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三十七

译在浅水处，沿河堤种植树木，挖掘水井以供给中暑口渴的人。在淮安、徐州、临清州、通州设置粮仓，以便于转运输送。那长达四千里的漕河事务，历经数十年的筹划与考量，都是张瑄亲自统筹、周密考虑并竭力谋划的，至今人们仍依赖这些措施。

译漕运

明朝初期尚且使用海运。洪武三十年，将七十万石粮食海运至辽东。永乐六年，将六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石粮食海运至北京。永乐十二年，接运四十一万四千八百一十石海运粮食至通州。从此以后，才开始专门使用防通河进行漕运。这防通河的漕运共有三次变革。第一次叫支运。第二次叫兑运。第三次叫长运。永乐初年，命令直隶、苏州、松江、常州、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府，每年原本坐派太仓海运的粮额，改送淮安常盈仓交收。镇江、庐凤、淮扬的粮食，送徐州广德仓交收。徐州以及山东兖州等府的粮食，送济宁仓交收。命令里河船只在防通河上，用三千只船支取淮安仓的粮食运至济宁。用两千只船支取济宁仓的粮食运至通州。每年分四次运输。天津以及通州等卫各自拨派官军，接运通州的粮食至京城粮仓。这就是所谓的支运。永乐末年，巡抚侍郎周忱会同平江伯陈瑄商议，命令百姓将粮食运至淮安、邳洲，补给脚价、搬运浅滩费、损耗费、芦席费，然后兑给军队。而直隶各省的军队各自在淮安、邳洲领取兑运的粮食。这就是所谓的兑运。成化七年，再次采纳都御史滕昭的建议，罢免邳淮兑运。命令江南、江北的官军雇佣江船，在江南水次交兑。百姓增加江耗，根据远近作为差别。而淮、徐、临、德四仓支运的七十万石粮食，都在各自的水次兑运。这就是将兑运改为长运。

总漕

旧制规定，从瓜仪直到通州的河道都隶属于漕抚，设置郎中二员，分别专门管理南北事务，各个洪闸各有主事一员专门掌管。漕运都御史的敕谕规定，从通州至扬州一带的水利，有应当蓄泄的，严厉督责该管官司以及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员设法疏浚修筑，以便粮食运输。怠慢职守、贻误事机者一并参奏。凡是便于粮食运输、利于军民的事，都听任你便宜处置。任命河漕事务原本归于一处，后来偶尔遇到黄河溃决，就专门敕命大臣一员前往治理，事情结束后回京，不常设此职。后来连续发生水患，于是将其定为常设员额，其职责专门管理黄河，驻扎在曹州，河南、山东管河副使隶属于他，管河郎中、洪闸主事不隶属于他。所以总河的敕令说：“现在特别任命你前去总理河道，黄河北岸长堤以及各该堤岸应当修筑的，也要切实用工修筑高厚，作为事先预防的计策。如果各该地方遇到水患，就立即相度探究水源，可以开通分流的地方，以及可以筑塞堤防的地方，仍然严厉督责各该管官员斟酌事势缓急，限定工程期限，分头用工紧急修理。凡是修河事宜，敕令内记载未尽的，都听任你便宜处置，事体重大的奏请定夺。”这是原来的敕令，后来增入说：“近年沛县以北漕河屡次被黄河冲决，已经派遣官员整理，现在特别任命你前去总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闸郎中主事以及各该三司军卫有司掌印管河兵备等官员，时常往来亲历，多方筹划。遇到淤塞的地方，务必挑浚深广。”大概这敕令也是因黄河冲塞漕河所以有此任命，其实专门是为了黄河。往年总漕都御史每年押送粮食运进京，顺道商议往返查勘河道，后来私下托付巡按御史奏请留任，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谏之后，就不再赴京了。到嘉靖二十年，二洪浅阻，粮食运输不通，总漕于是上疏将责任全部推给河道，奉旨严厉斥责，自管河都御史以下都戴罪料理。从此总河总漕分为二职，竟然只把漕运当作米粮，不知道是为了河道了，而且彼此水火不容，漕法才开始混乱。所以张居正当政时，竟然裁撤总河李世达，另用人选而专门任用吴桂芳兼理河漕，都治理好了。后来有谋求总河职位的人，假托言官条陈恢复设置，沿袭不改。

漕总

查《吕梁洪志》，天下漕船分十总，每年过洪船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只。第一是南京总，包括旗手卫、羽林左卫、金吾前卫、府军左卫、沈阳卫、应天卫，以及兴武卫，共十三卫。第二是中都留守总，包括凤阳卫、怀远卫、留守中卫、长淮卫，以及颍上所，共十二卫。第三是南京总，包括留守左卫、虎贲右卫、锦衣卫、鹰扬卫，以及虎贲左卫，共十九卫。第四是浙江总，包括杭州前卫、绍兴卫、宁波卫、处州卫、台州卫，以及宁海所，共十三卫。第五是江北直隶总，包括淮安卫、大河卫、徐州卫，以及归德卫，共八卫。第六是江南直隶总，包括镇江、苏州、太仓、镇海等十一卫。第七是江北直隶总，包括扬州、通州、泰州、盐城、高邮等十卫。第八是江西总，包括南昌、袁州、赣州、安福等十二卫。第九是湖广总，包括武昌、岳州、黄州、蕲州、荆州等十二卫。第十是遮洋总，包括水军、龙江、广洋等十三卫。后来实行泇河过淮不过洪，则有十三总，而事体也多更改了。

漕军

军旗十二万一千七百一十一名，每一船十人，一人运正米三十七石，分仓收贮，共封

译在船队中，推举一位老成持重的人作为总领，称为纲司。仅次于纲司的，又有拦头、扶柁两人协助主持，旗甲则负责管辖统领。凡是收支款项必须共同办理，全部登记在纲司的名册上。其余的利益大家共享，若有亏损则共同承担，其盈亏利害也是相同的。因此，交接兑运没有虚报防范的弊端，沿途没有盗卖丢失的损失，漕运事业因此得以兴盛。如今兑纳都由旗甲一人独自负责，众人只承担撑船驾船的工作，与利害毫不相关，甚至整条船都雇佣毫无保障的临时工，将数百石米粮托付给一个人，这就是漕运衰败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各处的月粮不能按时发放，军士日益贫困，所以如此。即使有富裕且在编的军士，也千方百计地逃避，而负责领运的官员又营私舞弊，这就是漕运法度日益败坏而无法恢复的原因。

译漕船

漕船最初在清江提举部建造，分配材料时，旧船占三份，新船占七份。景泰、天顺年间，统计船只有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另外，在出产木材的地方，每隔一年就命令当地官府自行派造船只。后来只解送建筑材料。再后来，解送的物料逐渐缩减，而各省在四川、广东采办的木材，也因为漂泊不定很少到达。到达的木材又被监管官员扣留刁难，于是有了折价解送的提议，而官厂的物料更加接续不上，船只于是无法按时建成。成化年间，命令船只单薄漂流者，罪责牵连到提举官，然而终究不能使船只坚固。后来停止折价解送，只在荆州、杭州的抽分二厂收取木材价款。而军士又有私自办理的定额，他们应当领取的造船材料，工部又不按时供给，供给的只占旧例的三份。说运军操船现成接受成品，怠慢而不谨慎防备，那么所谓的新船七份中，只量足四份，剩下三份归给运军，以此来刁难他们。以前军士私自办理的费用，于是变成了公家的定额。〇嘉靖年间，因为军士困苦，参酌后增加银两补贴，军士都很高兴，造船的议论因此为之一振。正德以后六七年间，船只多而材料少，大抵未到期限就损坏。而且木材有一半出自借贷的钱款，辗转相续而下，从旗卒、运弁直到主管建造的官员，无不从中盘剥。大抵材料越多而船只越没有，到了隆庆末年，船只漂流的情况更加严重。科道官员前往勘查，回来报告说：“船只单薄而小，并且装载粮食太重，这是漕运大臣的过错。”漕运总督王宗沐上奏说：“运船购买木材，每年责令商人承办。商人难道不喜欢好木材吗？一旦经过南京，就把最好的木材截留作为黄马船的用料了。到了瓜洲、仪征，就把好的木材在民间购买用于其他造作。等到那些中空不堪使用的木材，才聚集到清江。清江官厂委任的指挥等官，出于营私求利，而且甲乙官员相继任职，无法追究查问。把不堪使用的材料交给营私求利的人，又乘着无法追究查问的权势，运船的弊端横溢四出，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说从今以后官厂不要注选官员，听任工部选择干练通达、清廉谨慎的司官担任，三年后替换。指挥等官全部罢免，另外委任淮安卫山阳县的县丞四员，让他们专门负责建造，也是三年考核他们的功罪后替换。又请求每年解送银两到湖广布政司，责成粮储道务必购买优质木材，都亲自建造拣选，或许能使船只胜任漕运。皇帝下诏说：“可以。”

漕仓

京仓是天子的内仓，通仓是天子的外仓。徐州、淮安、临清、德州的仓设置在外，是用来防备凶年旱灾，以防备意外情况的。徐州的仓叫永福仓、广运仓；淮安的仓叫常盈仓；临清的仓叫广积仓、常盈仓；德州的仓叫常盈仓。临清仓从洪武年间建立，说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都会。永乐初年，分级寄放粮食以便转运，后来因为直达京师，在徐州、淮安、临清、德州分别贮存。起初在黄河、卫河岸边建仓廒，接收淮仓的米转运到直沽。直沽又是海船停泊的地方。那年就在直沽设置天津卫并建仓，三年后增置露天囤积处一千四百所。于是淮仓的粮食从卫河，太仓的粮食从海路，都输送到天津仓，而山东的粮食输送到德州仓。天津、德州两仓接收的粮食，又总输送到通州，由通州输送到京城，这是转运法。五年增设通州左卫，设置左卫仓。八年修缮北京骁骑等卫的仓。十三年漕河建成，在水边增置仓廒，接收百姓缴纳的粮食，命令官军分级支运，仍然把德州的广积仓移到临清，把原来太仓海运的粮食移到淮安府。淮安以北叫徐州仓，徐州以北叫济宁仓，接连临清、德州抵达通州、京城。十六年又增设通州卫通济仓，每年总共三次运输，其中到达京仓的占两次，储存在通仓的占一次。宣德四年增修京、通、淮、徐等仓，扩建临清仓，估计可以容纳三百万石。正统元年确定所增通州大运仓叫中仓、东仓、南仓、西仓。当时每年运输米五百万石，京仓占十分之四，通仓占十分之六。那年又在通州大运西仓旁边增造三百万石仓。这时国家承继仁宗、宣宗的积蓄，加上兑运正盛，每年定额日益扩大，各地的仓廒都盈满溢出。四年增设府库左右金吾前三卫仓。天顺四年在通州西仓南面的草场设置大运南仓。五年又增建通州大运仓一百间，而南仓设置北、东两门，其余仓都设三门，设置守卫军一人，办事官一人，军士一人。然而从此设置总督太监监督内官逐渐增多，事情也就繁杂了。〇嘉靖年间，进言的人极力陈述内官剥削的危害，请求酌情裁减罢免，没有被听从。到了正德年间，冗员冒领更加严重，监督内官贿赂公行。世宗全部罢免革除。隆庆初年，巡仓御史蒋机说漕储通仓的粮食有三百三十多万石，而京仓仅有二百多万石，根本之地出多入少，不是用来防备缓急的办法，请求不拘泥于三七、四六的比例，凡是兑运的粮食全部进入京仓，改兑的进入通仓。皇帝下诏同意。过了很久，御史杨家相又说：“通仓确实多发放一个月，那么京仓就节省一个月的供给；京仓多折银一个月，那么京粮就多一个月的储备。不一定非要减少通仓的粮食才能充实京仓。”户部清理改兑的粮食全部进入通仓，以节省脚价。其中兑运进入京仓的，仍然从中拨出六十万石，补足通仓原来的定额。皇帝下诏按照议定办理。

仓耗

太仓总督防板刻则例一廒兑正粮一万二千石，每石耗米七升，共计八百四十石，约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销，余准作

译在规定的损耗数额之内，若欠粮五十石或一百石，乃至二百石以上，由经历官、攒甲、斗级等按照欠粮数量的多少，分别予以责罚治罪。若超出规定数额尚有剩余，这便是多收的粮食，不敢另行支取消耗，便在每年将剩余的粮食埋藏在仓库的空地上。嘉靖十三年，周侍郎周叙初次督理仓场，见每年埋藏的余粮数量很多，心中十分痛惜，便对大司徒梁材说：“这些余粮出自四百四十石耗米之外，若想要具题作为正式支销的主管收放者，依法应当参劾究治。况且开启这种附余的先例，日后会危害国家大计，宁可再次抛弃这些粮食，也不敢做这种开创坏先例的事。”周叙于是将余粮储存在空仓中，按数量作为一手本上报户部，梁材也不接受。命令总防自行计算，这才知道老臣确实识大体。宣德年间，京通二仓收受斛米，实行一尖一平，尖斛要淋尖，平斛要刮平。后来规定淋尖斛外的余粮都要入官，导致旗甲亏损。成化元年，参将袁佑奏请，每石不论平尖，明确增加一斗，全部刮平收受。户部上奏奉旨批准，只增加耗米五升。成化二年，户部又上奏关于收受粮斛的事，奉旨批准增加八升。如今载入议单，每石兑运增加耗米七升，原本是为了尖斛而增加，现在在增加耗米之外又收取斛面作为附余，这就是在耗米之外又加耗米了。

译轻赍

粮运中的轻赍，所谓的一六、二六、三六，就是耗粮。江西、湖广、浙江兑运的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其中四斗随船作为损耗，剩余三斗六升折成银子，所以称为三六。江南直隶兑运的正米一石，加耗和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去四斗随船作为损耗，只有二斗六升折成银子，所以称为二六。江北直隶兑运的正米一石，加耗和尖米共五斗六升，除去三斗随船作为损耗，也是二斗六升折成银子，所以称为二六。至于山东、河南兑运的耗粮连同尖米只有四斗一升，除去二斗五升随船作为损耗，剩余一斗六升折成银子，所以称为一六。这是因为加耗根据路途远近而有差别。起初耗粮都是实物，随船运到河湾后雇车起粮，则换成银子使用。后来因为河湾中米价高低不一，且兑换售卖又滞涩难交。正德十三年，都御史张敷华、都督郭宏方才商议折成银子，每石定价五钱，可以轻装携带，就在交兑的时候支领随船，这是一六、二六、三六轻赍名称的由来。然而只命令完纳兑运三百三十万石而已，其余耗粮的本色折银都归旗卒，官府固然没有从中获利，因此旗卒富饶，粮运在这个时候最为兴盛。成化七年，将淮、徐、临、德四仓支运的粮食七十万石改在山东、河南直隶四仓，由民运交纳的，也命令军船在水次与百姓交兑运往京通二仓上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改兑。其加耗数量较少，只有随船耗米，都没有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轻赍，就命令在兑运轻赍银内均摊补贴脚价进仓等费用。如果地方受灾导致支运仓粮不足，也用兑运轻赍来帮贴，总共也就是完纳四百万石而已。这虽然减少了耗粮并予以补贴，比起只完纳兑运的，数量虽然减少，但是用度也充裕，军队没有叫苦。到了正德六七年来，京师的权贵开始有官债，虚立文书契约，逼迫夺取轻赍。当时各总运官多出自他们的门下，相互勾结为害，大概是借公物作为私贿，希求宠信庇护。于是开始有鞘封过淮赴漕运衙门呈验，重新封缄仍委派官员到张家湾验过后发放，大概是为了革除逼迫夺取的弊端。而把总聂钦于是趁机通过攀附关系验封查算使用费，将盈余献给官府，所以又有扣除的例子了。聂钦虽然随即因贪赃败露，但后来相继的人，则用心算计扣除逐年增加数量，都务求多献以作为功劳。太仓库所积累的盈余，多达数十万，而官员旗卒揭借赔偿，留下的祸害不可胜言。聂钦的倡导开始，是可以归罪的。那一六二六三六，轻赍乃是耗粮。只是因为地方有远近，所以耗粮有多寡，并非脚价。如果是脚价则一律相同了。河湾中起粮使用，各总都是一样的，又何必区分一六二六三六的不同呢？现在将轻赍扣除给官府，这就是在正粮四百万之外，又收取其耗粮，这难道是制定法规的本意吗？杨宏上疏说：“唐史记载裴耀卿任发运使，三年运米七百万斛，节省运费三十万缗。有人劝说耀卿将这笔钱献出，耀卿说：‘这是公家盈亏的利润，怎么能用市籴的钱来充作公帑？’宋崇宁初年，蔡京任宰相，开始搜刮盈余财物以供应奢侈用度，任用亲信胡师文为发运使，将数百万缗的籴本充作贡品，任户部侍郎。从此后来者效仿，时有进献而转运搬移没有用处。况且轻赍原系耗米，实在不是正纳的数量，舍弃裴耀卿的良策，采用蔡京的弊政，将来军士逃亡运输缺乏，是必然的趋势。久而久之，主管财政的人竟然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将轻赍列入有司的考核成绩，尤其令人奇怪。”

漕规

漕运的兑运，各有水次。凡是水次，江南在淮安已经，又在九江已经，又命令淮扬运军过江就兑湖广在长沙、汉口已经，又在蕲州、汉口、城陵矶三处。江西在吴城已经，又在进贤。河南在小滩。山东在济宁已经，又命令河南、山东都在临清已经，又命令河南仍在小滩。凡是应当兑米征收，以十月水次交兑，以十二月。超过十二月终次年正月，粮食与船到达的占三分之一，未到达的，府州县正官、督粮官、领运指挥、千百户等官，都听从巡按御史逮捕问罪夺俸夺级，以时间久近为次序。后来又申定罚例，较前率先一月，督粮自粮道而下，领运自把总而下，后期者无论次序一并处罚。凡是样米解送兵部，山东直隶以三月为期，江北直隶、凤阳等地以五月为期，南京、江西等地以六月为期，浙江、湖广以七月为期，违者拘禁其所在巡按追究官吏。又命令江北官军兑本府州县粮的，过淮以十二月。南京、江南直隶官军兑应天府等州县粮的，过淮以正月。淮以北、山东北直隶二总兑本粮及遮洋总兑河南、山东粮的，以正月及三月完报事，都属于攒运。凡是米到京仓，以月初为期，五月一日北直隶、河南、山东卫所至，七月一日南直隶、凤阳等卫所至，八月一日南直隶过江支兑者至

译九月一日，浙江、湖广各卫所抵达，迟到者扣减俸禄，先到者晋升官阶，都有差别。不久又规定完成期限提前一个月，从四月开始到七月结束。又规定再提前一个月，到六月结束。凡是漂流损失米二百石以内的称为小患，二百石以外的称为大患，小患上报官府，大患上奏朝廷，漂流损失米粮的处罚治理都有定数，然而仍然让那些领运补完的人恢复原职，没有补完的终身及其子孙不得再任职，纠劾以及漕运抚总官听候上级处置。凡是军士有犯罚的，用军粮赎罪也都有差别，其次无力缴纳的发配到极远的边卫戍守。不久又处罚罢免运丁，命令他们按数缴纳米粮赎罪。凡是仓库依次提供医药，官员或军士有死亡的，运回其骸骨加以抚恤。

译体恤运军

洪熙元年，有关部门奉敕谕说：官军长途运粮，寒暑勤劳，昼夜暴露在野外不停息，既有盘缠浅滩的费用，粮米又有损耗折缺，有关部门又责令他们赔偿弥补，朕非常怜悯他们。今后除了运送正粮之外，附带装载自己的物品，官府不得阻挠。钦此。正统三年，户部复议：运粮的官军等人，应当遵照敕谕，顺带土产货物，作为盘缠费用，不许沿河巡司的官军等人借故生事阻挠。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马文升再次上奏申明。正德八年，又由户部奉圣旨说：告知户部，近年来，漕运军士因为流寇兴起，阻截运道，烧毁抢劫船只，非常困苦。先前有奏准的先例，允许他们适量携带土产货物，以备修船、过浅滩等项开支费用。你们部里再行文告知漕运衙门。钦此。钦遵。仰望朝廷优恤运军的典制，极为恳切谆切，作为臣下正应当遵守奉行。奈何近年有关部门不肯体恤，运船只要携带柴草、蔬菜、竹木等物，经过通州抵达京城，大小官府都要拦阻搜查，勒索虐待，终究没有怜悯恻隐之心。至于空船返回，又假借搜查私盐为由，每处拘留三五天或十几天，强行索取回执，不允许放行，即使是咸菜鱼腥之物，也都被搜走，甚至有将官军行李衣鞋公然挟制盗取的，人们不敢喘气说话。这样的祸害，已经不是一天了。私下认为，盐的获利，只在通州，如淮安、扬州的盘查禁令，道理上固然应当如此，如今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处处搜查盘查，况且那些地方地势寒冷早至，闸口又多，每年回船因冰冻受阻，唯独滞留在这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再将前例申明，重新行文沿河各有关衙门，今后运船所带的土产货物等物，让他们随意发售，以补助贫苦军士过浅滩、守冻、盘缠的费用，不许违例阻挠扰害。如果官军趁机不把运船装满粮食而装载客货，妨碍耽误粮运的，事发后仍照例追究，缴纳钞币抽取分成。其回空船只，如果确实夹带私盐，听任淮安、扬州官府依法搜查禁治施行。

海运

查考元人的海运有三条路线。起初，巴延建议，从上海刘家港入海，经过扬州、海门、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着山防而行，抵达盐城县，历经海州、东海县、密州、胶州，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航行一个多月，抵达成山，计算水程到杨村马头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陈述便捷之道，从刘家港开洋，到撑脚沙，转沙嘴，到三沙洋、子江，经过匾担沙、大洪，又经过万里长滩、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到成山，经过刘岛，到之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达界河口，这条路线稍微径直。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道，刘家港入海，到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道成山，转西到刘家岛、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口，船行风向有时，从浙西到京师不到十天，比前两条路线更为便捷。洪武四年，设置辽东，即发兵五万戍守辽东，命令镇海侯吴祯统领舟师万人，由登州、莱州转运，每年成为常例。吴祯死后，张赫继任，二十年封为航海侯。己未年，命令督理辽东海运，每年一行，军粮依赖它。其后有个叫朱寿的，也在海运上有功，封为舳舻侯，每年运粮七十万石。到永乐年间，会通河修成，才开始不再讲求海运。

隆庆五年山东巡抚梁梦龙勘报海道的疏文说：自古建立都城，一切转运，没有不根据地形优势来制定便利措施的。恭敬地认为我朝成祖定都燕京，转运大计，一由河道，一由海运。到永乐十年以后，平江伯陈瑄开凿清江浦，尚书宋礼开凿会通河，从此完全由河运，然而海船仍然存在，遮洋海运并未废止。宋礼的议论又说：“虽然由会通河转运，每三年海运一次。”这是当时未曾断绝海运的念头，也是考虑深远啊。正德年间大学士丘濬倡议，请求在无事时疏通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一旦河漕稍有滞塞，这边不来而那边来。又说海运的利益在于放洋，而其危险也在于放洋，现在想要避免放洋，应当访求素来熟悉海道曲折的人，讲求傍海通运的方法，历经淮扬、青州、登州等府，以抵达直沽滨海地方踏勘，万一可行，这也是很好的便利。当时河漕通利，未见大力推行。此后一遇滞塞，大小臣工上疏陈述策略尝试，数百万言，都以海运为请，竟未大力推行。正德到嘉靖年间，河患更加严重且频繁，每当挖掘疏通筑塞，工程浩大，限期勒令完工，昼夜并工，公家犒劳私下补贴，计费不可胜数，上下窘迫急切，接连三省丁夫调发动员超过十万，寒暑风雨，暴露经年，手足溃烂，枕藉传染疾病，死亡几乎不可计数，大众聚集久了，劳怨产生，开启祸端破坏和谐，关系不小，爱国之臣深以为忧。我皇上抚临华夏，天覆海涵，世道达到隆盛太平，于是去年邳河突然堵塞一百多里，今年宿迁漂没伤害无数，异常河变

译屡次出现，太仓空虚，咽喉梗塞，朝廷内外都为此感到危急。先前承蒙皇上采纳忠良的谋略，简派科臣胡槚会同臣等筹划治理胶河，期望开通海运，以辅助河运的急需，关乎国家的大计，还有什么比此时更紧迫的呢？臣等勘察得知，胶河虽然难以开凿，但原定的海路，南起淮安至胶州，北起天津至海仓，各有商民船只通行，长久以来确实可以行运。又勘察得知中段自胶州至海仓一带的海道，与南北水路相通，也有岛民和商民船只通行二十余年，可以一并行运。自淮安至天津，总计二千三百余里，顺风十天左右即可到达，不顺风稍慢，每年五月以前风势顺柔，比六月以后更为便利。臣等先后亲自前往登州、莱州二府地方，访得沿海官民都说：二十年前，傍海的航道尚未畅通。如今二十年来，土人、淮人以及岛民贩卖鱼虾茶豆往来不绝，航道于是畅通。未见险阻，众人情绪高涨。臣等还担心事情没有确切的验证，如今两次试运都顺利，又担心有人遗留异议。如今众人意见一致，臣等日夜思考。私下认为大海风波虽然不可预知，但海面多浅滩，就像陆地多岔路。海人航行，就像陆人行走。傍海而行，并非横渡大海。海道的险易，由此可以推知。臣又与三司各官再三当面审问，负责行海的官员指挥王惟精、千户韩礼、陈璋、因事千户汪士〇、纳级官鲁矿以及水手等役数十余人，都说：这次出海，多傍海而行，偶尔靠近洋中岛屿，遇风可以依靠。岸上人烟举目可见。如果船只不腐朽，遵循旧法，自然没有别的忧患。比起殷明略微踏出的路线，更加稳妥快捷。这就是丘濬所说的傍海通运，确实便利。臣家在陆地，以前未到海上，不能测知丘濬的议论。如今在海邦任职，亲自勘察广泛访问，历时八个月，才叹服丘濬的议论，是京城的长远之计。如果畏惧风波，那么江河与大海都难免，今年宿迁河道漂没损伤众多，就是证明。如果重视民命，那么大役死亡或许更多。况且每年免除疏浚修筑，永远没有迁徙。天津靠近通州，不烦陆路转运，既不劳民伤财，更占据形胜，便利疏浚之言。说：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先年前后总漕大臣王恕说：“高邮湖大作波涛汹涌，损坏船只，失落钱粮，人命不可胜计。”邵宝说：“陆路之劳，不减行海之险。”陆釴说：“汶水导引，南接淮泗，北通白卫，自元人始，然河渠浅涩，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永乐年间礼部会议说：“黄河漕运未能周急，必借海运然后足用。”各位大臣这些话，应当必有依据。如今议海运，确实值得采纳。臣等愚见，请趁今日，以河道为正运，更加综理，以海道为备运，兼为规复。万一河道未易疏通，则运海可至蓄艾，对症临急无患。河道大工自可安心疏浚修筑，如法以垂经久。再照海防至重，沿海卫所疲玩岁久，先年江南、闽浙、苏松、江北、淮扬各沿海州县数被倭患，近来加意整饬，自是宁谧。山东海面，东望朝鲜，北接辽东，西迩畿甸，南控淮扬，远达浙闽，真四海上游形胜之区。沿海卫所疲玩更甚，久无倭患，识者有未然之忧。今行海运，兼饬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国计，兼有裨于地方。如是则咽喉无恐，肘腋有备，京师百万，人心自是安定，万年永利。昭代全规，我皇上继述之善，太平之烈，光于千古矣。行之数年，极称利便。万历元年，以龙斗伤七艘，户科贾三近请罢海运。户部议如三近言，总漕王宗沐疏：古语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故东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无山，则回避靡地；近南水暖，则蛟龙窟居，是以风波足畏，传闻可骇。昔元人海运之有惊坏，以其起自太仓、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东，引东莱以泊天津，则原名北海，中多岛屿，可以避风。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气与水气相映日而成。石气能达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浅，是其明验。即以舟与米行于登莱，因其旷达以取其速，而标记岛屿以避其患，则名虽同于元人，而利实专其便，易佐河运之缺，计无便于此者。然此犹举时宜之绪论，而非臣条议之初图。若语其全，则有稍进于是者，其说有三：一曰天下大势，二曰都燕专势，三曰目前急势。汉不远引，请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据岷凉，而左通陕渭，是有险可依，而无水通利也。有险则天宝兴元乘其便，无水则会昌大中受其贫。宋人都

译汴梁背靠大河，而面向淮河与汴水，虽然水路交通便利，却没有险要地势可以依凭。有水便利，所以景德、元祐年间享受了太平全盛；无险可依，所以宣和、靖康年间遭受了祸患病痛。如果国家定都燕京，北有居庸关、巫闾山作为城墙，南通大海作为护城河，这种金汤般的坚固，是天造地设的，用来拱卫京城，是圣子神孙万年的根本利益。然而却让边塞不通畅，这难道不是太平盛世的遗留忧虑吗？这就是臣所说的天下大势。

三门的险要，是天下公认的险峻绝壁。但是唐代裴耀卿、刘晏等人，千方百计经营治理它，是因为当时都城在关中。粮食不能飞行，所以路途有必须经过的地方，因此三门是秦国都城专用的道路。如果定都燕京，那就直接面对黄河与大海了。一条河从安山经过汶水、济水，就是现在的防通河；另一条河从淮河进入汴水、卫水，都汇聚于天津。然而整个元代，不曾治理黄河而专靠海运，是因为当时国势动荡，全年用兵，确实没有闲暇去治理黄河。他们又认为黄河有时也不如海运，进入船闸则两船难以并排，这是速度不快；船只像鱼一样首尾相接逆流而上，一艘船损坏就会接连撞击数十艘船，同时全部损毁；如果是火灾，情况就更为严重，这是无法躲避的。一个人大声呼喊，万支船桨都会停止，这如同腰腹咽喉的比喻，先臣邱濬记载在《大学衍义补》中，这是无法分散风险的。如果我国处于太平盛世，主要依靠黄河并协调海运，自然可以万无一失。所以定都燕京而利用海运，就像依靠左臂，从腋下取物一样方便。元人使用海运一百多年了，梁泰所不能企及的。这就是臣所说的定都燕京的专有优势。

黄河从西边流来，大禹的故道虽然难以考证，但不过是从三门向东流出天津入海，所以河身虽然稍微偏南，但首尾则是东西相衡的。到了宋代直接流经大名，就已经稍微偏南了。我国正统三年，在张秋决口，夺取汶水入海，那时河首还向北。如今则直接向南流入淮河，而去年在阎家口决口，支流进入小河靠近符离、灵璧，那就又偏向正南了。从西北直接流向东南，路途更加遥远而汇聚的支流更多，那么它的势头更大，决口的危害不可估量。所以凭借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尚且亲自临视决口；凭借王安石的精博学识，尚且开局讲求治理，黄河成为立国的弊病，难道只是今天这样吗？况且去年的漂流之灾，大臣与国家同休戚，以及小臣中有志于世的人，听到后有不改变脸色（震惊）的吗？既然不能不对黄河的阻塞感到震惊，又不能不对海运的通畅感到为难，那么计策将从哪里产生呢？所以富人建造住宅，就会在旁边开门，以防备中堂有客人而菜肴从旁边进入，这就是臣所说的眼前的紧急形势。

译海运里程从淮安府到安东县九十里，安东县到马洛桥五十里，马洛关到芦浦四十里，芦浦到杨寨四十里，杨寨到白沙关二十里，白沙关到云梯关二十里，云梯关到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到大海东洲山一百二十里，东洲山到高公岛三十里，高公岛到鹰防山三十里，鹰防山到虚沟所十五里，虚沟所到青口六十里，青口到兴庄五十里，兴庄到东流所九十里，东流所到涛洛场三十里，涛洛场到信阳场一百二十里，信阳场到斋堂岛四十里，斋堂岛到灵山岛九十里，灵山岛到竹槎岛五十里，竹槎岛到浮岛四十里，浮岛到湾岛六十里，湾岛到鳌山管岛三十里，管岛到田横岛七十里，田横岛到钦岛一十里，钦岛到青岛一百二十里，青岛到海洋所灰岛七里，灰岛到坑儿岛十八里，坑儿岛到元城岛一百二十里，元城岛到双驼埠二十里，双驼埠到宁津所八十里，宁津所到成山卫五十里，成山卫到青鸡岛六十里，青鸡岛到罗山所五十里，罗山所到威海卫四十里，威海卫到刘公岛五十里，刘公岛到宁海州七十里，宁海州到空空岛五十里，空空岛到奇山所三十里，奇山所到福山县三十里，福山县到登州新海口八十里，登州新海口到沙门岛六十里，沙门岛到桑岛五十里，桑岛到莱州防屺岛四十里，防屺岛到三山岛八十里，三山岛到芙蓉岛五十里，芙蓉岛到海仓一百里，海仓到鱼儿铺十里，鱼儿铺到白浪河五十里，白浪河到八沟河三十里，八沟河到小清河二十里，小清河到清河五十里，清河到丝网口子十里，丝网口子到江岔河十里，江岔河到大口子四十里，大口子到大清河十里，大清河到唐头寨十里，唐头寨到小沙河五里，小沙河到浑水汪十五里，浑水汪到降河三十里，降河到九山河十里，九山河到大沙河二十里，大沙河到泊油河十五里，泊油河到套河十五里，套河到沙头河十里，沙头河到大沟河三十里，大沟河到桑句河三十里，桑句河到徐家沟十里，徐家沟到乞沟河七十里，乞沟河到大沽河一百二十里，大沽河到天津卫一百五十里，天津卫到张家湾八十里。以上从淮安府起至张家湾止，海道水程共计三千三百九十里。

崇祯十二年，沈廷扬上疏倡议先小规模试行海运。户部覆奏请求，皇帝下旨说：“这所议论的暂时招募运输以节省船只建造，先试行运输以疏通故道，说得也是对的。那松江、太仓等地的沙船、雕船是否可用？每年拨运多少？经费如何筹措？运官如何遴选委派？海上联络防卫事宜，着总漕臣严格遵照前旨，一并切实筹划妥当后迅速上奏。”漕臣奉旨，发檄文给太仓州拨粮一万石，委派官员招募船只下海试运。恰逢太仓漕粮兑运完毕，沈廷扬于是领取淮安次粮一万石，由淮安入海。

海道各有里程，各有停宿的岛屿。而且近海岸都有浅滩，只有山东莱州一路，地方突出海中五百多里，不得不驶入莱州大洋。从此处有白蓬头、石礁成山、金嘴石等岛屿，险恶程度简直无法形容。如果能出洋，沿着子江江岸行至山东麻湾口，另外搬运入船运至海仓口，相距仅三百七十里。中间原有胶莱废河一道，可以疏通。到了海仓口，再进入海船运至直沽，仅有一两天的路程。

崇祯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考核庶吉士完毕，皇上在德政殿召见对答，于是问曾樱曾请求开凿胶莱河，已发放银两十万两，是否已经支用？昨日计臣倪元璐上奏，说有养鱼池通漕便道，想派遣贺王盛去踏勘，是否可行？蒋德璟对答：胶莱原有马家濠，元朝时所开凿，嘉靖、万历年间都再次开凿，想要避开成山的险阻，然而尚未疏通。陈演上奏说：听说还有几里未通。德璟上奏说：只有十四里未通。陈演对答：即使凿通，如果沙潮一冲，恐怕又会淤塞。德璟对答：以前倪元璐上奏想在未通的地方使用陆运，将漕米搬运过去，也是一个办法，然而两边的船只及车夫也需要费心安排。皇上说：养鱼池现在在哪里？德璟对答：在文登县，因为贺王盛曾令文登，所以知道。皇上说：就派遣贺王盛去勘验回来，并将以前户部、工部所发放的银两十万两一同查核上报。先生们拟定旨意执行时，山东已经动乱，而所派遣的也不是合适的人选。每次问山东近海的人，都说新河可以疏通，原来长六十里，现在四十里，海潮每天到达，未通的只有二十里罢了。曾公樱清廉而有才能，当时的请求并非没有见识，可惜未能完成其用途。

涡河在淮河之南，商船从淮河进入涡河，到河南祥符铜瓦厢，以到达阳武。阳武距离卫河

译仅仅六十里，这是元代陆路运输的旧道。这种说法似乎可行，但如今邳州以下的黄河因淤积而变浅，淮水被门限沙阻挡，倒灌进泗州。一旦黄河北岸决口，淮水在冬季干涸，那么清江浦就会变成平地。即使想要从淮河进入涡河，道路又在哪里呢？防备

译永乐元年三月，沈阳军士唐顺之言：“卫河南距黄河，陆路才五十余里。若开卫河距黄河置仓厫，受南方所运粮饷，转至卫河交运，公私两便。”上曰：“此策亦是。”命近臣详议，如可行，亦俟民力稍苏行之。

万历七年仓场尚书汪宗伊疏：“永乐二十一年每岁漕粮以两运京仓一运通仓。往因通惠河未疏通，仓粮多于京仓，故嘉靖四年议放五年粮，京仓六个月，通仓六个月。自疏通之后，京仓积倍于通仓，反以四月十月改折色。是京仓收二分而仅放四月，通仓收一分乃放六月。今京仓隆庆五年分粮已及九年，渐多浥烂，且以京通仓粳米计之，万历六年岁报京仓一千二百五万九百八十石，该年放一百三万四千三百九十六石，虽放十一年而有余；通仓三百一十五万九千五十六石，该年放八十七万二千三百三十八石，虽放四年而不足。合查照原收之粮额定支放之月分，每年坐放京仓二分，通仓一分，两月折色，岁以为常。”

尚书张学颜议：“得四月十月系开操之日赴仓关支有误，随行且军士支粮在京仓甚近甚易，在通仓为远为难。查得通仓应于本色六月十一月俱改坐京仓，四月十月仍给折色。是在京仓放米六个月，通仓放米四个月，似为多寡适均。如遇米贵则折色又当停止，而京仓粮米复当多放，临时酌行题请。”

仓场侍郎南居益漕储疏：“漕粮每年以四百万为额，除永折边粮计七十八万二千四百四十余石外，实入京通者额该三百二十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余石。即地方被灾析免，祖制仍责令于附近郡邑拨补足数，原不容折银亏额也。如附近府分各有灾伤无处凑补，犹将临德两仓收贮备荒粮米内照数支运，务不失原额四百万石之数。祖宗朝郑重仓糈如此。查神祖初年京通之贮尚计米一千五百二十余万，于时每年支放止该一百九十余万。今自关鲜借留，地方截折，每年实入京通者不过二百余万石，而军兵增设各役冒破，每年实支米反该三百二十余万石。除本年兑运尽数支给，仍应搭配旧粮百余。万方足岁额，今计京通二仓实在米止二百余万，不过两年配搭便罄尽而无余矣。此一仓粮也，虽云军需，其实满京都，何家无军，亦何家不食漕米？万一搭支净尽，根本重地，岂即能神运鬼输以卒御不可知之事变乎？此时惟有严核虚冒，而各衙门或创设，或增添，但就万历间迄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万二千六百余石矣。况一营卫官军也，何以此月之支给较彼月之支给漫无定额？一文思院官匠也，何以屡清之后较未清之前支多逾额？酌时宜而缓急布之所当，按衙门而各令责成矣。议者谓加放漕折可以省粒，可以裕储，而库银不敷，且时有借漕折而别用者矣。夫米果有余，何妨给米以存银？米既不足，断当量入而制出。查每年折色例该两月，而前任督臣毕懋良具题增四月，即今不能四月，独不能三月乎？又岂可减于二个月之祖制乎？至关门辽米另编帮牌，总漕已有成议，此后或不致再为仓米之蠹，而鲜兵既裁，独不可稍为酌减，而犹株守十万石之往规乎？各地方灾折即无奈多祲，独不可据议单而令通融补凑于丰稔之府县乎？临德备灾之米空悬日久，独不当急图修复，以资不时之支运乎？河患火毁，即恩典不容终格，而独不可严行稽察，勿使以少报多捏假当真乎？此外，若挂欠运官千石以上者参送法司，千石以下者押发漕司，除究罪外，其所失之漕粮法当照数追补者也。其挂欠者固不知作何开销，其终欠也亦不知作何结局？虽各衙门自有见行之事例，倘亦不应如此之草草也。今后各衙门似当将完欠存销各数目，年终俱清册投部，互相关白，以便稽查，而一切追完钱粮仍当归还太仓，以凑本折支放之用。再查通库所余轻赍防银及铺厫板木折改济边者，数原不多，皆漕米本项也。合无尽凑放漕折，物极则反理固然耳。要之裁减冗溢，更属吃紧。而言者徒殷，听者自忽。非以酌量之虚文塞责，则以势重之难反。见泥祖宗法制，非不犁然而辙之胶，猝难变更。天下事大都如此矣。”

译又据奏疏查得，粮仓是国家积贮之所，关乎天下命脉，耗费则不足，节约则有余，这是确定的道理。神宗朝时，正值太平，官员享受常禄，役使没有损耗，积贮因此充裕。到了熹宗时，郊祀享谒，典礼纷纷举行，加之边疆多事，在营卫则添设兵丁、标勇以防备，在禁卫则冒名顶替旗力军校，致使原额大增，公廪匮乏。仓臣南居益忧心如焚，曾上疏直言国计枯竭。原据京粮防赵建极查核，条分缕析，极为详备。如锦衣卫旗力军校，在万历年间，仅以一万六七千人为常，乃自天启年来，骆思恭奏请增加三万，后田尔耕陆续滥收，至三万四千四百名有余。虽经查汰，较万历四十六年尚有万四千九百五十员名，月增米一万四千九百五十石，岁约增米一十七万九千四百石。今即使说如四十六年一万六千人已算少，难道不像户兵二部所议，以二万五千人为定额吗？至于文思院准工部咨文，原额七百三十三名，今多增二千七百四十四名。查系锦衣卫食粮匠役，因功升任文思院带俸，虽此增彼减，而除增减相因之外，仍多六十二名。即使米照原数，又每年增俸银八千四两零。前经奉旨各监局自行清汰，嗣后虽各有减损，而仍大大超过旧额，难道不可酌情减省以节省耗费吗？若营卫官军，祖宗所制，三大营以十二万为额，每军仅粮一石。至万历五年，始有双粮之选锋；至天启年间，始有一石五斗之壮丁。查万历四十六年，一石军一十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三名，选锋八千七百六十名，合军选共一十二万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比原额多五千余名。至天启初年历崇祯元年至四年止，增收官兵选锋、三大营将官家丁、巡捕营将官亲丁家丁、各监局匠役、太常寺厨役、仓库官吏甲斗、神木厂军夫，共增一千九百六十一员名，月增米三千一百一十余石。又添设新军三大营壮丁、标下营选、壮陵军、归并京标、仁桥家丁、御马监、勇士营、坐营家丁、教师、勇士四卫营壮丁，共增一万六百六十八员名，月增米一万四千四百二十余石。较之四十六年，除减汰外，共实增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七员名，月增米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余石，岁约增米二十一万三百六十余石。值此东西交争，盗贼频发，京畿重地，虽防备宜周，而漏洞宜防，难道不该暂留以壮声势，而徐议以杜绝滥源吗？统计锦衣卫并营卫等衙门，实增二万七千八十七员名。明旨所云增额防至三万者，盖亦洞悉圣意，而明察隐微矣。天下财用方匮，皇上既以耗费为忧，臣等岂无对策以处此？锦衣在扈从之班，营卫备御侮之用，文思院等亦监局急需，匠役皆在辇毂之下，依日月之光者也。不汰则金钱有损，其能堪乎？汰之则众实有口，胡从弭也？不曰省其糜费，而曰夺我粢糈；不曰汰其老幼，而曰撤我精壮。万一多口乱听，讹言蜂起，恐冗冒者尚未汰，而纷嚣者已丛集。省者尚未见效，而繁费者益滋，铤而走险，其为忧方大耳。惟是简阅之际，查有老弱疾病者，次第汰之，不必借名再收；查有逃亡物故者，陆续删之，不得冒名再替。随事综核，设法厘剔，庶在国家无清汰之名，而有清汰之实。各役虽在清汰之中，而亦不见有清汰之迹。目前既享镇静之福，日后渐复原额之数。凡在文武内外诸臣，各有忧国之心，谁无急行之念？审能仰体皇上撙节，益以实心行实政，将靡耗渐清，而仓庾自充矣。

译给事中张栋陈述关于白粮的议论：查考国家每年征收白粮的正额是二十多万石。我朝太祖皇帝定都金陵时，东南几个郡县近在京城附近，所以采用民运的方式。如今东南距离京城不止三四千里，每运白粮一石，有白耗米三斗，加二舂办该米二斗六升，又有夫船米八斗，其中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合银四钱，还有车脚银四钱。这样白粮一石的费用是米九斗六升，还有银六钱，然后才能运到京城。况且还有受潮腐烂、沉没的损失，钞关又有船税，临清又有带砖的劳役，河西务又有剥浅的费用，诸如此类的花费，更无法计算。既已运到京城，虽然脱离了苦难，但铺垫的费用年年增加，有的甚至增加到七倍。这样朝廷得到的不过正米一石，而百姓花费的却接近数石了。臣认为应当参照漕粮的例子，立即命令旗军带着白粮的本船，每船以十分为比例，漕粮占九分，带白粮一分。各种加耗、板席等费用，比起漕粮宁可更优厚，而船带砖以及税、剥浅等项一概不让他们承担。运到之日，仍然责成巡仓御史，或者另外设置科道官亲自监督接收，不要致使他们被压制勒索而损害贫困的军士。这样百姓既免除了北运的劳苦，那么旗军又有什么劳苦而不乐意服从呢？这就是白粮应当议论的地方。

户部尚书王国光关于粮船抵坝的议论：查得前后建议的各位大臣都说漕运粮船过去只停靠在湾中，现在都停靠在坝上，运军抗拒缴纳粮米，雇佣役夫，以及停船的地方狭窄，依次起粮转搬耽误时间，其中多有不便，请求仍然在湾中起米，运官到部里坐拨仓口，命令剥船运到通州交割。因为查考旧卷以及通州志记载，通惠河就是元朝郭守敬所修的故道，本朝成化丙申年重新命令平江伯陈锐疏通它，运船直达大通桥下。当时势豪想在湾中起旱，克扣脚价，妄借黑道的说法，依托城社阻坏其事。正德丁卯年命令工部郎中毕昭、户部郎中郝海、参将梁玺再次疏通，又受权奸压制，工程最终没有完成，所以浅船不再直达大通桥，但都到通州城下依次起车，没有拦河委差的骚扰，没有起剥脚价的费用。到嘉靖初年，御史向信倡议在湾中搬剥，开始设置外河剥船，遇船起剥，如果五六月水涨，仍然命令到通州石土二坝起旱。戊子年因为御史吴仲的话，于是命令工部郎中何栋、户部郎中尹嗣中、参将陈璠再次疏通里河，四工程完成，计算费用才七千两，而节省的脚费十二万。起初只运军粮，后来民粮也一起运，于是专门设置工部郎中一员，浅夫六百名，挑浚外河以求必定到达。从此建议的人又阻挠他的计划，运船只停靠在湾中，劳费如昔。所以隆庆四年四月，该总督仓场侍郎陈某议论命令浅夫及时疏浚，务必使运船抵坝以节省脚价。又该户科给事中刘继文、巡仓御史杨家相各自上奏请求粮船抵湾交割，剥船运到石土二坝，浪费太多，奸弊多端，要求按照先年旧例责令浅剥二船都抵通坝，考证非常真实，户部又奉钦依通行钦遵完毕。随后该河道侍郎万恭上奏称粮船到湾，仍然在里二泗用官民船剥赴京通仓，免除顶坝挤塞，随即经户部查议得到粮船挤塞不在抵坝，而起于大通桥的阻滞，所以桥运如果快，自然可以流行等因，覆奏钦依，仍然命令浅剥二船都抵通坝遵行五年了，公议称便。然而前后题覆仍然抵坝的，难道专门为扣省脚价，官旗人等借口说必定要抵湾的，难道只是因为抵坝辛苦？盖运官允许带私货，虽然限制在四十石，往往超过这个数。装载在船底，湾中商贾云集，四散交易，加倍取其利润。通州实在不是转发之地，这是不便之一。京军每年在通州支米六次，总计一百二十多万石，虽然每人只一石，可惜脚价多，贱卖给湾中势豪棍徒，年年囤积，等待运家买来掺和其好米，沿途盗卖侵欺无数。如果在通州，部官靠近，奸计立即发现，这是不便之二。况且湾中一应人等，喜欢运家贮货谋利，现在失去他们的希望，这是不便之三。横议煽动，全在于此。现在如果必定顺从他们的计谋，私下恐怕粮运早到，各帮涌集，通计浅船近万，每船装粮约计五六百石，共粮有三百五六十万。剥船眼下增加到八百只，加上损坏将半，假令尽数起剥，每剥船只容百石有余，须再造剥船三千，再费脚价数万，势或不能。所以先年强拦商民船只起剥，因此导致怨声盈河，现在未尽免除，这是不可之一。现在剥船八百，如果没有着落，都责成武清县富户领驾，年费修船灰艌，民苦不堪，往往告困，现在又增加一县之民，必将逃徙，这是不可之二。万一天雨水涨，起剥不前，漂流难免，如隆庆年间坏船四十二只，大半在张家湾迤南，难道都是抵坝的缘故？于是运家借此为言，尤其讹传得很厉害，这是不可之三。湾南至坝，迂曲只有二十里，即使掯勒再四。如果船由浙江远的三四千里，近的二三千里，或者阻隔于江河，或者浅涩于闸坝，也要剥船来接运吗？经过数千里而来，吝惜二十里而停止，其情不待辩也。所以抵坝是旧例，嘉靖中年

译以前是顺着水流方向行船的，这种方法简约而完善。不抵坝是新提出的建议，是嘉靖中年以后改变的做法，这种方法迁就而不完善。现在却把新建议当作旧例，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