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

译然而国家从中获利，这是确凿的证据。抑制豪强，没有比安抚贫弱更好的办法了；剥夺不应得的人，给予应得的人，那么众人的心就会归附，祸乱就不会蔓延。整顿催征赋税，没有比调配屯田官员更好的办法了；现在各卫所的督官，把屯田视为固有产业，必须统一用军政的法度，分别调配贤能之人，根据事务的繁简来安排，一旦有不称职的，就置于重典之下，那么人人都会敬畏，不敢刁难放纵了。

然后恢复正粮二十四石的定额，恢复上仓交盘（审计）的制度，按照现在田地的等级来估算，收入可以得到粟米三千一十万五千四百五十六石，除去正粮用来供养十分之三的军队，还可以得到余粮一千五百五万二千七百二十八石。现在京营军队的定额不过十二万，南京军队的定额不满四万，全部补足天下缺编的定额，不过一百四十六万，除去屯田军之外，不过九十八万，用这些余粮供养他们，大半足以维持生计了。

截长补短，全部从这里取给，不再烦劳转运的辛劳，而且每年有两年的储备，如果足以积累九年的储备，那么修缮险要、制造兵器都可以从中取给，再用其余的粮食设立预备仓，弥补饥荒的不足，军队有剩余的粮食，百姓不受暴敛，田野没有废弃的土地，国家有积蓄的储备，即使井田制复兴，内政重新施行，也不能超过这种情况了。

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时候，以前抛荒的土地难免会有牛种开垦的费用，在边塞之外的土地难免会有筑堡防御的劳役，然而筑堡就是用来修缮边防，开垦就是用来获得长久的利益，牛种的费用只在于一时，如果同时推行钱法，取用就会充裕，不足以烦扰君主的忧虑。

至于齐鲁宋卫秦晋燕赵的故地，古代是肥沃的土地，现在却成了贫瘠之乡，百姓懒惰，土地荒芜，以至于如此，因此开垦教导，使它们像江南一样，没有三尺的懒惰，农民没有尺寸废弃的土地，不过五年，就可以使百姓富足，这是我想说却又不敢深入陈述的。

译总理屯务佥都御史方孔照上疏说：我私下认为，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京畿地区富强，就可以抵御天下并控制胜势。当今的忧患，不在于贫困和兵少，而在于均平与安定难以实现。所以方法贵在变通，关键在于体恤民生、节约开支这两端，岂能拖延筹划？充实财用、整顿军备，应当先从京师开始。

若以兵事而论，诸葛亮减兵省将的意图值得效法。军队尚未立即裁减，应当训练本地居民；将领尚未立即精简，应当托付给地方官员。现在京畿地区的百姓，差役徭赋过于繁多，法网又严密，百姓离散，实在不忍听闻。据我所知，每亩大约缴纳粮食一百七八十文，杂项差役多达三四百文，百姓想逃避却无路可走，只有将土地投献给权贵；而小民应当承担的户差重叠，无处申诉。即使皇恩减免缓征，催缴依然如故。国家根基如此，怎能悠闲自得？

应当严厉命令京兆尹、顺天府及真定府的巡抚、巡按、道、府官员，仔细体察民间疾苦，彻底废除一切最痛苦的杂差，大力缓解沉重的困境。大户人家，值此患难之际，应当共同承担劳役，杜绝投献、诡寄的风气。赋税徭役没有私弊，百姓自然安居乐业。然后免除本户的丁口徭役，允许每甲训练一名乡勇。大县可以得到六七百人，小县可以得到三四百人。这些人都有户籍可查，不同于临时招募。精心挑选州县中正直、宽厚、勇敢、干练的官员，担任将帅之职。每府则修举卫所政令，作为府标统领所属各县，以相互联络。文官不妨兼任武职衔，外官不妨给予京官衔。小县如果力量薄弱，不妨并入中等县；本县如果力量强劲，不妨合并应援邻近县。这样，固守的大致要点就完备了。

京营卫所屯兵有十二万，其中能作战的只有十分之二三，其余为城防兵，随同操练并无益处，稍加调剂，可以积累余粮。主管官员既然已经得人，免除操练各军稍解其疲惫。卫所军人既然充任选锋军，改为兵军田，自然更简便；舍余原备三十六万之数。有充任军民两差者，免除其民差，可以增加丁壮。每三十丁抽出一人，其余丁口助丁银作为粮饷。大约三营与余丁共训练战兵三万，所到之处便能攻克防御。如果屯政充裕，精锐部队逐渐增加，这是强国的开始。

若以粮食而论，周官遇到荒年放松禁令、平价购粮的意图值得效法。圣诏久已颁布，保民、兴屯两道诏书，但效果尚未显著，是因为有时机而无地点，有地点而无人才。地点请从皇上亲耕籍田的典礼扩展充实。凡是上林苑草场等禁地，西北山等禁水，似乎可以先开发。其间肥沃土地、优质泉水不下数千顷，应当命令主管衙门招募屯垦开种。三春一麦，便可见充盈。如果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那么营卫的备兵与罪人的赎罪劳作，都可以招引来。皇上慷慨地为京城率先行动。近臣、亲臣勇于倡导义举者，只要能自备本钱开垦荒地，实行赏格，所垦之利仍归各姓，推行繁衍，谷粟自然丰饶。

秋天御前四十万作为和籴本金，确实是最好的计策。更应当设法招引商贾，放宽其税课，然后各边镇互通有无而不困窘。因为漕运已损耗一半，后续运输担心受阻，形势如同草创之初艰难。如果还像太平时期那样，远望转运，恐怕不能如愿。在畿内推行，其效果逐年显现，这是富国的开始。

现在局势紧迫，振作举事在于人为。恳请敕谕宫府内外一体同心，各衙门冗员冗食为公家节省，凡一切损伤民心、破坏民财的，全部清理剔除，使百姓忘记劳苦而忘记死亡。民心既得，兵政自然严明，冒破自然清除，亲近皇上自然急切。依次施行，不外乎均平、安定、和谐而已。

附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说：“臣听说古人有言：‘粮食，是人的命脉；土地，是粮食产生的地方；人民，是君主治理的对象。’有粮食则国力完备，安定土地则人民食物充足，考察人民则徭役均平。知道这三者，是治国最紧急的事务。轩辕、黄帝以前，不可详细记载。自从尧帝治理洪水，禹担任司空，于是确定九等田地，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当时户口一千三百多万，确定的垦田约九百二十万顷，是太平的盛世。等到殷朝取代夏朝，重新确立田制，每十亩私田，种一亩公田，水旱灾害同样对待，也是十分之一的意义。等到周朝建立井田法，大约百里之国，总共有万井，出车千乘，战马四千匹，京畿内兵车万乘，马四万匹。以田法论之，也是十分之一的制度。所以当成康之世，比尧舜之朝，户口更增加二千多万，没有其他方法。大概三代之前，都是量入为出，计算农业以供养军队，虽然遇到水旱灾害，而有凶荒的准备。降及秦汉，重税工商，急征关市之税，加倍征收舟车之算，人口既已减少损耗，古制又兼行。按此时户口尚有二千一百多万，垦田也一千八百万余顷。至于三国并兴，两晋之后，则农夫少于军众，战马多于耕牛，供应军队必须夺取农粮，喂马必然侵占牛草。于是天下户口只有二百四十多万。等到隋文帝之代，与汉朝相比，崇尚及炀帝末年，又失去三分之二。唐太宗文皇帝因为四方初定，百姓未丰，延访群臣，各陈所见，只有魏徵独自劝文皇帝力行王道。于是轻徭薄赋，不夺……”

译在农业耕作时节，举荐贤良之士，喜爱忠诚正直之人，天下的粮食每斗只值两钱。从贞观年间到开元年间，全国户数将近九百万，人口五千三百万，开垦的田地一千四百多万顷，与近古相比，又有所增加。所谓尧帝时期的户口和田土数量，不知依据什么，记录下来以备考察。京城附近的屯田士兵。

译万历年间，给事中郝敬上疏说：臣查阅章奏，济阳卫舍余李大用等人有一份奏疏，题为不耗费官钱，情愿效力以报答恩养之事。大致称畿辅附近济阳等卫屯牧的额定士兵共四十八万，愿意出一万人随行征讨倭寇，众军自行贴补粮饷，言辞恳切踊跃。臣心中对此感到怀疑。以征戍远方服役，不征召而自动前往，又不耗费官府的粮饷裹粮从役，这必定不符合人之常情。竟然直接冒犯天听，难道好事欺罔竟到了如此地步？随即查访其中的缘故。自从永乐年间，我成祖文皇帝平定内难功成，裁减精兵四十八万，其中将十二万选入十二团营，其余三十六万赐予屯田牧地，种植缴纳子粒和马价，分置七十八卫于顺天府所属各州县地方安插，都隶属于三千营统辖听调征剿。如今二百多年，人口繁衍，游手好闲坐吃白食与百姓混杂，地方官府以马户撑船运米等劳役，众军以马户运米应属民差，想推卸却无计可施。此前宁夏战事，各余丁商议自备粮食随行征剿，请求免除前述劳役，不久宁夏平定，商议便搁置了。二十五年倭寇告警，李大用等人再次上奏，大概他们以三十六万之众只出一万人，这是三十六人中抽一丁。以三十六万众共同供养一万人，这是三十六家共同赡养一军。又能概免民差，贪图此便利急切上请。据臣所闻，大致如此。此情若真，为何害怕而不听从？如今东方军队疲惫了，可不要再使用此法。只是辽东空虚，抵挡无方，何不趁群情转移之计，令该部会同新任巡抚大臣李植呼李大用等人当面质问前情，果真没有别项违碍，即在各位原籍中务必每十名抽一名。据三十六万原数除去六万作损耗外，尚可得壮丁三万人，择令廉洁干练将领官数员统领前赴辽东驻扎，开种屯田于存留三十万中，每十名帮贴屯兵一名牛种庐舍之费，行令所在有司一概免其前项马户撑船民差。开垦田成，即给本兵为永业，自耕自饷。他们无征倭险远之苦，又受田管业，愈欣然乐从之，恐怕晚了。大率每兵一名纳垦田二十五亩，内除五亩为官田，每亩量收子粒五六升，则此三万人可垦田七十五万亩。一年收官田子粒，可八千余石，以备缓急之需。至于画地经野之法，悉听该巡抚司道官布置，考其成功。臣曾见经略标下有王宗圣者，条陈沿边井田图式；又有陈伯怿者，言辽东垦田之利，皆凿凿可行。语云：“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若其可用，便当依仿为之，不可以人废言也。但各卫兵籍废坏已久，清核须严。及有余丁规避民差，依投势豪者，清查检举，此一廉洁干练兵备官之力，不费帑藏，不烦转输，不劳征调，因其愿赴之人心，蠲其不急之徭役，一呼而得胜兵三万，坐收兵食两利之效，备门庭之警，扶肘腋之危，何惮而久不为此？按明初宿重兵于畿辅，至四五十万，不费一粒一刍。及中叶而后，犹有万人自备粮糗，愿效力行间者，后何不振乃尔耶？昔人言：“祖宗之法，惟祖宗能行之。”岂不信然。

陕西之屯

崇祯十年陕西巡抚孙传庭上疏：窃查考旧档，洪武年间，每军额地一顷，岁征正粮十二石，余粮十二石，尽行收贮屯仓，以正粮按月支给本军，以余粮支给官军粮俸饷，不烦转输，而仓廪充实，兵不烦召募，而士卒精强，法至善也。至永乐二十年，奉诏减免余粮六石，然正余一十八石，犹然交仓按支，法尚未坏也。至正统二年，以正粮十二石兑给本军充饷，免纳免支，止征余粮六石入仓，而屯法大坏矣。至后不知何时，复将余粮六石改为正粮，一并兑军免纳，而屯粮既不入仓，屯地几为私产，莫可究诘矣。陕西省下旧四卫，因檄行西安府推官王鼎镇清查，除右防卫名属秦府外，先将左前后三卫各地查明，酌古准今，推情定法，按地起课，即责办于现今承种之人，每上地一顷征粮十八石，中地量免三石，下地又免三石，每石折银七钱，总计三卫共该起课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顷零，征银三万五千余两，宽平易从，无不翕然相安，不呼吁以窘大农，不加厉以害孑遗。疏上，上褒嘉之。编修吴伟业上疏：臣尝观宋之诸臣，慨然以郡县削弱，欲救其弊，李纲请以三镇置帅，文天祥请以四阃分都统制，今非常之原不可骤开。然卫所者，高皇帝所以修郡县之备也，事久浸防，虚糜废弱，今宜清饷核军，甄别世职，其不任者汰之，以授有功，特令大臣典防一

译裁撤卫所，允许他们征聘幕僚，招募义勇之士，彼此互为唇齿相依，以壮大边疆的防御力量。当时朝廷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译开垦荒地

崇祯七年，户部上疏查得：北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抛荒的田土最多。然而，其中属于定额内的田地，原本属于军户和民户；属于定额外的田地，原本是旷土，不属于军户和民户。

就定额外的田地而言，虽然沙石盐碱之地中也有可以耕种的部分，民间自愿开垦，但往往尚未尽力开垦完毕，或尚未获得收益，官府随即就征收赋税。一旦开始征税，便没有脱身的道理。将来遭遇水旱灾害导致田地荒芜的情况尚且不可预知，目前即便有少许收获，却要永远承担赔偿的责任。百姓即使再愚笨，谁肯给自己招来祸患呢？所以，明明知道有利可图，却明明将其抛弃，定额外的田地难以开垦，原因全在于此。

例如洪武十三年，诏令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以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的民间田土，允许百姓尽力开垦，地方官府不得征收赋税。又下令山东、河南开垦的荒地永远不征收赋税。因此，招募百姓的政策坚如金石，守信如四季更替，百姓没有不响应的。这些田地原本属于定额外，不必征收赋税，只要做到土地没有不耕种的，百姓能够积蓄财富，朝廷获得的利益已经很多了。这一建议应当立即施行。

就定额内的田地而言，非军户即民户，有的逃亡迁徙到他乡，有的虽然还在当地却无力耕种。田地长久荒废，人们不敢耕种。即使地方官府招募百姓发给凭证耕种，庄稼成熟不久，原来的主人就回来了。各地纷纷告发争讼，不夺回田地不休。甚至有的已经没有原主，原户主却来争夺；有的已经没有原户主，原管辖的里长、总旗却来争夺。又或者开垦出肥沃的土地，大获丰收，那么本地的豪强势力没有不人人争夺的，而开垦者无法保全性命，招徕百姓的人反而遭受诽谤，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定额内的田地难以开垦，原因全在于此。

例如洪武初年下令：各处百姓，先前因战乱遗留下来的田土，由他人开垦成熟的，听任其作为自己的产业。如果原业主回来，地方官府在附近的荒田中拨给补偿。又下令：恢复原籍的百姓，如果现在人口少而旧田多的，不允许像以前那样占据，只允许尽力耕垦作为产业；如果现在人口多而旧田少的，地方官府在附近的荒田中按照人口拨付。因此，招募百姓的政策坚如金石，守信如四季更替，百姓又没有不响应的。这类田地原本属于定额内，不畏惧征收赋税，只要让人们知道拥有恒产，竭力耕耘，官府的粮赋自然就能办到。这一建议应当立即施行。

至于清查隐瞒占有的屯田，应当首先确定疆界，巡视田间小路，按照土地绘制地图。从某处到某处有多少田地，属于哪个卫所，由哪个旗军管理耕种，只以现在实际占有产业的人为主。每方里刻一块石碑，记录其边界，划分其面积，登记其户名，遍及各地。如此清查屯田，真实的土地和户籍都在这里，不必去查阅账册。

等到夏秋庄稼成熟时，再次巡视，按照地图实地丈量。某某屯田确实成熟的，如果已经缴纳粮税完成定额就算了，否则立即追缴；确实荒芜的，如果有水旱灾害就算了，否则一定要追究。遍及各地如此复核，屯田的实际收成和空缺都在这里，也不必去查阅账册。

如此清查复核，如果确实是占有产业且耕种勤勉、缴纳粮税早的，酌情给予奖赏，并且奖赏其卫所的官员；名字在户籍中却无力耕种、虚占抛荒的，勒令退出，另行招募军户民户发给凭证开垦，永远作为自己的产业，并且处罚治罪其卫所的官员。那么，隐瞒占有的情况没有不清除的，荒芜的田地没有不开垦的了。

否则，屯田在田间地头，却到账册中去寻找；屯田在山谷之中，却在衙署里了结。抄写誊录册籍的积习相沿，何时才能破除？况且一旦有变动，告发争讼随之而起，奸诈豪强肆意诈骗，善良百姓人人自危，甚至激起变乱的也有。

又查得万历七年，山东巡抚赵贤提议：青州、莱州、登州三府二十多处海岛上的熟地八千余亩，命令海防官兵往来耕种食用，免除租税二十多年。又该巡抚郑汝璧请求拨派登州军兵渡海到北长山诸岛划分亩数耕种，收获的粮食运到郡治抵充军饷。万历三十三年，长芦巡盐御史徐元正提议：山东岛田开垦成熟的已计算有一万余亩，现在长芦各盐场的草场沿海一望无际，请求责成天津道专门委派分司官员遍历各场，不论祖地还是无主荒地，招募百姓尽力开垦，每顷每年只缴纳课盐四引有余，发给印信凭证永远作为自己的产业。又命令垦地之家抽取壮丁为兵，编入保伍，训练武艺，无事时兼捕盗贼，有事时驱使他们投入军队，这些都经过本部复核批准施行。这是登州、天津的先例，现在应当查责这两处的司道官员照此处置。兵屯听任他们自耕自食，如果不能实行，那么这些士兵百无一用，断然应当撤除，不要让两地白白浪费每年多达二十余万的新饷。

古代军国所需仰仗西北而有余，现在军国所需加上东南却不足。这是因为土地有遗留的利益，应当开垦却没有开垦；百姓有余力，应当从事却没有从事。这是根本上的失误。

济州、兖州之地，不是古代井田的区域，三代所倚仗以供给军国的地方吗？现在荒沙漠漠，放眼望去尽是废墟，至于京畿地区，也是如此，那么各边地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大体上，官员不是合适的人选，治理没有抓住要害，肥沃的地区，被贪官兼并到大户人家；贫瘠的土地，被小民荒废丢失，于是屯田制度败坏了。追求贪多的人，失之于粗疏草率；困于赋税的人，一切抛荒，于是农业衰败了。所谓土地有遗留的利益，百姓有余力，说的就是这个。

沿边各郡，应当效仿赵充国屯田的旧事，兼采贾谊招募百姓耕种塞下的建议，参酌损益，选拔见识明达、干练声望精密的京官，分别督管此事，划定疆界，划分田亩。

译划分田亩，考察民力，优厚供给，因地制宜，务力于农，利用闲暇，训练骑射。昔日韩重华在唐时，释放罪吏耕种边田，每年偿还官府欠赋四十万斛，又招募百姓屯田，每年节省度支一千三百万，军队不患饥荒，贼寇不为祸害。韩愈称赞他，认为兵农兼务，一举两得。至于内地西北各路，必须得到像汉代的赵过、召信臣，以及国初的陈脩那样的人，分派管理，考察平原低湿之地的适宜情况，建立旱涝的防备，确定土地肥瘠的区域，放宽税赋的额度，定居劳作的人让他们沿袭旧制，流亡归来的人各自返回田地。湖泊沼泽之间可以水耕的地方，就引水开渠；高平之地可以陆种的地方，就划分疆界，务必使人人都回归农业，农民都努力耕作，土地都种植作物，作物都得到应有的照料，天下而不长治久安，是没有的。

译宋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樊宾上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肥沃的土地，绵延数千里，却无人耕种，那么土地就有被遗弃的利益。中原的士人百姓扶老携幼南渡，将近千万人，那么人力就有富余。如果让流寓失业的人全部去耕种那些荒闲不耕的土地，那么土地就没有被遗弃的利益，人力也没有被遗弃的余力，以此来资助中兴大业。可见如今被称为财赋重地的地方，过去本来就是荒芜的土地。”

韩愈曾说赋税出自天下，而江南占十分之九。以现在来看，浙东、浙西又占江南的十分之九，而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五个郡又占两浙的十分之九。如今国家定都燕京，每年从江南漕运四百多万石米来充实京师，而这五个郡的产量，几乎占了江西湖广南直隶的一半。自从宣德、正统年间以来，每次挑选有心计的重臣巡抚此地，大概是因为这里是朝廷国计所依赖的缘故。如果不细致地经营管理，恐怕往昔的肥沃土地仍然会变成荒闲之地，天下的事就不堪设想了。从来大臣中没有不关心民事而能称为大臣的，其他不详细论述。比如元朝宰相王鹗，因为怀孟路劝农官王秉中入朝，就询问枋口去路六十里属于济源县所开凿的水利，如今灌溉田地有多少。王秉中说：“水渠旧名古秦渠，大概是魏末司马孚初创修，到隋朝卢贲再次开治，唐朝太和年间河阳节度使大力疏导，灌溉河内、河阳、温、济、武陟五县民田五千多顷。宋朝天圣初年枋堰开始毁坏，到这时王秉中又将其废弃的工程重新兴起。”又说：“刚开始兴役时，掘地一丈多深，得到几十段柏木方材，称为枋口，难道是因为这个而得名吗？”看宰相急切地以民事相问，而任职者回答得如此详细明白，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畿辅垦田

叶春及上疏：臣曾经阅读司马迁所写的《货殖列传》，列举了十几家致富的人，详细叙述了盐、铁、冶铸、丹砂、洞穴、险隘、茜草等行业，其财富与王者相当。家产多得无法计算，令人津津乐道。等到叙述白圭时，说他观察变化、顺应时势，像猛兽猛禽一样迅猛出击，必定以李悝致力于尽地力为先，然后才知道司马迁对时世感慨深切，愤恨那些从事末业的人泛滥，而根本产业衰败。所以说“根本产业致富为上，末业致富次之”，这难道是忽视大体，喜欢奇特胜过正道，厌恶治生的正道吗？懒惰的人，拥有靠近城郭的千顷土地，荒芜不治理，拿着算筹和账本，去争夺微小的利益，计算奴仆的收入，扼住喉咙般苛刻地榨取他们的收入，这就是所谓舍弃万金的产业，而在市场上行乞。土地应当开垦，古今各位儒者都有论述，大的方面在唐、邓、汝、颍、陈、蔡、许、洛、荆、襄、淮、楚之间，臣不敢论述，只论述京畿地区。古代京畿之内称为甸服，粟米总秷，都从这里出产，这是为了节省运输，方便供给。国家建都北平，古代是燕国，燕国作为诸侯国，宫阙城郭的壮丽，玉帛会同的汇聚，百官万民的殷实富庶，哪里敢仰望万一？然而自燕文公以后，立于强国之间，北迫强敌，南拒大国，又曾经率领军队争驰中原，乘胜追击，翱翔千里之外，这些花费，不是细微的。苏秦入燕时，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即如今京畿东西所到达的地方，比起过去虽然狭窄，但南有渤海、钜鹿直到邯郸、濮阳，大概兼有齐、赵的土地，长短相互补充，实际上也足以相当。过去细微的物品都出自本国，而现在全部依赖江南，这不是富国息民的办法。苏秦说燕国足以用枣栗、粟米支撑数年，没有提到秔稻的事，难道不是人的谋划和地利逐渐显现出来吗？臣查看往日的文献，何承矩在河北耕种水田，虞集在京东议论海田，托克托大力兴办营田，西起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起保定、河间，北抵檀州、顺州，都从司农寺佃种，令人欣慕。水泉、陂塘的痕迹，门堰、堤防修筑的方法，招募、敕授的法令，器具、工作的资助，蜃蛤、粟米的富饶，灿烂可观。按照成式的法令，往日的智慧，几年之后，其效果立刻显现，这与转运吴会、漕运潞渚相比，功效相差十倍，利益相差百倍了。穷尽山泽，计算毫毛，在万里之外获取盈余，而直接在千里之内，抛弃而不收获，非常可惜。然而拿出数十万缗钱作为利本，而在数年之后取息，不是富厚之家不能做到，穷人一天的收入尚且不足一天的使用，哪里有空闲思考其他呢？苏辙有话说：“商人治理产业，想要有所作为却没有资本的人，不拿那些用来谋取朝夕生计的东西来做资本，而是从那些不急迫的地方获取。比如盐铁等，如今内帑金有未使用的，所谓不急迫，不是吗？”况且富人出钱，估计能够偿还且在早晚之间然后才借贷，兴修水利，开垦草莱，也是早晚可以偿还的。虽然如此，事情议论起来不难，承担难；承担不难，任用难；任用不难，成功难。天下的人，常常抱怨太怯懦，不敢承担事情，事情偶然相合，漫不经心地接受命令而不自我估量。皇上虽然任用他们，常有轻视他们的意思。等到事情没有成功就剥夺他们的事业，古代的君子先估量自身，而又要求君主。君主任用他们，就接受命令而不推辞；不能任用他们，不敢一天苟且尝试。而君主也专门责成他们，最终成就，所以值得称述。典籍遥远了，成化年间，都御史原杰经理郧阳，不可称赞吗！荆襄

译迤西地区，肥沃的土地绵延千里，却长满了蓬草蒿莱，白白浪费了地利。朝廷招募流民开垦荒地，获得了十二万户。君主与宰相诚心委任，豪杰之士尽力效职，这也是千古难得的壮举。如今朝廷之上，渴望治理好国家如同口渴思饮，天下如此之大，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派遣吗？还是说，洪武初年，全国田地有八百四十九万顷，到了正德年间已经失去了一半，近来主管财政的官员收入又常常不足。不耕种的田地固然不少，难道只有京城附近地区吗？藩王府和州县虽然设有农官，但谁是为朝廷担当重任的人呢？富国强兵的方法，在于任用人才啊。

译徐贞明《西北水利议》：当今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其中重大且紧迫的，哪有超过西北水利的呢？虽然如此，如果全面推行，那么成效遥远而难以达到；如果骤然推行，那么事情骇人而难以取信于人。大抵西北地区都可以兴修水利，何不先从京城附近地区开始呢？京城附近各郡都可以兴修水利，何不先从京东永平地区开始呢？京东永平地区都可以兴修水利，何不先从靠近山岭、濒临海洋的地方开始呢？靠近山岭、濒临海洋的地方都可以兴修水利，何不先开凿几口井来展示可行的开端呢？这样成效就近而易于达到，事情常见而人们相信。又担心难以在远处估量，那么就携带干粮，带领两三个通晓事务的人，前往永平傍海近山的境地，勘察测量并规划治理。既然了解了水土的适宜性、疆域治理的详细情况，才开始相信这件事必定可行。京东是辅佐京师的郡县，而蓟州又是重镇，本来就是京师的臂膀，在紧急时刻所必须依赖的。况且如今这里背靠山岭、控制海洋，靠山则泉水深而土地湿润，控海则潮汐淤积而土壤肥沃，兴修水利尤其容易。我所派遣的两三个通晓事务的人，大概遍历了山海的境地，经过两个月返回，展开地图展示，如同指掌般清楚。他们讲述各州县泉水从地下涌出，一旦决口就贯通，水位与田地持平，一旦引导就到达，到处都是这样。暂且摘取那些土地肥沃而人口稀少荒废，就可以兴修以开启端绪的地方，从西到东，如密云县的燕乐庄，平峪县的水峪寺及龙家务庄，三河县的唐会庄，顺庆屯地，都是显著的例子。蓟州城北则有黄厓营，城西则有白马泉镇国庄，城东则有马伸桥，沿着夹林河而下，城南则有别山铺及夹隂流河而下，至于隂流淀疏渠都是田地。遵化西南平安城沿着运河而下，以及沙河铺地方乂鑯厰涌珠湖以下至韭菜沟上素河下素河百余里，沿着河流都可以成为田地。迁安县北徐流营山下涌出五股泉水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桥涌泉流出滦河，又蚕姑庙涌泉成河与滦河相接，沿着河流都可以成为田地。卢龙县燕河营涌泉成河，以及营东五股泉水涌漫四出至张家庄，抚寜县西台头营河流也是燕河营涌泉而来，都可以成为田地。从西到东，如丰润县南面有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东面有榛子镇，西面有鸦洪桥，沿着河流五十多里都可以成为田地。玉田县清庄坞引导河流可以成为田地，后湖庄疏浚湖泊可以成为田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导泉水可以成为田地，其中有百姓不从事耕种的土地，有屯田，有牧马草地、屯草之地，都属于官府。官府开垦其荒芜而收取其利益，并不难。至于百姓不从事耕种的，招引百姓耕种，官府帮助其劳力，何至于连片土地被废弃，长满茂盛的野草呢？至于濒临海洋可以成为田地的，则从水道、沽关、黒崖子墩起，至开平卫、南宋家营之地，东西测量百余里，南北测量一百八十里，都〇丰润。其土地与吴越濒临海洋的肥沃地区相等，如今芦苇遍布视野，而名义上属于权贵家族。然而芦苇的利益微薄，即使是权贵家族也没有丰厚的收入在其中。如果像吴越人那样开垦田地耕种，那么利益是芦苇的十倍。即使捐献一部分给权贵家族，使其不失去原有的收入，权贵家族又有什么遗憾呢？过去虞文靖公的议论，东到辽海，南到青徐，濒临海洋都可以成为田地。如今丰润实在处于其中境，想要举荐他的议论而施行，这不是首先应当致力做的吗？大抵先从京东几处开始，以开启端绪，那么京东的土地都可以逐渐推行。先从京东开始以开启端绪，那么京城附近及列郡都可以逐渐推行。先从京城附近、列郡开始，那么西北的土地都可以逐渐推行。在边疆则先从蓟镇开始，那么各镇都可以逐渐推行。至于濒临海洋则先从丰润开始，那么辽海以东、青徐以南都可以逐渐推行。事情有小用则适宜扩大，那么格局受限而不通达；大用则适宜缩小，那么窘迫而难以布置。这里尝试开凿一口井，推究到天下，没有不利的。事情有朝夕计算功效而长远谋略不存在，积累久了考核成效而近期效果难以看见。这里暂时看一年的收成，长久看永远依赖，没有不利的。特别在京东几处开始，从而推广，西北一年开启开端，十年究其成效，而万世坐享其利了。

左光斗屯田水利疏。万历四十七年屯田御史左光斗题为足饷无过屯田屯田无过水利恳乞圣明申饬当事着实举行以济急需以图永頼事。臣曾听父老说：东南有可以耕种的人而没有田地，西北有可以耕种的田地而没有人力。既然等待命令在京城，偶尔取阅农书水利及古人已经尝试的陈迹，略加讲求，颇得大意。适逢承乏屯牧之职，耕种应当询问奴仆，这是他的职责罢了。方今东事正兴起，筹划边防没有方法，十八万〇腹之兵，等待八百万画饼之饷，催促外地解运的檄文如火而不可得来，请求内地解运的泪水如雨而不能得去。只有漕运这一脉，而民力已竭，加上旱灾水溢，接济不全，河竭海漂，种种难测。其他意外之事，中途梗阻的祸患，且不忍言说。如果不急切讲求三年九年的储备，而处处为不终朝不终夕的计策，臣愚昧不知其可。早晚思考，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过按籍征收粮食，期望达到定额而已。间有隐占，多

译不可问，但也不必问。只是西北地区不担心没有土地，而担心不能开垦。据我所知，京城以东，京畿以南，山东以东，两河以南以北，荒原一眼望不到边，往往几十里，高的地方长满茂草，低洼的地方积水泥泞，难道是把土地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吗？只是没有开垦罢了。那些没有开垦的地方，是因为既受旱灾之苦又受涝灾之苦。那些受旱涝之苦的人，只知道听天由命，却不知道有水利这一说。一年土地荒芜，二年百姓迁徙，三年土地和百姓就都耗尽了。现在有这样一条道理，使得上天不成为旱神，下地不成为鱼鳖，相反相成，去除全部灾害而获得全部利益，为什么还犹豫很久不这样做呢？恭敬地陈述关于屯田水利的三个原因和十四条建议，希望皇上采纳选择。

第一条是因为顺应天时和五行的作用，谁能去掉水呢？三江和震泽，是《禹贡》中提到的，那里的土壤是涂泥，田地等级最低。过去的沼泽荒地，现在的肥沃土壤，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近来看到芦苇、蒲草、鱼鳖、蚌蛤之类，到处都有。从南到北，风气本来如此，如果说水只在南方有利，只在北方有害，用火耕水耨的方法，缺少五行中的两项，这叫欺骗上天。

第二条是因为顺应地利，引漳水灌溉邺城，郑国渠使秦国富裕，龙首渠在汉代尤其兴盛。百姓歌唱道：泾水一石，其中泥沙有几斗，既能灌溉又能施肥，长出了我的禾黍。黄河源头像昨天一样，地脉没有改变，如果说水只在古代有利，只在现代有害，让瓠子口的叹息长久存在，宣房宫的工程不显赫，这叫欺骗大地。

第三条是因为顺应人情，南方人爱惜水像爱惜血一样，北方人害怕水像探试沸水一样，习惯固然如此，也是因为没有看到水的好处罢了。翟方进毁坏堤坝而黄鹄的怨恨兴起，召信臣和杜诗开凿堤坝而父母般的歌颂产生。有了水作为利益，死都不躲避。近日京东一带，多处开凿疏通，渐渐已经看到好处。所在州县，也知道有争水的人了。我私下为此高兴，如果说水不适合北方，北方人不习惯水，违背耕种的心情，而失去农田百姓的利益，这叫欺骗世人。大禹的功绩和明德，只是平定水土，疏通沟渠罢了，没有不治理河流而治理农田的。支流既然分流，主流自然减弱；下游既然排泄，上游自然安定。没有淹没的灾害，而有灌溉的利益，这是疏通河流应当讨论的。

沿河地方，除了运河不敢开泄外，其余水源汇聚的地方，是不一致的；水塘堤堰，是不一致的。利用或者可以寻找的旧迹，或者可以设置的便利。用工多的，官府酌情供给；费用少的，听任百姓自行举事。只有没有水的地方，不必凭空寻找，以免陷入追逐鹿而没有向导的警告，这是疏浚渠道应当讨论的。

秦汉时期，凿地为港，掘地为井，汲取而得到灌溉，以一亩一钟计算，即使东南地区地势高水位低，用车灌溉到高处，农夫也不能超过十亩；北方地区水位与地面持平，几十顷地只需片刻时间，事半功倍，难易悬殊，这是引导水流应当讨论的。

河流逐渐向下，地形转而升高，远距离引水不能持平，引水不可强行，怎么办？方法是沿河设置堤坝来阻挡，大致像装沙袋的意思，或者阻挡二三尺，或者阻挡四五尺，然后持平而引水。水位与坝顶持平，水流从上面流过，依次向下流动，节节阻挡，也是这样。大概不能降低地面来迎合水，而只能提升水来迎合地面。支流浅流，最适合用这种方法。就像滏阳河，从发源到出口，大约七八百里，得到利益的只有一两个县，其余都因为地势低而被放弃，是不懂这种方法的原因。这是设置堤坝应当讨论的。

蓄水和排泄不及时，泛滥成灾，加上秋水按时到来，百川注入河流，毁坏百姓的庄稼，冲毁百姓的房屋，往往有这种情况。只有在入水的地方设置斗门，按时开启关闭，干旱时开启，涝灾时堵塞；出水的地方相反。这是建造水闸应当讨论的。

沿山带溪，最容易引导，山水暴涨，沙石冲击，再行挑洗，劳费不抵偿。方法是顺水设置堤坝来阻挡，用支流不用河身，支流以上灌溉，河身听任其下行。这是设置堤坝应当讨论的，而必须全部种植水稻，恐怕不习惯得利，反而防止随着高低，听任物产适宜，适宜种高粱，适宜种豆类，适宜种薏苡，适宜种芋头，适宜种蔬菜，只凭心意所适。总之，水源一开，灌溉旱地的利益胜过水田的利益一倍，每亩的价值也增加三倍，渐渐由此而不知道，通达而不疲倦，而焦土都变成泽国了。这是考察土地应当讨论的。

春夏浇灌常苦水少，秋冬无所用之常苦水多，储存有余以代替不足，方法是用池塘和淀泊来积蓄，既可以储水待旱，兼可以种鱼莳莲。每见南方百亩之家，都以五亩为塘，水用不完，利益也像那五亩地的收入，为什么不仿效而行呢？而五家一塘，或者十余家一塘，显然是井田制的遗意，而筑塘尤其容易于浚井，只希望筑造如法，可以注水不漏。只有原洼下之处不必另设，这是池塘应当讨论的。

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方人，而南方人宁愿做农夫，不想做农师。北方徭役轻，江南徭役重，以奔走利益如犬马之情，乘躲避徭役如虎之势。我的土地虽然美好，乐土可以前往，但制定为律令，永远作为世业，不得一二年后即行告夺，将负耒而来，争先恐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这就是所说的。这是招来应当讨论的。

四民之业迭相为用，南方士子不得志于有司，则弃为胥吏

译舞弄文法、触犯刑律的，往往是这类人。如果仿效汉代力田的科目，规定开垦田地若干亩，允许其登记户籍，又不影响地方原有的定额，并且让官府与他们讲明水利学问，就像胡瑗教导学生那样，难道不比用金钱买卖生员资格更好吗？因为先师孔子与后稷地位并列，胜过与倚顿争座。那么，设立力田科目应当商议。虞文靖公在元朝泰定年间建议，听任富人想要做官的，能带领万人耕种就任万夫长，千夫、百夫也照此办理，如今他的用意可以效法。如果命令各屯卫所的官军及经历官都根据开垦田地的多少增加品级，虽然是额外的功劳，但实际上是本分的职业，在计策上非常便利。现在议论的人动不动就压制豪强，防止他们兼并土地，不知道富人乐于耕种，穷人就会转而借贷，只要土地没有荒废，田地没有遗漏的赋税，何必妨碍勋戚贵近、大贾富商聚集而来，迁徙豪强充实边塞，实用这个意思，那么招募富人开放爵位应当商议。宋朝巡行使者分道四处出动，百姓苦于不便，苏轼极力反对，而在治理杭州时修治西湖。想要天下都兴起水利学问，不要也实行，王安石则不善于实行，苏轼则善于实行。如今水利的官职还设置，但劝农的意义无人知晓。至于有关部门大多不理解，只要抚道及以下官员个个得人，又都讲求熟练，路上已试验成功的事，如怀隆、靖远、河内、磁州、海岛先后各位贤才分布排列，彼此呼应，官府没有增设的烦扰，百姓没有追呼的骚扰，农夫成功，田官至喜，那么选拔人才应当商议。天津一处，旧巡抚汪应蛟开垦水田八千亩，设置士兵二千，用来充作额饷，如今援辽一千名，八千亩大多荒芜，且有申言种谷不如取苇的，废兴由人，实在令人浩叹。如果真的得到练习明作的一位将官，领兵数千，屯驻在天津一带，不足以开垦。永平背靠山面临海，选择官员开垦也如此，附近关外得到一石谷，足以抵漕运的五石，既屯田又训练，用来防备不测，那么选拔将领应当商议。有人说：“游手好闲的军队不能胜任农具”，这不是真的，最近看到出关时恐惧的样子，视关内如春台寿域。如果训练老弱士兵，让他们尽力耕种南亩，死也不遗憾，又计算田地行赏，比得上获得军功，如宋朝给事廖刚的防备。他说：“执耒的劳苦，比较操戈的危险，难道不是特别容易？”驱使作战与驱使耕种，臣本来知道他们一定喜悦，那么军队屯田应当商议。臣所说的只限于臣属罢了，从畿辅到九边，从关内到关外，难道缺乏充国那样的人？又难道缺乏武侯、子仪那样的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的业绩成为千古绝盛呢？这几项建议，不耗费公款，不劳民力，而又都是田间树畜老农常谈，没有高论，举朝都说是可行的，当事者也认为应当实行而不肯力行。国家无事，既因循而不行；有事，又因张皇而不及行。农民既疲于养兵而不耕，士兵又耻于为农而不耕，说见效迟在三年之后，而三年后依然如此；说大利迟在十年之后，而十年后依然如此。譬如富人穿珠衣而饿死，难道不可惜吗！元末年东南有梗，才开始思考虞文靖的话，仿效他的意思设立海口万户，已经来不及，乞求张士诚贷米数百斛，反复告急，仅才得到，而最终无救于灭亡，可不寒心！先臣徐贞明曾以尚宝专理此役，而事出创议，难与虑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开河工，复井田之遗，省东南之运，语近迂阔，会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如今潞水客谈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难，令人追恨无已。如今时势紧迫了，过此不行，更无行时，伏乞明天子照临于上，贤公卿百执事主持于下，各举所知，知人善任。更祈敕下户部酌议，委妥转行所司，着实举行，勿狃故事，勿急速效，勿惮事始，勿挠事终，载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课农政，田野不治，即异能高等，亦注考下下。其有不习者，孜孜求讲，务期晓畅，躬自劝相，单骑巡行阡陌，问民疾苦，不得劳民烦费，无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为主张，迨试有成效，破格超迁，永着为令，庶几小垦小利，大垦大利，小利在地辟而民聚，民聚则垦者愈多，大利在粟贱而民饶，民饶则垦者愈易，生聚渐繁，和籴转便，即不必省东南之漕，而亦不专靠东南之运矣。

译给事中魏呈润上疏论水利，臣听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泉水流淌灌溉，是用来培育五谷的。因此山泽之气相通，天下便收获其成功；雨水旱象显示征兆，君王据此施行教化，争求美好。近来滹沱等河流干涸得可以步行渡过，东光等地的浅水漕运船只搁浅，京城附近数百里，放眼望去全是赤地，假如十天不下雨，哀怜这些劳苦的百姓，庄稼收成很少，靠什么来度过荒年？臣听说雨是天地和气的体现，水汽湿润向上蒸腾，然后云气浓郁雨水降落，充沛地滋润田地。因此山居的人知道雨，不是山能压抑湿气，而是山必有泽，干燥与湿润相互蒸腾而产生变化，高处与低处相互感应而雨水形成。天下的水本来足以灌溉天下的田地，却常常苦于不能使用；天下的田地本来足以供给天下的生活，却常常苦于不能获得收成。《周礼》说：“幽州的沼泽叫貕养，它的河流是河与泲，它的浸灌之水是菑与时；冀州的沼泽叫扬纡，它的河流是漳，它的浸灌之水是汾与潞。”这是说水泽非常肥沃。国家定都于燕地，利用幽州和冀州作为京畿辅地，背靠高山，面向平原，肥沃广阔的优势，胜过东南地区。如果疏通上游水源，从涓涓细流汇聚引导而来，什么田地不充实，什么漕运不充裕？只是北方不知道蓄水，听任它自然干旱或下雨，自然充盈或干涸，而没有调节均衡，所以雨水过多时遍地洪水，天气炎热时满眼砂石。一旦遇到饥荒年份，家家户户如同悬命，百姓凋敝到了极点。从前舜命令禹治水，直到千百年后还获得其利益，而考察他的话说：“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四海，深挖沟渠通向河流。”这就是所谓的水利政治，也就是农业政治，漕运政治。自从秦朝开辟阡陌，废除井田制，沟渠的制度才开始湮没，汉唐以后，日益遭受黄河决堤的危害。以几丈宽的河流，挟带着五六月连绵不断的暴雨，却没有旁边的土地用来停蓄洪水，它溃决泛滥本是必然的，这是水涝的危害。水涝时不将其转化为利益，一旦上天吝惜恩泽，大地囤积肥力，于是导致焦枯毁灭而无处安置，这是旱灾的危害。圣人在上，水旱不能成为灾害，那时沿河的水没有一勺不被疏通，如同血脉，因此沿河的土地没有一亩不变成肥沃之地。现在京畿附近的州县之间，从太守县令以上，水利河屯等官员各有主管，请敕令下达给巡抚和巡按，分别责成所属的监司，务必以疏通水土为事务，凡是地形高低之势，水源支流分合之宜，古今通塞的原因，以及兴修工程的缓急，工程数量的多少，一一巡视并咨询考量，然后编成册子进献：“说某处可以恢复为大渠通向漕河，某处可以恢复为中渠通向大渠，以及小渠，晓谕命令自行开浚。”册子已经呈上，其劳役的费用，不完全依赖官府库银，也不完全依赖民间。依赖官府库银的，就交给罪犯，拿着畚箕铁锹前往，跟随的徒役按里程计算杖责，按丈数计算。否则就用常平仓的积蓄，偶尔给予补贴。依赖民间的，根据水所利益的地方来使用。利益在一口井，就役使一口井的百姓；利益在一个县，就役使一个县的百姓；利益在邻近县，邻近县协助；利益波及邻近郡，邻近郡协助。都由官府预先进行会计核算，而百姓不苦于追索，那么没有不趋向做事的人。趋向做事的人多，那么水利就广。总集全部力量，既可以到达远方；分用剩余力量，也可以滋润干枯之地。从前管仲辅佐齐国，他说：“圣人治理天下，关键在水。因此从修筑封疆、划定边界以至于修制定度。十仞深见水，不会大水涝；五仞深见水，不会大旱。这确实是急于富国而尽地利。”过去月食差度，皇上已经治理历法明确时节，效法尧开创天象。现在雨泽失期，祈祷刚刚应验。臣愚以为皇上也应当疏通河道引导泉水，继承舜开辟土地的事业，确实趁着此时举地利而经营管理。富民不能供给贫民的劳役，必然转而招募田间，而困窘于耕种的人，从工程中获取食物，这是一利。旱时蓄积水流，涝时宣泄溢出，贫瘠土地化为沃土，流民逐渐恢复生计，这是二利。水道与田地相通，譬如咽喉之气通达肺脏，没有空虚而不通畅的，漕运事务可以早日成功，这是三利。北方种植既多，那么粟米草料都将输送到京城，远方可以节省额外的征收，而近处可以免除召买的劳役，这是四利。原野之间有沟有防，高低自然形成天堑，窥探关隘投掷丸石的盗贼，不敢拉弓骑马，这是五利。不花费太仓的金钱，而坐获这五利，有什么不可做的呢？关键在于蓄水防涝沟渠的方法，不仅卫辉、真定以南，济宁以北可以计算漕运而已。天下没有不可用的水，没有不可用水的地方。如吴起使用魏国，引漳水灌溉邺城，而河内富裕；郑国和白起先后使用秦国，举起云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而关中肥沃；李冰做蜀郡太守，壅水作堤，开凿二江通舟楫，而各郡普遍灌溉。现在遗迹都在。至于吴越州郡，则引太湖、苕霅诸溪之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并州西南若汾若沁，尽可引注为农。其他小渠，不可统计。只要举事有序，不至于有的兴修有的废弃，委弃为不急之务，那么没有土地不耕种，没有人不屯田。水的利益，应当与天泽上下同流。传曰：“云者，水气之所化。”那么水利修治，又是招致云雨的方法。

译罢了。臣学识浅薄、见识短少，怎敢趁着这场久雨，献上如此防范灾异的忠诚呢。

译近畿地区的水利，从前何承矩向宋朝建议，在河北各州兴建水利设施，征发戍守士兵一万八千人，开辟湖泊种植水稻，百姓依赖其利益，就是现在河间、保定的淀泊区域。虞集向元朝建议，说京东濒临大海的地方，海潮每天到来，淤积成肥沃的土地，应当采用浙江人的方法，修筑堤坝抵御海水以造田，允许富人想获得官职的，集合众人，分配给他们土地，官府划定边界作为界限，有能力的人授予统领万人的长官，统领千人、百人的也如此，考察懒惰的人并替换他们。三年后查看成效，根据土地的高低确定税额，依次逐渐征收。五年后有积蓄，授予官职，用储存的粮食供给俸禄，十年不废弃，可以世袭，如同军官的制度。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话很好，但没有人能实行。至正年间，丞相脱脱再次提议，西起西山，南起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招募江南的农民，制定法律让他们耕种，给予五百万锭钞票，用来购买牛和种子，这就是虞集的建议。当时天下已经混乱，想要实行已经晚了。危素担任大司农，在雄、霸两州开垦田地，勘察地形授予方略，清除荆棘，开辟田地将近千万亩，用来弥补漕运的不足。巩固根本、充足用度，不在平时实行，而仅在衰亡之时实行，这是元朝人的失误。

万历庚子年，保定巡抚汪应蛟在海滨屯田取得成效，上疏说：天津葛沽一带的土地，历来盐碱荒芜不耕种。臣认为用闽浙治理土地的方法实行，未必不可以成为稻田。今年春天购买牛只、制造农具，开渠筑堤，葛沽、白塘两处耕种五千多亩。其中水稻每亩收获四五石，种植高粱的得到水灌溉，也每亩收获一二石。只有旱稻因为咸涩而枯死，这才相信闽浙的方法可以在北海实行，而盐碱地可以变成肥沃的土地。天津是神京的门户，开设府镇，那里的地位更加重要。现在水陆两营士兵四千人，每年耗费军饷六万四千多两，都加派给民间。如果完全依照现在的方法实行，开渠以疏通蓄水和排水，筑堤以防水涝，每千顷土地各产出谷三十万石，以七千顷计算，可以获得谷二百万石。不仅天津的军饷可以取自这里，而且节省国家转运粮饷的费用没有不可以的。况且土地在三岔河海潮上溢之处，可以灌溉白塘，土地没有粮税差役，白塘以上是静海县的粮税差役，每亩一分八厘，百姓愿意卖的就给价，不愿意的就给种子，不违背民情。请求用防海官军的费用用于海滨开垦土地，每年开渠筑堤，可以形成田地数百顷。一方面招募居民承领，几年之后，荒地逐渐开辟，各军士兵既屯田又守卫，民间可以节省养兵的费用，重要的地方永远凭借保障而安定。”

天启年间，屯田都御史董应举上疏说：“臣最近到天津，经过何家圈、白塘口、双港、辛庄、羊马头、大人庄、咸水沽、泥沽、葛沽，看见汪司农往日开河的旧迹还存在，可以做成水田的很多，荒废不久，开垦很容易，一亩农工只用八钱，可以获得粟三石三斗；长久荒废的每亩用农工一两，那些挑浚旧河的力气不多，只需要挑浚几尺，明年万石粮食可以必定得到。”按《天津水田议》的，是科臣解学龙。以前董应举所开的四当口以及防白二港，又同知卢观象所开的何家圈，都获得米万石，转运粮饷到关隘，这也是从前实行水利的明显效果。后来都变成荒地了。

嘉靖三年，大理卿郑岳说：“臣勘察事务经过陕西道，经过京城内的河南，看见太行山西倚潼关，东绕怀卫，北到燕冀，水都向东流，向南流入大海。卢水、易水、滹沱河、琉璃河、漳水、洺水、卫水、沁水、洛水、瀍水，是大的河流，应当命令靠近水的地方开田，筑堤凿渠。平坦的田地没有水的，酌情挖掘沟渠，或者作为池塘，下面通水泉，上面蓄积雨水，几年之后，都成为肥沃的土地了。这是治理国家的最大计策，所谓等待合适的人然后实行。古代西北的水利，魏国史起引漳水灌溉邺城，邺城因此富裕；秦国开凿郑国渠，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关中成为肥沃的田野，秦国因此富强；汉朝文翁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而蜀地富饶；白公开凿渠道引泾水灌溉田地四千五百多顷，而因此富饶；马援引洮水种植水稻，而狄道和边塞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虞诩收复三郡，引河开渠作为屯田，而节省内地郡县的开支。这是前人兴修西北水利的明显效果。”

限田

崇祯庚辰年，工部主事李振声请求限制田产：一品官田十顷，房屋百间；二品官田九顷，房屋九十间，以此类推。超过限额的，房屋收归官府，变卖价格充作军饷；田地收归官府作为公田。有旨意，下交有关部门商议。礼部侍郎蒋德璟发出揭帖驳斥他，说限田起源于井田，夏商周三代时有井田，所以田可以限制。从秦朝以后，田界废除了。汉朝董仲舒开始建议限田，李翱、元稹、林勋都继承他的学说。不是不向往三代，作为抑制富人扶持弱者的图谋，然而都没有被采用。只有汉朝王莽、宋朝王安石、贾似道三个人极力承担认为必定可行，而都以扰民导致动乱。贾似道甚至首先捐献自己的田地万亩作为倡导，他的法律更加严厉，他的祸患更加酷烈。由此思考，法律不是不好，而井田已经湮没，形势本来就不能实行。说的人认为开创之初，每户田地稀少，土地荒旷，田还可以限制，

译所以唐太宗曾经实行过，但不久也就废除了。洪武初年，北方靠近城邑的府县荒地招引人开垦，有余力的人不限顷亩，都免除三年租税，仍然免除杂泛差役。又命令北平、山陕及江北等地的民间田土尽力开垦，不许征收赋税，甚至给予牛只和种田器具。不仅不限田，而且担心百姓不能开垦。田地广阔啊，高明的谋略卓越地冠绝千古。只是命令丈量田亩制作鱼鳞图册，而严禁诡寄投充的行为，那么虽然不说不限田，但限田的法度也在其中实行了。胡公世宁说：建立国家的人不在平定之初恢复古代授田的制度，到了中叶以后安于已成之俗，而谈论均田，田地是不容易均分的。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平定之初，就想计算田亩授田如同三代制度，而不实行封建、不实行井田，总归不能长久，何况中叶之后呢？邓徵君元锡说有三难：是什么呢？守令岁月更替，各怀私心，不考虑长久，这是一难。豪强兼并，诽谤怨恨纷纷兴起，这是二难。守令不能亲自丈量田亩比较，必然委托给吏胥，上下其手，豪强行贿，贫弱被压迫，名义上是均田，实际上滋生弊端。所以王莽、王安石、贾似道实行而混乱，都由此产生。这是复古的过错。现在想要充足兵粮，不如致力于农业；想要致力于农业，不如重视粮食。只在于遵守国初重农的各项条款，像北平、山陕、河南、江北等地那样实行，听任百姓尽力开垦，三年不征收赋税，以及鼓励种植桑枣，修治农田水利，命令府县官员考核期满以农田水利、桑枣作为优劣的标准。这样百姓就会劝勉于耕种。而粮食有三年、六年的积蓄，逐渐达到太平，这或许是救时之急务吧？

译芦田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

计曹条议说：议论的人想要清理南京太仆寺所属的草场，土地有六十万顷，每亩收取佃租银一两，如果这个办法能够实行，那么可以得到白银六千万两，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这是做不到的。自从马草费用分摊到田亩上之后，民间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所以江北虽然还有名目，但那田地本来价值低廉，不过几文钱，怎么能突然增加到一两？江南田地昂贵容易增加，但却终究无法辨析清楚。如果想要征收这个价格，必然会导致摊派，这是导致祸乱的根源。我认为芦洲这一项可以按照这个意思来实行。现在沿江一带田地的利益微薄，而芦洲的利益丰厚，所以芦洲必定被豪强势力占据。两个豪强相互争斗，连年不止，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结营对抗，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而官府不敢过问，只是因为不烦扰佃户缴纳租价，办理赋税轻便，而且影射舞弊容易滋生，所以他们不惜性命去争夺罢了。现在可以为此颁布命令说：“某处某洲多少亩，每亩缴纳租价多少，不论业主是谁，其他户能缴纳的听凭他们缴纳。”缴纳之后，永远作为世袭产业，旧业主不得争夺。百姓即使缴纳了佃租，其利益仍然超过田地，必定争先缴纳。旧业主家中能够办理的，唯恐失去利益，也必定竞相缴纳，不烦劳催督，就可以得到无限的资财。推究其根本，都是因为白佃没有夺取他们的所有，缴纳之后，永远没有相互争夺的借口。后续有新增的，也必定遵守这个规定，不能以水影防课先佃为借口。利益减少，事态平息，争端稍微停息，这也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计算芦政分司所管辖的，现有田亩三百三万三千九百二十四亩。如果像往年那样在如皋等地稍作尝试，每亩缴纳四五钱不等，百姓没有不乐意顺从的，那么分级计量收入，也不下一百六七十万两，可以坐享其成。如果能够任命一位干练的官员，严格丈量，估计其隐蔽未报的面积，不止一倍。向上到四川、蜀地也可以仿照实行，数百万的利益，在于使者得人罢了。事情办成，百姓乐从，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预备仓

防备荒年的政令，没有比预备仓更好的了。成化年间，朝廷敕令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说：“洪武年间，州县设立预备四仓，用来广泛储存粮食，防备旱涝灾害，是百姓的依靠。近来长期废弛，你们督同各府州县的正任官员，将原来设立的四仓核实，现在储存的粮食有多少，仍然用各处在官的赃款赎金继续购买粮食来储备。如果不够，听任从存留的粮食中借拨，或者在各里上中等户中劝助，以充实看守仓库的人，从附近的里中挑选殷实且有品行的人主持。有勾结官吏实收虚放、侵吞盗窃的，按照法律论处。”都司督同卫所的正任官员，在卫所地区设置仓库，也像这样。后来都御史林俊上奏规定：“预备仓所储存的粮食，务必在三年内积累足够一年的口粮，然后才停止。大致五十里积累粮食三万石，百里积累粮食五万石。官储达到标准的是称职，不足三分以上的有不同程度的惩罚。”少六分则考核为下等，而给事中吴世忠说：“积累储备的名称，历代不一，而常平仓和义仓独自留存于后世。从我看来，没有比常平仓更好的，没有比义仓更不好的。义仓的办法，灾年则散发粮食，丰年则征收粮食，起初未尝不好。然而官府与百姓借贷，弊端容易产生。当借贷时，寄托给里胥，欺诈冒领的名目很多；等到偿还时，责成里胥，征收的弊端就出现了。等到弊端产生，里胥必定欺诈，与贫民勾结而允许说假话；贫民必定甘愿，与里胥交易而希望抹去痕迹。前者获利，后者效仿，将要征收散发的粮食与存留的几乎没有多少了。又有弊端是借只一石，或者偿还到十几石还不够；借只一年，或者征收十几年还没有停止。下等户和细民，有宁愿卖儿女，甘愿流离失所也不肯窥探仓库的门，看见官吏的面，因此粮食在官府枯竭，有出无入；约定在百姓那里爽约，有借无还。其势必要完全废除才停止，这是义仓的弊端。”常平仓则不然，丰年谷贱则提高价格购买作为储备，灾年谷贵则降低价格出售以救济饥荒。愿意购买的人给他而不强迫，愿意出售的人接受而不追逼，其利益常常周全，而其本金不亏损，所以公私两便。现在应该因袭义仓的旧制，改用常平仓的办法，根据百姓数量的多少来储存粮食，斟酌道路远近来设立仓库，每逢丰年购买，委托给富民并计算数量；时逢灾年出售，派廉洁的官吏主持权衡。购买不超过一人，一人不超过一石，而又善于处置，严格制定法规，使所购买的都是贫民，而富人无所侵夺，这样就可以了。有人说：义仓实行，饥饿的人可以空手得到粮食；常平仓设立，必须辗转借贷购买本金粮食才能得到。在辗转借贷的时候，怎么知道富人不会留难？而在征收的时候，又怎么知道富人不会侵吞呢？我回答说：天下没有没有弊端的办法，治理国家的人只应当斟酌弊端的轻重而审慎处理。常平仓创立于汉代，义仓创立于隋代，而使用常平仓的常常很多，使用义仓的常常很少。常平仓每次废除却仍然存在，义仓随着兴起就立即废除。到了宋代，常平仓特别设置提举的官员，而义仓没有听说，也足以说明其办法的良好了。

林希元《救荒丛言》：我听说救荒有两个困难，叫作得人难，叫作审户难。救荒有三个便利，叫作极贫的百姓便利赈济米粮，叫作次贫的百姓便利赈济钱

译（臣）说，稍微贫困的百姓便于转贷。救灾有六项急务：将死的贫民急需稀粥，患疫病的贫民急需医药，病愈的贫民急需汤米，已死的贫民急需募集安葬，被遗弃的幼儿急需收养，轻重不同的囚犯急需宽恤。救灾有三项权宜之计：借官钱来籴粜，兴办工役来辅助赈济，借牛种来通融变通。救灾有六项禁令：禁止侵吞渔利，禁止抢劫盗窃，禁止阻挠粮食流通，禁止压低粮价，禁止宰杀耕牛，禁止剃度僧人。救灾有三项戒律：戒除迟缓，戒除拘泥条文，戒除派遣使者。其纲领有六项，条目有二十三项，详细列在后面，编排次序进呈，总称为《救荒丛言》。这些都是前代贤哲的成规，往昔贤人的遗论。臣曾经斟酌损益，有的已经实行且有效，有的想要实行却未能实现，有的得以实行却来不及，认为可以施行于今天的。至于恐惧修省，下诏征求意见，免除租税以缓解百姓困苦，防止囤积居奇以厚待黎民百姓，都是君主救灾应当实行的，那么陛下已经先做到了，不容臣多言。至于出卖军职，出卖监生，出卖吏典，乃是不得已的救急之事，不是盛世应当实行的，那么大臣已经先说了，不待臣多言。陛下如果不认为臣的话愚拙迂疏，乞请敕令部院详细议论可否，立即赐准施行。

译潘潢上《积谷议》，查得先前户部奏请天下府州县官，各自按照里社积谷备荒，设立标准劝善惩恶，措施并非不周密。但如每一小县十里之地，在三年之间，不论贫富丰歉，一概命令积谷一万五千石。限定数量既多，要求见效又太急，导致中等才能的官员剥削百姓以凑足数额，贪婪之徒借机牟利，往往荒年未到，百姓已坐以待毙。等到遭遇灾荒，公私财力都枯竭，困境更加严重。臣听说，田野乡野是财富的根本，墙垣仓廪是财富的末节。与其聚敛民脂民膏来充实仓库，不如尽力疏浚沟渠以兴修水利。昔日宋儒朱熹赈济浙东，所到之处原野极目萧条，只见有陂塘的地方，田苗茂盛，与丰年无异。于是更加感叹水利不可不修，说如果逐村逐保各自治理陂塘，民间可永远没有流离失所、饿死之患，国家可永远没有减免赋税、平价售粮赈济的费用。这是救荒不如兴修水利，明显效果、重大验证可见的。是否由本部备文行都察院，转行各处御史申明宪纲，严督所属，凡境内应有的圩岸坝堰坍缺、陂塘沟渠壅塞，务必趁时修筑坚固完整、疏浚流通，以备旱涝，以免失时伤害庄稼，以及因此扰害百姓。每季终预先将疏浚修筑的完成损坏情况详细缘由开报御史及总督水利官员，不时巡视勘验。如有申报不实，以及损坏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此害民的，都视为不称职，按实查勘施行。遇到官员考满，务必查核水利无损坏，才允许起送。有能为百姓兴利，如白起灌溉邺地、郑国开渠之利的，具奏破格提拔任用。该管官员也按照所辖地区完好的多寡分数评定贤否，一体表彰区别。那些分派纸价、赎罪赃罚银钱、香钱、引契、鱼盐茶酒等税不送交户部的，都如御史王董贤等人所言，全部用来购买粮食入仓备赈，不许额外分毫科罚侵吞。这样大概能使财富藏于民间，利用地利，即使有旱灾水涝，百姓也没有饥色。《管子》所说的“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宋朱熹曾向官府请求，得到常平米六百石用于赈贷，夏天从仓库领受粟米，冬天则加息计算米数偿还。此后随年份收敛散放，小歉收则免除利息的一半，大饥荒则全部免除。共十四年，用利息米建造仓房三间，并将原数六百石归还官府，用现存的三千一百石米作为社仓，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损耗米三升。因此这一乡之间，即使遇到荒年，百姓也不缺食物。朱熹又曾对皇上说：“臣曾摹得苏轼给林希的信，说熙宁年间荒政的弊端，费用多而无益，是因为救援迟缓的缘故。”他的话深切，可以作为后来的鉴戒。

洪武年间，湖广孝感县报告百姓饥荒，请求发放预备仓粮食借贷给匮乏者。太祖对户部大臣说：“我曾捐出内库资金，交给天下乡老购买粮食储存，正是想备荒歉以救济急难百姓。如果荒年百姓饥荒，必定等待奏请，路途往返，百姓饿死的就多了。”你户部立即告知天下有司，从今以后凡遇荒年饥荒，就先发放仓廪粮食借贷给百姓，然后奏闻，定为法令。

本计

明邓元锡说：“记载家言，高皇帝刚平定金陵时，谕太史令基、起居注祎说：‘现在军兴，四方百姓生活困苦得很，我想舒缓他们的劳力，该怎么办？’基、祎回答说：‘军队出行必定携带粮食，皇上存有此心，很幸运。但天下未平定，舒缓民力，恐怕不容易做到。’皇上说：‘不是这样，舒缓民力在于均节财用，在于制定常赋。国家爱护养育百姓，如同怀抱婴儿，惟恐伤害他们。如果搜刮剥削，即使是慈父也不能得到儿子的真心，君主怎么能得到百姓呢？现在应当定赋节用，崇尚根本而抑制末节，或许民力稍有舒缓吧？’基、祎叩头说：‘臣等愚昧，达不到这仁政的根本。’永乐初年，湖广夏税到后期，户部尚书郁新请求按府州县官稽缓的罪名治罪，文皇帝不许，说：‘赋税收入只要不违背常制就可以。耕种有先后，地里有远近，怎么可以一概必定？任职官员管理百姓，应当考察难易而详尽了解实情，一切以利于百姓为主。如果治官员的罪，必定急于向百姓责求，我的百姓就残害了。不要追究。’洪熙初年，昭皇帝谕工部说：‘古代土贡随地产，不强求没有的。近年丹漆石青之类，一概下达郡县征收，郡县逼迫小民筹集金币转买，价格暴涨百倍，朝廷得不到十分之一，而百姓花费千百，多么痛苦！从今以后在出产地按价值购买，不要一概毒害我的百姓。’唉，圣神的计虑深远啊！给事中吴执御理财必须根本经术，上疏说：‘臣静观今日国势民情，没有比理财更紧急的。现在诸臣做苟且之计的，无不说此时多事，势不得不出于权宜。臣耳目孤陋，不能远引唐虞三代，请举祖宗朝多事者一折之可乎？臣考永乐初年，承废弛之后，府库空虚，一时赐赉功臣，大封亲藩，而又招集诸儒编辑大典，不久而有安南之役，有营建京兆宫殿之役，费用以万万计，而户臣夏原吉殚力经营，未曾告乏。难道今日之多事有超过这个的吗？现在诸臣说权宜之说的，又无不谓此时民穷财尽，势不得不出于苟且。臣窃谓天下之民未尝穷，而天下之财未尝尽也。惟主计者自为穷之尽之之计，剜肉医疮，去皮’

译依附于毛皮税，使得家家户户嗷嗷待哺，这是府库事务日益空虚、财源日益枯竭的原因。」臣耳目孤陋，也不能远引唐虞三代的典故，请允许我用所学所知，对照祖宗已经实行的旧例，与各位大臣一同商议确定，可以吗？孔子说：“创造财富，在于节约使用。”这两句话，已经大致概括了理财的大要。屯田政策、盐法，是创造财富的大项，各位大臣已经说过，皇上也已经实行，所以臣不再赘言。臣考察祖宗时期，有个叫曾泉的人，担任泛水县的典史。他处理政务已经勤勉，但还督促农事，稽查女工，时常巡视乡村，率领百姓开垦荒地以扩大谷麦种植，砍伐林木以补充财货。没有牛具、没有纺织工具的人，他都设法借给他们。实行两年后，官府有了积蓄，百姓没有匮乏。他用盈余的钱造船，以备转运。典史这个官职，很低微了。他尽心致力于使百姓富足，有了富足的成效。如果从典史以上的官员，哪个不能仿效他来效忠呢？陈寿之巡抚延绥时，开垦边境耕地，架设桥梁采伐木材，不到一个月，节省费用二十七万。叶盛巡抚宣府时，恢复官牛、官田的制度，开垦田地积蓄粮食，用余粮每年补充战马一千八百多匹，修缮屯堡七百多所。这两位大臣，治理军队并非不称雄，而他们的理财也如此。凡是担任巡抚的人，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难道不能仿效他们来效忠吗？至于刘大夏治理淮凤时，百姓饥荒，上奏裁减光禄寺的供应，每年节省银钱八十多万。赵璜因为正德年间每年物料价格过于泛滥，于是取治理前的成例加以裁减，每年节省的费用也不下数万。国家的经费有限，而漏洞和隐匿逐渐在其中产生。主管财政的人如果留心节约，这两者不就是目标吗？大概财源流通于天下，与天地并行不息，没有一尘一忽不滋润百姓的。所以巡抚以下，典史以上，没有一个臣子不是皇上保护百姓的人，也就没有一个臣子不是皇上理财的人。作为财政大臣，应当大力弘扬经术，以紧急救济时艰，创造财富和节约使用，务必与各位大臣切实寻求补救的方法。臣愚昧地认为，大概以巩固根本、加厚基础为最好的计策，以斟酌虚盈为权宜之计。臣知道九州之大，四海之广，都环绕拱卫作为皇上的外府，一定不会有担忧不足的情况。至于加派、捐助、搜括，臣私下不能没有异议。加派这一项，皇上原本是以不得已的心情暂时实行，其停止近期可能在一年之外，远期可能在三年之中，似乎可以无言。但必不可不立即停止的，是近畿保河六府的加派。臣观察太祖高皇帝开基建业，镇江、宁国等府，是京师的翼郡，所以屡次实行减免抚恤。他说“子孙百世，怎么可以忘记江左的百姓”，大概注意邦畿如此重要！保河六府，又世代为皇上拱卫神京。那里多沙碛，原本与南方土地不同。况且近年来多事，哀鸿遍野的叹息，十室九空。这二十二万多两，加上去原本对山岳无益，减下来又对涓埃无损！其余各省直，皇上与财政大臣预定年限，庶几百姓知道休息有期，而幽远地方的欢声雷动。至于捐助、搜括这两者，更难作为典范。臣子媚上有心，一芹一曝，都想上献，那么捐助何独为非？私下认为人臣只要能奉公守法，约束自己使百姓富裕，而以区区小意为忠爱，恐怕不教人偷盗的很少了。搜括原有款项，难道算是横征暴敛？私下认为郡县之间，应当留有余地以防不足。况且正赋未完，搜括先到，这果真足以疗救度支的饥荒吗？盛世之世，难道能承受这个名声吗？考察洪武三年，户部请求论处苏州守臣逋税罪，高皇帝说：“苏州积欠两年，百姓困苦可知。如果逮捕其官，必然责成百姓，百姓畏惧刑罚，必然倾尽资财以输官。这样而想要他们生存发展是不可能的。”又朱英总制两广，府库颇充实，有人劝他以盈余进献，朱英说：“王者藏富于郡县，如果盈余一进，日后饷银匮乏从哪里取给？”盛世君臣，没有一个念头不为百姓考虑，也没有一个念头不为事先考虑，这真可作今日良药。况且皇上惩贪禁墨的命令，无日不下，而有司不肖，有的借捐括为借口，倘若赐予罢免，诸凡郡县，谁敢不洗肠濯胃以自干斧钺呢？今天下边腹多虞，臣也都知道，但天地财源无一不输于民，所以理财从理民开始，百姓富裕而财富自然富足，财富富足而赋税自然充足。不然，皇上试问各位大臣，现在秦、晋之间为什么不责成他们输纳正赋？而且想要请求赈济、请求饷银，了无满足之日吗？臣观察财政大臣清强，尽足办事，而在廷多忠智之佐，伏乞皇上下臣言，敕令各位大臣共同尽心虚心参酌，如果有一得之愚，亟赐采择施行。

译御史吴履中上疏论增加赋税之事：近来，朝廷商议增加赋税。皇上深切关注于开源节流的大计，以赋税加重导致民生困苦为念，这真是治理国家的深远思虑，爱护百姓的极致仁德啊。即使以往急迫催征赋税，严厉参劾处罚，开放捐纳事例，裁减定额款项，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臣下于是将心思全部用在此处，百姓于是认为皇上所急迫专一在乎此处，而皇上的恩德意旨几乎不能显现于天下了。国家每年的收入总计一千四百六十多万，而辽饷五百万不在其中。捐助、罚赎、事例等各项，以及盐课税额所增加的，又不下数百万，然而仍然不足，那么怎么能从天下之外再得到一个天下的物力来取用其盈余呢？臣认为，财富产生的数量到此已经到了极限，自从辽东战事以来，从百姓身上索取的已经超过了制度规定，而魏忠贤搜刮的手段又无所不至，以至于今天真是皮骨俱尽的时候，不仅增加赋税不可行，而且催征赋税更应当延缓。不仅开辟财源苦于没有方法，而且节约开支尤其痛恨其失去常道。比如生员优免赋税，每年不过十几两银子，然而培养士气依靠这一线生机，如果一并取消，拿什么来鼓励呢？士人借用皂隶、快手工食，犹如官员有俸禄，是用来培养廉洁的，如果一并裁减，他们怎么能裹粮奉公而不横征暴敛百姓呢？凡是这样做的人，都是权宜苟且的计策，不是盛世所应该有的。臣的意思，此时并非中国得意的时候，即使是卫青、霍去病率领军队，也不能穷追远讨以侥幸成功，只应当做固守的计策，积蓄粮草，训练士兵，侦察边境情况，严备烽火，整顿器械，谨慎斥候，来防备敌人。士兵精锐就不必追求数量多，军饷节省就不担忧财力匮乏。从前勾践治理吴国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皇上正值壮年，如日方升，长驾远驭，长久施行正道以成就治世，何必计较旦夕之功，竭尽天下之力来从事一隅之地？万一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外患未平，内盗蜂起，拿什么来处置呢？不如休养生息民力，巩固团结人心，作为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谋划，进取恢复的根本。这军事民生有强弱枯荣的趋势，未必不是上天所牵念，希望皇上醒悟的。

崇祯八年，御史邓启隆上疏论民害未除之事：臣听说赵宣子举荐韩厥担任司马，韩厥依据军法杀了赵宣子的车夫。左雄举荐周举担任尚书，周举随即弹劾左雄不符合选任标准且贪污。如果现在户部尚书侯恂是举荐臣的人。臣为国忘私，不落后于古人，怎敢三缄其口？请悉数列举他的罪行可以吗？《大学》说，与其有聚敛财富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孔子三千弟子，鸣鼓而攻的，只有冉求。聚敛，孟子说三王巡狩，只有搜刮民财的官员在位就有让位。从古圣贤，厌恶言利之人，如此至极。自从流贼发难以来，到现在六年，而没有像去年冬天今年春天这样猛烈。所到之处，百姓无不望风相迎，甚至有盼望他们来而担心他们不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困于征敛，与其饿死，不如盗死。计算秦、晋、楚、豫、凤、庐等地被焚杀的人数，何止万万。这万万的性命，是谁杀的？侯恂杀的。这是第一条罪。流寇平日垂涎的，是淮扬金陵罢了，凤阳的凋敝，贼人也深知。无奈刚包围颍州，而凤阳的穷民远达几百里相邀，拿着册子交给贼人，某家富有，某处无兵。于是贼人便拥众焚劫，震动祖陵。试问谁使发祥重地，一旦化作灰烬？侯恂酿成的。这是第二条罪。祖陵震动，感伤圣怀。在外诸臣，正勤于谋划招抚，四海之内，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望着宽恕的诏令。而侯恂却弹劾江浙吴楚各抚按停发俸禄带罪，使得扶杖观听的老人，都惊讶宽恤之日，为何有此督责之严？盛典因此不光彩。这是第三条罪。人才，是天地所钟爱孕育，祖宗所培植，得到很难，摧毁很容易。现在海内科举出身者，大半是守令，少年所学，壮年所行，谁肯不以安抚百姓为政呢？而侯恂不论地方，不分丰歉，严立参劾处罚，或者前官的拖欠累及后官，或者地方的贫瘠累及守令，有七八年不得升迁的，有降职二三十级的。于是即使有驯良如雉集凤的贤才，也不得不化为硕鼠猛虎的毒害，使海内的人才毁于参劾处罚的苛酷。这是第四条罪。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法度。又说：智者制定法度，愚者受制于法度。从前庞尚通博学精通，袁世振讲求盐法，十年才奉特遣清理，所以变法而使人信服。侯恂不学无术，妄意纷更，不规划疏理旧法，悬定取盈的额度。旧票销至十年，辽宁两项俱增。纸上的虚数容易填补，库中的实银难以缴纳。商人愁怨载道，主管财政的皱眉求脱，还自夸说：宽免积欠，疏导壅滞，这是欺骗谁呢？这是第五条罪。皇上所严禁的，是贿赂。内外诸臣，无不洗心革面。侯恂阳假考核阴图厚利，考满要求无参劾，考选要求无参劾，省直钱粮挪缓就急，或者已解送司府而未到的，或者只欠二三十两的，差役持文书入京，道路阻且长，往返维艰，不得不借贷凑补，又欲题开复竣事，不得不借贷备礼。杜牧所谓“不敢言而敢怒”的，这是第六条罪。其他剥取生员廪饩，减有司公

译苛敛刻薄太过，这已经是其次的了。这类臣子只要在朝中待上一日，就会作乱一日；待上一时，就会酿成一时之乱。如今皇上严明法纪，列举他们的罪状，向天下公布，流寇听到这个消息，难道会不放下武器解散吗？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难道会不欢呼庆幸、庆幸重生吗？臣是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译崇祯十三年，刑科给事中孙承泽弹劾军队前方私自征敛的奏疏。近来因为寇患日益深重，皇上特意派遣内阁大臣杨嗣昌持节亲自征剿。凡是征兵索取粮饷的事情，朝廷内部呼声如雷。主管财政的大臣起初用新饷来应对，接着用剿饷来应对，再用练饷来应对，只恐怕稍有迟缓，无法安慰负责办事大臣的心，并且给推卸责任的人留下借口。这已经是耗尽了民间百姓的膏血，百姓只能唯命是从了。然而谁又知道军队前方的需求，从朝廷定额中取用的有限，而私自向地方征敛的却毫无极限呢？回想臣担任县令时，忽然接到一道公文，索取豆米几千石、草料几千束，运送到某营交纳；忽然又接到一道公文，购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到某营交纳；忽然又接到一道公文，制作铜锅若干口、购买战马若干匹，送到某营交纳。并不说明动用哪一项钱粮，日后如何报销核算，只说如果延误就以军法处置。州县的官吏，战战兢兢唯恐落后，偶尔有借支正饷来解救眼前急难的，然而向乡里百姓私下征敛的却是比比皆是。因此私自征敛多于正规赋税，百姓无法忍受，怨声四起。而军队前方的大臣只计较眼前，不考虑长远，于是绵延数省，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致使跟随贼寇的人没有再回乡的希望，做百姓的人白白成为填塞沟壑的牺牲品。即使年成丰收，也难以承受。何况现在正值百年未有的荒灾呢？臣看到皇上深切忧虑国事，每当部院请求加派之时，不知经过多少次斟酌。岂料部院中的加派，皇上能够斟酌，而军队前方不时发生的私自征敛，没有上奏说明，不奉部院公文，不知有多少，怎么可以置之不问呢？近日内阁、部院在军队前方征敛更加严厉，甚至小县有征敛米稻三千石、黑豆二千石、粟米二千石的，计价不下二万余两。这难道是剿饷吗？是练饷吗？这是驱赶百姓去做贼寇啊。哪一天才能平定贼寇呢？恳请圣明严令军队前方的需求，都按照部院拨定的数额，即使有不足，不妨明白上奏请求，不允许私自征敛，致使将士贪恋粮饷而轻视贼寇，从而加重小民的困苦。至于誓师已久，平定没有期限，应当文武诸臣认定限期，仰遵明确指示，务必努力歼灭贼寇，断无留下贼寇直到十四年的道理。不然的话，捷报徒然听闻，贼势更加猖獗，将看到军需日益匮乏，民怨愈加深重，最终对边疆局势如何呢？奉旨奏章内提到私自征敛米豆价值不下二万余金，小县是哪个县？奉哪个衙门的命令私自征敛？着孙承泽指实上奏，该部知道。

又上疏说：臣看到近来民生日益窘迫，各地骚动不安，大江以北几乎没有安宁的地方。人们只知道归咎于天灾，又归咎于部院征敛的繁重，却不知道军队前方横征暴敛，其危害更加严重。臣最近上呈《民力久困》一疏，皇上命令臣指实具奏，请就以江北来说。臣在那里督理粮饷，亲眼目睹兵火荒残的景象。近来听说凤阳、滁州所属坐派征敛不一，即使是全椒、来安这样的小县，先后各自征敛米豆也达到七千余石。蝗灾旱灾之后，物价飞涨，计费不下二万余两。檄文一到，官吏愁眉苦脸，小民惊恐万分，真不亚于身在汤火之中。一处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臣职司耳目，怎敢不据实上告，为百姓请命呢？至于督理剿饷，原本有部院大臣，有的直接执行，有的转奉内阁大臣杨嗣昌的命令。希望皇上敕令江北按察使一查便明，仍然尽力整顿，以缓解百姓的困苦。唉！小民竭力供养军队，军队贪恋粮饷而轻视贼寇。终究贼寇不能一举歼灭，而百姓反而被迫成为贼寇，上下互相蒙蔽，日复一日，何时才能停止？臣也只是希望皇上严令军队前方诸臣迅速谋划剿灭，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罢了。

崇祯十七年，给事中光时亨上《王言更新》疏。私下臣看到给事中孙承泽的奏疏内有请求皇上下罪己诏的一条，言辞极其恳切直率，这确实是今日转乱为治的首要任务。以古代帝王的盛世，尚且对四海的困穷感到敬畏，反省自身的六项过错，因此下罪己诏而兴起，气势勃发。三代以后，只有汉朝的诏书最为显著，因为汉朝继承秦朝的弊政，事情必须重新开始，所以它的各种诏令，至今读来，仍可想见当时的规模宏大深远。现在陛下圣明天纵，又有什么罪过呢？臣认为由于有误导陛下的人，他们的罪过实在不容不论。有的人已经去世，是非应当辨明；有的人还在世，赏罚应当得当。臣冒昧地逐一列举：谁加派练饷以致耗尽百姓膏髓，军队在抽兵募兵中混乱的？谁主张安抚贼寇，以致惨祸遍布中原，人们习惯于讨好贼寇的？谁主张与敌人议和，以致边防大臣因此松懈防守，战士为之灰心的？谁催促松锦之战，以致八镇精锐尽失荒原，遂留下宁远孤注一掷的忧虑，断绝山海关犄角之势的？谁挖掘河堤，以致汴城亿万百姓化为鱼鳖，反而打开冒功侥幸赏赐之门，成为亲藩避难的开始的？谁说科举可以废除，以致镇帅护卫哗变生心，如今武官纷纷推荐文臣、纠劾文臣、救援文臣，仍然沿袭其故技，无所不至的？谁制定加等律法，以致刑名日益滥施，善良之辈遭到摧残，如今明诏煌煌，商议清理冤狱，商议停止刑罚，商议

译宽恕罪过，难道还难以挽回，是皇恩未能遍及的人吗？这类人奸诈深沉，挑起争端，苛刻之风相互沿袭，依附他们权势的人，如同瞬间复燃的死灰；遭受他们毒害的人，无不落入预设的陷阱。甚至有人效仿他们的行为，使得监察大臣也传承起杀人媚上的衣钵，从而四处散布像蜂虿一样潜伏在逆案中的势力，施展如鬼域般阴险的手段，以遥控朝廷权柄。其阴险足以招致外敌入侵，残酷毒辣足以引发战争，纠结阻塞足以滋生疫病，违背常理足以导致天象变异，反复无常足以助长小人势力。在那时，他们或许也有些许忠诚、信用、功劳和利益，以此互相引诱，却不知那些欺骗官员、买卖恩荫的人，擅长出卖边疆利益；那些操纵法令的人，善于窃取威权福泽，以至于财力耗尽、百姓贫困，神灵震怒、人民怨恨，都是这类人日积月累造成的。陛下试着回想一下，十六年来误国的诸多奸臣，历历在目。恳请圣明立即询问朝廷大臣，详细列出他们的姓名，钦定一案，向中外颁布大诰，使大家清楚地知道祸乱的根源。奸臣的罪案一旦明确，陛下的圣德将更加彰显。圣旨所布，即使是深谷中的穷苦百姓也必感动哭泣，边防的士兵百姓也必悔恨而归顺。唐代奉天的一纸诏书尚且能打动人心，何况陛下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决断，远远超出寻常万万倍呢？从来是非不能并存，赏罚必须并举。陛下先施行打击奸臣、诛灭乱党，以杜绝后来出现的奸佞；随即进行搜罗被埋没的人才、考察幽隐之士，以收服失意的豪杰。所谓惩处四凶而天下信服，举用隐逸之士而天下归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遏制动乱有大势，更有大机，时机所在，不可错失。

译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七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户部三

仓场

总督仓场的官署位于京城东部的裱褙胡同，设立于正统三年。粮食储备运抵通州后，分别储存在京城和通州两处。在京城内的仓库有：旧大仓、百万仓、南新仓、北新仓、海运仓、禄米仓、新大仓、广备库仓。在通州的仓库有：大运西仓、大运南仓、大运中仓、大运东仓。由户部侍郎或尚书总督管理，其官署设在旧大仓内。银库位于总督官署的左侧，中间是银窖。老库在元代时属于京畿都漕运使司管辖的仓库，有万斯南仓、万斯北仓、千斯仓、相因仓、丰润仓、通济仓、广贮仓、永平仓、永济仓、维亿仓、盈衍仓、大积仓、丰实仓、广衍仓、顺济仓。现在的仓库大多建在这些地方。

漕额

漕粮每年收入四百万石，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扣除旧例折粮三十六万一百八十八石七升八合，再扣除运往蓟州、密云、昌平镇及天津仓的粮食四十五万四千九百四十七石三斗，实际运往京城和通州仓库的粮食为三百一十八万四千八百三石九斗九升二合。

仓支

下粮防大约发放二百一十万六千石，此外四月、十月共折抵三十四万石；通州仓库大约发放七十七万二千石，此外四月、十月共折抵二万石；轻赍银共计四十二万七千七百二十八两六钱七分零。

金仁山说：“有壳的叫粟，无壳的叫米。粟就是谷。古人米和谷都储存，米便于食用但容易腐烂，谷气完整且可久存，以备缓急。后世军储只储存米，所以存放久了就不能食用。”

漕河

京城各官府、卫士及百姓都依赖漕粮供养。永乐初年，运输路线一条由海路直达直沽，一条由淮河进入黄河，越过阳武进入卫河，由卫河进入白河，抵达通州，水陆兼运，劳费艰难。永乐五年，户部官员说：“北京所需的粮饷，仅靠河北的税粮籽粒以及黄河所漕运的粟米，不足以供应需求，必须依靠海运。”但运船较少，每年运输不过五六十万石，况且未设置漕官，督理事权不统一，请求在苏州太仓设立海道都运使，从中挑选文武官员中公正廉洁、勤勉干练的人担任，官阶视同布政使，管辖卫所诸海运船只及出海官军，按时依法检理。太宗重视此事，交下部详查复议。而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说：“元代从须城县安山向西南行，由寿张向东北至东昌，又向西北抵达临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水截断济水，归属卫河，即现在的御河。修建闸口三十一座，按时蓄泄，名叫会通河。当时河刚开凿，岸窄水浅，不能承载重物，每年不过运输十万石，所以整个元代都依赖海运为重。”洪武年间，会通河的故道尚存，等到黄河在原武决口，漫溢安山湖向南，会通河的遗迹才开始湮没。现在海路危险、陆路费用高，而会通河故道淤塞的只有三分之一，应当可以疏浚用于漕运。漕运成功而南北运输通畅，则有无穷的利益。于是天子命令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主持此事，征发山东六郡丁夫十六万五千人，服役二十旬，免除租税一千万石，进行疏浚。而御史许堪说：“古海丰故河漕运汶水以作为运道尚存，应当可以疏浚归属卫河。”而老人白英谋划认为：“元代遵循汶水进入洸水出济宁，而阳谷、汶上、东平之间地势高，圩堤数丈，南旺之间水浅干涸胶着船只，船只不能承载重物，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在东平州戴村筑坝，抑制汶水不向东流，让它全部流入南旺湖。南旺是运河的源头，得到全部汶水而湖深广，适宜漕运。于是疏浚卫河通达海丰古河，而筑坝抑制汶水流入南旺，到南旺将水分十之四，向南流归属徐州，分十之六，向北流抵达临清，根据地势高低，增筑闸口以开启关闭蓄泄。从分水口到临清，地势下降九十尺，设置闸口十七座而通达漳御；从分水口到沽头，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置闸口二十一座而通达河淮。在其中设立清卫河工提举司进行创造。运船五百艘，已运至三千艘，用于转输。平底仓阔，受载不深于度，浅处容易脱困，得水仅六拏就足够了。六拏就是三尺。于是会通河既已疏通，淮浦底绩，南北运输才开始通畅。起初，平江伯陈瑄督理海运，会通河既已疏浚，海运停止不用。命令陈瑄管理漕河事务，陈瑄疏浚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进入鸭陈口，抵达淮河，避开河淮风涛的危险。疏浚瓜洲、仪真二坝，清除潮港的淤塞；徐州、吕梁二洪的巨石，平整水流怒行之势。沛县、昭阳、济宁、南旺、高邮、甓社诸湖，修筑长堤以蓄积大水；开凿泰州白塔河以通达大江；开凿高邮渠四十里，以便舟楫通行。从淮河抵达临清，增建闸口四十七座，以便蓄泄。从淮河到通州沿河，设置庐舍五百六十八所，居住士兵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