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眀梦余録卷五十六

译邹先生是世间淑人的模范，冯先生也是如此，两者并无不同。所以凡是拜谒邹先生的人，都感到和乐融洽，如同太和元气熏蒸一般，怀疑自己游历在华胥国的庭院中；而见到冯先生，则觉得他像泰山高岳一样巍然屹立，使人产生仰慕敬仰之心。如今两位先生在京城执掌教席，又恰逢圣明的天子道德教化广布，承继尧舜的统绪，一时名士众多，如龙源钟先生等人互相呼应唱和，共同阐明君臣父子的伦理，阐释皇极之道以指示归宿，使得所有有志于大学的人不至于认为至善是荒唐的，从而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世可以在今日重现，那么他们对世道的补益难道是很小的吗！从前徐文贞在浙江任职时，喜好讲学，朝廷官员借此作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张居正（江陵）矫正这种风气，以至于毁掉了天下的书院，使得世人以治学为忌讳。我惭愧不能像徐文贞那样，恭敬地侍奉两位先生于讲席之上，但庆幸能和他们同朝为官，时常聆听他们的教诲，又阅读他们论学的著作，亲眼目睹书院的建立，不曾不欢欣地有执鞭追随的愿望。世人难道不会拿着张居正的观点来讥笑我吗？我也甘愿如此了。书院位于大时雍坊十四铺，资金来自民间，共一百八十两，都是五方十三道所缴纳的。经办此事的，有司务吕克孝、御史周宗建，于天启二年某月某日开讲，因此作此记。

译邹忠介公顾宪成谨陈共学之原疏。臣在等待终老之年，每日都有归隐家园的念头，行装已经收拾好，只等日期一到就请求辞官。偶然听说皇嗣将要诞生，大小臣工都为此庆贺，圣上有子，臣蒙受破格的恩宠，若不跟随班列一同欢欣祝颂，难道符合臣子的情理吗？臣之所以眷恋朝廷、迟疑不决的原因，就在于此。本月初四夜晚，接到兵科都给事中朱童防的一份奏疏，内容是关于宪臣提议开设讲学讲坛，国家担心由此引发门户之见的苗头，希望臣等安心于本职，爱惜精神，以东林党为戒，依靠法度风俗来进用贤良、斥退不肖之人等语。科臣对臣等的期望，思虑多么深远啊！臣对他这番话深有体会。先贤说：在本分之外，不增加丝毫。人只有听闻大道，才知道什么是本分。内心不闻大道，那么所谓的本分，不知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本分。天下的治乱系于人心，人心的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罚清明简约，进用贤良斥退不肖，如果不明学术，就没有途径实现。没有偏私没有党争，王道广阔平坦；没有党争没有偏私，王道公正平和。臣等所讲习讨论的，只是消除邪僻以归于正直，防止极端以归于中道。如果分门别户，那是名教所不记载的。清澈的天空，老鹰自然飞翔，鱼儿自然跳跃，天自然高，地自然低，这都是造化生机浩荡的表现。长安的大成殿，大小成殿，小德可以成就，才能可以通达，这都是皇上的大恩泽。没有一样事物不具备，也没有一件事可以缺少。华丽的宫殿和防馆，触目皆是；梵音新声，震耳欲聋。难道仅仅阻碍这些高声疾呼、谈论先圣的儒士吗？难道仅仅多了这些海内士大夫聚集的讲坛吗？臣常常远思千古，自从我夫子在东方鲁国振铎施教，孟子继承了他。唐代韩愈说孟子死后其道不得传承，所谓不得传承，必定有所指归。到了宋代，各位儒者并起，我朝更加光大显耀。臣等正想为孔孟寻求心法的传承，朱童防难道不想为东方鲁国延续箕裘之绪吗？臣立志求学并非从今天开始。臣年轻时有幸考中孝廉，跟随各位长者登上讲堂，内心惶恐不安。后来辞别科举考试，独自在深山居住了三年；随后进入夜郎，在深林中静坐了六年；在南北之间浮沉，在田亩间栖迟又过了三十多年。依靠这门学问，生死患难从未使臣丧失志向。所借以朝夕切磋的，不论其他省份，即使在东方鲁地，孟秋朱鸿谟、王汝训就是臣的师友。记得隆庆丁卯、戊辰年间，徐阶当政，召集各部大臣手抄《识仁》、《定性》两书与各位士人商讨。如今并未因此损害徐阶的相业。神宗癸未、乙酉、丙戌年间，臣等常在演象所集会，每月有讲会。当时执政的各位大臣也曾过来询问。后生不知道，当今元辅是知道的。如果认为臣等讲学只应在被放弃斥逐的日子，以此来浇灭心中的块垒，消除抑郁无聊之气，那么“如切如磋”的道学，正是救济穷困苦难的良方。如果不是尽性至命的妙理，也是轻视了这门道，轻视了林下的臣子太浅薄了。人出生后，高尚的人除了训诂帖括之外没有其他功课，除了青紫荣名之外没有其他意趣。厌恶讲学的人实在很多，大概不知道不闻大道，即使位极人臣，功勋刻在旗帜和常棨上，也完不成本分的事。活着是虚妄，死也是虚妄，死后只是一具朽骨，青山黄鸟几声啼叫，不知道上天赋予的昭昭灵识漂泊到哪里。这是臣从束发到老，不敢退堕自甘的原因。臣还有话说：东林各位大臣有文有行，九泉之下已去，只有以前的朝中显贵。自从意见分歧，一人倡导，众人附和，清流被清洗，前车之鉴，不在臣等身上。臣的心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破藩篱围墙的界限，听到朱童防的话，只知自我鞭策，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臣又想到《诗经》说：“看那鸟儿，尚且寻求友伴的声音；何况是人，不求友伴吗？”神明听之，最终和谐且平和。古人求友必定有嘤鸣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韵，先来同类的猜疑。希望罢免臣以作为倡导学者之戒，臣作为顺从法则的百姓就足够了。希望陛下在经筵日讲中为各位大臣做出表率，不要用臣等阻碍千百世共学之心，国家幸运，臣愚昧幸运。

冯恭定公冯从吾书院当建臣罪当斥疏。前不久臣接到邸报，看到兵科都给事中朱童防一份奏疏，内容是关于宪臣提议开设讲学讲坛等事，臣读后不胜惶恐羞愧。私下认为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乱，只依靠这理学的一脉，也只依靠这讲学的一件事。讲学创始于孔子，兴盛于孟子，所以孟子以作《春秋》辟杨墨为一治。直到孟子死后，异端蜂起，列国纷争，祸乱相继，一千多年，实在令人浩叹。直到宋代儒者出现，才开始有承接孟子传承的人。然而中兴于宋而禁止于宋，是宋的不争气因为禁止讲学，不是因为讲学的缘故。伏惟我两祖开基，表彰六经，颁行天下，天子经筵讲学，皇太子出阁讲学。“讲学”二字，过去是严厉禁止的，现在是法令之首。周朝以农事开国，我朝以理学开国。去年二月间，因为辽东之事暂停经筵，进言的人认为不可以，随即恢复举行，人人称快。然而臣希望君主以讲学而自己不讲，这是欺骗。倘若皇上一天开讲，问讲官说：“各位大臣希望朕讲学，不知道各位大臣也讲学吗？”不知道讲官如何回答。倘若皇上一天御朝，问各位大臣：“讲学也有固定的场所吗？”不知道各位大臣又如何回答。现在臣等在此创建书院，难道是为了名声吗？难道是为了利益吗？难道是为了官爵吗？

译难道是为了自身宴饮游乐的地方吗？难道是为了子孙世代守护的产业吗？原本两京十三省都有书院，而京师是天子的都城，是首善之地，反而没有书院，这不足以壮大帝都，彰显一代文明盛况。如今内外交困，邪教猖獗，正应当讲学来提醒人心，激发忠义。先臣王守仁在战乱繁忙之际，也不废弃讲学，最终取得成功。这正是臣等不顾毁誉、不计得失，甘愿冒昧行事的原因。臣的罪过确实深重，臣的心意确实苦楚。用二百五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事，一旦去做，确实令人惊骇，难怪童防会有这道奏疏。童防希望臣等恪守职责，爱惜精力，然而讲学正是探讨如何恪守职责、如何爱惜精力罢了。童防可以说是厚爱臣、多教导臣了。臣正感激他、信服他，又哪有空闲与他争辩？只希望皇上体察臣没有其他企图，罢免臣归隐田园，使朝廷之上少一番议论，臣即便在深山耕种，也自得其乐。臣不胜惶恐，等待圣命。

译叶文忠公曾向高拱陈述愚诚，以质询公论。近日科臣朱童蒙因讲学一事上疏议论，邹元标、冯从吾两位大臣已奉旨慰留，这还只是议论事情本身，并未指责人。如今科臣郭允厚竟连人一起诋毁，臣认为太过分了。两位科臣的意思，似乎不在于讲学，而在于明年的考察，恐怕邹元标会偏袒左右，即便在郭允厚的奏疏中也已自己说出来了。近年来门户之争兴起，互有胜负，近来当权者在其中权衡调节，人心稍平，臣与吏部尚书张问达每次谈到此事，未尝不对前事做得过分而叹息，并认为现在的考核制度务必大力纠正其过失，一切归于公平。邹元标的议论也是如此，无奈人情复杂多变，容易滋生猜疑，一定要驱逐邹元标才感到痛快。邹元标在皇祖朝时，正直的名声震动朝野，三岁孩童没有不知道他是忠臣的，沉沦伏处几十年，天下人共同惋惜。皇上将他从田间召回，任命为九卿，足以称为清明的盛世之举。臣向来不认识邹元标，近来与他交往，见他恳切爱护他人的念头，纯真如赤子之心，绝无丝毫矜持名节、自负意气，以及笼罩矫饰的姿态，内心非常仰慕他。即使说他隐居山林已久，对世事有所不熟悉，内心过于虚空，容易受人言影响，但这无损于邹元标的本色。郭允厚所列举的，大都是吹毛求疵，无关紧要。至于张居正的考核制度，则是楚地人士请求的，臣等拟定的功罪原本不相掩盖，褒贬不妨并存。邹元标不发表言论，臣正佩服他没有成见，为何反而以此定罪，想要抹杀他一生的大节，这太过分了！邹元标在朝廷如同麒麟凤凰，自然足以成为祥瑞；如同浑金璞玉，自然足以成为典范。何必拘泥地责备他服饰车乘的细微之处，雕琢的技巧呢！如果驱逐邹元标，那么其他像邹元标这样讲学且有气节的人都不能安心任职，人心必然不平，纷争又将无法结束，门户之祸必然与国家始终相伴，朝廷之上已经先自乱了，又哪有闲暇过问边疆事务呢！而臣又怎么可以一天留在这个地方呢？讲学的禁令历来没有，然而两位科臣的奏疏屡次奉旨传达，频繁更改票拟，甚至说宋朝的祸败是由于讲学，谁说的这话？告诉皇上，难道不想想宋朝兴盛时，正是以濂洛关闽讲明学术，等到南宋王淮、韩侂胄、陈贾等人开始设立伪学的罪名，构陷朱熹等贤人，宋朝的国运才终结。我太祖高皇帝确立纲纪，设立科举取士，完全依据宋儒。成祖文皇帝又命令儒臣采辑宋儒论学的书籍，编成《性理大全》，颁行于学校。二百五六十年间，道德统一，风俗相同，一切分裂纲常的事，有所忌惮而不敢做，都与此有关。皇上为何轻易听信两位科臣的话，而不深入考察祖宗一代的治国方法呢？近来言路诸臣条陈很多，大多违逆而少被采纳。然而两位科臣唯独符合圣意，臣实在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如果认为讲学是结党，那么世上结党的人，难道都是讲学之人？如果想要结党，何必等待讲学？如果认为邹元标的讲学值得议论，那么臣又有忠告的话。当嘉靖时，海瑞以忠直著名，被贬归乡后起用为应天巡抚，苛刻严厉，人们都受不了，最终被排挤离去。他后来再次起用，再次被人议论，当时也有认为议论者是对的。直到今天，海瑞的高名依旧，而议论者最终被世人诟病。现在邹元标的过失不如海瑞严重，而苛求的人反而更加厉害。臣又怎么知道日后的议论究竟会怎样呢？臣的职责在于平章政事，可以无言，但恐怕人心不同，烦嚣容易兴起。如果不稍加剖明，必将有非议两位大臣的人，又将有非议非议两位大臣的人，纷纭排击，险怪竟至于此。现在台臣冯从吾又请求离去了，铨臣张问达也苦苦进言，邹元标当即会继之而去。考察制度何时才能施行？事情发展到诸臣势将一空，谁为皇上处理这些事呢？臣怎能沉默无言？况且在圣明的朝廷，有道学的禁令，臣作为执政者，而众贤接连离开国家，天下万世的清议将怎么说？况且将与王淮、陈贾等人同受恶名，这也是臣所忐忑不安的。所以敢冒昧陈述愚见。如果认为臣的话有偏私，那么臣愿意与邹元标一起离去，以谢罪于科臣，不敢自我辩解。臣生平不懂讲学，只是臣的家乡素称海滨邹鲁，生在邹鲁之乡，却禁止孔孟之学，臣尤其不敢期望圣明的鉴察。臣不胜恐惧叹息尘渎之至，又上疏请求退休。近日臣因朱童蒙、郭允厚议论邹元标，冒进一言。大概臣自弱冠为诸生时，听说邹元标抗疏受廷杖，四海之人，凡是有心知的人，无不仰慕，认为他是真正的古代遗直。等到臣通籍入仕，邹元标再起为给事中，为吏部，都因直言去职。臣备员政地，人们都以不起用邹元标为罪。臣自己，也自以为生平第一件憾事。幸遇皇考皇上录用遗贤，提拔邹元标，而臣也从田间来，得有同朝之喜。邹元标屡次有离去之意，都以劝留而止。臣也是尽自己的夙心罢了，固不料世不能容邹元标竟至于此。朱童蒙两位大臣的奏疏，说没有驱逐邹元标的心，这确实是实话。然而自从朱童蒙的奏疏上呈不久，而

译郭允厚接着弹劾我，郭兴治又接着弹劾我。童蒙嫌恶我讲学，郭允厚进而攻击我的人品，郭兴治又担心禁止讲学并不是为了保全名节和人品，不能轻易定论，于是加深罪名，将我拟为贼寇。三位大臣的意图相同，但他们的说辞已经变化了三次。他们攻击刘元标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从国子监的改制，到敕书禁止讲学，毁坏书院，淘汰生员，这些都是张居正所为，并非祖宗朝代的成法。张居正之所以得罪清议，违背成宪，失去人心，正是由于这件事。童蒙为何要援引此事？我为书院写记文时，本来就说世上必定有持张居正见解来讥讽我的人，怎么他的话竟然偶然说中了呢？至于将屡次奉承内廷传旨的几句话作为我阴险毒辣的罪证，那不过是我据实直书，同僚诸臣共同听闻、共同看见，未曾添捏一字，也不敢过分怀疑童蒙另有他意。童蒙想让我主张目前的事，使祸端交织平息，那么像这样一件事，我已经不敢主张了。是谁发动了祸端却希望我来平息它呢？然而童蒙实际上并没有攻击我，我怎能为了童蒙而请求离职？只是念及边疆多事，各镇告急，茫茫然不知如何应对，而云南、贵州危困到了极点，那些承担差役来此求救的人日夜涕泣，我也为之流泪。没有军饷，没有士兵，没有防御可救，各镇的巡抚、巡按以及科道官员，又接连上奏请求免除加派，最终也没有可以免除加派的办法。我本是年老多病之人，为此焦思苦念，日夜眩晕，每次对同僚说：尸位素餐如此，有何颜面自立？本意是勉强支撑到明年春天，才敢请求离职。如今再三思量，万万不应留任，留任也无益处。恳请圣上慈爱怜悯，准许我放归，并敕令九卿科道，悉心讲求足以充实军饷、补充兵力，拯救九边、救助滇黔的策略。其他闲言闲语，可以暂时搁置。童蒙等人也各自安守其位，不要过分猜疑。我虽然归隐山林直至老死，也是有幸的了。

译高忠宪公攀龙论学揭

近来黄门朱五吉有宪臣上疏，建议开设讲学之坛。朝廷担心形成门户之见的流弊，这一疏的旨意，着重归咎于东林，甚至想以东林为戒，不再讲学。这种说法一经提倡，我们道统的灾祸就大了。我是东林人，即使疏中没有提及我，我怎忍心坐受东林的诬蔑？正打算上疏辩白，随即奉到圣旨，如日中天，不再冒犯上奏，以免开启争端，所以恭敬地写下这篇揭帖。

黄门所说的东林，并非真正的东林，而是攻击东林者的言论。所说的东林之祸，并非东林能祸害他人，而是攻击东林者想要祸害东林。多年来，我常自诧理义人心本是相同的，为什么谈论理义的人总被视作朋党，而不被世人容许呢？有一天我恍然大悟说：正因为人心相同，所以被视作朋党。朝廷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推行应当推行的事，罢黜应当罢黜的人，必定说这是东林的脉络。如果有人推荐应当任用的人，主张应当推行的事，建议应当罢黜的人，必定说这是东林的人。不论东西南北，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只要出于正道，就被视为一党。东林何等的幸运，能聚合天下众人？正道何等的不幸，要承受天下众人的猜忌？弓影蛇形、石虎涂豕、鬼车，都不是事实。就像郭明龙、正域，生平未曾讲学，生平不认识东林，黄门说他们与顾宪成在东林开讲，由此看来，其他情况可以类推。难道黄门在师生姻亲之间，浸染于时局之说太久，不知不觉地陷入太深吗？不然为什么近两三年来，门户之见虽已不在人口，却依然还像当年的口吻呢？

时局为什么要攻击东林呢？当中涵相国未入相之前，首先参劾他的是吴严所亮；既入相之后，首先参劾他的是钱梅谷春。所以当时迎合相国的人，都以攻击东林为职业，摧残善人，戕害国脉，大率由此而来。这果真是东林所为吗？还是攻击东林者所为吗？认为是东林所为，东林能控制其乡里的言官不参劾人吗？从前程伊川先生在熙丰年间讲学，被蔡京等人攻击；朱晦庵先生在庆元年间讲学，被韩侂胄等人攻击。不以蔡京、韩侂胄为戒，而以伊川、晦庵为戒，可以吗？东林不是程朱，而是学习程朱教义的人，不幸类似这种情况。

学者是什么？是人的本性。本性是什么？是天之道。知道道，那么刑名钱谷都是实事；不知道道，那么礼乐刑政都是虚文，只在这心迷悟之间罢了。各位老辈从迷中得悟，不忍心见人当面而迷，所以讲学以阐明它，正是让人即事为学，不是以学废事。黄门说：“谁是仕途优游的人？才可以学，不然不要谈学。”我也说：“谁是学问优游的人？才可以仕，不然不要谈仕。”如果真是这样，可以出仕的人就少了。宇宙很大，不可以因一见之偏而相互妨碍。释老尚且不防废，何况可以废儒？儒者是以明道为宗旨的，不是指儒生帖括之学，也不是指督学胶黉之事，是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人不知学，世道交丧，于是朋党之祸兴起。相安则交安，相危则交危。所以党类之党不妨无，这是群分之品；偏党之党不可有，这是乱亡之本。知道党类之党不妨无，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道偏党之党不可有，使之各惩其祸而勿为已甚。只要人人自我反省，不要专责他人，就没有不能融异为同、化小为大的。所以有教则无类，连党类之党也可以融合，这必定是由学而来吧？只有学可以消除门户，却以学为立门户，我没见过立门户者可以称之为学的。

有明之初，各省都有书院。自从张江陵当国，开始严禁。江陵死后，又稍稍建置。一时著名的，有徽州、江右、关中、无锡。到了天启中，京师才有首善书院。然而人们不知道各处书院，而统称为东林。又不知道东林所自始，而只借东林二字作为害诸君子的名目。大概东林是无锡书院名，宋杨龟山先生所建，后废为僧寺。顾泾阳先生自吏部罢归，购其地，建杨先生之祠。同志者相与构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与高忠宪数公开讲其中，立为规约，一以考亭、白鹿洞规为教。然而躬与讲席者仅数人。时泾阳先生已辞光禄之召，不赴。于新进立朝诸公，漠无与也。适忠宪起为总宪，风裁大著，疏发御史崔呈秀之赃，呈秀遂父事忠贤，日嗾忠贤曰：“东林欲杀我父子。”忠贤初不知东林为何地，东林之人为何人，辄曰：“东林杀我。”既而杨、左诸公交章劾珰，珰益信诸人之言不虚也。于是有憾于诸君子者，牵连罗织，以逢逆珰之恶，锒铛大狱，震动天地。遂首毁京师书院，而天下之书院俱毁矣。及忠贤诛，公论明，废籍遗佚，骎骎登用。适大言不惭之边臣偾辕败事，失志者乘机搆衅，复倡党说，谓庇护边臣者，东林也。于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时俱去朝

译朝廷之上，另用了一班人。政事日益更新，议论日益奇特，刑罚崇尚苛刻，而主张宽大的人被指为东林党；军饷主张增加，而主张减免的人被指为东林党；对贼寇主张议和招抚，而主张征剿的人被指为东林党。至于内阁之地、兵部之堂，前后听闻丧事，都穿着绯色官服办公，而主张守满丧期、主张纲常伦理的人被指为东林党。当时清流中没有党徒，闭门研究古学的黄宫詹，竟被纠劾为老妖，诬蔑为树立旗帜，贬谪不停，逮捕下诏狱不停，廷杖后流放烟瘴之地不停，最终永远流放。等到刘总宪被斥逐出京城，破坏边防的旧部百姓，京城的父老十余人拉着驴子洒泪哭泣。然而内阁的大佬正得意洋洋，认为计谋得逞。唉！覆亡的祸患，难道全关乎气数吗？我生长在京城，在首善书院曾见其建立，又见其毁坏，而自己渐渐老了，想复兴它却无期，不能不在此愤恨惋惜、流连不舍，再三表达心意。

译查宋人浚仪王应麟说：“汉朝初年，各郡国往往有孔夫子庙，却没有教官，并且不设置博士弟子员。那些学士曾经考核供养与否，这在经传中没有记载。然而各位儒生凭借通晓经书在乡间教学，跟随他们的往往有数百人。在齐鲁燕赵之间，研习《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及名家学说的人非常兴盛，那么设立书院大概就始于此时了。大概是因为没有修习学校之教，士人苦于没有地方求学，于是共同选择胜地，建立精舍，作为群体居住讲习的场所。像岳麓、白鹿洞之类就是如此。等到庆历、熙宁年间学校兴盛，学校的官员于是遍布天下。那时在南康的书院叫白鹿书院，在湖广的书院叫岳麓书院，在归德的书院叫应天书院，在登封的书院叫嵩阳书院，号称四大书院。”

书院的设立，在元代最为兴盛，并且都设置山长来主持，供给廪饩来供养他们，遍布天下。而在京师的，有太极书院。中书行省杨惟中请求建立书院。德安人赵复，是位贤士。皇子阔出征江南，俘虏了他。恰逢姚枢奉命搜访人才，见到赵复并与他交谈，非常高兴，一同北上。于是让赵复居住在书院中，抄录他所记述的程朱之书来教导学者。从此河朔地区才开始知道道学。

查元人吴莱《渊颖集》说：赵复字仁甫，国家初年南伐，攻打德安，攻破城池。仁甫遭俘获，遇到姚文献公的中军。文献公与他交谈，认为他是奇异的人才。仁甫正因国家破碎家庭残破，不想北上，并且希望死去。恰逢夜间月亮出来，他就逃跑，于是急忙被绑上马，在堆积的尸体间号哭，见他解开头发脱掉鞋子，仰天呼哭，大概是想要走到水边而尚未溺水。文献公告诉他白白死去没有益处，他才回来。然后尽数拿出程朱性理等书及诸经传。所以如今文献公与许文正公于是成为当代传承道统的人，仁甫是有启发之功的。先正曾说：世道离圣人越来越远，所以学者只传授经书的疑难。仁甫在天下纷乱之际，却能尽数发掘先儒的传疏并传承下来，不也很难吗？皇上在潜邸时，常召见他说：“我想取用宋朝的卿士，可以引导他们吗？”回答说：“宋朝是父母之国，没有引导别人的军队来攻打父母的。”所以仁甫虽然在燕地很久，常有思念江汉故土之情。元朝得到这样的人来主持国学，可以说是得到人才了。

衍圣公府

衍圣公府在皇城西侧太仆寺街。仁宗初年，谕令四方来进贡的，都有公馆。先圣的子孙却寄居在民舍，无法显示崇尚之意，于是赐予府第。他们入京下榻，自宣德以后，用羊一只，鹅二只，酒六瓶，面二十斤，茶、盐、酱各二斤，油烛十枝。起初，由大庖钦赐，后来改由礼部，又改由顺天府供给。

圣人的后裔，汉朝初年封为褒成侯。到唐元宗时，才封孔子为文宣王，并让他的子孙得以世袭王爵。宋神宗商议加封至神元圣帝，因为李邦直说：“周室称王，陪臣不应当称帝。”于是只加了“元圣”二字。至和年间，祖择之说：“文宣是谥号，后嗣不应当作为封爵。”于是改封为衍圣公，后世沿袭此制。然而既然封为公爵，品级居第二。泰昌元年，山东抚臣因圣裔陈情乞求恢复王号，上疏奏闻，被通政司及礼科驳斥而作罢。衍圣公秩二品，特赐麟袍玉带，诰命用玉轴，大朝会班次在一品之上，以示不把他当作臣下。孔氏世代推举一人为曲阜令，公的亲弟弟承袭子思为翰林五经博士。其从南渡迁居衢州的支系，也世袭博士。凡是曲阜孔氏大小都免除徭役，公允许五百户丁作为随从。又宣德年间，孔谔会试到京，召见后即给予进士出身，授春坊中允。景泰年间，名公孔询会试中式，赐出身，授礼科给事中。起初持服，服除后越级拜为少詹事。历代优待礼遇他就是这样。

神宗万历七年谕令衍圣公万寿入朝祝贺，朝廷以宾客之礼相待，不在职官文武之列，不必上朝参拜。这是古代对待三恪所不及的。崇祯辛巳年七月，皇上巡行学礼，取衍圣公孔植、五经博士孟闻玉等到京，传令赐宴。旧时无赐宴的成例，这也属于特殊恩典。

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五十七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太医院

太医院在宫阙东侧礼部后面，最初设置医学提举司，后来改为太医监，又改为太医院，设置院使、院判、御医、吏目等官，主管诊视、攻疗、调养之事。凡医术十三科，医生世袭专攻一科，学习其业，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妇人，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接骨，曰伤寒，曰咽喉，曰金镞，曰按摩，曰咒由。后两科如今没有传承。洪武六年四月，设置御药奉御一人，直长二人，药童十人，都由内官内使充任。设置太医院御医四人，由太医院医士充任。凡收受四方进贡的名药及储备药品，由奉御一人掌管。凡进贡御用药饵，医官就在内局按照制度办理。太医院官诊视御脉，御医参看比较相同之处并约定方法。奉御就在内局合药，将药贴连名封记，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