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三十四

译知道平庸无能的人不可以和他们图谋治理国家，于是派遣使者带着旌旗和束帛，在四方奔走。平定金陵，征辟陈遇；攻下镇江，聘请〇从龙；攻克婺州，召见许元、胡翰；攻克处州，征召宋濂、刘基、章溢、叶琛。那些在幕府中共同做事的人，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洪武元年下诏说：“过去战乱纷扰，疆域没有统一，养育百姓、招致贤才的道理没有讲求。只依靠当时辅佐的功劳，使大业得以安定。山林岩穴之中，难道没有怀才抱德的贤人吗？为什么隐居而不出来任职呢？难道是我的政令没有常规，国家没有法度可守吗？还是刑罚烦琐严酷，人们留恋自己的居所呢？还是我愚昧无知，做事不效法古人而造成的呢？不然的话，贤士大夫从小学习，壮年行事，想要像尧舜那样君临天下、治理百姓，难道本来甘心沉沦埋没吗？”如今天下大体安定，正打算与各位儒生每天讲求明察治理之道，来滋润我的心。岩穴中的士人，能够以贤才辅佐我，以德行救济百姓的，不要抛弃我。洪武三年下开科举的诏书说：“我特别设立科举，起用天下怀才抱德的士人，务必在于精通经术、品行修养，博古通今，文采与质朴相称。其中被选中的，我将亲自到朝廷面试，评定学识并任命官职。出众的人显赫提拔，使内外文臣都由科举进入仕途，不是通过科举的不予任用。”洪武六年诏令科举取士，因为浮华的文风而停止设置，命令有关部门考察贤才，先考察德行，其次考察文艺，然后举荐任用。又告诫吏部说：“古代的帝王，像商高宗，像周文王，都急切地寻求版筑鼓刀那样的贤才，难道是他们智慧不足吗？是因为贤才不备，不足以治理国家啊。鸿鹄高飞，凭借六根翅膀；蛟龙腾跃，凭借鳞鬛。君主能够治理好国家，凭借贤才作为辅佐。如今山林中的士人，难道没有德行、道义、技艺的贤人吗？命令有关部门采举，以礼派遣到京城，我将任用他们。”当时天下郡县举荐聪明正直、孝顺悌爱、努力耕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到达京城的有八百六十多人。又征召精通经术、品行修养的儒生三千七百多人。又诏令来朝官员各举荐一人。洪武十七年恢复科举法，命令礼部颁布科举新式实行。这一年冬天，就诏令各布政司府州县官举荐秀才人才，必须会同境内年老德高望重的人访求德行、道义、技艺在州里闻名的人，以邻里保甲结集，命令有关部门核实，大概是科举和荐举并行。洪武十九年诏令郡国举荐精通经术、品行修养的士人，告诫礼部说：“近来有关部门举荐士人，置年老德高望重的人不问，而提拔年轻俊秀的人，希求后来的恩宠，是大大的违背常理。从前周文王任用吕尚而兴盛，秦穆公违背蹇叔而失败。伏生虽然年老，白发传经，难道可以一概以年老而抛弃吗？如今郡国所举荐的士人，六十岁以上的，安置在翰林院，备顾问；六十岁以下的，在六部及布政、按察司任职时，孝廉人才及郡县学所贡举的士人、以及富户年老百姓，都能进见。进见后称旨，就破格提拔。而国子监生奉命巡视各郡，考察官员和吏治，询问百姓的疾苦，回来称旨，就提拔任用为行省参政、佥事、知府等官，甚至有提拔为佥都御史的。”以上对吏部说：“朝廷悬挂爵禄等待天下的士人，只任用贤才，怎么可以用资历限制呢？资历，只是为一般官员设置的罢了。”从今以后，庶官中有才能而居下位的，破格任用。于是召莱州知府董俊，任兵部尚书；宁波知府余文升，任工部尚书。这时，宜兴主簿王复春坚守公心不奉承上级，皇上听说，派遣吏科庶吉士携带手敕前往慰劳，立即提拔为同知。新化丞周舟以进士身份任职有治理的政绩，考核最优，提拔为考功郎中。新化百姓到朝廷，希望让他留任，诏令恢复原职，礼部设宴赏赐后遣返。当时，驾驭下属使用重典，有贪污罪行的，官印绶带还没捂热，就被逮捕离去，不是贬谪戍边就是满门诛杀。罗致天下士人的制度很完备而不施行，君主任用的方法也很严厉。通过深远的松弛与紧张、开合，来鼓铸天下的人才。不遵循常规法度，所以任职的人战战兢兢，常担心不能奉行法度、体恤百姓以称职满足皇上的心意。所以当时的百姓从水火中解脱而得到安身之所，接着建文帝仁明在位，信用名贤，治理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这是能效法《周礼》的效果。

译冡宰

《周礼·天官·太宰》记载，冡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注解说：“百官总领于此，就称为冡宰；在君王面前列职，就称为太宰。”汉朝初年，凡是郡国举荐秀才、廉吏，贡送到京师，都隶属于光禄勋。汉成帝初年，设置常侍曹尚书二人，一人主管公卿，一人主管郡国，这大概是选曹的起源。汉光武帝将常侍曹改为吏部尚书。唐代以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左右仆射这三省的长官为丞相，尚书省是三省之一。尚书省设有尚书令，有仆射，有左右丞。唐太宗曾经担任尚书令，后来不再设置仆射，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尚书。左右丞，相当于现在的侍郎。其选拔方法，先考试再铨选，铨选后再注拟官职，注拟后再唱名，召集众人宣布，然后分类为甲第，上报给仆射，再上报给门下省，给事中宣读，侍郎省视，侍中审查，不恰当的驳回。审查完毕后，才上报皇帝，主管者接受符节，奉行任命，各自发给一道符信，称为告身。尚书称为“中铨”，侍郎称为“东西铨”。

宋代制度，文官选拔隶属于审官院，武官选拔隶属于枢密院。王安石专权执政，于是将文选、武选都隶属于吏部。尚书左选主管文官，由一名侍郎主持，称为审官东院；尚书右选主管武官，由一名侍郎主持，称为审官西院。

洪武元年，设立六部，任命滕毅为吏部尚书，正三品，隶属于中书省。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任命山西参政偰斯为吏部尚书，改正为从二品。中书省既已废除，由五府九卿分理各种事务，翰林、春坊官员详细记录各衙门的启奏。

徴聘

圣明的君王在位，必定有不召自来的臣子。征聘的风尚由来已久，带着玉帛前往山林草野，亲自率领万乘之尊来到岩石山阿。并非喜好委屈压抑，而是必须如此，才能得到非凡的人才。聘请伊尹于莘地，访求姜尚于渭水，古代不必多说。如元末朝廷空虚无人。洪武初年，设立礼贤馆，从而得到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被称为四先生。攻下镇江得到秦从龙，攻下金陵得到陈遇，都是人中之杰。都是在征聘中得到的。谁说末世缺乏人才，只能从七义中收罗俊才呢？担任选官职责的人，对于山林隐逸中确实负有经济之才、潜心研究名理的人，应当奏请敦请聘请。这也是臣子侍奉君王的头等大事。

四先生有的凭借谋略，有的凭借文章，有的凭借政治术数，人们都知道。至于陈静诚先生，陈遇有值得称奇之处。先生因秦元之的推荐被聘请到来，让他掌管军事事务。皇上幸临他的宅第，秘密咨询筹划，授予供奉官职，他不接受。洪武元年，首先陈述治理国家的三大要道，授予翰林学士，他不接受。赐给肩舆、校尉十人，任命为中书左丞，他不接受。召到华盖殿，让他坐着起草平定西部的诏书，任命为礼部侍郎兼〇文馆学士，他不接受。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他不接受。召到奉天门，命他坐下，询问典故。当时天气炎热，赐给衣服，命他进入内池沐浴，赐宴。又命他的儿子担任侍卫，他也推辞不接受。年七十二，最终以布衣身份终老。下面不肯委屈自己接受官职，上面也不肯仗势强迫人接受官职，双方都达到了目的。这是三代以后不多见的。

读《洪武六年谕》说：世上有贤才，是国家的宝物。古代的圣王，总是急切地寻求贤才。像高宗对于傅说，文王对于吕尚。这两位君主，难道是智慧不足吗？却匆忙地在筑墙、鼓刀的人中寻求。这是因为贤才不备，不足以治理国家。鸿鹄能够高飞远举，是因为它有羽翼。蛟龙能够腾跃，是因为它有鳞鬛。人君能够治理好国家，是因为有贤人辅佐。现在山林之士，难道没有德行、文艺著称的人吗？应当命令有关部门采举，备礼遣送进京，我将任用他们，以谋求大治。十一年谕说：天下的事务，没有贤才不能治理。求贤的方法，没有礼节不能实行。所以商汤得到伊尹，是因为三次聘请。汉朝征召申公，用安车束帛。近朝臣子为我举荐贤才，我都征用他们。所举荐的人，大多名不副实，只是应付故事罢了。披沙是为了求金，掘井是为了获泉，荐士是为了得贤。现在所举荐的都不对，是识人不明呢？还是贤才确实难得呢？你吏部，把我的意思再次谕告天下有关部门，尽心询访，务必求得真材，以礼敦请派遣。如此谆谆告诫。当时攻下镇江，听说元朝御史隐居的秦从龙贤能，命令兄长的儿子文正带着银币前往聘请。将要到达时，亲自迎接至龙江关，询问时事。于是将元朝旧御史台改为府，让他居住。每当有咨询，用笔在漆简上书写，非常机密，左右没有人知道。又因贤良被聘请来的有刘于，因文学被聘请来的有王袆。被聘请来留作日后使用的有方孝孺。被聘请来修撰礼书完成而不接受官职的有梁寅。被聘请来修撰史书完成而不接受官职的有杨维祯、陶宗仪、赵汸。被聘请来主持考试而不接受官职的有沈梦麟、滕克恭。一时的名士都在征聘之中，谁说末世缺乏人才呢？

洪武初年，人才进用，专门从事采访征聘，进士科实行一次就停止了，到十七年恢复科举，但每科录取不过数十百人，与召聘之士同等登用。下到正统、景泰年间，遵守如故。当时杨文

译贞士奇凭借平民身份担任编修官而进入内阁，吴思庵沉凭借儒医身份担任御史，直至升任都宪，况钟凭借吏员身份升至知府，他们都成为当时的名臣。成化年间以后，科举制度受到重视，征聘贤才的制度便成为久已废弛的典制。考察历史典籍，周朝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并选拔推荐他们：一是智、仁、圣、义、中、和，这是选取他们的品德；二是孝、友、睦、姻、任、恤，这是选取他们的行为；三是礼、乐、射、御、书、数，这是选取他们的才能技艺。文章辞藻并不在其中。两汉选拔人才，郡国有孝廉的察举，有贤良方正的举荐，公卿可以自行召补掾史，州郡可以自行辟用僚属，因此当时的士人在家中修身，征聘召用便自然到来，士人不必孜孜不倦地谋求被任用，而人们崇尚美德便自然不能舍弃他们，他们遍布在位，贤才众多。即使到了桓帝、灵帝时期衰微，当时的人才和风俗之美，即使是周朝也不过如此。崇尚贤才、振兴德行，其效果难道只是小小的吗？

译经典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好。如今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百姓生活日渐困苦衰败，这都是因为治理国家没有抓住根本的缘故。治理国家以贤才为根本，寻求贤才以提倡廉洁、推举孝子为根本。经典说：在家能治理好家务，所以治理国家的道理可以迁移到官府。传文说：在孝子之门寻求忠臣，这是探究根本的论述。李克说：在困窘时看他不做的事，在贫穷时看他不取的东西，这是考察廉洁的方法。在家修身而在天子朝廷上败坏，道理上是没有这样的。现在想要扶持世道、拯救百姓，举出一件事来讽喻百官，征聘一事，确实应当赶快讲求。

霍韬上疏说：我曾经伏案阅读太祖高皇帝派遣内使赵通聘请壶关县儒士杜斆的谕旨大意说：“过去统治天下的人，没有侥幸得位的，没有遗漏贤才的，所以达到时运和顺而世道安泰。现在我才能浅薄，遗漏了圣道的良才，这导致贤人隐退、善者藏匿，百姓未得安康，世道未得安泰。现在你这位博学的君子，年纪已大，如果符节到达，你精力尚有余力，就请拄着拐杖来朝见，如果确实可以任用，就授予显赫的爵位，与我一同游乐。”太祖高皇帝的至德多么伟大啊！聘请一位儒士，还自认为才能浅薄而遗漏了圣道的良才，他谦德礼贤的心意，是多么深厚啊！杜斆不过是草野之臣罢了，还说“与我一同游乐”，他对待臣下的厚待，是多么深厚啊！又曾经伏案阅读英宗皇帝派遣行人聘请崇仁县处士吴与弼的敕谕大意说：“勤于求贤，然后才能成就无为而治；乐于忘记权势，才能招致难以进用的贤才。听说你吴与弼，潜心研究经史，博通古今，特意派遣行人曹隆前往你的住所，征召你赴京。”英宗皇帝效法祖先的善政多么极致啊！

邹元标上疏说：爵位俸禄富贵，上天并不吝惜给予；聪明才智，上天并不轻易授予。大概一百人中才能得到一个。使用人才的人应当体会上天生才的意图，明白国家得到人才的艰难原因。我读《诗经》读到《白驹》一章，没有不感叹当时轻易抛弃人才；读到《摽梅》一章，没有不感叹使用人才贵在及时。

保举

天下如此广大，人才如此众多，却仅仅由吏部一司选拔任用，网罗太疏漏了。想要使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人尽其才，除了保举，还有什么途径呢？保举与荐举不同。荐举的人，确实了解某人，推荐一次，臣子的心意就尽到了。保举的人，推荐其显赫之处，又担保其细微之处；推荐其开始，又担保其终了。所以荐举是上古的方法；保举是后世的方法。圣明的君王渴求贤才如口渴，却又以不得已的态度谨慎对待，并不是轻视天下人才。保举推荐，不厌其烦地谨慎。

《周官》说：推举贤良、让位能人，众官才能和谐。如果不和谐，政事就会混乱，推举能人担任官职，只有你能胜任。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是你不能胜任。这是保举的起源。两汉接近上古，人才最为兴盛。当时有荐举而没有资历限制。如果不推举孝子，不遵从诏令，以不敬论处。不考察廉洁，不胜任，应当免职。董仲舒说：“臣愚以为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其官吏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贡举二人，用来供给宿卫，并且以此观察大臣的能力。所贡举的贤者有赏，不贤者有罚。如果这样，诸侯和二千石官吏都会尽心求贤，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任用为官了。”这是汉代人才兴盛的原因。

宋代刘贡甫说：唐代拥有天下，诸侯自行征辟幕府之士，只看才能，不问出身来源，而朝廷常常收用其中的俊才，以补充王官的空缺，因此号称得人。大概必须允许他们征辟，才能打破拘束，得到体制外的人才；而士人中偶尔被科举遗漏的，也未尝不能在幕府中自我效命，取人的方法因此广泛。现在虽然也有征辟之法，但平民不可征辟，有出身而未任职的不可征辟，可以征辟的又受资历限制，受举主限制，大概离古法越来越远，而豪爽洒脱之士，那些在科举中不合尺度、在吏部受束缚的，很少能自我通达了。这是宋人谈论宋事，近代人才远不及古代，大抵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只是宋代如此。

马端临说：“查考两汉二千石长吏，都可以自行征辟曹掾，而所征辟的大概多取管辖范围内有才能操守的贤士。后世长吏，既然不给予他们用人之权，而士人从一命以上，受三互之法拘束，不让他们在本土效职显能，而与郡守县令共同治理百姓的，都是凶恶贪婪、舞文弄法的胥吏，大抵都是本土人。吏胥这一途径，近日每每想要与科贡并用，而不给予长吏征辟举荐之权，那么吏治不能光大，而并用的事情也不容易轻易议论。”

明代得到人才，洪武、宣德年间最为兴盛，大概是大行保举之法。宣宗甚至拿出《招隐》《猗兰》的诗篇以示激励劝勉，所以那时的治理几乎比得上汉代的文景之治。正统二年，杨文贞杨士奇上疏说：“过去唐太宗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举荐郡守县令，后来达到天下斗米三钱的效果。近年有些京官，无人举荐担保，制造诽谤言语，专门想要破坏良法。但所举荐的人登记举主，后来如果犯赃，一定明确惩处举主的罪责，那么人们知道谨慎畏惧，不敢徇私，官员必定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了。”诏令听从了他的建议。

杨文贞杨士奇在内阁时，所举荐的贤才位列中外者五十余人，都能端正自身、体恤百姓。大概取人必须先重德行，然后重才能。广泛询问众人而确信，才举荐，不能

译这是怨恨诽谤而不顾惜啊。这就不符合大臣的道义了。

译保举这一件事，在三杨执政时期，认为这是借以攫取吏部权力的手段，吏部心中不平，事情于是逐渐停息。唉！如果官员确实能够人人符合其官职俸禄的标准，那本来就是朝廷的爵禄，臣子有什么权力可言呢？只是保举听从众人的意见，叙用仍然归还吏部，如果举荐的不是合适的人选，吏部坚持并议论他；吏部任用违背才能，朝廷坚持并议论他，事情这样就完美了。

查考历代保举的诏令。洪武元年，命令举荐怀才抱德的人士。〇古色目人一体提拔任用。十五年，命令朝觐的官员各自举荐所知的一人。十九年，命令举荐经明行修、练达时务的人士，七十岁以上者以礼送往京师。建文元年，命令在京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的文官及各县正官各自举荐贤能廉干的人，由吏部考核提拔任用，并定下连坐法。永乐元年，命令内外各衙门文职官员，在臣民中有沉滞下僚、隐居田野的，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正统元年，御史有缺额，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一员，现任知县不举荐；知县有缺额，命令在京四品以上官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掌科道官各自举荐一员，都从本部推访除授，不称职的一并连坐举荐人。五年，命令进士办事一年，监生历事考中并坐监三年以上，由吏员授官曾经历两次考核的人，都听从保举。十四年，命令方面知府及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保举有才能出众而屈居下僚的人，听从风宪官及上司举荐升擢。景泰三年，命令各处现任官员中有屈居下僚、文学才行之士隐于民间，文官罢职无赃罪而才学可用的人，都听从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抚巡按方面及府州县正官举荐任用。天顺元年，命令处士中有学贯天人、材堪经济、隐居高蹈不求闻达的人，由主管部门核实奏闻。〇治十一年，命令府州县正官保举山林隐逸之士，怀才抱德、经明行修、众所推服的人。十六年，命令各处抚按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员访察所属廉能干济的人，明确说明堪任某官，具奏升用。嘉靖八年，命令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员用心询访才行老成、系时望的人，从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到隆庆元年，命令各处抚按将境内人才逐一搜访，造册具奏。以后抚按复命及巡抚年终各举行一次。从此荐举一事徒为形式罢了。

抚按荐举，会典所载朝觐年份，考察既毕，备查被黜方面有司等官，追究所举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职闲住，二人以上降一级调外任，一人罚俸半年。赵太宰南星上疏说：“保举之法，先臣如蹇义、杨士奇等，都曾奉行有效。请在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荐举簿一扇，每遇抚按举劾疏到，即书写所举方面有司地方人才职名。方面有司通俟朝觐考察既毕，备查所黜官员，照依会典所载分别议处，这样抚按知道滥举必罚，而没有敢不谨慎的了。”

陆太宰光祖举廉疏，臣希望皇上不举荐卓异而举荐清吏，特召臣等行抚按诸臣廉访公论，以苦节独行，饮冰茹蘗，如昔日海瑞、邱橓、孟秋其人者，列为一等；以公廉寡欲，闇修实履，如昔日袁洪愈、严清、宋纁其人者，列为一等。抚按同五花文册揭报，本部臣等参酌佥同，于大察毕日列名上请。如得其真，虽数十人不为多；如不得其真，虽数人不为少。皇上特赐宴赏，或敕本部纪录。举后如有改节以负特恩，较贪吏之诛戮倍之。夫举卓异，天下将矫饰鸷诡而鹜于名；举清吏，天下必刻意厉行而修其实。化贪为廉，在此一举。

资格

所谓资格，是吏部的准绳。如果全部屏弃它，大匠立刻就会血指了。然而以四海之大，期望人才致治，朝廷正以重任托付给我，而我斤斤计较尺寸，能胜任而愉快吗？所以资格不得不破，不容再计而决也。然而不明则不知破，不公则不能破，不置是非利害于度外，则又不敢破也。大匠之用准绳，不束缚于准绳而后可耳。

洪武十一年谕曰：“朝廷悬爵禄以待天下之士，资格者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大哉王言！故当时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杨士奇，三朝辅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机密，岂谫谫于循涂也？

金世宗尝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之材欤？”

北朝薛琡讥时政曰：“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雁行，次若鱼贯，执簿唤名，一吏足矣，何谓铨衡？”当时典选者崔

译诸葛亮，史书称“魏国失去人才，从诸葛亮开始”。唐开元十八年，裴光庭担任吏部尚书，开始制定循资格，使得贤良与愚笨的人一概同等，必须与资格相符才能选拔授官，限制年限按级晋升，不得超越。于是长期沉滞未被录用的人都觉得便利，称之为“圣书”。宋璟对此争辩，未能成功，于是天下从此不再见到贞观年间的盛世景象了。

译邱文庄（邱濬）说：“坚守确定的法规，而任用通达权变的人，让他们根据资历的适宜，顺应才能的所能，而酌情加以任用。资历也不完全采用，资历不用，是因为资历是用来等待非常之才，担任重要职位，处理繁杂艰巨的事务。使用资历，是用来对待才能较小的人，资历较浅的人，处理职务中冗杂的事务。确立法规一定如此，而又得到公正明达的人来掌管选官，随才授任，因时制宜，而在常规升迁之中调停变通，从而有不常规的升迁。升迁虽然看似不常规，但实际上并不超出常规升迁的范围之外。”

归太仆（归有光）说：“天下奇特俊秀的人才少，而中等资质的人才多。帝王之道，先制定法规，以适应天下中等资质的人才；而在精神运用上，唯独可以对奇特俊秀的人才，在法规之外加以任用，而不被法规所限制。这就是能够激励当世人才的原因。”

严太宰（严讷）说：朝觐之后，命令来朝官员各自举荐所属府佐以下治理政绩卓异的人。大概职位低微、俸禄微薄的臣子，其中能够自我建树的，非豪杰不能做到。所以建国初期有以典史提拔为都御史的，如冯坚；以直隶经历提拔为布政使的，如王兴宗。应当仿效这个意思，偶尔提拔一两个人来激励他们的志向。于是任命潮州府同知王化为广东佥事，凤翔府同知江东为陕西佥事，辰州府通判邵元美为四川佥事，广安知州张泽为云南佥事，溆浦教谕李珙为评事，碣石经历郭文通为同知。当时严讷以内阁身份代理吏部事务。

永乐年间以后，用人虽然逐渐重视科举出身，但凭借才学自己达到公卿地位的人很多。荫袭子弟如朱长史复的儿子朱濬，官至尚书；仪侍郎智的儿子智铭，官至尚书、太子太保。其余有担任编修、给事中、御史的，因为他们的才德，原本不限制以官职。如汉阳知县王叔英，因为方孝孺的推荐，被召为修撰。王叔英又推荐平民杨士奇，被召入翰林院修书。董伦推荐河州卫吏解缙，被召为文渊阁待诏。杨士奇、解缙不久都进入内阁。

霍韬说：“我观察正统、成化年间，如马昂担任户部尚书，是由贡士出身；如寇深担任都御史，是由监生出身；如魏骥担任吏部尚书，如陈琏担任礼部侍郎，都是由教职出身；如薛瑄进入内阁，是由御史出身；李贤进入内阁，是由主事出身。当时人才即使只有一点善行或微小长处，都没有被埋没，效忠竭节的人得以施展功勋谋略。”张文忠（张居正）文集记载：“洪武六年六月，任命户部郎中吕熙为本部尚书，不久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任命都督府经历俞溥为户部尚书；任命户部侍郎陈则为大同府同知，因为大同守将破坏法纪，有关部门不能禁止安抚，所以这样任命。任命刑部主事陈璿为本部尚书。八年二月，任命都督府经历韩焯为户部尚书；十一月，任命登州卫知事周斌为户部侍郎。九年八月，任命礼部员外郎张筹为本部尚书。十一年正月，任命西安府知府李焕、文宝钞司提举费震都为户部侍郎；礼部员外郎朱梦炎为本部侍郎；任命兵部郎中陈铭为吏部尚书。十二年，任命莱州府知府董俊为兵部尚书；宁波府知府余文升为工部尚书；常州府知府张度为吏部尚书。十月，任命儒士王本等为四辅官；任命教谕石璞为户部侍郎。十四年七月，任命刑部郎中胡祯为本部尚书，胡祯是钱塘人，原是御史台的吏员。十一月，任命礼部郎中高信为本部尚书；大同卫知事朱安仁为户部侍郎。十五年十一月，任命上海训导顾彧为户部侍郎。十八年十二月，任命庶吉士杨清为户部右侍郎；任命给事中〇升为户部试侍郎。二十二年正月，任命浙江道御史凌谟为右副都御史，几天后又升任右都御史。二十三年正月，派遣行人带着敕书，用尊贵的楮币赐劳温州府平阳县知县张础，因为他执法爱民。任命鞑靼指挥安童为刑部尚书，这是武臣担任文职，开始见于此。二十四年正月，因为芜湖知县李行素有实际政绩，提拔为刑部右侍郎；又任命吏部考功司主事周舟为新化县丞。起初，周舟担任新化县丞，有善政，升任考功司；至此县民到朝廷诉说周舟离任后，百姓不安。希望借周舟，再担任县丞，所以有这个任命。在礼部赐宴，然后派遣他。二十五年九月，任命刑部员外郎某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郎中任励为本部左侍郎，司务祁着为右侍郎。二十九年正月，任命詹事府丞杜泽为吏部尚书，左赞善门克新为礼部尚书。三十年正月，任命礼部员外郎侯泰为刑部左侍郎，司务暴昭为刑部右侍郎。”

内外

官职有内外之分，内部之中又有外部，翰林院对于各部寺就是如此。外部之中又有更外部，各部寺对于各省直就是如此。在内部的人，既轻视淮扬等地而不愿去；在外部的人，又遥望长安如在天上。得到官职就骄纵自恣，得不到就颓丧气馁。营营苟苟只为一个官职，哪里还顾问职业责任。

译罢了。朝廷内部的人既然不明晓治理百姓和社稷的适宜之道，朝廷外部的人也很少通晓辅佐引导的方法。士人没有实际的才能，没有比近世更严重的了。《周礼》说：“贤明的君主建立政事，不只看官职，只看人选。”古代不区分文官和武官，哪里会有内外的分别呢？互相配合使用，这本来就是《周礼》所设下的防范吧。

译汉朝的制度，是将郡县守相中考核成绩优异者提拔为二千石，二千石中有治理才能和良好品行者提拔为九卿，九卿中称职者提拔为御史大夫。

宣帝因为萧望之有才干，任命他为宰相，想让他处理政务来考验他，于是从少府左迁为冯翊，说：“所用的人都曾治理过百姓，以此来考核政绩，所以先在‘三辅’地区试用。”于文定慎行说：“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君主，对下统领天下，必须曾经亲身经历过民事，了解钱粮赋税和刑法条文的细节，然后才能协助处理国家大事，不至于做出脱离实际的决断。所以汉唐以来，宰相的任命，往往是从郡县基层做起的，没有只凭文学侍从之职、不走出宫门就进入宰相府、承担天下重任的。

元人王恽说：“唐朝制度，选拔京官中有才识的人，任命为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的人，再任命为京官，使得内外官员的流动经常均衡，永远作为固定格式。”又说：“汉朝制度，由郎官出任百里之地的县令，由郡守入朝担任三公。”

宋朝人初次改任官职，必定要先做县令，这叫做“须入”。除了殿试前三名、省元之外，都去做县令。后来即使是宰相之子、殿试甲科，没有不做县令的。

胡端敏世宁说：内阁缺员，不应专门从翰林院、詹事府中选拔，吏部、礼部应当斟酌。先朝阁臣李贤等人的先例，是从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中，选拔那些公正忠诚、体恤国家、知人善任、有包容心、熟悉国家体制、能处理王事的人来推补。部尚书、都御史缺员，应当从内部的侍郎，以及外部的督抚、副都御史中，选拔那些人才声望卓著的人来补任，这样心腹股肱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任职后就能使天时人事得以彰显。六部侍郎、副都御史在外总制、总督等缺员，应当从大理寺卿、坐堂佥都御史、府尹、詹事、学士，以及在外各处巡抚、巡视、南京管粮、副佥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四十余人中推补。各边腹巡抚并巡视河道御史缺员，应当从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中年资深且出众的，给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参政中年资深的，兵备副使等知府中推升，原职位高的升为副都御史，原职位低的升为佥都御史，资历很浅的升为署职，让他领受敕令一般行事。那些在边疆不擅长军事但善于治理民事的人，改任内地，不算贬抑。年资深且有功劳的人，就在当地由佥都御史升为副都御史，由副都御史升为右都御史，常管这一方。年资非常深且功劳显著的人，就升任部院掌印，如正统、天顺年间的金濂、年富都是由副都御史升任户部尚书。府尹及布政使称职的留任久职，迁升侍郎并坐堂副都御史，如天顺年间的刑部尚书陆瑜、礼部尚书萧暄都是由布政使直接升任翰林院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备顾问、侍讲、读草、制诰、修史牒，这是最清要的职位。唐宋以来很重视这些官职，以备卿辅之选，然而多选择外官中才学过人者试任，即使考取状元也让他试任民事，才取入翰林。国初多用征聘隐逸之士，永乐、宣德、正统以来，如杨士奇、张洪由王府审理教授，黄淮、刘球、张益由中书舍人，邹济、陈仲完由教职，储懋、王洪、陈山由给事中，刘球、李时勉、陈敬宗由主事，胡俨由知县，蒋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升翰林、詹事、春坊等职。又如张英由教职荐升给事中，复进中允，郭璡由参政，李贤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历升侍郎、尚书兼詹事、学士。又如张显宗，由翰林历升祭酒，出为布政；郭济历任春坊，复升知府；王珣由检讨升大理寺丞，巡抚贵州；欧阳谦由御史改编修复，升郎中；徐旭由御史升郎中，祭酒复改修撰；罗汝敬由侍读改御史。这些都是根据才德适宜，不拘内外出入，所以能得人才。给事中、御史都有言责，上至君主自身朝政缺失，下至臣僚是非邪正，都只听他们的言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君主误听其言，就会聪明惑乱，是非邪正不明，误事不小；不听其言，又成为拒谏取谤天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激浊扬清、除奸革弊之责，所系一方利害尤重。所以自古慎重此官。我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甄庸由知府左迁，陈祚由参议，康庆由知州落职，皆复升御史；虞翔、王铎、年富由教职，冀凯由州判官，皆升给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马守中由同知，俱升御史；徐旭由御史、郎中复改翰林；欧阳谦由御史入翰林，复升郎中。这些都是根据才德适宜，不限资格，所以能得人才。而又防其尤者，超擢侍郎、佥都御史等官，所以肯尽其职。且又不时考察，使偏私浮伪者不得混于其中，以惑上聪明。所以天下常受纳谏之福，而君上不受拒谏之名。知府、知州、知县于民尤亲，于治体尤重，宜略仿唐内外均调之法，不历刺史、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不得任台郎、给舍；进

译士人出身，不得直接选拔担任州郡的正职长官；京官外放任职，不得直接升任参政、副使；参政、副使职位空缺时，只推举访查那些长期任职且政绩卓异的知府、知州、知县来担任。

译管志道的奏疏说：正统年间，刘永清身为翰林院侍讲，因为才能足以胜任繁重的事务，被提拔为广东左布政使。景泰年间，徐有贞身为春坊左谕德，因为智慧才能能够治理黄河，被提拔为佥都御史。而在嘉靖年间，欧阳德则凭借知州的职位屡次升迁至礼部尚书，魏校则凭借副使的身份被召任为国子监祭酒，这大概还是内外官员可以互通流转。近来却专门把内阁以及礼部、詹事府、国子监中清贵闲雅的职位作为翰林官升迁转任的地方，其他衙门不得参与。即使有从翰林院出任地方长官的，也只是为了应付考察的遗留安排，与贬官没有区别。又如宣德年间，刚设置巡抚官时，郎中赵伦、员外郎吴政、长史周忱等人和御史于谦一同被提拔为各部侍郎。〇治年间，大理寺丞职位空缺，邹鲁凭借御史的身份谋求升迁，而吏部竟然听从何乔新的推荐，用郎中魏绅补任此职，这大概还是只选择合适的人而不拘泥于官职出身。近来却专门让都给事中与文选司郎中占据提督四译馆及誊黄通政的职位空缺，让监察御史占据大理寺丞的职位空缺，其余的人即使德行像颜回、闵子骞那样高尚，才能像张良、诸葛亮那样杰出，也不予任用。

长久任职

官员不能成就事业，是因为升迁转任太快了。经书上说：“圣人长久地坚守他的道，天下就能教化成功；如果不长久就成功，圣人也难以做到，何况那些不如圣人的人呢？”虽然有人说末世争强好胜，志向在于迅速见效，稍微等待一下，就拍着大腿、在空中写字（表示焦急），聚集在铨选部门的堂上（催促升迁）了。然而有道理可以讲：不是人们不喜欢长久任职，而是上面没有用来安置长久任职者的方法。古代长久任职的人，大抵都是贤能的人。如果不是贤能的人，就会离开，唯恐不够快，怎么能长久呢？那些贤能的人，功夫深厚而效果显著，恩惠普及而赞誉兴起。皇上于是起初用玺书褒奖他们，接着用车马服饰宠幸他们，再用显赫的官职提拔他们。那些长久任职的人，既得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又得到丰厚的回报，谁不以长久任职为荣，而以快速升迁为辱呢？汉代三公职位空缺，就任用贤能且任职久的九卿、郡守，所以得到的人才可与三代相比。人的感情哪里是固定不变的，只看上面任用他们的方式如何罢了。

宋濂说：“选拔士人，没有比选举更好的；使用人才，没有比量才器使更好的；任命官员，没有比长久任职更好的。”

叶氏说：“周朝官制中，司士根据任职长久来决定俸禄，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根据德行授予爵位，不看他暂时的表现，而看他一贯的表现；根据功劳给予俸禄，不看他突然的成就，而看他平素的积累；根据能力任用事务，不揣测他刚开始的表现，而揣测他最终的成果。议论要经过长久才能确定，功效要经过长久才能完成。这就是先王之所以长久任用人才而不轻易调动的原因。”

考察长久任职的方法，夏商周三代都是世袭官职。到了汉文帝、景帝之后，治理几乎达到三代的水准。宣帝曾说：“百姓之所以安定而没有怨恨，是因为政治公平、官吏贤良。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是那些贤良的郡守吧？”他认为官吏频繁更替，下面的人就不安定；长期从事某项事业，众人就信服教化。那些有政绩的，就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有的爵位封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就按次序任用他们。汉代循良官吏，在这个时候最为兴盛。

司马光说：自古得到贤才最兴盛的时候，没有比得上唐尧虞舜时期的。然而稷负责播种，益主管山林，垂担任共工，龙担任纳言，契推行五教，皋陶明察刑法，伯夷掌管礼仪，后夔掌管音乐，都各自坚守一个官职，终身不更换。如果让他们轮流更替，交换地方居住，未必能尽善尽美。现在群臣的才能，固然比不上这八个人，却让他们遍居这八个人的官职，远的三年，近的几个月，就更换离去。像这样而希望职事修明，功业成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元代人吴莱说：“想要使国家富裕，必须在于养育百姓；想要养育百姓，又必须在于重视郡县官员的选拔，严守县令的职守。如果重视选拔，就将让他们长久任职而可以成功；如果严守职守，就将使权力有所归属而容易成就事业。”

韩邦奇说：官员不长久任职，即使想要谈论治理，都只是苟且罢了。百种弊端都产生于不长久任职，百种利益都产生于长久任职，这不是言语所能说尽的。不必向上考察古代的制度，我们高祖皇帝的法规，三年考核一次，六年考核两次，九年考核三次，然后考功司交给文选司，根据考核评语的高低，或者平级调动，或者升一级，或者升两级。偶尔有紧急用人、功业显著的人，六年以后也可以破格升迁。如果不经过再次考核就升迁的，考功司必定责问，文选司凭什么知道他的贤能呢？〇治以前，都遵循这些旧例。按察司官员，只有按察使升任布政使副职或佥事，很少升任布政司正职的。只有政绩不显著的人，偶尔才升任。副使李隆升任参政，看到邸报哭泣说：“我对职守有什么辜负，却升任这个官职呢？”于是辞官离去。布政司官员，也很少升任按察司的。到了正德年间，只是因为那些浮躁进取、不知羞耻的士人，钻营权贵谋求快速升迁，吏部因为他们的资历尚浅，无可奈何。有的用佥事升任参议，有的用参议升任副使，而祖宗的成法就破坏了。张居正的奏疏说：各衙门的副职官员，必须衡量他们的才能器量所适合的职位授予他们。平时就让他们研究职业，辅助长官。如果长官有缺位，就用副职代替，不必另外寻找属员。官员中有熟悉政事、尽心职守的，九年任期届满，也按照吏部升任京职中较高的职位，就转任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级相同的，不必互相调补。各处巡抚官员，如果确实与地方相宜且任职久的

译有的人可以在原职上增加俸禄，不必再调任到其他省份。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官员，如果参议任职时间较长，就可以晋升为参政；佥事任职时间较长，就可以晋升为副使。不必采用小步轮换的办法，通过多次互相调动来增加劳扰。这样人们就有固定的职责，事情可以追究责任并达成成效，人才也不担心缺乏了。

译巡抚长期任职的情况：周忱在苏松地区任职二十二年，王翱在辽东任职十一年，于谦在河南、山西任职十八年，陈鉴在陕西任职十余年。

宣德年间，陕西巩昌知府孙亶、昌黎知县杨僖，都任职九年考核期满，当地老人请求留任，皇帝命令各自加俸二级，继续任职。

苏州府知府况钟，吉安知府陈本深，两地百姓请求留任，加官正三品，仍管理府中事务。

陕西宁州知州刘纲担任州守三十二年，每次考核政绩都因州民上奏请求留任。仁宗特别赐予玺书褒奖其特异，加授四品官服。吏部从永乐改元到天顺丁丑年间，上级能推诚相待，下级没有怨言。这五十六年间，仅有蹇义、郭璡、王翱三位尚书。从〇治丙辰年到嘉靖辛亥年，也是五十六年，共更换了二十八人。此后更是像旅店一样频繁更替，吏部尚且如此，其他部门可想而知了。

内阁长期任职的有：杨文贞公杨士奇历经三朝四十三年，杨文敏公杨荣三十五年，金文靖公金幼孜二十五年，杨文定公杨溥二十一年，陈芳洲陈循十三年，商文毅公商辂前后十七年，彭文宪公彭时前后二十年，李文达公李贤十年，刘文穆公刘吉十九年，徐文靖公徐溥十二年，刘文靖公刘健二十年，谢文正公谢迁十一年，李文正公李东阳十七年，杨文忠公杨廷和前后十四年，费文宪公费宏前后十三年，张文忠公张孚敬八年。吏部方面：蹇忠定公蹇义二十七年，停止吏部事务担任顾问八年；郭公郭璡十七年，王文端公王直十四年，王忠肃公王翱十八年，尹恭简公尹旻十四年，王端毅公王恕先后十余年。九卿方面：夏忠靖公夏原吉在户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公胡濙在礼部三十二年，马端肃公马文升在兵部十三年，戴恭简公戴〇任左都御史十二年。巡抚方面：黄忠宣公黄福在交趾十九年，周文襄公周忱在苏松二十二年，于肃愍公于谦在河南、山西十八年，陈祭酒陈敬宗在国学二十年，况公况钟治理苏州十二年。

吏部中因年高而长期任职的：蹇忠定公蹇义在部时七十三岁；王文端公王直在部时七十八岁；王忠肃公王翱在部时八十四岁；马端肃公马文升在部时八十一岁；黄太宰黄宗载在部时七十八岁；王端毅公王恕在部时七十七岁；王太原王琼以七十三岁再次进入吏部；杨文襄公杨一清起用吏部入阁时七十六岁；王国光在部时七十一岁；杨海丰杨巍在部时七十四岁；孙恭介公孙丕扬在部时七十三岁；赵忠毅公赵南星在部时七十五岁。至于以八十岁入阁的，如杨文贞公杨士奇，以及以八十岁担任部堂（尚书）的，如仪宗伯仪智等人，记载在王元美集中，此处不录。宋人有言说：“上天将要保佑这个国家，必定保佑这个国家的君子。看到君子众多如林，就知道国家兴盛；看到君子康宁福泽如山如海，就知道这是太平的景象；看到君子遭受摧折顿挫如急流中的船、霜打的树木，就知道这是衰乱的时候。”确实如此啊！

宣德年间，蹇忠定公、夏忠靖公在部任职都将近三十年，皇帝认为他们年纪大了，还掌管繁重的部门，不是为了优待老人，于是让他们解除部务，早晚在身边讨论治理之道。

升迁任免

推举升迁、选拔除授是铨选的大端。司官那些条分缕析的工作，到了尚书那里就汇总提挈了。司官那些详细考察、广泛采集的工作，到了尚书那里就施行执行了。司官有难以承担的重担，尚书更难，谁能承担？司官有难以承受的怨恨，尚书更难，又能谁承受？所以高居尚书大堂的人，应当像明镜般空灵、像秤杆般公平，顺应事物本性而处置，将褒贬善恶归于天道，将名位器物归于朝廷，将个人利害置之度外，或许福气能惠及百姓，喜庆能延及宗庙社稷。百官之所以能统御四海，之所以能公平，原因何在？从前赵忠毅公在部时，年过七十，每天以惩治贪污、抑制争竞为事，曾说：“年纪如此老了，不做事还等什么？时局如此危急，不挽救还等什么？”这就是忠之所以为忠，毅之所以为毅啊。唉，能不怀念吗！

国家的大官，政事系于他们，廷推不可不审慎。每次遇到官职空缺，提前一天移文通知，大九卿、掌科、掌道聚集在宫阙东侧。九卿东西站立，科道官向北站立。选司致辞，推举某空缺，递上一本空册给吏部尚书。尚书说：“推举某人为正选，某人为陪选。”各自画题，而本册上不列名，这是旧例。吏科给事中翁宪祥说：“大僚有廷推，大概是尚书不独揽其权，广谋以求公正。如果尚书举手示意就听从，那么有关部门做什么呢？”

万历壬辰年，内阁张位议论廷推大臣，应当让九卿科道各自举荐所知之人，送到吏部分类上奏，取自皇帝裁决。孙太宰孙鑨争辩说，认为廷推是爵赏于朝的道理，官至大臣，经历已久，才德品行已定。廷推之时，九卿科道都在，如果有不当之处，自然应当当面争论引荐，何必分类上奏？给事中史孟麟上疏说：“如果按照辅臣的话，那么起初将一部之权分散给各司，最终也将各司之权合并收回于禁中密室，听凭皇上自裁。廷推由内阁票拟，对内假托上意，对外推诿廷推，谁来承担罪责？”于是罢免了他的提议。嘉靖年间，礼部

译尚书汪俊请求告假，皇上直接任命南兵部侍郎席书填补他的空缺。吏部尚书乔宇坚决争辩，认为尚书不经过廷推，是祖宗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请求收回成命，让汪俊和席书各自像原来一样坚守职责。人们都认为乔宇说得对。

译少詹事霍韬升任詹事后，推辞不接受任命，因为新的任命是由内阁推举任用的。他因此进言说，由内阁推举官员不符合祖宗的制度，自从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李东阳、杨廷和专权结党，笼络翰林院官员作为属官，中书舍人作为门吏，所以翰林官员的升迁任免不经过吏部，而中书舍人甚至有通过攀附关系接连晋升至六部尚书，甚至领取一品俸禄的。我曾提出建议，认为翰林官员的升迁任免去留应全部归吏部掌管，这样他们就不会暗中依附内阁作为心腹，内阁也不会暗中勾结翰林官员结成朋党。

万历辛卯年，内阁大臣职位空缺，按惯例应当集体推举。皇帝传旨让赵志皋、张位入阁办事，这是申时行暗中推荐的。吏部尚书陆光祖坚持上奏说：“内阁大臣按惯例应当集体推举，这两位大臣贤能，即使不负所举。但如果只听信暗中推荐，恐怕会打开徇私的门路。”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后来不再以此为例。当时王锡爵说：“翰林官员依次升迁，是有惯例的。”陆光祖严肃地说：“宰相不是属吏，怎么能按惯例晋升？”随即请求退休。

集体推举吏部尚书，在嘉靖年间，尚书闻渊退休，集体推举礼部尚书徐阶，皇帝说：“徐阶正在我身边侍奉，怎么就拟定外放？”于是推举户部尚书夏邦谟。

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孙鑨退休，内阁想推举礼部尚书罗万化，当时代理部务的侍郎赵用贤认为不可以。勋部郎中顾宪成说：“内阁是翰林官员的归宿；吏部尚书是各衙门的归宿。况且论及用人大道，只应当问谁可以任内阁大臣，谁可以任吏部尚书，不可以问谁属于某衙门。论及救世的关键，让吏部尚书与翰林官员相通，局势容易疏通；让内阁与各衙门相通，局势困难，不能不深思熟虑。”内阁无法驳倒他，最终任用了南京吏部尚书陈有年。陈有年清正，当时人们称赞选对了人。

选拔制度的败坏，从万历甲午年设置抽签开始。吏部尚书孙丕扬为了杜绝权贵的请托，实行大选抽签的方法，一时被称为公平。于慎行讥讽这种做法不合体制。古人看到任命官吏的条格，却拒绝不看，认为一个官吏就足够了。为什么在衡量人才的地方，把自己置于一个普通官吏的位置，而没有秉持公正，这也太浅陋了。至于人才长短各有适宜，职位高低各有便利，地方繁简各有契合，路途远近各有标准，却用抽签的智慧来代替瓶口大小的坚守，这是蒙住镜子却想寻求照明，折断秤杆却想做出决断。

赵南星上疏废除抽签之法，自古未有，从万历年间才开始使用，以示公平。起初就不能实行，于是有了制造签具的方法，谋求缺额的人无不如意。御史翟学程的上疏，甚至认为这很可笑，确实也不奇怪。荀子说：“抽签取钩，是为了公平。如果君主喜欢徇私，那么百官就会借此偏向。”这是假设来说明执行法律在于人，没想到天下竟然真有这种事，似乎应该改变它来恢复祖宗的旧制，于是停止了抽签之法。到天启末年又恢复实行，因此讥讽吏部为“签部”。

丰城人李裕任吏部尚书时，每当大选，提前两天在后堂设立木牌，上面写着“皇天鉴之”四个字，与两位侍郎坐定，文选司官员在前面站立，将空缺职位和候选人姓名品级，比较后记录在文书上，到期引见奏报完毕，对照文书填写榜单，不再更改。这是吏部原本实行的方法，也是铨选之所以为铨选的原因。

翰林官员的升用，原本不是只有一种规格。比如都给事中夏言任侍讲学士，左给事中司马恂升任洗马，吕怀改任春坊司直，给事中金幼孜改任检讨，御史王子沂任左司直，徐敬、陈灏、刘子春、周干、韩守善等都升任中允，王大任、姜儆升任侍读学士，陈叔纲、邵宏誉升任修撰，欧阳兼改任编修，吏部主事李贤、唐顺之，户部主事陈沦、兵部主事虞淮、陈节之都改任编修，礼部主事刘球、兵部主事刘鋐升任侍读，工部主事王一宏改任修撰，中书舍人芮善、姚友直升任洗马，黄淮升任修撰，朱孔旸升任编修，行人司右副使张洪升任修撰，蒋骥、沈伯咸改任检讨，只要有真知灼见，特别上疏升改，这就是用人的正道。

倪元璐《考选议》说，考选一事，请由吏部先以政绩品行考核确定科道、部司等官员，对于科道官员只拟定悬衔，部司官员照常铨选次序，具题得到批复，就将所确定的科道人数送交内阁考选馆员，从部司以下不得参与。凡是参加考试的，都是政绩品行特别优秀的人，在内阁就可以一心衡量文章，不必分心采集声望，他们的高低名次以文章而定，而授予编修、检讨官职，仍依据官评。如果原拟定给事中的，就授予编修；原拟定御史的，就授予检讨。选拔科道中的优秀者作为馆员，既可以在政事之上尊崇文学，确定编修检讨的次序，以部议仍然是将器识置于文艺之前。

何良俊说：考选科道官员，应当在各部主事中推举，不应当直接任用新行取的人。因为推举知县到任后分置各部任职，再选拔其中有风骨魄力的人担任科道。

胡致堂说：“祖宗时代充任台谏人选的，都是天下有声望的士人，或者在内外任职已久，无所不知，所以能对后世有补益。现在让新进之人担任，难怪他们观望议论而不可遏制。”又司马光说：“凡是选择言事官员，应当以三件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其次，看重珍惜名节；再次，通晓治国大体。”这是名言。

洪熙己未年，皇帝下诏

译尚书蹇义说：“御史是耳目之官，只有老成持重、懂得治国大体的人才能担任。”又说：“都御史是十三道御史的风范表率，如果廉洁清明、公正无私，即使御史中偶尔有不才之人，也会心存畏惧。如今那些不才之人，已经无所畏惧了。”于是（蹇义）咨询访求可以担任都御史的人选。

译赵太宰南星说：“能够救济百姓的，没有比得上巡抚的。然而这个官职非常不好做，必须具备德行威望和威严气势，能够使贪官污吏解下印绶（辞职），然后才可以胜任。其次则是知府最为紧要，知府贤能，州县官员就不敢害民。这两种官职虽有大小之分，都应当打破常规选拔任用，长期任职并优厚提拔，这样就可以了。”

翰林院的升迁，依据资历，依据俸禄年限，依据差遣，吏部依据选拔。大致以六次选任为标准。科道官、吏部官员，按年例，任职六年以上升任参政，五年以上升任副使，四年以上升任参议，三年以上升任知府或佥事。内外升任科道官，每年两人；升任道员，四人；升任吏部官员，一人。科道官与吏部官员，还有因大计考核有功绩而升迁的。御史因两京学差期满而升迁的。内外升迁原本直接由吏部确定，移取并非惯例。

吏部各司官员虽然讲究籍贯，但也有不完全拘泥于此的情况。例如万历年间，吕坤、黄克念都是宁陵人，而同时期的司汝霖、傅作雨都是江陵人；赵忠毅公在江西任用吴羽文、邹维琏，虽然有人议论纷纷，赵忠毅公却不加理会。

吏部因观政进士而立即补任本部各司官员的，李公贤在任时，郭公璡为太宰，看到他的《嘉禾诗》，说：“这是台阁的人才”，立即补任验封司主事。谭公伦观政时，王公翶为太宰，一见就说：“南方人中竟然有这样诚实的人”，立即补任验封司主事。吏部正打算打破常规任用天下的人才，对于本衙门的各司官员，难道不应当打破常规吗？各部各司官员外放升迁，都有固定的俸禄年限：九年升任大参，七年升任宪副，五年升任参议，四年升任知府，三年升任佥宪。礼部、兵部没有知府一职，但根据才能酌情任用，地方不限，但万万不可让他们像金属在熔炉中跳跃那样躁动不安。

高文襄公拱代理吏部尚书，特别注重郡邑的正官，尤其重视边防人才。上疏说：边疆地方的有司官员，实际上兼具治理百姓和抵御盗贼的责任，必须选择年富力强、才气超群的人补任，或者查访治理有成绩、兼通军事的人调用。以三年为期限，比内地官员加等升迁。有能够抵御祸患、对抗敌人，以军功论，破格提拔任用。如果才略宏大可以担当大任，就由此担任兵备、巡抚、总督，没有不可以任用的。如果任用后没有成效，对地方没有益处，降二级别任用。如果观望推诿以致耽误大事，轻则罢免，重则按军法论处。既然先开辟功名之路来引诱他们，后又严格降罚的条例来约束他们，希望尽职的人多，边疆地方有所依靠。直隶兵备都有兼管邻近州县的责任，敕书中都记载着。至于各省直交界的道员辖区，如大名、山东、河南北直隶与徐州、南阳、荆州、襄阳之类，推而广之，有接壤的守巡官都应当选拔，并加重他们的职权，给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凡是邻近管辖的有司官员，给由（考核文书）一体注明的，希望做到有分土不分官吏和百姓，精神贯通脉络相连，才形成臂指相使的态势。这是平息盗贼、安抚百姓最紧急的事务。

提学官一职，关系极重，都用风宪官，必须选拔品行文章兼优的人充任，不论资历俸禄。每次科举考试后，例有甄别，有内转，有平调，有议处。现在想要振兴士风，为国家储备真正的人才，这种方法不可废除。

汉代以来重视太守和县令，太守和县令接近百姓，能够推行他们的政令，所以当时循吏良吏很多。虽然有刺史、部史，有绣衣使者、直指使者之类，偶尔任命他们不专断，是为了治理。唐代各道设置按察使，后来改为采访处置使，又改为观察使，在军事之地设置节度使，然而每道不过一个使者监管而已。宋代州郡控制按察使，通常有五六个。元代设立行中书省，设置的官员都参照中书省。到明代改为布政司，现在仍称某省，沿袭元代的旧制。各省布政使两人，参政两人，参议两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两人，佥事两人，又有巡抚统领他们，每年派遣御史巡视他们，政令纷繁，太守县令想要履行他们的职责，很难了。关心世道的人应当讲求这一点。内部六卿分职，太守县令则六卿的责任都汇聚在他们身上。外部三司分职，太守县令则三司的责任都汇聚在他们身上。所以不是有才能见识的人不可以随意授予，不是长期任职不可以要求成功。过去元末任用非人，酷刑横征暴敛，台州、温州、处州的百姓在村落树立旗帜，说“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天打三遍，不造反等待如何？因此黄岩方谷珍趁机作乱，江淮红巾军遍布四方了。现在想要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能不慎重选拔并长期任用吗？

考察县令的制度，在唐代有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理的地方；二曰畿，京城旁边的县邑；三曰望，满四千户；四曰紧，三千户以上；五曰上，千户以上；六曰中，不满千户；七曰下，五百户以下。凡是任命为县令，总治民政，劝课农桑，与户口赋役、钱粮赈济、给纳之事都掌管。有孝悌行义闻名于乡里的，申报州府激励劝勉，以励风俗。有戍兵，则兼任兵马都监或监押，他的职守就是这样。

宋代诏令县令以十二件事遵行：一曰敦本业，二曰兴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谨时〇，五曰戒苟简，六曰厚蓄积，七曰备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农器，十曰广栽植，十一曰恤田户，十二曰

译无妄讼。并以此劝勉督促农桑。总之，冡宰王恕在吏部时，有青州府益都县新科进士石存礼，年仅二十二岁，本应选任知县，却被改选为行人。奏疏说：“我私下认为，知县是一县之长，各种责任汇聚于此，百姓的安危祸福都系于他一身。如今石存礼年仅二十二岁，气质清秀，身体瘦弱，如果任命他为知县，让他治理方圆百里的土地，位居众官之上，督率下属，处理繁杂事务，再加上迎来送往，承上启下，劳苦之事繁多，恐怕他难以承受。考虑到行人司的行人，也是三甲进士，按规定应授官职，但其职责最为简单且无劳累之事，所以将石存礼仍送交该衙门办事，〇若有行人员额空缺，再另行任命。让行人的差事使本官读书进修，每日反省每月修养，等到他考核有成，然后再授予他处理政务的职位，这样才可以要求他取得政绩。”

译给事中杨允绳上言：“古代设立郡县的等级，明确官员选拔的品级，是为了使人才与地域相适应。现在应当衡量政务的繁简、地方是边疆还是腹地、道路是交通要冲还是偏僻，分为三等来进行选拔任用。其中有请托规避的人，要严厉加以裁抑。至于任职后，人才与地方或许不相适宜，又有超出选拔预料的情况，让巡抚、巡按官员奏报改调，那么人才就各自适合任用，选拔任用就逐渐趋于公平了。”

高文襄上疏说：“国家用人，规定不得在本省做官，只有寄托百姓社稷重任的官员，才如此规定。至于学官、仓官、驿官、递运官、闸官等，他们的官位很低，家境很贫寒，一旦授予远方之地，有的弃官不能赴任，有的离任不能回家，孤苦零丁各种情形，他们的情况值得怜悯。应当参照教官的例子，酌情在邻近府县选拔补充。”

国学的惯例是在三月、九月升迁转任，博士、助教都是从八品，学正是正九品，学录是从九品，部院寺的司务也是从九品。因此司务的缺额，只有学正、学录可以转任，但往往品级高的人越级提拔，越级提拔一人就导致长久空缺，不公平也不合理。应当让选官部门确立统一的规定才好。宣德年间，方面官都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保举，起初实行得很好，时间久了弊端产生。景泰初年，吏部尚书王直极力陈述其弊端，仍然归还给吏部。当时李文达贤任吏部选官司官，让将六部郎中年资深的，按才能高低分为一帖，御史分为一帖，给事中分为一帖，方面有缺额，拿着这些帖子斟酌任用。将用完再增加，任用后人们不知道，奔竞之风顿时平息。起初内阁不高兴，后来佩服他的公正。

范景文主持选官时，上疏说：“现在天下的仕途，举国如狂，追求晋升如追逐猎物。难道选拔官员的地方，先自身不清廉，却希望官员淡泊少私心，怎么可能得到呢？我私下考虑，除授官员有每年的资格，其久近不能徇私；升迁官员有资历功劳，其深浅不能徇私；特别提拔官员有功绩声望，其高低不能徇私。现在与等待任用的各位大臣约定，一旦有请托，我不能为他们隐瞒；又与同僚各位大臣约定，一旦听信请托，也希望各位大臣不要为我们隐瞒。为了天地的人才而珍惜，为了朝廷的名器而守护。天下万世的是非公论，与天下万世共同享有。人还是那个人，我没有失去我自己。这是我内心可以自信的。”范公这篇奏疏，可以作为吏部的铭文。

吏部有用人防备的方法，没有比进士观政更久的了，人们却视为例行公事。进士分派到九卿衙门观政，堂长、司僚与他们朝夕相处并考察他们，看那个人端正还是邪恶，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像烛光照射一样清楚，像数数一样计算。于是防备其实情上报给天官，天官登记批准作为选拔任用的依据。文学、政事、风节、慈恺，根据所成就的授予其职务。任职必定长久而不频繁更替，因此没有不可用的人才，没有不可知的人。这是简易的道理，先朝因此得到人才最为兴盛。过去李贤在吏部观政，吏部尚书郭璡见到他而器重他，题授稽勋主事，从郎署到少宰再到太宰，始终在选官部门，最终成为贤相。这是了解而任用他的明显效果。万历二年，吏部题请办理：事进士不许借差引疾，如果有病的允许在京调理三个月，不痊愈掌印官才与具题，仍然申谕各官躬行节俭以节省费用，忍受嗜欲以保全身体，学习律令以通晓政务，服勤劳以图报效。得到欺骗装病托故推奸避事的部科，就立即弹劾，照例罢职不叙。其徇情题覆、朦胧结勘，一体治罪，其严厉如此。我在辛未年观政户部，户部尚书毕公屡次委派查兑钱粮，同年诸人观政刑部的，都处理部事上本列名。

考课

取人的途径，想要宽泛，不宽泛则野外有遗落的贤才；考核官员的方法，想要严格，不严格则朝廷没有实政。取而任用他们，任用而考核他们，也是贤者所乐见其成长的。圣王哪有姑息的政策呢？明试以功，车服以庸，除了明试没有别的车服之道了。所以《周礼》日有成焉，月有要焉，岁有会焉，不厌其详。明朝兴起考课之制，远法唐虞，近酌列代，最为有法。至张居正相柄国，大加振刷，益赫然可观。等到他败亡时，且以覆辙鉴之矣。人务因循，事趋简便，内外大计，止据各衙门开报，聊一举行，而三年报满，概加褒奖，以为封典之地已耳。何怪乎人竞传舍其官，而事功日见其隳也？

百官考课之法，皆以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则《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之制也。官满者，则造为牌册，备书其在任行事功绩。属则先考于其长，书其最目，转送御史考核焉，亦书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状，书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称，二曰平常，三曰不称。既书之，引奏取旨，令复职。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计前二考之所书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简而要，详而尽，汉、唐以来所未有也。

按汉郡守辟除令，长得自课；刺史得课郡国守相，而丞相、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画。

译天子则接受丞相的考核报告。唐代的制度，各机构的长官每年考核其下属的优劣，汇总到尚书省宣布等第，然后上奏。宋代的制度，设有审官院、考课院，京朝官引见对答并审查资历，没有功劳业绩不允许晋升。明代以御史进行考核，这就是汉宣帝命令御史考核优劣的做法。用文字写出考核评语，这就是唐代评定优劣的做法。查核名册，引见对答，这就是宋代引见对答审查资历的做法。九年内，两次考核称职，一次平常，按称职处理；两次考核称职，一次不称职，或者两次平常，一次称职，或者称职、平常、不称职各一次，都按平常处理；两次平常，一次不称职，按不称职处理。其升降又根据地方事务的繁简来定，京官都按繁重的地方来论处。

译京官中有首领职务的，可以称为堂上，考核期满时只需单独引见，不写出考核评语。其余如庶子、谕德等官职，都要写出考核评语。另外，给事中除了职务相当者，可以前后合并考核御史，外放任职则不能合并考核。有司官员考核期满到吏部报到，如果户口没有增加，送交清军司查问。获得三分以上考绩的，可以升迁。其余即使钱粮没有完成，也不在查问之列。

王端毅王恕在弘治三年上奏说：考核官吏的方法废弛不执行，非常不符合政治体制。今后考核期满的官员，都应当发给凭证赴吏部，按照惯例进行考核。所以当时政治清明，朝廷内外安宁和睦。等到王琼担任吏部尚书时，却说：四方遥远，一名官员赴京考核期满，往返劳顿耗费，而且耽误公务。允许由当地进行考核，方面官有巡抚、巡按，开具考核评语，也让他们在任上恢复职务，等到朝觐时再决定升降。于是成法完全破坏，政治体制日益懈怠。

起初，制度规定内阁和六部大臣考核期满，大多不能恢复原职。如郑晓所说，记载内阁大学士胡俨因考核期满出任国子监祭酒。所以永乐五年十一月，皇帝告诫吏部尚书蹇义说：“胡广等人侍奉我时间长久，今后考核期满，不要改任外职。”

嘉靖五年，吏部上奏请求：凡是府、州、县官治理业绩卓异的，各巡抚、巡按上报听闻，让他们增加俸禄继续管事，等到九年期满，破格升迁。皇帝批准。

洪武十七年九月，任命怀庆府通判戴庄、湖广都司断事高翼、静宁州判官元善，都为右佥都御史；东昌府教授冯叡为左赞善。都是因为任期届满考核成绩最优，所以越级提拔。洪熙元年，思州府通判檀凯九年考核期满，应当升迁，当地百姓到朝廷诉说檀凯和蔼可亲，请求留任，增加正五品俸禄以优待他。

尚书韩邦奇说：“古人九年升降贤愚，现在制度三年考察，方法已经严密。在外巡抚、巡按，事情结束后又有表彰弹劾，这又是不定期考察了。他们弹劾的固然有贪婪残暴之徒，其中有的只是小过错，有的失误，有的被谗言诽谤，有的言语不合，有的趋附侍奉不够周到，以至于被罢免。我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中选者都是杰出的人才，才识相差不大，只是习惯与不习惯罢了。多年培养的人才，一旦抛弃，以壮年有用之才，终身闲置废弃，非常可惜。”

邱文庄邱濬说：本朝三年一次朝觐，天下司、府、州、县各携带须知文书册籍来朝。六部、都察院核查以及所办事项有未完成的，当廷合奏以实行升降。近来因为选拔调动积压停滞，设法疏通，竟然凭借巡按御史开具揭帖，不再核查实际事迹，设立老病、软弱、贪婪酷虐、平时行为不谨慎等名目，以此罢免他们，大大违背祖宗初衷。按照旧制，官员发给凭证到吏部，考核得到平常及不称职的，也都恢复原职，必须等到九年三次考核，然后罢免降级。那些因事降职、除名的，也允许申诉辩白。爱惜人才而不轻易抛弃如此，那些人是些什么人？设立这些名目，加上空洞的文字，怎么能使他们心服呢？

邹忠介邹元标上疏：臣查先朝因为陆容贤能，被人陷害，至今甘心记载在野史中，认为是冤屈。近来一次禁锢颜鲸，再次禁锢胡桂芳，万廷言三次禁锢管志道，谈论者都认为这些大臣冤枉。臣私下认为，剥夺一时的虚名浮利，换取万世的清议，这些大臣得以专心致力于不朽的事业，看待虚名浮利如同一声叹息。这是剥夺了大臣狭隘的东西，给予了大臣奢侈的东西，有什么不快乐的？所以近则伤害国家体制，远则玷污国家史册。用罢免昏庸的宏大典制，开启报复私怨的门径，正直君子心中暗自担忧。臣愚昧地认为，京察年份不必分单咨访，允许部院各寺核查各自属官，以备考察。如同抚按核查方面官的惯例，翰林院属官由掌院核查，六科属官由掌科核查。倘若核查不当，日后公论既明，重的削职，轻的不给予葬祭。他们既然已经宦海成功，还不为国家爱惜人才，使好修之人低头于蓬蒿之中，足以扰乱天和，招致戾气。即使重惩也不为过。法度严厉则人心肃敬，他们虽然谋求一时的和谐，众人不敢不畏惧日后违背公论。况且与其暗中开册送部院，不如明面上疏在君父之前，使疏文如果确实符合他们的罪行，这是与众人共同抛弃他们。光明正大的典制，希望大力推行。胡端敏胡世宁上疏：臣先前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代理事务，考察官吏五人：陈璜、朱应昌、陈则清、陈荣、乔祺，应当罢免，稍微让他们外放任职。现在仔细询问，这五人都能胜任其职，而且一向贤良。臣先前的事已经过去，请求恢复他们的职务。五人最终得以恢复。徐文贞徐阶常说：王三原王琼担任吏部尚书，大计疏文上呈，孝宗皇帝留下九十员官员，从方伯到县尉。三原坚持己见。有人说这些都是廉吏，皇上派人查访得到的，三原于是派亲信在近畿州县查访数人，果然都不沾染贪腐，于是不再坚持。以此使孝宗信服，不仅仁厚大度，而且英明睿智，使人不敢欺骗如此。当时内侍也都谨慎检点，没有敢贪婪放肆的。其治理景象可以想见。端敏不固执己见以致过错，确实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天顺八年，命令考察诬妄者，科道官指实弹劾上奏，南京的则责成南京科道官。嘉靖六年，命令朝觐官员有考核罢退的，如果确实执法被诬陷夺职，允许大臣言官即时论辩。旧时立意公正谨慎如此，后来却严禁，则冤屈压抑者多。

译罢了。

吏部以考核政绩来整肃官吏，是从崇祯朝开始的。查考万历年间，吏部因为户部参劾处罚征收赋税不及格的官员，这些官员应当被降级或调任，于是上疏说：“地方上有些向来被称为难以管理的官员，恐怕他们连累他人，也有愿意离开原职去别处谋求功名的人。”于是那些政务笨拙、催征赋税不力的人，心甘情愿接受降级调任，这原本是用来惩罚的手段，却恰好成全了他们的私心。至于前任官员积欠的赋税数额很多，后任官员征收的只算作前欠的数目，而当年的定额反而被称为拖欠，这都不符合事理，令人不安。此后应当以当年的赋税为正项，征收完当年的赋税后，将前欠的作为附带征收，陆续补足，总计分数有多少，议定降级的等级。那些应当降级的人只降一级，仍在原地方任职，等到补足之日恢复原官职。恢复官职之日才开始计算俸禄和考核等级，进行选拔升迁。至于地方凋敝特别严重，虽然尽力催征也无法完成定额的，应当让巡抚、巡按官员核实情况并确定期限，允许他们从容征收补足。如果资历俸禄已经很深，期限未满，而定额已有一半完成的，也可以选拔升迁。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查考正项征收和附带征收的方法，我在崇祯辛未年初担任县令时，还实行着。到了丁丑年我在京城参加考核，看见一切钱粮都纳入考核范围，县令即使贤能如龚遂、黄霸，也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了。而国家的灭亡，实际上就在于此。

译罗太宰钦顺吏部题名记。设立官职的法度，源于远古。到了周代更加完备，以三公善于论道，三孤教化百姓，六卿分担职事，取法于天地四时。而天官卿实际上掌管国家的治理。天官虽然与五官并列，然而五官用人得当与否，也必须由天官决定，所以它的责任尤其重大。传中所说的天子之相，因此周代治理教化的兴盛，历年之久，前后很少有能比得上的。虽然是由于文、武、成、康等贤圣相继作为，难道不是建立官职有体制、职分势位相互左右维持的效果吗？秦朝做事不效法古代，最终也未能善终。从汉朝以来，制度大多沿袭前代，没有谁能卓越地完全恢复周官的旧制，其治理效果不如古代，不值得奇怪。我太祖高皇帝凭借天生的圣明，开创万世基业，制定治理、保卫国家，一切都以周代为楷模。于是洪武十三年，果断罢免中书省，天下大政全部分属六部，并提升其品级。于是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凡是内外百官的封拜、考核、升降之事，都由吏部掌管。历代圣君相继，凡是任用为吏部尚书的，常常是当时最优秀的人才。而冡宰（吏部尚书）蒙受简拔任命，礼数特别优厚。如果功勋卓著，就加封为三孤。等到他们去世，往往追赠为三公，并加上谥号。任职专一，待遇优厚，而他们建立的功业光明伟大，也历历可数。政治兴隆、教化和谐，确实依赖于此。虽然曾经突然遭遇权奸僭越作威作福，好像没有容身之地，只是因为体制向来纯正、法度具在，还能谨慎坚守，暗中救助扶持，以等待大治的到来。这样才知道我圣祖考察古制建立官职，考虑周全万世，而在近日收到成效，也非常伟大了。今天子刚即位，首先任用赵郡石公为吏部尚书，不久石公入朝掌管诏令，急忙召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书太原乔公代替他。乔公到任后，修明纪纲法度，举措得当，日夜勤勉，以辅佐振兴国运。与石公先后一心，朝野欢欣，认为太平盛世可以指日可待了。乔公处理公务稍有空闲，每天考求前人的名迹，作为崇尚友道的资粮。不久得到大司徒九峯孙公所编纂的两京吏部题名录，参互考订，于是命令工匠磨石，依次书写并刻石，将树立在部衙的后堂，以表彰交接传承、保存法度作为警戒。吏部在北京的称号，始于永乐辛丑年，到现在嘉靖壬午年，共一百零二年，中间十六七年虽然仍然称行在吏部，但大政所出，本来没有改变。所以现在题名的刻石，从永乐辛丑年开始。卿佐共七十五人，在南京及辛丑年以前的行部，都不包括在内。后来的人可以接着书写。刻石将完成时，钦顺恰好承乏担任南铨（南京吏部），乔公于是把记文托付给我。考虑到我不才，再三推辞，但乔公不放过我。于是勉强写下始末如此。至于这些人，谁值得效法，谁值得警戒，观看的人应当自己体会。关键难道超出公私、义利两句话之外吗？这就是记。

丁尚寳元荐万歴辛亥京察记事序。当今皇上登基四十有二年，大规模考察京朝官员共七次。其中一次因星象变异闰月考察，前后主持考核的太宰有孙清简【鑨】，御史大夫有辛襄城【自修】、温三原【纯】，南太宰有李肃敏【世达】、曾吉水【同亨】，御史大夫有海忠介【瑞】、陈恭介【有年】，少宰有杨上饶【时乔】，副院有陈庄靖【瓒】，功郎有赵髙邑【南星】。诸次考核中舆论认为极不公平的，丁丑、辛巳两次最为痛快，其次是癸巳，再次是丁亥，再次是乙巳。丁亥年借拾遗（补录遗漏）之事，高级官员哗然，辛襄城离开了。癸巳年借拾遗之事，低级官员哗然，赵髙邑被逐，孙清简也离开了。乙巳年借楚地妖书之事，哗然于温三原、杨上饶，岌岌乎难以幸免。这明显是群小报复。然而稽勲【宪成】、王比部【徳新】在丁亥年发愤，陈秀水【泰来】、张义兴【纳陛】、贾滁阳【岩】、顾梁谿【允成】、薛毘陵【敷教】、金沙【孔兼】在癸巳年发愤，陈给事【嘉训】、刘车驾【元珍】、厐武库【时雍】在乙巳年发愤。这些君子至今还有一个人留在仕籍吗？大概奸人善于操纵，敢于肆无忌惮，手滑了三十多年了。虽然如此，这是表象，纲纪不严肃，则侥幸之门开启；清议不重视，则四维破裂。君子苦苦劝谏，为国家扶持元气，并非求胜於小人。有人说：激怒双方两败俱伤，不如用平和来调和。用君子回报君子，用小人回报小人，这是天下最公平的做法。统一于法令，而清议作为开端。舍弃这个，不是迁就阁臣，就是左右于台省，前后于门户，这又是另一种门户。回避门户的人，巧妙地逃避，无非无是，势必要混浊不堪。不仅紫可乱朱，而且使荃化为茅。于是主持考核者的责任，极其重大且艰难，风波日益险恶。唉！温三原被邱文庄【濬】咬噬，马钧阳被王盖、吴蕣胁迫，孝宗时已经开了坏头，何况今日呢？一个是自救，一个是借口，刘文泰还可以辩解。至于铁冠荐绣，秉宪一堂，忽然首防成事，开启翻案的端绪，从辛亥年开始。乘着鼎镬之

译机，纠衡决之众，阴搆阳煽，撼必去之，太宰怵攒眉愬苦之。

机要之处，纠察衡定众人的权力，暗中构陷、公开煽动，动摇者必定被罢免，太宰（吏部尚书）感到恐惧，紧皱眉头，痛苦地申诉。

阁臣主之者二三人，而噂〇于台省。

内阁中主持此事的只有两三个人，而在御史台和六部中却议论纷纷。

又自辛亥始也。

这又是从万历辛亥年（1611年）开始的。

时有刻《京察记事》者，覈之疏掲不能半。

当时有人刊刻《京察记事》，核查其中的弹劾揭帖，发现真实情况不到一半。

其人亦多不安于心，故有所讳与譬。

那些当事人心里大多不安，所以有所忌讳和比喻（隐晦其词）。

若讼然，两造纷列立堂上者，虚平叅互是非，不钩索定矣。

就像打官司一样，双方纷纷列队站在堂上，凭空参互是非，如果不深入查究核实，就无法定案。

又岂以众寡强弱分胜负哉？

又怎么能凭人数多少、势力强弱来判定胜负呢？

予故仍原本搜遗漏若干，系以万歴辛亥论其世也。

所以我仍然依据原本，搜罗遗漏的若干内容，附在万历辛亥年，用以评论当时的世道。

时南计则史晋江为政，娄江、四明、昆、宣诸党拊掌称二十年快事。

当时南都的京察由晋江史氏主持，娄江、四明、昆山、宣城等各党派拍手称快，说这是二十年来的快事。

嗟乎，此又富平之幸与？

唉，这又是富平（指杨爵，明代谏臣，曾遭迫害）的幸运吗？

译邹忠介公邹元标《铨曹纪要》序：回想我担任郎官时，还能侍奉杨海丰、宋商〇、杨博大。杨海丰奏事很多，宋商〇刚劲精干却因劳累而死。其后如孙清简、陈恭介、陆庄简、蔡奉新、孙富平、杨端防，都被世人推举为栋梁之才。然而上饶（指某位权臣）在宰相职位上去留未定，所以能悠闲地处理事务，其余人都不能安守其位，默默离去。只有孙富平上疏鸣不平，皇上最终鉴察他的忠诚，再次召见他，然而终究不得志而离去。冡卿（尚书）是各司的表率，各司是冡卿的骨干。骨干强则表率荣耀，表率端正则骨干正直。彼此联络成一个整体，相互荣辱与共。冡卿既然不能安守其位，哪里还有各司的各位君子呢？奈何不驱逐那些老而不死的人呢？昔日三杨在朝，西昌（杨士奇）任冡卿十八年，归老澄江，还赋诗有未能尽用的感叹。假使他看到今日苍松翠柏乱落在深箐之中，明珠碎璧被抛弃在道旁，感叹不知会怎样。又假使起用西昌、盐城、三原（指杨士奇、杨荣、杨溥）在如今挽回局势，又不知会怎样。我不无深远的思虑。我又认为铨选政事固然有摧残它的人，也是自我摧残。世法无常，我有常。无常的是变化，有常的是终究不变。假使人人都能坚守其常，可生可死。何尝有一官庶几澄清而有日子的呢。

附载

崇祯七年甲戌八月二十一日，皇上驾临平台，召见内阁九卿科道及翰林院等官员，令各自举荐能担任吏部尚书的人。阁臣温体仁奏道：“臣等先举荐，恐怕诸位大臣观望，等诸位大臣举荐后，才举荐所知之人。”吏科卢兆龙等也奏道：“科道按例不荐举，只举荐有不当之处的人才进行纠劾。”西班定国公徐允桢等奏道：“臣等按例不参与推举。”文官皇上令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也好，于是令内侍授予纸笔令写名字。于是西班先举荐原任吏部尚书王永光，南吏部尚书谢陞，兵部尚书张凤翼，戎政尚书陆完学，刑部尚书胡应台，而吏部左侍郎张防举荐南都御史唐世济，原任尚书吕纯如，右侍郎贺逢圣举荐他的同乡胡应台，户部尚书侯恂举荐南户部尚书郑三俊，礼部尚书李庚先举荐侯恂，右侍郎陈子壮举荐他的老师，内阁大学士王应熊想效仿高拱的故事，众人嘲笑他。兵部尚书张凤翼举荐侯恂，刑部尚书胡应台举荐他的同乡原任尚书陈所学，工部尚书周士朴举荐他的老师，左都御史张延登，户兵刑工各侍郎都举荐他们的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田惟嘉举荐胡应台，左佥都御史帅众也举荐胡应台及其同乡原任侍郎李邦华，大理寺卿朱大啓举荐谢陞，唐世济左右少卿李日宣、钟炌共同举荐侯恂、胡应台、郑三俊及其同乡南工部尚书刘定国，左寺丞李懋芳举荐他的同乡原任尚书商周祚，原任府尹刘宗周，通政司通政使杨建烈举荐侯恂，左通政吴甡举荐郑三俊，翰林院掌院詹事吴士元举荐胡应台。完毕后，于是大学士温体仁、钱士升共同举荐谢陞，大学士王应熊举荐唐世济，大学士何吾驺举荐侯恂。皇上说：“在北的各官现有职掌，不必推举。”于是询问谢陞、唐世济是何等人，辅臣各有奏对。次及吕纯如，皇上说：“纯如系逆案中人。”并且问科道怎么说，于是吏科卢兆龙首先纠劾，而工科孙晋、兵科蒋徳峻继之，御史金光宸、韩一元继之，只有掌河南道御史罗元賔默无一语，而张防极力推荐纯如，甚至说：“用纯如不效，愿同罪。”皇上说：“既然是逆案中人不用也罢，”又依次询问陈所学、商周祚等人，已复令九卿各举荐侍郎一人而退。这次事件，皇上郑重太宰之选，广咨精择，旷古一遇。然而数日前旧宰李长庚刚被驱逐，就有说温体仁欲用谢陞、唐世济的人。及召对时，张防首举世济，大理卿朱大啓为温同乡所举，谢陞、唐世济迎合其意。而二十三日上特召谢陞、唐世济之命下矣。既而谢陞入吏部，与体仁合力以逐文震孟，唐世济为都察院荐霍维华遣戍。

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四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録卷三十五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戸部一

户部在阙之东，吏部之下，西向设尚书，主天下人民户口田赋征役经费之政令，经盐法邉储金谷出纳之制，以赞于天子。侍郎二人为之贰。司务、照磨、检校、典磨、勘计算为首领官属。清吏司四，曰民部，主天下省府州县之图志，以周知其地里古今沿革、山川险易、田土肥瘠寛狭、户口物产多寡登耗之数。曰度支，主防计天下存留起运若廪禄俸给之经费。曰金部，主天下鱼盐税课若赃罚之折收。曰仓部，主两税起运仓庾之委积。已上念地曹务繁，更定为十三清吏司，司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