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四十一

译科举制度始于皇庆四年二月。当时皇帝下诏说：“应当在皇庆三年八月，让天下各郡县推举贤良、有才能的人来应考，有关部门在次年二月于京城举行会试。考中的人，我将亲自策问。”起初考试以论、赋为主，后来改为以经学为主。至于推举人才应考的说法，始于汉代，汉代征召公孙弘来应考。

译李世弼在《金登科记》中说：“防止偏颇而设立六经，防止六经的偏颇而设立诸子史书。诸子史书的对错，要依据六经来验证；六经的折中标准，必定本源于大道。大道，是通向治理的道路，天下的道理都包含在其中。二帝三王所传承的就是这个。夏商周三代以前，大道体现在事业中而不在于文章；三代以后，大道寄托在文章中而不纯粹体现在事业中。所以乡举里选，是选取人的事业；射策较艺，是选取人的文章。两汉凭借经术选拔士人，六朝凭借荐举获得人才，没有不考察经传和诸子史书的。隋朝统一南北，才开始有科举。从此在唐朝兴盛，在宋朝增加，到了金朝，又合并辽宋的制度并加以润色，最终不把六艺作为治理天下的固定法则。进士的名目，称为乡贡进士的，本是周朝乡举的遗意。用赋、义、策、论来考试，本是汉朝射策的遗法。金朝天会改元，开始设立科举，有词赋、经义、同进士、同三传、同学究，共五个等级。词赋在东西两京，或者蔚、朔、平、显等州，或者凉、庭等地考试。考试期限不规定具体的月日，考试地点也不限定在府州。词赋考试之初，从经传诸子史书中出题，后来又命令每年更换一经，也允许从注疏中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顺序，这是沿袭辽朝的旧制。到天眷三年，在析津府考试，等到海陵王天德三年，亲自到两京考试。贞元二年，迁都到燕京，此后只在析津府考试。收复辽宋之后，正隆二年，从五经三史的正文中出题。明昌三年，改令从五经诸子史书中出题，仍然附带本传，这是词赋的大致情况。经义考试之初，诏令在真定府考试，所录取的称为七十二贤榜，等到蔚州、析津，命令易书、礼、春秋，专门在一经中出题，这是沿袭宋朝的旧制。天德三年，废除这种制度，这是经义的大致情况。天眷三年，命令大河以南另设考场，称为南选。贞元二年，迁都到燕京，于是合并南北在燕京通试。正隆二年，命令每两年一次，开辟并确定期限月日，不再选择日期作为惯例。府试起初分六路，后来九路，再后来十路，这是限定月日分格的制度。天德二年，诏令举人在乡、府、省、御四次考试中中第，明昌三年，废除御试，只在三次考试中中第。府试五人录取一名，合试依照大定年间的惯例，不超过五百人。后来因为举人逐渐增多，会试四人录取一名，录取者常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试。录取奏报限制考场人数规格。从天眷二年析津在广阳门西一座僧寺门上唱名，到迁都后命令在宣阳门上唱名，后来成为定例，这是唱名的规格。明昌初年，五次考试终场的人直接参加御试，不中的，另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元御试不中的，命令在榜末安插；府元被黜的，允许参加下一届直接赴部。起初贞佑三年，终场的人年龄五十岁以上的，便施行恩典，这是该恩的规格。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别授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名授予儒林郎，其余都授予从仕郎，后来不再作为惯例。明昌年间，因为及第的人多，第一甲录取五六人，状元授予十一官，第三名授予九官，其余都授予三官，这是授官的方法。进士第一任丞簿军防判，第二任县令，这是除授的规格。近来翻阅金国登科显官升任相位以及各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辅佐百年，像大定明昌五十多年，朝野闲暇，时和岁丰，那么辅相佐佑所起的益处居多，科举也没有辜负国家了。由此可知科举难道只是学习其言论、诵读其句读、铺陈章句而已吗？难道只是篆刻雕虫小技而已吗？本来是要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立万世的长策，科举的功劳难道不大吗？国家之所以借鉴古代重视大道，是因为六经承载大道，所以重视科举。后世之所以重视科举，是因为维持六经，能够传承帝王之道。科举的功劳难道不大吗？庚子年季秋初一，东原李世弼作序。

明朝初年以六科选拔士人，经明行修为一科，工习文词为一科，通晓四书为一科，人品俊秀为一科，言有条理为一科，晓达治道为一科。六科都具备的为上等，依次递减。到洪武十七年，才确定乡试在子、卯、午、酉年的秋八月，会试在辰、丑、未、戌年的春二月。起初规定五经义限制在五百字以上，四书义限制在三百字以上，论也如此。策只要求直述，不崇尚文藻，限制在一千字以上。那些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果有经明行修之士，各自在本国乡试，允许贡举到京师会试，不拘名额选取。

明朝制度，主试官起初不拘现任或家居。洪武年间，选取元朝隐士沈梦麟、滕克恭主持考试，事情结束后不愿授官，放还。又如正统丙辰进士陶希文，因为父母年老、耳病告归。到天顺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请主持乡试，皇甫录《明纪略》说：“杨少师因为服丧期满主持浙江乡试，王阳明

译担任刑部主事，病愈后北上，被山东聘请主持乡试。”至于各省分派京官主持乡试，始于万历乙酉年，并非旧有的制度。

译明代制度，会试的主考官或待诏，或典籍，或编修，或纪善，不论官职高低，甚至有两京主试官地位高于会试主考官的情况。宣德癸丑年，才开始命令少保黄淮与少詹事王直主持会试。黄淮当时已长期退休，因谢恩来到京城。到正德庚戌年，任命大学士徐溥主持；己未年，任命大学士李东阳主持。然而未使用副相（大学士）作为主考官的情况，直到天启壬戌年才有何宗彦、朱国祚，后来都沿袭此例。

会试主考官旧例任用翰林出身的人，如丁丑年张至发以刑部侍郎身份入阁，庚辰年薛国观、蔡国用都是以外官身份入阁的，至于同考官十二人中，编修鲁元宠、胡守恒、刘正宗、梁北阳、李景濂、薛所蕴都是由知县推举授职的。

起初，会试同考官由礼部推举，翰林院官员、京官、教官都可以担任。到景泰年间，礼部尚书胡濙说：“翰林院及春坊以文学为职业，应当专门负责此事；京官由科举出身且有学问品行的人，应当兼取以充任教官，不得充任同考官。”请求将此定为法令。从此教官没有能参与会试阅卷的了。

永乐十六年，开始确定宫坊官主持两京考试的旧例，各省及顺天主考官不赐宴，唯独南畿两位主考官辞朝时，赐宴于宫阙东边的松林，相传这是洪武旧制。

举子所作的文章叫墨卷，主考官修改删改后刻印记录叫程文。陆游给王樵秀才的信说：“偶尔见到一两点可爱的程文，往往遭到涂抹诋毁，令人气涌如山。”由此可知以前没有墨卷的说法，一概称为程文罢了。

万历乙酉年，有人创立程文，不能完全使用自己的作品，必须保留举子的本质，润色之后。乙丑年会试，两位主考官害怕自己写作，于是想要三场都使用墨卷。丁卯年乡试，因此颇受讥讽。

礼部侍郎夏言在嘉靖壬戌年会试时，条陈科举事宜，其中一款：应试之士在风檐寸晷之中，想要实录其文可为程式者，几乎没有空闲。所以试录文字多出主考官之手，而两京会试都是馆阁儒臣所作，足以作为海内的楷模。近来命令记录士子原文，不必考官自己写作，所以各省试录文理纰缪，体裁庞杂。这次会试，如果士子的文章纵然有可记录的，仍令考官重新加以裁正，以示模范。

天顺年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懙说：“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举人作文也少纯实典雅。近来浙江乡试，《春秋》摘十六段，配作一题，头绪太多。及所刻程文，乃太简略而不纯实。且《春秋》为经，属词比事，变例无穷。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名虽搭题，实则射覆。遂使素抱实学者，一时认题与考官相左，即被斥出。乞敕自后，考官出题，举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不悛者罪之。”英宗认为他说得好，命令礼部议行。嘉靖时，御史闻人铨说：“现在文体诡异已极，乞申饬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责督学宪臣，次责场屋考校等官。”世宗回答说：“自后遇乡试，礼部必磨勘试录与各生公据，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

乡试解额，洪武三年定省直名数，应天八十人，山东、山西、陕西、北平、浙江、福建、湖广、江西皆四十人，广东、广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处或不及者，不拘额数。洪武十七年三月，令举人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定取士额，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共八十名，北国子监并北直隶共五十名，江西五十名，浙江、福建各四十五名，湖广、广东各四十名，河南、四川各三十五名，陕西、山西各三十名，广西二十名，云南、交趾各十名，贵州愿仕者就试。湖广宣德二年，令贵州就试云南。宣德四年，令云南乡试增五名。宣德七年，令顺天取八十名。正统二年，令开科不拘额数。正统五年，复定取士额，顺天府仍八十名，应天府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广东各五十名，湖广五十五名，山东四十名，广西三十名，云南二十名。正统六年，顺天乡试增二十名。景泰元年，开科不拘额数。景泰四年，复定取士额，南北直隶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广、山东各增三十名，广东、四川、陕西、山西、广西各增二十五名，云南增十名。成化三年，云南复增十名。成化十年，云南复增五名。正德七年，云贵解额共增五名。嘉靖十六年，令云贵分科试士，云南四十名，贵州二十五名。嘉靖十九年，湖广乡试增五名。嘉靖二十五年，贵州乡试增五名。隆庆五年，两

译京城各增加十五名，这是因为恩贡生员聚集在太学的众多。万历元年，云南增加五名。万历二十二年，顺天府增加二十名，这也是因为选贡生员聚集在太学。万历四十三年，普遍增加了天下的乡试名额。天启元年，顺天府增加二十名，应天府增加十名，这是因为皇帝登基以及恩贡生员聚集在太学。其余各省各增加三名。这一年，山西中宗生两名，江西一名，河南一名，陕西一名，山东中四氏学两名，辽生一名，都不在定额之内。会试的名额，洪武、永乐年间多的达到四百七十多人，少的只有三十人。宣宗规定直省的会试名额为一百人，南方士子十六人，北方士子十四人。正统七年，增加为一百五十人。景泰五年，增加到三百五十人。〇治十五年，增加到四百人。嘉靖、隆庆年间，因为首科都是四百人。万历二年，张文忠张居正上奏确定三百人。此后，如万历癸丑年、崇祯辛未年，都是四百人。

译两京地区的名额为一百三十五人，其中五人原本是为杂流设置的。例如成化元年，章元应以留守左卫军余的身份考中第八十七名；四年，谢宗德以内江吏人的身份考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鑨以牺牲所军余的身份考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用文以武学生的身份考中第九名；十六年，乔衍以武学生的身份考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陈玉以浙江舍人的身份考中第十七名，杨俊以江阴卫军中的身份考中第八十五名；正德五年，刘麟以武学生的身份考中第十五名，齐贵以营缮所匠人的身份考中第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医生的身份考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陈沂以医生的身份考中第四十八名，刘镛以羽林右卫舍余的身份考中第七十一名，刘弼以锦衣卫舍余的身份考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骁骑右卫总旗的身份考中第八十九名。崇祯壬午年，顺天府乡试在奉天殿举行，武生五人及第揭榜，却因冒籍引发争议，连累主考官吴江人姚现。听说先生希孟，大概是忌妒者借机攻击姚现罢了。

洪武辛亥年，高丽国人参加科举的有三人，金涛考中三甲第五名，他是高丽延安人，被授予山东邱县县丞，回国后担任高丽宰相。景泰五年甲戌年，进士黎庸，是交趾清威人；阮勤，是多翌人。阮勤官至工部左侍郎。天顺四年庚辰年，阮文英，是慈山人；何广，是扶宁人。成化五年己丑年，王京。嘉靖二年癸未年，陈儒，都是交趾人。陈儒官至右都御史。

曹鼐，是宁晋人，以贡士身份担任学官，上书请求担任一个繁剧的职务以效忠，改任泰和县典史。因押运粮食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宣德癸丑科第二名，殿试又考了第一名。在此之前，洪武榜眼吴言信原来是抄钞局副使。正统壬戌年进士郑温原来是松陵驿驿丞。明初应天府解元黄文忠因作全场的五经二十三篇题目而考中解元。天启甲子年、崇祯甲戌年福建人颜茂猷独自作五经题目而考中，而甲子年乡试时，外帘只誊录他的四书三篇、易经四篇送入房考，祁彪佳录取了他。等到放榜，才知道他是作五经的。甲戌年会试时，知贡举林釬上报题目，皇上明确允许全部誊录，于是五经房的同考官都有批语。文震孟因易经录取了他，等到殿试时仅列二甲第二名。而礼部刊刻会试录，皇上特意将他的名字列在会元李青之前，这也是特殊的恩典。

洪武辛亥年，状元被授予员外郎，及第出身都授予主事，同出身授予县丞，会元也授予县丞。金涛是高丽人，在三甲第五名，后来回国担任宰相。

永乐丙戌年，赐予林环等人及第，选取副榜举人参加殿试，提拔周翰等三人进入翰林院学习，其余的任命为学官。乙未年，才诏令天下举人在北京参加会试，考官梁潜拆封试卷得到第一名，叫陈循，他是梁潜的同乡，为了避嫌，所以改置为第二名，而提拔林文秸。后来又因为林文秸的字难以辨认，确定洪英为第一名，第五名王翱，是盐山人。皇上高兴得到京畿地区的士子，以布衣身份召见，赐酒食。等到殿试，又提拔陈循为第一名，在后军都督府赐宴。

成化丁未年，尹直主持考试，在《考试录序》中说：“宣德丁未年，大学士杨士奇商议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后来用一百乘除，各退五作为中数。这一年因为言官的建议又各退二，以增加中数。”

科举场次的变异。洪武丁丑年，言官说考官刘三吾所取的南方士子多，北方士子少，有私心，于是罢免陈防等五十一人，都不刊刻登科录，而改试韩克忠等六十人。永乐己丑年，因为考试官侍讲邹缉等出《孟子》《尚书》题目有误，重新录取，下第的举人熊概、金庠等十余人。正德己未年，言官议论学士程敏政卖题，于是预先泄露考题，程敏政不得阅卷，举人唐寅、徐经都被黜落。嘉靖甲辰年，言官议论徇私不公，进士翟汝孝、翟汝俭、彭谦、焦清等以及考试官江汝璧等都被逮捕问罪。万历丙辰年，会元沈同和因怀挟作弊事发，连同第六人赵鸣阳送交法司治罪，在礼部门戴枷示众一个月，贬戍会试录，于是被除名。没有会元，这科武状元也因假卷被黜落。己未年会元庄际昌殿试卷有误字，人们讥笑他胶漆和酒浆都分不清，于是以进士身份回籍。

洪武辛亥年，有进士；永乐癸未年，无进士；天顺癸未年，也是如此。永乐初即位，天顺年南方发生火灾，都在次年甲申年会试。永乐己丑年北征，又次年殿试，所以有辛卯年进士。正德庚辰年南巡，次年嘉靖从兴邸入宫即位，所以有辛巳年进士。又次年癸未，于是有进士。

张凤翼有《会试移期议》，说会试日期，太祖定在二月，大概是因为金陵在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气为先，所以定在二月，取春之中。现在建都北京，相距三千里，应该移到三月。其好处有五：一是在朝见官吏之后，乘船可以节省雇费；二是对云贵士子方便；三减少衣裘防备闲杂人等很容易；四誊录没有呵冻之苦；五回家没有闸河运舟的阻碍。

会试原本没有搜检官。嘉靖己未年，御

译史建说想要严格禁令，尚书吴山认为不可，说：“他们已经在《鹿鸣》诗的歌声中来了。”隆庆二年又有进言的人，才开始设立。从前舒元舆在唐宪宗元和年间考中进士，看到有关部门查究苛刻严厉，考试结束后，即使水、炭、油脂、火炬、餐具等都由考生自己携带，官吏一一点名才能进入，周围用荆棘围起来，坐在廊下的席子上，于是上书说：“古代选拔士人没有比这更轻慢的了，况且宰相公卿都从这里产生。宰相公卿不是贤能的人不在选拔之列，而有关部门却像对待囚犯一样对待他们，这确实不符合礼贤下士的本意。用荆棘围拦阻隔，怀疑他们作弊，这也不是寻求忠诚正直的方法。诗赋等技艺，割裂经传，这也不是观察人文化成的方法。我担心贤能的人远离羞辱，自己引退，而不贤的人被陛下任用。现在进贡珠玉金贝，有关部门用精美的竹器、皮币来承接，为什么轻视贤人而看重金玉呢？”这封奏书激昂慷慨，有士人的气概。

译嘉靖年间，给事中胡叔廉、郑大同就科举考场事宜提出建议，说监试御史不过是在外部进行防范，所以内帘（阅卷处）的弊端无法纠察，而负责封卷等官员才开始得以徇私，因此建议现在内帘也设置一名监察御史。

辽东原本隶属于山东，科举考试在嘉靖十三年，因为渡海风浪险恶，改隶顺天府。万历三十七年，增加录取名额五人。那些寄籍在辽东而考中的人，不允许为了图方便而迁徙户籍，违者治罪。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本朝进士起初也像唐代制度，兼采当时的声望。真宗皇帝时才开始建立糊名法。又建国初期，举人对策，都先写策题，后来策题逐渐增多，举人非常以此为苦。庆历初年，贾文元上奏废除了这一做法。

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三日，状元率领进士上表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因为悼恭太子出殡，将殿试改在十五日。又旧制，殿试结束次日阅卷，再次日放榜。正德三年，阁臣刘吉等人说，时间紧迫，阅卷不够精细，再延长一天，第四日放榜。颁发历书旧制在十一月初一，成化十五年，那天正值冬至，命令改在十月初一，后来都沿袭这个制度。国家最公正最重大的典礼，没有比设科取士更甚的，先朝大臣不敢干预的，干预从翟銮开始。翟銮两个儿子登第被弹劾，皇上说：“翟銮既然身为辅臣，两个儿子即使有苏轼、苏辙的才华，也不宜同时进用。”于是两个儿子都被黜落。

唐人担任知贡举的诗中有云：“梧桐叶落井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常念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人如果不肯违背良心，自然不把国家大典当作行私的工具，不把风檐下苦思冥想当作五色迷幻。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一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兵部一

兵部在宫阙东面，宗人府后面，尚书、侍郎向西而坐，掌管天下武卫、官军选拔授职、训练，以及镇戍、马政、邮传、舆皂等政令。其下属起初叫司马、职方、驾部、库部。后来改司马为武选，驾部为车驾，库部为武库，职方保留原名，都称为清吏司。

武选司掌管武官选拔、升迁、袭替、功赏等事务，以世袭官和流官确定武职，以袭替优待厚待武功，以首功和四战功二等辨别武功，以减革通革严厉杜绝冒滥。每年六次选官分二等，叫旧官、新官。凡是推升勋臣，或者武举、荐举、会举，以两人请示。凡是将才，三年一次武举，六年一次会举，每年荐举，都登记在册而任用。通过考选比试来通达人才而考核能力，通过效课来考核将帅，通过递降来训练士卒，通过贴黄来校正图状，通过诰敕来征召初绩，通过褒恤来激励死战，通过优养来恩待故绝，通过引类来登录选簿，通过杀降失防避敌激变来肃清军机，通过典刑来惩治败伦行劫退阵断绝世禄，通过寄禄来驾驭恩幸，通过覆讯来纠捕缉拿，通过诰敕来辨别冒伪校正土官番官。

车驾司掌管舆辇车乘、守卫、马政、邮传等事务，凡是重大朝贺、重大礼仪陈列卤簿、大驾常朝设置陛位，辨别其物数而排序。凡是侍卫殿陛全直、常朝番直，凡是守卫亲军卫，划分前后左右四行而日夜巡警，都有围伍，确定其多寡，排列其番次的上下。慈宫、中宫的卤簿，东宫仪仗侍卫隶属于此。凡是马政，接受牧官的籍册而考核其增减逃逸的数量，以营牧节制草料，以印俵防止欺冒，以色齿核查抵谩，以粮马征用南边，以茶马通向西番，以市马羁縻东方，以充足军实，命令京营边镇不缺马。凡是邮传叫驿、叫递运所，在京师叫会同馆，都用符验关券通行，用黄马快船运送贡献而训练水军。

职方司掌管地图、军政、城隍、镇戍、训练、征讨等事务。凡是各边腹疆界、地理远近、险易，三年一次上报。官军车骑的数量，也如此。而辨别其险塞守御的命令。凡是军制内外相互维系，从五府司卫所到达番官，各统辖其官军及部落，听命征调、守卫、朝贡、保塞的职责。而武官不得随意下发符令行军。凡是城隍按时浚筑、阅视。凡是镇戍按时整顿屯防、扼守险要。凡是将校考核其勤逸，稽查其什伍存逸、骑械精顿的数量，教导以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的节度，金鼓麾旗的信号。凡是将才登记武举、会举、岁荐的士人而简用。凡是有征讨，请示任命将帅出师，移文有关部门以悬赏罚，调拨兵食、记录功过。军中有功，按御史记录核实，移文武选升赏。以堡塞屏障边徼，以烽堠传递声息，以清勾验证补收垛问，发现冒漏除豁核册籍，以存恤优待初役，以壮快简选乡民，以关津诘问奸盗。武库司掌管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炭等事务。凡是戎器守卫边镇，有征行，准诸司移文工部请给火器，请内府。凡是使者出边关，必须验证勘合。凡是制敕调兵，必须比对勘合。勘合都出自内府。凡是尺籍，卫所上报缺伍图册，府县上报军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