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眀梦余録卷五十七

译在日月之下公开撰写处方药性及治疗病症的方法，由奉御官署名进呈，并将记录簿册置于中书省，加盖印章于书缝处。凡是进献药物的奏本一旦完备，随即在簿册的年月项下署名，由奉御官收藏掌管，以便日后稽查考证。煎煮御用药材时，太医官与奉御官共同监视，将两剂药合并为一剂，煎熟后分装于两个容器中，其中一个容器由太医院官员先尝，其次由奉御官尝，另一个容器才进献给皇帝。古代史官、乐官以及医官、卜官，都是世代承袭的职业，不兼任其他官职，官员不从事第二件事，是担心他们不能精通业务。况且如果医生不是三代行医，就不服用他的药，凭借技艺侍奉君主的人中，只有医术最难精通，只有疾病最不可不谨慎。因此，在食医之下设有疾医，调理饮食的人不兼任治疗疾病的工作。在疾医之下设有疡医，观察内证的人不兼任治疗外证的工作。在疡医之下设有兽医，治疗禽兽的人不兼任治疗人的工作。

译所谓食医，大凡人的疾病，没有不是由于饮食不慎而产生的。如今，饮食中的菜肴珍馐酱料，已经按时令来审视；咸酸甘苦辛等味道的辅助，又按时令来调和；牛羊犬猪鱼雁等食材的适宜与否，又根据其物性来防范。凡是用来调和君王饮食、辅助滋养君王血气的方法，没有不达到舒适惬意的。疾病从哪里产生呢？因此，这是在疾病尚未发生之前就加以治理。不仅仅是食医如此，在膳夫之下，如烹人，掌管水火，凡是美味与劣质、新鲜与陈旧的不同，必定加以辨别；如庖人、内饔，掌管禽兽，凡是腥臊膻香等不可食用的，必定加以辨别。如果有一样东西伤害生命、损害正气，没有不仔细察看的。又不只是烹人、庖人、内饔如此，凡是五种醯酱、七种腌菜使用醋的，就有醢人来掌管；凡是百事使用盐的，就有盐人来掌管。醋、盐、咸味，然后足以成就五味的甘甜，而招致四时的和顺之气，补益五脏的不足。所以即使是细微末节，也必定设立官职，以提供膳食酒醴等物品。凌人在夏天，则用冰鉴进献，以抵御暑热恶气；六宫六寝的修缮，宫人在春冬两季，则掌管炉炭的供应，以避开寒湿之气；井厕用以流通清澈之水，而排泄污秽；沐浴用以洗涤精神，而愉悦肌肤身体。如果有任何有助于君王养生、保全内外和顺的事物，没有不精心准备的。又不只是醢人、盐人、凌人、宫人如此，内宰的职责，用阴礼教导六宫，用阴礼教导九嫔；九嫔则按时序侍奉君王，女御则侍奉君王于燕寝。如果有任何可以防微杜渐、戕害真元、蛊惑心志的行为，没有不严格防范的。君王之所以这样防范和养生，还有什么疾病可以招致呢？大抵味道是用来滋养精气的，药物是用来治疗疾病的。滋养精气是根本，滋养形体次之，治疗疾病最为下策。

凌人的官职，在日在北陆时藏冰，日在西陆早晨出现时取出冰。司爟的官职，季春时取火，百姓都跟随；季秋时藏火，百姓也如此。取火和藏冰，都是为了助阳抑阴；藏火和取冰，都是为了助阴抑阳。以此来通达阴阳之气，均衡寒暑的节令，所以冬天没有过度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疫病不发作，百姓不夭折。

天有五星，所以有五行，以此形成寒暑，形成阴阳风雨晦明，分为四时，排列为五节，过度则成为灾害，从而产生寒热、少腹感心等疾病。人有四肢五脏，化为五气，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动为荣卫之气，显现为气色，发出为声音，以此产生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情感，过度则有伤害。天的寒暑阴阳风雨晦明，既然足以伤害形体，而人的喜怒阴阳运行于荣卫之间，交通则和顺，有余或不足则生病。

《周礼》医师观察人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考察天五运和时六气，观察人五声、五色、九窍、九脏的变动，以探求百病的根源，决断死生的界限，从而衡量针、石、汤、火的应用，制定经方。根据本草药石的寒温性质，衡量疾病的深浅，估量气感的轻重，借助药味五苦六辛的滋养，调和水火齐和的适宜，以疏通闭塞、解开郁结，达到五味、五谷、五药的滋养，从而使人体恢复平和。至齐的获得，如同磁石吸铁，以物相使。拙劣者违背医理，以热益热，以寒益寒，精气在内受伤而表现在外，使痊愈变为加剧，使生存变为死亡。所以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宋人王炎的运气说：“五运六气之说，不见于儒者的六经，而见于医家的《素问》。《素问》是先秦古书，虽然未必都是黄帝岐伯的话，然而秦火以前，春秋战国之际，像和缓、秦越人那样精通医术的人，他们考察天地阴阳五行的运用，也不能如此精密。那么这些话虽然不完全出自黄帝岐伯，其防范也必定有所承袭。况且寒暑燥湿风火，是天的阴阳；三阴三阳在上奉承；木土金水火，是地的阴阳；生长化收藏在下应和，而五运行于其间，就是五行的化气。天数中于五，戊居于其中；地数中于六，己居于其中。戊己属土，化气必定以五六，所以甲己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所以乙庚次之；金生水，所以丙辛次之；水生木，所以丁壬次之；木生火，所以戊癸次之。这是化气的顺序。地的三阴三阳，也是五行，而火独有二，这是五行的妙理。大概木旺于东，火旺于南，金旺于西，水旺于北，而土旺于四维。戊附于戌而在干，己附于辰而在巽，而未的对冲在丑，所以辰戌丑未寄居王位。未在西南，其卦为坤，其时为长夏，因为它处于四时之中。吕氏《月令》称之为中央土，这是土正王的位置。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气断绝了。只有土旺于西南，然后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时的顺序循环不穷。然而火正旺于午，土随即旺于未，那么火气必定消耗，所以君火以名其气，温而未热；相火”

译因为它的方位与太阴同处于未、申之间，秉承君火的命令来运行暑热之气。因此火气不会消耗于土，也不会屈服于金，所以丙火旺盛时庚金就会潜伏，这就是火之所以独自区分君火与相火地位的原因。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与甲相合，称为岁立，称为行，环绕四周为一纪。天以六为节律，所以气以六个周期为一完备；地以五为制度，所以运以五年为一周。运统摄一岁于四时之外，气划分六个方位于一岁之中，风、雨、燥、湿、寒、暑，它们的感应有征兆，它们的到来有期限。然而用这些来占卜，往往不灵验，并不是《素问》没有验证，而是运用它的人只懂得常规而不懂得变故。大凡事物的规律，有常态就一定有变化，即使是天地的运动、往来、消长、盈虚，可以推知其必然性的，是常态。至于它的变化，则无所不至，可以知晓却不可以必然断定。试着就它的常态来说：五太之运，称为太过，它的到来早于时令；五少之运，称为不及，它的到来晚于时令。只有平气则不疾不徐，它的到来符合时令，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火运上临少阴，水运上临太阳，木运上临厥阴，金运上临阳明，土运上临太阴，称为天符。木运临卯，火运临午，金运临酉，水运临子，土运临四维，称为岁会。五太与在泉之气相同，称为同天符；五少与在泉之气相同，称为同岁会。像这样的情况，其气调和。土运上见厥阴，火运上见太阳，称为天刑运。水运上见少阳，金运上见厥阴，称为运刑天。像这样的情况，其气乖戾。这些都是五运的常态。主气各居一步，厥阴主初，少阴、少阳次之，太阴、阳明又次之，太阳主终。六位不迁移，客气随岁推移。子岁太阳之水为初，丑岁厥阴之木为初，交替往来。而少阳作为初气，却在太阴之后。半年以前，由司天主宰；半年以后，由在泉主宰。大概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它的情状，则有相得与不相得；它的位置，则有顺有逆。相得的，是木火相临，火土相临之类；不相得的，是金木相临，水火相临之类。父临子则顺，木居少阳之位就是如此；反之则是寒水居金位，这就是逆了。君临臣则顺，君火居少阳之位就是如此；反之则是相火居君火之位，这就是逆了。这些都是六气的常态。等到论述它的变化，则有正有邪，于是有变、有胜、有复、有郁、有发、有淫、有承。按时令而运行的，是正；不按时令而运行的，是邪。按时令而运行，过度就成为变；不按时令而运行，它的到来就成为胜；它的救济就成为复；被压抑而不能伸展就成为郁，郁积而愤怒兴起就成为发；欺凌它所胜制的就成为淫；达到极点而必然反转就成为承。假如太角之化是启拆，而变为摧拉；太征之化是暄燠，而变为炎烈，正化变为变的情况就是这样。少角木气不足，清气胜而热气复；少征火气不足，寒气胜而雨水复，邪化之正复的情况就是这样。寒气胜而没有阳焰，这是火郁；热气甚而没有凄清，这是金郁，被压抑而不能伸展的情况就是这样。水郁而发，就成为冰雹；土郁而发，就成为飘骤，郁积而愤怒兴起的情况，就是这样。风淫所胜，就克制太阴；热淫所胜，就克制阳明。这是欺凌它所胜制的情况。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湿土之下，风气承之。达到极点就有反转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摧拉的变，不应普天之下都是大风；炎烈的变，不应四海之内都是焚烧；清气的胜，不应宇宙之间无不明亮洁净；雨气的复，不应山泽之间无不蒸腾潮湿。发、淫、承，道理都是如此。凡此种种，它们的感应没有固定的征兆，它们的到来没有固定的期限，所以可以知晓却不可以必然断定。它们的感应没有固定的征兆，就有不按时令而应验的情况；它们的到来没有固定的期限，就有突然而至的情况。因此千里之远，变化相似的有之；百里之近，变化不同的也有之。就其时令、当其处所，随其变化而占卜，那么吉凶就可以知晓。况且《素问》之所以论述天地的气化，是为了观察它的变化而救治百姓的疾病。大到天地，小到人的身体，五行之气都在其中。天地之气有常态而无变化，那么人也就和平而无灾害；天地之气变化而失去常态，那么疾病瘟疫就由此产生。所以木气胜，则肝因实而病，脾因虚而病；火气胜，则心因实而病，肺因虚而病。这是医生所能仔细察知的，儒者不能得其详情。至于治理天地，调理阴阳，顺应五行，使得冬天没有过度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春天没有凄冷的风，秋天没有苦燥的气，和平之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国家没有水旱之灾，百姓没有妖孽之疾。这是儒者应当仔细察知的，医家未必能知晓。《素问》也略加论述了。五行的精华，就是五星，与运气相应。有岁星，有荧惑星，以此来观察它们运行的逆顺而占卜吉凶。然而必定说：有德者得福，有过者受罚。那么运气的和平而成为吉祥，是有德者居之；运气的乖戾而成为灾祸，是有过者导致的。虽然如此，这种说法粗略而不详细。我们儒家的经典则详细了。《洪范》九畴，始于五行，中于皇

译“极”的终结，在于五福与六极。圣人在上确立皇极，以顺应五行的功用，因此天下的百姓享有五福而没有六极，拥有五福都能安康宁静，没有六极都能免除疾病。这其中的道理，原本就有超越运气规律而运行的，这叫做“大顺”。在成周时期曾经见过这种情况。《由庚》这首诗创作后，阴阳得以调和；遵循其道，《华黍》这首诗创作后，四季不失其和谐；遵循其仪，《由仪》这首诗创作后，万物各自得到适宜的安置。这就是建立皇极、顺应五行，使百姓享有五福而没有六极的验证。因此，《素问》属于方技类的书籍，而《洪范》则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只知有《素问》，不知有《洪范》，那是方技之流；只知有《洪范》，不知有《素问》，儒者又有什么过错呢？

《本草正经序》说：《本草》旧有三卷，药物三百六十又五种。梁代陶景附编《名医别录》，也是三百六十又五种，分为七卷。唐代显庆年间，苏恭增加了一百十又四种。本朝开宝年间，卢多逊重新审定，增加了一百三十又三种。元祐年间，掌禹锡补注，附带新增八十又二种，新审定十又七种，合计一千七十又六种，分为二十有一卷。新旧混杂合并，经典的原文于是变得晦涩不明。现在选取旧本辑录为三卷，序言说：衣服有蔽膝，酒樽有元酒，音乐有土鼓、苇籥，这是为了保存古制。保存古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忘记其本源。世间没有比上古更古老的，人物没有比三皇更神圣的。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等书。医学在后世，依据方剂进行治疗，那么圣人救济天下的仁爱之术也就确立了。古代书籍刻在竹简上，在秦朝被焚毁，《易经》因为占卜而得以保存，《本草》、《素问》因为方技而得以保存，这难道是天意吗？西汉距离上古不远，班固在《艺文志》中序录医家四种三十六家，唯独舍弃《本草》不予收录。淮南王刘安说：神农尝百草的滋味，一天遭遇七十次毒害，医方才开始兴起。楼缓年少时诵读医经《本草》，方论衍伸达数十万言。平帝元始五年，举荐天下通晓医术《本草》的人，官吏为他们驾车传车，派遣他们前往京师，当时对《本草》的重视就是这样。班固不收录它，是为什么呢？梁代《七录》开始记载神农《本草》三卷，或许有人说是起初没有写成文字，师徒相传，称为《本草》，我颇怀疑这种说法不成立。现在考察这本书，论述药性的温凉、味甘苦等多有差异，大概是后人所附益的，并非原文。古代的人能够谨慎起居，淡薄滋味、嗜好欲望，所以患病少，医生又神圣高明，那么用药三百六十又五种就足够了。后世的人不能保养生命，风湿寒暑侵袭他们的肌肤，劳苦没有止境，损伤他们的筋骨，饮食没有节制，伤害他们的肠胃，嗜好欲望没有尽头，耗尽他们的精髓，所以患病多，医生又上不如和缓，技巧不如扁鹊、仓公，所以用药一千七十又六种，仍然好像不够。因此删取原文三篇以保存古制，又用来警示庸医。和缓已经远去，扁鹊、仓公不再出生，药物比古代多三倍，庸医借此谋取利益，侥幸治好了，捋起袖子露出骄傲的神色；治不好，病人死了，医生却安然无恙，这与持刀杀人的人相差多少呢？唉！

译洪武年间，吕复在《群经古方论》中提及《内经素问》，世人称其为黄帝与岐伯问答之书。等到观察其旨意，大概不是一时之言，其撰述也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刘向指出是诸韩公子所著，程子认为出于战国末期。而其大致内容，正如《礼记》汇聚于汉代儒者，而与孔子、子思之言一同流传一样。大概《灵兰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纪》等篇，无非是阐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配合象数与德行，确实切合于人体。其各种脉象病名、针灸治疗要点，都是推演此理而加以推广。而皇甫谧的《甲乙经》、杨上善的《太素》，也都以此书为本，而略有异同。医家的大纲要法，没有超出这本书的了。然而查考西汉《艺文志》，有《内经》十八卷，以及《扁鹊》《白氏》两部《内经》，共三家，而《素问》之名却未列入。直到隋代《经籍志》才出现《素问》之名，但不指其为《内经》。唐代王冰于是将九灵九卷，牵强附会于汉志的卷数，而为之作注。又假托《阴阳大论》为其师张公所藏，以补其亡佚，其用心也颇为勤勉。可惜朱墨混淆，玉石相乱，训诂失之于迂阔疏漏，引证有时甚至不切题。到了宋代林亿、高若讷等人，校正其错误文字，而增补其缺失义理，对王冰颇有功劳。现在在各篇之内，注意与经文相类似者，仍然断章取义，而用自己的意思解释，希望与志同道合者商讨确证，不敢妄议前贤。《内经》《灵枢》，汉、隋、唐《艺文志》皆不收录。隋代有《针经》九卷，唐代有《灵宝诗》及《黄帝九灵经》十二卷而已。有人说王冰将九灵更名为《灵枢》，又说九灵尤其详于针灸，所以皇甫谧命名为《针经》，即隋志所载《针经》九卷。如果一书而有二名，不应唐志另出《针经》十二卷。所谓“灵宝注”，乃是扁鹊、太元君所笺注，世间罕有流传。宋末有《灵枢略》一卷，如今也已湮没。绍兴初年，史崧将此书合并为十二卷，而恢复其旧貌，较之其他版本颇佳。学者应当与《素问》并观，因为其旨意互相发明故也。《本草》三卷，旧称《神农本经》，汉《艺文志》未曾收录。直到梁代陶隐居才开始尊信并表彰它，说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只是后人多更修订罢了。秦始皇所焚医方卜术不包括在内，所以还能完整记录。等到遭遇汉献帝的迁徙，晋怀帝的奔逃，文籍焚毁散失，千不遗一。现在所存的这三者都是妄说。宋代高保衡等人校正《内经》，乃说详考王氏《元珠》，世间没有流传，现在的《元珠》乃是后人附托之文。虽然不是王氏之书，也对《素问》十九卷、二十四卷颇有发明。我曾合《素问》观之，而密语所述乃是六气之说，与高氏所指诸卷全不相符，怀疑必定是刊传者所误。推究其来源，大概是搜罗《内经》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以及《天元玉册》要言而附会杂说，其各种纪运休祥之应，未必可征，实为伪书。如果启别撰，果见于世，又岂止述气运一端而已。览者取其长而去其短，可以。《中藏经》八卷，少室山邓处中说：“华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遇二老人授以疗病之法，得石床上书一函，用以施试甚验。我是先生外孙，因吊先生寝室，梦有所授，获是经于石函中。”其托辞荒诞如此，竟不考传狱吏焚书之实，其伪不攻自破。查《唐志》有吴普集《华氏药方》，别无《中藏》之名，吴普是其弟子，宜有所集。我私下认为诸卷是其本经，然而所出郡县乃多后汉时制，怀疑张仲景、华元化所记旧经之药止三百六十五种，因而注释分为七卷。唐代李英公世勣与苏恭参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种，分为二十卷，世谓之《唐本草》。宋代刘翰等人又附益医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种，伪蜀孟昶也命其臣韩保升等人以《唐本》图经参比增广，世谓之《蜀本草》。到宋代掌禹锡等人补注新旧药合一千八十二种，定以白字为神农所说，黑字为名医所传，草石之品可谓大备。其他如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郑防诸公所撰《名本草》者，共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虽然显晦不齐，无非辅翼旧经罢了。近代陈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汤液本草》，也是删繁之遗意。我私下认为旧记郡县古今沿革不同，以及一物而根苗异名，或同名异质而主疗互见者，尚须考定，俾归于一，可以。《难经》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黄帝《内经》，设为问答之辞，以示学者，所引经言多非灵素本文，大概古有其书，而今亡之耳。隋代有吕博望注本，

译不传。宋代王惟一汇集五家的学说，但精纯与粗劣有时相混淆。只有虞氏的著作大致值得观看，纪齐乡的注释稍微细密，于是附带辨析了杨元操、吕广、王宗正三人的错误。周仲立颇加修订，但考证不够明晰。李子埜也做了句解，但没有启发。近代张洁古在注释后附带药物，完全不符合经书的本意。王少卿推演他的学说，命名为《重元》，也不足以启发人的深意。我曾经辑录各家的长处，先解释字义，再阐述文意，私下附上我的浅见，其间为了方便后学，不敢自以为是。

《伤寒论》十卷，是后汉张机（字仲景）采用《素问·热论》的学说，扩充伊尹的汤液方剂而编写的。到了晋代王叔和才依据旧说，重新编次，而宋代成无己又为之注释。其后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王实之等人，固然也互相有所阐发，但大纲大要，没有超出吐、汗、下、温四种治法而已。大概是一证一药，万选万中，千年之后，如同符节相合，前代学者称之为众方的祖师，确实如此。令人遗憾的是，审察脉象时混淆了王氏的言论，三阴经的条文大多残缺不全，况且张仲景的经文与王叔和的传注也往往前后颠倒，文字错乱，如果不是字字句句熟读深思，没有谁能进入其深奥境界的。陈无择曾经在《三阴论》中补充三阴证的药物，他的用意大概可以看见。近代徐止善作《伤寒补亡》，恐怕与先哲的意思不合，我因此私下列举纲要，以补充成氏的不足，懂医的君子或许有所采纳。

《脉经》十卷，是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依据《内经》、《素问》、《九灵》以及扁鹊、仲景、华佗的学说，搜集编次而成，实在是医门的龟镜，诊切的准则，自然与近代仿冒托名《脉诀》的不同。年代久远，传授不一，各自秘藏，互有得失。到了宋代秘阁林亿等人开始考证谬误，颇加修改，推测其新编的《四时经》之类，都是林氏所增入的。陈孔、顾何、大任、毛升、王宗卿等人也都曾经审订刊传，现在不多见。近代谢坚白以其所藏的善本在豫章刻印，流传才开始广泛。我曾经摘取其中的精要语句，并引用《内经》的文辞，作《诊切枢要》二卷，不敢剪除其冗杂重复之处，偶尔也补充其缺漏，并且附上我的私说在各条之下，以与志同道合的人研究罢了。

《脉诀》一卷，是六朝高阳生所编撰，托名王叔和，错误地设立七表、八里、九道的名目，来迷惑学者，通真子刘元宾为之注释，并且续写歌诀，附在后面。文辞既鄙陋，意思也愈发晦涩。当代王光国删改其旧辞，而增添新语，既然不出其原有的范围，怎么能得到本源？我如清溪徐裔、甄权、李上交等人，都各自编撰著作，共十余家，也每每沿袭前说，是王叔和所不取的。读者只记住入式歌诀，从而通晓《脉经》就可以了。

《病源论》五十卷，是隋朝大业年间太医博士巢元方等人奉敕编撰，推究各种病候，并附带养生导引诸法，汇集成一家之书，精纯与粗劣相混，大概可以看见。宋代的医官署将其用作考核试题，元代又沿袭，列为医门七经之一，然而附录杂糅，不再是当时的旧貌，有见识的人应当自能看出。吴景贤也作《病源》一书，近代不传。

《太始天元玉册元诰》十卷，不知何人所作，从汉到唐的各代《艺文志》都不记载。记录其文辞，自然与《内经》不类似，不是战国时期的书。其中有“天皇真人昔书”的文辞，如“道正无为，先天有之，太易无名，先于道生”等语，都是老子的遗意，大概是老子的门徒所著。大体推原五运六气，上下临御，主客胜复，政化淫正，以及三元九宫、太乙司政之类，非常详细明晰，足以辅翼《内经》中的《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由扁鹊为之注释，如同郭象之于《南华经》，不是心学容易明白的。看其经注风格一致，似乎出自一人之手。说扁鹊是黄帝时人，则其书不古；说扁鹊是秦越人，则传记中没有“太元君”的号。医门仿冒托名，大多此类。

《元珠密语》十卷，是启元子所述。其自序说遇到元珠子而拜其为师，与我启〇，所以自号启元子，大概是向元珠请教的意思。名为《元珠密语》，是元珠子秘密口授的言论。等到考证王氏《素问》序，却说“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譔元珠以陈其道”，两序正自相矛盾。大概，“元珠”之名，取自《庄子》所谓“黄帝遗元珠，使罔象得之”的话，那么师事元珠子而号启元论，不是普通辈分的人不能作，邓氏特附别方而更改今名罢了。看其方中用太平钱并山药者，大概“太平”是宋熙陵初年的年号，“薯蓣”因避厚陵偏讳而始名山药，其余可以类推。然而《脉要》及察声色形证等说，必出华佗遗意。阅览者仔细审谛，应当自知。

《圣济经》十卷，宋徽宗所作。大体祖述《内素》，而引援六经，旁及老氏之言，以

译阐发轩岐的遗教。政和年间，朝廷将这部经书颁行于太学及地方学校，辟雍的学生吴禔为之注解释义。像《达道》《正纪》等篇章，都足以裨益治国之道，启发众官。其余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等两三章，解释诸字含义，失于牵强附会，实在是由于不考究“六书”之故。瑕疵与美玉并存，固然无损于美玉的本质。

书中评论各位医家说：扁鹊的医术如同秦国的铜镜，照见事物的美丑，毫不隐晦；又如同弈秋，遇到对手，每步棋都可作为法则，观者无法测度其神妙的机变。仓公的医术如同轮扁砍削车轮，得心应手，自然无法用巧思言语向人说明。张长沙（张仲景）的医术如同商汤、周武王的老师，无非是王道，其攻守奇正的变化，不论敌人强弱，都能制胜。华元化的医术如同庖丁解牛，挥刀而下，筋骨关节间毫无阻碍，其造诣自然有神妙之处，虽然想师从他却不可得。孙思邈的医术如同郑玄注书，详于训诂，其自得之妙，不易向人展示，品味其精华，就可以不感到饥渴了。庞安常的医术能开启扁鹊所秘藏的法门，效法元化可效法之处，如果上天假以年寿，他的成就应当不在古人之下。钱仲阳的医术如同李靖用兵，超越常规，最终却符合法度。他起初以颅囟方在当时著名，大概是因袭扁鹊顺应时势而变化的缘故。陈无择的医术如同老吏断案，深于审讯定罪，未免迁就法律，自己担当职责则有余，让他代治则繁杂琐碎。许叔微的医术如同顾恺之画神，神气有余，只是不出形似之外，可以模仿却难以企及。张易水的医术如同周敦颐画太极图，分阴分阳而包罗理气，其要点是以古方治新病自成一家法度，或许有人失察，想指着图作为极致准则，近乎画蛇添足了。刘河间的医术如同橐驼种树，所在之处都能保全活命，只是借助冰雪来营造春意，利于松柏而不利于蒲柳。张子和的医术如同老将对阵，有时陈兵背水，有时渡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善效仿的人，不是溃败就是北逃。他的六门三法，大概是张长沙的绪余罢了。李东垣的医术如同狮子新被束缚，一鼓作气而竽籁并息，胶柱鼓瑟，七音由此而不和谐。没有其他原因，希声的妙处，不是开指弹奏所能知晓的。严子礼的医术如同欧阳询写字，善于守法度而不崇尚飘逸，学者易于模仿，终究缺乏汉晋的风度。度张公，度医专法仲景，如同简斋赋诗，每有少陵的气韵。王德肤的医术，如同虞人张网，广泛笼罩原野，而脱兔很多，诡遇获禽，不足称道。

译宋朝人沈括在《良方序》中说：我曾经论述过治病有五种困难，即辨别疾病、治疗疾病、服用药物、开具处方、鉴别药材，这就是五种困难。现在看诊疾病的人，只是诊察气口处的六脉罢了。古代的人看诊疾病，必定要观察病人的声音、面色、举止、皮肤纹理、性情、嗜好，询问他做过的事，考察他的行为，这样已经掌握了病情的大半，然后再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处的动脉。疾病发于五脏，那么五种面色就会相应变化，五种声音就会随之改变，五种口味就会有所偏嗜，十二处脉搏就会发生变动。像这样详尽地探求，然而仍然害怕出现失误，这是辨别疾病的第一个困难。现在治疗疾病的人，用一两味药写下服用的方法交给病人就罢了。古代治疗疾病的人，先了解阴阳运历的变化，所以山林川泽的孔窍得以开发，然后又观察病人的老少、肥瘦、贵贱、居住保养情况、性格技艺、好恶、忧喜、劳逸，顺应他适宜的情况，违背他不适宜的情况，或者用药，或者用火灸，或者用针刺，或者用砭石，或者用风疗，或者用液疗，矫正改变他的旧常，疏导摩挲他的性情，聚集探求，抓住时机顺应变化，其间不容一根头发那么大的空隙，同时又调节他的衣服，调理他的饮食，改变他的居处，根据他的情志变化，或者用天道来治疗，或者用人道来治疗，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晴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暑的节制，遵循先胜后复的作用，这是天理。盛衰强弱，五脏禀赋不同，饮食喜好不同，遵循他们相同的地方，观察他们偏颇的地方，不因为这一个形体就推断另一个形体不同，不因为一个人就类推这一群人，这是人事。这些话不能传达在书中，也不能用口说清楚，其精妙超过粘蝉，其观察细致超过雕刻棘刺，眼睛不离开面色，耳朵不遗漏声音，手不离开脉搏，仍然害怕出现差错。交给药物就离开，却希望十全十美，这不是很难吗？这是治疗疾病的第二个困难。古代服用药物的人，煎炼有节制，饮用有适宜。药有可以久煎的，有不可以久煎的；有适宜用猛火的，有适宜用温火的，这是煎炼的节制。适宜温服适宜冷服，或者缓服或者速服，或者趁着饮食喜怒而饮食喜怒作为辅助的，有违背饮食喜怒而饮食喜怒成为敌人的，这是饮用的适宜。而水泉有优劣，操作药物的人有勤惰，像这样却责怪药物不生效，不是药物的罪过，这是服用药物的第三个困难。药物单独使用很难，像世间的处方者，认为一味药不够，又用多种药物增加它，却不知道药物有相互使唤的，有相互抵触的，有相互结合而药性改变的。方书虽然记载了使、佐、畏、恶的药性，但古人没有说过的，人情无法预测的，难道能穷尽吗？比如酒对人，有喝超过一石而不醉乱的，有稍微咳嗽就跌倒的；漆对人，有整天搅拌过滤而没有害处的，有接触就疮烂的，怎么知道其他药物对人没有类似的情况呢？这是禀赋的不同。南方人吃猪肉鱼能生存，北方人吃猪肉鱼会生病，这是风气的不同。水银得到硫黄就红得像丹砂，得到矾石就白得像雪。人想要酸味，没有超过醋的了。认为醋不够，又增加枨子，两种酸味相互辅助，应该很酸反而甘甜。巴豆善于通利，认为巴豆的通利不够，又增加大黄，那么它的通利反而折损。螃蟹和柿子，经常吃没有害处，两种东西相遇，不久就呕吐。这些颜色容易看见，味道容易知道，呕吐通利是大变化，所以人人都知道。至于相互结合而进入其他脏腑，导致其他疾病的，难道容易知道吗？比如乳石忌讳人参白术，接触的人大多死亡。至于五石散，却都用人参白术，这是古人处方的妙处，而世人或许没有论述。这是开具处方的第四个困难。医术确实是技艺，方剂确实是好的，使用得当，但如果药物不是优良，那怎么办呢？橘子过江变成枳，麦子得到湿气变成蛾，鸡越过岭变黑，鸜鹆越过岭变白，月亮亏缺蚌蛤就消瘦，露水下降蚊蝝就退散，这是形气容易知道的。药性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我看越人种植茶叶水稻，一条沟一条垄的不同，距离不能数步，那么颜色味道立刻不同。何况药物生长的地方，秦越燕楚相距遥远，又有山泽肥沃贫瘠干燥湿润的不同，禀赋难道能每样东西都完全适宜吗？又《素问》说，阳明在天，那么花实损害气；少阳在泉，那么金石失去条理。这样的论述，采集的人本来就不曾顾虑。况且又有采集的早晚，储藏的好坏，风雨干燥湿润，动不动就干枯暴烈。现在处理药物，有的厌恶火，一定要晒干然后咀嚼，但怎么知道采集储藏的人不曾烘焙呢？又不能肯定。这是鉴别药材的第五个困难。这五种，大概而已。其微妙到了言语不能表达，其详细到了书籍不能记载，难道平庸的人可以轻易谈论医术吗？我整理方剂时间最长，有优良的方剂，就另外抄录。世间制作方剂的人，称颂治疗的效果，常常喜欢超过实际，千金肘后之类的书，尤其多有溢美之词，使人不再敢相信。我所说的优良方剂，必定亲眼看到它的验证，才写在篇中，传闻不参与。然而人的疾病，像前面所说的五种困难，方剂难道能必定优良吗？一看到它的验证，就称为优良，大概不同于刻舟求剑的人。我所以在方尾注明它的状况，疾病有相似的，或许偶然符合罢了。篇中没有次序，随得随注，用来给人。拯救之道贵在迅速，所以不假借长久潜伏，等待完整。

元好问《伤寒防要序》：过去我在京师，听说镇人李杲明之有国医的名号，而没有认识他。壬辰年的战乱，明之和我同

译离开汴梁，经过聊城、东平，与他交往了六年，到现在才详细了解到他成为国医的原因。原来，眀之在乡里以财富显赫，他的伯父叔父们读书，喜欢接待宾客，所居住的竹里，名士每天登门拜访。眀之小时候就喜好医药，当时易州人张元素以医术闻名于燕赵之间，眀之拿出千金跟随他学习，没过几年就完全继承了张元素的医术。家里既然富裕，不需要靠技艺谋生，凭借富余的财力自重，人们不敢以医生称呼他。士大夫中有人嫌他身价高、性格刚直，很少屈尊待人，如果不是危急重病、不得已的情况，也不曾去请他。大致来说，他在伤寒、痈疽、眼目病方面尤为擅长。在伤寒方面，他撰写了三十多万字的《防要》。他的说法是：“伤寒家有经禁、时禁、病禁，这三禁，学医的人都知道，但也要看如何使用。”《防要》推究阐明从张仲景、朱奉议、张元素以来的理论非常完备。看到病症就知道用什么药，看到药就知道治什么症，按类别归类，都了然于胸，在仓促紧急的时候，即使让粗浅的医生使用，也像拿着指南针去四方一样，没有问路的困惑，他的用心真是广博啊。对于其他疾病，他不拘泥于古方，本着七方十剂的理论，所选取的药物特意根据心意增减，一剂药出来，比托付密友、役使孝子还有效，别人是做不到的。北京人王善甫担任京兆酒官，患小便不利，眼球突出，腹胀如鼓，膝盖以上坚硬欲裂，饮食也下不去，甘淡渗泄的药物都不见效。眀之来对众医生说：“病情深重了，不深思不能处理。”我回去思考，到了半夜，忽然穿衣起来说：“我找到方法了。《内经》说：‘膀胱是津液的府，必须气化才能排出。’他们已用了渗泄的药，而病更严重，这是气不化。启〇子说：‘没有阳，阴无法生；没有阴，阳无法化。’甘淡渗泄都是阳药，只有阳没有阴，想要化得成吗？”第二天用群阴之剂投药，不到两次服药就痊愈了。西台掾萧君瑞二月中患伤寒发热，医生用白虎汤治疗，病人面色黑如墨，原本的病症就不见了，脉沉细，小便失禁。眀之起初不知道用什么药，等到诊脉后说：“这是立夏以前误用白虎汤的过错，已经投了白虎汤吗？白虎汤大寒，不是通行经络的药，只能寒凉肺脏，不善于使用。”那么伤寒本病隐伏在经络之间，如果再用大热的药去救，以去除阴邪，那么其他病症必然兴起，这不是救白虎汤的方法。有温药能升阳行经，我用它。有人质疑说：白虎汤大寒，不用大热怎么救？你的治疗怎么办？眀之说：病隐在经络间，阳不升则经不行，经行则本证就出现了，本证又有什么难的呢？果然如他所说而痊愈。魏邦彦的夫人眼翳突然生出，从下往上，颜色绿，肿痛不可忍受。眀之说：翳从下往上，病从阳明来。绿色不是五色的正色，大概是肺与肾合而为病吧？于是到画工家以墨调腻粉合成颜色，仔细观看说：与翳色相同了，肺肾为病无疑了。于是泻肺肾之邪，而以入阳明的药治疗，见效了。但后来病又发作了三次，其所来的经络与翳色各异，于是又根据心意斟酌说：各脉都连属于目，脉病则目随之，这一定是经络不调，经络不调则目病未止。问之果然，于是如所论治疗，病就不再发作。冯内翰叔献的侄儿栎，十五六岁，患伤寒，目赤且极度口渴，脉七八至。医生想用承气汤攻下，已经煮药而眀之恰好从外面来。冯告诉他当用承气汤，眀之切脉大惊说：几乎杀了这个孩子！《内经》有言：在脉，诸数为热，诸迟为寒。现在脉八九至，是热极。而防要大论说：病有脉从而病反的，为什么？脉至而从，按之不鼓，各阳都这样，这是传变为阴证了。快拿姜附来，我当以热因寒用法治疗。药还没准备好而病人的指甲变色，立刻服了八两，汗随即出而痊愈。陕帅郭巨济患偏枯二指，着足底不能伸展。迎接眀之到京师，眀之到，用长针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颜色如墨，又且谬刺之，像这样六七次。药三个月，病很好地痊愈了。裴择之夫人久病寒热，月经几年不来，已经喘〇了。医生都用蛤蚧、桂、附等投药，眀之说：不对，病阴为阳所搏，温剂太过，所以无益反而有害。投以寒血之药，则经行了。后来果然如此。宣德侯经略的家人患崩漏，医生不能见效。眀之切脉，且用纸疏其证，多达四十余种，用药治疗。第二天二十四证减少，前后五六天。很好地痊愈了。眀之的治疗都这类。戊戌年夏天，我将回太原，他的儿子执中拿着所谓的防要来，请求作序。于是以如上数事冠于篇首，使学者知道眀之的书，其已试之效，大概如此。

译许衡《论病证书》：梁宽甫的证候，右胁属于肺部。〇并且唾血，行动时喘促，这是肺病的诊察特征。发热、脉数，不能进食，这是火来刑金，肺与脾都虚弱。肺与脾都虚弱而火邪乘虚而入，这种病属于逆证。像这样的情况，通常不可以补泻。因为补金则担心金与火相持，而喘咳更加严重；泻火则担心火不退位，而痃癖反而更盛。正应该用补中益气汤，先扶持元气，稍微加入一些治疗具体病症的药物。听说已经用了这种药但没有见效，想必是病势非常逆乱，而药力还没有到达。应当与宽甫详细讨论，预期到秋天凉爽时，或许能逐渐平复。因为脉病厌恶春夏的火气，到了秋冬则火气减退。只适宜在益气汤中，根据四季阴阳的升降浮沉、温凉寒热以及出现的证候来增减服用【升降浮沉则顺应它，温凉寒热则反制它，顺应其顺，调和其和，这是治疗的大法】。如果感觉气机壅滞，偶尔服用加减枳术丸；如果有痰饮，偶尔服用局方枳术汤。几个月后，或许逆气稍微回转。逆气回转，那么治疗方法就可以施展。只是担心从今直到面色发青、发赤以及脉〇、脉洪，那就来不及了。近世谈论医学，有主张河间刘氏的，有主张易州张氏的。张氏用药依据四时阴阳来增减，这正是《内经》四气调神的意义。医生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就是妄行。刘氏用药务必在于推陈致新，不使稍有郁结，这正是造化新新不伤的意义。医生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就是没有医术。然而主张张氏的人，或许没有完全领会张氏的奥妙，那么瞑〇之剂终究不敢投用，导致错失良机、延误时机而不能救治的很多。主张刘氏的人，或许没有完全了解刘氏的深意，那么只求眼前的功效，暗中损害正气，留下祸患于日后的也很多。能够运用两家的长处，而没有两家的弊端，那么治疗或许就接近成功了。宽甫的病候，起初感受一定很深，所伤之物当时消导不尽，停滞拖延，变生出其他证候，一直到现在。恐怕也适宜仿效刘氏推陈致新的意思，在益气汤中稍微加入消导药，或许有逐渐缓解的时期。我的见解如此，不敢认为一定正确，只有我的才卿、元甫子益共同商议讨论。

刘因《内经类编》序：近世医学有易州张氏，学习他的书虽然无所不考，但是从汉代以下，只认为张机、王叔和、孙思邈、钱乙得到了他的真传。他的用药以七方十剂为本而操纵运用，他的方法如果不是突然死亡，必定先以养胃气为本，而不直接治病。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接近古法，而东垣李杲则是得到张氏学问的人，他的论著治验大致见于遗山集中。镇人罗谦甫曾经跟随他学习，一天遇到我，说先师曾经教导我说：“古代虽然有方剂，但方剂是有出处的。同样是脚气病，却有南北的差异。南方多下湿，它的症状就是《内经》所说的水清湿而湿从下受。孙氏知道这样，所以他的方剂施用于南方人大多痊愈。至于北方高地寒冷，人也患足病，则是所谓饮发于中，跗肿于下，与谷入多而气少，湿居下有关。我知道这样，所以我的方剂施用于北方，就像孙方的施用于南方一样。你为我分别经病证候而分类，那么或许就知道方剂的出处了。”我自从接受命令，三次脱稿而先师三次毁掉，研磨订定三年后才定名为《内经类编》。敢请先生作序。《内经》十六卷，《素问》外九卷不经见，暂且不论。姑且以《素问》来说，程、邵两位夫子都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书。然而从《甲乙经》以来，又不再是战国的旧貌了。从朱墨以来，又不再是《甲乙经》的旧貌了。而现在所流传的，又不再是战国【疑当作朱墨】的旧貌了。如果不从它所谓全书中观察文辞而体察其道理，那么就没有人能识别其真实而贯通它。现在先生做这件事，大概是特意让学者熟悉这里而后防备那里罢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不如告诫学者从事于古方，而学者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不如从事古方的人更好。罗谦甫也认为这样。我听说李杲去世已经三十年，罗谦甫祭祀他如同生前一样，在薄俗中能做到这样，是可以作序的。年月日刘某序

王祎《医论》：我观察近来谈论医学的人，没有比吴中更兴盛的了；而吴中世代从事医学的人，没有比葛氏更兴盛的了。葛氏的医学，其术善于推演五运六气的盛衰，以审察病证而确定治法。这是仲正之术，所以不同于众人。大概仲正的祖父叫恒斋的人，曾经自己著书，他的学说认为医生应当视时运的盛衰而为损益。刘守真、张子和等人，正值金人强盛，民气悍刚，所以多用宣泄之法；等到金人衰败，兵革之后，饥馑接连发生，民劳志困，所以张洁古、李杲之辈多加补益之功。到了宋朝末年，医生大致都致力于防范元气，而不知道攻伐的功能能养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于不知道通其变。他的学说如此，可以说能明白气运的变化而通于阴阳的化育了。

宋驸马都尉褚澄《脉论袪疑》说：医生可以救人，可以杀人，关系尤其重大，所以世子拜医，重视到了极点。切脉之际，沉微〇〇的少许偏差，投药之间，表里汗下的少许错误，那么就没有再生的道理，这是世人共同的忧患，然而这也是来不及讨论的。所谓脉，世人都知道王叔和的时诀了：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这是五脏六腑一定的位置。医生在一指之间

译以前半指为心，后半指为小肠，其他部位也是如此。然而有的人认为六腑是五脏的对应，以轻取重按之间的差别来区分五脏六腑。切脉的方法，说法有两种：那种对则这种错，那种错则这种对，部位尚未确定，何况指望它不违背病症呢？又有非常可疑的地方，妇女的脉象只有尺脉的常盛与男子相反，而《脉诀》说与此相反，背看切脉怀疑它有说法。男女形体完全不同，阴阳途径不同，所以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则左旋，女则右转。凡是阳气自下而上，阴气自上而下，男主施与，女主受，男子的命在肾，而处于五脏六腑的最下，女人的命在乳，而处于五脏六腑的最上，气形都不同，脉象传于气形之间。为何男子与女子几乎没有不同呢？况且“背看”二字，大概必有说法，既说“与此相反”，又说“背看”，必然不止于常弱常强的区别。于是观看褚澄《尊生经》，而前面的疑问开始释然。《尊生经》说：脉分两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名为关，去肘度尺曰尺，关前一寸为寸。左手之寸极上，右手之尺极下。男子阳顺，自下生上，所以极下的地方，右尺为受命的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气混沌。既受命了，万物从土而出，只有脾为先，所以尺上的关为脾，脾土生金，所以关上的寸为肺，肺金生水，所以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为肾，肾水生木，所以左手尺上的关为肝，肝木生火，所以关上的寸为心。女子阴逆，自上生下，所以极上的地方，左手之寸为受命的根本。既受命了，万物从土而出，只有脾为先，所以左手寸下的关为脾，脾土生金，所以关下的尺为肺，肺金生水，所以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为肾，肾水生木，所以右手寸下的关为肝。肝木生火，所以关下的尺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渺之气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强，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诊；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不察乎此，难与言医矣。

译脉学自《内经》以后，历经周、秦、汉各代，很少有人能掌握其要领。到了晋代，王叔和以精通脉学闻名于世，撰写了《脉经》，可以说详尽而确切。只是可惜他把大小肠的脉候都归在两寸部位，导致后人高阳生借他的名义，沿袭错误编成了《脉诀》，于是使得《脉经》几乎被遮蔽而隐晦。到了宋代，庞安常才开始领悟《内经》的真意，提出了人迎与寸口脉的辨析。此后论述脉学，没有人能超过他。庞安常说：“观察脉象的关键，没有比人迎和寸口更重要的了。”这两处脉象相互对应，就像拉紧的两根绳子，阴阳平衡则绳子的粗细相等。凡是正常人的脉象，人迎脉在春夏较大，寸口脉在秋冬较大。什么叫做人迎？在喉旁取脉。这就是《内经》所说的“别于阳者”。秦越人（扁鹊）并不完全取用各穴位的脉象，只取手太阴肺经的循行部位，在鱼际后一寸九分处，用来配合阴阳的数理，从而得出关格脉象。然而如果不先探求喉旁如引绳般的意义，就会不明尺寸阴阳、关格脉象的由来。寸脉比尺脉大四倍，脉气上溢至鱼际，所以称为“溢”，也就是说，寸脉极度超过尺脉。溢脉，又名关脉，又名内格脉，又名阴乘之脉。所谓外关，是指关脉以上的外脉，阴气排斥阳气而外越，所以叫外格。阴气生于寸部，动于尺部，现在从关脉以上溢至鱼际，而关脉以下的脉伏而不显，这是阴气亢盛乘袭阳气而阳气衰竭，阳气衰竭就会死亡。脉象出现这种情况就会死亡。这就是所说的寸口脉比人迎脉大四倍为关阴脉。关脉以下脉应当一寸却沉过者，是指尺脉比寸口脉加倍。达到二倍则八寸而为“覆”，所以称为“覆”，也就是说，尺脉极度超过寸脉。覆脉，一名叫内关，一名叫外格，一名叫乘阳之脉。内关，是指关脉以下的内脉。外格，是指阳气排斥阴气而内入。阳气生于尺部，动于寸部，现在从关脉以下覆入尺泽，而关脉以上的脉伏而不显，这是阳气乘袭阴气而阴气衰竭，阴气衰竭也会死亡。脉象出现这种情况就会死亡。这就是所说的人迎脉比寸口脉大四倍为格阳脉。《内经》说：“人迎与寸口都盛大，超过四倍就是关格。”关格脉，身体赢弱不能承受天地精气而死亡。所谓关格，就是指覆脉和溢脉。虽然如此，如果只有覆脉或只有溢脉，可以通过补泻来救治。尺部脉象一盛，泻足少阳经，补足厥阴经；二盛，泻足太阳经，补足少阴经；三盛，泻足阳明经，补足太阴经；都是一泻一补。四盛则三阳极度亢盛，用针引导，应当尽取少阳、阳明、太阴的穴位。脉象平静的取足部三阳经，脉象数急的取手部。泻阳两次，应当补阴。一至寸脉而反向。脉有九候，是将浮、中、沉寓于寸、关、尺之中。而且秦越人不敢取十二经的穴位，直接将两经配合于手太阴肺经。行度从尺到寸一寸九分的位置，再分为三部，每部中有浮、中、沉，用来配合天、地、人。又说：中风属木，伤寒属金，温病属水，热病属火。温病起于湿，湿则土病，土病则各脏腑受其害。其根本源于金、木、水、火四脏的变化。阳浮、阴濡为阴风湿；阳数、阴实为温毒；阳濡、阴急为湿温；阴阳俱盛为温疟。治疗这些病：风湿取足厥阴木、手少阴火；湿温专取少阳火；伤寒取手太阴经、手少阴火；湿温取足少阴水。乡人都认为我能与伤寒对话，我观察伤寒与四种温病的变化，辨别其疑似之处而不可混淆。所以确定阴阳于喉手，配合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候于伤寒。这些都是扁鹊略微开启端绪，而我参酌《内经》等书考究而得到的学说，审慎使用，顺应治疗，疾病就不会逃脱。

脉学要旨说：医生家中诀别脉象，三部九候，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世人推崇王叔和、秦越人。王叔和、秦越人自以为阐明了《内经》，而《内经》说尺部内侧两旁对应季胁，尺部外侧候肾，尺部内侧候腹中。附上左外侧候肝，内侧候膈；右外侧候胃，内侧候脾。上附上右外侧候肺，内侧候中焦；左外侧候心，内侧候膻中。前部候前，后部候后。上竟上者，对应胸喉中的事；下竟下者，对应少腹、腰股、膝、颈、足中的事。以此详细审察，三部脉的归属交错而违背，为什么呢？又轻按得到腑脉，重按得到脏脉，对此深感疑惑。如果以按压的上下区分阴阳于腑脏，那么九候的浮中沉就无法施用于九候。九候废弃而诊法荒废，怎么制定方剂呢？然而古今名家能建功立业并记录在案的，都是侥幸偶然中肯的。脉是血的府库，煦养它为气，濡润它为血。气运行在脉外，血荣养在脉中，所以十二经十五络，以及八奇经，只有贮藏和官职的是脏腑，从而表现在脉象上。如果合并系属而单独持守，那么就没有名称来对应具体部位了。所以心包络、三焦不能没有位置，两肾不能自我分离，而王叔和将它们区别对待，连那些可以审察的也一并处理了。

唐代许〇宗医术有神效，有人劝他著书留给后世，他回答说：“医术只是意念罢了，思虑精微就能得到。脉象幽深而难以明了，我意念所理解的，无法宣示。古代的上医，关键在于观察脉象，疾病才能识别，病与药相值，只用一种药物攻治，气纯而痊愈快。现在的人不善于诊脉，以情度病，

译多备药物以求侥幸立功，好比打猎时不知道兔子在哪里，却把网撒满原野，希望其中一人能捕获，这种方法也太粗疏了。一味药偶然有效，其他药味相互牵制，不能集中力量，这正是治疗更加困难的证明。脉诊的奥妙之处无法言传，空泛地罗列方剂，终究对世人没有益处，这就是我不著书立说的原因。”

译刘玉诊脉，说天以阴阳二气和五行化生万物，其中灵秀者成为人。然而观察人体的虚实、寒热、燥湿，生死存亡都取决于脉象。自从《素问》《难经》抉发其精微之处，王叔和汇集为《脉经》，世间所传的脉诀，大概是六朝高阳生所编纂。书中说：“左手对应心、小肠、肝、胆、肾；右手对应肺、大肠、脾胃、命门。”又说：“妇人脉象与此相反，背向观看，尺脉的第三位同样用来判断疾病。”褚澄对此论述说：“男子阳气顺行，从下向上生长，右手尺部是受命的根本。既已受命，万物从土中生出，唯独脾为先，所以尺部之上的关位是脾。脾土生金，所以关位之上的寸位是肺。肺金生水，所以从右手寸位跨越到左手尺位是肾。肾水生木，所以左手尺位之上的关位是肝。肝木生火，所以关位之上的寸位是心。”他这样说，可以说是明察事理而抓住了要领。然而又说女子阴气逆行，从上向下生长，左手寸位是受命的根本。万物从土中生出，唯独脾为先，所以左手寸位之下的关位是脾。脾土生金，所以关位之下的尺位是肺。肺金生水，所以左手尺位跨越到右手寸位是肾。肾水生木，所以右手寸位之下的关位是肝。肝木生火，所以关位之下的尺位是心。他这样说，可以说是受他人迷惑而不明察事理了。

钦天监位于宫阙东侧，礼部后面。起初设置太史监，洪武元年改为司天监，又设置回回监。洪武三年开始改为钦天监，洪武二十一年废除回回监，将回回历法并入其中。其职责主管历数、天文、星象之事。监中有正官和副官，并分设春、夏、中、秋、冬五官。五官正专门管理历法，造历监佐协助办理。灵台郎辨别日月星辰的运行次序、分野，以占测天文密疏，闻保章正协助办理。挈壶正考察中星、早晚、昏明的时刻，而漏刻博士协助办理。凡是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都率领下属登上观象台进行占测。观象台四面，每面四人。国家有大兴土木、军事行动、冠婚择日、营建陵寝择地，凡立春提前在城东郊迎气。凡是大朝贺，在门楼设置定时鼓，到时间就敲击。凡是日月交食，提前计算其分秒时刻、起止方位上报，下达礼部转告内外各官署进行救防。凡是世代相传的专业人员，设立师傅教导他们，人员不足时移文礼部访求试用。凡是元象图书的机密，上级若非其职责不得参与。凡是学习专业的人分为四科，叫天文、漏刻、回回、历日。五官正到天文生、阴阳人，各自专攻一科学习。历法有四种，叫大统历、御览月令历、七政躔度历、六壬遁甲历。历注上报历法三十事，民用历法三十二事，壬遁历六十七事。

永乐元年，命令吏部、钦天监正佐官任期届满不考核，定为法令。

治历之学，始于《尧典》，沿袭于历代，而在元代达到精妙。大概因为郭守敬深通数学，又有一代大儒许衡参与，所以它上合古代，下验当今，无不吻合。即使圣人复生，也不能改变。后人再斟酌岁差之法，百代推行也可。明朝太祖，是一代神圣，沿袭使用其法而不更改，三百年推行而没有差错，可说是历法中的圣人了。后来竟然不能用郭守敬的方法来契合郭守敬的历法，而说另有防备之法，难道是这样吗？保定邢云路，是精通郭历的人，当时不被任用，可惜啊。

《尧典》说：“于是任命羲和，恭敬地顺应昊天，观测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注解说：“历是用来纪数的书，象是用来观天的器具，如玑衡之类就是。日，是阳精，一天绕地一周；月，是阴精，一月与日会合一次。星，二十八宿众星为经，金木水火土五星为纬，都是这样。辰，以日月会合划分周天的度数为十二次。人时，指耕获的时节，凡是民事早晚所关联的。”

《尧典》说：“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时，完成一年。”查《律历》诸书与《周髀》都说：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所以日行一周天为一年，一年十二月而没有整数，所以用闰月来定四时。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到十九年剩余一百九十日一万五千七百十三分，用日法去除，共得二千六百七十三分，为七闰之数，这叫做一章。然而必定以十九年没有余分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十九是天地二终之数。积累八十一章，那么其盈虚的余数尽而复始。推演此法来定四时岁功，哪有不能成功的呢？治历的方法，没有比用中星定四时更精妙的，《尧典》记载了这一点。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嵎夷，称为“旸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评定东作，日中星鸟，以正仲春，百姓分散，鸟兽繁殖。又命令羲叔居住在南交，评定南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