颜。即使司礼监太监，也很少到内阁。朝廷有命令，一定传给太监；太监传给管文书官；管文书官

译奏章传达到臣这里。内阁若有陈述意见，必定传达给掌管文书的官员；掌管文书的官员再传达给太监；太监才传达至御前。至于抄写的职务，按惯例委派制敕房中的一两名中书官担任。臣等虽然时常告诫约束，但经历的事务太多，耳目接触太广，怎能保证没有泄露？应当像皇上所谕示的那样。臣等自当清除杂念、反省自身，尽忠职守以弥补过错，以符合圣意。只是内阁的文书多属机密，凡事关乎得失利弊，臣等的职责在于辅佐教导，不敢阿谀顺从、缄默不语，难免有所陈奏。因为臣等不擅长楷书，字迹笨拙，恐怕不能一一亲自书写。除了事理重大的自行书写封进，以听候圣裁外，其余仍请求允许中书官代写。臣等也应当更加严厉地告诫约束，以免泄露。皇上若有咨询商议，仍请求依照祖宗旧例，或召臣等当面谕示，或亲自赐予御批数字封下，或派遣太监秘密传达圣意，使臣等有遵循奉行的依据，这样情意得以通达，事务不会泄露，确实最为便利有益。

译代言不易

大学士张孚敬上疏说：如今内阁官职空缺，臣已奏请选拔那些节操品行足以报效君主、道德道义足以使人信服的人担任首辅，臣以此表率百官。实在是因为内阁官员身处机密之地，承担代言之责，难以胜任，所以才这样。臣连日来反复思考，又有忍不住要说的话，冒昧再次上奏请求，希望圣明的陛下垂察。臣恭读圣训中的一条说：“自古以来三公讨论治国大道，六卿分别掌管职事，并没有设立丞相。从秦朝开始设立丞相，不久就灭亡了。汉、唐、宋沿袭此制，虽然有贤相，但其中所用的人很多是小人专权乱政。现在我朝废除丞相，设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别处理天下各种事务，彼此相互制衡，不敢互相压制，事情都由朝廷总揽，所以稳妥得当。直到太宗皇帝才开始设立内阁。”臣谨查太宗皇帝实录：永乐二年九月，皇上在右顺门，召见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胡俨、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告诫他们说：“朕即位以来，你们七人早晚与我共同做事，很少离开左右，朕嘉奖你们恭敬谨慎不懈怠，所以在宫中也曾多次提到你们。然而常情是保持初心容易，保持始终很难。朕固然应当铭记于心，你们也应当始终如一，大概这样才能保全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解缙等人叩头说：“陛下不认为臣等浅陋，过分垂爱信任，臣等怎敢不勉励图报。”皇上很高兴，都赐给他们五品官服。查此记载，太宗皇帝时内阁只设置翰林学士及讲读编修等官，只是备顾问而已。到了宣宗皇帝朝，杨荣、杨士奇等人才开始专任此职，有代言拟旨的职责，他们的官职逐渐加至尚书、师保，后来不再改变。内阁中有声望的，称为三杨罢了。后来杨荣的曾孙杨业因事获罪抄没家产，家资巨万，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内阁设官，太宗之时任用他们，本来未曾不好。等到加上代言拟旨的职责，而且任用的人多不恰当，于是导致犯赃坏事。臣历数历来内阁的官员，很少有能善终的，大概是因为机密之地容易滋生嫌疑，代言之责容易招致议论，这实在不是君臣相互保全之道。古人说：“君主辛劳于求贤，而安逸于得人。如果所得的不是合适的人，反而导致君主辛劳，而对国家实在没有益处。”臣深切思考，君主的德行，没有比明更大的。仁、武，仰赖皇上圣明神武超越古人，帝王三种德行无一不具备，确实不需要代言之官。恳请体念祖宗的制度，应当有所处置。或者下达廷臣集议，以建立国家久安长治的策略，以保全君臣始终相互保全之道。臣不胜恐惧，愿望至切。

任用宜择

大学士张孚敬上疏说：臣恭读圣谕，陛下思考民间疾苦的情状，或许未能尽知，那么平民百姓还有未蒙受恩泽的，由此看出我皇上真心关怀天下，格外关注穷苦百姓。有君主有臣子，然后政事才能推行，现在上有这样的君主，恐怕下没有这样的臣子。从前伊尹以天下为己任，想到天下的百姓，如果有平民百姓未蒙受尧舜的恩泽，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只有成汤能任用伊尹，所以伊尹能辅佐成汤。君主以议论相职为职责，宰相以匡正君主为功绩。伊尹不可得而见了。唐朝杨绾清廉俭朴，代宗任用他为相，诏书下达之日，朝野互相庆贺。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听说后减少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随从很多，当天听说后，只保留十名骑兵。中丞崔宽宅第宏大奢侈，急忙拆毁。宋朝秦桧阴险深阻，诬陷善良之人，勾结内侍，窥探皇上动静。高宗任用他为相，祖父孙三世都掌管史职，开门受贿，财富敌国，外国珍宝，死后还送到门前。一时忠臣良将诛杀殆尽，那些顽钝无耻的人大多为他所用，最终导致外族入侵内部横行，祸延国运。两位皇帝任用宰相的得失，明证如此。何况皇上拥有尧舜知人的明察，而想让百姓蒙受尧舜的恩泽呢？我太祖高皇帝惩戒前代宰相专权，不再设立，而现在的内阁还担任其职务。皇上责成他们调和元气赞襄化育，可以说是得到任用辅相之道了。臣不知道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现在部院各位大臣，有志向的难以施行，无志向的听令行事，这是部院成为内阁的府库了。现在监司贿赂公行，称为常例，行为不端，安然成风，这是监司又成为部院的府库了。安抚百姓用心劳苦，被指责为拙劣政治，善于侍奉上官，大多给予荐举之名，这是郡县又成为监司的府库了。司马光说：“天产生财富，只有这个数目，不在官府就在民间，现在在官府的常常多了，怎么百姓不穷困且盗窃呢？”君主的尊贵，如天明日月，威严如雷霆。近来皇上敬畏上天修省，责成臣下自我陈述，等待命令的日子，无不震惊，不久没有毁誉，升降不闻，随大流进退，善恶无别，臣担心上下雷同，不是国家的福分。孔子说：“侍奉君主，先敬重其事而后考虑俸禄。”现在侍奉君主的人，不为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的很少了。营造巢穴养育子女，禽兽都这样，不敬重君主事奉。怎么区别呢？孟子告诉齐王说：“大王想要施行王道，何不回到根本呢。

译臣深切思考，皇上宣扬德行、传播教化，必定要从身边的人开始，而身边的人必定要从内阁开始。大凡君主用人，本来就不曾向其他时代借取人才。如今内阁选拔合适的人选，责成他们去选拔九卿；九卿选拔合适的人选，各自责成他们去选拔监司；监司选拔合适的人选，各自责成他们去选拔州县长官。州县长官是亲近百姓的，如果州县长官选得合适，那么平民百姓就没有不蒙受恩泽的了。如果不这样，那么上下互相侵夺，搜刮民财的人占据职位，皇上即使有忧怜百姓的心意，但恩泽百姓的政策却被阻断，这怎么可以呢？

译行政事宜

大学士高拱上疏：

一、祖宗旧制，皇帝在御门听政时，凡是各衙门奏报事务，都由皇帝亲自用玉音回答，以显示政令出自君主，臣下不敢预先干预。隆庆初年，内阁大臣拟定由他们代为回答，导致人心产生轻慢，这非常不合体制。昨日皇上在劝进时，承蒙圣谕回答，天语庄严，玉音清亮，众臣无不欢欣敬仰，当时就传遍京城，百姓也无不喜悦，那么此事所关系的重要性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临朝时不亲自回答，臣下必定认为君主不省察政理，政令都出自他人之口，难道不会导致上下离心离德吗？是否今后命令司礼监每天将各衙门应当奏报的事件开列一张小揭帖，明确写明哪一件不该回答，哪一件该回答，哪一件该由某衙门知晓以及“知道了”之类的话，皇上御门时收入怀中，待各官奏事时，取出一览，照条目亲自回答。至于临时裁决，如果朝官人数少，奏请查究，就回答说：“着该衙门查究。”对于纠奏失仪的人，重的由锦衣卫逮捕，次等的由法司提审，轻的饶恕他，也必须亲自回答。这样政令自然精彩，可以凝聚人心。恳请圣裁。

一、祖宗旧制，皇帝视朝回宫之后，就奏事一次，到申时又奏事一次。内侍官先设置御案，请上文书，随即退出门外，等待御览完毕，发给内阁拟票，这是常规。到了隆庆初年，不知何故，不设阅览奏本的御案，司礼监官员奏报文书，先帝只接在手中，略看一二，也有完全不看的情况。君主是天下之主，如果不用心详细阅览章奏，那么天下事务从何得知？中间如果有奸诈欺瞒的情况，又怎能察知？今后恳请命令该监官员恢复旧规，将内外所有章奏，除了通政司的民本外，其余全部呈上御览。阅览完毕送票，拟票后再行呈览，如果确实妥当，然后发出，这样庶几下情得以通达，奸邪可以消除，而皇上也能通晓天下之事。臣等又想到，各衙门题奏很多，难以通篇逐句细看，其中自有节要的方法。比如各衙门题覆，除了前一段是原奏的词句，不必详细阅览，其拟议处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后那一段，恳请命令该监官员每天将各本中“案呈到部”之处，夹一张小红纸签，皇上就从这里开始阅览，那么其中的情理以及议处得当与否，自然明白。至于科道及各衙门条陈论劾的奏章，则必须全部阅览，才能得其实情。恳请圣裁。

一、事情必须当面奏报才能尽其情理，何况皇上新政，尤其应当讲究天下之事，才能周知。恳望每两七天临朝之后，皇帝驾临文华殿，令臣等随入叩见，有应当奏报的就趁机陈奏，没有就叩头退出。此外如果有紧急密切的事情，容许臣等不时请求进见。在开讲的时候，臣等都日侍左右，有应当奏报的就于讲后奏报。这样事情就能精详，情势没有壅蔽，不仅睿聪日益开启，而且权柄不下移，而各衙门奉行的人自然谨慎畏惧，不敢草率塞责了。恳请圣裁。

一、事情必须议处妥当，才能有所补益，而服天下之心。如果不经过议处，必定有差错。本朝设立内阁官员，看详章奏，拟定票拟，就是为了议处。今后恳望皇上将所有章奏都发给内阁看详拟票进呈，如果不合上意，仍发给内阁再详细拟议进呈。如果有的未经发拟而由内批的，容许臣等执奏明白，才可以施行，这样事情才能妥当，也可以避免假借之弊。那些推升庶官及各项陈乞，以及所有杂本，近年以来，司礼监直接批出，因为不费处分而可以直接施行。然而不知道推升不当，还当驳正。如果情事有欺诡，理法有违犯，字语有乖错的，还当惩处。况且内阁是看详章奏的官员，而章奏却有不到内阁的，如果该部不复奏，那么内阁全然不知，岂不是失职。今后恳望皇上命令司礼监除了民本外，其余所有章奏都发给内阁看详，这样事体归一，而奸邪也就无处逃匿了。恳请圣裁。

一、凡是官民奏辞，有理的自当施行，无理的自当停止，有奸欺情弊的自当惩治，没有留中不出的道理。而且奏本既然留中，无法稽查考校，那么不知道是经过御览而留下的呢，还是未经御览而留下的呢，这是向人显示疑窦。又或许事情紧急密切而有留中的，等到再次陈奏，难道不会耽误吗？今后恳望皇上将所有奏辞全部发下，如果有未发下的，容许原具本的人仍具原本请求明白批示。通政司封进外来所有奏章，每天将封进的数目开送该科备查，如果有未发下的，科官奏讨明白，这样庶几事情没有阻隔，也可以远离内臣的嫌疑，解除外臣的困惑。这对于治理关系非小，恳请圣裁。

治平要务

大学士张居正六事疏：

一、省议论，是说应当扫除无用的虚词，追求躬行实践的实效。要做成一件事，必须在开始时审慎，务求最恰当，然后决断施行，像唐宪宗讨伐淮蔡那样，百般阻挠也不动摇。要用一个人，必须谨慎

译在开始之初，既然已经选对了人，就应当信任并任用他，就像魏文侯任用乐羊那样，即使诽谤的信件装满箱子也不为所动。所有的奏章文书，务必追求简洁切要，对事情的是非对错，应当明白直率地陈述，不得互相推卸责任，只空谈虚言。

译整顿法纪，是说人情可以顺应但不可以徇私枉法，应当严格但不应当严酷。近来法纪不严肃，模棱两可，称之为调停；委曲迁就，称之为善于处理。应当命令执法的大臣们，秉持公正的舆论，振作发扬风纪。刑罚奖赏、给予剥夺，一概归于公道；政教号令，必定由皇帝决断，以激励清明有为的治理。

重视诏令，近日朝廷的诏令大多被搁置不执行，抄发到各衙门，一概停止搁置。至于应当查勘应当上报的，奉诏令下发给地方官员，竟然视为故纸堆。有一件事几十年都完不成的，文书卷宗既多，沉埋了关键证据，一半的人已死，漏网之鱼谁去追究，蒙冤之人谁去申雪？希望命令下部院，凡是奉诏令的事务，在几天之内就进行题奏回复。那些地方应当覆奏的，要严格确立期限，从实核查。吏部就以此考核他们的能力与否。

核查名实，器具必须试用才知道锋利与否，马匹必须驾驭才知道良劣。如今用人却不是这样，称赞别人的才能，不必用事务来考验他；委任他事务，不必再考核他的成效。愚钝少文采的人，因为无用而被讥讽；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人，凭借虚名窃取赞誉；洒脱刚直的人，因为违逆时俗难以合群；圆滑逢迎的人，凭借巧诈容易容身。加上调动太频繁，升迁太快，资历限制太死板，毁誉失去真实，有的人舍弃本职工作，想着越位行事，有的人条陈奏疏堆积如山，而对职守茫然无知。希望慎重对待官位名器，爱惜爵位赏赐，用人必定考核其最终表现，授官必定寻求其恰当。内外官员三年、六年考核，吏部必定切实核查其是否称职。平常不称职的，不要受爱憎毁誉的影响，凭主观臆断评定优劣。

巩固国家根本，当今风俗奢侈靡费，弊端横生。外有豪强兼并土地，赋役不均，诡寄逋欠，偏累小民；内有官府营造，侵吞欺诈冒破，假公济私，损害上级刻剥下级。凡是这些耗费钱财、危害百姓的大问题，如果寻求其害处而去除它，何必向穷困的百姓索取，来消耗国家的元气呢？前述催督御史事务完成后，应当令其回京，不要再派遣。那些屯田盐务的各差遣，也应当召回，只责成巡抚巡按清理即可。这样则弊端危害消除，民生复苏而国家根本巩固了。

整顿武备。如今议论的人都说：“士兵不多，粮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认为这三者不足为患。士兵不患少，而患弱。如今军伍虽然缺员，但粮籍尚存。如果按照名册清查，酌情招募补充，切实训练，何愁没有士兵？捐弃无用不急的费用，合并财赋来抚养战士，何愁没有钱财？悬挂重赏来鼓励有功之人，放宽文法来伸张将帅的权力，那么忠勇之人谁不想奋发？何愁没有将帅？臣希望皇上先治理好自己，图谋任用谋臣，不追求近功，不忘远略，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那么无事可以防守，有事可以作战了。臣又考察古代礼制、祖宗旧例，都有大阅兵的制度，用来练习武事而警戒不测。请求命令戎政大臣申明严整军政，偶尔请圣驾亲临检阅：一来测试将官的能力与否，二来观察军士的勇怯，作为磨砺劝惩的手段，这也是转弱为强的一个契机。奏疏呈入，皇上说：“看了你的奏疏，尽显谋国的忠良计策。让相关部门看议后上报。”于是都御史王廷等以及兵部、户部各自核查议定覆奏，皇上令各按议定遵行。礼部尚书黄汝良称赞：“张居正此疏综核信实，振作积年委靡的颓风，展现新一代精明之神气。隆庆、万历年号称太平，实在是借重他谋国的忠良计策，确实称得上是救时的贤相。”

以去格主

大学士王家屏上疏：私下臣听说汉臣汲黯曾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让他们顺从迎合心意，使君主陷入不义吗？”况且既然身在其位，纵然不爱惜自身，怎么忍心辱没朝廷呢？每每感念此言，惶恐内省。私下庆幸遭遇皇上英明圣哲，诚使朝政没有缺失，帝德没有过失，那么顺从就不算是迎合，缄默也没有嫌疑，是顺从心意。然而近来宫门重重关闭，皇帝深居宫中，怀有宴安之毒，兢业之心潜消。郊庙不祭祀，而仁孝之念疏远；堂陛不交接，而君臣之谊隔阂。天灾物异的警示不能通达皇帝耳闻，民生国计之忧虑不关圣虑。皇上试反省此心，是敬还是怠？对于治道是得还是失？臣备员辅弼，既不能委婉引导密规，防止君主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谏显谏，扶持乾坤将坏之机。旷职鳏官，久当退避，所以徘徊未去，只因为被恩高厚，毫发未酬，希望竭尽愚忠，渐次匡正。然而如今数月之间，请求朝讲不回复，请求元旦受贺不回复，请求大计临朝不回复。臣犬马微诚，不能感动回转天意，已见于此了。至于立储大典，九庙神灵共同属望，万方想望殷切，即使册立之期或可稍待，而预教之举委实应当早图。科臣所言未为差谬，皇上即使厌恶其冒犯打扰，驳回罢免足矣；甚者罚俸足矣，何至于降调外任呢？迎合之意一出，远近惊疑，使道路猜议横生，宫闱构陷交作，这对于亏损圣德、动摇国本并非小事。揭帖请求宽宥未赐允准，而且又迁怒申救诸臣，一概加以谴谪。臣实在不忍心明主遭受拒谏之讥，清朝有横施之罚，部科遭受无妄之罪，宗

译社稷积蓄了难以预测的忧患。我反省自己空虚平庸，最终惭愧于未能匡正补救。如果我再犹豫不决以保全俸禄，同流合污以苟且容身，这正是汲黯所说的顺从迎合、陷君主于不义、给朝廷带来耻辱的人，即使死了也罪有应得。恳请圣恩迅速赐我罢官归乡，使我能保全晚节。

第二疏：近来因为科臣刘献可等人上疏请求预先教导，皇帝降下惩罚。我不自量力，轻率冒昧地封还诏书。我的本意是，事情涉及宫闱内廷，不应盛怒而损害天子的亲情；言论出自台省官员，不应严厉斥责而堵塞忠谏的门路。这是为圣德考虑，为国家体制考虑，并非只为刘献可一人。我揭帖请求宽恕，尚未得到允许，正打算退下补充奏章，再次倾吐诚意。然而科道诸臣中为刘献可申辩救罪的，如钟羽正、张栋、陈尚象、邹德泳等人，又已经获罪。两天之内，严厉的命令接连发出：有的剥夺俸禄，有的贬谪官职。刚有一个命令调往南京，又一个命令调任外官；刚有一个命令降为边远地区的杂职，又一个命令削去官籍为民。以至于孟养浩被廷杖一百，那就更加惨烈了。雷霆横击，风雨凄阴。凡是朝廷的士大夫、远方的候补官员，看见的无不丧气，听见的无不伤心。实在没想到圣明的君主会有这样的举动，太平盛世会有这样的景象。而追究祸端的起源，是从我为刘献可揭帖救罪开始的。这是因为我爱惜直言敢谏的一位士人，反而连累了众多英才；争辩减轻惩罚的轻刑，反而招致放逐的重典。我是善类中的罪人，清平时代中的戾气。因此自我陈述愚钝，上疏请求罢归，希望感悟皇帝，消解圣怒，忽然云开雾散，赦免各位大臣，让他们恢复旧职，勉力图报。那么起初虽然因我而受牵连，遭受无妄之灾，最终却能因过错被原谅，获得自新的道路。我即使退居田野，还可以去谢罪各位大臣。哪里想到草席上等待多日，未接到处分。询问同僚，才知道是因为我具奏揭帖。我恭敬地接受圣旨，说我是希求名声不得，借故装病。我闻言惶恐战栗，负罪更深。私下想，名声不是我希求的，实在不是我敢抛弃的。我所希求的，是期望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而我成为尧舜那样的臣子，这叫做名垂千载，有余荣，所以值得希求。如果冒犯颜色，触犯忌讳，抗争坏事，被谴责罢归，这有什么名声可希求呢？如果不希求名声，将使我身处高官，家享厚禄，君主德行有过失而不能救正，刑政败坏而不能匡正，这可以称为不希求名声的臣子吗？而国家将依赖什么呢？更使我抛弃名声不顾，将逢迎取悦，阿谀容身，即使像许敬宗、李林甫那样的奸佞，没有不可做的。这是九庙神灵暗中惩罚的，天下万世所唾骂的。不仅得罪于刘献可、钟羽正各位大臣，难道能一天立于尧舜的朝廷吗？恳望皇上体察我的愚钝，我是祸端的开始，将特别赐我罢免，以显示对首事者的惩罚，仍然召回被降谪的各位大臣，以解除株连的累赘，希望善类没有冤枉，群情不摇动。我感戴皇上的生成之恩，像环草一样难以报答。

第三疏，我近来因为救科臣而触怒圣颜，两次上疏请求罢免，未获允许。忽然圣谕说，近年以来，喜欢事端的小臣，狂妄放肆，逞意激扰，姑且以薄罚，你是佐治大臣。看到这些要名不义之徒，自然应该调停处置，言辞解释劝退，却直接驳斥御批，所以激怒我，很失礼体。等到我发怒，你又不忍受，假病上疏，又说求去。我想你真是想以此挟制君主废弛政事，沽名钓誉，安逸高卧，难道是人臣的道义吗？况且你辅佐我协调治理，佐治多年，何况现在国务多艰，你淡然高卧，你的心能安吗？你既然有病，准许暂假数日，立即入阁办事。钦此。我谨焚香叩头，恭敬领受完毕。私下想，犬马尚能报主，葵花也能倾向太阳，物类尚且如此，何况我受皇上作养生成的大德，十年讲幄，六年政府，即使天地父母也不足以比其恩慈。即使粉骨碎身，也不能伸展报答。难道不知道顺从圣意，镇压群嚣，可以保全君臣喜起之休养，中外和平之福？而只因为册立一事，争议数年。在皇上钦定册期，已有确然不易之信，那么小臣数生激扰，殊无帖然听命之恭。圣谕说他们喜事逞臆，这确实是诸臣之罪，不可掩盖。幸而薄罚，我本当委曲调停，从容缓解，而封还御批，致激圣怒。圣谕责我甚失礼体，这是我的罪，我也不敢推辞。但皇子于皇上是父子之亲，册立与豫教是典礼之大。言论涉及至亲，不宜有怒；事情关乎典礼，不宜有怒。我与诸臣只知道为宗社大计，考虑以尽言为效忠而已，哪里想到激怒皇上呢？假如我与诸臣预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还内降，逞臆激扰。而之所以敢激聒敢封还者，正是倚仗皇上之圣明，无一言之不纳；皇上之宽大，无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数日之内，严防叠出，斥逐纷然，我才始错愕销魂，自恨以为忠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谬袭引裾之迹，期收补衮之功，以致一言不投，万事瓦裂。譬如偾辕之犊，不可复乘；败群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于其位，而岂敢文言求去，挟

译您是要废弃政事了吗？我恭敬地承受陛下严厉的责备，说我沽名钓誉、安逸隐居，这实在不符合人臣应有的道义。况且陛下温言抚慰、挽留，念及我多年辅佐，应当以国家政务的艰难为忧。无论是褒奖还是惩处，都出自皇上的恩德；无论是恩泽还是严威，无不是至高的教诲。只是我孤忠独立，患有固执愚钝、不可改变的毛病，顺从这积重难返的痼疾，恐怕不是几天假期就能痊愈的。恳请陛下保全我的性命，让我得以早日卸任归隐，便是不幸中的万幸。

译封还上谕

大学士王家屏上疏说：“今天文书官李相来到内阁，〇发下御史傅光宅的奏本，内容是关于安抚镇守官员更调频繁等事务。口传圣意，说近来吏部用人迁转太频繁，想要颁布敕书进行宣谕。随即〇文书官刘宣将下敕的草稿拿来，让我们观看。我们捧读再三，仰见皇上留心吏治，重视官员人才，重申长久任职、明确责任的规矩，告诫轻易频繁更换带来的扰民，实在不胜钦佩信服。只是吏部的职责，名义上叫做选拔平衡，在资历等级一定的情况下，也不能没有斟酌变通的方法。有的才望特别显著，有的人地相宜，彼此互相调换，意在量才器使，容有不得不然的情况。我私下看到吏部尚书陆光祖，老成练达、刚正严谨，他一心举荐贤良、斥退不肖的念头，真是孜孜不倦，早晚不懈。但他考核过于严厉，所以人事更替稍显频繁。然而他的本意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任怨而不是求德。皇上即使想要责备他慎重，只需在他回复的奏疏中提出严厉防范，他自然应当惶恐警醒，顺从皇意都来不及。如果颁布纶音，特别加以戒谕，不仅会挫伤他的意志，毁坏他任事的心志，而且会使他身心受挫，难以居于表率之位。这样怎么来甄别叙用众官，而压服人心呢？恳请皇上念及他是朝廷重臣，暂且放宽严厉的监督，宽恕他过去的过错，给他补过自新的机会，大概这样尊崇天语，不至于被轻慢玩弄，保全国家体面，共同承受您的优容了。那道敕谕，请求准许停止。”

举贤报効

大学士沈鲤上疏说：“臣以往隐居田间，〇蒙受非常知遇，被召入朝，安置在辅佐皇帝的位置，到现在四年了，没有能有一点点报效，私心常常为此担忧。后来向古人寻求答案，发现公叔文子的臣子，大夫僎与文子一同升任公卿，孔子称赞公叔文子有文德；臧武仲知道柳下惠的贤能，却不与他同列，孔子讥讽他窃据高位。由此知道阁臣尽职的表现，不在于自认为贤能，而在于举荐天下的贤者为贤，举荐天下的能者为能，以人事君，然后才算伟大，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微小的能力。我们于是开始互相劝勉，各自用一尺长的纸，折成手简，放在怀中。凡是听到四方有贤者、能者，就提笔记录下来，用来比照古人夹袋的做法，以防遗忘。积累久了，纸就写满了，正打算择吉日斋戒沐浴，上奏禀报，用来比照古人献芹曝的诚意。不久又想到我们各自只有两耳两目，如今皇上正要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听闻，幽暗隐蔽之处，没有不全部照亮的，卷阿的车马，没有不详细陈述的，何必需要这些道听途说呢？于是便删去那些记录而不敢上奏，只是请命于皇上，敕令该部及九卿科道各举所知，也各自务必以人事君。如果所举荐的人与我们私下拟定的没有不符合的，那么我们的话已经实行了，即使删去记录也可以。或者也有意见稍有不同，大同小异，那么互相参酌以弥补疏漏，共同完成这件事，也是可以的。大概我们凭着一念公心，托付给满朝公论，所以不敢先行动，也不敢后行动。况且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眼前吗？也有深长的考虑。为什么呢？因为人才培养艰难，因为托付重任、承担艰难不容易，因为平定动乱、恢复治世不可没有人，所以为此私下忧虑过度。请一一仔细考虑。圣明君主在位，菁莪棫朴，在三十四年间造就人才，而后才有云蒸豹变如此兴盛的局面。以前因为使用太晚，使他们沉沦在山海偏僻、蓬门荜户之中，大多化为异物，而不能得到他们半臂之力。现在存活而未泯灭的，只有十之二三罢了。如果不及时召回，逐渐消亡，那培养人才的意义何在呢？大概树人如同树木，在种树之初，殷勤抚摸浇灌的，是拱把粗的柔条，期望多么殷切啊！难道既已成参天大树，却抛弃为沟中的断木吗？也觉得之前的辛劳令人怀念。所以我们为此惋惜，何谈托付重任、承担艰难不容易呢？一榱一桷，可以随地求得，也可以随手得到。那些巍然隆起的栋梁，如今构建三殿的木材，哪里能骤然得到呢？大概必须经历险阻艰难，才能增益其德慧，这在千百人中只有一二。所以认为托付重任、承担艰难不容易。然而这还只是论常理。自古及今，事变的高低起伏，惊心骇目的，哪有固定形态？那些芟除荆榛，荡涤邪秽，廓清阴暗而彰显光明的，哪一代没有呢？所以在唐朝狄仁杰推荐五王，在宋朝王旦推荐寇准，最终能平定危难，呼吸之间成就扭转乾坤的功业。假如临渴掘井，亡羊补牢，又怎么能济于事呢？所以我们愚见认为，世间有奇伟非常、能排难解纷的人，应当在无所可用之时，安置在周行，以备一旦缓急之用，不至于临时不知所措，这是平定动乱、恢复治世不可无人的原因。况且不止于此，贤才不在朝，就在野，其所在有多寡，国家的气象自然不同。所以野无遗贤，史书必定记载说‘庆历之盛，君子满朝’，即使诗书所称‘济济师师’，也不过如此了，不也很荣耀吗？

译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史书将会记载：“贤才遍布天下，却将在百世之后留下非议。”从前面三件事来看，关系到当时的局势；从后面一种说法来看，是非曲直将由后世评判。这些都是我们臣子深远的考虑，所以不敢不全部陈述出来。虽然如此，这些是向君公所说的话，我私下对会举的各位大臣还有个人的愿望，也不敢不竭尽我的愚诚。威严与恩福，是君主最大的权柄，做臣子的谁敢干预？如果在会举的时候，稍微掺杂私意，甄别不公，那么他所推举的人就是用来施恩，施恩与作福是一回事。科道官得以指名弹劾，以防止冒滥，更应当仰体圣上心意，像天地一样宽宏，像父母一样慈爱勤勉。即使是先前被放逐的大臣，有偶然触犯错误而处境已经十分困顿的，自然不妨从众人公举，一同录用，以此来彰显王道公平，没有好恶偏私，这也是古今卓绝的一件事。

译国家的大政方针应当确定。

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臣认为天下的治乱，必然有其表现形态。所谓治，并非指物质丰足、盛世安乐；朝政清明，百官和睦，就可以称为治。所谓乱，并非指灾祸变故、动荡不安；法纪衰败，人心争竞，就可以称为乱。皇上看看当今的天下，是治还是乱？臣不敢谈论其他，仅看近来进言的各位大臣，意见稍有分歧，门户便已建立，藩篱既已树立，裂痕便日益扩大。起初只是气味相投，继而如同参商二星般对立，再后来便如水火般不相容了。起初只是旁观，继而助长争斗，再后来便拿起武器相向了。株连牵引，枝节横生，早上还是盗跖，晚上便成了伯夷，嘴上说喜欢香草，实际却喜爱莠草，致使这个本应直言无讳的朝廷，反而担忧出现白马清流之祸，各位大臣为何如此失策呢！天下的议论，有的能一时确定，有的暂时不能确定而等待日后，又会自然确定；有的通过争辩而明白，有的越辩越不明，搁置不辩，又会自然明白。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可以说是很好的比喻。各位大臣为何不思考呢？然而这是针对各位大臣说的。朝廷是臣下的纲纪，是威令发出的地方。所以议论一件事，就必须决定这件事的从违，不要因为一件事而滋生满朝堂的议论；议论一个人，就必须决断这个人的用舍，不要因为一个人而打开众邪之门。如今皇上一概宽容，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该去的不去，该留的不留，该决断的不决断，聚集他们让他们争斗，纵容他们让他们哄闹，奏章日益增多，事端日益兴起，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主的英明，如同日月；威严，如同雷霆。日月的英明，在于其恒常运行；雷霆的威严，在于其迅速。如果不运行不迅速，恐怕就会损伤自己的英明而威严几乎废弛了吧？自古以来忠奸不分，朋党为害，多出现在末世，昏庸愚昧的君主那里。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位，独揽乾纲，岂能容许这种情况？确实应当全部发出各位大臣的奏疏，敕令下部院，评判其是非曲直，以听候圣裁。言论恰当就施行，不恰当就停止，其中有颠倒错谬特别严重的，酌情惩处一两个人，以警示将来，那么人心就会振作肃穆，议论就会分明，朝廷之内，就会呈现出天清地宁的景象了。皇上还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臣曾经对相知的人说：天下的事，不是靠一家私议，自誉为君子，就没有益处。天下后世认为你是君子，才是真正的君子；被诋毁为小人，也没有伤害。天下后世认为你是小人，才是真正的小人。小人与君子，界限非常严格，公论非常清晰，从古至今，没有人能逃脱。想到这一点，虚骄之气自然消除，争论自然平息。这又是臣的一点愚见，想要作为对各位大臣的忠告。臣与各位大臣并肩侍奉君主，没有嫌隙也没有猜疑，也没有丝毫偏私之意。只是亲眼目睹世事纷乱到这种地步，而身居辅佐重任，沉默无一言，如何逃避责任？所以敢直陈愚见，希望圣明的君主稍加留意。

遭遇灾异引咎自责

崇祯十六年二月，大学士联名上疏，臣等因为风霾灾害上疏引咎，恰逢皇帝批阅下发，恭敬奉到御批：“连日风霾大作，朕心中惊恐不安，深深自我反省，总归是因为朕德行浅薄所致。你们有谋略和忠诚的志向，来辅助朕的不足，朕深切倚赖，不必一起引咎。至于教诲以至诚感动上天等语，尤其看出你们的诚意。朕恭敬畏惧天戒，怎敢懈怠诚心修德，更加希望你们这些辅弼大臣多方匡正补救。关于折转、扼击、尽歼的功罪赏罚，屡次防范已经详细。行间的文武各位大臣，都着令竭尽智慧力量，奋起努力扫除，务必期望成功。该部即日迅速传令，钦此。”臣等叩头恭敬颂扬，不胜感激，不胜惶恐。私下认为我们皇上敬畏天的威严，时刻保持不懈怠；赐予百姓福泽，每年省察非常勤勉。昨天上天示警风霾，罪过只在臣下，而皇上却以惊恐反省，严格遵循《洪范》五事的征兆，以匡正补救诚心修德，谨慎遵守春官十煇的警戒，确实与我们圣祖坐在郊坛仰望雷斧的意思，先后相符。从前周宣王云汉示警，南征北讨，赫然中兴，他还是中等君主，何况以尧舜的资质，而当天心仁爱的时候，灭敌平寇，指日可待。所惭愧的是臣等才识疏浅平庸，罪过丛积，如果按照辅理无能的效验来衡量，正当在灾异策免的条款之内，而还过分蒙受宽恕原谅，暂时延缓恩谴，俯身循着衾影，更加深切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统等兵事稍为安宁，再图一起上疏请求。行间的督抚各位大臣，又经过批谕严厉告诫，应当更加恭敬遵从临事奋起努力成功，以仰副皇帝的算计。除了臣等另外报名廷谢外，谨先具揭回奏恭敬谢恩，伏祈圣鉴。臣等不胜激切惶恐之至。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二十七日奉御批览：“先生每次上奏，朕知道了。朕警戒畏惧天威，勉力效法祖德，这揭奏裨益良深，并前疏着命所司书于殿壁，时常存留警戒，不虚。先生每次训诲至意，该衙门知道。”

阁员应当推举

吏部尚书陆光祖上疏：本月十五日申时，伏在皇上召臣光祖与志皋至防极门，传奉敕谕，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事，恭敬捧到朝房，然后知道是升赵志皋为礼部尚书，张位为吏部左侍郎，都入阁办事。起初臣等隐约听说申时行等秘密推荐二臣，如今果然如此。臣等素知二臣的贤能，士人议论称为正人君子，期望他们掌握权柄。

译如今皇上采纳了内阁大臣的建议，任用他们来辅佐治理，确实符合众人的意愿，臣对此不胜欣喜。但事情关系到职责所在，有不能不说的话。在朝廷上封爵授官，应当与众人共同决定。祖宗制定的制度，凡是高级官员出现空缺，吏部要与九卿共同推举，请旨共同简拔任用。至于推举吏部、兵部尚书，各边总督以及内阁大臣，则在九卿之外，还要增加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参与。大概是因为职位越重要，举荐就越应当慎重，广泛咨询、众人意见一致，才敢推举任用，这实际上是为了广泛集中众人的忠诚智慧，杜绝偏听偏信的奸邪，根除徇私舞弊的祸患。自从大学士张居正掌权以来，内阁大臣的进用，开始有了不经过共同推举的情况，意在私下施恩，蔑视抛弃既定法规，天下人都议论说这是不对的。现在时行等人所推荐的，固然算是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即使由众官在朝廷上共同推举，这两位大臣的资历声望，怎么知道不在被推举的人选之中呢？何必私下推荐呢？臣愚昧地认为，共同推举这一重大典礼，祖宗的制度决不可废除，私下推荐、内廷降旨，这种弊端决不可开启。恳请皇上采纳臣的意见，以后内阁大臣出现空缺，仍命令吏部、九卿、科道官员照例共同推举，列出名单请示，在公开的大庭广众之中，谁敢遮蔽贤才？又谁敢徇私厚待亲信？这样朝廷才能有大公至正的风范，而被举荐的大臣，也能感到光荣，从而尽心竭力地任职办事。如果一味听任独自举荐、秘密推荐，实在担心日后徇私结党的祸患，恐怕会有说不尽的严重后果。臣在铨选部门任职，不敢不为国家做深远的考虑，冒昧进言，恳请圣明裁决。谨此题请圣旨，万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具题，二十日奉圣旨：新选拔的内阁大臣，既然你说士大夫舆论称颂信服，首辅所推荐的足以显示至公，这次由朕亲自决断，原本不立为常例，以后还是着令共同推举。按：在朝廷上封爵授官，是为了显示公正。自从传奉制度实行以来，官阶品级就混乱了。当时内阁官员出现空缺，公议兴起，王山阴在阁中，恐怕妨碍自己遂行揭荐，兰溪不足道，而矿税之祸，实际上是从新建（张居正）开始的，那么平湖（王锡爵）的这一疏奏，难道可以缺少吗？

译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四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内阁

卜辅于天

崇祯元年，辅臣施凤来等人请求通过抽签方式选拔内阁大学士，皇上准许了。吏部会推了十名官员。第二天，皇上召内阁大臣以及吏科、河南道的官员来到乾清宫前殿。皇上对辅臣说：“内阁公孤大臣，如果选对人，是国家的福气。朕不敢自己决定，想求问于天。”施凤来回答说：“天下多事，希望皇上多防备几名官员。”皇上点头同意。命令宦官设置香案，皇上举起香拜了三拜九叩。随即设置小桌，把笔砚放在香案左边。前面拿出十张红纸，每张纸上写一个名字作为标记，放入金瓶中。皇上举起勺子拈取，每拈出一个标记，就向侍臣展示一遍，然后用笔记录下来。再次拈取如前，一共记录了钱龙锡等六人。皇上再次拜叩，礼毕回到御座。侍臣快步进入叩头谢恩。来宗道，浙江上虞人，担任礼部尚书。杨景辰，福建晋江人，担任吏部侍郎。李标，北直隶高邑人，原礼部侍郎，从请假中起用。钱龙锡，南直隶华亭人。刘鸿训，山东长山人。周道登，南直隶苏州人，原礼部侍郎，从削职中起用。都加授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起用旧辅

崇祯元年戊辰三月，皇上谕令吏部：朕励精图治，关注宰相之位。近日政事根本的各位大臣，都是朕特别简拔的，虽然众官和睦，人才济济，但主持国家大政，尤其需要倚重老成持重的旧日辅臣。韩爌忠诚谨慎、刚直有节，见识深远、谋略宏大，勤勉有功绩，恭敬辅佐声望崇高。如今时事艰难，像这样的良辅，难道应该长期远离朝廷？现在特别听从阁臣及各省官员的请求，以原官职起用入阁，特别让他担任首辅，以借助他调和政务的功劳，期望辅佐我达到太平治理。你们吏部立即派遣官员到家敦请，使他按期上路，以符合朕殷切期盼的诚意。钦哉，特此谕令。

特召密对

崇祯二年己巳，皇上驾临文华殿，派遣内侍特别召见礼部侍郎周宜兴单独应对，过了很久，直到一更鼓响才出来。御史李长春、毛羽健等人上言：“圣明的君主举动应当谨慎，单独召见一名大臣，不合体制。我们国家设置阁臣以备顾问，设置九卿以考核职掌，设置科道以资纠察弹劾，主管封驳，大小相互制约，蒙蔽不会产生。皇上的意思，莫非认为满朝大臣不足信任，不堪任用，只有周宜兴一人可信可用吗？如果是这样，应当把所问答的内容明白地公布于内外，宣付史官记录，不要只是让人在不可知的领域揣摩。”没有回复。不久，周宜兴与温体仁一同入阁。

辞召不赴

崇祯七年甲戌二月，温体仁借宦官王坤驱逐周宜兴离去，意在攫取首辅之位。三月，皇上特别召见旧辅何桐城入朝，他在路上多次称病，皇上不许。给事中黄绍宪上奏：“从来君子小人不能并存，如果皇上宠信那些徘徊观望的人，那么次辅温体仁应当知道如何自处了。”自从温体仁为相，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盗贼遍布道路，调和政务难道是这样的吗？他秉政已久，窥探防备必定熟练，内外各位大臣迎合他的心意，任用一人就说：“这与温体仁不合。”做一件事就说：“这是温体仁所不喜欢的。”所有这些，都是招致变故的原因，请求命令温体仁引咎辞职，以挽回天心，安慰民望。皇上责备他轻率妄言。

不传首辅

首辅温体仁因病离职时，张至发是次辅，按例应当传位为首辅，却半年没有传位。有人劝张至发应当请病假，张至发说：“无奈我身体颇为健康。”当时传为笑谈。一天，皇上偶然有宣赐，称首臣张至发。第二天朝廷谢恩，吴编修伟业上疏说：“前事是后事的借鉴。今日首辅的鉴戒，取之于温体仁就足够了。温体仁学问没有经术，就应当讲求仁义，熟悉朝章；温体仁性情习惯险诈谄媚，就应当立志光明，立身公正；温体仁亲近宵小，就应当严杜谗佞之徒；温体仁包庇逆党，就应当努力继承忠孝之道。不要像温体仁那样泄露机密、苟且偷安，不要像温体仁那样游移不定、掩饰欺诈，或许圣恩可以符合，众望可以满足了。”然而积习未改，近日盛称温体仁的美德，说“孤执”、说“不欺”。温体仁有唐世济、闵洪学、蔡奕琛、吴振缨、胡士铨之徒参赞密谋，有陈履谦、张汉儒、陆文声之徒驱除异己。什么叫“孤庇”？枢密副使总理可以不设而事败才设，庇护凤阳巡抚则镇抚可以不迁而事败才迁。什么叫“执”？皇上决定罢免温体仁，正是因为他善于欺骗。家中窝藏巨盗，财产遍布苕溪，自己诡称“清白的孽子”；招揽权奸入幕，自己诡称“谨慎”。什么叫“不欺”？那么首臣真的认为他孤执不欺吗？假如这是尝试之言，实际是更新之计，臣怎敢议论？如果不然，就一定是因私循陋，完全袭用前人的做法，那么公忠正直的风气何时能再见，而天下的祸患何时能平定呢？阁臣试拟票拟。

崇祯八年乙亥六月二十八日，皇上驾临中左门，召詹事府、翰林院、九卿各官入见，拿出御前的章奏，试用票拟。到七月初二日，传谕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