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

译洪武七年才确定下来。设立都御史，就是古代御史大夫的职务；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就是古代中丞的职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佥都御史四人。掌管作为天子耳目、负责风纪的职司。凡是奸邪的大臣、小人结党营私、作威作福、扰乱朝政的，予以弹劾；凡是百官懦弱无能、贪婪冒进、败坏官纪的，予以弹劾；凡是学术不正，上书陈述意见以变乱既定法度、希图进身任用的，予以弹劾。而在官员朝觐考察时，都御史进入吏部，对官员的贤能与否、罢免或晋升做出决断。重大案件和重囚，由外朝进行审讯，或者奉旨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平反。

译隶属十三道监察御史，主要负责纠察内外各官署的官员邪曲行为，有的公开上奏当面弹劾，有的密封奏章上奏弹劾。凡是派遣在京城内的，有京畿道刷卷、巡视军营、军提学、清理抚恤、军事巡视、光禄寺、巡视仓库、城门；在京城外的有巡视按察、清理军籍、刷卷、巡视盐、茶、河关、印马、屯田，军队出征则监督军纪并考核战功，各自专门负责监察相关事务。而御史巡视按察则代表天子巡狩，管辖所巡视地区的藩镇大臣，以及府州县官等各类考察举荐和弹劾，特别重大的事情专权上奏裁决，小事立即决断。而河南道专门负责内外考察，凡是朝会防闲纠察礼仪、祭祀监督礼制，凡是政事的得失、军民的利弊，可以直言不讳没有避忌。凡是罪囚由按察使巡视审录，有故意出入人罪或理据辩驳的，予以审理辨明。凡是重大案件奉诏令下达，由台臣推究上奏听候裁决，一般案件拟定罪名移送大理寺评议。凡是有重大政事，在朝廷聚集参与商议。大概六部有专门的职司，而都察院只凭所见所闻可以纠劾，没有固定的职司，乃是宪法的纲纪。各位御史纠劾务必明确实在的事迹，写明年月，不要虚文浮辞、攻讦细碎琐事，抑制戒令其办事慎重。而御史出巡按察复命，由都御史复核其是否称职并上报。又有御史犯罪，加重三等处罚，有贪赃枉法的从重论处。

《周礼》记载御史掌管邦国、都鄙以及万民的政令，以辅佐冡宰。凡是治理者接受法令。掌管赞书，凡是统计从政者，按照郑玄注：“大宰以六典治理邦国，八则治理都鄙，八统治理万民。”治理出于法令，而用文书辅佐的，是御史。大概内史颁布王命，外史记录法令，御史作为他们的属官，就辅佐这两官的文书，因为百官的班籍系于其中，所以也用文书统计。即通过统计而统计从政者，就考察那些不尽职的人，让他们各自修明职守，这也是辅佐文书的工作。

战国时也有御史。秦、赵渑池之会，各自命令记录其事。又淳于髡对齐王说：“御史在前面，都是记录事情的职务。”到秦汉才开始担任纠察的职务。所居住的官署，汉代称为御史府，也称为御史大夫寺，也称为宪台。东汉以来，称为御史台，也称为兰台寺。梁朝及后魏、北齐，有的称为南台。唐朝龙朔年间，改御史台为宪台，咸亨年间恢复旧称。门向北开，主阴杀。御史担任风霜般的肃杀职务。起初，汉代的旧例，选拔郡守、相中成绩高第的担任御史大夫，任职者成为丞相。唐朝制度，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属官有三院：一是台院，侍御史隶属其中；二是殿院，殿中侍御史隶属其中；三是察院，监察御史隶属其中。大事上奏裁决，小事立即决断。凡是有弹劾，御史向御史大夫禀报，大事用方幅文书，小事署名而已。宋朝初年沿袭唐朝制度，太平兴国年间，任命张巽为监察御史，正名举职，从此开始。元丰年间，由御史专门统领六察。后来，以中丞为台长，知杂御史为侍御史，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

西汉直指使者可以擅自诛杀刺史、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东汉派遣八使巡视，二千石有罪的，用驿马急报，墨绶以下的官员便立即收捕举劾，其权力责任之重如此。

元上都御史台殿中司记，按照汉代御史大夫有两丞，其中一位叫中丞，居住在殿中兰台，对外督责刺史，对内统领侍御史，接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也称为中执法，那么居住在殿中的实际上是古代中丞的职务。魏国以两名御史居住在殿中察视非法，大朝会则簪戴白笔，坐在台阶侧面，这是殿中设置侍御史的开始。后来不同时代制度不同，沿革没有定规。在唐朝则兼管库藏出纳，宫门内事，京畿各州各卫兵禁，而政务不一。在宋朝则三院都可以言事，兼察事而官职不分。等到元世祖皇帝至元五年，初创御史台，设置殿中侍御史二员，而以殿中别为一司，正名举职，纠察朝仪。外廷称庆，则对立站在龙墀之下，而不与一般官员排列序列。皇帝出行，则全部跟随在豹尾之中，而不是像其他官员可以随便休息。委任既专一，地位又机密，臣僚有所敷奏，无不听闻。而其命秩之崇高，品级在第四，看唐宋以七品官担任，轻重之悬殊，可以知道了。自非功勋贤良贵胄，秉持清廉方正刚直的节操，向来被众人敬畏，没有人敢当其选。由此而达到卿相之位，未曾缺乏人才。确实想让后来者知道所仰慕效法的，而思维其风烈，那么所寄托以昭示于永久的，怎么可以缺少呢？

都御史

都察院，是古代的御史府。明太祖洪武初年，完全沿袭元朝旧制。当时，左右大夫汤和、邓愈多次接受斧钺之命，寄居外出；而中丞刘基、章溢料理台事。后来汪广洋、陈宁等人全都升任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之事爆发，而御史台仅设左右中丞，都是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才开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但仅是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没有都御史。十六年，仍为正三品；第二年为正二品。于是确定设置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职责纠劾官邪，申辩冤抑；而所

译隶属御史分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及其他事务，公事外出则奏请，回来则考核。然而御史唯独不隶属于都察院，以显示得以互相纠察的意思。建文初年，改为御史府，设置都御史一人，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品级依旧。十三道御史称为左、右两院，称监察御史。永乐年间改朝换代，全部恢复洪武旧制。后来将都察院迁至北京，而留下的称为南京都察院，大致如同六部了。那些以左、右都御史及以下官员，总督、提督、参赞、巡抚各镇的人，起初从本院派出，称为公差，事情完毕或有人替代，就回院处理院务。后来人数不胜众多，就往往从各部佐卿、寺、藩、臬等官职迁转而来，也不再回院任职。

译洪武年间，任命汤和等人担任左御史大夫等官职，告诫他们说：“国家刚刚建立，只有三大府总管天下的政务。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都督府掌管军队；御史台纠察纠正百官。朝廷的纲纪法度，全都系于这三者。而御史台的监察职责，确实清贵重要。你们应当想着端正自身来率领下属，忠诚勤勉来侍奉君主。因为自身不正，就不能纠正他人。所以纠正他人的人，必须先治理好自己，这样人们才有仰望效法的榜样。不要徒然占据虚位而漫不经心、不辨是非，不要萎靡不振、因循守旧从而纵容奸邪、助长恶行，不要借公济私来伤害人、祸害事物。《诗经》说：‘刚强的人不吞食（弱者），柔弱的人也不被吞食’，这是大臣应有的风范。”

洪熙元年，告诫吏部：“谨慎选拔御史以澄清法纪。”又命令吏部咨询访求可以担任都御史的人，作为十三道御史的表率。宣德十年，敕谕都察院：“朝廷设立风宪官，是为了重视耳目之寄，严明纲纪之任。凡是政事的得失，军民的安危，都应当进言；纠举邪恶，伸张冤屈，都应当致力。相比其他官员，所关系到的责任非常重大。近年以来，未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选，有的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有的不通晓法律，不熟悉政务；有的逞弄小才来张扬威福；有的搜求细微过错来陷害善良；甚至借其权位，贪图贿赂，导致是非颠倒，冤屈无法伸张，而风纪之道于是废弛。”

“从今以后，监察御史有贪赃枉法及失职的，命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纠举罢黜；按察司官员有贪赃枉法及不称职的，命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纠举罢黜。仍命令吏部今后初次任职的人，不允许选拔担任风宪官。凡是监察御史有缺额，命令都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员保举，务必开具实际品行，上奏吏部审查无误，然后上奏任命。其后若有犯贪赃枉法及不称职被举发的，同罪论处。”

崇祯元年九月，告诫说：“我继承大业，君临天下，想到国家没有一件事不依赖经费，经费没有一丝一毫不从百姓那里获取。只有这些胼手胝足的百姓，实在关系着九边和各地府库的命运，劳苦最为深重，安抚应当优先。所依赖的是郡县官员，立志遵循良善，尽心咨询访求。然而近年以来，官职很少考核，吏治日益败坏，贪官污吏遍布道路，廉洁的风气绝迹，鞭打拷问视为常事，农桑之事置之不理，横征暴敛，只是放纵贪得无厌的欲望，铺排行里甲役，多半供给结交贿赂的需要。我的百姓遭受虐政的，也不止如水火之患了。那些地方上有考察官吏责任的抚按司道官员，又都是积习难改，颠倒官评，乐于逢迎谄媚之人为亲近，视清白正直之人为异己；或者苟且迁就情面，姑且表示调停。科举出身的正官虽然贪婪残暴，尚且从宽处理；明经出身的郡佐即使被弹劾，仅取充数。更甚者决裂堤防，轻视风宪，巡访时贪恋沉湎，拥传时繁苛征求，亲自教唆猴戏，人们谁还效法？如此败坏的风气，列举不尽。我对此痛恨，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你们部院缰绳先已松弛，纲纪不立。持节钺的重臣，视同邮传驿站；豸骢法吏，任用非人。率作有成，不问安抚百姓的实际效果，复命考核，只遵循称职的虚文。功业因此完全毁坏，民生因而更加困苦。现在特别告诫你们吏部，今后推举任用巡抚，务必选拔熟悉周知民间疾苦的人，赋予保全治理的重任。治理有成绩，加衔久任；其品德足以表率，才能堪任卿寺的，不妨荐举经历清要部门，不必内外频繁迁转。以节钺为递传之所，巡按各差御史，在考选时就加以精密核查，在差事宜悉依巡访总约申饬举行。回到京城之日，你们部院严加考察，有不称职的上奏请求处分，不得一概填写称职，以宪纲为相沿的故套。仍严谕抚按官，今后有司真正贪婪酷虐害民的，不等待考满之期，即时参奏审讯核实，不要枉我处以祖宗之法。其论劾事情，分条详细记载，不要堆砌辞藻而失实，不要罪重而处轻，不要放过豹虎而问狐狸。谕令颁布之后，在内部院衙门即时遵守，在外抚按衙门，近的在一个月内，远的在三个月以内钦奉施行。如果仍然沿袭弊风，空文塞责，我在省览时立即摘查，该科防详章奏即行纠发，以溺职治罪。唉！稂莠尽除，嘉禾滋植，于是恢复累朝太平之盛，或许能解除一夫不获的忧虑。我与诸臣皆有美名，钦哉。

又十五年四月告诫：朝廷听言纳谏，必须言路得人。想要得人，必须严格考选，公正咨询慎重核查，辨别言论试验功效，抑制竞争奖赏恬淡，保留真才去除伪才。这原本是部院的职掌，昨天当面告诫已明，着即悉心详议，条列良法，上奏。又旧制试御史，必须先试以小差，果然能称职，经历事务经年，才准许实授。近来因为缺员，一概差往巡方，等到回到京城，又未见严加考核，殊失慎重风宪之意。现在着该院堂上官执法综稽，申明旧制，试御史必须分别去留，不得循资推数，一概题拟按差，致有不堪贻误地方。所有未尽事宜，也着具本奏夺。

内阁张孚敬疏：“昔日唐韦思谦任御史大夫，见王公未曾屈服，曾说：‘耳目官固当特立，雕鹗鹰鹯，岂众禽之偶乎？’宋杜衍任御史中丞，

译宰相以下的人都畏惧他，说：“他是不肯把恩惠施予别人的人。”本朝顾佐担任都御史时，在朝大臣中有贪污不法的，允许他穿绯色官服，在皇帝面前弹劾揭发，随即逮捕审问。因此都御史凡是穿绯色官服上朝的日子，必定有弹劾揭发之事，大臣们没有不吓得两腿发抖的。如今这个职位不再弹劾揭发，所以大臣们无所顾忌，朝廷中贪污现象很多，百姓怎能不贫困且沦为盗贼呢？所以掌管都察院的官员必须任用合适的人，才能倡导率领巡抚、巡按，激励百官。那些知府、知县等官员，一旦有怠慢法令、危害百姓的，巡抚、巡按官员就立即查办，毫不宽贷；巡抚、巡按官员一旦有不遵守法律的，掌管都察院的官员就立即查办，毫不宽贷，那么法令就没有不能推行的了。”

译左都御史孙丕扬上疏，要求责成御史澄清天下。臣认为天下澄清，其征兆有三：没有横暴的征发，没有强行的聚敛，使一隅之地的百姓安居于耕种劳作，这是地方长官澄清的征兆；不损害百姓，不增加上级负担，使一省之地的郡县官吏互相勉励于安抚百姓，这是布政使、按察使澄清的征兆；有道德的准则，有法律的坚守，使天下的布政使、按察使互相效法于廉洁方正，这是中央部院澄清的征兆。这三者根本在于清廉，只有贪婪腐败会破坏它。认识澄清的途径，而谋求迅速恢复，那些手握权柄的大臣，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皇上想要责成御史来澄清天下吗？那么随时随地察访贪官，应当努力实行。都城是天下官员的总汇，也是海内清浊的根本。国门之内，某位布政使、按察使收到的馈赠有多少？某位地方长官收到的馈赠有多少？如果去查访，本来可以家喻户晓。御史有专门巡视的职责。请皇上下令巡视各御史，建立按季考察、按年考察的制度，以防止群吏轻视法纪。按季考察，则由御史用来考核兵马司，一季之内，符合常规交往礼仪的不问，必定要计算缉获打点贿赂的有多少人，妄送馈赠的有多少人，借故索取的有多少人，以此评定兵马司的贤能劳绩，作为年终举荐弹劾的依据。按年考察，则由本院用来考核御史，一年之内，没有确凿证据的诬告不实之词不论，总计缉获打点贿赂共多少起，滥收馈赠共多少起，借故索取共多少起，以此评定御史的风纪裁断，在年度册报政绩时上报。果然有那些傲慢无礼、甘为登垄之谋（指追求高位）、谄媚权贵、擅长乞讨葬身之计的人，听任各御史随时弹劾，以澄清士风。御史敢包庇隐瞒的，听任臣等弹劾，以严肃宪台体制。这样考核与考察，义利之欲想要掩盖恶行却不可掩盖了。整顿都城的贪风，责成巡视御史，怎么可以延缓呢？两京十三省，是吏治好坏的关键之地，是民生忧乐的重大关涉。国门之外，布政使、按察使都有分管的地域，询问辖区内的官吏，不可以用百姓的情况来欺骗，如果察识清楚，就知道谁是廉洁谁是贪婪。御史有专门巡视一方的职责。请皇上下令巡按各御史，建立一年、三年考察的制度，以防止群吏盘剥百姓。一年之内，下属官员必定出京，入京朝贺时收受馈赠有无过度，迁官时收受馈赠有无过度，考核政绩时收受馈赠有无过度，当时出京就评定品级。三年之内，下属官员必定述职，州县额外征收的，是谁超出规定？府寺额外征收的，是谁超出规定？布政使、按察使额外征收的，是谁超出规定？当时述职就表彰或区别对待。某位是廉吏，出京述职，没有改变他的廉洁，就随之称赞他。某位是能吏，出京述职，或者改变了他的操守，就随之纠劾他。议论在方面大员，弹劾不吝惜高官；议论在地方长官，纠劾不遗漏进士出身者。都听任各巡按御史，随事论列，不等待任期届满的报告。倘若罪过未满、官职卑微的，酌情进行告诫，以澄清仕途。巡按御史敢趋炎附势的，或者有包庇隐瞒的，回京听候考察，以振作台纲。这样一出入、一辞受，想要诈取善名却不可诈取了。整顿各省的贪风，责成巡按御史，怎么可以轻视呢？然而澄清本源，尤其有应当责备的，外有抚按两臣，内有部院科道。一地的士风，看抚按就知道了。抚按澄清，那么境内吏治民隐，没有不敢澄清的。四海的士风，看部院科道就知道了。部院科道澄清，那么海内吏治民隐，没有不敢澄清的。因此澄清天下，本来不应当专门委托给布政使、按察使和地方长官，这是非常明显的。内外当权者，都有世道责任。取予一旦苟且，百姓的痛苦就增加了悲伤。臣希望建立条目，禁止革除，与天下共同改变奢侈节俭之风，不问就会受到士风滥觞的讥讽。臣希望建立条目，约束与天下共同遵守。抚按以此约束地方长官，就以身作则，要求别人的自己先做到。部院科道以此约束布政使、按察使，就以身作则，不要求别人的自己先不做。澄清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果说清行浊，表面节俭内心奢侈，外面推辞里面收受，这是厚颜媚世之流。听任科道不时访查追究，以澄清士习的根本。然后部院科道在内部互相澄清，布政使、按察使和地方长官在外部互相澄清，将会看到人人恪守羔羊之节，处处敦厚琴鹤之风。海内百姓，难道不大大受益吗！左都御史赵南星上疏申明宪职。臣听说孔子是圣人，他论述臣道不过说事君以忠罢了。后来告诉子路说不要欺骗，这就是忠的说法。宫之奇说除去暗昧以应对外界叫做忠，这就是不要欺骗的说法。人的心中凡是自私自利而不可以告诉别人的，这就是暗昧之心，除去它才是不欺骗，欺骗就是不忠。臣的不忠，如同儿子的不孝，不可以容于天地之间。臣愚昧浅薄衰颓，甘心永远废弃，陛下提拔安置在西台，作为诸御史之长，臣非常惭愧恐惧，兢兢业业自我约束，遵循法度，以求少有过失，也可以保全身名，但还不能说是称职。即使这是暗昧之心，也极力请求除去。臣没有别的职务，以诸御史为职务，诸御史都称职，就是臣的称职。那些穿着绣衣手持斧钺，出京巡视地方的，如果使百城循理，万民乐业，就是一方的太平，积累起来就是天下的太平。所以达到这个境界，不是

译另有其他办法，只在于举荐和弹劾都能恰当而已。举荐和弹劾之所以不恰当，是因为人们致力于讨好世人，而没有人肯承担怨恨。过去御史巡视地方，事毕向朝廷汇报，所举荐的人都拘泥于旧有的名额，本来就不能完全恰当。后来，任期未满或升任的人，都有提荐，提荐之外，又有揭荐。从前西汉号称循吏很多，班固《汉书》所记载的只有六人罢了。流传后世与挽救时局，固然不同，但循吏也不应该像这样多。循吏像这样多，那么应该有治理的成效，可是小民中穷苦忧愁愚弱的沦为鬼魂，狡猾奸诈的成为盗贼，这是为什么呢？据我所见闻，天下难道没有循良官吏吗？而是贪污成风，没有办法禁止。自从大户制改为条鞭法，征收日益加重，有一两银子加征二三钱的，贫民粮税少，无不加倍征收，有的甚至不允许父子合封，所得尤其多，所以主管官员很少有不成富人的。购买物品只给半价，名叫官价，有的分毫不给，拜见上官就命令行户跟随置办，连下程的饼师酒保都受其拖累。又有喜欢作威作福的人，不问事情大小，一发怒就折断人的肢体，伤害人的性命，这类人常常得到举荐，并非上官都不知道。也并非都知道却故意违背本心，不过说这是我的同乡故旧，不能冷漠对待；说这是权贵所托付的，能够报复，不可弹劾。不弹劾就必须举荐，又从而过分赞誉。贪婪的人比伯夷还廉洁，残暴的人比子产还仁惠。如今的人，谁没有相识？求人请托，谁不能做到？用这种标准举人，谁不可举？所弹劾的，都是贪婪残暴而孤立拙劣的人，又大多从轻发落。所以说举劾不恰当，是因为人们致力于讨好世人，而没有人肯承担怨恨。承担怨恨对于保住禄位，非常不利。我年纪虽然已大，愧领过分的官职，如果不肯承担怨恨，而只推给后进小臣，以苟且塞责，那就是极不忠了。京官六年考察一次，御史巡视期满，上官发河南等道查核，也称为考察。承担怨恨是一样的。万历二年十一月，本院题为考察事，接连奉神宗皇帝圣旨：“御史差满考察，先朝事例很严，近来都不遵行，一概都准回京。难道人人全都称职无过吗？等到京官考察的时候，却又为何有纷纷议论？今后务必申明旧例，切实举行，有不称职的，就立即奏请改黜，不许回京。”钦此。十八年十二月，本院同吏部议定荐举规则，具题接连奉神宗皇帝圣旨：“近来荐举泛滥，屡次有明令禁止，都不遵守。今后抚按官荐举，务必查照万历九年以前的名额，不许听信嘱托徇私，任情偏滥。有故意违犯的，由该科指名查究。”钦此。都经过钦遵在卷。每次遇到按臣差满具题回京，都以此为据。我极力推行，就是尽职，何必多言呢？但旧章废弛已久，那么修举反而像扰乱常理；人情偷惰相安，那么振作就是多事。我德薄名微，只足以结怨，而对考核优劣没有益处。必须仰借陛下的威命来推行，然后可以。纲纪废弛，人心邪僻。沉迷未悟，就立即用法律制裁，那么人不能忍受。必须先教诲，使他们知道陛下的德意，然后可以。天启二年，山东巡按御史董羽宸弹劾不职官吏，奉圣旨：“这论劾各官赃私数多，着巡按官立即提问追赃充饷，事完议处。”该部知道，钦此。仰见陛下匡正吏治如此严格。我请求以后按臣差满，全部将其所举劾，令河南道发单，各道一一详细查访，像考察的例子，分类送堂上官，必须举劾允当，然后为称职，否则就以不称职论。我欲保禄位，并非与人不同，为何乐于承担怨恨如此呢？诚然如果不这样，那么民不安；民不安，那么社稷不安。今天下祸患深于边疆，兵连于黔蜀，而内地百姓化为妖贼俘囚，也可谓不安之甚了。陛下即位以来，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乐。为臣子者，却以讨好世人自便，有人心的人必定不忍为。我希望陛下涣发德音，使领民之吏知道贪酷必不可为，巡方之臣知道贪酷必不可荐，提荐揭荐必不可行。所荐者必不可为溢美之言，所劾贪酷之吏必不可仅拟降调，从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向道，共图百姓之安，使我无怨之可任，而诸臣功名日高，禄位随之，名实甚粹美光庆及子孙，岂非仕人之上愿哉？如以我言为迂阔不可行，而置之于耳，我必不敢爱一官以负陛下高厚之恩也。

译左都御史高攀龙弹劾崔呈秀的奏疏：臣认为，御史回京接受考察的宪典法纪极为严厉，承蒙皇上反复申诫，可谓谆谆告诫、郑重其事了。然而没想到竟有轻视宪规、肆意妄为毫无顾忌的人，如巡按淮扬等地的御史崔呈秀。陛下不认为臣不才，让臣掌管都察院，难道不是希望臣是非分明，不偏袒、不隐瞒吗？臣刚进入都察院，恰逢两位御史回京，一位是江西巡按谢文锦，另一位是崔呈秀。臣心中惊异地说：“奇怪啊！两位御史同时回京，一个清廉，一个浑浊，清浊分明。”臣如果不替陛下明辨是非，那就是极大的不忠。于是立即交由河南道进行考核。不久，该御史袁化中将考核谢文锦的结果呈上，臣便以称职上报，奉圣旨：“谢文锦着回原职管事”，钦此。过了二十天，袁化中才将考核崔呈秀的结果呈上，袁化中大概是有难以启齿之处。臣去年奉命出差，今年复命回京，往来于淮扬之间，所见淮扬的士人百姓，无不称说自从有巡方御史以来，从未有过像崔呈秀这样贪婪污浊的人，这是地方的大害。每接受贿赂三千两银子，就释放访查的罪犯；地方大害，接受贿赂一千两，就释放。那些应当弹劾的不肖官吏，反而因为行贿得到推荐；应当推荐的人，大多因为不行贿而止步。各位御史出巡，常有节省公费以助国家用度的，崔呈秀却到处透支高达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不胜其苦，这在地方上众目睽睽，无法掩盖。臣当时因这不是自己的职权范围，不敢查访具体受贿的人是谁。至于举荐考核失真、贪婪酷吏漏网，则有两淮运司同知谭天相在此，他是崔呈秀所推荐的。崔呈秀刚离开地方，盐政大臣刘大受就列举他的赃私行为向朝廷报告了。还有霍邱知县郑延祚在此，也是崔呈秀所推荐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已经揭发他的馈赠行为，奉圣旨提审了。这是受贿而推荐人的确凿证据。臣曾经私下感叹，臣子辜负国家，其实是辜负自己。享受国家的宠信荣耀到了极点，像崔呈秀这样的人，辱没自身、辱没国家，又是什么呢？臣听说他明知谭天相贪婪，想要弹劾他。谭天相深知他容易收买，献上千金，请求免于弹劾，最终果然免了。谭天相更加深知他容易收买，又献上千金，请求推荐，最终果然推荐了。那么，那震慑山岳的威严，只供他抵御财物、攫取金钱之用，而坟墓间垄断利益的卑劣行径，竟然冒居触奸指佞的官职。臣所以说他极其辱没，应当从重处置，以洗刷巡方御史之辱。恳请皇上迅速敕令吏部议覆施行。

都御史李宾推举御史的奏疏，本院先前上奏，御史缺员很多，请求敕令天下巡按御史，以及布政使、按察使两司的正官，从推官、知县中选拔廉洁能干、名声卓著、阅历老成、言谈相貌相宜、年龄在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进士举人出身、历任三年以上的，不论是否曾被表彰，举荐送交吏部核实，分送两京各道问刑半年，照例实授。如果有知道而不举荐、举荐而不公正的，予以治罪。已经蒙皇上允准，并命令巡抚大臣共同推举。从此只有南直隶巡抚、巡按以及浙江两司举荐了几个人，其他人都顾忌畏避，没有敢举荐一人的。后来又只允许推举曾经被表彰的人，而且表彰多出于好恶私心，又有避嫌而不肯表彰的。巡按御史每年更换一次，有先前因表彰而后不肯复勘的，其中有年龄相貌不相宜的，有非科举出身的，有表彰之后改变初心的。古话说设立贤才没有固定方法，不可拘泥。又说推荐贤才受上赏，遮蔽贤才受显戮。如果不纳贿赂，不私交故旧，不听请托，不固执偏见，符合公论，自然能得人才。况且现在御史多缺，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乞请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抚、巡按以及布政使、按察使两司正官，各自举荐所辖的推官、知县，凡是科举出身、三年任期届满、堪任御史的，即使未被表彰，也应当举荐。如果再次知道而不举荐、举荐而不公正的，仍依法论处。这样就能振扬风纪，都得到合适的人选，而天下官吏也知道有所劝勉了。

大学士兼掌都察院事赵贞吉请求停止考察科道的奏疏。本月二十三日，臣看到吏部接出圣谕：“朝觐在即，纠劾要公正。自朕即位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乱朝纲，有奸邪不职的，卿等严加考察，仔细说来。钦此。”大概最近因为御史叶某奏论边事，言辞急躁狂妄，冒犯圣怒，以致严谕。臣听闻后不胜惊惧。臣仔细思考，叶某皇上已稍示降罚，足以惩一戒百了。现在又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诸臣，并波及前四年的诸臣，一时众心汹汹，人人自危。臣抱此私忧，所以不敢沉默。臣查得自皇上登极以来，科道诸臣仅二百人，中间难道没有赤心报国、忠直敢言之士？现在一概以放肆欺乱、奸邪不职定罪，其罪不容于死。臣担心考察之日，有关部门奉承圣意，过于严切，未免忠邪并黜，玉石俱焚，那么将来言路壅塞，士气消沮，有伤国家安静和平之福，其关系非小。恭惟皇上圣德宽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

译所激，所以降下这道严厉的谕旨。臣鄙陋平庸，错误地承受了您的委托，正当此时众人心惶意乱，治乱将分的关键时刻，怎么敢爱惜自身、保全职位，闭口不言呢？曾经考察过去汉、唐、宋的事情，都因为罗织党人的罪名，于是将一时的贤才消磨殆尽，导致国家空虚，无法应对紧急事务，从而衰败以至于不可挽救，这确实可以作为警戒。我祖宗的制度，设立科道官，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无论说得对还是不对，还有执政的大臣斟酌是否可行，呈请皇上裁决，即使有不当之处，也只是各自接受处罚，作为惩戒罢了，没听说将几百人全部加以考察，一网打尽，从而重蹈汉、唐、宋覆辙的。恳请皇上施予再造的大恩，收回成命，特别加以宽赦，仍然允许科道诸臣洗心革面，力求悔改。臣将看到圣谕的严厉，足以震慑狂妄躁动之心，而圣恩的宽厚，又足以激发忠直之气，宽严并用，恩威相辅，这是万世长治久安的道理。臣在内阁待罪的一年之内，屡次被科道官妄加诋毁，受辱不堪，这说明科道官本来就不了解臣。臣现在为此说话来救他们，怎么敢有一丝一毫徇私庇护、沽名钓誉的意思呢？天地神明实在鉴察。这颗心因为臣一念朴实忠诚，只想为皇上尊崇显扬圣名，为国家涵养元气，为天下爱惜人才罢了。况且臣兼管都察院事务，也有考察诸臣的责任。与其在下面调停营救，哪里比得上在皇上面前输诚哀求呢？倘若圣明垂慈，宽恕这些无知之辈，岂不是超越前代，光大祖宗，而留下美名于无穷尽吗！

译附录方正学方孝孺《御史府记》。皇上即位之初，就颁布明诏施行宽大的政治，赦免有罪之人，免除数以万计的拖欠租税，废除妨害百姓的事务。第二年，因改元而赐予高龄老人米、肉、絮、帛，百姓卖儿的，官府代为赎回。免除田地的租税，又分派使者询问天下百姓所忧患困苦之事，奖赏廉洁公正的官吏，判处死刑的犯人大多得以保全性命。于是刑部、都察院审理囚犯，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们都因畏惧而不敢犯法。

二年春二月甲子日，有诏书说：“近来因为诉讼文书繁多，将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与刑部分别处理各类案件。如今仰赖祖宗神灵，断案颇为简省，其将都察院仍按汉制改称为御史府，专门以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循良官吏、匡正政事、宣扬教化为职责。精简御史员额，定为二十八人，务必以忠厚之道达成治平。”三月戊辰日，赐予御史官服。次日己巳日，因都察院旧衙门在太平门以北，上朝参拜不便，命令就在詹事府作为御史府，在新衙门赐宴，又命令文武大臣都参加以宠幸安抚他们。不久有敕令命臣某记录此事。

臣认为百姓的生存，用道德来养育他们就安于为善，用刑罚来制约他们就弃绝为恶。圣人治理天下，难道有其他方法吗？使人人皆知去恶从善，那么治道就成就了。御史这个官职，始于周代，其职责所管辖以及权任重轻，虽然屡经变化而不固定，然而得到合适的人选就纲纪振作而国体尊严，不是合适的人选就人心不肃然起敬而是非错乱。然而专门委任其处理刑狱，是从近代开始的。从前法吏持刑严酷，犯罪的人日益增多，先皇帝非常厌恶困苦，想要有所更改却没有空闲。如今皇上以道德养育百姓，众生喜悦，诉讼之事衰止，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真正实行先帝的遗志。从今以后居于这御史府的人，应当恭敬地秉承圣训，凡是利于国家、利于百姓的就进言，作为百姓蛀虫、国家弊病的就去除，不要沉溺于私情而歪曲所坚守的原则，不要慑服于权势而屈服于应当做的事，一概以道义辅佐天子施行德教，使百姓淳朴厚道如同三代时，这才不辜负设立官职图谋治国的本意。如果不这样，舍弃大事而致力于小事，或者从事小忠末节来沽名钓誉，或者做诡诈行为、说谗佞言语来谋取荣利，对于百姓的治理与否、国家的安危毫无关系，那么这官职的名称虽然更改，而实际上令人厌恶困苦的状况依然如故，怎么可以呢？臣有幸执笔跟随太史之后，记录政教、明确职守以昭示后世，是史官的职责，所以记录此事，作为居官者的规鉴。

总督巡抚

汉初因为统一而治理，最终因为分封侯王而混乱。唐初因为统一而治理，最终因为分封藩镇而混乱。宋初因为统一而治理，最终因为分裂南北而混乱。正统以后，有的变故发生在腹地，有的祸端起于边疆，而各边各省一时的巡抚大臣大多不能振作联合防御，兴起讨伐罪人的军队，只是保全边境以自全，依托城池以自守，仅仅是这样战战兢兢罢了。像西边的额森，河北的赵贼，西蜀的廖寇，江西的华林，以及藩濠八闽的邓茂，楚地的麻阳，广东的岑猛，云南的麓川，猖獗震荡，而各省巡抚大臣都相互观望而不能互相救援，必须设立总督然后才能平定。那时并非全是巡抚大臣怯懦，而是没有算计。爵位并列、权力均等，两个大官尚且不能互相使唤，何况十数个大官呢？这是权势分散的缘故。历代圣主挥动长鞭而商议联合，在边疆和腹地多设总督以联合并节制他们，如同连环一样。并且颁布敕令，如果一省发生变乱，那么总督调动邻近省份的粮饷和军队，有的攻击其头部，有的拦截其尾部，有的牵制其左侧，有的角斗其右侧。有困难就联合制服，困难解除就解散回归，没有借兵的困苦，没有聚集粮饷的骚扰。俗话说：“分散的十个手指弹击，不如合掌的一击。”这就是分合利弊的说法。控制形势的策略，是极好的。

反对的人说：“多设总督，恐怕多扰民就不便，恐怕多耗费就不便。”不知道今天下，蓟辽已经设有总督了，宣大山西又设总督以联合，陕西三边又设总督以联合，四川云南湖广曾经设总督，事平后罢免不设。假使至今还存在，调动各省的粮饷和军队，只是鞭打制服莽酋罢了。况且两广有总督了，闽浙直隶又设总督以联合，事平后又罢免不设。假使至今还存在，调动各省的粮饷和军队，只是摧枯拉朽诛杀浙兵之乱罢了。近来又听从言官的建议，河漕总督得以提督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的军队，浙江、江西、湖广的粮饷，这是中原的一个总督。即使有师尚诏这样的人在锅中弄兵，只要合诸路坐着烹煮他罢了。只有河漕大臣不应当兼任巡抚凤阳。凤阳乃是陵寝所聚集的地方，中原的枢纽，其地位重要，其势位尊贵，怎么可以让河漕兼任呢？况且古代治水的人八年万里在外，又怎么可以像匏瓜一样系在一隅呢？决断另外设置巡臣为宜。由此说来，那么边海增加两个总督就足够了，凤阳增加一个巡抚就足够了，增加三个大臣而天下安定，有什么耗费值得说呢？况且无事时总督不得侵犯巡抚的权力，有事时巡抚不得违抗总督的命令。如果川云总督，应当驻守云南，或者兼任巡抚；闽浙总督，应当驻守浙江，或者兼任巡抚，尤其属于省便，又不必增加官职了。河漕总领中原，应当驻守淮安；而江北巡抚，应当驻守凤阳，这是大

译联属是形势使然。而郧阳、赣州的军门，又是小规模的联属形势。这样就能经常联合而不分离。问起总督军务的官职，本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回答说：都御史总督军务，是从正统四年麓川之战，王骥开始的。总兵官全都听从他的节制，既然已经由兵部尚书率领军队，恰逢王振喜欢夸大其词的心理，于是参照粮储的旧例。粮储称总督，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接着是己巳之变，敌人逼近都城，石亨在城北扎营，由于谦督管；孙镗在城西扎营，则由江渊参赞而已。接着四方多有警报，大抵都沿袭这个例子，例如：马昂在两广，石璞在关外，王来在湖广，侯璡在云南。然而事情平定后就撤职。又接着是景泰、天顺以及成化初年，白圭、叶盛、韩雍等都称提督，意在协同，敕书上写的是“赞理”。又接着成为正式官职了。成化六年，在梧州开设总府，这是成为正式官职的开始。三边总制，从弘治末年，秦纮、杨一清、张泰开始，便于征发和应对，现在也成为正式官职。那些议论的人掌握着衡量文武的权柄，施行兼管剿抚的策略，这是对的；但进退意见不一，束手无策且混乱，内外勾结，隐藏着奸邪，想要制约并协调他们，更应当加以润色完善，使必定没有潜伏的祸患，不也就尽善尽美了吗？又接着是陈金、华阳的战事，陆完、刘六七的战事，直到统制七省的人，后来的事情有时援引这些作为先例，一定要谨慎地驾驭他们，就可以了。

译天下设置巡抚都御史，是洪武年间所没有的。太祖皇帝不愿让重臣掌管钱粮兵马的典制。永乐十九年，敕令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员十三人，各同给事中一人巡视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巡抚。宣德年间，命令巡抚官每年八月赴京议事，大概是不愿因疏远隔绝而悬置机要重任。景泰四年，派遣都御史，其用意尚在于执持风纪。若有变故则入朝参与庙堂议政，而掌握兵权的大柄则由有司存留。从此以后，便有了整饬、提督、总制、镇守等名目，又兼任兵部尚书、侍郎之职并加都御史衔。百官群将俯首听命于一人的谋划，似乎对兼制有所疏漏，所以又用巡按御史来参劾制约。然而内外意见不一，痛痒不相关系，而掌管兵权的人常常受到掣肘而不能尽展其能。这是近年失事并归罪于抚臣的原因，确实切中要害，而当权者掌握关键之处可以更加施行了。天顺年间，石亨、曹钦请求罢免巡抚；正德年间，刘瑾召回巡抚。他们固然借私意以逞要挟，也并非没有理由。假如让他们安置亲信，那么其造成的祸害又不可胜言。

内阁张孚敬上疏说：我曾听说胡世宁议论说：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郧阳、南赣、保定、河南、山东、湖广、江西、淮凤、苏松等各边腹地的巡抚，以及巡视河道的御史，共二十三员。这些官员最需得到合适的人选，最宜长期任职。如宣德、正统、景泰年间，各边地的巡抚有只用寺丞等官领敕行事，不必官阶太大。又如周忱在苏松，自侍郎升任尚书，共二十二年；王翱在辽东，自佥都御史历任升迁至副都、右都、左都御史，共十一年；于谦在河南、山西十八年；陈镒在陕西也十余年。这都是因为任职长久而功业成就，保全救济了地方的百姓，为朝廷分忧。如今这类官员适宜在两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中年资深且出众者，给事中、御史、郎中，以及在外的左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参政中年资深的兵备副使、上等知府中推举升迁。原职高的升任副都御史，原职低的升任佥都御史，资历极浅的升任署职，令其领敕同样行事。那些在边地不熟军旅但善于治理民事的，改任内地，不算贬抑。年资深且有功劳的，在当地由佥都御史升任副都御史，副都御史升任右都御史，常管这一方。年资极深且功劳显著的，就升任部院掌印。如正统、天顺年间，金濂、年富都从副都御史升任户部尚书，不算越级提拔。大概必须先如此广泛推举，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后必须如此重用提拔，才能长期任职。长期任职才能修葺得边疆完固，抚治得百姓安乐，作为国家久安长治的计策。

《大政记》说：景泰三年，太仆少卿黄士隽说：巡抚重臣，三司所行的事多被掣肘，况且任职久了或许会变节懈怠，请求总揽敕令大纲，不亲细事，只听从舆论，不执私见。那些事务妥当、百姓安宁的地方，可以不设此官。三司的权力本来很重，巡抚初设时，便多有龃龉，尤其不利于武官。所以石亨上奏罢免。这是黄少卿有感而发之言。天下太平已久，官箴逐渐废弛，事务未必妥当，百姓未必安宁，则此官不可少。只需得到合适的人选，以老成持重为主，得到有风力的御史辅佐，尤其好。所谓风力，是指能惩治大奸大贪，所以说持斧，斧缺为贵。循守旧例敷衍塞责，完事回京升任堂官，开府仪仗肩摩而上罢了。

《西垣笔记》

洪武辛未年，敕令皇太子巡抚陕西，巡抚之名始于此时。建文元年，任命左都御史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给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任采访使，分巡天下，询问百姓疾苦，奖赏廉洁公平的官吏，罢黜贪污不职者，都可以便宜行事。

洪熙初年，曾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直隶、浙江。到宣德元年二月，周干返回，说有关部门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受苦，请求命令朝廷大臣往来巡抚，使百姓安居乐业。下达吏部、户部、工部商议，于是任命广西按察使胡概为大理寺卿，同四川参政叶春巡视直隶及浙江各郡。这是设置巡抚的开始。

凡是派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抚各处地方，事毕复命，或即停止派遣。起初名叫巡抚，或名叫镇守。后来因为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又公文往来也多受阻碍。定为都御史巡抚，兼管军务的加提督，有总兵地方的加赞理，管粮饷的加总督。兼理其他如整饬边备、提督边关以及抚治流民、总理河道等项，都是因事特设。

提督总制地方，不回避本省，开封人许廓以工部左侍郎，彰德人王彰以右都御史，都巡抚河南。兖州人樊敬以右通政，镇守济宁，潍县人刘应节以刑部尚书，特敕开凿胶莱河。张学颜、梁梦龙等以直隶人，总督蓟辽。景泰初年，给事中李实等上奏：“近年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动辄经过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家庭悬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远离，遇婚

译因战乱而无法结婚成家。有子女的尚且留下这种忧虑，没有子女的更值得怜悯。请求命令各官员商议，允许他们的妻子儿女留居当地，酌情发放当地官仓的俸禄米粮以供养他们的家庭。”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这是巡抚携带家属任职的开始。

译总督、巡抚带有风宪官的衔头，不仅地方上的利弊可以言说，即使是朝廷的重大政事也没有不可以上奏报告的。万历年间，山西巡抚魏允贞、淮扬巡抚李三才，都极力议论天下大事，读他们的奏疏，即使是科道官员也不多见。又如王岳被刘瑾驱逐，山东巡抚朱钦极力为他辩白，刘瑾罚他米三百石而不能治他的罪，后来就沉默不说了。

监察御史

正统四年十月，皇帝谕令礼部、都察院：朝廷建立风宪制度，赋予其耳目之职，寄托着纲纪的重任，以此来肃整百官并使各项政务端正。《宪纲》一书，始于洪武年间，后来官制不同，应当根据时势加以修改，但内外的风宪官员往往有凭个人情感随意增补的。我的皇考宣宗章皇帝在位时，臣下屡次提出意见，于是敕令礼部会同翰林院的儒臣考证洪武年间的旧文并加以阐明，并将洪武、永乐以来祖宗所确定的风宪事体记载在简册中的，全部载入其中，永远作为遵守的准则，并增加了训诫的话语。凡是出自臣下自行增补的内容，一并删去。书成之后，先帝驾崩未能颁行。我即位之初，深切认为风宪事务重要，敕令有关部门严格选拔，务必任用得人。外地的风宪官员又以《宪纲》进言，我现在在先朝所考定的基础上，增加目前施行的事宜，你们礼部即刻刊印颁布，让内外各衙门遵守。你们都察院要下达给各道御史及在外地的按察司官员，恭敬地遵照执行。洪武年以后的《宪纲》，凡是属于臣下自行增补的都不采用，敢有故意违抗的，必定治罪不赦。务必恭敬，特此谕令。

嘉靖年间的敕谕：我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不可不加以重视。然而要想百姓安居，又必须慎重选用地方长官，然后百姓才能获得安宁。近来屡次有命令，吏部多方选拔任用，用心考察之外，但未听说某位官员确实贤能，某地的百姓获得了安定的生活；某位官员不贤，某地的百姓民不聊生。没有依据来升降官员，实际效果尚未达到。况且近来灾异变故繁多，本来是由我导致的，而百官分理政务，也难免有过失。有匡正辅佐责任的官员，而亲近百姓的地方官又最为关键。现在将我偶尔有所见闻的，订立为条目，你们部院便即刻刊布，昭示后人。

地方长官已有命令，有关部门慎重选拔之外。着令他们到任之后，务必上遵我皇祖的成法，尽修职守，爱惜百姓。百姓想要的给予他们，百姓厌恶的为他们除去，扶持善良而驱逐强暴，尊重贤能而罢黜不肖，用忠孝来教化他们，用仁义来引导他们，不得肆虐用酷刑残害我的百姓。

凡是军民人等，有在家能孝顺奉养祖父母，恭敬侍奉长辈，和睦邻里，教训子孙的，务必要指名上奏，以便表彰优异，不允许徇私情用私心。

耕种桑麻，是衣食的源头。一个家庭中，依靠它上奉养祖先父母，下抚养妻子儿女八口之家，必须依时努力从事，男女各自勤勉于自己的职责。只要是少壮之人，都要耕织。耕种的人不要懈怠于农具，织布的人不要懒惰于织机。早起晚睡，大概不至于遭受饥寒之苦。

各地只要有荒芜不种的土地，着令招引贫民自行耕种，官府给予牛具、种子，不征收税粮，不允许豪强侵夺。以及官豪人等有违犯规定的，一并上奏治罪。

秋收之后，所收获的粮食必须节约爱惜，不得贱卖丢弃，储存起来以备荒年歉收。

耽误农事、损害道义，大概没有比佛教徒更严重的了，现在尤其严重。他们不过是用生死来恐吓我们的百姓，小民非常愚昧，真的相信而无疑虑，漫不经心而不醒悟，以至于伤害伦理败坏风俗，废弃人事，舍弃农业，对世道极为有害。现在虽然不能完全去除，恐怕驱迫得太快，必定会招致祸害。只要治理百姓的官员经常加以省察晓谕，禁止告诫其未来之事，那些已经被迷惑的人，有能舍弃邪道遵从正道的，都着令他们回归本业，必须从容善诱，务必使他们转变。如果一个府中有一年能教化归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县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上奏了吗？也上奏以便考核。

想要地方长官尽职，又在巡按御史。御史能尽职，作为表率，他们自然不敢不勉励。今后各地巡按御史，着令按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的事件，务必遵行，不得抗违，作为以身作则的方法。敕令中所载，某位官员确实有遵行尽职，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指名上奏升用，或赐予表彰。有仍然像以前一样不遵行，故意虐待小民的，也要指名弹劾上奏治罪，务必公正地推荐弹劾，以便升降官员。如果有不这样做的，如果朝廷访知，决不轻饶。如敕令所奉行，特此谕令。

嘉靖六年署理都察院事务的兵部左侍郎张孚敬申明宪纲条约。一、《宪纲》记载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领官、各道监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允许互相纠举。今后巡按御史弹劾三司不尽职的，吏部斟酌执行。按察司官员确实有能纠举巡按失职的，也应吏部查记，不允许科道官员挟私报复。那些巡按清军、巡盐、刷卷的御史，与地方同僚，固然应当同心协力，也必须互相纠察，以澄清风宪体制。一、《宪纲》记载监察御史巡历去处，不允许出城迎接方面官相见，左右对拜分坐。此后不允许伺机作揖，无奈积弊成风，卑恭过度。今后接见之间，务必依照《宪纲》旧礼，敢有傲慢违背的，本院考察不尽职的三司官员不知自立，仍然像以前一样献媚的，吏部、兵部即刻以软弱无能定罪罢免，则

译繁冗的文书去除，实际的成效就达到了。《宪纲》规定：凡是监察御史和各道按察司官员，每次出巡审问囚犯、查阅案卷，必须走遍所有地方，不受期限限制。近来出巡按察的官员，半年还未到任；交接职务的官员，十天半月都不出省城。今后御史接受差遣，都要按照水路行程前往任职，并写明某年某月某日交接，某年某月某日按察某地，呈报本院查考。违限怠慢公务者，一定参奏追究，这样郡县都能走遍，奸邪弊病没有不被察觉的了。

《宪纲》规定：监察御史出巡所到之处，如果有百姓控告官吏不公等事，必须亲自追问。近来有的不等百姓控告就专门从事私下查访，有的不亲自受理而转交给下级官府。今后不许私下查访而滥及无辜，必须自下而上，确实有断案不公才予受理。案情重大的，亲自审问；本院多次下发勘合的案件，必须对质案情亲自审理并回报。事情完结，考察完成六七成的，才允许返回本道管事，这样事情不会停滞，百姓也就没有怨言了。

《宪纲》规定：出巡按察所到之处，广泛考察各衙门官吏，对品行端正、廉洁勤勉、公正谨慎的，以礼相待并推荐；对贪污滥权、奸邪谄媚的，告诫并弹劾。劝善惩恶得当，人们自然敬服。近来推荐滥加于平庸之人，弹劾下及于县丞县尉。今后任职年限长、政绩卓著的，才允许保举；五品以上赃迹显著的，指明事实参奏。如果是下级官员不称职，审实后提问，不必一概弹劾，以免有损宪台体统。

《宪纲》规定：风宪之官，应当心存忠厚，对于刑狱之事。

译尤其需要详细谨慎，如果不问事情轻重，而一概滥用酷刑以逞私欲，在拷打之下，死伤必定很多。制定法律贵在严格，使用刑罚贵在宽缓，凡是各种酷刑的工具，都应当摒弃不用。死刑是重大事务，必须亲自审问无误，才能体现圣上钦恤的至意。宪纲规定，分巡所到之处，不许多用随从、饮食、供帐，只宜从简。今后巡按自巡捕官、防印皂隶、清道之外，不许多带人马随行。凡是设置彩铺、毡毯，以及无名的馈赠之类，一律不用。如果有额外奉承的，一定治罪，以免百姓供给繁多。奉旨：卿所奏修举宪纲的事件，都切合体恤百姓、谋求治理的要务，便与各处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员，务必切实遵行。如果仍有沿袭前弊、虚应故事的，由堂上官查举降黜。右都御史汪鋐申明条约。一、精考察，今后巡按御史考察官吏，务必广泛询问、秘密探访，或向田野间的平民询问，或向德高望重的父老询问，人人致问，事事细察，不要被片面之词迷惑，不要拘泥于一点。回京之日，务必将询访所得的来历，在各本官名下明白开注，以备参考。一、谨官防，巡按御史务必严于律己，所带的衣鞋等物，只作一扛，不超过百斤。书吏、监生的行李，共作一扛，只有这两扛在御史马前随行。所到之处下马与起程之际，御史都要督同各该府州县掌印官，从三面将这两扛一一检阅明白，才允许收放抬行，并将书吏、监生身上一起搜检。卷宗簿籍等公文装载在卷箱中，封锁明白，另委派一名官员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同各该掌印官逐一搜检明白，才允许收受。一、严督率，布政司、按察司分司官员，按例应在二月初出巡，五月终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一月终回司。奈何各官好逸恶劳，不肯按期巡历，又因巡按御史多住在省城，想要随众伺机，于是各自托故专门在省城安坐。今后巡按御史务必严督各官遵照事例，按期巡历，不得擅自回司，如果敢故意违抗，立即参奏。一、戒奢侈，巡按御史务必躬行俭约，为一方表率，每日口粮五升之外，秋毫不得向官府索取费用，一菜一鱼必须用口粮米，按照时价交换，仍遵照宪纲。御史陆路给驿马，水路应付站船。监生、吏典承差，陆路并骑驿驴，水路应付递运船，并不得扛抬四轿、乘坐座船。如果御史不能以身作则率下，喜好奢侈，不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驿马而乘四轿，故意违犯宪纲。臣等查访得实，参劾治罪。奉旨：览卿所奏，深切时弊，都准许施行。

左都御史孙丕扬《内台定规疏》：臣等私下认为，天下的澄清，在于治人与治法，这两者而已。御史，是身行澄清的治人；都御史，是总领澄清的治法者。所以四方的体统想要端正，而台臣的因循应当革除，为天下率先；百官的法纪想要整齐，而台规的参差应当厘清，为百官倡导。臣不敢远举，目前掌道御史，是风纪的总领，相习成风，乍掌乍更；巡按御史，是直省的表率，相习成风，重内轻外；巡视御史，是畿辅的首善，相习成风，月易季易。像这样而期望澄清，谁能承担？这关乎天下国家，并非小事。臣孙丕扬是旧台臣，还能记得旧章，谨出千虑，仰尘圣览，倘若大圣不嫌弃刍荛之见，希望细流稍补沧海，这是臣与诸御史最大的愿望。其一曰专御史之掌道：臣认为十三道是言路，关系礼乐刑政，无不察焉。按旧例，御史掌道，常用资历深的，近来定为六人规制。然而掌管数易，政体推诿，不是好计策。臣认为专任使便：掌河南道的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的兼管云南道，掌山东道的兼管广西道，掌江西道的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的兼管广东道，掌陕西道的兼管湖广道，贵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变之体，而道有定掌。掌道的御史仍用资历深的，先三差回的，次二差回的，又次中差回的，都照隆庆二年事例札委掌管一年为满，即准算差。倘若遇缺人差用，也必须掌逾半年才更易，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职业。这样道务掌以定员，事有专属，久任期以成岁，人有固志，这是澄清的总地所当议处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认为两京为根本重地，十三省为纪纲专司，官箴民隐，御史肩负，特称隆重。按旧例，御史之按巡，必中差始畀按差，必满差始请代差，必挨次始得拟差，宪度森然，莫敢紊乱。近见台规多变体矣。臣认为仍旧贯便：顺天即近，不专资深以防择人；广贵即远，不差初授以防择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择。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

译不按规定派遣差事；任期未满的，即使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也不安排替代；不遵循次序的，如果不是确实因为南北原籍的原因，就不轻易处置。差事很少越级提拔，人们缺乏急于求成的心态，这难道不是广阔平坦、光明正大的宪章谋略吗？坚守这些原则并灵活掌握松紧，整顿边疆重镇，人人都崇尚清廉简朴的风气，各省都奏报清正廉洁的政绩。四方依靠倚重，难道只是微小的作用吗？这是澄清分巡御史职责应当商议处理的第二点。第三点说：长期担任五城巡城御史的人，观察居住在重要职位上，谁比五城更重要呢？巡视御史，旧例并非专门为了喧闹而设的，遇到奸邪弊端，依法送交处理，这是正统年间的惯例。禁止赌博，缉捕盗贼，管理铺面火夫，追究优免特权，这是成化年间的惯例。查问九门官吏，大多勒索客商财物，这是弘治年间的惯例。访察参奏，防止贿赂馈赠，这是嘉靖年间的惯例。至于禁止科敛诈骗，裁抑豪强奸顽，安抚体恤孤寡善良之人，惩治奢侈游乐，举荐弹劾兵马司官员的善恶，哪一件不是御史的职责呢？臣认为专门责成，便御史必须使用实授官员，替换差事必须札文确定一年，宪章法度必须期望大力推行，务必互相率领而专心于京城事务，以遏制这京城社稷的祸患，恢复这京城地区的创伤；并且减少外班人员，以杜绝请托，建立年度名册，以报告任期届满的政绩，这样京城百姓繁杂如猬毛、蚕食般聚集的乱象，希望可以得到有效的压制。这是澄清国都应当商议处理的第三点。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上奏回答，这些所议的有利于宪章体制，都定为定规，以垂范永久，作为巡城的关键要领。

译巡视南城湖广道监察御史方震孺上疏说：臣考察前代京畿地区的政务，大多统归京兆尹管理，而我朝则同时任用五名御史，这用意深远啊。因为五府六部环绕聚集在京城，百姓不了解它们，只知道有巡视城的御史；侯王保傅在长安显赫威风，百姓不畏惧他们，只畏惧巡视城的御史。细微到儿女间小忿的争执，世俗到米盐琐碎的事情，不禀报御史就无法解决；短暂到徒步相搏的冲突，长久到毕生深仇大恨，不禀报御史就无法平反。甚至那些翻云覆雨的奸诈，布地遮天的手段，非御史不能揭发其阴谋。豪强宦官、巨大家族，炙手可热、熏天蔽日，可以一语折服他们，无人敢喧哗依仗；城中的豪强，根深蒂固，可以一纸檄文招致他们，无人敢抗拒。那么巡视城的职责非常专一，其权力非常重大。所以臣来不及列举枝节问题，只寻求根本：说城规不可不严肃，城禁不可不严密，城员不可不慎重选择。巡视地方的官员按规定不得携带家属，按规定不得接受私人书信，按规定不得寻常宴饮。为什么城差偏偏不是这样？终日拜客，终日应酬。大概交游杂乱则精神日分，书信往来则面皮难冷。对外严格而对内宽松，难道是任用御史的本意吗？所谓城规应当严肃的，就是这一点。

听说我皇初年执政时，都门白昼无人敢持帕仪往来，而一切白莲左道、捏造谣言诽谤的徒众，都潜踪屏迹，可以想见当时整顿的景象。现在逐渐蔑视如故了。就像经略系狱，而灵济宫的一弟一侄，椎凿之声四处可闻；又臣在搜查假印时，无意中得到山人庄士元文书一卷，都是罪宦戚属的辩白揭帖，而其他一二尺牍，深有可疑讶之处。才知道山人墨客，惯走豪贵之门，走险通神，大为悠谬之口。这类人不驱除，巡视城者不得谢其责，所谓城禁应当严密的，就是这一点。

京师是万国的堂奥，而亲民之官只有兵马指挥。过去司官题用正途，最有深意，而不知坊官之亲民与司官无差别。我私下认为各城坊官，也应当以考选遗珠充任，其体貌升转与司官等同。岂止司坊，即使宛平、大兴二县，也应当用科甲而治行最优秀者，其超擢也应当出自藩上。所谓城员应当慎重的，就是这一点。总之，有官不可以无法，有统不可以无辅。有官，有法，有统，有辅，而所以治理京师的，过半矣。各差建置。

自古言官察官截然二项，如宋时亦尚如此。御史台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一人，以上并系言事官。监察御史六人，也曾许言事，后来止察事。

宋制，入台有十旬不言事，辄举辱台之罚，我私下认为过矣。使时无可言，固将强聒也。故尝谓台谏之言事，当论其大小，不当论其疏数；当论其缓急，不当论其早暮。御史差委，在内则京畿道刷卷，及巡视京营、提学、巡仓、巡库、巡视光禄、清恤、盐课；在外则巡按、清军、刷卷、巡盐、巡河、巡关、巡茶、印马、屯田。遇有征行，则特遣监军、纪功。

宣宗尝谕左都御史刘观曰：“中外文武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内府诸衙门，皆有钱粮出纳，近闻其弊甚多。即选能干御史，率监生于东华门外庑下，取各监局文卷簿籍，详加磨勘。有隐匿钱粮、虚冒支给者，悉以闻。”

景泰六年，给事中李瓒言：“南北直隶学校俱无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员专理。”始命御史叶峦、张监督南北直隶学校，防典不载。

宣德二年，差御史各处清军，后革归右布政旧制，遣御史二员于长芦、两淮巡盐，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费不给。景泰初，给事中李瓒以为言，遂罢巡河御史二员，令巡盐御史兼之。景泰三年，罢两淮、长芦巡盐河道，命巡按官兼理。正统三年，令每岁各差御史巡视。景泰元年，差侍郎一员清理淮浙盐法，取回御史。三年，又令差御史二员于淮浙巡盐。

旧制屯田俱增设佥事一员，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史兼理屯田，天顺九年令南都察院差御史一员巡视屯田，正德三年差御史督理北直屯田，隆庆二年差都御史三员经理各处屯田。

河东盐池旧止以巡按御史兼视，成化九年始专设盐御史。

永乐十三年，差御史三员巡督陕西茶马。景泰四年，仍照洪武中例，差行人。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员于陕西巡茶。七年，罢差行人四川巡茶。十一年，令取回御史，复差行人。十四年，仍差御史。治十六年，令取回御史，命督理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仍设巡视御史一员，令仍前督理陕西茶马，

译同时兼管四川、湖广等地区的政务。

译嘉靖年间，都御史汪鋐弹劾出差御史王宣、谭缵、沈奎、陈大器、陆梦麟、李美、胡体干、陈世辅、熊爵等九人，先后保荐下属官员。在考核官员的日子，这些人大多因贪婪、残暴、不谨慎而败露，应当连坐受罚。请求敕令吏部根据他们保荐人数的多少来议定处罚。吏部覆奏：巡按御史滥举四人以上的革职闲住，二人以上的降一级调任外官，一人的罚俸半年。皇帝下诏听从，定为法令。

巡按御史复命时，以销缴勘合七成为称职，近来固然就是依据这个数目而超过它的人了。过去百官各司其职，如今巡按揽尽百务，事务虽多却反而容易完成，这怎么说呢？那么他们所完成的，知道不是像昔日那样详尽了。按照宪纲，巡按受理诉讼，必须是各衙门判决不公的案件，他所受理的必须亲自裁决，不令批转发回，悬置意向于喜怒，这样然后事情可以立刻显现，而上下附和同流之弊就堵塞了。

归有光说：“嘉靖乙卯年，侍御史余姚周公受命，来巡视吴中。旧例，御史巡视天下郡国，通常一年回朝复命。周公满一年将要离去，而官吏百姓伏阙上书，愿意挽留的有数千人。皇帝下诏听从，再次挽留，于是将近三年。周公在吴中，每次巡视各县回来，百姓扶老携幼，挤满街巷，致使使车不能通行。”

永乐初年，因为山东道御史文郁不熟悉刑名，改任工科给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为刑科给事中。旧制，御史都骑驴。宣德年间，御史胡智说：“御史担任纪纲之职，受耳目之托，纠劾百官，肃清政务。如果巡视一方，那么御史作为朝廷差遣，排在三司官之上，有时与三司一同出外处理公务。三司都骑马，御史独自骑驿驴，颇失观瞻。从今以后请骑驿马，皇帝允许了。”定为法令。

永乐时，都御史陈瑛说：“御史车舒怠惰，不能胜任事务。”贬谪车舒戍边。于是对陈瑛说：“御史应当任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做到这些的，就罢黜他。”宣德时，御史谢瑶推荐文书误写姓氏，自己陈述改正。宣宗对吏部说：“古人奏牍，都存有敬慎之心。石庆写‘马’字缺笔，害怕连累致死。如今推荐贤才却不知其姓，怎能知道他的才能？轻率如此，怎能称职御史之职？”于是贬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

嘉靖年间，金符巡视山海关，巡视抚顺天都御史孟春弹劾他行事乖张，不遵循宪体，金符不置辩，下诏回京考察，贬谪为河南邓州判官。

天顺年间，御史李蕃、杨璡巡视宣府、辽东，所经过的军卫有司，都命令排列官军远远出迎送。皇上听说后，大怒，都命令逮捕审问，仍降敕申饬。以后有司迎送，路跪甚至，鼓吹放炮，开门一如制度。抚则万历以后事也。

宋王炎《双溪集》说：“过去汉代部刺史以六条考察州，五条以考察二千石，而一条以考察大姓强宗，墨绶以下不与焉。并非固严于其大而略于其小，认为大吏有所畏忌，那么其小者不治而自肃了。如今外之台府与内之台谏，均有所奏劾。我私下认为台谏不论贵近而论庶僚，台府不按郡守而按小吏，那么人情不服而法不法。我昔在荆州，听说南轩先生有言：‘帅桂四年，但按郡守，微如簿尉，纵有奸赃为害也小，不若先治其大者。’这是至论。”

宋魏鹤山《古今考》载：“通曰：秦以御史监理诸郡，谓之监察史。《战国策》有韩安邑之御史，则以御史监郡。六国亦有之，非始于秦。汉省其官。”

提刑按察使

宋文恪讷说：考察如今提刑按察，是周朝命令撢人巡视天下之遗意。自唐虞五载一巡狩，考察制度于诸侯；至周封建广，五载巡狩之礼不能实行，而撢人之制始兴。大概以道国之政事，而使万民和悦。秦起废周制，汉兴虽不能复遣掾史行部，郡国之治悉达于上，无撢人之名法撢人之意。逮孝武初置部刺史，以六百石之微，而察二千石之尊卑。其职使自厉重，其权使自行，诚一代美意良法也。绥和以来，制不遵古，始更部刺史为州牧，职重权专，遂流为藩镇之弊，而古制泯矣。夫按察始于唐，提刑始于宋。唐则三年以遣使，宋则诸转运以兼职。名起于近，而意沿于远也。皇明既一四海，即分天下为十有几道，立提刑按察使司，有使有佥，周适四方巡行风俗。上以宣帝命，下以求民瘼，按其官吏能否而进黜之。本唐虞之考绩法，汉家之分行，此我国家统纪之有经欤？

唐置观察使，贞观初，遣大使十人巡视天下诸州，水旱则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神龙二年，置十道巡察使，按举州县，再周而代。景云二年，改十道按察使。开元二

译唐玄宗开元十年，将天下划分为十五道，改设察访处置使。天宝末年，又兼任黜陟使。乾元元年，又改称为观察处置使，都由朝廷官员担任，而藩镇的大使都在其监察范围之内。

译宋仁宗时期，知谏院欧阳修上疏请求设置各路按察使。臣私下观察到，天下官吏的数量极多，朝廷无法遍知其贤愚善恶。审官院、三班院、吏部等机构，又只主管任命差遣，对于日月累积下来的人才能否都无从知晓。各路转运使等人，除了对有赃罪的官吏自行败露者临时举发外，也没有别的考察官吏的方法，致使年老患病者，或懦弱无能者，或贪婪残忍害民者，这类人遍布州县，却没有升降黜陟，因循苟且，积弊深重，冗员滥竽者众多，导致天下州县治理不善的十有八九。如今战事未息，赋税徭役繁重，百姓哀号，创伤尚未恢复，救济疾苦，选拔官吏是首要之事。臣现在请求特别设立按察之法，在内外朝官中，从三丞以上到郎官中，选拔强干廉明的人担任各路按察使。向来虽然差遣安抚使，但因管理其他事务，不专司按察。现在请求命令进奏院各录一州官吏的姓名，做成空行簿册，交给他们，使他们到州县遍见官吏，那些公廉才干明显、事迹确实，以及老病无能、明显有治理不善迹象的，都用朱笔写在姓名之下；其中才能一般、没有奇特功效，也不至于荒废败坏的人，则用墨笔书写。又有虽然是平常之才，但能专长于一事的，也用朱笔特别标注。使者返回后详细奏报，那么朝廷就可以坐知天下官吏的贤愚善恶，不遗漏一人，然后再另行商议升降黜陟之法。这样足以澄清天下，在年岁之间可望达到大治。只劳朝廷精选二十多人充任使者，没有难以推行的事情，请皇上裁决。

元朝在各路设立行省，中书省总揽大政，就是现在的布政使。又设立行御史台，以负责纠劾，就是现在的按察使。至元年间，有人提议以行台兼领行省，尚书董文用说：“御史台好比卧虎，虽然还没有咬人，人们仍然畏惧它。如果加以摧折抑制，那么风采萧条，也就再无可指望的了。”

明朝初年设置提刑按察司，称为外台，与都察院地位并重，所以《大明令》中按察司、都察院并列，不把它视为外官。洪武年间皇帝谕示说：“治理官吏的弊端，没有比贪污更严重的，而庸俗鄙陋者次之。现在天下府州县官，在这两方面往往都有，因此弊政日益滋生，百姓遭受其害。所以命令你们按治当地，凡是官吏的贤否，军民的利弊，都可以兼问，纠举弹劾。”建文年间改为十三道肃政按察使。永乐年间确定现在的制度，按察使掌管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察官员邪曲，擒拿惩治贪婪酷吏，禁止诘问强暴，平反审理刑狱，昭雪清理冤屈，以振扬风纪。所以当时巡历所到之处，贪污的官吏低头受法，百姓困苦因此得以缓解。等到后来巡抚、巡按的权力加重，而宪司仅仅成为执行命令的官员，这就是吏职日益废弛的原因。

嘉靖十二年，内阁大臣张孚敬代理都察院事务，申明御史纠弹各衙门，而御史不法，也听任按察司纠弹。台谏不得挟私报复。王廷相掌管都察院，请求依照张孚敬的提议。皇上说：“这是祖宗的制度。”掌管都察院的人多事姑息，巡按故意纵容，按察司畏惧怯懦，完全不符合政体。命令通谕施行。

景泰三年十二月，降湖广按察司佥事黄润玉为直隶和州含山县知县，因为巡抚右都御史李实考劾他不熟悉刑名。

召对王副宪纪都察院副都御史王志道上奏内臣越职一疏说：“私下认为皇上差委内臣，不过是核算钱粮、兵马、物料罢了，原本不是假借大臣、小臣的官评吏议。近年来参疏日益增多，论劾逐渐扩大，对内纠弹科道六部，对外纠弹方面督抚；又对内纠弹六部卿贰，现在则纠弹辅臣了。这就是臣所说的越职。国家设置辅臣，不仅责成他们参赞廷议，宫中府中的升降奖惩褒贬，都是他们的职责。如果让内臣纠弹方面，侵犯抚按的权力，而辅臣不过问；内臣纠弹御史，侵犯掌院的权力，而辅臣不过问；内臣纠弹六科给事中，侵犯掌吏垣的权力，而辅臣不过问；内臣纠弹卿贰执政，渐渐口含天宪，手持朝纲，而辅臣尚且不过问，那么还要那些辅臣做什么呢？《诗经》不是说吗：‘杨园之道，猗于亩丘。’说的是从低到高。夷陵的渐变，日益严重，起初忌恨刍马，最终逼迫堂廉，于是使得内臣得以操纵长短，肆意刺讥诋毁，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况且中外诸臣，纠弹内臣的很多，轻的纷纷离开朝廷，重的下狱对质，而辅臣不能救助。难道入宫报告皇上不让人知道吗？将要问而不能吗？还是能问而不愿吗？臣仰见皇上天地般的心，内臣外臣原本一视同仁至公。近来内臣所纠弹的，辄批复可，纠弹内臣的，未见施行，辅臣为什么不举出并一体言说，以成就天地的至公？臣仰见皇上日月般的照耀，显劾密察，各有本末至明。就在内臣中间，有奉法循职的，擅权越局的，原本不同，辅臣为什么不举出并分别言说，以成就日月的至明？臣仰见皇上雨露般的恩泽，体恤群臣，无所不周至仁。现在建言的人与被言的人，或放归田里，还可以引分自安；或薄”

译显示降职罚俸的处分，尚且可以勉励他们努力补过；至于被下法司、下诏狱的，如马思理、高倬、王忠孝、孙肇兴等人，确实没有不可赦免的罪行，却有可以宽宥的情节，辅臣为何不一并举出，以“解网”（宽刑）的道理去争辩，以加速彰显皇上的恩泽？像这样的事，朝廷内外无不以此责备期望辅臣，尤其以此责备期望首辅。首辅在此时务必极力担当，或许还可以自安，如果再次沉默昏聩，怎能仰副明主知遇之恩和谆谆谕留之意呢？

关于宦官的得失，渐渐无人敢言。南北党争如水火，构陷争斗已至极点。这固然是朝廷臣子的祸患，也不是宦官的利益所在。虽然如此，还值得议论。士气容易激愤，也容易萎靡；名义容易争执，势利也容易勾结。从今以前，固然担心他们争执；从今以后，还忧虑他们勾结。勾结则角力相争，且会化为称颂，那就不可言说了。履霜坚冰，由来已久，不见其形，愿察其影。皇上清明在躬，睿智如神，何隐不烛？岂待刍荛之言？只是臣心不安，不敢在君父面前有所隐瞒。况且备员执法，不但辅臣有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道义；即使微贱之人陈力就列，不能胜任也当停止的本分。

崇祯六年癸酉二月初八日庚午，皇上召见辅臣等，以及五府、六部、都通政司、大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及京营总督、协理锦衣卫堂上官，来到文华殿。皇上驾临文华殿，诸臣在门外行叩头礼完毕。皇上随即命卿等进来，诸臣严肃班列而入，面向东站立。皇上首先召见王志道，都察院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出班跪下。皇上说：“派遣使用宦官，原本不得已，屡次有谕旨防范，极其明白。为何又有这一番议论？昨天王坤的奏疏中有防范之语，责备他轻率妄言，大体已经保全了。为何又牵扯许多，说宦官参劾的官员被处置了，参劾宦官的官员也被处置了？但是处分各官，都是为了宦官。这样朝廷之上，别无政事，都是宦官了。种种诬捏，不可枚举。别的暂且不提，就像王忠孝，腐烂的米豆，人马都吃不得。他管理什么事务？这样的参劾，该处置他也说是为了宦官处置的。还说他在受审时不能备一顿饭一文钱。他若没有情弊，为何肯放这样的米豆？又如为草场处置的，为军器处置的，都说是为了宦官，又说一个稍轻，一个独重。前两厂已几次从宽，仅止降职罚俸。盔甲厂这番军器着实不堪，所以重处。那安民厂稍堪，所以稍轻。那掌厂臣宦官刘守干也是一同提问的，为何只说是为了宦官？又如修整城守军器，正是事先筹划。金铉奉旨管理，连炮眼也都不开，可不误事。胡良机巡按宣大，两年不为不久，抚赏大弊，毫不觉察，这也是不当处置的。总是借一个题目凑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名，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劾过宦官，就是护身符了，随他失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

王志道奏曰：“神圣在上，岂容内外臣不奉公守法？其有不奉公守法者，皇上自有鉴知。只是近日内臣参劾渐广，诸臣受罪者多，外庭皆以申救责备辅臣，臣知无不言，不敢不采外庭责备之言入告。及辅臣为王坤所参，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之忧。臣仰体皇上好问好察，无所不照，岂可使中外有纷纭之疑，不以上闻？臣闽海愚材，自以为辅臣该言的，臣亦该言。内臣既可纠廷臣，廷臣亦可纠内臣，其为法受罪，诸臣风雷露雷，无非皇上之教，生死荣辱，无非臣子之分。臣岂敢为诸臣出脱？至臣疏中不能详慎，语多谬误，罪当万死。”

当时王志道说“谬误”二字，语音不朗，皇上问辅臣是说甚麽，辅臣温体仁代奏曰：“谬误。”皇上说：“有这许多谬误来，你在朕前便说谬误，书之史册就不谬误了。”皇上又说：“你为宪臣，从来有何建白？既是知无不言，还有军国利弊大事何不奏来？”皇上再诘之，王志道奏曰：“兵马钱粮物料三者，实当今急务，此外未敢及。”皇上说：“你前疏只说王坤应管兵马钱粮不该轻意侵及辅臣，这就是了，如何有许多说话？不论该处不该处，一概都是为内臣？难道朝廷政事都是内臣做了？你说辅臣有言，臣可无言？辅臣有言，你知道麽？多少关系国家大计一件不说，只因内臣在外不便作弊，恰好有王坤一疏便张大起来，有许多说话，分明遣内臣一事。”先前面谕你都尽知，今故意借个题目挟制朝廷不便处，你可谓奸巧之极。多顷皇上说：“前年敌薄都城下，那是谁致的？诸臣就不说了，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狥诿饰

译不得已派遣内臣查核，原本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若是参奏上来不予施行，还派遣他们做什么？你们外臣果真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辅臣周延儒、温体仁、吴宗达、郑以伟、徐光启等人一同出班跪下。延儒上奏说：“臣等辅佐治理没有成效，表率无能，在内部的六部各衙门，在外地的督抚按各官员，不能尽心修明职守，以致边疆多事，寇盗频繁兴起。皇上万不得已，派遣内臣查核边防，原本是忧勤图治的苦心，屡次谕示非常明白，外廷都知道。现在对于皇上原本无不颂扬信服，只是臣等罪状众多，所以外廷都来责备。”王志道说：“臣等不能申辩救助，不能坚持争辩，也是外廷的议论，他就轻率地入宫告发了。伏望皇上特别赐予宽容，外廷更加知道感颂圣德。”皇上脸色稍缓说：“朕昨天在讲筵，前天在平台当面谕示你们非常明白。他这样的议论，正是借好名目挟制朝廷，不便之处。他辅臣延儒上奏：‘生杀予夺，听命于皇上，朝廷处置人，谁敢挟制？’刚才圣谕诘责，王志道种种诬捏情罪非常明白，原本是该处置的，只是他的本心，原本不是敢议论朝廷，也不是专为内臣，他的意思只是责备臣等失职。臣等原本确实有罪，理当承受。伏祈皇上委曲宽恕，外廷人心自然都安定，决不敢再有烦嚣渎扰圣怀。”皇上说：“各人分内职掌不修明，假借虚名，夸大其说，占一个好地步，再不管朝廷事体如何，这是什么心？像这样的人品，可堪宪纪表率？诸御史可使得吗？”皇上缓缓命令辅臣承旨归班。皇上沉默思考很久说：“疏中诬捏款项还说不尽，本该拿问，念在辅臣屡次申辩救助，暂且放过。”志道叩头退下。皇上召吏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李长庚、兵部尚书张凤翼、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张延登一同出班跪下。皇上说：“吏兵二部是用人的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都是一般。近闻选官动辄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削百姓了。这样怎么有好官肯爱百姓？卿等新任，须把旧弊彻底清理，情面一毫不顾，才用得好人，才尽得职掌。若别人说的就用，自己漫无主见，大误事情。朕前日为两部尚书费几许推敲才用卿等二人，须能革去旧弊，用好人才为国家任事，才不负委任。吏部文选司、兵部职方司尤其重要。吏部十三省，一省一人，原本为要知道那一省人才，其实名虽为公，实未必然。他们何曾用心遴选访求？到了用人的时节，仍旧南直不知北直，北直不知南直。今后若司官不堪，有徇情的、作弊的、有抗违的，就要参奏。不要说堂属一体，只徇情面，若见有人向部里嘱托把持，也要据实参奏。辅臣延儒从旁上奏说：吏、兵二部须是自己能参奏别人，不怕别人参奏，方能任怨任事。皇上说：各尽职掌，朕自鉴裁，浮言岂能动朕？臣长庚、凤翼上奏：二臣皆自田间特恩起用，敢不尽心图报。今奉圣谕督率司官，如有不遵的，自当参奏。臣等或有错谬，望圣明宽恕。至于情弊，不敢曲徇。皇上说：情弊须从卿衙门清楚，用人须要自己主张。若推那一员官，俱凭人说就用，或只凭乡绅保举，这都不是。就是其中也有人地相宜的，毕竟还该从公慎择。若一味听徇，又何消要部里？今后不许只据旧访单塞责及情面嘱托，这样事情一定重处。这是什么时候？内外种种多故，大小臣工也俱不能辞责。推用人才俱在卿等两部源头清楚，用人自当。若是人才，那一个不堪，就是那一个源头不清，卿等责任岂轻？如今所做的事都是天事，谓之天工，须着尽心才是。若只循旧套，推升的几个官不过执簿呼名，一吏足矣，要尚书何用？又如吏部情弊极多，正该责成司官稽查核察各样事体，不可但委吏书。臣长庚上奏：吏书之弊，只有小官，至于大僚皆臣等之责，不敢有诿。其咨询旧单，近奉明旨不得滥用，以后务要新行咨询，仰体圣怀。臣张凤翼上奏：当今东事未靖，寇贼交讧，只因将不得人，此皆臣等之罪。推官一事，向来武弁原有钻营，皇上神明在御，此弊竟无。皇上说：一毫情面不顾，彻底清起，才能。用几个好人，若就说无弊，怎能得够？先年职方司郎中方孔昭，有一个总兵求推谢银三千两，这是怎么说？一到地方，自然剥军

译罢了。你们身为大臣，必须约束自己并率领下属。皇上又告诫张延登说：“都察院掌管风纪重任，是御史巡按的表率，这是朕亲自去不到的地方，需要他们去巡视，关系何等重大？御史巡视地方官员的贤能与否，全在于考核。如今一律回奏称职，只凭河南道一份文书簿册，说举荐考核过文武官员多少，积存谷物多少石，举荐节孝多少，便算完事。即使地方上有误事的，有奉旨回奏要求严加考核的，还要替他委曲开脱，或者说那是前人的事，不是他任内的事，或者说前任各项事务都好，只因一时偶然失误，就姑且罚俸降级，不肯处置一个人，这成什么宪典体统？”

臣张延登上奏说：“天下百姓穷困，全是吏治不清，御史激励和弹劾没有法度。臣见到奉旨不时参劾处置的命令，不称职者立即上奏，决不敢从宽处理。”皇上说：“只要应当从宽就从宽，确实有实绩的是称职，如果没有大错也没有大功，这是平常。如果有地方失事，平日本来没有整顿，或者隐瞒不报，或者举荐不当，这就不称职了。如今连平常的也没有，都是称职，有些过失，又替他解脱，不担劳苦不任怨气，都察院如此，落得做个好人，御史怎肯尽心？那御史差出去的地方，一应吏治贤能与否，都在举荐和弹劾，如果一旦失误，下边怎么办？”

臣张延登上奏说：“不敢不严加考核。”皇上说：“考核须认真查核，如果只凭河南道的文书簿册，不过是敷衍了事。”臣张延登上奏说：“案卷呈报须由河南道臣，应当另行多方采访，不敢全凭他人的文书。”皇上说：“你是此院新任，自能尽职，如果以前这都察院都着实不堪。昨日你上一道奏疏，专讲御史升迁调任，可是御史升迁调任不去，是第一要紧的吗？每见新任都有一个条陈，其实只是套路，不管得到温旨还是严旨就是了。”

臣张延登上奏说：“臣昨天的奏疏并非敢徇私情，只因目前二月该推升的期限，先前奉旨御史差遣上者不准升迁，在籍的也没有多人，此疏不得不请旨遵行。”皇上说：“考选科道，祖制极是慎重，不论方位，不拘什么人可教。他做只要取历练老成，因为老成则自然正直诚朴，没有那虚浮诡诈的事情了。如今的考选只凭那一篇文字，你们中过科目的文字原是防备着做的，专考他何用试御史？原是试他才能，确实堪用方才实授。今做了试御史就必定实授，再也不下来了。科道升迁惯于京堂，视为捷径，就极不堪的也升布政、按察两司去了。升知府的都少，这是怎么说？”

皇上又告诫三位大臣说：“文武本源在吏部兵部，风纪激励在都察院，责任不轻。且莫说用的都是贤才，但六部都察院七员都是贤才，便能天下太平。如今边疆不宁，烽火震惊，流贼蔓延，何等时候，文武诸臣不求匡扶辅佐的实绩，单借虚名夸大其说，落入史册。昨日九卿公疏、科道公疏、詹翰公疏内中，也有不愿列名的，也有是写上，若不写上名就不是了。王坤疏中有旨，责他妄言，已保全体面了。王志道疏内许多诬捏，着实不堪，奉旨诘问，回奏才稍平些。”

臣长庚上奏说：“皇上屡次谕示甚明，遣用内臣为兵马钱粮，不得已而用。近因王坤一疏参论阁臣及在廷诸臣，出于兵马钱粮之外，不但诸臣不能仰体皇上遣用内臣之心，王坤亦不能仰体皇上不得已之心，所以具有公疏。至于王志道今语激切无伦，诚为有罪，但言虽有谬，心实无他。伏望皇上宽宥。至于有罪者不独王志道一人，臣等俱为有罪，统请皇上宽宥。”

皇上说：“你们公疏意在保全体面，防微杜渐，明白国之大臣，朕所倚仗，不可如小臣轻佻不谙事体，借个题目就做起来。今大敌要东就东，要西就西，如入无人之境，尚可谓中国有人吗？这个不羞不愤，却羞愤别事。”

臣长庚上奏说：“圣上屡次谕示甚明，自有圣断，臣等自宜静听圣裁。其王志道回奏，因威严之下，言语琐碎，冒渎臣等都説他不是。总之诸臣为求宽宥之意，至于圣上不得已之心，阁臣尝传于臣等，尽知，在外小臣有不尽知的，所以过疑。又诸臣之罪俱有本末，各自不同。”皇上说：“面谕已明，不必又说。”

皇上又召六科十三道吏科都给事中刘斯等，河南道掌道御史李日宣等，俱出班跪。皇上说：“尔等俱是言官，以言为职，若条奏切实，有裨军国，直言谠论，朕甚乐闻。如何动称言路闭塞，又说似通而实塞？你们议论，不管行得行不得，只条陈一本，塞责还有，只为情面贿赂的，成何言官？就如各处兵马钱粮，那一处不差？尔等查核，何曾肯”

译揭发奸邪弊政，却败坏了事情，又置身事外，还要派你们做什么用？平日所上的奏疏，每每隐晦闪烁，弹劾一人，也不指出他的实迹，推荐一人，也不指明他的名节，都是故意如此。还有做得不好的，就是弹劾堂官一本，叫他不便于考核。吏科都御史刘斯组上奏说：“臣等担任言官之职，有听闻必告，一毫不敢欺瞒皇上。”皇上说：“有闻必告，这一句话，是从心里说出来的，还是从你口里说出来的？你们有一道奏疏，必定有一个缘故，与那奏疏中所说之事不相干。言官是朝廷的耳目，如果不聪明，诸事就都废弛了。自己作弊却反说别人作弊，自己败坏法度却反说别人败坏法度，这哪里还成其为言官？以后如果有把持嘱托行贿的，一旦发觉出来，自有祖宗的法度在。皇上命他们起身退下，科道官都承旨归班。皇上说：“如今是多事之秋，大小各官，都要实心实意做事。”众臣都出班跪下。皇上说：“既然担任一个官职，就有一个官职的职掌，件件都该忧虑思虑，件件都该筹划打算，天下方能治理太平，不可借一个虚名夸大其词，徒增烦扰。”辅臣温体仁上奏说：“目今时事多艰，各官本职工作尚且料理不好，那些虚名空言，对朝廷有什么益处？刚才大小诸臣钦奉圣谕，自当警戒自省，实心任职，不敢轻率纷扰。只是臣等才力庸浅，虽然在阁中办事，此心不敢不尽，其实毫无补益。”皇上说：“卿等匡辅赞成的居多，近来言官上疏，动不动就说知道票拟，也只是拟得由朕裁夺，难道拟了就算了吗？何不干脆说是旨意？又说个‘拟’字，如今言官见一道旨意，就问是谁票拟的，最为可恶。”辅臣温体仁上奏说：“臣等职掌正叫做票拟，详阅章奏，一应旨意都是圣裁。王言臣等也只是禀承奉行。”皇上说：“这个也还要看事情如何，有可取的卿等赞襄，有不妥的卿等匡救。卿等在外面闻见，真至于只说卿等票拟，难道竟不由朕裁夺？”辅臣温体仁上奏说：“外廷人情揣测议论票拟这一节，果真是有的。大抵或因奉了严旨，或所言不被采纳，就议论到票拟上来，总是借名责备。其实臣等都全不过问。”皇上说：“若是过问，就没有这些话说了。”又如朕所裁定的，便说是“中旨”，“中旨”两字是怎么说的？“是从宫中传出来的，是不应从宫中传出来的，这不可理解。”辅臣温体仁上奏说：“这个议论到是没有那‘中旨’之说。”还指数年以前，“恭惟皇上登基，乾纲独揽，事事亲裁。不仅臣等深深信服，即外廷也毫无异议。”辅臣温体仁上奏说：“果然外廷绝无异议。”辅臣温体仁又上奏说：“阁中票拟原称密勿，外廷何由得知，辄传系某人票拟，这都不是，通应严禁。”皇上说：“正是内阁旧制原不许外人擅入，前卿等曾经条陈饬令，就是跟随人役也都有限制，如今还要严谨。”皇上对温体仁说：“卿职掌甚重，今后中书等官与跟随下人都要着实申饬，有不遵的参劾来重处。前日如童梦兰这样的最为可恶。”辅臣温体仁上奏说：“外人自可讥讽，这是该阁中供事员役，所以防范不到，正是臣疏庸之罪。”皇上说：“以后严饬中书等官不可容留这等员役在内。”辅臣温体仁承旨归班。皇上说：“方今民穷财尽，各处盗贼生发，都是从东事起，必须东事平了，百姓方可安宁。这个事不做，如何专做题目图个名色好听？”辅臣温体仁上奏说：“各官好名之念果真是有的，皇上待之有道，自然无名可沽。”皇上命卿等起来，诸臣承旨归班。皇上命赐茶，诸臣出殿门外叩头谢恩而出。至二月初九日奉旨：“王志道风宪大臣辄敢藐玩，屡谕肆臆诬捏借端沽名，臣谊安在？本当重处，姑从轻革了职为民。”目今边疆多警，民困时艰，朕衷日夕靡宁，大小各官俱宜洗心急公修举实职以副委任不得挟私纷扰，徒淆国事。以后有违，的严治不贷。

译召对刘总宪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皇上常朝结束，有旨传内阁、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以及起居注官到中左门召对，赐给各位官员茶饼。午时，皇上出御门，各位官员行叩头礼完毕后，皇上谕令九卿、科道公议督抚的去留处分，限定五日内必须回复奏章，为何至今不见回奏？各位官员都出班俯伏。吏部左侍郎王锡衮奏道：“二十三日奉旨公议督抚，次日即传知旨意，约定于二十七日集中府衙商议。二十五日大选，二十六日冡臣郑三俊偶感疾病未出，只移文各衙门，令具议单送臣部酌定。如今议单尚未缴齐，所以有所稽延。”皇上说：“时事非常紧急，如何可以拖延？今日就在直房公同确切商议。”礼部尚书林欲楫奏道：“要地督抚关系甚重，议去一人，必须先就近择一堪以替代者。如未有其人而遽议去之，五日京兆，恐怕误了封疆。”皇上说：“前有旨谕，选才望堪任的即推举，不得听人规避；有不堪的即时更换，总要大公至正，可作速确切商议。”

皇上又谕科道官。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徵奏道：“臣等识见庸浅，不能仰副皇上求言之意。或言之不当，或言之过切，又蒙皇上一概优容，以致诸臣忘其愚贱，轻有冒渎。如同官姜采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姜采作令清苦，居官勤饬，身体孱弱多病，伏望圣恩宽宥。”皇上说：“目今敌骑深入，将及两月，既不能御之于外，又不能胜之于内，以至畿甸震惊，何可复言？尔时圣容恻然，垂泪曰：‘朕无面目见尔等，只以优容为言。前日御史王孙蕃参内臣王裕民，即时正法，何尝不纳言？初九日朕谕内有一段申饬言官，尔等各宜警省，无则加勉，有则改之。’”【当时大臣有庇护蓟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绪者，言路欲攻之，不密，大臣先请皇上申饬，皇上不悟也。】姜采不遵朕谕，反来诘问，安得不重处？尔言官以言为职，当言的不敢言，敢于欺藐。二十四气之说，事同匿名，见者尚当焚毁，乃屡见奏章，不得不于姜采疏上一问。【吏部侍郎蔡奕琛贪狡异常，御史成勇参之，下抚按察，经年不敢问。科臣袁凯、孙承泽力纠，逮之至京，复捏造二十八宿锦囊计邪说，希图掩饰罪责。刑部审明，拟奕琛戍发遣。后复捏造二十四气匿名帖，托其亲信金吾者揭之皇城内外。前此为枚卜处分六人，此番刘公、金公皆气中人，盖已深中其毒矣。】尔言官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正人？文武大小诸臣各尽其职，何难却敌？精神都不用在国家上，敌势如此，诸臣同在漏舟之中，谁无忠义？谁无廉耻？但不肯奋发任事，都是一味浮泛瞻徇。

吴麟徵奏道：“皆由用人不当，如目前要地督抚，委实不堪。言官多有论列，但言官职在纠弹，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马文升做吏部时，言官纠弹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及下部覆，必详细分别某人应留应去，某人言当不当。彼时言官亦无敢哗，言官只管言，即言之当否与称职不称职，自听朝廷处分。此后边疆用人，言官纠正，吏部详核，更得辅臣主持，天下事犹可为。”皇上说：“已屡有旨了。”吴麟徵奏道：“顷熊开元亦以奏诘辅臣周延儒得罪，虽是出位妄言，但谚语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贤相。封疆事败坏至此，岂得不责备首辅？此亦人情所必至。总是姜采无知，出语不伦，开元亦是热肠，但言之不当。”皇上说：“熊开元假托机密，阴行谮毁，小加大贱，凌贵渐不可长，前旨已明，起来。”

黄澍奏道：“往河南慰安周王，赈恤安民。”皇上嗔其奉差已久，起身太迟。户科廖国遴纠宣督江禹绪委卸，御史周灿请逮不用命行间诸臣。御史杨若桥举汤若望教习火器，左都御史宗周驳之，谓国之大事不专恃一火器。近来通不讲人才，不讲兵法，任贼到一处残一处，到一城破一城，岂无火器？汤若望向年倡说天主邪说，蛊惑中国人心，堂堂中国止用小伎御敌，岂不贻笑天下？又奏若望小小伎俩，何益成败之数，只要法纪修明，赏罚妥当，使人心震悚，庶几阃外用命，可望成功。皇上说：“如今从头整顿做起，还该做那一件？”宗周对：“惟在皇上命吏、兵二部慎选督抚，简将练兵。若是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如今只管说选才望，不论操守，致有使贪使诈，贻害至此。”皇上说：“督抚自是要才守兼全。”宗周奏：“须操守为主。”皇上说：“大将另有一段才干，不是区区有操守的便做得。”宗周奏：“范志完平日操守不好，今又贪冒克兵，以致军心涣散。”皇上说：“知道了。”

译户部尚书傅淑训又为熊开元、姜采求情。皇上说：“当面训谕已经非常明白，不必再为他们求情。”刘宗周上奏说：“朝廷对待言官有一定的体统，言官进言，如果可用就采纳，不可用就搁置。即使他们确实有罪，也请求陛下敕令法司根据实情定罪。如今熊开元、姜采狂妄急躁、无知妄为，确实不能无罪，但只是因为皇上急切地征求言论，而这两位大臣却因言获罪被投入诏狱，这对圣政和国体伤害极大，恐怕不符合皇上求言的初衷。臣希望皇上俯念时局艰难危急，以如天般宽广的圣度，为各位大臣打开直言进谏的道路。像臣刘宗周过去也因言获罪，中途再次上疏，冒犯圣听，皇上没有加罪，反而放还乡野，后来又蒙恩赐召回任用，臣的罪过实际上比这两位大臣更重。臣是何等幸运能遇到皇上的宽容？这两位大臣又是何等不幸而不能得到皇上的恩赦呢？臣还有话要说，此前黄道周言语激烈，连他的朋友都难以忍受，我皇上不仅没有处死他，而且还在起用废黜官员之列。如今这两位大臣的刚直不如黄道周，黄道周是何等幸运能遇到破格的恩典？这两位大臣又是何等不幸而不能得到法外的宽恕呢？”皇上说：“臣子看到有人对君主无礼，就应当纠举弹劾。三法司、锦衣卫都是朝廷的衙门，你说言官有体统，假使有人贪赃枉法、欺君罔上、扰乱纲纪，难道都不该过问了吗？”刘宗周伏地叩头上奏说：“臣谨请治罪。”皇上训谕说：“黄道周，听说他有学问有操守，任用他是特别的恩宠，怎么能拿他来做类比？像你这样固执偏迂，还成什么都察院卿？起来。”刘宗周等待处分，阁臣周延儒等人联名上疏求情，蒋德璟、吴甡说得尤其恳切。刑部尚书徐石麒上奏说：“臣在值班房与一同被召见的各位大臣商议，熊开元、姜采有罪，触怒圣颜，臣等应当代为请罪。”叩头乞求恩典，等到皇上允许才起身，没想到臣还没来得及说话，刘宗周随即求情，言语刚直，如果追究事情的起因，罪过实在由臣而起，恳请皇上对臣的处分宽大宽恕，刘宗周不胜感激。左佥都御史金光宸上奏，刘宗周为姜采、熊开元求情，并非从这两位大臣的角度出发，幸好遇到圣明的皇上，从谏如流，无非是希望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发扬广纳言论的美德，君主圣明则臣子刚直，一时不识忌讳，恳请陛下俯赐宽容。兵部尚书张国维上奏，刘宗周清廉刚直一向著称，就像臣刚任职时，刘宗周告诫我，要以操守磨砺自己，说想要整顿部务，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臣牢记他的话，但在朝班相遇时，一切调度常常与他商量。如今是多事之秋，老成之人应当爱惜，恳请圣明宽大宽恕。皇上说，熊开元这道奏疏一定有主使者，想必是刘宗周主使的【主使的说法先前有大臣秘密揭发，熊、姜二人在北镇抚司已被严刑拷问主使之人，皇上训谕说只要打死有我作主，不妨碍说话】兵部左侍郎冯元飚哭泣争辩，衣袖都湿透了。金光宸又上奏，刚才臣听说皇上训谕熊开元的奏疏，想必是刘宗周主使的，臣认为刘宗周性格刚直，客套也不防备，与熊开元确实不相往来，刘宗周与臣同朝为官，臣非常了解他，就是前天恭听皇上面谕，不仅姜采、熊开元两位大臣有罪，臣等都有罪，都惶恐不安，即使刘宗周在外面也对臣等说他不对，因为皇上面谕，于是不知不觉以忠爱之心进献劝谏的益处，其实是从君德的角度出发，刘宗周在衙门百事整顿，皇上所颁布的宪纲正在奉行，每天与各御史申诫，先前与臣一起察理城防，不避风寒，老成之人值得怜惜。皇上说，金光宸也着议处。金光宸上奏，臣忝居风纪之地，常与刘宗周说，天下治安全在抚按，如果抚按都能得其人，天下太平，刘宗周为人清廉刚直，在衙门就是不动声色，人心也是振肃的，皇上若是留下这位老臣，愿意罢斥臣，臣如果有一字欺瞒，甘愿受斧钺之刑。工部尚书范景文及五府勋臣一同出班极力求情。皇上说，当面训谕已经非常明白，卿等不必再求情，起来，刘宗周、金光宸先出班，你们九卿科道在值班房商议。上奏时已过酉时，各位大臣进入值班房商议督抚去留处分的事，随即列单恭敬呈进传达。各位大臣各自退下，召辅臣再次入内，随即传达旨意刘宗周革职，刑部拟罪立即上奏，阁臣持而不发，一同捧到御前极力求情，首辅言辞非常委婉。蒋德璟说：“从前唐太宗厌恶魏征直谏，入宫愤怒地说要杀这个田舍翁。”皇后穿上礼服祝贺说：“君主仁厚则臣子刚直。”话还没说完，皇上急忙说：“唐太宗的才能，朕比不上，如果论闺门德行，朕也不学他。”吴甡上奏：“皇上应当学习尧舜，怎么肯学习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善于博取名声。”皇上问：“怎么说？”吴甡上奏：“臣子敢于直言的，任用他则名声归于君主，治罪他则名声归于臣子。太宗本来不喜欢魏征，所以想要宽容他以成就自己的名声。”皇上沉默了很久，才离去。刑部拟罪几个字，当时刑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因病注籍，第二天早上上疏说：“为了圣度本自如天宪，臣离开朝廷可惜，恳请俯赐转环，以光大圣德，以重视风纪之任事。臣听说风纪之司，国是寄托于此，

译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足以整肃百官；失去合适的人选，就无法安定众人的心志，所以应当始终慎重选拔，不可轻易更换。近来皇上从废黜的名单中起用刘宗周担任风纪之长，臣恰好奉命出差在外，远近传闻，无不拍手称庆，认为这是圣朝的美政。等到臣北上，看见他经过的地方，人们曾瞻仰他的风采，听到他的言语，又无不互相传颂，引以为幸。刘宗周是四朝的老臣，孤高清廉，做事必定符合古人的标准，行为必定以天理为准绳，他的行迹看似迂腐，气质近乎刚直，但根本在于忠君爱国，而且他的学问没有欺瞒。昨天皇上召见对答，他的言辞过于激烈，众人替他担忧，仰赖皇上圣明宽宏，没有严厉谴责，我皇上的气量，真是如天地般覆盖万物的气量；我皇上的心意，真是如尧舜那样开门纳谏的心意。刘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不久就穿着青衣，由小吏搀扶，骑着蹇驴上路。臣认为近年来担任官职的人，只顾谋取私利图谋便利，安然做坏事而不以为非，导致是非不明，功罪无法判定，外患内贼相互勾结日益猖獗。自从旧臣被起用，人们才知道人间还有廉耻之事。俗话说：山中有猛虎，藜藿就不被采摘。说的是国家的重要大臣不可没有。现在刘宗周就职不久，突然来不及安定就离职远去，士人的议论怎能不共同惋惜。至于佥宪臣金光宸，以冰霜般的节操为心，以姜桂般的刚烈为性，正色立于朝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往年巡按河南，爱民如子，嫉恨贪官如仇敌，一时贪官污吏望风解印离职，河南在京师做官的人大多能说出他的好处。他在遭受挫折之后，被赋予辅佐宪台的职务，现在也因言语失检，同时获罪。两位大臣眷恋君主，本来就有热忱，而淡泊退让也是他们的本性。但在兵戈压境的危急时刻，难道是放逐旧臣的时候吗？朝廷没有不爱惜的人才，臣子难以废弃执意进谏的大义。恳请皇上怜悯他们的小过错，记取他们的生平，准许大小臣工的请求，恢复两位大臣原来的职务，他们必定能更加勉励晚节，振作风纪，对国家的益处是不小的。臣患病卧床，想到关乎重大政事，不避斧钺之诛，倘若皇上留下两位大臣而罢黜微臣，即使死了也光荣有余。皇上令吏部商议，处罚俸禄三个月。又过了一天，刘公骑着一头驴，一个仆人背着行囊，从顺城门出发。金公被降职调任，遭遇丧事回家，徐公石麒也辞官离去。

译《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九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位于太常寺南面，坐西朝东。起初设置察言司，设立司令，掌管接收四方呈递的章奏。不久废除。洪武十年才设置通政使司，官阶为正三品。设置通政使、左通政、右通政、左参议、右参议。下设经历司，有经历、知事。其职责专门负责传达皇帝命令，沟通下级民情，稽查各衙门出入的公文，奏报四方臣民的实封建言、陈述冤情、申诉诉讼，以及军情动态、灾异等事务。成化二年增设誊黄右通政，列入本司官衔，但不参与司内事务。后来废除。

洪武十年七月，设置通政司，掌管收发各衙门文书，以及敷奏、封驳等事务。当时官制刚刚建立，皇上重视这一职位，认为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刑部主事曾秉正，刚被提拔为陕西参政，尚未赴任，于是任命他为通政使。任命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并告诫说：“堵塞言路，是祸乱的萌芽；专断恣意行事，是权奸的开端。所以必须有喉舌之司，来沟通上下之情，来传达天下政事。从前虞朝的纳言，唐朝的门下省，都是担任这种职务。现在用这个职务任命你们，以‘通政’为名，政令如同水一样，希望它经常通畅，没有壅塞的祸患。你们要审慎命令以端正百官，通达幽隐以沟通庶务。应当执奏的不要忌讳回避，应当驳正的不要阿顺迎合，应当敷陈的不要隐瞒，应当引见的不要留难拖延。不要巧言令色以取悦容身，不要苛细察究以邀功，不要谗言离间以欺骗蒙蔽，以公正清廉正直光明之心来处理事务，大概才不辜负委任的意思。”

按：通政就是古代的纳言。《舜典》中帝说：“龙，我厌恶谗言和灭绝善行的行为，震惊我的军队。命令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公允。”朱子说：“纳言这个官职，命令政教，一定要使审慎公允之后才发出，那么谗言就不能施行，而矫伪就没有依托了。敷奏复逆，一定要使审慎公允之后才进入，那么邪僻之人没有途径进身，而功绩就有稽查了。”周朝的内史，汉朝的尚书，魏晋以来所谓的中书、门下省，都是这种职务。

《菽园杂记》说：通政司之所以出纳王命，作为朝廷的喉舌，宣达下情，广朝廷的聪明，对于政体关系非常重大。洪武、永乐年间，实封奏章都从御前开拆，所以奸臣有事就会暴露，没有侥幸逃脱的。自从天顺年间，有人投匿名信议论朝廷事务，于是开始有了稽查防范。然而那时只是拘留进呈的人，在官府等候稽查，稽查完毕就释放他，未曾窥见他所奏报的事情。后来不知始于哪一年，竟然有了拆封分类进呈以及副本备查的说法。一旦有揭发奏报左右宦官及勋戚大臣的，奏章还未进呈机密已经泄露，被奏报的人往往经营侥幸免祸，原奏报的人多因虚言遭受祸患。祖宗稽查奸党、通达下情的用意，至此不再存在了，可叹啊！京朝官的封事，从奉天门内宦官接收进呈，其余都从通政司进入。只有各边总兵官、都指挥、指挥等官差来奏事的人员，由鸿胪寺序班连同奏章连同本人引进，等奏章进呈接收完毕，该管序班引出在鸿胪寺住宿休息，第二天早上天亮放出。每逢常朝，通政司奏事原本不拘数量。《寓圃杂记》说：自从太祖相传列圣临朝，每到日偏西，顾不上吃早饭，只希望通达四方视听，以招来天下的言论。英宗因年幼即位，三阁老杨荣等人担心圣体容易疲倦，因此创新制度，每天早朝只允许言事八件，前一天先把副本送到内阁，预先将各事处理意见陈报皇上，遇到奏事就依照所陈的意见传达旨意罢了。英宗去世后，三位大臣相继去世，没有人敢恢复祖宗旧制。到了天启时，只奏报两件事，等到我在崇祯十年间侍班，还见奏报四件事，格式套路相沿，对实际政务没有益处。至于通参这一官职，起初制度是吏部会同礼部考选授职，后来也只是吏部按资历升授，不明白起初的制度了。

洪武年间，通政使门下有一块红牌，上面写着：“奏事使”。当时恐怕下情不能上达，拿着这块牌可以直接进入内府，守卫等官员不敢阻拦。

四方奏报雨雪章疏，旧例都贮存在通政司。司臣有想送给科臣收存的，仁宗说：“祖宗之所以命令天下奏报雨雪，是想预先知道水旱，以施行体恤百姓的政令，这是良法美意。现在州县雨雪章奏堆积在通政司，上面的人怎么知道？又想要送给事中收存，是想让上面的人始终不知道。这样白白劳烦州县，做什么？从今以后四方所奏雨雪到达，立即封进。”

旧制题本纸四页一接，最后一接不用，四页用尽纸的长度。每页六行，每行二十字，比奏本稍大。具年月独占一页，本中字只许占年月上一行，空两行则年月空写一页。

洪武十七年二月，确定各衙门公文纸式。凡是奏本纸，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门公文纸，分三等，都高二尺五寸，长五尺为一等，四尺为一等，三尺为一等。案验纸分二等，都长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为一等，二尺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