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三十二

译典簿是从八品。九年闰九月，诏令承防与六部尚书相同，但班次在尚书之上。十四年，罢免承防、直学士、待制、应奉、检阅、典簿。十八年三月，开始确定设置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孔目作为首领一人未入流，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簿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都称为属官。又设置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另列为史官，也隶属于翰林院。这一年，侍读开始排在侍讲之前。建文初年，对官职设置大有更改，但对于职事没有增减。永乐初年，仍沿袭高祖旧制，不久提拔史官解缙等七人进入内阁，参与机密，掌管诏令。然而自大学士王景去世后，解缙、胡广、杨荣等人，仍然相继统领翰林院印信。洪熙年间，大学士杨士奇等人骤然升迁至三孤，位居六部之上，于是就不再统领翰林院了。只是文渊阁内署与六部不同，公文往来，仍然由翰林院执行。现在虽然稍有变革，但仍有一二保留的，如史馆焚毁草稿、宦官传达命令，仍然称大学士为翰林学士，翰林公署中左边设置大学士三座，学士一座，而讲读学士东西对列就是如此。

译明朝将学士院改为翰林院。学士是代言的官员，负责经筵讲读的职责；五经博士、典籍，属于前代秘书省的属官；侍书、待诏，则承担前代著作局和起居注的职责。这些职位都归属于翰林院。至于升迁转任的惯例，起初，明代的编修任职九年升任侍讲，检讨任职九年升任修撰。已经升任侍讲、修撰后，与状元直接授任修撰的人，又都要任职九年才能升任中允。成化二年，童缘以修撰的身份升任谕德，此后便成为惯例。到了正德年间，改正规定必须任职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才能升任五品学士。这记载在杨廷和的《召对录》中，所以当时翰林词臣在禁苑中回旋历练，通晓典故，等到颁布诏书时，表现卓越可观。

学士这一官职，在唐代位居五品之上，直学士位居六品之上。武则天时期，由宰相兼任；唐中宗景龙年间，才开始设置大学士。从此宰相都兼任中书、集贤大学士。到了宋代，王钦若罢免参知政事后，真宗对他的恩宠并未衰减，特意设置资政殿学士来宠幸他。当时寇准在中书省，规定他的班次地位依照杂学士，排在翰林学士之下。王钦若向皇上申诉，真宗于是特意设置大学士，班次排在翰林学士之上。明朝设置翰林学士及讲读学士，而在殿阁则设置大学士，其品级也只到五品。既然重视其职责，却又降低其品级，延缓其升迁，设置官职确实有深意。宣德之后，大学士才开始加封保傅衔，这并非定制。

正统年间，由一名学士在内阁，专门掌管诰敕。后来很久不再设置。正德七年，恢复设置。到了任用尚书兼任学士，如石瑶；侍郎兼任学士，如贾咏等人掌管。到嘉靖六年，因为张璁的建议，才开始停止补任。

翰林院由其他衙门改任的人员，如王子沂由御史改任左春坊司直，陈颢、徐敬、李贤、刘子春、周干、韩守善都由御史升任中允，欧阳兼由御史改任编修，金皋由给事中改任检讨，张衮、胡经都由御史改任编修，仪智由右通政改任右春坊右中允，许诰由南京右参议改任侍读学士，盛端明由南京尚宝卿改任左庶子兼侍读，邹济由吏部郎中改任左庶子，王道、彭泽都由文选司郎中改任右谕德，任翰由考功司郎中改任春坊司直兼检讨，邹守益由南京考功郎中改任洗马，李维鼎由仪制郎中改任赞善，刘球由仪制郎中，刘铉由兵部主事都改任侍读，尹昌隆由刑部主事升任中允，王一宁由工部主事改任修撰，欧阳崇一由刑部郎中改任编修，韩邦奇由考功郎中改任左庶子。嘉靖十一年，唐顺之、李学诗、陈束、虞淮、王汝孝、陈节之、屠应埈、叶察、吕怀、王慎中、金潞、杨沦都由科道部属改任编修。王大任、姜儆都由御史升任侍读学士。宣德、正统初年，陈叔纲、邵宏誉都由参与修撰实录改任修撰。翰林院升迁改任其他衙门及外官的，除了考察降调外，正统元年，刘永清由侍讲学士升任广东右布政使，陈文升由侍讲学士升任云南右布政使。正德十六年，李州由侍讲学士升任浙江右布政使。后来也有由史官直接转任两司的，不再详细记载。洪武年间，罗公愿由编修改任都水郎中，张显宗由编修任太常寺丞。宣德年间，徐允达由中允升任鸿胪少卿，高巽志由侍讲学士升任太常寺少卿，迮原霖由修撰升任通议大夫，黄观由修撰升任尚宝卿，卢原质由编修升任太常寺少卿，金问由修撰升任太常寺少卿。正统初年，陈珣由侍读贬谪为安陆州知州，不久召任大理寺少卿，巡抚大名。孔公恂由修撰改任大理寺丞，巡抚贵州。天顺年间，林文、李绍都由左庶子改任尚宝司卿，李太由中允改任尚宝司丞，柯潜由洗马改任尚宝少卿。成化年间，罗璟由洗马改任礼部员外郎，孙贤、刘珝由中允升任太常寺少卿。正德年间，李继由谕德升任南京太常少卿，傅珪由中允升任太常少卿。正德年间，靳贵由学士改任光禄卿，黄谏由编修升任尚宝司卿，黄琮由左庶子改任宗人府经历，许彬由修撰升任大理少卿，徐穆由编修改任南京礼部员外郎。嘉靖年间，张春由侍读改任南京太仆寺丞，秦鸣夏由中允在告假期间起用为兵部主事。万历年间，张一桂由谕德调任兵部员外郎，范应期由谕德调任南京刑部郎中。崇祯年间，由编修杨廷麟改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

翰林兼任科道官的，洪武年间，夏原吉、范显祖以太子宾客兼任治书侍御史；永乐年间，李准以太子宾客兼任吏科都给事中；嘉靖庚戌年，赵贞吉以左春坊左谕德兼任河南道御史；己丑年，夏言以侍讲学士兼任吏科都给事中；万历己未年，徐光启以少詹事兼任河南道御史。实际上改任科道官的，永乐年间，孔谔由中允改任御史；洪熙初年，侍读李时勉、罗汝敬都因言事改任御史；正统年间，金幼孜之子检讨金达改任给事中；成化年间，检讨李昊改任南京礼科给事中。

译洪武年间，编修马亮、任敬、王琏、王辉、陈敏、张唯都改任御史；正统己巳年，徐珵由侍读改任浙江道御史，杨鼎由中允改任河南道御史，检讨王玊改任江西道御史；崇祯年间，金声由编修改任御史，张缙彦由侍读改任兵科给事中，他们都因通晓军事而改任。翰林改任教授的情况，永乐乙未年进士第二名李贞由编修改任高州府教授，第三名陈景由编修改任福州府教授。

译鼎甲不进入翰林院。洪武四年，状元吴伯宗被授予礼部员外郎；榜眼郭翀，探花吴公达，被授予吏部主事。丁丑年状元陈防被贬戍边，探花刘锷补任鸿胪寺司宾署丞；榜眼尹昌隆被授予礼部主事。嘉靖壬辰年，榜眼孔天𫍯因为是王亲，被授予陕西按察司佥事。万历己未年，庄际昌在廷试试卷中误将“醪”字写成“胶”，言官弹劾他，他请求告假回乡。

词臣中以谏诤著称的，如修撰罗伦上疏争论李贤不应夺情起复，被贬为福建市舶副使；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说上元节张灯赋诗不是盛德之事，又当时四方多事，请求将烟火全部停罢以节省烦费充作军饷，触怒皇帝，各自被廷杖调任外官，当时被称为“翰林四谏”。其后上疏争论张居正夺情的，有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被杖责革职；许文穆当时任庶子，刻玉杯，说：“斑斑的是什么？是卞和之泪；英英的是什么？是蔺相如之气。”追琢它，永远成为器物，用来赠送给吴中行；又刻犀杯一个说：“文羊一角，其纹理深沉黝黑，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用来赠送给赵用贤。再其后上疏争论杨嗣昌夺情的，有少詹黄道周、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各自被降职斥责有差别，都是翰林院中的祥瑞麒麟和威凤。

成化年间，邹智幼年贫穷，住在龙泉庵，烧树叶照明读书，有时通宵不睡。丙午年考中四川乡试第一，郡人聚集在锦江门外观看。邹智在马上随口吟诗说：“龙泉山上苦书生，偶窃三巴第一名。世上尚多难了事，乡人何用大相惊。”当时年纪刚满二十岁。等到进入庶常馆，因为星象变异上疏极力斥责宦官，于是被下诏狱。他抒发情怀说：“人到白头终是尽，事垂青史定谁真。梦中不识身犹系，又逐东风入紫宸。”他辞朝时说：“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见衣裳只此时。但愿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更何悲。”舒芬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不久因为建言出任福建提举，赋诗说：“金榜题名墨未干，寸心耿耿向长安。九重殿阙金门锁，万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争摇狗尾，一封谁肯犯龙颜。生来戆直怀孤愤，不作盲聋喑哑官。”

洪武年间，皇帝谕示侍读张信等人说：“在翰林院做官的人，虽然以议论思考为职责，但既然位列近侍，早晚在皇帝左右，凡是国家政治的得失，百姓的利弊，应当知无不言。从前唐代陆贽、崔群、李绛之流在翰林院，都能正言直论，补益当时，显扬后世，你们应当以古人自期。”又谕示詹同说：“古人的文章阐明道德通晓世务，如《典谟》都明白易知，没有怪异险僻的词句。至于《出师表》诚意溢出，近代的文士即使超过相如、扬雄，对实用有什么补益？现在翰林院只选取通晓道理、明于世务的人，不要浮华藻饰。”

经筵

王文恪上疏说：“国家设置经筵，真是盛大啊！天子从正朝乘辇驾临文华殿，公侯九卿大臣盛装侍立，羽林军士也都环绕列队聆听。经筵一开，天下欢欣鼓舞，传颂为稀有的盛典。”所以说：“真是盛大啊！”然而一年之中，寒暑季节都停歇，春秋两季每月不过讲三次。三天之间，风雨则免除，遇事有妨碍则免除。讲学的日子提前准备好讲章，到期限讲完，皇帝赐宴，严肃地退下。上下之间的情谊，没有看到亲近且密切。至于日讲，可以说是亲近了。然而体制分别仍然过于严格，上面有疑惑，不曾询问；下面有见解，不曾进献。从前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训，才有收获。只有学习谦逊志向，务必时时敏捷，修养才能到来。”谦逊，是谦逊其志向，好像有所不能；敏捷，是敏捷于学习，好像有所不及。成王向群臣咨询说：“学习有继续光明的，辅助时承担重任，向我显示显赫的德行。”继续光明，是继续而使之光明；向我显示显赫的德行，是希望群臣有以开示我。商周之君，他们的学习如此迫切。君主一日万机，固然没有闲暇像儒生学士那样日夜孜孜不倦，但帝王精一之传，治天下的大经大法，古今治乱的踪迹，天人精微的关窍，如果不是谦逊敏捷继续光明，又怎么期望有所收获？而现在疏略如此，暴露于日光下的日子少，寒冷的日子多，传授的人少，干扰的人多，没有看到能够有所收获。而且不仅商宗周成如此。汉光武虽然在军中，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直到半夜才罢休。唐太宗延揽四方文学之士，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薛元敬等人十八人，分番值宿，讨论经籍，有时直到半夜。现在《贞观政要》与魏征所论，也可以看到了。宋代贤君，宫中消遣时日，只是观书，平常在禁中，也有日课。翰林侍从每日寓直禁中，以备顾问。我太祖高皇帝刚得天下，开设礼贤馆，与宋濂、刘基、章溢等人每日讲论。其后圣学高明，诏诰天下，都出自御制睿翰，如飞一般。群臣拱视，现在《御制文集》就是。仁宗皇帝临御，在思善门右侧建立文馆，文

译侍讲的臣子有几人入值，时常到馆中讲论。孝宗皇帝在经筵之外，还阅览《永乐大典》，又常在宫中索取《太极图》《西铭》等书把玩，尤其喜爱。沈度学士的书法，每天临摹数次。自古以来帝王的学问如此，祖宗的学问如此。陛下睿智英明，正值壮年，阐明圣人之学，正是时候。臣愚昧，特别希望在便殿旁边，恢复文渊阁的旧制，精选天下文学德行技艺著称的七八人，轮流入值。由内阁大臣一人统领，如同先朝杨溥的旧例。陛下政务闲暇时，时常到馆中，屏退侍从，特别收敛威严，从容询问，或者讲解经书，或者阅读史传，或者议论古今成败，或者议论民间疾苦。闲暇时游戏翰墨诗文之类，也任凭喜好而不禁止，这大概也是日讲的意义而更加亲近。大体像家人父子，上有疑问就必定询问，下有见解就必定陈述，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有不知不觉而自然形成的。时常出席经筵，是为了彰显国家的盛典；每天到文渊阁，是为了推崇圣明的实际功效。如果这样不停止，那么圣德就会日日更新，高宗、成王就不能独占前人的美名了。杨守陈上疏说：陛下应当遵循祖宗旧制，开设大小经筵来讲学。应当在早午两朝听政，其大小经筵则必须选择端正耿介、博学雅正的儒臣侍班进讲。陛下听讲时，凡是未明白的，就赐予清问。如果还有疑问，更加详细诘问。讲官如果迟钝，那么侍班诸臣辅助他再次详细解释，旁征博引曲折比喻，一定等到圣心彻底明白领悟才停止。凡是圣贤的防范，帝王的大道，以及理欲危微之所以能辨别，知行精一之所以能穷尽，以及人臣哪些是贤能，哪些是不贤能，政事哪些是得当，哪些是失误，天下因为什么而治乱，历代因为什么而兴亡。像这类问题，都必须讲解明白而没有疑问，才能实行笃实而没有懈怠。凡是四书五经，祖宗典训，以及历代诸史百官题奏，都应当聚集在文华殿。每天轮流内阁大臣一员，讲官二员，让他们位于前殿的右侧。陛下退朝后常在后殿，或前殿，以涵养心性穷究事理，裁决各种事务。一遇到经书题奏，或者有可疑深奥的意义，就记录讲官给他看，让他解释，或者召问让他回答。一天之中，陛下在文华殿的时间多，在乾清宫的时间少，那么欲望就少而心境清明，迷惑就少而事理明白。当政务闲暇之时，清晨气息清明之时，深沉凝思，常担心欲望之心增长而天理之心微弱，奸邪之人进用而忠良之人退避，以致政事多有失误，天下不安定。凡是一念萌发，一事做起，警惕反省，务必去除人欲而遵循天理，远离小人而亲近君子，以致政事都得当。天下长治久安，心常得其正，事常执其中，那么陛下内在的收获就深厚，如同尧舜，而治理天下的根本就确立了。

译薛瑄上疏说：近来有人请求开设经筵以光大圣学，却未见施行，大概是打算等到军事平定之后再开讲。臣愚以为，正值圣主中兴之时，国家艰难之日，正是讲论为学为治之道的时候，不可一日迟缓。从前汉光武帝亲自披甲戴盔，讨伐铲除群凶，尚且能放下武器讲习技艺，停马论道，在军旅之中，未曾一日废学，所以能铲除群盗如鸿毛般容易，恢复大业如翻手掌般简单，这就是讲学对成就大功有所助益的原因。唐太宗兴起义兵，扫除寇乱，当时潜邸中追随他的臣子，都是文学智谋之士，日夜一起讨论为学致治之道，深夜阅览，亲身忘却疲倦，所以能铲除僭越伪逆，拯救百姓，这就是讲学对平定大难有所助益的原因。近来漠北虽然举兵深入，但内外抵御外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号令一下，风行草偃，并非像汉唐初创时那样艰难，难道可以因此时稍微延缓讲学之事吗？恳请皇上命令朝廷大臣集议经筵仪式，务必从简，不崇尚奢华，仍然广泛选拔公卿侍从中有文学的臣子，那些学术纯正、持身端方、谋虑深远、才识超卓、通晓古今、明练治体的人一二十人，让他们轮流入值。恭敬地遇到皇上视朝的空暇，每天驾临便殿，就召各位臣子进讲，所讲的书籍，先讲《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兼讲《尚书》《春秋》及诸史，至于《资治通鉴》《纲目》，务必要详细陈述圣贤修己治人的要点，恳切开导帝王端正心志、施行治理的方法，以至唐尧虞舜三代、汉唐宋以来，君主施行什么道而天下达到大治，失去什么政而天下混乱，以及赏善罚恶的典章，任用贤人、斥退奸邪的道理，无不陈说在面前。这样，劝讲的大臣，或许可以每日修习其职责，讲读官的职责既然修习，虽然皇上聪明上智的资质，确实出于天赐，但朝夕光大启导的力量，也对圣心有益，圣学日益更新，圣德日益光明，以此来修治道，就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以此来抵御外侮，就修军政以选拔将帅，选拔将帅以训练士卒，训练士卒以预备不测，而烽火警报有消除之时，这就是讲学对成就大功、平定大难有所助益，应当急行而不应当延缓的。况且汉光武帝、唐太宗，是一时的英明君主，尚且能在纷乱之时勤修讲学，以收取平定之绩。恳请皇上拥有唐尧、虞舜的圣德，将要建立殷、周中兴的大功。如果此时举行开讲之事，以光大圣学，那么神功圣德就高出千古了。又哪里是汉、唐两位君主可比的呢？

倪岳说：近来听说圣旨勤于御临经筵，每日讲习不停，阐明圣贤的格言，图谋治平的要道，光大的功业，启导的益处，在这里最为宏大，三代的治世，端在于今日，宗庙社稷的幸运，百姓的幸运啊。我们私下认为，朝廷日讲的制度，必定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学衍义》为次序进讲，《书》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只读其书而不求其意，也没有益处。考察《衍义》所载，首先言说格物致知的要点，必定以帝王知人的事为先，对于辨别人才的议论尤其恳切，因为任用贤人图谋治世，是君主的职责，所以所任用的得失、贤否，天下治乱安危系于其上，不是小事。恳请圣明因今日所讲之书，验证古人已行之事，独运于圣心之微，以谨慎用人之道。对于内外文武之臣，左右前后之职，其中果真有忠实不欺、淳谨可托、特立而不为党私、勤敏而足为治理之助的人，俯推委任之诚，而不轻易动摇剥夺，曲施保全之恩，而不轻易被离间阻挠。那些立心私邪、制行奸诡、执左道以变乱、倡异端以迷惑、以土木营缮为奉承、以祷祠祈禳为忠爱、费财而不顾、劳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默以苟容而不知窃位之耻、奔竞冒昧以希进而不知枉己之辱的人，像这样的人，都足以败事而害政，违天而虐民，应当驱逐而不留，扼绝而远去，或许朝廷为之永清，天意为之昭格，灾祸可消除，政务可修明，而太平之治必定在此了。

制诰

张孚敬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制诰是王言；知制诰是臣职。知制诰而使王言不庄重，就是不得其职了。臣查考国初以来，成化以前，制诰的文体还近于古。明白履历，宣扬事功，其关于本人的不过百余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的不过六七十字。说话的人不费辞，接受的人无愧色。近来俗习干求，文尚夸大，藻饰情伪，张百成千。甚至有子孙读其祖父母、父母的诰敕，不知道其所以然的，最终使万乘之尊下誉匹夫匹妇之贱，实在可惜。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现在正值圣明之世，可使制诰之文为枝叶之辞吗？恳请敕下内阁，自今以后凡有诰敕，必须复古崇实，一切枝叶浮夸之辞尽行删去，或许王言庄重而人知所劝勉了。

张居正上疏说：私下查照阁臣之职，专一视草

译代言，所以这个官职称为知制诰。如果制诰的言辞失当，导致轻视或泄露了君王的言语，那么内阁大臣就是失职了。

谨按旧规，凡是官员应当授予诰敕的，由相关部门上奏并奉皇帝手批同意的手本送到内阁，撰述官先起草文稿送给我们审阅修改定稿，誊写后呈进，由皇帝朱笔批红下发。撰述官用关防挂号登记，然后发给中书舍人书写成卷轴并加盖印玺，这是固定的制度。

至于制诰的言辞，贵在简练严肃庄重，这才合乎体制。查得成化、弘治年间，诰敕中叙述本人履历功绩不过百余字，叙述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至于庆典恩赐，其言辞尤其简略，大概因为恩赐普遍惠及众人，与考核政绩不同，所以以受赏为荣，不必详细叙述其经历，这是制诰的体例。

近年以来，世俗崇尚钻营求取，言辞多浮华靡丽，撰述官沿袭旧习，往往不先呈进，先将文稿传示给别人。其中词语又过分夸饰，多至数百上千字，或者本来没有实际功绩却虚加颂扬，或者事情涉及隐秘却极力宣扬。我们正想为之修改定稿，而本官已经先得到文稿写成卷轴了。

诰敕，是朝廷用来告诫晓谕臣下的文书。臣子阿谀奉承君主，尚且被称为奸佞，何况以上位者阿谀奉承下位者，这是什么道理呢？

译倪元璐为姚翰长代言所作的序。那云霞，并非上天刻意造作，而是山泽之气蒸腾上升，在天际呈现出文采，这是大地对上天忠诚的表现。后世的君王效法这一道理，让臣子代为君王撰写文章。宋人说：“得知制诰，一天就足够了。”不遗憾在宋朝时，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都牵涉到文书任命，褒贬兼有。其意义在于史实，如今言语汇集于旌旗和丝帛，字句依附于衣带，没有讥讽只有奖赏，以彰显极致的仁爱。况且遇到事物就称赞美好，使四座欢愉，细微之处茂盛生长，化为甜美的油脂。这是气节之士难以处境的。以班固的才华，作为大臣，向上歌颂君主的德行，尚且担心阿谀奉承。现在让天子以平等交往的情分，涌出如泉涌般的辞藻，去讨好卿士，不也是违背常理吗？因此观察各种道理，体察其难以做到之处，即使是调和羹汤或横戈立马，也不如起草诏书那样困难。而让姚孟长先生来做这件事，困难更加严重。先生面临的困难有两点：声望高峻而文名远播。声望高峻，那么现在的人必定认为他的话如山龙般珍贵，得不到就会怨恨；文名远播，那么后世的人必定认为他的话如蓍草龟甲般权威，不核实就会讥讽。近者怨恨，远者讥讽，这两者是无法同时消除的。所以如果圣人今天用这件事任命臣子倪元璐，必定会惊恐哭泣请求推辞，而先生却居于此位。先生居于此位，这也是天意啊。过去五六年间，宦官祸患兴盛，丑恶之徒扰乱纲纪，冲击后宫，企图离间君臣，勾结党羽陷害正直之士，平原之地也不放过，剥夺官职，如同风吹落竹皮。北镇抚司门前填塞，脚都迈不出去，军营就在窗下，等同于三山险地。天地昏暗，山陵山谷将要变迁，圣人于是兴起，施行严厉的惩罚，邪气尽除，旭日升起，正道确立，邪道消亡，奋起摧毁党碑，极尽惩治权贵，苌弘之血，用膏兰祓除，囚徒百姓，全都恢复车服，丧服汗水，木凤疲惫，而先生正从英州被召还，再次升任翰林院。圣人看着他，看重他的高峻严整，认为他精微深刻。先前贾谊坐席，里革在旁边陈述，进则凭借他的甘盘之学，退则役使他的燕许之才。先生于是奋笔施展才能，体现天意，描绘万物，彰显雷霆雨露的功德，辨别善恶之道，标举中正的日影，宣扬大治的符瑞，引出潜伏的忧患，弘扬朝廷的道义，彰显首辅的关爱，呼唤敬畏回应之心。发言如雷声轰鸣，天下像这样的人，不是先生谁可以让他来做呢？先生与圣人德行相通，好比水与雨相合，而冠领端正，引衾发气，如同芝兰并香，这样才能鼓吹大谋，青黄众直，虽然有时光彩回旋绮丽，小命春华，但义理必须昂扬壮烈，展现出史狐般的才能，在这里不坠落了。昔日蔡襄的歌，景祐年间陈瓘的论，元符年间并非因为巽床巫纷，而是归于荣氏一族的业绩。以先生的刚直固执，多怪少可，让他撰写赞誉任命的辞章，恰逢太平征兆的时机，嘤鸣的求索，寄托音节充足，所以说天意不虚假。子瞻纵笔一世，只为五铭；先生典制二年，也不满一纸。端人之心的知己，可以了解。诗说：那云汉灿烂，在天成章。又说：彩虹在东，无人敢指。以文人的淫气，上干日星，彩虹与云霞，难道没有区别吗？

史职

大学士陈于陛上疏：臣考察史家的法则，大的有两点。一是编年的体例，以事件系于日月而统于年的是这样。二是纪表志传的体例，凡是君臣事迹、朝廷大政，各自为始终的是这样。自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代有述作，两者并行，而宋朝离我朝最近，制度尤其鲜明可考。自建隆之后，编年的书称为“历”，即所称采集百官奏对事实为时政纪，取柱下见闻为起居注，编排而润色之为日历，修而成之为实录，以备史官采择的是这样。其纪表志传的书称为正史，如真宗祥符年间王旦等撰进太宗两朝正史，为纪六卷，志五十五，列传五十九；仁宗天圣年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为三朝国史，为纪十卷，志六十，列传八十的是这样。此外又有辑录祖宗宏谟要政，分门析类，以便御览，辅助帝学的书，如王曾取三朝圣语政事，分政体、听防、谨灾、省费等类为宝训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训典》六卷，自圣孝至爱物，凡三百十七条，以备迩英进读，与国史实录并行者是这样。以上三书，体裁殊致，各有取义，乃有国之不可阙者。恭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书独有列圣实录，藏之金匮石室，似只依仿宋世编年日历之体，但可谓之备史，未可谓之正史。至于《大明会典》屡修颁布，凡六曹政务因革损益之宜，虽已该载，而庙堂之谟猷、册诰，臣工之议论、文章不与焉，但可谓之国家典制、百司遵行之书，而非史家之体。盖本朝纪表志传之正史，经二百余年，来学士大夫踵袭因循，阙略不讲，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图者。然斯事体固甚大，亦非有独剏特起之难。何者？国家著书，自实录、会典外，玉版琅函，镂之尚方，播在寰宇者，焜燿日星，未易悉举

译至于朝廷与民间各家编纂的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其中高深的文章和宏大的议论，可供正史采择的，大概也有几十上百种。臣学识浅薄，见闻狭隘，仅就耳目所见的情况来说：如实录中有对圣德的总体叙述，宝训中记载了历代圣主的深远谋略；此外，还有御制文集、《圣政记》、《皇明诏制》，以及各位大臣编纂的《大政记》、《昭代典则》、《孤树裒谈》、《宪章录》、《鸿猷录》等书，再参考《三朝圣谕录》、《前后北征录》、《天顺日录》、《燕对宣召视草宸章》等录，加以搜集整理和润色，就可以编成历代皇帝的本纪。帝系宗谱有玉牒，公侯世袭封爵有兵部的底簿，封爵的考证参考《吾学编》中关于同姓异姓王侯的记载，以及内阁典铨表、列卿表等，再加以考订增补，就可以编成历朝的年表。制度方面的书籍如《一统志》、《官制》、《大明律例》、《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明伦大典》等，各衙门分布的如宗藩军政条例、防计录、太仓考、漕河图志、海运编、太学马政、盐法志等，四方形势如《广舆图》、《九边图说》、《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炎徼纪闻》、《殊域周咨录》等，参照实录和防典的记载，参考衍义补《名臣经济录》、疏议等书，以及《吾学编》中关于天文、地理、三礼、百官、四裔、边防的各种考述，就可以编成国家的各项志书。实录中有后妃的事迹，朝廷大臣三品以上有小传，再加上《开国靖难功臣录》、《群志备遗录》、《名臣言行录》、《名臣纪》、《殿阁词林纪》、《琬琰录》、《文献备遗》等书，至于高逸、学节等类目，再从各郡国的志书中采集，就可以编成国史的列传。只是这些书籍散佚浩瀚，未经搜集整理，毫无头绪，因此这显赫朝代长期空缺的史典，必须依靠圣明的君主在位，大力表彰整理，然后才能包罗艺文，总括流略，编成巨著，流传万世，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臣愚昧地认为，本朝得国正统，功高千古，国运长久，将绵延万代，圣祖亲自开创并长期统治，历代圣主继承发扬，使功业光辉重现，因此礼乐制度完备宏大深远，品级法度精详周密谨慎，照耀天日的文章光辉足以记述，铭刻钟鼎、书写丝帛的贤才不可胜数，如今已二百三十年，那些足以传之后世的奎章玉简，即使放在国家藏书机构中，也不能完全阅览，致使圣德鸿猷分散见于各处而无统绪，名贤旧德的事迹有的埋没而未被收录，这难道是为了彰显圣朝的辉煌，宣扬国家的美德于无穷吗？

译大学士张居正认为，国家初年设立起居注官，每日侍奉在皇帝左右，记录言谈行动，这实际上是古代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务的制度。等到后来详细审定官制，于是设立了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职，大概是因为记载事务重要，所以设置官职更加详尽，原本并不是有所废止。但是自从职位名称更改之后，就失去了早晚记录注记的规矩，以至于累朝以来，史文缺失简略。

一、议定分管责任。查得史臣的职责，以记录起居最为重要。然而宫禁森严，流传下来的很少真实。朝廷远离，听闻目睹的不真实，那么凭什么依据事实直书，以传信后世呢？查得日讲官接近天颜，见闻真实。又常常跟随阁臣之后，出入便殿，即使有机密谋议，不是不可宣露的，阁臣都能告知他们。应当命令日讲官每天轮值一人，专门记录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以及内阁题稿。那些朝廷政事见于各衙门章奏的，另外挑选资历深、文学素来优秀的史官六人，专门管理编纂事务，分属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序，每人专门管理一曹，都常年在馆中供职，不允许另求差遣及托故请假等项，以致妨碍公务。

一、议定史官侍直，谨按礼仪定式。凡是遇到常朝，记事官位于文武第一班之后，靠近上方，便于观听，这就是古代螭头载笔的意思。洪武二十四年定下召见臣下的仪制，以修撰、编修充任侍班官，这就是古代随使入直记事的意思。现在应当遵照祖制，除了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是常朝御皇极门，就轮值当日记录起居，并史官共四人，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御奉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专门记录言动。凡是郊祀、耕耤、幸学、大阅等典礼，也令侍班随从记录。至于不时宣召及大臣在秘殿单独应对的，恐怕有机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己记录圣谕奏对的始末，封送史馆编排。其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录起居，也不必另用侍班。

一、议定纂辑章奏。查得时政所寄托，全在各衙门章奏。现在除内阁题稿并所藏圣谕诏敕等项，由阁臣令两房官抄录送史馆外，其各衙门章奏，该科奉有旨意，发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至于钦天监天文祥异，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开报，其抄本不必如题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纸密行楷书，不论本数多寡，并作一封送入。

一、议定记录体例。查得这次记录只以备日后考求，待后人删述。所贵在详核，不崇尚文词。应当定下体式：凡是面奉上谕，直书天语；圣谕、诏敕等项，备录本文。如果诸司奏报一应事理，除琐碎无用、文义难通的，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不妨尽载原本。语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始末、日月先后，务使明白无致混淆其间。事迹可垂劝戒的，但都据事直书，美恶自见，不得别以己意及轻信传闻，妄为褒贬。

一、议定开设馆局。查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接近朝堂，记录叙述方便，现在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供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其合用纸札笔墨酒饭等项，俱照纂修例给。一议收藏处所，查得国史古称为金匮石室之书，盖欲收藏谨严，流传永久，现在应当稍仿此意，月置一小柜，岁置一大柜，俱安放东阁左右房内，每月史官编完草稿，装为七册，一册为起居，六册为六曹事迹，仍于册面记年月史官姓名，送内阁验讫，即投入小柜，用文渊阁印封锁，岁终内阁同各史官开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柜，用印封锁如前，永不开视。

一、议定誊录掌管。查得史馆记录所用誊录典守官吏，见今纂修实录即可通融选用，合将各馆誊录官选取勤谨善书者二员，专誊秘密文字，行吏部选拨善书贴写办事吏十二名，专写各衙门章牍，拨当该吏四名，专管文册及朝夕启闭馆常川供事，满日各照常送部拨补，不给恩典。

一、议定补修记注。伏见圣明践阼之始，即召见辅臣于平台。二年之春，召见计吏廉能卓异者，面赐奖谕。近来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职官，又亲临选铨，皆古帝王之盛节。三年之间，鸿猷善政不可缕数。兹者旷典复修，亦合将二年以前事迹追书，谨录用传万世。拟各官除每月照前供事外，兼将二年以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录。其诏敕等项，内阁查付各衙门章奏，行六科照月类抄一册，送内阁转发。

焦太史竑修史四事

一本纪

译这是应当商议的。本朝实录历代修撰，如建文、景泰两朝，少的四年，多的七八年，向来没有专门的记载。景帝的位号虽然已经上奏恢复，但实录只是附带记载，并未予以纠正。那些亡国之君，人们必定为他作纪，因为他曾临朝执政一时，尚且难以磨灭。所谓国家可以灭亡，史书不可灭亡。何况在本朝，竟然让孙子冒用祖父的庙号，弟弟承袭哥哥的年号，名实相违背，传信的依据何在？这是应当开创的第一件事。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位祖先，是本朝发祥的开端，列在高庙本纪之首，就像汉高祖叙述太公、光武帝叙述长沙王一样，已经无可非议。至于睿宗、献皇帝，似乎应当一律遵循这个例子，不必另外作纪，因为他们最终北面称臣，仍属人臣之列，事情属于追封王爵，没有编年体的体例。这是应当附见的第二件事。有的应当分开而不必合并，有的应当合并而不必分开，兰台石室之中，自有定论，但必须经过圣裁，才可以遵行。

译关于列传应当商议的事项，我私下听闻旧例，大臣只有三品以上才能立传。史书用来褒扬或贬斥人伦道德，难道要论显达还是隐晦吗？如果像所传闻的那样，高门大户即使像跖、蹻那样的恶人也记载，寒门家族即使像夷、防那样的贤人也屈居不录，凭什么阐明公道，昭示后人呢？我认为应当贵贱并列，不必以官位作为标准，这是第一点。世人传说我们编纂《名臣录》之类的书，大多收录有名望的公卿；至于权奸误国的人，邪佞欺君之辈，却没有一个被记载。现在遵循这个旧例，让大恶之人侥幸逃脱斧钺之刑，史书称为“梼杌”，道理上不应该这样。我认为应当善恶并列，不必以人的身份作为标准，这是第二点。历代实录，听命于总裁，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是非就会多有谬误。比如认为方正学是乞求哀怜，于肃愍是迎接拥立，褒贬出于主观臆断，美丑系于个人爱憎，这类情况实在繁多，难以一一列举。至于野史小说，尤其多无根据。如今历经世代已久，公论早已确定，应当趁此机会，赶紧改正，这是第三点。

关于职官应当商议的事项，建国之初修书，多招揽四方有文学才能的人士，不拘泥于一途。近日内阁题请，确实符合这个意思。但是世道日益衰败，人情不美，没有得到有学问德行的人，反而成了奔竞钻营的地方。这对于纂修工作，没有益处只有损害。况且现在承明殿著作之廷，人才济济，供职有余，哪里还需要向外搜求？其中只有星历、乐律、河渠这三项，如果不是专门从事的人，难以透彻理解。应当发文给各省直提学官，访求精通这些学问的人，或者召其人，或者取其书，由史官询问，大大删改润色，以流传久远。此外坚决应当谢绝，不要开启侥幸之门。至于史馆两房的中书，本来供职缮写，现在刚开始做事的时候，正在翻阅遗文，搜讨故实，动笔的时候，茫然没有头绪，誊录的官员，哪里用得上他们？似乎应当暂时停止，等到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才可以取用并酌情给予资给。不但冗费可以裁减，而且侥幸之念也可以稍微抑制。

关于书籍应当商议的事项，古代的良史，多凭借旧典，荟萃成书，没有无因由而作的。即使现在金匮石室之中，应当备有载籍，以称颂昭代崇尚文治。臣从前跟随众多士人之后，阅读中秘之书，见到散佚很多，存留的无几。即使集合班固、司马迁等名流，凭什么借手？考察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本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也上兰台；史官所修，于是完备。建国之初圣祖讨伐燕王，命令大将军收集秘书监图书典籍、太常法服祭器仪卫及天文仪象地理户口版籍。平定燕地后，诏令寻求散在民间的遗书。永乐初年，听从解缙的请求，命令礼部选择通晓典籍的人四处购求遗书。何不仿效其遗意，责成各省直提学官加意寻访。现在刻印发行的，各印送两部。只要有藏书故家，愿意以古书献上的，官府给予价值；不愿意的，也抄写两部，一部贮存在翰林院，一部贮存在国子监，以供纂修诵读之用。就以所得多少作为提学官考核升降的标准。书到后，建立簿籍借阅，不时稽查，如果像以前那样放失，罪之不贷。这不仅对史学有资，而且对于圣世文明之化，未必没有补益。

董其昌推荐李惟桢修史的疏。天启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圣旨：董其昌题充纂修官，等《熹宗实录》稿成，前往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就在那里支给，完日回馆供事。该部知道。钦此。臣闻命自天，感恩无地，于十月前往南京，将河南道所藏邸报，摘其未奉旨者，一一录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写，仅得十分之三。因为事出创见，应天府例无工食，而其书充栋，就结为难。臣仍归里，大集书佣，给以纸笔，虽奉有支给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书沈僎，也录了七年，通共若干张，装为三百本。但据原本对录，以备史官取材，征实无所窜改。随即蒙钦命翰林院待诏宋启明、中书朱正色守催，实以私家作事，孑身独力，侵寻岁月，不自知其罪莫逭也。但臣有删繁举要之义，这四十八年留中的疏，有事因疏而传言，不以人而废。凡关于国本、藩封、人材、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议论精凿，可为后事师者，别为选择，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注。而其他请朝讲、请祭祀、请起遗佚、请罢矿税、请下章奏、请补废官、请蠲内帑，昔之所急，章满公车者，皇上励精图治，皆见施行。今之谋国，尤有进于此者，略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别表进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笔削耳。善人劝焉，恶人惧焉，所系匪细故也。每朝纂录于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传，寂寥数行，钺斯在。如世庙实录于郭希颜、胡宗宪、唐顺之等，多有贬词，未协舆论。夫正史所书，不公则私史之所记益杂，何以起信于万世哉？计四十八年之中，大臣当立传者何止百数？虽三长之史，词苑

译就像树林一样，然而我出生得晚，不清楚事情的始末。私下看到南京太常寺卿李维桢，历经四朝，博古通今，况且与各位大臣同朝同世，耳濡目染。如果让他依据陪都的日历，抒发胸中的史论，文章直率，事实确凿，难道不是国家大典的光彩吗？我又听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接受诏命，得以自行征召人才，所以刘恕、范祖禹作为助手，前后十九年，书才完成。成祖朝编纂《性理大全》，聘请的名流一百多人，不认为过多。何况这部《实录》，与《通鉴》、《性理》相比，哪个重哪个轻？而神宗皇帝培养的历史人才，皇上选拔的杰出人士，反而大多被排除在事务之外。刻印、销印，圣人没有私心，赐还印信、收回印信，又有什么成见呢？我一片朴实的忠诚，每天殷切盼望的正是这样。至于我五种技能已经穷尽，两种困境相互逼迫，在半路上请求退休，感情没有虚伪掩饰。请求敕令吏部，允许我退休。从此与那些吃饱喝足的人民，仰戴尧帝般的天空，永远安乐了。

译倪元璐举荐黄道周的奏疏：奏报关于学问品行第一的文臣，应当留在史局任职。微臣自忖不如，恳请皇恩调换职务，以保全人才并使其胜任事务。臣听说平常的人才容易得到，奇特的人才难以寻求。所以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有“我很久没见到你”的感叹；司马相如献上《上林赋》，汉武帝兴起“怎么没能与他同时代”的叹息。那些都是中等君主有此勤勉恳切之心，何况陛下理学文明，首出千古，龙云道合，正好有这样的人，却让他沉沦埋没，实在令人惋惜。

臣看见原任右春坊右中允、现听候发落的黄道周，学问品行双全，当今时代极为稀少。看他厌恶世俗、多有违逆，极其清廉、超脱尘俗。在京城近侍十年，日益贫困孤寂，瓶中少有存粮，厨房有时没有炊烟。这些都是朝廷内外所共知的。他信守为母亲守丧的礼节，在墓旁结庐守孝，毁伤身体。乡里众人看见的，都说像是闵子骞复生。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博览群史，旁通百家，浸润于仁义之中。他所写的文章，宏大深邃、奇特典雅，上凌驾数代，西汉之后没有人能继承这种传统。然而他又精通洞察时务，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从天文历算、礼乐名法，到边防筹谋、财政赋税，历代至今的典章常规与兴革，出自他胸中的，都有成熟的谋划。陛下如果在清闲防备之余，召见文华殿官员，或者给他纸笔，让他条陈所积蓄的见解，自然可以倚马可待、万言立就，坐着就能达到董仲舒、贾谊那样的境界。

像黄道周这样的人，确实是天下的奇才，上天为陛下生下这一个人，让他仰助天章，一代不可说是偶然。在当今一时，听到臣这种说法的人，或许会表示怀疑。所谓世人重视耳闻而轻视眼见，如果黄道周死后数十年，天下人推崇他，必定比臣所说的更甚。臣虽然愚钝悖逆，岂敢以身体触犯雷霆之怒，过分地奖赏他人？即使陛下宽恕不杀，臣也害怕被后世非议嘲笑。所以推举他本来出于至诚。黄道周先前因为救援旧辅臣钱龙锡，违逆权贵被调离，不久他的言论最终得以施行。这说明陛下了解黄道周已经很久了。当黄道周抗言直谏的时候，同辈人听说后，都感到危险战栗，而黄道周认为只有圣明的君主可以接受忠言，刚正不阿地进言。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臣认为陛下今日用人，只应当选取刚直有气节的人。现在很多人害怕祸患，看重自身家业，又加上闲散的中使手持宪令四处出动，以威逼傲慢上官的姿态，施加于众官。臣担心海内士大夫的气节，一定会变得圆滑柔弱。陛下难道可以不效法怒蛙，重重地摧折他们吗？

然而自从黄道周获罪后，一时议论的人就摘取他的科举试卷，议论到科举考场，把他的经史著作当作诸子百家之书，把他的精详当作轻率。这令人叹息。又臣仰窥陛下勤于求贤，睿智的情怀急切地说：怎么能不任用不贪财、不爱官、不徇私情、实心任事的臣子呢？然而以臣所知道的，除了黄道周之外，还有像原任顺天府尹刘宗周，清廉恬淡、刚直介特，正是黄道周一类的人。而刘宗周担任顺天府尹的职务，尽力于顺天府尹的事务；黄道周守持文史的官职，致力于文史的精研。凭借这两位臣子，上应陛下求贤若渴之心，犹如圭璋相合。而现在刘宗周已经因为刚直被投闲置散，黄道周也因为刚直进谏而承受贬谪。天下本来没有人，得到人却又不能用，这样怎么指望天下有为陛下奋起忠能的人呢？这都是众臣的过错，不是蒙蔽就是嫉妒，不把实情告诉陛下罢了。

臣听说治理世道的原则，没有其他方面。上面任用必须得当于才能，使用必须称量于器量。下面愚笨的谦让于智者，笨拙的推举于能者，那么天下就自行治理了。臣自量平庸低劣，远远不如黄道周。自从黄道周蒙受谴责以来，臣内心惭愧气节丧失，因为他有科举之事未了结，缄默至今。近来经部覆奏奉旨，这是臣披胸见心的时候了。诚然臣在词垣，如同凫雁。如果黄道周这样的人，让他大则承受顾问，小则效力编摩，必定有补益，超越时贤。陛下幸而听从臣的话，让黄道周恢复原官而把臣外放，承受黄道周所应降的官级。这还算是抛弃劣质玉石而得到良玉。从前孔璋请求代替李邕死，柳宗元因为刘禹锡母亲年老，愿意用柳州交换播州。现在黄道周所遭遇的不到死徙，而他的才能又远远超过李邕、刘禹锡。即使臣自处，也确实羞于处在孔璋、柳宗元之下。况且臣自认为是为圣朝用人及史局需要人才的计策，不是为了黄道周，只请圣明垂察。

庶吉士

洪武六年，诏令天下乡贡举人停止会试，在禁中开设文华馆，命令选拔举人中年轻资质美好的在其中学习。河南解额内选拔张唯等四人，山东选拔王琏等五人，加上各省共十七名。皇上在便殿召见，亲自命题赋诗称旨，都提拔为翰林编修，命令进入堂中读书。诏令儒臣宋濂、桂彦良等分别教导他们。

永乐三年正月，皇上命令学士解缙等，在新进士中选拔材质英敏的，让他们到文渊阁进学。到这时，解缙等选拔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刘子钦、彭汝器、王英、王真、余鼎、章敞、王训、柴广敬、王道、熊直、陈敬宗、沈升、洪顺、章材、余学夔、罗敬汝、卢翰、汤流、李时勉、段民、倪维哲、袁天禄、吴绅、杨勉二十八人入见。皇上告诫勉励他们说：“朕不任用你们做事，文渊阁是古今典籍汇聚的地方，你们各自享受俸禄，每天到阁中，任凭你们玩味探索，务必切实获得于己，希望国家将来都能任用你们，不可怠惰，以辜负朕期待的意思。”当时庶吉士周忱自陈年少，愿意进学，皇上高兴地说：“是有志之士啊。”命令增加

译忱，共二十九人。于是命令司礼监每月供给笔墨纸，光禄寺供给早晚的膳食，礼部每月供给每人三锭用于购买膏烛的钞币，工部选择靠近皇宫的宅第让他们居住。

译宣德五年，皇帝对杨士奇等人说：“新科进士大多年轻，其中难道没有仰慕古人的志向吗？我打算遵循皇祖时的旧例，挑选十几位才俊，在翰林院加以教育，使他们增进学问、砥砺品行、精通文章，以备将来任用。你们可以考察这些人，将文辞优秀者上报。”于是杨士奇等人选拔了萨琦、逯端、叶锡、陈玑、林补、王振、许南杰、江渊八人上报。皇帝命令行在吏部，将他们全部改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进修，供给酒食、房舍，每月赐予灯油钞，全都按照永乐年间的旧例办理。又命令兵部每人发给皂隶一名。皇帝又看着杨士奇等人说：“后辈进修学业，必须得到前辈老成者的开导。你们每天侍奉在左右，没有空闲，就命令学士王直担任他们的老师，经常督促教导。他们写的文章，也由王直加以指点修改。你们或一两个月，或三个月进行一次考核，使他们有所进步。如果一两年懈怠懒惰没有成就，就予以罢黜。”

〇治六年批准奏请，每科进行一次选拔，不限制地域，不限定年龄。等待新科进士分配办事之后，命令有志于学习古人的人，各自抄录平日所作的古文十五篇以上，限定一个月内投送礼部。礼部阅试完毕，编号后分送翰林院考订。文理可取的，按编号通知吏部相关司，仍将各人的试卷记号糊名封送内阁，照例在东阁前出题考试。每科选取不超过二十人，留任不超过三至五人。

嘉靖八年己丑年，大学士杨一清上奏请求教导庶吉士的官员。皇帝说：“改选庶吉士，任命官员教习，是太祖的制度。在当时固然完美，但近年来只成为大臣结党营私的手段，对国家没有益处。此后不必再选拔留任，一律除授官职。内外大臣中如果有学问品行卓越出众的，由吏部访察奏报，进入翰林院以备提拔任用。”方献夫上言说：“馆阁是储备人才的地方，贤相名臣多出自其中。近年来选拔留任不能做到公正，所教导的或许不是正道，树立私恩、结成党派，对国家没有益处。确实如圣谕所说。”吏部访察收信得其要旨：“编修、检讨从主事、御史、给事中、评事、中书、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县、学官、进士中访察补任；讲读、修撰从郎中、员外、都、左右给事、寺正、寺副、太仆、光禄丞、同知、知州、通判中访察补任；其学士、谕德、庶子、赞善、洗马等官，也论资序迁升庶吉士，体例画一，长久可行。”皇帝听从了。

崇祯四年辛未年考馆之后，因为内阁票拟防范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是人名，票拟发出后被皇上摘出，并责问他们，于是有了翰林内外兼用的防范。甲戌年、丁丑年都不选拔馆臣，以俸禄深厚候考知推选授编修、检讨等官，到了庚辰年廷试召对亲自防范，赵玉森等人被授予检讨，命令蒋德璟、王锡衮教习他们。

崇祯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召辅臣陈演、蒋德璟、魏藻德来到德政殿。在此之前，召集九卿科道在文华殿，令他们推举能胜任户部、兵部官员的人。这天，拿出各臣的推荐名单，打算任用何楷为兵部堂上官，以及防城伯密奏希望郑芝龙捐饷等事完毕。陈演上奏说：“今天阅看考馆试卷，已经奉到明谕，秉持公正谨慎。臣等会同吏部、礼部，在东阁设立高皇帝牌位，一同发誓，如果有徇私情，天诛地灭。”皇上沉默了很久，说：“必须选拔出文行兼优的人才才好。”陈演回答说：“士人首先看重器量见识，然后才是文艺。”皇上说：“正是。”陈演上奏说：“这次都经过各九卿、翰林、科道开列推荐，必定是有学问品行的人才敢开列。现在既然糊名，只凭文章录取。”皇上说：“也有私下记认的。”蒋德璟上奏说：“既然糊名，实在无从知道。”皇上说：“即使知道又有什么妨碍。”魏藻德上奏说：“前工部尚书范景文有疏奉谕，两畿并重。现在考广西只有两人，云贵也只有两人。如果按照壬戌年的例子，那么广西一名，云贵一名，似乎太滥。或者按照工部大臣的奏请增加北直隶一名。”蒋德璟上奏说：“且看广西、云贵的试卷如何，如果不佳，就以一名增加北直隶。”皇上说：“好。”这一科北直隶与南直隶都是四人。大学士徐溥上疏说：“庶吉士的选拔，自从永乐二年以来，有的隔科选拔一次，有的连科屡次选拔，有的数科不选拔，有的合并三科同选，起初没有固定的限制。每科选用，有的由内阁自选，有的由礼部选送，有的会同吏部同选，有的限定年龄，有的拘泥地域，有的采纳声誉威望，有的从廷试卷中查取，有的另外出题考试，也没有固定的制度。自古帝王都认为文章关乎气运，而在馆阁储备人才，加以教养。本朝之所以储备养成的，除了及第进士之外，只有庶吉士这一条途径。凡是华美的文章与辅佐世道的助手，都依赖于此。然而有的选拔有的不选拔，那么有才华的人未必都被选拔，而被选拔的人又未必都有才华。如果再拘泥于地域、年龄，那么已成之才或许被弃而不用，而被教导的人又未必都能有成。请从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等待新科进士分配各衙门办事之后，让其中有志于学习古人的人，各自抄录平日所作的文字，如论、策、诗、赋”

译序、记之类的文章，限定在十五篇以上，在一个月之内到礼部呈献。礼部阅试完毕，编号封送翰林院考试，其中词藻文理有可取之处的，按号录取。本部仍将各人的试卷记号糊封姓名，照例印送并在东阁前出题考试。其所试之卷与投献的文章相称，就收录为预选人员。如果其词意艰涩而诡僻的，不在录取之列。中间有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确实有过人的资质，虽然没有预先构思好的文章，能在这一个月之内写出新作五篇以上，也允许投试。如果确实笔路通达，其学问可以进步，也在备选之列。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个。这样所选的大多是已成之才，有所论撰，便足以供职办事。将来成就，必定有值得依靠的人。这样预选的人没有徇私的弊端，未入选的人停止造言诽谤。臣等都出自这条途径，引进后辈贤才，储存在馆阁，以报答国家的厚恩，乃是我们的职责。

译万历年间，管志道上疏说：“太祖、太宗开始选拔庶吉士时，都让他们在文渊阁学习，阅读皇家秘藏图书，皇帝常常亲自视察考核，检验他们的进修情况，务必使他们通晓国家体制，熏陶道德品性，以储备日后的任用。自正统年间以后，选拔大多不是出于皇帝的旨意，而是听从内阁大臣的意见，请求举行选拔也不得阅读皇家秘藏图书，而是以《唐诗正声》《文章正宗》作为日常功课。不知道将来用来备顾问、赞襄机密的人，果真要用这些糟粕吗？事情确实有因为祖宗宏大深远的美好意图，反而变成末流偏重弊端的，这次选拔就是如此。臣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次选拔庶吉士，就应当寻求太祖、太宗培养人才的初衷；如果只像今天这样教导和习练，那么不如停止这条途径一二十年。翰林院的空缺，也可以像前朝那样，将各衙门中有器量见识的人按品级改任进入，给予时间，让他们熟悉典章制度，何必担心侍奉经筵、掌管制诰以及纂修校士缺乏人才呢？嘉靖年间，因为防范旷职十余年不选拔，圣上的思虑确实深远。况且现在因为偏重而暂时停止，以后因为特别防范而重新开启，这还是效法祖宗鼓舞豪杰的方便计策。”

崇祯初年，给事中瞿式耜上疏：我私下听说古代贤人说过，上天排列日月星辰来彰显光明，圣人排列爵位俸禄来彰显明察。天子设置三公，大概是效法上天的三光。臣曾经考察古代的三公，只议论大道而不参与政务；汉朝的三公，处理政务而不议论大道。只有我朝设置内阁大臣，既议论大道又参与政务。在内则议论思考启发开导，关系到君主道德的兴衰；在外则决定事务裁决疑难，关乎百官的善恶成败。责任没有比这更重的了。然而臣看到近日政府大臣立身不合礼法，公众舆论共同排斥，讥讽指责满身，厚着脸皮出来，横加辱骂，如同市井之徒。我私下感叹官位到了宰相席位，难道还有比这更高的吗？纵然不为自身的名节爱惜，难道不为官场常道爱惜大体吗？反复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起步的途径不清，栽培的种子不慎重。臣考察建国初期的宰相，不专门从翰林院选拔，历代相沿，途径还比较宽泛。到世宗皇帝以来，那么选拔宰相的举动，大抵都属于翰林院的人了。这是庶吉士的官职，就是日后平章军国大事的人；今天如果慎重选拔品行修养议论大道的人，还恐怕他年晚节不能符合最初的期望。哪有刚开始进仕时就聚集物议，而日后立朝能为国家树立光明俊伟业绩的呢？臣刚进入班列，就听说京城自殿试之后，那些耿介不苟且的人，确实不乏其人；而有一种浮躁争竞的人，日夜讲求谋划必定获得馆选的方法，钻营求取百端，败坏检点难以言说。有的预设机关，妄图像张鷟那样得到青钱；有的预先疏通关系，希望像和凝那样继承衣钵。又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无风起浪，潜伏影射于含沙射影之中，相持于鹬蚌相争之时。甚至有以心期共许的朋友，只因为眉睫之间的得失，明显产生猜疑，暗中互相倾轧。世风如此，实在令人感叹。孔子说：“尊重贤人就不迷惑，敬重大臣就不轻慢。”以翰林院官员逐渐达到讲读师傅的地位，不能说是不尊重；以翰林院官员逐渐达到宰相的地位，不能说是不敬重。难道已经迷惑不清却能清除紫宸殿的迷惑，已经轻慢过度却能安定国家大义的轻慢吗？以这样的人处在是非混淆的日子，必将助长非议扰乱是非，主持的责任谁来承担？以这样的人处在阴阳相争的时候，必将扶植阴邪压抑阳刚，调和治理的能力寄托给谁？凡是谐臣媚子的姿态，反而出自礼宗；而称功颂德的词语，接连出现在元老口中。都是这些患得患失的人遗留下来的祸患。况且现在是什么时候？圣人出来统治，天地清宁，正值龙飞的首科，尤其受到万方的瞻仰，难道可以不荡涤一时的陋习，端正开始进仕的臣子之心吗？臣认为今年的馆选，应当依照殿试的方法，皇上临轩亲自考试，让考试的大臣就在御前决定取舍。正额之外，多准备副卷以听候圣裁。那些落选的各种试卷，也应当全部函呈，偶尔有遗珠，不妨特别选拔。凡像这样的，用来抑制浮躁进取的人，知道这次考试没有必然得到的方法，又用来招揽高洁之士，使他们知道圣天子的雅意，求贤应当振笔一吐胸中的奇志，不必拂衣远引，躲避馆试如同被玷污一样。关于考试题目，臣愚以为应当依照古代制度，考察今日吏治、民生、经邦、强国的方略，不必完全依照旧例，用风云月露的辞藻，浪费精神于无用之事。济济多士，难道没有董仲舒、贾谊之类的人，来回应皇上眷顾求取吗？臣考察洪武癸丑年，命令翰林张唯等人进入禁中文华殿学习，诏令宋濂做他们的老师。高皇帝听政之余，就取他们的文章，亲自评定优劣，可见选拔俊才储备人才，简拔出自帝心。圣祖已经有实行了。又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凡是天子一时的言动，就是万世的法程，担心或许湮没遗失，所以用史臣专门负责此事。凡是天子召见群臣商议时政，那么史臣必定跟随。现在皇上再次举行召对，海宇欣然瞻仰，而臣等侍从的大臣，反而有不能详细知道的。虽然阁部大臣在陈谢疏中，略微有条理叙述，也似乎简略而言。恳请今后凡是遇到召对，就命令史臣二人簪笔入侍，记录详细核实，随即在次日具疏奏呈，一面发抄，一面宣付史馆，使得四海快意如同亲自承受，而万世垂为永远的法典。并望批准施行。

译学士徐阶向新选中的庶吉士展示新制定的条例。

译第一条，君子的修养之道，必定要以自身为根本。如今朝廷培养各位士人，本来就是要让他们承担治理太平的事业。如果不能卓然以古代圣贤为师，通过修身来确立根本，将来凭什么将所学施于政事，光大辅佐治理太平呢？所以各位士人应当致力于此，辨别义与利，审慎喜好与厌恶，使这颗心纯粹符合天理的公正，这样或许将来事业会有可观的成就。

第二条，文章贵在能够经世致用。如果不能经世致用，即使有奇异的佳作，也已经不足以称道，何况近来那些浮夸荒诞、鄙俗平庸的文辞呢？所以各位士人应当研习四书六经，以明了义理；专门研读史传，评判古今，以认清时务；并且阅读《文章正宗》《唐音》以及李白、杜甫的诗作，以效法其体制，同时听从馆师每日逐日授课考查，这样所学才为有用。那些晋唐的法帖，也必须每天临摹一两幅，以练习书法。

第三条，每月馆师出题六道，其中文章三篇，诗三首。月底呈交稿子，进行批改指正，不允许过期。初二日、十六日，仍然各自到内阁参加考试一次。

第四条，进入翰林院之后，各自应当谢绝应酬事务，专心学问，以求进步。附记：学士李东阳、程敏政教导庶吉士，到院中查阅防簿，全都注明病假而离去，于是作了一首绝句说：“回廊寂寂锁斋居，白日都消病历余。窃食大官无寸补，瀛洲亭上勘医书。”翰林院选拔的人员散授官职，不拘内外。如永乐乙未年，沈晹任知县；戊戌年，莫珪、孔友谅任知县；宣德癸丑年，傅纲任知县；正德甲戌年，王〇瑞任知州；嘉靖丙戌年，李元阳、王格、张铎、连鑛任知县；己丑年，孙光辉任推官，杨祐、安如山任知州。那些担任行人、评事的，不可胜计。

《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三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詹事府

詹事府位于皇城东面玉河岸上。最初设置东宫官属，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谕德、赞善、文学、中舍、正字、侍正、洗马、庶子等官，都由勋旧大臣兼任，不另外设置。后来又将赞善改为赞善大夫，设置赞读。洪武十年设置通事司，设立司令、司丞。洪武十四年设置左右司直郎。洪武十五年设置左右春坊，设立大学士。又设置司经局，设立洗马、校书、正字。洪武二十二年因为各衙门没有统属，才设置詹事院。洪武二十三年设置校书。洪武二十五年将院改为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都列署在府中。府中设置詹事一员，少詹事二员，府丞一员，主簿一员，录事二员。左右春坊设置大学士各一员，左右庶子各一员，左右谕德各一员，左右中允各二员，左右赞善各二员，左右司直郎各二员。司经局设置洗马二员，校书二员，正字二员。洪武二十九年增设春坊左右清纪郎各一员，左右司谏各一员，通事舍人二员，都以侍从辅导东宫为职责。左右春坊则专门掌管东宫上奏请下启笺讲读之事。司直郎掌管弹劾纠举，清纪郎辅助他。司谏掌管箴诲鉴戒之事，以拾遗补过。洗马掌管收贮经史子集，刊辑图书，设立正本副本贮本，以备进呈阅览。校书、正字掌管缮写装潢，并校正其讹误，调整其音切，以辅助洗马。主簿勾检文移，检稽脱失。录事辅助他。通事舍人掌管东宫朝参谒辞见之礼，以及承令劳问之事，而都统属于本府。

洪武初年，建立大本堂，选取古今图籍充实其中，召四方名儒教导皇太子及诸王。皇太子居住在文华堂，诸儒专门讲授经学面授，分班进直，轮流侍从。皇上时常赐宴赋诗，商讨古今，阐发文学。那时东宫官都由勋旧大臣兼任，不另外设置。后来才设置詹事院，已更名为府，设置左右春坊、司经局，都分别署理，而由詹事府总领。又令春坊、翰林院每日二人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编纂终始大义为讲章，呈上阅览。然后到文华殿为皇太子陈述解说。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鸿胪寺官各一人，侍召则一同进入，有留身独进的，给事中、司直、清纪立即弹劾。而皇上每日所处分府部军国诸大务及抚谕外藩恩礼，坊局官每日在东宫陈述解说。又选拔秀才张宗濬等，随官僚分直文华殿，侍读完毕后进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材贤诸故事。又命令廷臣举荐孝义笃行之士充任东宫官。东宫官如庶子及以上，初制由大臣兼任，修撰〇淳等九年考满，正值英宗实录进呈，因纂修都升任庶子、谕德等官。淳上言旧制无专领者，请求由大臣兼任，臣等仍任翰林之职，皇上不许。

明初沿袭元人的制度，自太师至宾客都无所关掌，而詹事以下至于坊局，才开始实际成为宫臣。然而洪武元年，丞相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