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二十一

译先儒公羊子高、谷梁子赤、毛子苌、孔子安国、杜子子春、韩子愈、胡子瑗、周子敦颐。

译张载、程颐、胡安国、张栻、李侗、吕祖谦、蔡沈、薛瑄、胡居仁。

洪武年间规定，先贤的木牌位长一尺七寸，宽三寸，连同底座共二尺一寸。嘉靖年间改为高一尺四寸，宽二寸六分，厚五分，底座高二寸六分，长四寸，厚二寸，红底黑字书写。洪武年间规定，先儒的木牌位与诸贤相同。嘉靖年间改为各高一尺三寸，宽二寸三分，厚四分，底座高二寸六分，长四寸，厚二寸，红底黑字书写。

褒崇

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孔子去世。哀公为他作诔文，尊称他为“尼父”。

汉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东汉和帝永光四年，封孔子为褒尊侯。

后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谥号为“文圣尼父”。

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

隋文帝赠孔子为先师尼父。

唐太宗贞观二年，尊孔子为先圣，以颜子配享。唐高宗永徽年间，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从祀。

显庆二年，以周公配享武王，确定孔子为先圣，孔子被定称为先圣，始于此时。

干封元年正月辛卯日，追赠孔子为太师。

尹氏起莘说：“赠予三公的官职，这是把他当作臣子。”《资治通鉴纲目》对于赠太师一事，删削不记载，是为了为先圣避讳。

武后天授元年七月，封孔子为隆道公。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赠颜子为兖公，闵子等九人为侯，曾子等为伯。两京国子监及州县开始确立南向的位次。两京祭祀用太牢，舞八佾；州县用少牢。

邱濬说：“这是孔子被封为王，弟子称公侯的开始。‘宣’作为谥号，不过是圣善周闻的意思，高洋、李元素等人都有这个谥号。圣人是万世道德的宗师，用上天来诔祭他，还恐怕不够恰当，区区荒诞的称号，哪里值得看重呢！”

宋真宗咸平三年，驾临曲阜，拜谒文宣王庙，追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

大中祥符五年，改谥元圣为至圣文宣王，因为避圣祖的名讳。

邱濬说：“加谥号采用纬书异端的说法，改谥号用妖妄的神灵，而避其名讳，这都是不合礼制的礼数。”

元武宗至大元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洪武三年，校正诸神封号，只有大成至圣文宣王以及配享从祀的诸贤儒保持原样。

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谟请求加孔子封号为“圣神广运帝”，并且说：“有人说孔子是陪臣不应当称帝，那么宋儒罗从彦曾说：‘唐朝既然封先圣为王，沿袭其旧号是可以的，加上帝号来褒扬尊崇他，也是可以的。’”礼部尚书邹干说：“‘圣神广运’，是伯益赞美尧的话，不如‘大成至圣’本于孟子，‘中庸’还可以商议。况且尊崇孔子之道，在于身体力行，这才是尊崇的实质，可以轻易改谥加号，哪里足以增加孔子的分量呢？”于是没有允许。

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请求校正祀典，皇帝听从了。于是制定祀典说：“孔子的道，是王者的道，只是他的地位不是王者的地位。孔子当时，诸侯有僭越称王的，他都笔削记载而内心诛伐，他生前就是这样。现在不体会他的本心，而随意加给他称号，哪里算是善于尊崇呢？又如增加乐舞用八佾，笾豆用十二，牺牲用熟肉，而上拟于祭祀天地的规格，这是太无忌惮了。至于颜回、曾参、孔伋以儿子的身份并列配享于堂上，颜路、曾皙、孔鲤以父亲的身份从列于下，这是名分不正的。纲领既然紊乱，到了宋代，程颐以亲自承接道统传承的身份，遂主张英宗不尊濮王为父的礼仪，这如果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呢？张璁是为了名分，也是为了义理，不是谄媚君主，不是灭师。这里所校正的，也是为了在万世之下防范界限。”于是通行天下学校，改“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孔子”，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是及门弟子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称“先儒某氏”，全部废除封爵。

庙制

鲁哀公十七年在孔子旧宅立庙。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亲自供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命令郡县在学校通行乡饮酒礼，都祭祀圣师周公、孔子。东汉灵帝元光元年，开始设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像。

魏文帝黄初元年命令郡国修葺孔子旧庙。

黄初二年下诏鲁地修葺孔子庙。

魏主芳正始七年，命令太常举行释奠礼，以太牢在辟雍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建立孔子庙，设置守坟户。宋武帝孝建元年，下诏建立孔子庙，制度同诸侯礼。梁武帝天监四年六月初，建立孔子庙。

译在江左地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三年，在京城东面建立太学，祭祀孔子，以颜回配享。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下诏，各郡国在坊内分别建立孔庙和颜庙。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六月，下令在国子学设立周公庙和孔子庙各一座，按四季举行祭祀。

译七年二月，皇帝亲自参加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配享祭祀。

唐太宗贞观二年，尊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配备祭祀用的俎豆和舞蹈用的干戚。

贞观四年，下令各郡县都建立孔子庙，四季按时祭祀。

贞观十一年，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建立孔庙。

贞观十九年，追尊姜太公尚父为武成王，建立武庙，与孔子的文宣王庙东西并列对峙。

唐高宗显庆二年，确定孔子为先圣。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下诏恢复文武二庙并立。

宋太祖建隆三年，下诏祭祀文宣王使用一品礼制，庙门设立戟，十六项祭祀使用永安乐。

按：使用一品礼是把他当作臣子对待，这不符合礼制。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给圣像增加冕服、桓圭，此前仍沿袭唐制。孔子与弟子都穿衮服，手持木圭。至此，增加冕旒为九旒，服饰为九章，圭改用玉制。

宋徽宗崇宁四年，下诏将辟雍文宣王殿改名为大成殿。国子监丞赵子栎进言：“唐朝封孔子为文宣王，其庙像内拿出王者的衮冕衣服给他穿，现在却沿袭五代古制，穿上上公的服饰。七十位弟子都是周代人，而衣冠大多采用汉制，这不合适。”下诏将七十位弟子的服饰改为周代的冕服。当时皇帝到国子监拜谒文宣王殿，两次拜礼后行酌献礼。司业蒋静进言：“先圣与门人同样穿着冕服没有区别，考察《周官司服》，公爵的冕服与王者相同。现在既然已经考正了配享从祀者的服饰，也应该考正先圣的冕服。”于是增加孔子的冕旒为十二旒，服饰为九章，州县学校都照此办理。

政和元年，下诏先圣庙使用二十四戟，文宣王手持镇圭，都采用王者的制度。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给宣圣像增加十二旒、十二章。元武宗至大三年，在曲阜宣圣庙设置登歌乐。

明洪武二年十月，下令天下郡县都设立学校。学校都建立孔庙，礼聘教师，教授学生。

洪武十五年，国子监大成殿建成，使用木牌位，不设塑像。

洪武二十年，罢除武成庙，独尊孔子。

正统三年，禁止天下在佛教、道教宫观中祭祀孔子。

嘉靖九年，将大成殿改为先师庙，戟门改为文庙之门，天下学校全部撤除塑像，改用木牌位。

邱濬说：塑像的设置，中国本来没有，直到佛教传入中国才开始有。夏商周三代以前，祭祀神灵都用牌位，没有所谓塑像。那些异教使用塑像，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知道祭祀我们圣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塑像的？看李元瓘的话：颜回站立在侧，那么塑像在唐朝以前就已经有了。各郡各县不同，塑像的样子不统一，高矮胖瘦，老少美丑，只取决于工匠的巧拙。即使做得尽善尽美，又怎么可能是圣人活着时盛德的容貌呢？这非常不符合神明无形、无声无臭的道理。

释奠

汉高帝十二年，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

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驾临鲁地，派遣大司空用太牢祭祀孔子。十月，回宫，驾临太学。

明帝永平十五年，驾临鲁地，前往孔子宅庙，用太牢致祭。以及七十二位弟子，亲自登上讲堂，命令太子和诸王讲解经书。章帝元和二年，经过鲁地，前往阙里，祭祀孔子，演奏六代之乐。皇帝登上庙堂面向西，群臣在庭院中间面向北，都两次拜礼。皇帝进献酒爵然后坐下，大会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命令儒者辩论疑难，赐给褒成侯孔损等人钱帛。

安帝延光三年，经过鲁地祭祀孔子，遵循元和年间的旧例。灵帝建宁三年，下诏祭祀孔子，依照社稷之礼，从王家谷支出费用，春秋两季行礼。

魏主曹芳正始七年，命令太常举行释奠礼，用太牢在辟雍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

晋武帝泰始二年，命令太学及鲁国，四季备齐三牲，用来祭祀孔子及七十二位弟子。

泰始七年，皇太子亲自到太学举行释奠礼，讲解《孝经》通达。从此咸宁三年，讲解《诗经》通达；太康三年，讲解《礼记》通达，都亲自举行释奠礼，以颜回配享。

东晋明帝太宁三年，下诏：“四季祭祀孔子，祭礼应当如同泰始年间的旧例。”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皇帝讲解《诗经》，通达后亲自举行释奠礼。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皇帝讲解《孝经》，通达后在中堂举行释奠礼。孝武帝宁康三年二月，皇帝讲解《孝经》，通达后在中堂举行释奠礼。当时议论认为太学在水南，距离遥远，依照穆帝旧例，在中权暂设太学。释奠礼结束后，会集六品以上的群官。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皇太子举行释奠礼，舞八佾，设置轩悬之乐，牺牲牢具和器物，都如同上公之礼，这是听从裴松之的建议。齐武帝永明三年正月，下诏设立学校。这年秋天，召集有关部门商议礼制。冬十月，皇太子讲解《孝经》，皇帝亲自临幸举行释奠礼，车驾亲临。尚书令王俭议论《周礼》：“春季入学，释奠合舞。”《学记》说：“开始教学，穿皮弁祭菜，表示对道的敬意。”又说：“刚入学，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弛，现在所行的，只是释奠罢了。金石、俎豆，都没有明文规定。陆纳车说：“宣尼庙应当依照亭侯的爵位。”范宁想要依照周公的庙，使用王者仪制。范宣说：“当他作为老师时，就不把他当臣子对待。”释奠那天，备齐帝王礼制。

译礼乐方面，车陆之礼因过于轻简而失当，二范之礼因过于繁重而有所伤害。既然援引上公的礼制，那么所行之事就应当合乎允当，适宜设置轩悬级别的礼乐、六佾规模的舞蹈，祭祀用的牺牲和器物，全部依照上公的规格。

译明帝永泰元年三月，恢复孔子的祭祀等级。

梁武帝天监八年九月，皇太子举行释奠礼。

大同七年，皇太子在国学举行释奠礼。

敬帝太平二年，访求孔子的后代，修缮庙堂，完备四季祭祀。陈宣帝太建三年八月，皇太子在太学举行释奠礼。陈后主至德三年，亲自举行释奠礼，礼仪结束后，设置金石之乐，宴请王公卿士。

北魏主拓跋珪天兴四年，命令乐师进入学校，学习舞蹈，为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

北魏主焘，太平真君十一年，南征，到达邹山，用太牢之礼祭祀先圣。

北魏主濬下诏，在宣尼庙另敕令有关部门举行荐享之礼。北齐显祖天保元年规定，春秋两季的仲月上丁日，为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每月初一，祭酒率领博士以下以及国子监各学生，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及太学各学生在台阶下拜孔圣，向颜子作揖。郡学则由博士以下官员，每月初一朝拜。

隋文帝规定国子寺，每年在四季仲月的上丁日为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州县学在春秋两季的仲月举行释奠礼。

唐高祖武德二年规定，国学释奠礼，先师用笾十、豆十、簠一、簋一、登三、铏三、俎三。从祀用笾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州县释奠，先圣先师用笾豆各八、簠二、俎二。武德七年二月，皇帝亲临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皇太子、王公都随从。祭酒以下官员讲解经义。

太宗贞观二年，尊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皇太子亲自举行释奠礼。

十四年，皇帝亲临国子学举行释奠礼。

二十年，下诏皇太子前往国子学，为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皇太子初献，国子祭酒张复〇；亚献，光州刺史赵〇智；摄司业终献。

二十一年，规定先圣的神位设在庙堂内西楹之间，面向东。先师设在先圣的东北方，面向南。其余弟子及二十一贤依次向东排列，面向南，以西为上。春秋上丁日行礼，在祭祀前一天，奉礼郎在东门内道的北侧设置三献的位置，执事人员在道的南侧，面向西。学生位于馆官之后，都排成重行，以北为上。观礼者位于南门内道的左右两侧，排成重行，面向北，相对为首。在门外设置三献，位于东门外道的南侧，执事人员位于其后，每等位置不同，面向北，以西为上。馆官、学生位于三献的东南方，面向北，以西为上。释奠令，祭酒初献，司业亚献，博士终献，辞称“皇帝谨遣某官行礼”，作为永久制度。

高宗干封元年，经过曲阜，用少牢之礼祭祀孔子。

睿宗太极元年，规定宣圣，赞皇太子举行释奠礼，开设讲筵。元宗开元七年，下诏皇太子、诸王进入国学，行齿胄礼，拜谒孔子。

十三年，封禅归来，前往孔子宅邸，奠祭，又派遣使者用太牢之礼祭祀墓地。

二十六年，下诏各州贡举人前往国子监拜谒先师，官府为其开设讲席。

二十八年，下诏在春秋两季仲月的上丁日祭祀先圣先师。代宗永泰二年，修缮国学祠堂完成，举行释奠礼。宰相及参军官、六军将军都前往观礼。自肃宗以来，初次收复两京，宫悬乐器不齐全。至此，才在祠堂奏响宫悬之乐。

德宗贞元二年，举行释奠礼，下诏宰相以下官员全部聚集在国学。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下诏文宣王庙四壁的诸贤，每次释奠，各设笾二、豆二、簠簋各一、爵一。

后周高祖广顺元年，前往阙里，奠祭孔子。左右说：“天子不应当拜异代的陪臣。”皇帝说：“孔子是圣人，百王取法，怎么能不拜。”

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视察国子监，下诏加饰祠宇，亲自撰写文宣王及兖公二赞，十哲以下，分别命令宰臣两制撰写。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幸临阙里，拜谒庙宇。有关部门认为人主议止肃揖，皇帝特意再拜。六月，颁布各州释奠仪注、祭器图。这一年，在文宣王庙立像，供养孔氏子孙。

仁宗天圣元年，视察国子监，奠谒先圣，退下后阅览七十二贤赞，观看东序及礼器。

景祐元年下诏释奠用登歌。

徽宗政和六年五月，赐予阙里堂上正声大乐一部及礼器。

高宗绍兴七年，有关部门请求文宣王殿释奠，加铏鼎三、登一，十哲从祀，共用羊豕各一，每位笾二、簠一、簋一、爵一。

十年七月，恢复释奠文宣王为大祀，祭祀前誓戒，加笾豆十二，礼仪如同社稷。幸临太学，车驾停在防门外，登降〇趋，执爵灌献。

十四年三月，视察太学，拜谒先圣，制作像赞及七十二子赞，刻石。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乙邜，视察太学，御崇化堂。理宗淳祐元年，祭祀太学，将所制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十三赞，赐予国子监，向诸生宣示。元世祖至元十年，颁布释奠文宣王祭器。又下诏外路提学教授官，春秋二丁不变常服于礼，未宜。自今执事官各依品序服公服，执手板。

元成宗大德十年

译下诏命浙江行省制作宣圣庙的礼乐。秋季八月，在庙中祭祀时使用。其礼乐歌辞仍沿用宋朝旧制，又命令翰林院新撰乐章，最终没有采用。

译宋武宗至大三年，设置曲阜宣圣庙登歌乐。

明洪武元年二月，皇帝用太牢之礼亲自到国子学祭祀孔子。八月丁丑日，派遣官员向先师孔子行释奠礼。当时礼官进言说：周代的制度，凡是刚开始设立学校时，要向先圣先师行释奠礼。凡是学校，春夏两季向先师行释奠礼，秋冬两季也是如此。汉代儒者认为先圣是周公，至于孔子则是先师；又如《诗》《书》之官，若《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这些都可以作为老师的人。大概因为四季的学习，将要修习其道，所以释奠各自以其师为主，而不涉及先圣。只有春秋两季合乐时，天子视察学校，由有司总祭先圣先师。这样看来，汉代释奠的礼仪，也大致可以知道了。此后历代，宋元两代沿袭古礼并加以增减。现在应当制定制度，在仲春、仲秋两个上丁日降香，派遣官员在国学祭祀，以丞相为初献，翰林学士为亚献，国子祭酒为终献，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洪武四年秋天，重新规定孔庙释奠的祭器和礼物。起初，祭祀孔子时，画像设在高座上，而器物全部陈列在座下。到了这时，各自设置高案，笾、豆、簠、簋、登、铏全部使用瓷器，牺牲用熟肉，酒用熟酒，三献官和祭酒一起行礼，奏乐六遍，挑选监生及文臣子弟中在学校的人充当乐舞生，预先教习他们。

宋濂上呈《孔子庙堂议》说：世上谈论礼制的人，都效法孔子。不用古礼祭祀孔子，就是亵渎祭祀。亵渎祭祀就是不敬，不敬就没有福报。古代将要祭祀时，主人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面向西，祝官报告吉时已到。主人站在东阶上，面向西。尸出入时，主人走下台阶站在东阶，面向东或西。这些都是主人的正位。祝官先进入，面向南，主人从户内面向西。祝官酌酒奠祭，主人面向西，再拜稽首。这都是因为几筵在西边。汉晋《春秋》记载章帝元和二年驾临鲁地祭祀孔子，皇帝登上庙堂面向西，再拜。《开元礼》也是先圣向东，先师向南，三献官都向西。这还没有失去古礼。现在沿袭《开元二十七年》的制度，将神位迁到南面，而行礼的人面向北，这就违背了神道尚右的原则了。古代制作木主来安顿神灵，天子诸侯的庙里都有主。大夫用束帛来依附神灵，士结茅草为蕞，没有设置画像的事情。《开元礼》也是将先圣的神位设在堂上西楹之间，将先师的神位设在先圣东北的席上，都用莞草，还是崇尚扫地而祭。现在沿袭《开元八年》的制度，抟土塑造肖像，就失去了神明之义了。古代灌礼用鬯酒的香气，郁金混合鬯酒，阴气通达于深渊泉水。灌礼之后，然后出迎牺牲，致阴气。萧草混合黍稷的香气，阳气通达于墙屋。奠祭之后，然后焚烧萧草混合羶芗。大概是在阴阳中求神。现在用熏香代替，难道不是太简略了吗？古代朝觐、会同、郊庙祭飨，都设置庭燎，司烜供应，火师鉴察。天子一百支，公五十支，侯伯子男三十支，不这样就不庄严恭敬。现在用秉炬代替，难道不是亵渎吗？古代有道德的人，让他们教化，死后成为乐祖，在瞽宗祭祀，称为先师。如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凡是刚开始设立学校时，必须向先圣先师行释奠礼。释奠必须有合有国，如果没有，就不行。意思是说国家没有先圣先师，那么所奠祭的应当与邻国合祭。如果唐虞有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就各自奠祭，不合祭。当时，学者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师，不是自己的老师就不学习，不是自己的学问就不祭祀。学校既然废除，天下不知道所师从谁。孔子集合众圣之大成，颜回、曾参、孔伋、孟轲确实传承了孔子的道，尊崇他们作为先圣先师，而通祀于天下，本来适宜。其余的应当各自涉及本国的先贤，即使是七十二子的祭祀，也应当罢去而在国学设置，这样或许不违背礼意。《开元礼》，国学祭祀先圣孔子，以颜子等七十贤配享；各州只以先师颜子配享。现在杂乱设置而妄自排列，甚至荀况主张性恶，扬雄事奉莽王，王弼宗奉老庄，贾逵忽视细行，杜预建立短制，马融党附势家，也夹杂其中。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古代设立学校专门阐明人伦，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先于父亲进食，所以禹不先于鲧，汤不先于契，文王武王不先于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还是上祖。现在颜回、曾参、孔伋是儿子，配享堂上；颜路、孔晢、孔鲤是父亲，配祀庑间。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却坐在他们下面，颠倒伦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古代士人拜见老师，以菜为贽礼，所以刚开始入学的人，必须释菜以礼敬其先师。其学官四季的祭祀，都是释奠。现在专用春秋两季，也不符合礼制。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这两者的轻重取决于乐的有无。现在使用魏汉津所制的大晟之乐，这是乱世之音，可以吗？古代释菜、释奠名义存在而仪式已经灭亡。《开元礼》模仿《仪礼》馈食篇，三献各自在献后饮酒，就是尸酢主人、主妇及宾客的意思。现在只有初献能实行，可以吗？至于庙制的不适宜，冕服的无章法，器用混杂雅俗，升降混淆左右，本来更仆难尽言。有人说：建安熊氏想要以

译伏羲是道统的宗师，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武，以及臯陶、伊尹、姜望、周公旦、后稷、伯益、伯夷、伯益、傅说、箕子，都在天子的学校中按等级祭祀，而孔子则通祀于天下，这难道不可以吗？从前周朝设立四代的学校，先圣虞庠以舜为主，夏学以禹为主，殷学以汤为主，东胶以文王、武王为主，又分别以辅佐左右四位圣王成就其德业的人作为先师，这本来就是天子设立学校的法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有人上书弹劾周敦颐，将他贬为安远知县，助教贝琼于是迎合旨意提出建议，斥责周敦颐的学说为邪说。

译五年，修建文庙落成，派遣官员用太牢祭祀，于是视察学校并举行释奠礼。七年正月，规定上丁日若逢初一且发生日食，则改在仲丁日致祭。十五年四月，下令天下普遍祭祀孔子，赐予学粮，增加师生的膳食供给。五月乙丑日，驾临国子监，拜谒先师，举行释菜礼。

十六年正月，下令祭酒在初一、十五举行释菜礼，郡县长官及以下官员到学宫行香。

二十六年，将大成乐器颁给天下府学，命令州县学依照府学的规格，开始规定舞蹈使用六佾，音乐使用登歌。

永乐四年三月辛卯初一，视察太学，身穿皮弁服行四拜礼。正统九年春，新建的北京太学落成，三月亲临视察，举行释奠礼。当时吏部主事李贤进言：“国家建都北京以来，废弛最严重的是太学，新建最多的是佛寺，举措颠倒了。如果重修太学，花费不过相当于一座佛寺，应当下令修举，以达到培养贤才、惠及百姓的效果。”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成化元年，视察学校并举行释奠礼。

十三年闰二月丁丑日，释奠礼初次使用八佾，笾豆各十二个。在此之前，祭酒周洪谟请求增加笾豆和佾舞，又说：“古代鸣球、琴瑟在堂上，笙镛、柷敔在堂下，干羽在两个台阶间舞蹈。现在舞羽在上方，而乐器在下方，不符合古制。”礼部尚书邹干驳斥他。诏令认为尊崇孔子是国家盛典，听从周洪谟的话，于是舞羽才改在下方。

治元年三月，视察学校并举行释奠礼，使用太牢并加赠币帛，将分献改为分奠，这是听从吏部尚书王恕的请求。

嘉靖十年，为了厘正祭祀典礼，身穿皮弁服拜谒孔庙，使用特牲和奠帛，举行释奠礼，迎神送神各再拜，奏乐三次，文舞六佾，配享从祀以及启圣祠的分奠，使用酒和干肉，也派遣官员到南京国子监和阙里致祭，这是听从大学士张璁的建议。

郊祀以祖先配享上天，是因为功绩在一代。大社稷的祭祀，是因为功绩在养育百姓。它们的笾豆佾舞，都与祭祀上天相同。孔子的功绩在万世，享受配享上天的礼仪，谁说不合适？如果论地位，那么六佾也是僭越；如果论德行，那么八佾也不算过分。张璁去掉王爵，改用木主，祭祀叔梁纥，都是众儒生已经陈述过的意见。只有削减笾豆礼乐，才是他个人的主张。王世贞想要恢复礼乐的旧制，并且说张璁这样做，是认为老师不敢与君主抗衡。这是诛心的论调。

崇祯戊辰年春，亲自举行释奠礼。辛巳年八月，再次举行释奠礼。礼部先前在八月初四请示，已经批复。可是这天是丁未日，恰好与丁祭相值。旧例丁祭派遣内阁大臣行礼，于是改在当月十八日亲自举行释奠礼，而初四日仍然派遣内阁大臣行礼。

辛巳年八月十八日卯初刻，皇帝从长安左门出发，经由崇文街到成贤街，进入孔庙。祭酒、司业穿吉服，率领学官和诸生，在成贤街左侧跪迎。皇帝到达棂星门外，下车。礼部与鸿胪寺卿引导皇帝，〇入门登上大成门中间台阶，进入御幄。坐定后，穿戴皮弁冠服。太常寺官员引导，由大成门中间道路进入盥洗，来到先师庙中间台阶上，奏迎神乐。皇帝两拜，于是举行释奠礼。太常寺卿跪着在皇帝右侧进献帛，皇帝插着圭站立接受帛，献毕。少卿跪着在皇帝右侧进献爵，皇帝站立接受爵，献毕。皇帝拿出圭，奏送神乐。皇帝再次两拜，礼仪结束。皇帝仍回到御幄，更换翼善冠和黄袍，驾临彝伦堂。诸生列队于堂下，祭酒及各官列在诸生之前，跪迎〇皇帝经过，起身向北站立。皇帝到达彝伦堂，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祭酒以下及诸生行五拜三叩头礼。过了一会儿，内赞赞进讲。祭酒南居仁从东阶登上，由东小门进入堂中，向北站立。执事官将经案举到御前。礼部官员奏请授予经书给讲官。祭酒跪下，礼部将经书站立授予，祭酒放在讲案上，再次回到中间向北站立，行一拜三叩头礼。皇帝谕令讲官坐下，祭酒承奉旨意就在讲案旁坐下。皇帝谕令官员们坐下，百官承奉旨意。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学士行一拜三叩头礼。坐下后，祭酒讲解《皋陶谟》，讲完退出堂外。司业罗大任从西阶登上，由西小门进入，礼仪一如祭酒。讲解《易·咸卦》，讲完，传制官称有制，宣谕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共四句话。祭酒、司业、学官习礼，公侯伯及诸生行五拜三叩头礼。尚膳监进茶，皇帝谕令官员们喝茶，茶毕退出。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皇帝赐予五府、六部、都察院及衍圣公羊、酒、甜食盒。皇帝进入彝伦堂后的敬一亭，观看世宗所立的程子四箴等石碑。又命令将庙学内的各碑及石鼓都摹拓进览。十七年甲申年二月春祭，派遣大学士魏藻德行礼。这天天气晴朗，临祭各官刚就位，大风忽然刮起，殿上灯烛全部熄灭，庭下松桧发出怒号声，黄沙如雨落下，最终未能完成礼仪而停止。查考元世宗以宋小黄门李邦宁为左丞相，在孔庙释奠，刚就位，也有异风之变。孔子在天之灵，威显如此。

从祀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祭祀七十二贤。

灵帝元光二年，祭祀七十二弟子的画像。

魏主芳

译正始七年，派遣太常在辟雍举行释奠礼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

译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选取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采用他们的著作，垂范于国家学子。从今以后，在太学举行祭祀时，让他们与颜回一同配享，并尊为先师。

唐高宗总章元年，追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一同配享孔庙。

唐睿宗太极元年二月，加赠颜子为太子太师，曾子为太子太保。

唐玄宗开元八年，下诏为十哲制作坐像，全部列入从祀。曾参坐在十哲的位次，将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绘制在庙壁上。当时国子司业李元瓘进言：“依据礼制，授予坐位的不站立，授予站立的不跪拜。颜子配享，应当随从坐侍。又四科弟子闵子骞等人，虽然画像列于庙堂，不妨碍享受祭祀。查考何休等二十二贤，尚且沾受从祀的恩泽，难道升堂入室的弟子反而不沾受配享的余恩？希望春秋两季释奠时，将他们的享祀列在二十二贤之上。”又说：“七十子的画像，文翁石室之壁，尚且不缺，哪有国家学校反而没有绘图？请命令有关部门在壁上绘制图形，并为之撰写赞辞。又曾参孝道可崇，独自从夫子受经，也希望列入从祀。”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皇上又因为颜子是亚圣，亲自撰写赞辞，刻在石上，命令当朝文士分别撰写赞辞题写在壁上。

苏洵说：“贞观、显庆年间称为二十一贤，太极、开元年间就称为二十二贤，服虔之下的贾逵，不知是哪一年附入的。”

马端临说：“圣人创作经典，老师阐述经典。阐述夫子之道，以亲近受教而言，没有比十哲、七十二贤更合适的；以传授而言，没有比子思、孟子更合适的。必须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先师。现在舍弃这些人不录，而都选取解释经书的诸儒。暂且以二十二子来说，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尚且可以说是从圣人那里受经。至于高堂生以下，称他们为经师可以了，但不是人师。至于王弼推崇老庄，贾逵附会谶纬，已经不是圣人的学问了。何况戴圣、马融贪婪鄙陋，现在却都在陪食之列，而高弟除了颜子以外，反而不能参与。虽然李元瓘进言，仅将十哲提升，曾子列入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贤都不沾受享祀。大概是拘泥于郑康成的注疏，认为以训诂专门宗奉为尽得圣人的传承。”

开元二十七年，追赠颜子为兖公，闵子为费侯，伯牛为郓侯，仲弓为薛侯，冉有为徐侯，子路为卫侯，子我为齐侯，子贡为黎侯，子游为吴侯，子夏为魏侯，曾子等六十七人，封为伯爵。唐明宗长兴二年，以颜子配坐，闵损等十哲从祀堂上。又依据太常礼院的建议，敕令四壁图画英贤，各自陈列干肉祭品以祭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日，追封闵子以下为公爵，曾子以下为侯爵，命令宰执、两制、馆阁官员撰写赞辞。起初，皇帝查阅崇文院检定的七十二弟子档案，《史记》、《唐会要》共有七十七人，皇帝说：“为什么不同？”王旦说：“国学经太祖定议，现在曲阜应当依据国学画像。”七月戊寅日，又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伯爵。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下诏国子监修缮七十二贤堂，左丘明以下二十一人，都按照本品的衣冠绘制图像。

宋神宗熙宁七年，命令各州释奠，普遍祭祀十哲。

元丰元年五月，封孟子为邹国公，与颜子一同配享。又封荀况、扬雄、韩愈为伯爵，都列入从祀。当时晋州教授陆长愈请求春秋释奠时孟子与颜子一同配享。

宋徽宗大观二年，下诏绘制子思像，列入从祀，这是听从通仕郎侯孟的请求。

大观四年，追封公夏首等十人为侯爵。议礼局说：“《史记·弟子传》说：‘受业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家语》说：‘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唐会要》则尊崇《史记》，《开元礼》则尊崇《家语》。本朝断定以七十二人为准，取琴张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现在确定：公夏首之后，公肩定，颜祖，邬，单罕，父黑，秦商，原抗，乐欬，廉絜，都有伯爵，载入祀典，请求追赠侯爵，使他们参与祭享。”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政和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封舒王子雱从祀，封为临川伯。当时新仪成，以孟春元日释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释奠，以颜、孟、安石配享，都东坐西向，在闵子十哲之上。

政和五年春，下诏乐正子克配享孟庙，公孙丑至子叔十七人从祀，各加封爵。

宋钦宗靖康元年，罢免王安石配享，但仍从祀。右谏议大夫杨时说：“安石学术之谬误，请求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诐行不为学者所迷惑。下诏罢去配享，仍依照郑康成的例子，让他从祀。

宋孝宗淳熙四年，去掉王雱画像，这是听从赵粹中的建议。宋理宗淳祐元年正月，视察太学，赠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伯爵，与徽国公朱

译朱熹一并被崇祀于孔庙，王安石被罢黜。景定二年，追赠张栻、吕祖谦为伯爵，都配享从祀。当时皇太子拜谒孔庙回来，说张栻、吕祖谦与朱熹切磋研讨，对儒学门庭有功，因此有了这道诏令。

译宋度宗咸淳二年，将颜回、曾参、孔伋、孟轲一同配享孔庙，进封为公爵。改封闵损至卜商等九人为公爵，将颛孙师提升至十哲之列，也封为公爵。祭祀泗水侯孔鲤的位次排在郓城侯孔忠之后，追赠邵雍为伯爵，与温国公司马光一同配享。

元仁宗皇庆二年，让许衡配享孔庙。

元文宗至顺二年，加封颜子为复圣公，曾子为宗圣公，子思为述圣公，孟子为亚圣公。

明洪武五年，停止对孟子的祭祀。雷击了谨身殿，过了一年，认为孟子辩驳异端邪说，阐发孔子之道，对天下后世有功，应当像以前一样配享。

王祎建议说：“汉代配享的儒者有十四人，但还缺少一人，就是董仲舒。唐代配享的儒者有一人，但还缺少一人，就是孔颖达。宋代配享的儒者有九人，但还缺少四人，就是范仲淹、欧阳修、真德秀、魏了翁。汉代诸儒尊崇经典、辅助传注，局限于专门之学，只有董仲舒号称是纯正的儒者，他用来告诫君主的言论，如关于天人性命、勉力遵行、正谊明道的论述。至于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道术有统绪，异端邪说消亡，功劳几乎不在孟子之下。荀况主张性恶，扬雄侍奉新莽，尚且获得配享，而董仲舒却没有，为什么呢？唐初孔颖达受诏撰定诸经的疏义，称为《正义》，凡是不以这个为本的，都称为异端，确实是学者的宗师。何休注解《公羊传》，贬低周朝而尊崇鲁国；王弼注解《周易》，专门崇尚清虚，然而都在配享之列，为什么唯独到了孔颖达却遗漏了他？圣人的道，有的体现在事功上，有的体现在文章上，用途虽然不同，实质上是一致的。三代以下，能把圣人的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体现在行事上的，只有范仲淹罢了。他首先将《中庸》传授给张载，作为道学的倡导者，大概他的学问根本在于六经，而议论无不以仁义为主。世俗的儒者只知道以章句训诂为事，谁知道圣人经世济民的志向，本来就不专门在于此呢？欧阳修与范仲淹同时，阐明圣贤之学并体现在文章中，世俗浅薄的人常常把他看作文人。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即使是经天纬地的大事也称为文，难道可以轻视吗？自从朱熹作五经四书的传注，集圣贤之大成，中间经历学术禁令，真德秀、魏了翁竭力以尊崇朱学为己任，圣贤之学才得以再次显明。真德秀所著有《大学衍义》《读书记》，魏了翁所著有《九经要义》，都足以延续朱熹所传的绪论。这两人应当相继兴起而列入配享之列。又查考圣人的孙子孔伋，原本列在孔鲤之下，而曾参也在曾皙之后，咸淳三年才提升配享为四侑，向东坐而面向西，父亲祭祀在廊下，儿子配享在堂上，尊卑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圣人的道在于阐明人伦，如果先自己废弃了，怎么昭示后世？从前鲁国祭祀僖公，把他排在闵公之上，传记中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食，认为是逆祀，现在父子失序，难道不是逆祀吗？礼制有看似迟缓而紧急，看似轻微而重要的，因为关系到名教。祭祀有应当完备而礼制尚未称职的，固然不能置之而不议论。”

洪武二十九年，贬黜扬雄，进用董仲舒，配享孔庙。在此之前，待制王祎提出建议，至此，行人司副杨砥再次请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宣德十年四月，让吴澄配享孔庙。当时慈利教谕蒋明提出建议，杨士奇主持此事，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元代的大儒许衡，他的学问完全本于程朱，他做官是为了行道，一旦有不合意的，就洁身引退，教化流行于乡里，他纯粹是个君子。吴澄的学问主张陆氏之学，说朱熹在道问学方面功夫多，在尊德性方面功夫少，哪里是真正了解朱熹的人呢？而且为人撰写谀墓之文，起家积累巨额财富，考察他的实际品行，远远不及鲁斋先生许衡。配享之举，杨文贞公是从香火祭祀的角度考虑的。

正统二年，让宋代儒者胡安国、蔡沈、真德秀配享孔庙。何孟春说：“七十弟子门人中有公孙尼子，作了《乐记》《缁衣》。吐辞成为经典，应当列入配享。李敏政却没有提到他，为什么呢？”正统八年八月，让宋代儒者杨时配享孔庙。祭酒谢铎说：“杨时息灭邪说淫辞，废除王安石的新经，有卫道的功劳，请求祭祀杨时。”礼部尚书傅瀚阻止他。大学士溥支持谢铎的意见，于是祭祀杨时。

嘉靖九年，厘正祭祀典制。因为申党就是申枨，保留申枨，去掉申党。罢黜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宁七人，各自在其家乡祭祀。增加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配享。

张璁建议，欧阳修所著的《本论》，确实有翊卫圣道的功劳。苏轼说：“自从汉代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扰乱天下的很多。五百多年后，又得到韩愈，学者把他配享孟子，大概差不多吧。韩愈之后三百多年，又得到欧阳修，他的学问推崇韩愈、孟子以达到孔氏，所以天下一致尊奉他为老师，称为欧阳子。韩愈既然已经配享，欧阳修难道可以缺少吗？”

张永嘉的建议，人们认为与欧阳公的濮议相合。然而欧阳公的濮议，难道违背正道吗？泽按：

译朱子曾经称赞欧阳修在文字上下功夫，追溯文章的脉络来探求圣贤的本意，对于《易经》、《诗经》、《周礼》、《春秋》，都曾经反复深入探究，以纠正前代儒者的错误。而在《本论》这一篇中，他推演阐明性善的学说，将其作为抵制邪说、驳斥偏颇言论的根本。他比当时那些号称宗师巨儒，却难免崇尚浮华虚妄、轻信迷惑于妖邪怪诞的人，要高明得多。他对于《史记》，褒善贬恶，像唐代六臣传之类，又能深入探究国家废兴存亡的关键，从而为天下后世提供深刻显明的永久借鉴，这本来就不止一个方面。他其他的文章言论，虽然有的出自于笔墨游戏之余，但也随着事理多有阐发，而且言辞温和，宽厚平和，精切恰当。韩愈所说的仁义之人，看朱子所推崇的，欧阳修的品评也就确定了。

译陆九渊配享孔庙，不能没有争议。陆九渊虽然天资高明，但他“六经皆我注脚”的说法，不符合孔门“博文约礼”的规范。他怀疑程子，诋毁朱子，开启了后来心学的弊端，与伊川、闽学诸贤同坐一堂，似乎并不妥当。

隆庆五年，薛瑄配享孔庙。

万历十二年，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配享孔庙，礼部尚书请求单独配享胡居仁，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在内主张王守仁，加以推荐，于是三人同时配享。

明代儒者以薛文清（薛瑄）为第一，胡居仁次之。陈献章受巡抚朱永推荐，授官检讨，因母亲年老辞官归乡。当时尹直说他作诗称颂太监梁芳，本来就不可以轻信。至于归途中乘轿，张伞列戟，开道前行，张元祯记载在实录中。至于贺钦，是笃行君子，陈献章说他没有什么见解，劝他读佛书，这是什么说法呢？陈献章、胡居仁、罗钦顺、崔铣等人，都是深于理学的，斥责陈献章为禅学，并非过分。王守仁的学说，以陆九渊为宗，他那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前人已极力驳斥。至于袭用孟子良知的说法，自谓发掘千古秘密，然而圣人中正之道，难道有遗弃德行而单独强调认知的吗？他的门人王畿等人，更加肆意宣扬这种学说，于是导致儒学与禅学混杂。李贽等人，成为世道人心的蛀虫。当讨论配享时，陆宗伯坚持不予覆议。陶大临说：“朝廷不难以伯爵酬谢他，何况是庙祀？”陆宗伯说：“伯爵是一时的典制，配享是万世的典制，人不能夺取权柄，我却把中正之道给他。”这是舆论尚未确定的原因。

嘉靖年间，王守仁总督两广，因病擅自离开驻地，事情上报。皇上大怒，命令朝廷议论。会议说：王守仁行事不效法古人，言论不称引老师，想要标新立异以显示高明，就非议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知道众人的议论不赞同他，就著述朱熹晚年定论的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的人乐于他的任意妄为，或许流于清谈；庸鄙的人借他的虚名，于是敢于放肆。传习辗转讹误，悖谬日益严重。他的门人为他标榜，甚至说杖打他不死，投江他不死，以此冒犯圣听，近乎肆无忌惮了。至于剿捕畲贼，剪除逆濠，据事论功，确实有可记录之处。所以当陛下登基之初，就封他为伯爵。虽然出于杨廷和预先为自己铺路的私心，也因为有黄榜封拜侯伯的命令。功过不能互相掩盖，应当免除剥夺封爵，以彰显国家的大信，申禁邪说，以端正天下人心。皇上说：“你们的议论是对的。王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败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都是他倡导的。至于逆濠之变，与伍文定移檄举兵，仗义讨贼，元恶就擒，功劳确实可记录。但军队没有节制，奏报夸张。近日掩袭畲贼，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因为是先朝的信令，姑且让他终身享有。他死后的谥典都不准给。都察院仍榜文晓谕天下，敢有沿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当日申饬严切如此。等到入祀时，为何没有人提及？因为那时良知的学说盛行。

崇祯十四年八月谕旨：朕阅览我圣祖命令儒臣纂辑《五经四书大全》，其中作述、传注、引证等项，只有宋儒周子、两程子、朱子、张子、邵子最多。可见理学大显于宋，而周、程诸子对圣门大有功劳。然而与周、秦、汉、唐诸儒并称先儒，私下认为不安。现在想要特别加以尊崇，是否可行？着礼部、翰林院、太常寺、国子监、礼科等衙门会同详议回奏。十月，部议认为周、程六子宜称先贤，并请汉儒董仲舒、隋儒王通都称先贤。

按：以六子宜加隆称，这确实是明主的特见。部中议论及董、王，则是赘词了。又配享议论及吴与弼、王艮等人，反而不及曹端、罗钦顺、高攀龙、冯从吾诸公，则是昧于圣学的正传了。宜其事遂中阁也。

国家祀典，二丁之祭，宜与郊社宗庙并重。其典制在《太学志》中缺焉不备，故详稽而备录之。且考历代所加礼，隆杀当否，可以知其君焉，知其臣焉，并可以知其世焉。

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一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二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三皇庙

三皇庙在太医院之北，名景惠殿，永乐中建。前为景咸门，门东为神库，西为神厨。中奉安伏羲、神农、黄帝，皆南向，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氏配，以僦贷季、鬼臾区、天师岐伯、俞跗、白高、少俞、少师、桐君、太乙、雷公、马师皇、伊尹、神应王、扁鹊、仓公、淳于意、张机，东庑王叔和、华陀、皇甫谧、巢元方、抱朴子、葛洪、真人孙思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