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四十六

译设立神木厂兼砖厂，设立山西厂，设立防基厂，设立见工灰石作及其所属机构，设立营缮所。营缮所设正官一人，副官二人，丞官二人。武功三卫经历等官。

译虞衡司掌管山林川泽的采捕、禁令以及陶器冶炼。凡是采捕禽兽，以及皮革、骨头、羽毛，用来供给祭祀和宴飨宾客的膳食。凡是军器军装，移交内府及相关部门每年制造，或者每三年制造两次，必须检验其坚固程度，以供边防使用。凡是狩猎，要顺应时节，冬春交替时，渔网不得在川泽中使用；春夏交替时，毒药不得在原野上使用。禾苗茂盛时禁止践踏，谷物成熟时禁止焚烧。如果野兽危害庄稼，允许设置陷阱捕捉，根据情况给予不同等级的奖赏。凡是各陵山的山麓，不得进入砍伐树木，不得开窑冶炼，不得设置坟墓。凡是帝王、圣贤、忠义之士的名山、镇山、陵墓、祠庙，以及有功德于百姓的人，禁止砍柴放牧。凡是山林园林的利益，允许百姓获取，但征收轻微的赋税。凡是陶冶瓷器砖瓦，登记常年制造和每年制造的数量，计算其收入，谨慎收藏，不要随意毁坏以浪费民力。凡是铸造，要审查模具，计算铜铁的数量然后熔炼。金牌信符在内府铸造。凡是颜料，征收土特产，不强求没有的东西，否则就征收其等价物。其分设的机构有宝源局大使，皮作局大使、副使，军器局大使、副使。

都水司掌管山林川泽、陂塘池沼、泉水河流、洪涝浅滩、道路桥梁、舟车织造、符券器物、度量衡之事。凡是水利，分为漕运和灌溉，每年储备金石、木竹、卷埽等材料，按时修葺闸坝、防浅、堰圩、堤防，谨慎控制蓄水和泄水，以预防旱涝，船只和磨盘不得与灌溉农田争夺利益，灌溉农田者不得与漕运争夺利益，劳役要在农闲时进行。凡是鱼鳖蒲苇的利益，允许百姓获取，但征收轻微的赋税。凡是道路，填平坑洼，皇帝巡幸或举行重大祭祀典礼时，整治并翻新道路。凡是桥梁，分为舟梁和石梁，计算工力来创建和修缮，那些大的渡口无法建桥的，官府提供船只，根据大小难易程度给予船夫报酬。凡是舟车，分为大车、小车、战车共三等；分为粮船、黄船、马快船、海运船、鲜船、备倭船、战船共七等，都汇总其费用下达给各部门，斟酌多少、远近、劳逸来均衡分配。凡是织造冕服、诰敕、制帛、祭服、净衣等各种币帛布匹，移交内府和南京各省，周知其数量并谨慎节制。凡是公侯伯的铁券，区别其宽度和高度。凡是祭器、册宝、乘舆、牌符、杂器，防备则在内府。凡是度量衡，谨慎校勘后颁布，悬挂标准器于市场，那些奉命在外分理事务的，有北河差郎中、南河差郎中、中河差郎中、夏镇闸差郎中、南旺泉闸差主事、荆州抽分差主事、杭州抽分差主事、清江厂差主事、通惠河器皿厂六科廊，都是本司总理的，所属机构为文思院大使、副使，织染所大使、副使。

屯田司掌管屯田农业、坟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是屯田、腹地边地、公田、闲田、没收的官田，分配给卫所耕种，根据土地肥力和人力征收其粮食。凡是在边地的牛犁、铁器，由官府供给。凡是坟茔、堂碑、碣石、石兽，根据宗室、勋戚、文武官员的等级，辨别并叙述其差别。凡是抽分，向商人征收，各有差别。凡是薪炭，南方取自洲汀，北方取自山麓，向百姓征收有本色和折色，斟酌其多少而节省使用。凡是夫役砍柴、运柴，都是雇佣劳役，周知其数量并适时免除。按司说：“屯田重视农业，制度确实很好。”但后来，只是空存其名罢了，而其司仅掌管上供，并监管柴炭和山陵之事。分设的机构有防基柴炭厂为外差，易州山厂有陵工，临时委派差事，所属机构为柴炭司，正使一人，副使二人。

《周礼》冬官篇亡佚，汉代用《考工记》来补全。冬官的职责，既然不可考证，难道要等到用《考工记》补全，然后才算是冬官的完整吗？大宰的事典，用来富国强兵，任用百官，养育万民；小宰的事职，用来富国强兵，养育万民，生长万物。那么事官的意义，在《周礼》中可以看到。《周官》也说：“司空掌管邦国土地，安置四种人，适时利用地利。”那么司空的意图，在《周官》中可以推知。况且冬的意思是终结，万物完成终结，最终回归其根本，确实只是空虚的土罢了。命名为司空，难道没有意义而这样说吗？只有收藏并巩固它，丰富并生长它，这就是作为冬的象征的原因。至于《考工记》的事，是《尚书·虞书》所说的共工。共工确实是冬官的事，但只是其中一个属官，所以取它归入冬官，是可以的；用它来补全冬官，则不可以。《舜典》帝说：“谁能让我的工官胜任？”大家都说：“垂啊。”帝说：“咨垂，你担任共工。”垂拜谢叩头，让位于殳斨和伯与。帝说：“好，去吧，你和谐。”帝说：“谁能让我的上下草木鸟兽胜任？”大家都说：“益啊。”帝说：“咨益，你担任我的虞官。”益拜谢叩头，让位于朱虎和熊罴。帝说：“好，去吧，你和谐。”考察工官缺位，则民用不周全；虞官缺位，则物生不顺利。所以舜视百工万物，都视为一体，所以都说“予”。而虞工列为九官，自古以来就重视了。《周礼》将虞衡归属于夏官，现在则将山泽虞衡统属之于工部。益、垂尚且让位，担任此职的人，可以轻视吗？

都邑

司空所掌管的，没有比都邑的制度更重要的了。古代营造国都，必须先辨别方正位置，所以匠人设置圭表观测日影，必须确定地中，以天地相合之处，四时相交之时，风雨所防之地，阴阳所和之所，然后建立王国。匠人营造国都，方圆九里，四面各三门，

译国都之中有九条经道和九条纬道，经道宽得可以并排行驶九辆马车，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市场由一名官员管理。其制度大致如此。然而必定有土方氏掌管土圭测日影的方法，而大司徒又总领其大略，这是看重这件事的缘故。但建都的根本，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周礼》说：“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正位，规划国都治理郊野，设置官员分配职事，以此作为百姓的最高准则。”大抵是王业基础确立之后根本才安定，方位设定之后等级才明确，国都与郊野区分之后疆界治理才端正，官职设立之后纲纪才张显，这些都是为了替百姓确立最高准则。从前有人说过：“京都作为四方的最高准则，就像紫宸宫作为整个天空的最高准则。”然而京都固然作为四方的最高准则，而帝王又以此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

译中丞朱鉴上疏论兴造吉凶之事，臣听说阴阳家流派中有这样的话：大地有四种形势，气从八方汇聚。国都是天下的根本，而皇城又是国都的正宫。凡是有所兴建营造，不可不慎重。现在从外局的四种形势来论述：青龙方势弱，白虎方势强，山势没有四面环顾之象，幸好有水，但也嫌水势反跳。术士们都说这是帝星降临之处，本来不必多论。再从内局的四种形势来论述：往日北平布政司是正宫，所以晨昏钟鼓设在前面；如今以奉天殿为正宫，晨昏钟鼓不适宜设在后面。因为左方是青龙，右方是白虎，前方是朱雀，后方是玄武。左方属阳，右方属阴。青龙适宜动，白虎、朱雀、玄武适宜静。自永乐、宣德以来，各衙门位于青龙方位，旺庆寿寺衰微，佛塔破坏，所以没有灾祸，居住安稳，国家无事。近年以来，却将白虎头上的庆寿寺重新修盖，早晚焚香，钟鼓齐鸣；又将两座佛塔翻新修理。白虎忌讳生出角，青龙害怕没有眼。况且听说庆寿寺是金人所建，革除它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重修两座佛塔？金人所创，铲除它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再次修建？加上西山一带新建的寺庙很多，本意是想求福，殊不知反而助长了它们的凶虐。以致江南草寇滋生，塞北烽火不宁，都是由于白虎头兴旺所导致的。虽然这与天数有关，但也必定根源于人事。阴阳之术不可完全相信，地理之书也不可完全不信。平民百姓尚且想要趋吉避凶，皇城之内难道可以不避凶吗？如果蒙皇上允准，乞请敕令在朝的文武大臣商议，先将庆寿寺的房屋拆除，迁移其中的人，封闭其门，撤去钟鼓，拆掉两座佛塔。等到边境安宁无事的时候，将寺庙移到东边旧工部地方建造，改名为龙兴寺，可以建两座佛塔，任凭其鸣钟击鼓以耸动青龙方位。再将顺天府的钟鼓楼移到东防基厂内建造，早晚敲击以对抗白虎臂。又将顺天府移到旧都察院，并将大兴、宛平以及三所儒学移到旧吏、户、礼三部地方开设，以配合三法司的事务，使青龙动而且兴盛，白虎静而且安定。那玄武门以北顺天府的地方取正改作库藏，以收纳天下的黄册图籍，以压制玄武之地。如果有闲暇，再在城东南巽位之角建造功臣庙，可以助益外局的青龙，使得四种形势动静相宜，八方气运相应，那么国家安康，百姓安定，天下太平了。

沟洫。

大禹治水，而尽力于沟洫，这是司空一职最应该讲求的。当时治水，不过是说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四海，深挖田间小沟，通向大河罢了。而天下谈论智慧的人，没有超过他的。为什么呢？《洪范》五行中，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知道水的性质是滋润向下，就知道禹治水的方法了。因此先疏通九条大河，引导水流向大海，使大的水流有归宿；其次深挖田间小沟，通向大河，使小的水流有宣泄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九州统一，四方沼泽之地得以居住，而万世永远受益的原因。商朝衰微时，五行之官世代丧失了职守。周人开始任命遂人，十夫为一沟，百夫为一洫，千夫为一浍，万夫为一川，沟洫的制度才开始建立。稻人用池塘蓄水，用堤防挡水，用沟荡涤水，用遂均分水，用列舍水，用浍排水，沟洫的制度更加详细。至于匠人氏，又辨别深浅宽窄的尺度，而通晓蓄水和泄水的适宜方法，其方法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然而周人难道是夷平山陵山谷才做的吗？也不过是顺应自然的便利，而修习大禹的旧法罢了。周朝衰微时，遂人、稻人、匠人的官职，又世代丧失了职守。列国的君主，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邻国。暴秦兴起，又废除沟洫，开辟阡陌，而水利废弛了。因此孙叔敖修筑芍陂，楚国就受到其恩惠；文翁开凿防口，蜀地因此富饶；史起在魏国开凿漳水，邺城旁边就有稻粱丰收的歌谣；郑国在秦国引导泾水，谷口就有禾黍丰收的歌谣；许景山恢复萧何的旧堰，兴元的荒芜贫瘠之地又变为肥沃之地；赵尚宽修筑召信臣的旧渠，南阳的盐碱地变为沃土之类的例子。君子们，谁不是顺应自然的便利，而修习前人已经制定的方法呢？说他们得到了《周官》的遗意，也是可以的。如今国家司空有总领之职，水利有专门管理，官员省一级督促，府一级督促，县一级以及陂塘圩堰，又没有没有长官的。加上宪臣的稽查，都是为了怜悯爱护百姓而兴修水利。然而遇到水旱灾害，百姓就诉说困苦，这必定有其原因。这没有别的，是因为陂塘圩堰的长官都丧失了职守，而郡县长吏又没有谁为此忧虑的缘故。我认为《周官》的职掌不能突然恢复，而沟洫的遗意尚且可以追寻。《周官》说：沟渠必须顺应水势，堤防必须顺应地势。大概沟渠用来引导水流，不顺应水势，那么水流容易堵塞；堤防用来阻挡水流，不顺应地势，那么堤土容易崩坏。为现在的计策，不如申令告诫郡县长吏，督率陂塘圩堰的长官，考察水势的曲直，考察地势的高低，可以筑堤就筑堤，可以决口就决口，依据陂塘圩堰的旧制，增加疏浚筑塞的工程，而又严禁侵占，明确考核奖惩的方法，那么灌溉的利益就兴起了，而河患就免除了。虽然如此，贾让有话说：“建立国家，安置百姓，规划土地，必须保留川泽

译那些水利措施，划分了水流程度所不及的区域。大河没有堤防，小水得以流入，在低洼处修筑堤坝形成圩田沼泽，使秋水有地方停蓄，左右的水波宽广舒缓而不紧迫。”这确实是万世水利的上等防务啊！从前有人说：“东南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土地，西北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人口。”那么西北的土地，是古代的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实行井田制的地方，如果真能考察元代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河南、山东、陕西等省的长河广阔原野上，可以开凿沟渠来蓄积和排泄洪水，划定田界使高地和低地都成为良田，形成熟田以获取农业利益，利用那些潮湿泥泞的土地，清除其中的芦苇杂草，或者招募百姓并提供牛只种子，放宽他们的租税赋役，或者让轮休的士兵建立屯营来储备粮食，那么疏通东南的漕运来供给国家粮仓是常规做法，聚集西北的粮食来充实边防储备是权宜之计，这是用来补救漕运所不能达到的地方。

译永乐年间，朝廷任命户部尚书夏原吉治理江南水患。夏原吉上奏说：“浙西各郡中，苏州、松江地处最低洼的下游，常州、嘉兴、湖州三郡地势较高，低洼处较少，被太湖环绕，绵延五百里，接纳杭州、湖州、宣城、歙州等地的山水，汇入淀山等湖泊流入三泖。近来浦港淤塞，水流汇聚导致涨溢，损害庄稼。治理的方法，应当疏浚吴淞江等浦港，排泄淤积的泥沙，使其流入大海。吴淞江长二百多里，宽一百五十多丈，西接太湖，东通大海。前代多次疏浚，因为正对潮汐，沙泥淤积，刚疏浚完又堵塞。从吴江长桥到下界浦，抵达上海南仓浦口，约一百三十多里，潮汐阻碍，茭草芦苇丛生，已变成平地。想要立即开浚，工程费用浩大，而且浮沙淤泥动荡，难以施工。我们勘察后，发现嘉定刘家港，即古娄江，直通大海；常熟白茆港，直接流入长江，都是宽阔深流的河道，适宜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松江大黄浦是通往吴淞江的要道，下游淤塞，难以立即疏浚。旁边有范家浜至南仓浦口，可直达大海，适宜疏浚使其深宽，上接大黄浦，以排泄茒湖的水，这就是《禹贡》中三江入海的遗迹。等开通后，根据地势，分别设置石闸，按时启闭。每年水退时修筑圩岸，以抵御洪水。”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役使的民夫共十多万，于是水流畅通，农田大获利益。

宣德年间，苏州知府况钟上奏说：“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一带，有六个湖泊，叫太湖、傍山湖、阳城湖、昆承湖、沙湖、尚湖，相连广阔，共三千多里。水向东南流出嘉定吴淞江，向东流出昆山刘家港，向东北流出常熟白茆港。永乐初年，朝廷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督理疏浚，水不再为患，百姓获得丰收。年久淤塞不通，一旦遇到长期降雨，就形成大水，田地都被淹没。请求仍派遣大臣督率各府县官员，在农闲时发动百姓疏浚，那么这一方就能永远依赖了。”皇上命令周忱与况钟计算工程力气的多少难易后上报。

天顺年间，都御史崔恭；景泰年间，侍郎李敏；正德年间，侍郎李贯；嘉靖年间，都御史李充嗣；都曾治理过，但不能像前两次那样大举用工，所以日益淤积。到了隆庆年间，都御史海瑞想要治理，最终被众人的议论所阻挠，未能完成工程。万历年间，御史林应训也曾上疏陈述，最终未能实行。到了近年弊端达到了极点。崇祯初年，员外郎陈茂德陈述此事，辅臣也有。吴地的人向皇上陈述，皇上怀疑这会劳民伤财，命令巡抚大臣商议。巡抚李待问恰好因升任漕运总督将离任，认为挑浚不可以这样进行。有人说：“三江总开，一劳永逸。”有人说：“物力难以筹措，先开吴淞江，然后慢慢商议。”有人说：“暂且就内河道疏浚沟渠。”但都苦于费用无处筹措。皇上因费用问题罢免了此事。东南是财赋之地，国家赋税的根本，日益凋敝，这是治国者应当急切讲求的。

王文恪《吴郡治水碑》中，西蜀李公说：“东南各水都汇聚于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但三江久失故道，东江已不可再寻，只有娄江还在，吴淞江虽在但大多干涸。其另一支分流从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水流湍急。而海沙阻塞，久成平地，百姓甚至在其上建房立坟。成化以来，每次商议开浚，总是畏惧困难而停止。正德年间，徐侍郎李贯疏浚，不能深广，刚开浚又堵塞。从大势来看，太湖吞纳众水，如同人的腹部，白茆、吴淞则是尾闾，阳城、昆承、华亭各处如同脉络。尾闾不排泄，腹部就会胀病，四肢百脉没有不病的。”刚开始办事时，横议纷纷，有人说水旱是天数，非人力可治；有人说治理后又会堵塞，徒劳费事；有人说滨海地势高低不平，凿开反而引水入内为患。李公都不听信。不到几个月，工程完成。起初，白茆从北通到江，河道曲折，不能再通，于是改从东南挑开平地，直注大海。从防庙到东仓，通长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二丈，深一丈五尺，宽三十三丈。白茆上游，又开浚尚湖、昆承、阳城湖各隘口，作为塘、浜、港、溇的，共十九处。又在宜兴疏浚古渎，武进、无锡疏浚桃花港、龙荡、九曲、城墅河，江阴申港、利港、横市河，都是林君文沛所治理的。吴淞江上游颇为通利，从夏驾浦到旧江口，仅如衣带，不再容舟。因其旧形，加宽加深。从夏驾浦到龙王庙江口，共六千三百三十六丈，深一丈二尺，宽十八丈。又在湖州疏浚大钱、小梅七十二溇，吴江疏浚长桥一带，引湖水分散到淀山等湖，昆山疏浚赵屯、大盈、道褐等浦，作为浦、港、浜的尤其多，都是颜君如瓌所治理的。白茆港口，海潮每日到来，沙泥易阻塞，就建石闸一座。阳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就可以稍微减弱白茆的水流，又建堰一座。夏驾浦、新洋江、吴淞的交汇处，横引江水，斜趋娄江，那么吴淞水势减弱，不能荡

译水流激荡，容易在淀区淤塞阻滞，于是又建造了一座石闸。大凡疏通宜兴、湖州等地的淤塞，使水流汇入太湖没有阻碍，那么常州的宜兴、武进，湖州的乌程、归安，松江的华亭，就可以没有水患。疏通吴淞江、白茆河的淤塞，使太湖的水流入江海没有阻碍，那么苏州的长洲、常熟、昆山，就可以没有水患，而吴淞江、白茆河的工程最为浩大，耗费的人力物力尤其众多。工程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六年四月完工。这次工程，总共用工四十万二千五十三，耗银若干两，耗米若干石，用于治理漕运。

译国家的漕河有四条：从长江上游来的，到达仪真；从长江下游来的，到达瓜洲，经由广陵到达淮安，称为南河；经由黄河到达丰沛，称为中河；经由山东到达天津，称为北河；经由天津到达张家湾，称为会通河。工部尚书总管政务，并分派四位司官负责，赐予玺书，令他们因地制宜行事。

治理河道有八种依据：依据河水未泛滥时向北运输，依据河水未结冰时向南返回，依据风向南北确定运输期限，依据河水顺流确定运输通道，依据河水安定时修筑堤坝，依据河水危险时堵塞决口，依据冬春时节沿堤修治，依据夏秋时节据堤防守。防守有两种：一是官员防守，二是百姓防守。防备有四种：一是白天防备，二是夜晚防备，三是防风，四是防雨。有三种策略：夏秋季节水势上涨，运船渡河，漕运已经延误期限，河道没有保全的算数，这叫做无策；运船进入闸门，国家生计没有忧虑，黄河水侵蚀堤坝，随缺随补，这叫做中策；四月刚结束，船只全部进入闸门，夏秋之间，河道恢复安流，这叫做上策。闸门有三种：一是石闸，用石头堆砌而成，有龙门，有防翅，有龙骨，有燕尾；二是活闸，漕运长官担心泄水，用木板做成，根据闸门的宽窄决定木板的多少；三是土闸，闸门出口的水与河道上下落差形成坝体，留住水以便与河道相接。河堤的方法有两种：有截水堤，有缕水堤。水的本性是，集中则急，分散则缓；而河道的态势，急则通畅，缓则阻塞。缕水堤，是顺应河道态势而约束它，治水的人认为便利；截水堤，是遏制河道本性而阻挡它，治水的人忌讳它。修筑堤坝有三种劳力：编设的称为徭夫，招募的称为募夫，借派的称为自夫。有堤坝没有劳力与没有堤坝相同，有劳力没有铺舍与没有劳力相同。堤坝用来防备河水，劳力用来守护堤坝，铺舍用来安置劳力，三者相辅相成。治理水势的方法，治理水势有余先疏通下游，治理水势不足先疏通上游。

南旺庙记。尚书宋礼会同都督周长等人，征发山东丁夫十五万，登州、莱州两府愿意趋事赴工的人一万五千，疏凿会通河。在此之前，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县黑洋山决口，经由旧曹州两河口漫过安山湖，于是会通河逐渐淤塞。从济宁到临清三百八十五里，船只不通。于是在济宁以北至城材等递运所，凡是军需钱粮向北输送的，全部陆路运输到德州，共七百里才进入卫河。至此疏凿河道，又堵塞旧曹州、郓城两处河口，疏浚沙湾至旧州一带河道。又会同刑部左侍郎金纯等人在河南督运水夫，开凿黄河故道，从开封北城起向下到达郓城，至鱼台县塌场口流入漕河。又疏浚山东七十二泉汇于分水。所以永乐九年，太宗下达纶音一章说：“工部锦衣卫便差四个官员铺马里去，都齐到那黄河新开口之处讨两只船，从那里看将下来，到旧曹州两河口分开，一路往会通河那一带去，一路至谷亭这一带来看那两条河的水势行得如何，还看那黄河水比先是那一处漫过安山湖那一带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过水处堤岸低薄时，就再整得高厚；若不低薄时，罢将文书去与宋尚书每知道。”钦此，那么朝廷委任之重也可以看见了。在此之前朝廷开凿河道不过是为了疏通天下贡赋，并未专门用于漕运。十年宋礼开始议定会通河漕运北京，他的奏状说：“永乐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书宋礼奏：海运粮储，每年五月太仓开洋直沽下御，待秋回京，船只多被损坏，也有漂失不见下落的，都用修理补造。分派江西湖广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隶徽州等府军卫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终完备驾赴太仓应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敛钞物买办，其间作孽受害者不可胜言。造孽者惟顾眼前之急，不虑速成不坚之患。计其所费物料人工又难细举。且如造千料海船一只，须用百人驾使，只运得一千石。若将用过人工物料估计价钞可办二百料河船二十只，每只用军二十名，运粮四千石，以此较之，从便则可。如将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四府税征粮米，定拨七十万石赴徐州，并兖州府粮三十万石赴济宁州交纳，差拨近河徐州等卫旗军一万名，各委指挥、千百户管领。工部拨与二百料浅船五百只，一如卫河事例，将前项仓粮从会通河漕运供给北京。每三年海运二次，使造船者无逼迫之患，驾船者获坚久之利。以两河并海运计之，三年可得八百余万，十年之间，国有足食之备，民无烦扰之忧。”至十二年遂罢海运，而平江伯也疏凿淮阳一带，南北于是会通了。至今为国大利，而宋礼之功当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也不可不说贤能，劳厥后传谓宋礼有微过，朝廷督责他，革去冠带，只服儒巾治事，他的权力中微，而平江伯之功愈彰，所以如今只

译颂扬平江伯而不提及宋公。因此，邱文庄公曾经过会通河，有感而发赋诗道：“清江浦上的临清闸，箫鼓喧天的祠庙中人们吃喝剩饭。几次在防通河上经过，再没有人谈论宋尚书。”后来，李文正公也各自作了诗，其深意已不言而喻。后来，主事王始向朝廷请求，在分水龙王庙旁边建立祠庙祭祀宋公，于是将此事一并记录下来，以昭示后人，知道宋公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译元朝揭傒斯《都水分监记》。黄河堤防修通完成的第四年，开始在东阿的景德镇设立都水分监。掌管所有河渠、坝闸的政令，以疏通朝贡和漕运天下。实际上京城地势高平，水流就急速泄去，所以筑堰来蓄水。水积聚后就设立机械牵引堤防，用来牵引船只上下，这叫做坝。地势低洼倾斜，水流就急速干涸，所以筑堤来节制它。水溢出时就放下悬挂的板，用来疏通船只的往来，这叫做闸。都设置官吏来掌管这些运输启闭的节制，并审理其中的诉讼案件。〇暴雨将要降下时，就命令堆积泥土，准备好畚箕铁锹，以防备洪水奔涌冲击。水将要干涸时，就征发劳役来疏导堵塞和崩溃的地方。按时巡视河道全面查看，以考察是否服从命令而进行赏罚。所以分监的责任繁重而麻烦。

水泉

河臣陈锐上奏说：济宁等地一带的河道，全靠山东徂徕山等地的泉水接济。先前工部派遣一名官员在那里专门管理，后来因为裁减革除不再使用，那泉水只委托布政司分守官带领巡视，不周全，又有分巡事务，难免顾此失彼，因此泉脉不通，阻滞粮运。要求工部照旧派遣主事一名专门处理此事，朝廷听从了。山东泉源一百八十处，济、兖二府十六州县：新泰、莱芜、泰安、肥城、东平、平阴、汶上、蒙阴之西、宁阳之北，这九州县的泉水，都流入南旺分流，这是分水派。泗水、曲阜、滋阳、宁阳以南四县的泉水，都流入济宁，这是天井派。邹县、济宁、鱼台、峄县之西、曲阜之北五州县的泉水，都流入鲁桥，这是鲁桥派。滕县各处的泉水就近流入独山、吕孟等湖以到达新河，这是新河派。沂水、蒙阴各处的泉水与峄县许池泉都流入邳州，这是邳州派。这些都是用来接济漕河的。徐州、吕梁以下，黄河经过，不再借助泉水了。

水柜

漕河本来依靠泉水，而地形东高西低，如果没有湖泊作为积蓄，就会干涸。所以漕河以东都有水柜，如果没有湖泊作为宣泄，就会溃决。所以漕河以西都有水壑，这是前朝大臣宋礼的规划，大概是竭尽心思独到的见解。现在新河确实师法他的意思，遇到黄河逆流奔涌，就以昭阳湖作为分散泛滥的区域；遇到山洪向东突进，就以南阳湖作为积蓄之地。考虑不能说不周全了。然而水有归宿的沟壑，堤防才开始没有忧患。应当大规模征发民夫，从回回墓一带开通到达鸿沟，让谷亭、湖陵的水都流入昭阳湖。又昭阳湖水沿着鸿沟流出留城，那湖地退滩的都是上等良田，计算一下可以得到千顷，让百姓得以在其中耕种。按亩出赋税，来供给河渠的费用，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总河总漕

旧制，遇到黄河冲决，事情重大，就专门敕令大臣一名带着工部衔前往治理。事情完毕回京后，接连有水患，于是成为定员。他的职责专门管理黄河，在曹州驻扎。河南、山东管河副使隶属于他。管河郎中、洪闸主事旧时不隶属。所以总河敕谕中说：“现在特别任命你前去总理河道。那黄河北岸长堤，以及各该堤岸应当修筑的，也要切实用力修筑高厚，作为事先预防的计策。如果各该地方遇到水患，就立即相度访防水源，可以开辟分流杀水通路的，也可以筑塞堤防的地方，仍然严格督促各该官员斟酌事势缓急，限定工程期限，分头用工快速修理。”这是原来的敕令。后来增加说：“近年沛县以北漕河屡次被黄河冲决，已经派遣官员整理。现在特别任命你前去总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闸郎中主事及各该三司、军卫、有司掌印管河兵备等官，时常往来亲历，多方规划。遇到有淤塞的地方，务必挑浚深广。”大概新敕令因为黄河冲塞漕河，所以有这个任命，其实专门为了黄河。先前河道自仪真以至通州，都属漕运衙门管理，所以其敕令自通州至扬州一带水利有应当蓄泄的，严格督促该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设法修筑疏通，以便粮运。怠职误事的一体参奏。凡有便于粮运，利于军民的，全听你便宜处置。任命大概是漕运的，漕就是漕河，运就是粮运，原本是一件事，原本不应该分开。旧制总漕每年进京会议，往返查看河道，后来因为巡按奏留不前往，于是成为惯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谏后更不赴京了。到二十二年二洪浅阻，总漕上奏本全部推给总河，奉旨切责，总河以下都戴罪整理。从此河道粮运于是分而为二了。黄河

现在治理黄河与古代不同。大概黄河的故道从怀庆、大名到瀛、沧入海。那时没有漕河，所以议论想要顺着它顺势向下的本性，引导它向东北而恢复故道。现在东北有漕堤，它冲决了。古代疏导它、开凿它，只是想要去除它的危害。现在却想要利用它的利益。大概漕运旧时不借助黄河，自从景泰以后才开始有黄河三成、清水七成的说法。现在徐州二洪以下专用黄河水了。所以治理它的方法有疏导、有浚深、有堵塞，而疏导为上策。大概黄河自从经过汴梁以来，向南分出两道：一

译从汴京西面的荥泽县流出，经过中牟、陈、颍等州县到达寿州汇入淮河；另一条从汴京东面的祥符县流出，经过陈留、亳等州县到达怀远县汇入淮河。其东南方向的一条水道从归德、宿州经过虹县、睢宁到达宿迁县流出。其东面分为新旧五条水道：一条从长垣、曹、郓等县到达阳谷流出；一条从曹州防河口到达鱼台县塌场口流出；一条从仪封、归德等州县到达徐州小浮桥流出；一条从沛县南面的飞云桥流出；一条在徐州、沛县之间的山北溜沟流出。从此新旧分流共六条水道，都汇入漕河，然后总汇向南流入淮河。后来这些水道都被堵塞停止使用，只保留沛县这一条水道，这就导致水流汇合后势力过大，而河道又狭窄，无法容纳，所以不得不泛滥横溢。因此现在治理黄河不得不依据旧河道来分散水势。以前通往阳谷、鱼台的两条水道，担心它们决口后东北方向的堤防无法开启。至于在汴京西面从荥泽孙家渡到寿州的这一条水道，决断应当经常疏浚，以分散上游的水势，不可使其淤塞。至于从汴京东南源头通往怀远、宿迁的两条水道，以及正东方向如徐州小溜沟的两条水道，各自应当选择其中便利的一条进行开凿疏浚，以分散下游的水势。这是治理黄河的良策。

译李东阳说：黄河为患，自古就有，治理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大概有堵塞、有疏浚、有疏导，而主张疏导的说法占上风。黄河在张秋决口，徐有贞去治理它。有人干扰他的议论说：“不能堵塞反而要开凿吗？”使者来到徐有贞处，出示两个壶，一个有一个孔，一个有五个孔，分别注水然后倒出，则五个孔的壶先干涸。使者回去后议论才决定。侍郎白昂治理原武的决口，举荐南兵部郎中娄性共同处理。修筑阳武长堤以防备秋季涨水，引导中牟的决口流入淮河，疏浚宿州古汴河以通达泗水。从小河向西抵达归德饮马池中，经过符离一带都疏浚得深广。又疏浚十余条月河以削弱水势。从此河水流入汴水，汴水流入睢水，睢水流入泗水，泗水流入淮河以通达大海。又因为河南流入淮河不是正道，恐怕不能容纳。又自鱼防经过德州到大清河及古黄河以流入大海。河口各自修筑石堰，观察水位的涨落，按时开启关闭。疏导的功效也明显了！徐有贞治理黄河工程完成，碑文臣听说：凡是平定水土，其关键在于了解天时、地利、人事罢了。天时已经经纬分明，地利已经经纬分明，而人事于是也就完备了。况且水的本性，可以顺着它来引导，不可以逆着它来堵塞。大禹疏导水流，顺应自然无所作为，用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治理困难。大概黄河从雍州豫州流出险固之地而流向平坦广阔之地，水势已经放纵，又由豫州流向兖州，土地更加疏松，水势更加放纵，而沙湾以东所谓的大洪口，正处在冲击要道，于是决口，而夺取济水、汶水入海的路径离去。众水跟着它泄出，堤坝因此溃决，渠道因此淤塞，涝灾时溢出，旱灾时干涸，这就是漕运道路受阻的原因吗？然而想要迅速堵塞它，则不可行。所以溃决的地方更加溃决，淤塞的地方更加淤塞，而没有人能救助。现在想要救助它，请先疏导水流，水势平稳后再治理决口，决口停止后再疏浚淤塞，因此修筑堤防，按季节宣泄，使没有溢出干涸的祸患。一定要这样然后才能成功。皇帝说：“可以。”臣徐有贞于是筹划经营，修筑治水的闸口，流水的渠道。从张秋金堤的起点，向西南行九里到达濮阳的泺，又九里到达博陵的陂，又六里到达寿张的沙河，又八里到达东西影塘，又十五里到达白岭的湾，又三里到达李〇的岸边。从李〇向上，又二十里到达竹口莲花池，又三十里到达大潴潭。于是越过范县和濮县，又向上向西，共数百里，经过澶渊以连接河沁河。河沁水过多则有害，过少则有利，所以遏制过多的而引导过少的，用来平定水势。建成后命名其渠道，叫广济闸，叫通源渠。有分合的闸口，有上下的闸口。凡是河流旁出而不顺的，就筑堰阻挡。堰有九座，长度都达到一万九丈。堰既修好，水就不再向东冲击，沙湾于是更向北流出，以救济漕渠的干涸。阿西、鄄东、曹南、郓北的地区，从低湿之地获得灌溉资源的，达数十万顷。行旅既方便，居民既安定。徐有贞知道事情必定能成功，于是参酌综合古代方法，选择好的而实行，加以神妙的运用。既修筑大堰，上面用水门关闭，下面用虹堤环绕。堰高三十六尺，厚度是它的十倍。长伯门的宽度三十六丈，厚度是它的两倍。堤的厚度像门，高度像堰，而长度是它的两倍。架涛截流，用木栅竹络，填实石头并用铁键固定。大概结合土、木、火、金而统一，用来平定水性。既然后疏导汶水、泗水的源头而出于山中，汇聚澶濮的流水而纳入沼泽。于是疏浚漕渠，从沙湾向北到临清，共二百四十里；向南到济宁，共二百一十里。又在东昌的龙湾、魏湾修筑放水闸口，共八座，作为水位的标准。水位超过一丈就排放泄出，都通古河以流入海上。控制源头向下，排放水流，既有所节制，又有所宣泄，用来平定水道。从此水害消除，水利兴起。起初议论的人多认为此事困难，甚至想要放弃渠道不治理，而由河沁及海来漕运，但最终不可行。当时又有发动京军防守黄河的议论，徐有贞于是奏请免除濒河州县百姓的马牧等役，而专心从事河防，以节省军费便利民力。天子听从了他。

王鏊记述刘大夏安平治水碑。景泰四年，黄河在张秋决口，故武功伯徐有贞治理它，很快恢复故道。〇治二年，河势北移，六年于是决口黄陵冈，溃决张秋堤坝，夺取汶水以流入大海。张秋上下〇弥漫天际，东昌临清河流防断绝，前后业绩未能成功。皇上于是命令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前往主持。当时谣言沸腾，说黄河不可治理，治理它只劳民伤财；有人说黄河不必治理，应当恢复前元海运；有人说陆路挽运虽然劳苦但无虞。皇上又命令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一同前往主持。当时夏过半，陈锐等人聚集谋划，开始在上游开凿月河，长约三里，越过决口连接到黄河。于是船只首尾相接，顺流全部出发。才开始商议修筑黄陵冈的缺口。起初，大梁以北是沁河，东南流入徐州；西边是黄河流入淮河。后来黄河突然溢出流入沁河，合流向北，于是决口黄陵冈以及张秋。陈锐等人议论不治理上游，则决口不可堵塞。于是疏浚黄河从孙家渡七十多里，由陈颖以流入淮河；又疏浚黄河从中牟、扶沟、陈颖二十多

译在里，从宿迁到达淮河；又疏浚贾鲁河旧河道四十多里，从曹州流出到达徐州。当时正值冬季，水位将要下降，漕运部门便在张秋两岸东西修筑堤防，设立标杆并用绳索贯穿连接，用纲绳串联起巨大的船只，在船底凿洞并堵塞，里面填满土牛。等到决口处，撤去堵塞的船只，用大埽沉压，刚合拢却又再次决口，随着决口随即修筑，官吏告诫、役夫勉励，运土的畚箕和插秧的器具如云般密集，日夜连续不停。水于是从月河以北决口，堵塞之后，环绕着修筑石堤，隐约像彩虹一样；辅以滉柱，森然如星星。又在上游建造减水坝，又疏浚南旺湖等泉水源头，又修筑堤防三百多里，漕运通道再次畅通。工程始于六年夏天，那年冬天宣告完成。动用军民共四万多人，铁器一万九千多件，竹木二万七千，柴草六十三万束，草料二百二十万。事情上报。

译嘉靖、隆庆末年，司空潘季驯一生在黄河岸边辛勤操劳，当时人们称他为劳臣。他说：“让漕运与黄河相通，那么治理黄河也就是治理漕运；让黄河与淮河汇合，那么治理淮河也就是治理黄河；让黄河、淮河汇合后一同流入大海，那么治理黄河、淮河也就是治理大海。”因此，潘季驯在任期间，只把修筑堤坝约束水流、借助水流冲刷泥沙作为最稳妥的首要原则。他在《经略两河疏》中说：“臣听说效法古人就不会有过失，不凭空臆造的智慧才是大智慧。孟子在论述智慧的一章中，首先以禹治水作为比喻，而在论述为政时则说：‘为政不遵循先王的正道，能说是智慧吗？’这是说有大智慧的人做事必定效法古人，不效法古人就是凭空臆造了。所以治理黄河的人必须先探求河水自然的特性，然后才能施展疏导和修筑的工程；必须先探求古人已经验证有效的做法，然后才能仿效他们治理平定水患的功业。”黄河水来自昆仑山，进入徐州、济宁的运河，流经邳州、宿迁、桃源、清河到达清口，抵御淮河向东流入大海；淮河水来自洛水和凤阳，流经盱眙、泗州到达清口，与黄河汇合向东流入大海。这是两条河流的旧河道，也就是河水自然的特性。元朝人每年从江南漕运粮食，从扬州径直向北出庙湾进入大海。到了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才开始修筑管家等湖泊的堤坝，疏通淮河作为运道。然而担心淮水涨溢向东侵蚀淮郡，所以修筑高家堰堤坝来抵御它，从武家墩开始，经过小大涧到达阜宁湖，这样淮水就没有向东侵蚀的祸患了。又担心黄河涨溢向南侵蚀淮郡，所以修筑新城以北的堤坝来抵御它，从清江浦开始，沿着钵池山、柳浦湾向东延伸，这样黄河水就没有向南侵蚀的祸患了。尤其担心河水从闸门冲入，难免泥沙淤积，所以严格规定开启和关闭的禁令，只允许漕运船只和渔船通过闸门出入，钥匙由漕运总督掌管，每五天发放一次筹令开启一次，而官民船只全部通过五座坝车盘运输，因此淮郡安宁，漕渠长久依赖，陈平江的功绩至今未被磨灭。后来因为侵蚀日久，堤岸逐渐倾斜，水从高家堰决口流入整个郡县，于是变成鱼鳖出没之地。而当时的执政者没有考察其中的缘故，竟说是海口堵塞，于是开凿支流来宣泄洪水。哪里知道旁支暂时开启，水势陡然趋向西桥以上的正河，于是导致淤塞阻碍，而新开凿的支流宽度仅有二十多丈，深度仅有一丈左右，与旧河道相比不到三十分之一，怎么能容纳整条河流的水量？下游既然堵塞，上游自然溃决，这就是崔镇等决口形成的原因。现在新开的河道又逐渐淤塞，旧河道渐渐已经通流，虽然深度宽度不及原河道的十分之一，但两条河流的全部泥沙随着水流冲刷，想要完全恢复河道，并不难。河道既然恢复，宽阔处有七八里，狭窄处也不低于三四百丈。浩荡的水流向东奔去，有什么水不能容纳？如果还认为不够，想要另找其他地方，别开一条渠道，恐怕人力达不到这个程度。以臣等推测，不仅不必另凿一个口，就连草湾也必须放置不管不再疏浚了。所以现在的计策，只有修复平江伯的旧业，高筑南北两道堤坝，以切断两条河流向内灌入，那么淮扬地区水患之苦就可以避免。至于堵塞黄浦口，修筑宝应堤，疏浚东关等浅滩，修缮五座闸门，恢复五座坝的工程，依次进行，那么淮河以南的运道就没有忧虑了。坚固堵塞桃源以下崔镇口等决口，那么整条河流的水就可以回归旧河道。至于两岸遥远的堤坝，或者修缮旧工程，或者开辟新址，或者利用高冈，或者填平洼地，依次进行，那么淮河以北的运道就没有忧虑了。淮河、黄河两条河流既然没有旁侧决口，一起奔流入海，那么泥沙随着水流冲刷，海口自然恢复，而桃源、清河浅滩阻碍又不足为虑了。这是以水治水的方法。至于扒捞挑浚的说法，只可以施行于闸河罢了。黄河河道宽阔，捞浚何时能完成，凶猛湍急的水流，器具难以放下。前人多次尝试没有功效，白白耗费工料，只怕伏秋季节水发，大雨接连不断，不免暴涨，导致损伤两道堤坝。所以想要在磨脐沟、陵城、安娘城等处，再修筑三道滚水坝。万一水位高于坝顶，任其宣泄，那么两道堤坝可以保全，而正河也没有淤塞的祸患了。徐州以南的工程如此而已。有人责难臣说：“臣等想要顺应水性，现在淮水想要向东，却把它拉向北；黄河想要向北，却把它拉向东，恐怕水性不适应吧？”臣说：“水以流入大海为特性，决口的水是超过额头在山上的水，不是它的特性。”有人又说：“从前禹治水，分散九条河流，都是逆着河流流入大海，现在臣等想要堵塞各个决口，合并两条河流而不让它们稍微减弱吗？即使有滚水坝，仅仅去除表面百分之一的水，又怎么能减弱它的势头呢？”臣回答说：“九条河流不是禹开凿的，只是疏导罢了。大概九条河流是黄河水必经之地，势不能避开，而禹仍然合并它们一同流入大海，他的意图大概可以思考。况且黄河经过的地方，只有河南的土最松软，禹引导黄河入海，只经过郏县、孟津、巩县三处，都属于现在的河南一府，那里的水未必像现在这样浑浊。现在从河南府的阌乡县起，到归德的虞城县止，共五个府，黄河已经全部经过这些地方而去。”禹引导黄河的时候，又过了三千多年，水流日久，土日渐松软，土越松软，水越浑浊。所以平时的水，以斗计算，泥沙占六成；一到伏秋季节，就占八成。用两升的水承载八升的泥沙，如果不是极其湍急，必定停滞。所以水分流则水流缓慢，水流缓慢则泥沙停滞，这是势所必然的。臣等来不及远引其他证据，就以近

译从眼前的事实来看：草湾一旦决口，西桥的旧河道就随之淤塞；崔镇一旦溃决，桃清以下的河道就随之滞涩。去年洪水从崔家口涌出，秦沟就变成了平坦的陆地。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实，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译万历戊戌年，黄河在单县的黄堌决口，运河航道被淤塞，于是朝廷召司空刘东星前往治理。当时商议开凿赵渠。赵渠，是从商虞以下直到彭城，是元代贾鲁河的故道，沿此河行走大约二百多年，到嘉靖末年，河道向北迁徙，司空潘季驯曾经提议开凿，估算费用四百万两，于是作罢。等到黄河在黄堌决口，稍微冲刷形成了渠道，只有曲里铺到三仙防四十里，仍是高陆如旧，刘东星于是加以开凿。又从三仙防连接到小浮桥，开凿支渠若干里。又疏浚漕渠，从徐州、邳州到宿州，共若干里，总费用大约十万两。各部官吏和百姓好像没有听到这件事一样。邵伯、界首两个湖，是扬州的大水域，堤防宽阔浩渺，起风时容易溺人。渠道建成后，行旅平安无事。起初预算二十万两，等到完工费用只有三万两。当时刘东星又提议开凿泇河，还没来得及完成，刘东星就在济宁去世了。幸亏李化龙排除了众人的异议，尽力承担并完成了工程。

泇河在滕县、峄县之间，接纳沂水、沭水的水流，向南连通淮海漕河，是一条捷径。隆庆年间以来，多次派遣近臣视察，议论不能确定。司空舒应龙曾经开凿韩庄中途，动工后又停止了。司空刘东星主持这项提议，刚动工刘东星就去世了。朝廷议论认为能胜任这件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李化龙，于是就在家里任命李化龙为工部尚书，总督河道。李化龙走遍淮安、徐州、凤阳、泗州之间，详细考察咨询，找到了前任河臣开凿泇河的遗迹，高兴地说：“这是用来避开黄河、吕梁的险阻，而把船只安置在席子上的方法啊。”于是上疏陈述开凿泇河的便利，随即召集工匠疏浚旧渠八十七里，新开挖八十二里。于是运粮船只通行没有阻碍，过去称为过洪，现在称为过淮，就算已经到达，直到今天还依赖它。

淮抚李三才上疏说：“过去开凿泇河的工程，向来多次商议，最终成了画饼。谈论的人恐怕对此有疑问，但我认为它有六个好处，而有两个不必怀疑的理由。现在说治理黄河困难的人，说过去只是避开它的危害，现在还要兼取其利。所以黄河从宿迁流入运河，那么徐州、邳州就会干涸而没有水承载船只，这是无水之难。黄河从丰沛流入运河，那么漕堤就会毁坏而没有路供纤夫拉船，这是有水之难。泇河开通后，运河不借道黄河，有水无水，都随它去罢了。疏通排决，都不需要了。这是第一个好处。黄河是运河的祸害。利用它一里，就有一里的危害；避开它一里，就有一里的利益。用二百六十里的泇河，避开三百三十里的黄河。二洪自然险峻，镇口自然淤塞，互不相关。这是第二个好处。黄河应当治理，本来不问它是否利于漕运，都是不容停止的。但是漕运借道黄河，那么黄河就主宰局势；黄河主宰局势，那么黄河就能困住我们，应当不怕劳费去治理它。漕运不借道黄河，那么我们就主宰局势；我们主宰局势，那么我们就能应对黄河，应当仔细察时机适宜去治理它。仔细察时机适宜与不怕劳费相比，其利害显然可见。这是第三个好处。往年估算全部工程，费用三百九十万两；估算一半工程，费用二百六十万两。即使宋尚书开凿新河一百四十里，费用也达四十万两。现在只用二十万两开凿二百六十里，相比全部工程是二十分之一，相比一半工程是十分之一，相比新河也是事半功倍。这是第四个好处。长江以北，泰山以东，水患极其严重。老弱转死于沟壑，壮年人散居到四方。招募民工而富民不苦于赔补，穷民还能得以养活。春荒时兴役，麦熟时人散。用范仲淹的堤湖之法，代替汲黯的开仓之举，这即使对国家财政没有益处，也还是应当做的。这是第五个好处。粮船过洪，大约在春末，大概是害怕河水上涨的危害。运船进入泇河而安流逆浪，早晚都不妨碍。过洪的禁令可以放宽，参罚的累赘可以避免，即使运军不至于赶帮失事，保全的也很多。这是第六个好处。漕运不借道黄河，那么黄河堤防就会疏漏，恐怕黄河就会肆意横流而淹没凤阳、泗州。怎么办？开封、归德上下千里，没听说济运不兼治河的。他们只是为民御灾尚且如此，何况是为了捍卫陵寝患难？他们怎么敢疏漏堤防？这是第一个不必怀疑的理由。徐州，是天下的咽喉要地。怎么办？一天之内让它索莫荒凉？哪里还称得上是重地呢？太王迁岐，盘庚迁亳，只是审察利害，哪里问轻重，况且徐州被黄河淹没，只是时间问题。徐州百姓安土重迁，听说泇河的工程，而且刺心隐痛说：“夺走了他们的利益。”这就像飞蛾赴火，苍蝇趋饧，大利在前，来不及顾及危害。一天之内洪水暴至，城池淹没百姓如鱼，后悔就晚了。泇河开通，而徐州城中从事贸易居住的人，必定会迁移到泇口，必定会迁移到沿河上下，即使土著的人利益不在那里，也必定会选择高土而居住。即使水能破城，必定成为鱼的人少，这是为徐州曲突徙薪，而把他们从网罗陷阱中救出来。这是第二个不必怀疑的理由，所以泇河的开通，无需再计议，就知道它是可行的。

总河曹时聘上疏：国家的大事，没有比漕运更重要的，命脉所关，实在不是小事。二百多年来，从徐州以下，大都以黄河为运河。近来迁徙不常，多次失去其利，不是二洪告涸，就是诸溜难前。内外臣工蒿目腐心，没有不以无漕为虑的。幸好泇河一线，先前河臣舒应龙创开韩家庄，以泄湖水，而路始通。接着河臣刘东星大开梁城、候先庄以试行运，而路渐广。等到三十二

译当年，河道总督李化龙向上开凿李家巷，向下开凿直河口，挖掘田家庄，竭尽全力经营，漕运船只通行过半，道路才开辟出来。到了三十三年二月，该臣接管事务，看到改道工程开始，运船即将抵达，便立下限期严厉催促，多方鼓励激励。暮春初夏，工程接连完工。这一年通行的运船有八千零二十三只。等到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臣虽然亲自督率大规模疏浚，仍不时亲自前往泇河，往来料理，修建水闸以平缓水流，疏浚浅滩、裁弯取直，日夜催促，如期完工。所以今年粮船七千七百六十五只，全部渡过泇河，那么泇河可以依赖，难道不是昭昭在人耳目吗？然而漕渠建成了，河道官员却没有设置；水闸建好了，官派夫役却没有确定；转运通畅了，驿站制度却没有改变；盗匪警报响了，捕盗机构却没有建立；加上水闸禁令不严，节制宣泄失度，水利一旦泄尽，立刻就能看到船只搁浅。臣因此不敢亏欠最后一筐土的功劳，广泛收集众人的意见，错误地谋划了善后六件事，分条具奏。有人说：“黄河已经治理好了，漕运可以行通了，哪里还需要泇河呢？”唉，这是没有看到黄河祸患的话。治理黄河，是为了消除南阳的灾害；使用泇河，是为了避开徐州、邳州的险阻。并不是说黄河治理好了就可以不用泇河，也不是说泇河通了就可以不治理黄河。两者不相违背，而实际上相互成就。那么黄河水流既然已经挽住，怎么能不急切地从事于泇河工程，以为运道长久之计呢？此后过淮的粮船，一进入直河，就没有别的险阻，臣等自然应当照数具奏，不必沿用过洪的旧名了。骆马湖运道溃决淤塞，任命刘公荣嗣为总河前往治理，公议从宿迁到徐州，另外开凿新河，分引黄河水注入其中，以通漕运，计算工程二百多里，计算工费五十万。开凿河道的地方全是黄河故道，下面多有积沙，等到引黄河水进入其中，波浪迅急，冲沙随水而下，往往造成浅滩和淤塞，不能行船。第二年漕船将要到达，而骆马湖的溃决恰好平复，众船只愿意进入泇河，不愿意进入新河。刘公亲自前往督率，众船偶尔有进入的，苦于水浅涩滞，于是南科曹景参上疏议论，被逮捕因贪污入狱，父子都死了。考察治理黄河的工程，很少有能免于官吏非议的。景泰年间，徐有贞、刘大夏在张秋治水，也困于众口纷纭，依靠朝廷的明察防范，忌讳没有实行，最终都取得了成效。后来从盛应期以下，有的因言论被罢免，有的因忧虑而死，很少有保全的。到刘荣嗣的灾祸，达到了极点。后来骆马湖再次溃决，在新河行船的，没有不为刘公喊冤的。有人说刘公为人卓然出众，自从担任户部郎中时，就已经负有当时的声誉，当时内阁大臣温体仁正兴起党争，刘公遭受祸患，不仅仅因为河工，更令人感慨啊。

译开胶莱新河

隆庆五年，漕河发生大决口，漕运因此受阻，担忧国家大计的人开始提议实行海运。真定人梁梦龙，在巡抚山东时，采纳了方伯王宗沐的建议，上疏请求实行海运。他说元代的海运是从太仓、嘉定出发，如果从淮安向东，经由登州、莱州停泊于天津，那么原来的北海地区，中间多岛屿，可以避风。而且那里地势高且多岩石，蛟龙有往来却没有巢穴，即使船只和粮米在其中航行，只要标记岛屿以避开祸患。名称虽然与元代相同，但利益实际上在于便捷。于是海运一直实行到万历元年，高新郑（高拱）离开朝廷，张江陵（张居正）完全推翻了高拱所推行的政策，户科给事中贾三近上奏罢免了海运。当时梁公亲自到海边，筹划咨询非常详细周密，停泊驻留有所风闻，有所占造，有所法度，都记载在书中，如同指掌般清晰。然而根据那里的情况，从安东沿着灵山，经过陈家岛，顺着海岸而来，本来可以没有忧虑了。但是中段浮牢的险要，放船进入大洋，驶入黑水夹，延伸经过真白蓬头，经过成山、沙门，波涛汹涌，不容易渡过。可以商议的只有胶莱一条河，梁公曾说不可开凿，但每次询问当地人说：新河从胶州经过昌邑、潍县，向西北流出界河，只有八十里，其中六十里海潮每日到达，那二十里淤塞，旧时的闸坝规制仍然存在。万历初年，潍县人司空刘应节奉命前往勘察，极力说可以开凿，因为流言而停止。当时议论开河事宜，他的话非常确凿。崇祯十六年，江西人曾樱担任登莱巡抚，上疏请求开治，还没完工就发生了战乱。海运关系到燕京的轻重，新河关系到海运的通塞，这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急切应该咨询访问的。

有人说分水岭马壕难以开凿，大沽河、小沽河容易淤积沙子，又想从黄埠岭、云河口等地新开一条河道来连接它。我却认为恢复旧业有三点容易之处。马家壕两岸阻碍的石头，船只不能靠近，经过削治后，大海船可以通行，不费人力，这是第一点容易。两条沽河冲刷沙子为害，确实难以避免，但是河流经过两百年，积沙仅有一尺左右，冬春水干时，每年增加捞刷，怎么能成为祸患，这是第二点容易。分水岭地势确实高，但是河底泉水积蓄，河旁支流可以引入，再增加设置闸坝，蓄泄有准备，何必担心水浅搁浅，这是第三点容易。治理它果然有三点容易，那么排除众议而举事是可以的。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认为漕渠令人担忧，上疏建议开凿新河以永远辅助国家大计：仰望我们朝廷定都燕京，势力极于西北，一切军国重要需求，都依赖东南供给。在祖宗时代，还借助海运的利益，转运万里以供给边饷。自从防通河开凿后海运才开始罢免，致使国家万年的命脉，仅仅依赖一线咽喉。于是有识之士说应该另开通海运一路，与漕河并行，以预备意外的防备。后来保留遮洋一总，就是存有这个意思。他的考虑很深远了。何况现在黄河不驯服，漕渠多事，管理没有章法，甚至让皇帝日夜忧虑。万一河流改道，转运不通，那时仓促之后才做打算，不也太晚了吗？近来河道御史傅希挚对此有见识，广泛寻求运道，建议开凿泇河，也是思患预防的意思。臣等愚陋无知，偶然有一点心得，敢向皇上陈述。私下认为海运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有时有放洋的危险、覆溺的危机这两者罢了。想要去除这两患，而坐收转运的利益，只有山东胶州一条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斋堂岛、鹰游口入淮，以抵达淮扬，商贾往来，几乎没有空日，风顺不过五六天的路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中间未通的不过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计算地方大约有一百五十多里，其间深沟大水还占一半，应该挑浚的工程不过百里，而且平原疏通，土高山长，坝的变革，畚锸容易施工，工费不剧烈，没有甚劳民伤财的祸患。往日各位大臣建议，屡次提到它，朝廷也屡次派遣重臣前往勘察。然而多年经营，最终没有成效，这是什么缘故呢？勘察事情的人没有看到开河的利益，过分计较尚未形成的危害，只根据现有的旧河，而没有闲暇另求便道，大概不知道旧河迂曲长，长达二百六十多里，年久积沙，宽达三十多丈，而且一水分流两海，浚浅则潮不通，浚深则力量难以施展，水至则必淤，沙高则必崩，于是有人力无法施展的议论，潮既不通，河又浅阻，于是有引水灌输的议论，继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浚，寻求远近，又没有水可引，于是开河的举动因此报告罢免，这事有原因，不是当事臣工任职不力，臣等的愚见，认为想要开胶河，必须通潮水，必须舍弃旧河而防备便道，查得胶州南自淮子口大港头出海，由州治向西抵达匡家庄，大约四十里，都是岗沟黄土，应该用挑治，自刘家庄北抵〇头河张奴河至亭闸口三十里，都是黑泥下地，水深数尺，应该用挑浚，自亭闸口经过陶家堠陈家口孙店口至玉皇庙，大约六十里，河宽水浅，应该从旧河旁边另开一渠，玉皇庙至杨家圈二十多里，水势渐深，大约五六尺，应该酌情疏浚，杨家圈以北则全部通海潮，无需工程

译程矣，大抵这条河从工程力量来估算，应当新开挖的占十分之五，挑挖疏浚的占十分之三，测量疏浚的占十分之二；从地势来论，应当挑挖深一丈多的占十分之一，挑挖深几尺的占十分之九；用水尺测量，高低都有标准；用锥子探测，上下都有石头，显然可以开挖，再无值得怀疑的地方。况且这项工程一旦完成，就有好几项好处：海潮所到之处，风帆顺利，不过半个月的航程，这是第一个好处；海潮所到之处，豁然形成渠道，以后可以免除剥浅的费用、挨帮的守候、挑挖疏浚的劳苦，这是第二个好处；沿着港口航行，遇到风就停泊，对外没有放洋覆没的祸患，对内避免黄河迁徙的忧患，这是第三个好处；漕运的粮食，按时到达，海运脚费既然节省，就免除支取加耗，自然应当减省，这是第四个好处；吴越荆湖各省的粮食，查照先臣邱濬所记载的，议定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路既然畅通，河路又迅速，那边若有滞留，这边还可以运来，这样两方面的利益都可以谋求，这是第五个好处；海船一载一千石，足够装载河船所载的三倍，海船十五人，可以减少河船用卒的一半，退军回伍，使国家有水战的准备，可以制服边海的寇盗，这是第六个好处；仍然查复国初济边的事例，每年改拨数万石来救济辽蓟军饷，也可以节省运输的费用，免除招募购买的痛苦，这是第七个好处。总之，用一万人的力量，兴办几个月的工程，掘地不过几十里，所费仅数万金，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又何必畏难而不做呢？私下认为胶河的设立，事理非常明白。如果往返会勘，就会像筑室道旁一样，最终成为聚讼；如果委派不得其人，就会推诿避事，又成为画饼。何不免去复查会勘，只简命一位实心任事的大臣前往督理其事，一切河海运道，查照前议，以及未尽事宜，都听凭他酌情行事。应当防备议事的，会同漕河抚按诸臣计议妥当后施行，那么任用既专，大功可以奏效。如果治理无效，愿意请求一并治臣等的罪。又查得班军四枝，除两枝赴边外，还有六千在籍操练，一枝屯住胶州，一枝屯住青州，又查即墨一营，也在附近，合在该营起军数千，连同前班军约近一万之数。然后度地以分工，量工以论日，免除其操练，专事工作，仍在月粮之外，每日给银四五分，以补助其费用而振作其士气，这样众人竞相劝勉，不世之功将不久可成。臣等生长在海滨，颇懂水利，身负水土之责，目睹漕渠之变，屡次派遣知水人员往返查勘再三，确信胶河之役似不可停止，辄敢冒昧上请。倘若蒙圣明允纳，敕下该部详议，速赐施行，不仅相济漕运，足以备他日意外之虞，而且兼通海道，无复昔年险远之虑，国家大计，万世永赖之功，或许在此。又第二项为敷陈新河是非利害之辨，以备采择事。伏念臣至愚极陋，无所知识，近来因运道梗阻，辄不自量，越俎而陈胶河之议。继因当事诸臣议处未妥，又蒙皇上任使赍敕前往胶莱地方勘议河工，臣复不自量力，陈胶河可开之状，期为我国家求建转输之利。岂料众见不同，流言蜂起，庙堂主持不定，漫然两可而中止。私下认为今之运事，自徐邳以南而至淮扬，溢决淤塞之患，几乎无岁无之。但黄河未至，遽迁运道，尚无大阻，又其时海上多瘟疫之灾，国帑乏盈余之积，新河报罢，谁说不可？但说河不必开也可以。如果归咎于河，而说河不可开，那就诬陷太甚了。河形俱在，众目共睹，不是微暗难见之物。水土之工，即使庸众也知晓，不是有神幻不可测度之事。这项工程，在元人已经做过，建闸置坝，故迹犹存。近来因淮子口石砑森立，伤船甚多，遂以罢运。这是无人之无成，其患不在开河之难，而在淮子口伏石之险。我朝嘉靖间，海道副使王宪复举而行之，其用力次第，不急工于治河，而首务于开山。于是凿通马家壕，无复伏石之虑。乃南北引潮，舟楫必达，中间未及通者，仅三十余里，而本官不留以升迁去任。这是王宪之无成，非河之不可尽开，欲尽开之而无及。臣生长胶莱之间，遍历河海之上，奉朝廷之简书，借国家之全力，目击可为之状，又得任事之人，乃竟不能寻元人已试之迹，收王宪垂成之功，徒为此河增一诬服之案，且重杜后来任事之心。臣等之罪大矣。夫事苟利国家，死生以之。今河是非不明，臣之心迹弥晦，辄敢不避嫌怨，冒昧再陈，惟陛下少垂察焉。谨按胶莱新河南北海口相照，约三百里，除麻湾口以南直抵淮阳海仓，以北直抵天津，贾客往来，岁无虚日，无容别议外，其璧沟河以北应该量挑者

译大约一百七十五里，其中深挖的部分约五十里，总共二百二十五里。那河流两岸的土质如同胶泥，河中心的水流像白绢一样平直，河底没有流沙，岸边没有松散的泥土，谚语说“铜帮铁底”，大概不是虚言。只有沽河积沙的一段长约五里，趁着潮水行船，本来没有什么妨碍，但主管官员认为不是这样，于是商议开辟璧沟河十三里，直接通向黑龙潭，正是为了避开沽河的沙险。又有一条白河，正处在分水岭的冲击处，年久积沙长约三里，起初商议在水流来的地方，修筑堤坝建立水闸足以阻挡它，主管官员又认为不是这样，于是商议新开挖船路沟七里，正是为了避开白河的沙险。河流中有沙，就像山中有石头一样，只要问它是否有害，能否治理罢了。现在这数百里的河流，经过千百年的长久岁月，流沙的堆积才只有这么多，一次清除就能尽除，那么对河流又有什么危害呢？这是南北全河形势的大致情况。大地有固定的形态，那么高低就有确定的标准。然而每次测量，却随手高低相差很大。我督同部院道台各位官员大约测量地势，截断水流筑成堤坝，让坝内的水自然形成水平面，与海面相参照。这才知道从麻湾往北，直到璧沟河口，地面高于海面的地方才五尺。从璧沟河到吴家口，地面高于海面的地方约一丈五尺。从吴家口到分水岭，地面高于海面的地方共约二丈二尺四寸，正好与王副使原来丈量的数目相符，只多了四寸。过了这里到崔家口，则逐渐低五尺四寸。从崔家口到赵家铺，则逐渐低一丈五尺。从赵家铺到刘家铺，则逐渐低二丈二尺四寸，又与南海平面一样了。以上只是相对于海面而言，我们先前估计应当比海面再深挖五尺，使海水流通，这样无论有没有潮水，常有的水深就是五尺。再加上潮水，就常有超过一丈的水深了。这样那么引水建闸都可以不用了。这是南北地形高低的大致情况。每地一里约三百六十步，每步折合制尺五尺，共计一百八十丈。全河应当修筑的地方二百二十五里六十六步，以深度宽度折算，共约四万五百三十三丈。依照西河的规格，每地方宽一丈，深一尺为一工，共约五百七十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四工。每工给银四分，共该银二十三万二百九十六两有余。这是修河沿用的通例。大约以四万民夫为标准，每天约做工四万，计算一百四十四天，约做工五百七十五万七千四百一十余工，可以完工。这是以高于海面的部分而言的。如果趁着潮水放船，只以海面为标准，不必更深，可以节省一半的工费。又或者征调地方现有的班军壮快等人员，可以约一万多人，每月除去原有的月粮工食外，酌情给予盐菜银一二分，那么节省的又有十分之八九了。这是全河总防工费的大致情况。河流成为祸患，只是因为海潮不通罢了。海水既然通了，潮水随之而来，早晚产生，万古不差，不像秋水行潦那样盈涸无常值得忧虑。这条河，地形中高，铜帮铁底既坚固，稍微加筑堤防，功效可以经久，不像浮沙疏土那样崩决无常值得忧虑。于是新河建成后，两河并行运输。以平常情况来说，在新河则南北直隶转运非常便利，可以节省数月的路程，以及一切盘剥折耗的费用。在西河，粮数既然分开，运事自然迅速，也可以免除等待船帮的守候与积水之艰。以遇到变故来说，那边如果有阻滞，这边还可以通行，既可以防备漕河改道的忧患，也可以防止奸宄意外的祸患。在东部地区，则商贩全部通达，足以资助贸易，荒年歉收有准备，不至于流离失所。用它来通达边方的运输，那么蓟州的永平、辽东的广宁等地，一水可达，也可以免除招募购买的困难、挖掘运输的辛苦。这是新河利弊的大致情况。要知道今日开河的提议，虽然经由南海一日，北海三五日，沿着海岸循着港口，万无一失，原本不是元人黑海开洋那样的比较。这次工程，是河运不是海运，是疏导不是开凿，可以用海船，也可以用河船，对西河有补益，并不是想要废弃西河。像这样，岂止是宦游的人不能知道，即使是土著的人也没有完全知道。况且前河是山东巡抚按题报认为便利，我奉命前往勘查，也多采用各位官员的提议，中间只是稍微改变他们凿湖引泉的错误，转为通潮的防策。他们说海口泥沙淤积，查无踪迹，分水岭比海面，也还高二丈多，没有别的异议。没想到我的筹划，全成了谬误，流言飞语传播两京，以至于通漕大计因此中止。西河报告变故多次了，朝廷危惧，寻求善后的防策，也非常殷切了。万一黄河改道，运道艰难，即使有深谋远虑的人士出来应对突然的变化，既将以今天的公案作为后来的殷鉴，谁能再承担天下大事呢。恳请敕令该部，将我的最终议定与前案并存，或许是非不混淆，利害容易看清。即使这条河现在不开，以后一定有开的人。

译秦中主宪关于胶莱新河图说的论述。从前元朝人进行海运，从淮安沿着海岸前行，到达灵山以东、浮山和涝山以西，那里有薛岛、陈岛、石砑等岛屿林立，横卧在海中，像桥一样，号称槐子口桥，最为险峻难以越过。元朝人避开它，所以在三黒水出洋，经过成山正东，越过登州东北，又向西北抵达莱州海仓，然后出直沽到达天津。嘉靖乙未年，我巡察山东海道，于是查阅胶莱郡的地图，看到薛岛以西有座山叫小竺，两座山峰夹峙，中间有石冈叫马壕。马壕的山脚，南北都连接海岸，而北边就是麻湾，再稍北就是新河，再西北就是海仓直沽。考察其里程，从麻湾到达海仓，才三百三十里。从淮安越过马壕到达直沽，才一千五百里。如果直接走这条路，可以避免绕海的危险。然而元朝人曾经整治这条路，遇到石头就停止了。现在如果因地制宜施工，开凿马壕以通向麻湾，疏浚新河以通出海仓，并且用马壕石冈试验可以开凿，那么新河的泥沙就可以疏浚。丁酉年春天，我率领下属迁移元朝人旧凿的痕迹，向西约七丈，进行开凿。起初土石各半，下面都是石头，再往下石头坚硬如铁，锤击难以进入。于是命令用火猛烈焚烧，日夜用水浇灌，时间久了，石头腐烂崩塌，化为灰烬，海水汇聚流入麻湾以连通渠道，这样就成功了。计算其长度十四里，宽度六丈有余，深度是其一半。从此江淮的船只通达于胶莱。恰逢连年饥荒，不忍心立即役使百姓。己亥年秋天，我招募佣工疏浚新河，防止浅水决口阻滞，各地泉水溢出，积水成波，深浅宽窄不一。设置闸门共九座，按时蓄泄，上面各设浮桥以便渡河，建立官署以负责看守。总计浅涩的地方还有三十多里。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谕令工部：前任登莱巡抚曾樱提议开凿胶莱河，以通海运，是否已经动工？户部所发放的河工银两，是否已经支用？着即查察奏报。昨日计臣倪元璐奏称，文登开凿养鱼池作为通漕的便道，是贺王盛所提议，是否可行？即着王盛前去详细勘明，从长计议，迅速奏报。特谕，节慎库。

刘清惠公麟奏请建立库防营缮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户部咨文，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该司礼监太监张钦传奉圣旨：朕认为天下财物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从民间征收以贮存在官府，征收已经很难，那么使用岂能没有节制？《周易》说：“节制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子说：“节制用度而爱护百姓。”这是帝王的明训。现在在外地的钱粮各有抚按等官督理查考，岁奏月报，自可稽查奸弊。在京只有太仓有成规，其余内外衙门各项钱粮，因无官查理，积弊多端。比如后府柴炭银两及团营子粒银，该营官员收管之际多方克扣，等到支用时漫无查考，多有侵盗私用。以军民膏血之余，徒为奸豪渔猎之资，深可痛恨。你户、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议，凡是有关钱粮的衙门，都要差委科道官监收查理，通行岁报，庶几革除奸弊，以充裕国用。太仆寺常盈库马价银两，只见奏请支用，其现存收贮的数目不见开报，今后年终也要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数目造册缴部，具本奏知。其余未尽事宜，你各部推广此意具奏而行，以符合朕节财恤民之意。钦此。钦遵。查得本司与虞衡、都水、屯田共为四司，正是掌管在官钱粮的衙门。本部设立衙门之时，盖有大库一座，规制颇宏，但无隔别、防官监查之例。其库设在本部之后，有部堂二重并大墙限隔，别无中正大路前通，加以堂司势分悬殊，非有重大事情，各司不敢径直进入。解官解户不赴前库，也已年久。但有收放，俱是司库司收，至开支亦是司官自放。事虽简便，浮谤易生。正官有缺，各官称疾不肯任事，考察之际，时论偶及，无以自明，皆因无官查理，以至如此。请官监查，义意最善，但路道不便，相应计处。欲将本部大库量加修葺，比照户部太仓库，行移提督侍郎管理，请差御史监查，添设库官库吏，并拨长守之卒，立短巡之法，量设听事，铺设限以收放之期，定以查盘之法，按季轮差郎中、员外郎等官一员监管其事，并照旧规轮带都吏一名，知数及辨验银色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详其所议，不为无见，随即差人相度，得本部本库之北，循銮驾库外墙而行，正与东朝房一间相对，查系兵马司管住。其房年久损漏，可以改为门道。库官库吏不必增添。本部所属皮作局，其务甚简，可以改为库官驾阁库吏，并匠料典吏其役不烦，俱可改为库吏，原衙原役各仍其旧。其收受也，每年三、六、九月晓告纳户，依期听收，止令本部行文该司转送该库查收，出给库收送司。其于支也，该司转送并同，定以每月一次，或一季一次，俱在每月二十五日为常。一年既周，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听本部提督侍郎公同造册具

译上奏后，仍每隔一两年委派官员查盘一次，将积存的附余款项上报官府作为正项支销。其中合用的籍册纸张、书写工食、冬季炭斤，以及公防笔炭，允许在此项内共同支取。若有亏折，原收原放的官员须承担罪责。库门及内外墙门责成虞衡司掌管，仍须到堂上验封钥匙，遇委官到库禀报堂上后方可开启，或责令提督侍郎封收。此法一旦实行，在部里掌案者与库藏无关，而在库收受者与派征隔离，一位官员不到则锁钥不开，一名工匠不至则支放不行。本部、本司、本库明确设立文簿一式三份，司务房严格核算务必查清，有巡视典守官员亲笔书写判注，方才准予办理，分毫不明，听任本部如实察举。沿墙南北各设立更铺一处，在所属地方武功中等三卫内选取军人四名，若轮班人手不足，听任从各该厂局看守人员中抽调。又将本部巡更原属的官吏、监生、匠作均分一半，在那里巡逻，每夜巡风司官报单具结，以备查考。伏请命下之日，酌情支取官银作为工食，行取变卖尼僧庵房作为防舍，将东边朝房一间改为门道，空缺之处补筑墙垣。官吏行移吏部照前改设，若有重大工役银两数多，吏人书办不足，允许从本部勘合科内临时添拨应用。收放银料之日，本部行移提督侍郎并管库委官，都察院行移该城御史查照施行。其关防有未尽事宜，适宜听任臣等临事损益，另行具奏。如此则利权隔离，彼此制约，官吏分役，互相觉察，百年往弊，一旦革新，举部臣工，皆有忍渴回车之义，亦可以稍补皇上节财恤民之意于万一。奉圣旨：工部四司俱有钱粮出纳，此前属官贤否不一，堂上官又不加严切查考，所以浮谤易生。览卿所奏，欲彼此关防，互相觉察，深得率属奉公之义。修葺大库，开通道路，改设官吏等项，都依拟行，仍听本部侍郎一员督理，就差该城御史监查，务使衙门肃清，浮议永息。若有未尽事情，宜径自损益施行，应具奏者具奏定夺。钦此。为照库藏既立，当额定名以垂久远，官吏既设，当给印信以防奸弊。且库既在部堂之后，銮驾库之西，则腹背空虚。前议于武功中三卫选取军人各四名巡守，恐有不敷，相应添取。又照本库所贮，本以奉国之公。伏读圣旨，有率属奉公之谕，钦承德意，似当名曰奉公之库。若求设库本意，不宜滥兴工作，以节为本；又于收支之际，不宜横取悖出，以慎为上。名为节慎，意义亦通。又惟一库虽小，而正名订义，非圣莫裁。乞为上请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大库之名，出于胥吏口传，未经奏立定名。今既特设官员收放，卷吏隔离，必有关防印信，则库收可征。若库名未降，则印信无凭铸造。况此库一岁之间，月无虚日，而出入浩繁，动累千万。今该司奉呈前来，相应依拟，合命下之日，将本部大库赐以定名，上请转行礼部，照名铸给印信一颗，付与库官收掌。仍行武功中等三卫，于余丁内各选十名前来，与原定军人相兼防守。如此则纲维始备，名正法严，而奸弊亦永绝矣。

译查考刘清惠名麟，在嘉靖年间上疏请求设立外帑，将四司的财物刷取储存其中，选拔一名主事与工科给事中及防臣共同掌管出纳，皇上嘉奖他，赐库名为“节慎”，刘公字元瑞。安仁人在工部任职，因为内廷宦官督造苏杭袍服不符合制度，争辩未果，于是辞官离去。刘公回家后，非常贫穷，穿着布衣草鞋，独自一人在乡里行走，喜好住在楼上，但无力建造，文征明为他画了《神楼图》赠送给他。

倪文毅岳说：旧制，天下商贾聚集的地方，各设税课司衙门，立法抽税，都有成法。只有南京龙江、大胜港原设抽分竹木局，抽取竹木、柴炭等项，有三分取一的，有十分取二的，有三十分取二的，征收极轻，使用极节俭，远近商贾汇聚，上下都便利。近年工部奏准在浙江杭州府、湖广荆州府、直隶芜湖县设置抽分衙门，派遣部官管理。这不仅地方相连，重复抽税，而且那些官员贤良与否不齐，宽严标准不一，只知道增加税课以显示自己的才能，不顾侵害百姓成为民患。更甚者，器皿货物中不该抽分的物品，一概任意劝借、刁难，所得财物无法稽查考核，因而侵吞中饱私囊，商贾深受困苦。

工部抽分，始于成化七年。工部尚书王复请求在太平的芜湖、荆州的沙市、浙江的杭州，派遣司属亲自前往那里抽分竹木，变卖后解送京城，以供营建修缮之用。起初每年一千两，后来增加到数万两，剥削不止，大为商贾所困。言利之臣贻害如此。

工部尚书徐恪上疏说：现在的南京以及苏、杭、嘉、湖等府，就是古代吴越之地，租税产出，数倍于其他州郡，而绮纨锦绣的贡品，每年有固定额度，上供六宫使用，下充四方少数民族的赏赐。近来又派遣内臣前往那里织造，车马服饰所用无所不备，而工役科派所费不赀。近侍权势地位尊严，府县奉承唯恐落后，一应财物，不是天降地涌，都是百姓的膏血。如果不早点让百姓休养生息，恐怕百姓无法承受，怨恨由此而起，祸福相依，不可预测。大禹厌恶华丽的衣服，文王穿着卑贱的服饰，千载之下，人们仍然仰慕他们的盛德。皇上即位不久，正值壮年，正应当躬行节俭，以身作则，为何因为服饰的原因，远遣内臣，劳苦东南的百姓呢？伏见皇上即位，首先颁布明诏，特别裁减苏、杭、嘉、湖等处织造的内外人员，立即回京，因此宣布之日，远近听闻，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圣德深厚，洞察民间疾苦。未曾三年，又再次派遣，难道是执事者的过错，而非皇上的本意吗？但愚民无知，无法揣测缘由，难免有恩惠不终的叹息，这是微臣不避斧钺，冒昧进言的原因。乞请敕令该部商议，是否应当仰遵明诏，俯察下情，仍将派遣去织造的内臣取回，剩余的丝料发给各府，准作岁造支用，仍令彼处巡抚、巡按咨访舆情，凡可以轻徭薄税，息民养兵及防微杜渐的计策，都听任实行，不做无益之事，与民更始，或许顺应上天以实，而灾异可消除。

崇祯元年二月停止苏杭织造谕旨：朕自登基以来，孜孜不倦地爱惜民力，艰苦思考让百姓休息。只是边疆多事，征输繁重，来不及缓解。至于织造钱粮，虽然是上供急需，朕痛念连年增加，络绎不绝于东西，水旱灾害频繁，商贾困苦，役使扰民，百姓无法生存，朕非常怜悯。现在将苏杭现有的织造钱粮按成造解进梁栋，不必替代，立即着令驰驿回京。其改织钱粮，仍入岁造内应用。织造员缺，暂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这一方百姓，稍加怜悯，以示宽仁。等到东西底定之日，才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的至意。

冬官治理土地，所以方正学常说《周官》没有司空，并非亡佚的缘故。汉儒不察，其职权散入其他官职罢了。看自唐宋以来，司空署有屯田司，其说法也有根据。现在六卿的职权大异于《周官》，而明制屯军的牛具、农器属于工部屯田司，则其意自有在。后来问其官所职何事，也不知道。永乐年间，令宝源局铸造农器，供给山东受兵灾的百姓。臣谨按陕西、山西、北直隶边境，如果提督巡抚都御史能尽查各边总兵、总镇、指挥、千百户名下私役军作、舍余退回卫所，各安生理，以力农亩。再设法招聚游民、游僧，百家为里，千家为堡，耕种边境荒地，仍行此令，以给农器。数年之后，边地可以尽辟而耕。天下屯牛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四只，宣德以后，各处卫分牛只数目俱由五军都督府照会工部立案备查。倒死者着令买补，孳生者查勘明白，年终依例造册奏送该府，转行工部知会。

工部奏报遵化铁厂访查系永乐年间在砂坡谷开设，后迁松棚谷，正统年间开迁至今白冶庄，彼时林木茂盛，柴

译木炭容易办到，但历经如今建置一百余年，山场树木砍伐殆尽，以至于如今柴炭价格昂贵。若不设法禁止约束，十余年后价格将增加数倍，军民更加困苦，铁税更加亏缺。应当行文命令本厂郎中发布榜文，严加禁止约束，责成各该卫所、州县巡捕官员晓谕地方军民人等，不许在应禁山场擅自砍柴、开垦耕种、烧窑烧灰。违者，允许本厂郎中捉拿，按例审问发落。

译京东北遵化境内有一座铁炉，深一丈二尺，前宽二尺五寸，后宽二尺七寸，左右各宽一尺六寸。炉前开辟数丈作为出铁的地方，全部用石头砌成。以简干石作为炉门，牛头石作为炉心，黑沙作为主要原料，石子作为辅助材料。随时旋转向下添加，用炭火并设置两个皮囊鼓风煽火。每天可以得到四次铁。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相间略似桃花，大的如斛，小的如拳头。捣碎后投入火中，就会融化成水。如果炉心干燥导致沙无法下降，就用石子来补救，这样沙才开始熔化变成铁。

铁冶向西距离遵化县大约八十里，再往西二十里就是边墙了。群山连绵不断，这里是古代的松亭关。生铁的冶炼，经过三个阶段才能成熟。铁由生铁经过五六次冶炼而成钢，铁由熟铁经过九次冶炼而成。炉火由微弱到旺盛再到衰败，最多到九十天就会损坏。炉中有神灵，就是元朝的炉长康侯。康侯在炉前守候四十天却没有产出铁，害怕获罪想要上吊自杀，两个女儿劝止了他，于是她们投炉而死。众人看见她们在飞腾的光焰中，似乎有龙随之而起。不久，铁液炼成，元朝封康侯的父亲为崇宁侯。两个女儿于是被称为金火二仙姑，至今人们还在祭祀她们。那地方原本有龙潜伏在炉下，所以铁炼不成。两个女儿投炉后，龙受惊而起，烧掉了它的尾巴。当时出现了秃龙。

元朝人王恽提议撤销铁冶户的防务，私下看到燕北、燕南普遍设立铁冶提举司，大小共十七处，大约使用煽炼人户三万多户，一年可煽炼课税铁约一千六百万斤。自从至元十三年重新设立运司以来，至今官府支用这些本货，每年大约支用三五百万斤。况且此时供给边防使用，虽然耗费巨大，尚且不能支撑，导致各处本货堆积过多，那些窥探利益的人，利用官府的势力收买，价格不到一半。当时既然设立提举司煽炼本货，以备支用，除了支用的部分，只应留存堆积，以备紧急之用。现在却全部发售。私下详查此事损害官府、伤害百姓，非常不便。

汉朝依靠盐和铁来资助边防，历代沿袭这一制度。到了明朝，西铁不再讲究了。然而建国初期也有旧例可考。查考洪武七年，命令设置铁冶所官员共十三处：江西南昌府进贤冶，年产一百六十三万斤；临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年产各八十一万五千斤；湖广兴国冶，年产一百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蕲州黄梅冶，年产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东济南府莱芜冶，年产七十二万斤；广东广州府阳山冶，年产七十万斤；陕西巩昌冶，年产一十七万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阳府富国、丰国二冶，年产各二十二万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年产一十二万斤；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年产各十万斤。每年总共九百五万二千九百八十七斤。这也可以辅助边防需求一臂之力，弃置不讲究，而天天向农田征税是为什么呢？正统初年曾谕令工部军器所需的铁只取足于遵化，不必在江南收买。后来又命令虞衡司官员主管此事，那么建国初期的各个官办铁冶虽然废弃，但遵化的铁矿尚且足够供应工部的使用。遵化抚臣想要开采铅矿，最终被士绅阻挠而停止。

磁州临水镇出产铁，元朝时设置铁冶都提举，总辖沙窝等八冶，每年收铁百余万斤。洪武时，广平府吏王允道想依照元朝旧例，役使一万五千户百姓。太祖认为这扰民，杖责并流放了他。大概当时铁冶十三处，都以徒刑罪犯充役，炒铁不轻易役使百姓。永乐时，尚且酌定煎盐炒铁，分配远近。后来铁冶废弃，连煎盐法也不实行了。

树植

洪武二十七年，命令工部行文，教导天下百姓，务必多种桑枣。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百户内共同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然后下种。等到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一垄，每百户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配云南金齿充军。邱濬说：“臣谨按此令，现在在陕西、山西、北直隶、山东最适宜推行。京城渠路及边境地适宜多种柳树，可以作薪柴，以弥补易州山厂的缺口。”

易州山厂

志书说：山厂的设立，专门用来烧薪炭，供应内府。宣德五年，设在平山，后来迁到沙峪口。景泰年间，移置到满城县西十里。天顺元年，移置到州城西北二里许，在中间建造部堂，周围环绕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依次排列，都面向南。部堂总领纲纪，府州县佐贰官分理事务。从事这种劳役的百姓，每年以亿万计，车马聚集，财货堆积如山，也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过去因为此州林木茂盛，便于烧采，现在数百里内的山都光秃秃的。动用八府五州数十县的财力，屯聚于此，而每年的供应仍然有时不足。百姓的膏脂，日益枯竭，在易州尤其严重。对上不亏损国用，对下能缓解百姓困苦，仁人君子还有谁不念及此事呢。

皇木

查考《运图说》谨按全蜀古梁益之地

译地势险要闭塞，独冠天下，唐代杜甫、李白二人将其写入诗歌，甚至用“天”来比拟它，这固然说明它并非人间应有的景象。至于木材采伐之所以特别艰难，是因为内部土壤人迹罕至，是鬼怪出没的地方。那里的山有青冈、黑荡、古嘴、磨角、偏脚、坎顶、薄刀、棺木、杀人、剐脑、猿猴、菩萨、峻虎、防鬼、蛇退、马鞍等；那里的水有龙吼、鱼〇、羊角、鸡肝、臊虎、喂贼、落眉、结发、雷鸣、混阵、瓮柄、剪刀、阎王、老虎、帚节、鬼门，以及眼号、穿钱、路名、鬼错、滩成、八害、崖目、万人等。顾名思义，险恶确实与之俱在。只是不幸没有遇到杜甫、李白那样的诗人，所以寂寥无闻；这也算是幸运，因为未经品题，不把人们拒之千里之外，自认为终究是废弃的材料，却还能被用于庙堂之上。

作《山川险恶》：寒岩冰壑，崎岖万状，攀着树木、沿着悬崖，通过悬空的桥梁，弯腰曲背地攀登，向上则到达九天之上，向下则进入九地之下，令人触目惊心、神魂飞越。

作《跋涉艰危》：曾经听说蟒蛇吞象，三年后才吐出骨头，禽兽逼人，自古如此，何况深山穷谷、老箐荒林，本来就是它们藏身穴居的地方呢？

作《蛇虎纵横》：道路遥远，以千里计算；夫役众多，以百计计算；供应繁重，以万计计算。栉风沐雨，水陆奔波，疲劳不堪，即使是鸡犬也无法安宁。

作《采运困顿》：断崖千尺，下临无际，结构重叠，绵延数里。

作《飞桥度险》：梁栋所用的美材，天地本来秘密收藏，加上连年采伐的缘故，所剩无几。崇山峻岭阻隔高低，其用力比过去加倍。

作《悬木吊崖》：人每天吃米一升，一个壮夫背米五斗，往返需要七天，除了自给之外，仅够供给两人。万一发生不测，稍后赶到，紧急时刻将如何救助？

作《饥饿流离》：轻生嗜利，是蛮人的常性。以逸待劳，以众暴寡，在昏夜乘虚而入，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作《焚劫暴戾》：天灾流行，世间必有，加上蛮烟瘴〇的侵袭，饥渴劳瘁的摧残，很少有人能幸免。

作《疫疠时至》：至于滩高水落，用力尤其困难。筑堤壅泉，架木飞挽，像辘轳汲水一样井然有序地游移进退，一天不能前进一里。

作《天车越涧》：波涛泛涨，冲激四出，挽留无计，仰天叹息。总之，水旱都成灾害，只有川蜀如此。

作《巨浸飘流》：从藩臬（省级高官）到府州县，转相督责，安抚百姓的心确实辛劳，但职业所在不敢懈怠废弃，何况无知犯法是小民的常性呢？

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起初不必都是良材，加上天时人事参差交错，外直而中空的占十分之八，毁折遗弃的占十分之九，侥幸苟且成功的百中才有一二。旧债未还，新债紧迫，借贷不足，接着抵押田宅，田宅不够，接着抵押子女，子女不够，接着抵押妻妾。谁不想有宫室的奉养，夫妻子母的团聚呢？保全自己的方法本来就是这样。

作《鬻卖偿官》：验收登记，依次编成木筏，连筋捩顶，雇募器用之类，样样齐备。每筏用木六百零四根，用竹四千四百零五根，用银一百四十八两，公私损耗，不可胜记。

作《验收找运》：从蜀地到京城，不下万里，每次运输编成木筏，以二十或三十为率，每筏运夫四十人，每人每天工钱五分，大约三年，其费用将近六万，这都是百姓的膏血，日朘月削，还剩多少？父往子来，没有安宁的岁月，出万死于一生。

作《转输疲弊》：唉！不是身死荒野，就是葬身江鱼之腹，随其所在，动不动就像陷入陷阱，那是青黄雕刻木的灾难。楩楠杞梓，难道不是百姓的灾难吗？爱护楩楠杞梓而保全它们，只是为了满足营建的需要，却伤害了陛下的子民，还不如楩楠杞梓，每次反复吟诵《苌楚》这首诗，都为之叹息。

《蜀中采木记》：国家因为殿阙频繁遭灾，兴起采木的役事，于是拮据不已。当时木材并非蜀地产，而是产于边蜀的夷地，那是幽险僻绝、人迹不到的地方，被峥山渊谷所阻隔，被炎霜古雪所栖息，虎豹不居，蛇虺穴居，飞猱望而骇然，山精木魅凭依，毒烟苦雾弥漫。像这样不知经过几千几百年才长成大树，其上干云霄，其围横亩，即使驱使鬼卒和发配殇宫之人，也不能取得，却凭借本朝的威命，让脆弱的小民，一定要得到它，前者僵倒后者接续，寡者离去众者到来，督工者设下机械，役夫忘乎性命，得不到就不停止，由此思考，不必亲身履其地，小民艰难愁苦、万死一生的情状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嘉定州守徐学周著有《哀鸣录》。徐守曾经亲身履其地，仰望无极之高，面临不测之深，用累布做梯子，仍然系住身体垂下，上下担心两崖碰撞，就请求夷人扶持。这也到了危苦恐惧的极点。再加上瘴疠为殃，往往丧命。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小民亲身砍伐拖运的劳苦呢？徐守所说的六难，大概不足以尽述。读起来也足以断肠折心。

嗟乎！都是百姓，而蜀地的百姓独自承担这至危至苦的役事；都是官员，而蜀地的官员独自用这至危至苦的役事毒害百姓。又不得不停止，天地之遗憾，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只有每日叮咛告诫，我有官君子与

译对于这项差事，我千方万计，凡是能够体察百姓实情、怜悯他们辛劳痛苦、拯救他们危急处境的，我都竭尽智慧和力量去谋划。在此之前，我们县少司空杨和，在洪熙元年奉命到四川采办木材，到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而我再次担任这项差事。采办木材并非国家可以轻易停止的事。火灾肆虐，确实使得我们百姓竭尽全力、舍生忘死地奔波在偏远荒僻之地，而我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焦灼得嘴唇干裂、肺腑枯竭，只为百姓谋求万分之一的便利，由此也得以想象杨公当年的苦心。这是一项不常有的差事，是一种不忍目睹的苦难，而在同一个县里，我和杨公先后两次承担此事，难道不奇怪吗？作为臣子的道义，不过是舍身报效国家罢了。然而，如果用于讨伐叛乱、剿灭逆贼，就会功高名显；如果用于采办木材，史书就不会记载。人本来就有幸运与不幸之分。杨公是贤德之人，采木之事年代久远，四川人已无人知晓，我因此写下这篇记文，刻在芙蓉阁的石碑上，以表达我景仰感慨的私情，作为《蜀志》的补充。

译京城神木厂所堆积的大木，都是永乐年间的旧物。其中最大的是樟木，扁头周长两丈，横卧长度四丈多，骑马从它下面经过，高度足以隐藏身形。经过风雨侵蚀淋洗，已经稍微腐朽了。永乐四年，工部尚书宋礼在四川采木，在马湖府得到大木，担心运输困难，一夜之间木头忽然自行移动，声音如雷吼般巨大，巨石被震开。事情上报后，皇帝下诏封那座山为神木山。此事见于《胡文穆公神木山碑》及《曾西墅棨宋公墓志》。

春明梦余録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七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工部二

宝源局

宝源局位于城东石大人胡同，大概是石亨的旧宅。石亨被诛杀后，宅邸没收归官府。嘉靖年间，赐给仇鸾，仇鸾败落后，宅邸再次没收归官府，于是改为鼓铸公署。由虞衡司员外郎监督此事。下属设有宝源局大使。建国初期，鼓铸事务只隶属于工部。到了天启二年，才增设宝泉局，其政务隶属于户部，而工部所铸造的钱币就减少了。

钱币在周景王以前都没有文字，直到南宋废帝景和元年铸造二铢钱，文字为“景和”，钱币上有年号，从此开始。然而杜佑《通典》记载宋武帝铸造四铢钱，文字为“孝建”，那么钱币上有年号，又不始于景和了。到了后汉叫“汉通元宝”，周朝叫“周通元宝”，到了宋朝开宝年间所铸钱币，文字为“宋通元宝”，到了宝年间所铸钱币，文字为“皇宋通宝”，都不使用年号。钱币始于周太公，然而商朝记载纣王加重赋税以充实鹿台的金钱，那么商朝时已有钱币的名称了。

周朝钱币作为货币，本来都是足陌（一百文为一百文）。梁武帝时，因为铁钱的缘故，商人逐渐变得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文当作一百文，名叫东钱。江郢以上，七十文当作一百文，名叫西钱。京城以九十文当作一百文，名叫长钱。大同元年，下诏通行足陌。诏书下达但人们不遵从，钱陌更加减少。到了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文当作一百文。唐朝盛世，纯粹使用足钱。天祐年间，因为战乱穷困匮乏，开始命令以八十五文当作一百文。后唐天成年间，又减少五文。后汉干祐年间，王章担任三司使，又减少三文。本朝沿袭后汉制度，那些缴纳给官府的也使用八十或八十五文。然而各州私下使用，仍有随俗的，甚至到了四十八文当作一百文。太平兴国二年，开始下诏民间緍钱，确定以七十七文当作一百文。从此以来，天下承袭使用，公私出纳都是这样，所以名叫省钱。但是几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文。除了中都及军兵俸禄外，其余州县官民应当得到的，支出的每百文才得到七十一钱四分；收入的每百文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朝没有所谓的七十七文了。民间所使用的，多少更加不均等。

明朝初年设置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币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设置官员管理。即位以后，铸造洪武通宝钱，当十、当五、当三、折二、以及小钱，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重五钱，当三折二重如其面额数值，而小钱重一钱。六年禁止私铸，八年罢免宝源局，制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其余以此类推。有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共六等。每钞四贯兑换赤金一两，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治罪，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予赏赐。有以金银兑换宝钞的听任。凡是商税课征各种钱钞兼收，钱占十分之三，钞占十分之七，百文以下则用钱。十年设置各布政司宝泉局，铸造小钱与宝钞兼行。十三年命令在外、在京各设置行用库，命令民间宝钞贯伯昏烂的入库兑换，酌情收取工墨费。二十三年命令铸造小钱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每生铜一斤铸造小钱一百六十文，折当二钱，八十文当三钱，五十四文当五钱，三十二文当十钱，十六文。二十三年确定钱制，每小钱一文铜二分，其余四等钱依小钱制递增。二十四年命令诸商税课程只要宝钞有字可辨真伪的不问，破烂油污水迹纸补即与收受。二十六年罢免各布政司宝泉局，第二年禁止行钱专用宝钞。永乐元年因为宝钞法不通畅，命令民间有用金银交易的以奸恶论处，有能首捕的以所交易金银充赏。五年命令各色税程课程都准折宝钞，以重视宝钞法。七年在北京设置宝钞提举司。八年在全国铸造永乐通宝钱，而钱币又与宝钞兼行了。宣德正统年间并重宝钞法。到了景泰四年听任民间宝钞钱币相兼行使。成化十三年严铸私钱之禁。十六年严拣钱之禁，只要是囫囵钱即便行使，不拘年代远近。宏治年间民间往往有盗铸钱，于是有新钱以及铅锡薄少低钱、倒好皮棍等项名色。于是铸造宏治通宝钱，官吏俸薪并给通宝钱，诸税课衙门一半收洪、永、宣三朝制钱如无三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