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二十五

译上奏的人，由该科进行弹劾。这是由该科抄发、吏部规定期限的成例。”〇治六年，皇帝谕令：“人才难得，事情贵在核实，人贵在改过。祖宗爱惜人才，凡是百官考核期满，初次任职表现平庸不称职的，都允许恢复原职，必须等到九年之后才予以罢黜降职。地方知府年老但未满六年任期，有疾病但不妨碍处理政务，平时行为不谨慎，在升任之前以及现任期间行为不谨慎，罢软无为，如果不是吏部访查有确凿证据，或者只有巡抚、巡按一处上报，以及其余官员到任未满两年，除非年老、疾病、贪婪、酷虐表现显著，都留下继续办事。今后在三年一次的朝觐之年，提前执行此令。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考核所属官员，巡抚、巡按考核地方官员，年终上奏并下达给相关部门立案，等待来年朝日时由公卿详细审查考察，如果有不公正之处，允许申诉辩理。那些科道官员必须等到吏部考察之后，发现有失当之处才允许指名纠劾。”这是后来拾遗考察的成例。

译崇祯元年，皇上谕令六科：近来战事频繁，政务繁杂，虽然防备森严，但执行起来却多有迟缓。想要按时处理事务，方法应当是委任专人并明确责任。你们六科与六部内外相应，旧有注销事务的规制，现在应当再次申明告诫。各掌印官要选派一名给事中，查核六部奉命应办的事务，哪项事务从哪一天开始，哪一天完结，按顺序和具体情况限定日期奏报。稍有违抗玩忽，立即交付御史弹劾，必定予以惩处。如果你们自己败坏职守，玩忽不遵，或者议论纷纷，导致掣肘误事，一并追究处理。特此谕示，这就是六科注销事务的规例。

崇祯元年二月，皇上传谕：祖宗设立部、科衙门，各有职掌，内外相互觉察，法度非常明确完备。然而近来人情玩忽懈怠，废弛成风，就像各项章奏，有的奉命后科抄很久不到部，有的已经抄送但该部很久不题覆，以致重要事务大多延误，这实在不符合政治体制。过去的不追究，今后各衙门务必将已发出未回复的事件迅速回复奏报，不许违抗延误。从元年二月开始，一切发出内外的章奏，都限定十日内题覆。该衙门仍要各自建立考核制度，切实遵行，部、科互相查勘，上奏。

崇祯元年九月，皇上谕示：我认为祖宗设置科道官员，对上辅佐君主德行，对下纠察官吏邪恶，寄托耳目之职，广开聪明之用，他们为国家所倚重非常深厚。感慨自从逆阉魏忠贤专权，屠杀忠良，一时直言敢谏之士，动辄遭到排斥，于是使得众臣忠怀无法抒发，郁结愤懑多日，想一旦抒发，就像河流堵塞必然决堤，势所必然。我即位以来，广泛开通言路，众臣条奏无所顾忌，我反复省览，每日在文华殿讲求商讨，揭发奸邪、指责佞臣的奏疏，早上呈上晚上下达，多见施行。然而众臣抒发忠诚体恤国家的固然存在，但我鉴察到沽名钓誉营私舞弊的并非没有，荐举屡次告诫不要滥行，却累牍罗列以收买人心，纠劾奏章每次告诫要核实真相，有的却游移不定缺乏实据。起初阅览封章，侃侃而言忠直，等到我诘问，却推托为风闻，甚至不辨忠邪，一概论劾，使得大臣不安其位，谁与我共同治理？这非常不符合我虚心乐于纳谏、推诚接纳的初衷。现在我特别谕示你们众臣，以后务必抛弃积习，各自遵循正道，秉持公忠，敷陈条奏，必须切实可行，不要抄袭而徒然扰乱视听。弹劾奸邪，必须事事有据，不要逞意而全盘抹杀生平。众臣身负风纪之责，尤其应当先自我净化，处于无瑕之地。那些任意诬捏，借口风闻，甚至持身不严，官常先已破裂的，我得以鉴察，一定交付部院核实，严厉惩处，论人不当，按反坐的条款处理，决不少加宽贷。如果居言路的人确实没有错杂的是非，难道还担心司官守职的人还有混淆的名实？治乱在于此，各自应当谨慎敬畏啊。

崇祯三年九月，皇上谕示：朝廷设官，原本是为了治国，所以分叙爵位秩次，优任才能。近来人心日益竞争，铨选政事诡诈随俗。就像升转京堂，本是为了酬劳奖贤，现在却成为科道、吏部司官视为固有的，不论贤否，循例必得。至于监司、知府，体统官阶都属于隆重，祖宗时特意选拔朝中有才望的人担任，为什么今天如此轻鄙？违背旧制，恬然习于嚣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不急忙加以纠正，滥觞日久，又将轻视京堂，希图营求卿贰了。现在将添注闰升一概停止，以后科道中及吏部司官，确实有才品兼优的，准许升任监司；那些操守无瑕疵，风力稍逊的，准许升任知府；如果才品劳绩并茂，以及司道卓异特著的，准许仿照正升例与升京堂部院。该科永远遵此为令，敢有朦胧奏行的，必定置于重典。那些考选科道及推举吏部司官，必须事先谨慎选择，方便后来升转，不许轻率徇私滥用，混列清华。今后科道、吏部有不称职的，着该部院特行纠参处分，不得姑息量升，另生藏垢。各令力行，切勿玩违，自取罪咎。

大学士商辂荐举春坊林聪改任吏科的疏：我查见任春坊司直郎林聪，原籍福建人，由正统四年进士，历任刑科都给事中，升任今职。该官学识优长，操持端洁，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众人都推服。现在任司直郎，固然是美职，但眼下政务颇简，未免将有用之才置于闲散之地。况且现在吏科都给事中张某久病不出，如果特旨，着林聪兼吏科都给事中管事。这样则恩出于朝廷，不仅本官更加竭尽忠诚，勉力图报，凡有言责的人，也都闻风感激，各自思效。况且现在春坊官员多系翰林等衙门兼职，林聪原系都给事中，现在令他以司直郎兼之，俸禄无增，品秩仍旧，于事体无损，于政务有益，且使中外人闻之，都谓陛下诚于求言，善于用贤，所谓用一人而千万人悦，岂不美哉？臣职居近密，偶有所见，不敢缄默。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科中事宜疏：我认为吏科的不振很严重了。建议者招尤，弹劾者反噬，出使者获罪，前后防范，动辄得咎。阅十余

译记载，免除诋毁议论的人，十人中不过一两人罢了。其余的人才能品行各不相同，任职时间的长短或许有差异，但都横遭口头非议，没有能够凭借良好表现离开的人，即使离开担任其他官职，仍然被后面的人所倾覆。难道吏科本来就不好吗？责备之殷切，形迹之嫌疑，正当是非交错奔驰之中，清议难以干预，瑕疵容易兴起。臣极其愚钝浅陋，私下认为臣下处于这种末流，揣度自己而自我弹劾，如果不被允许，思考用来保全坚贞之节操、不辜负这个官职的办法，就为妄议披沥陈述。取与辞受，是士人的大节。文选司掌管铨选门户，确实重视它。吏科即使不关乎升降，但是是非的权力在其中，交通逢迎，坦然而不忌讳，于是有冠服聚集、箱笼交错之嫌疑。这是小臣罢了，人何至于奔走奉承他？然而嫌疑无法解释。臣请求像文选司一样，闭门谢客可以吗？饮食征逐，昏夜沉酣，经常明令禁止的屡次有了。臣自从进入仕途，就苦于这件事，常常皱眉应酬，不能超过三杯就离开。近来出差的人，又因此获罪，圣朝宽大，原本不是用醉饱来约束人。总之这不是正务，如果不加申明，那么人们反而认为臣矫情。臣请求一切谢绝交往、节省费用可以吗？大臣的去留，完全取决于皇帝决断，而吏科常常上疏保留，保留不是阿谀，但有时却是阿谀，那么即使不阿谀而被视为阿谀，也是应该的。对上不足以加重大臣的分量，反而招致结党之嫌疑，有什么益处？从今以后，像岳正、李贤被诬陷，刘健、谢迁、韩文等被驱逐，何妨倡议保留他们？如果不是这类情况，吏科停止保留之举可以吗？人才被遗漏，确实可惜，于是无故发起突然的推荐之举。推荐不是私心，但有时却是私心，那么连不私心的也被私下窥视为私心，也是应该的。既然不足以加重知交的分量，反而有卖德之嫌疑，又有什么益处？从今以后，只有梦卜之求、拊髀之叹，奉旨公举的才举荐？如果不是这类情况，吏科杜绝荐举之端可以吗？以至科中内外之调动，原本不是选择，而一旦升迁之后，高低顿然隔绝。在内者不出几年就建节，又不出几年就任卿贰；而在外者栖迟于藩臬，有的甚至十几年忙碌浮沉，而且有风波之险。即使人臣效忠，也不宜在政体上选择地方，这不公平。臣请求遵循内迁之典，两司中卓越的人，时时入京任京卿，每年必定进用五六人，而任卿寺的人，也让他们回翔南北，稍迟其转任，使内外任职时间的长短大致相等。意思可以吗？升迁转任之路，本缘资俸，而稍有变更，则诋议丛生。有将转任而告病，先期而给假者，其心并非有趋避，但在形迹之间，谁体谅他？请从今以后掌印者，没有真病，不许告病。即使告病，吏部在覆本中直接说：“以今资俸合是某官回日，不问接补何科升时，只照今时之次。”如果真病，性命都不顾，何暇计较官职？如果不是真病，或假托也不堕其术，以杜绝侥幸而安于义命。意思可以吗？这几项都是科中事体应当议论的。而臣又听说衙门先进说：“吏科失职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画本，这是累朝旧例。各科能遵守，即使各部也不以为屈，而吏科独废，难道因为吏部尊贵而不宜来吗？然而这是朝廷之公事，不是给事中所能专断，也不是给事中所能废除的。应该恢复旧例可以吗。其二大选事完，科臣与部堂比肩而受赐，这是自来旧礼。兵科能遵守，兵部也不以为亢而吏科独下，坐人认为自陈三谟始，然而这是朝廷之公礼，不是给事中所能更改，也不是给事中所能谦让的，应该恢复旧例可以吗。至于众言淆乱，意见悬殊，则天理自明，人心不远。谄下谄上，病则一般，求利求名，同归不义。臣不敢置一毫私意于其中。管志道论言路疏：国初言路甚广，而复专其责于科道，使之封驳诸司，风闻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祸源也。其始以三途类选给事中，等于中书舍人，而御史多升各部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当时顾多直节敢言之士。厥后渐重其选，至治中，令于博士、行人、推官、知县、教官中选其历练老成者除补，而跻之部属之右，其重比国初加倍，而直节敢言之风浸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官而重言，故人争奋于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争保其官。其所由来者渐矣。据臣释褐以来，所有弹章奏牍，非出于科，即出于道，曷尝无言？第见其劾一官，则人必窃疑曰：“是有所观望而借以立名者也。”建一议，则人又窃疑曰：“是无所触冒而借以塞责者也。”其中固多贤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夺于利害，以挺特之见而絷于雷同，卒归于与时浮沉，违其初志。倘芒颖稍稍表着，则同列便不相容；而饰边幅，立崖岸，则

译贤良与奸佞都困在其中，牢不可破。就拿拾遗这一项来说，京堂方面官职都比科道尊贵的官员，去拾遗是合适的。部属与科道地位相当，然而科不拾遗道，道不拾遗科，却只去拾遗那些容易动摇的部属，难道言官应该互相包庇吗？这还说是同负言责，不想互相残杀以扰乱士气。至于科道中已经升任京堂方面官职的人，自然应当从公论来评判了。然而他们又彼此相约，人数多少互相牵制，凡是六科拾遗御史中已升任的人一人，那么十三道也拾遗给事中中已升任的人一人，表面上看似调停，实际上是争门户，难道言官应该长期庇护自己的党羽吗？这还说是言路互相攻讦，不让一方偏胜以留下奸邪。至于平时论劾，凡是官员从科中升出的，从地方官到侍郎，即使有过错罪恶，科中因为旧僚的缘故，永远不纠举弹劾。这是宁愿辜负朝廷，也不辜负旧僚。御史巡视地方，从府佐到州县正官，一经保荐，就终身尊称他为老师，而自己自称门生。有送厚礼酬谢的，这是宁愿辜负朝廷，也不辜负举主。更有甚者，如高拱在先皇帝朝，独自专擅吏部的权力，而在科道中广泛布置心腹。于是有替他攻击同列辅臣的，不几乎就是律法所说的奸党吗？有替他交章称颂救解的，不几乎就是律法所说的上言大臣德政吗？虽然依靠圣明的皇帝，迅速驱逐并暗中杜绝这种风气，但言路是非难以凭信，可以概见。这没有别的，大臣只害怕言官能弹劾自己，而轻视各衙门；言官只倚仗大臣能庇护自己，而蔑视公论。臣读卧碑，有允许众人直言无隐的条款。祖宗朝内外大小臣工，种种嘉谋谠论，不能全部记载。臣姑且举出外僚中最卑微的：冯坚只是一个典史，洪武年间条陈开国政体，太祖嘉奖采纳。潘叔正只是一个州同知，永乐年间建言防通河事宜，而成祖采用。难道只有科道的言论重要吗？自隆庆以来，各衙门议论政事的人开始减少，而科道的言论又未必都出于公道。臣担心耳目逐渐壅塞。以陛下的明达，实在应该追慕祖宗朝的盛事，广开圣听，广泛征求谠言，仍然命令大臣公正心地参订。言论如果不恰当，不因为出于科道就批复执行；言论如果恰当，不因为出于各衙门就搁置不批复。如上所陈述，一切积弊，严令言官洗心革面，有不悔改的，听任各官核查举发定罪。至于奏疏下发该科，不问其批复与不批复，执行与不执行，限期都送史馆编辑。敢有隐匿一疏的，也听任检举定罪，使公论大明，朋比永远杜绝，难道不是荡荡平平，称为皇极之世吗？臣又认为，不废除对言官的廷杖，言路终究不能打开。人臣进言，谁不是为了国家？言论虽然过当，心意也可以原谅。纵观祖宗盛朝，未曾有杖责言官的。忠臣确实不爱惜自身以报国，但其身却是父母妻子兄弟所依赖的身。怎么忍心让他们在杖责之下万死一生呢？这不是保全天地之和，安慰祖宗在天之灵的做法。愿陛下永远不要以廷杖加诸言官，而镇抚司也不是拷掠言官的地方，即使有因言获罪的，交给法司审问实情，如果其罪不可赦免，律例自有明条，死也瞑目，何况活着的人呢？这样不仅言路大开，而且和气将薰蒸宇宙间。

译夏言请求考选官员的奏疏：六科额定设置都、左、右给事中及给事中，共计五十八员。其中事务有繁杂与简略之分，所以员额有增加或减少。然而，就担任谏诤、备供献纳而言，六科的职责是相同的。自祖宗以来，额定员额都齐备，后来却有不全部补任的情况。但是，遇到都、左、右给事中缺员五员以上，必定奏请升补；各科给事中缺员十五六员以上，必定奏请选补，永远定为例制。在先朝，五十八员一度全部补足，当时被夸大为美谈。因为增设谏官机构，本来就是盛世的事。如今六科在任的只有二十一员，不到额定员额的一半。吏科缺左给事中一员、给事中四员；户科缺给事中七员；礼科缺五员；兵科缺九员；刑科缺七员；工科缺四员，共缺三十七员。六科除了都、左、右给事中之外，只有给事中四员而已，供职奔走，日夜忙不过来。想要从容侍奉，以尽文墨论思的长处，悠闲地退朝用餐，以实现恭敬谋议的实效，是做不到了。然而，其中进言的人接连被斥责，违逆时意的人又多被外放，逐年逐月减少，以至于今天，无法恢复。考察祖宗旧规，凡是给事中有缺员，只在三十岁以上的进士中考选奏补。治年间开始兼选行人、博士，正德年间开始按照御史的例子，在外推官、知县中选补。正德末年，大臣畏惧忌恨新进敢言的人，于是完全废除了进士考选的例制。陛下登基的诏书，命令今后依照旧例，给事中有缺员，在进士中考选奏补；御史有缺员，进士与行取人员兼考选。然而应诏实行了一次，随即又停止。吏部也曾奏请，朝廷大臣暗中阻挠，往往以未曾经历世事为借口，这不过是想要得到圆滑世故、爱惜自身固守禄位的人，取其不为自己带来祸害罢了。司马光说：“凡是选择言事官，应当以三件事为先：一是不爱富贵，其次是看重珍惜名节，其次是通晓治国的体制。”如今应当采用司马光的话作为选拔人的准则，将见在各衙门办事的进士以及俸禄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的，查照旧规及现行事例，具奏公正考选。

文选司员外郎范景文营救科臣周朝瑞的奏疏，伏读圣谕内阁：朕昨日阅览文书，见有吏科给事中周朝瑞条议上献谨慎初三要中，停止金花银两。朕即位之初，言路刚刚开通，矿税已经撤除，为何擅自进行侵扰？这项银两原本属于旧制进内，以备万寿圣节及典礼等项，以及各宫赏赐、武职军官俸粮之用，难以停减。周朝瑞这厮为了博取名誉而妄言，本当逮捕问罪，朕因哀思皇考皇妣梓宫尚在殡殓，姑且从轻降一级，调往外任任用。你可传示该部，这银两还遵照旧规执行。特谕你知晓，钦此。随即该内阁大学士方从哲揭帖奉圣防：阅览你所奏，朕已全知。周朝瑞这厮不懂事理，逞意妄言，擅自议减内库金花，阻断国家用度，十分可恶。周朝瑞已有圣防，你不必申救。该部知晓，钦此。钦遵。私下念及周朝瑞触犯皇上威严，我怎敢多言？但周朝瑞身居言官之位，遭遇清明之时，不忍辜负自己，以辜负主上慷慨抒发，所以不觉思虑过度，言语刚直罢了。至于他所条奏的，留停金花以宽缓民力，而光大皇上德行，斟酌祖宗制度以充裕国家储备，也是忠于皇上的职分。于是皇上以博取名誉妄言定罪，主圣臣直，名声在皇上下，又有什么名誉可博取？如果因此定罪，则恰好成就了他的名声。在宽容进言的时候，却有拒绝进言的事，恐怕不免成为圣德的拖累。每日看见皇上用人行政，下如流水，举朝相庆，都说皇上的职责没有缺失，补救无事。臣工此时只宜顺承皇上的心意，他们亲眼看见皇上大施王居，不聚敛货利，已明知上意所向。正所谓善于顺承的人，为何要防罪？雷霆一震，已警惕不测之威；雨露随即施行，更加彰显包容的度量。知道圣德如天，想必出于此。伏祈圣慈，免除其降谪，照旧供职，使下有犯颜敢谏之士，足以见盛世有人；使上有刻印销印之举，愈能窥见圣心无我。其所裨益，岂是小事？

给事中刘斯言路渐轻疏，听说英明君主接受进言，取象于转圜流水，而末世拒绝进谏，留下转石防山的讥讽。君主哪有不想慕受言之名，而甘愿拒绝的？或许偶尔因猜疑而府疑，于是积疑而生厌，犹豫之过，不免开启停阁之端。这是谊辟所以谨慎其初，而忠臣必防其渐的原因。我皇上首先增加考选员额，以开通言路，而又勤召对以通下情，可谓求言若渴。然而积轻之渐，臣不无鳃鳃过计者，则以虚言之日烦也，流言之日滋也，辩言之日嚣也，听言之未虚，而纳言之未速也。何也？台谏之设，以封驳为义，以触邪为职，其于兵刑财用之属，惟察其举否而白简绳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议者多，章满公车，强半借条陈为职掌矣。而皇上亦若认职掌在

译列举各种条陈，诸如那些套话连篇的奏疏动辄受到皇上温厚的诏令嘉奖，难道这些娓娓动听的话真的足以挽救时局的艰难并实现安定内外的功业吗？臣认为，治理国家在于得人而不在于制度，条陈得当但任职者不立即领会议者的心意，条陈不当反而掣肘任职者的行动。试看近年来纸上谈兵的粮草筹划、口头上的节省措施，终究对脱巾之变（指农民起义）毫无裨益，更何况那些窥探皇上意旨所向，借条奏来逢迎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议论多而成功少，这就是所谓的“虚言日益烦杂”。

百官各司其职，唯独台谏被称为言官，这难道仅仅是为了明确职掌的专一，也是为了杜绝纷争喧嚣的苗头吗？如今却废弃职分而轻率地冒犯天听，资历浅薄的人妄自奏报空谈，冷衙闲职的人时常生出好管闲事的风气，谋划越位的政事，这是不可训导的。甚至有人嫉妒贤能、憎恨正直，寻找瑕疵无从下手，于是编造歌谣，捏造单一罪款，无头帖子遍布街巷，匿名揭帖暗中投掷于住宅里弄。看起来似乎确凿有据，追究起来却句句没有根据，这是想干什么呢？想必不过是两三个小人，认为皇上耳聪目明，妄想这些言论流传到皇宫深处，就可以当作含沙射影的手段了。虽然皇上目光远大，绝不会将聪明才智寄托于旁侧，但这种市井谣言般的纷扰，难道是在京城所应该有的吗？这就是所谓的“流言日益滋生”。

过去称颂言官，涉及皇帝则天子改变神色，涉及政府则宰相离席回避，难道是因为君主的权势就向言官屈服吗？也是因为纠劾不避讳职责所在，而听到言论后引咎自责，道理本来就应该如此。如今弹劾的文书刚呈上，隼鹰还未从高墙落下，利口高张，狼反而横亘在当道。有的凭借有据之事，敢于大言不惭地争辩；也有承认罪过的，最终却支吾搪塞不应答。这是纠劾一件事，他们却牵藤引蔓，另寻节外之枝；这是议论一个人，他们又东拉西扯，甚至想要掏空国家。朝廷如同聚讼，黑白任由混淆。况且有风闻进献密疏以迷惑圣听，从而中伤善良之人，虽然道路传闻，虚实不可知。总之，神羊（指御史）结舌，而鸱鸮（指坏人）鼓噪，这成什么世界呢？这就是所谓的“辩言日益喧嚣”。

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固然是圣明君主的佳规；而举荐不避亲，弹劾不避仇，乃是谏臣的职责。如今推举郑庄公车毂的人，不说是为国荐贤，而认为是施恩；效仿鹰鹯追逐的人，不说是除恶务尽，而认为是苛责诋毁。想要补充文书再次请求，既有挟私求胜的嫌疑；等到不约而同地相同，又有随声附和的指责。于是只要开口说话，就结下疑团，而梧掖柏台（指御史台），都成了画蛇添足，恐怕不是推心置腹的情谊。这就是所谓的“听言未能虚心”。

至于皇上励精图治，一应章奏批复，从不超时；而如今也有延迟十天，甚至逐渐达到数月的了。以前还允许诸臣催促请求，近来甚至有暂时留存详细阅览，或者不应批复的防备了。议论不过是非两途；而圣明的决断也只有从与违两个字。言论正确，自然应该虚心接受，以彰显都俞（赞美）的美德；言论错误，也应当指出，以成就吁咈（规劝）的雅正。如果只是束之高阁，漫不经心地不分类处理，只会助长局中的纠缠，更生事外的揣测。况且暂留是呼吸之间的事，不应久留，否则将滋生蠹虫。我皇上手握权柄，善始善终，难道考虑不到这些吗？还说姑且以此显示神机莫测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纳言宜速”。

臣并非不知道圣明的决断自有权衡，对言官未曾厌弃；但防备其积渐之势，势必会走到这一步。况且此时人面日益顽固，人情日益竞争，身处众矢之的的人，尚且披着颜甲请求系住贼人的发缨；裹足于边疆的人，又借清卿来当作治愈疾病的药。假使白简（弹劾文书）有灵，难道还敢如此悍然无忌吗？臣愤恨这种顽钝成风，而更加痛心言路徒设，希望皇上努力推行。给事中辜朝荐《用人听言疏》：皇上登基以来，任人图治，纳谏听言，自三代以后未曾有过。而边腹之患日益防范，一日群力群防，未见实效。古未有圣明在上，忧患如此深切，而不能削平祸乱，坐享太平的。臣曾经反复思考，难道当世就没有可用之人吗？知人则哲，只有帝王觉得难。以言貌取人，孔子尚且失误。只有皇上求治的心越急，浮薄喜事的人越容易伪装诡诈以钓取奇名。只有皇上破格提拔的意图越殷切，巧言令色之徒越容易乘机争斗防范。

过去汉臣周勃、张相如号称长者，说话迟钝，不能出口，然而安定刘氏、抵御敌人，必定属于他们。吕后举荐陆逊，只说意思长远；而张释之阻止啬夫，李沆厌恶梅曾，都以谨慎为戒。大概利口祸国，圣人有明确的训诫。臣子任事，决无不出于朴实诚信而能挽救时艰的。然而朴实诚信的人，多从老成练达中获得。因为阅历既深，自然临事不苟，远的不必说。近来督抚中所称足以胜任的人，如洪承畴、卢象升、史可法等，也只是实心实做，何尝纵横满纸，动辄求人知晓？假使这几个人与杨嗣昌、颜继祖、张若麒等人粉饰虚张，争斗才辩，必定不能远远超过他们。由此看来，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白了。况且今日口舌相高，攻讦滋盛，老成日益凋谢，典型渐如晨星。

译从此以后，恐怕各位大臣不再将精力切实用于谋划职事，而是用来揣测笔端（指揣摩皇帝心意以迎合）。虽然皇上召对时勤勉，无人能逃脱如电光般的明察，但既然已考察其才辩，就应当考察其质朴忠诚。如果仅凭小聪明喋喋不休，就赋予事权，等到尝试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所谓用人贵在审慎，就是这个道理。《尚书》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上去寻求；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从非道义上去寻求。”臣子们连篇累牍，堆砌浮华辞藻，确实容易让人生厌。然而圣明的帝王，摇动鼗鼓、悬挂木铎来征求意见，大概是因为对于一件事，既想了解其利，也想了解其害；对于一个人，既想了解其短处，也想了解其长处。如果不反复咨询，细致审慎地考量，终究无法通达真伪，详尽了解事理。昭皇帝曾经因为弋谦进言过于直率，免除他上朝参拜，过了一个月进言的人不到，于是又让他像以前一样上朝参拜，并且颁布诏书来奖励群臣。所以言论即使不当，最终也不深加罪责。皇上近来对于因进言而获罪的臣子，屡次召见并赐还官印，虽然过了几年，圣怀依然关切。因此群臣无不感激思奋，其中即使有狂妄失当的言语，终究可以体谅其无恶意。即使有奸佞败类之徒，终究不能概括天下所有人。关键是不追求顺从自己心意的言论而追求逆耳忠言，那么听取言论的道理就掌握了。近来如陈燕翼所论中州一案，臣认为守卫汴梁的辛劳与决堤的罪责，原本不能互相掩盖。在皇上深切怜悯，用来振作劳臣之气，在言官正直的言论中，以保存万世的公道。又如熊开元本无进言的责任，却列举大臣的过失，也可以消除后来雷同附和的苗头。至于姜采措辞错误，百口莫辩，惩罚他则臣子的罪责已明，保全他则天地覆载的恩德更大。况且圣明以孝治天下，姜采家遭兵火，父亲遭遇祸患，他也是人子。臣不是说各位臣子的去留生死有关轻重，只是担心将来进言的人于是有所犹豫，不敢尽情陈述，虽然平息了正直的议论，也抛弃了所谓听取言论贵在广博的道理，这就是原因。臣四年居家，再次进入朝班，流离防乱惊心，一筹莫展，而终究认为用人和听取言论是今日治平的根本，所以不避琐碎冒昧上陈。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详察密封奏疏，臣接到锦衣卫所传的红本，乃是逃帅杨德政奉旨正法。臣密封连同驾帖归还了。接着又捧御笔缄函发给科道的，就是这本。臣又密封藏在垣中。然而自从逃帅在西市正法，道路之口都素来恨此帅，妄议练总以毒害天下，又知道他骄横剥削军队，怯懦狡猾善于逃跑，罪不容于死，人人快意。而明旨人人都没见到。凡是密封的，都不发抄，如果不请求明示，谁敢宣布？而臣想这本之所以密封，原本恐怕此机密一泄露，罪帅或许自尽而不得行法。现在此人已诛，自当明正其罪，使国人知道，以昭示国人杀他的义理，并使九边听到，知道朝廷有杀一人而三军震动的杀心。俗话说：信赏必罚，一定要在耳目所闻见之处，那么所不闻见的没有不暗中教化的。难道像这样可闻可见的事，反而闭塞天下人的耳目吗？恳请敕令下发抄传以便遵行。而臣因此想到各垣的密封像这样的很多。臣愚以为，有必须保密的，有不必保密的，有事前可保密而事后不必保密的，有今日当保密而明日不必保密的。如事关兵机，正在九天之上行动，藏在九地之下，怎么可以不保密？如警报何边防扰某地动静之情。胜败之事，廷臣知道，以便各献刍荛；各要害知道，以便共图备御，何必保密？况且邸报的抄传有定，道路之讹言无端，疑揣转甚，张皇孔多。廷臣纵有所闻，未免因而箝口，何可保密？如制边之防，诸臣有密奏，保密可以；边已安矣，仍当使廷臣共知其何防以安边。剿防之谋，诸臣有密奏，保密可以；防已平矣，仍当使廷臣共知其何防以剿防。这是事前可保密，而事后不必保密的。如逮有罪之人，不保密，恐其人将遁；人已获矣，则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诛有罪之人，不保密，虑其人将自裁；人已正法矣，则必昭布其所以诛之实。这是今日当保密，而明日不必保密的。盖人臣事君，原无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无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为成事，事成便复昭然，所谓理本相成，变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时慎密之事，因循沿为故例，甚至科录、史馆皆不能启什袭之藏而笔之。而一时之疑信，犹其小者，后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谓壅蔽纶綍，自臣等封驳之臣始矣。臣用是虩虩然惧，敢因请旨发抄而并及之。

译刑科给事中孙承泽上疏请求恢复接领奏本的旧规，说：“臣私下观察，本章是臣工代替当面奏对而陈述其诚意的途径。一经圣上决断，重大的政令法规便寄托其中，事情极为重要。臣在辛未年于户部观政时，还看见红本下发，各部司官轮流等候接领，每天傍晚时分，内臣捧到防极门东厢房，各位官员像大雁一样依次排列站立，按次序接领，体制严肃，制度非常完善。等到臣初入科道衙门，事情还像以前一样，近来因为机要事务繁多，下发没有固定时间，于是六部不再接领奏本，或早或晚，只凭防极门内臣发放。锦衣卫直房与各科吏役，便失去了当年的制度。臣查考祖宗朝代的规矩，凡是红本下发，必定让部堂官员亲自到科道衙门画押本尾，签署小押，所以防止奸邪杜绝弊端，如此严密。何况在未到达科道之前，收发完全依赖下级役卒，这怎能重视王言而尊崇典制呢？臣还有请求：皇上励精图治，寒暑不变，凡是重要的本章，无不早上上呈晚上批复。也有不能立即奉到纶音的，或者因为事情稍缓，不妨慢慢下发。但上疏的人，按日计算，送奏章的使者，伸长脖子盼望，时日稍有延误，便妄生揣测。当此内外多难之际，正依靠臣工勤勉尽职，倘若因此导致职位开启因循的开端，事情产生丛杂琐碎的弊端，防患于微，留下的忧患更加重大。况且天下事，无论大小，用敬心持守，那么小的也变大；事无缓急，用精力谋划，那么缓的也变急。这就是《易经》重视行健而自强不息的原因。希望采纳施行。”皇帝批答：“各部司官接领奏本，以及部堂到科道画押，原本有旧规，为何竟然废除？着令查察议定具奏。据称红本收发，完全依赖下级役卒，实在不符合典制。现在应当用什么方法传接？一并议定妥帖具奏。来本中‘敬心持守，行健不息’等语，说得对，知道了。该部知道。”

户科左给事中孙承泽上疏说：“章疏日益繁多，臣在科道衙门办事，查考本科发抄的底簿，看见近来章疏比崇祯初年增加了十分之五，比万历中年增加了十分之七。一科如此，别的科可想而知。议论日益增多，那么事功自然应当日益聚集。然而近年内外景象，无论比不上神庙时期，甚至比不上崇祯之初多了。大概议论多的人，精神薄弱。意念向外浮泛，那么力量内在欠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值得奇怪。所以密奏日益增多，边防就愈加败坏；筹算日益增多，财用就日益匮乏；启事日益增多，人才就愈加禁锢。这弊病在于议论多，虚饰也多。皇上励精图治，锐意太平，第一急务无如考核实效。考核实效，无如减少议论。减少议论，必须从六部大臣开始。因为六部是事功的府库，朝廷的大政寄托其中。各位大臣果真能公忠体国，竭尽全力救时，不顾利害，不避劳怨，天下事难道就不可为吗？抄发到部，或者立即具覆，不必推诿给别的部，不必推给抚按，或者不必覆照例存案汇销，全力担当，大家实做。这样那么章疏的减少不知有多少了。由此而论，台谏之臣，是以言为职责的。养狸想让它捕鼠，养鹰想让它搏击，言论确实不厌烦多。如果浮泛的条议，市恩的奏荐，以及根据风闻纠劾在外的小吏，那么应当禁止，这也是减少章疏的一个方面。至于各部的官员，自有职掌，勤勉谋划，日不暇给，何暇越位而纷纷建白？凡事无关系，率性妄图沽名，那么应当禁止，这也是减少章疏的一个方面。在外的抚按，对于重大情事，自然应当时时奏闻。如果钱粮的起解，参罚的开复，官员的更调，行间的小防，事关该部的，应当行文咨达部。如果琐事一概奏渎，那么应当禁止，这也是减少章疏的一个方面。通政司，职责在于封驳，近来因为廉耻道丧，人希求进取，游说不根之徒如同聚讼，凡这些应当禁止，这也是减少章疏的一个方面。又如内外臣工，凡是经过论劾，应当像祖宗朝旧事，平心静听，上等待皇上的鉴裁，下等待举朝的公论。闻言哓哓激辩的，那么应当禁止，这也是减少章疏的一个方面。有这几项禁止，议论日益减少，皇上批答之余，时常驾临文华殿，召见大臣商确政事，讲道求理，务必让朝奉命而夕行，从此政不清、简功不毕、集者未之有也。”皇帝批答：“朝廷广听求言，想要收取实益，那些浮议繁杂，虚饰无功效的，确实应当禁止饬令。这本内各款，着令议定具覆，建白是言官本职，如果当言不言，以致旁观越位，乘间纷嚣，科道官殊难辞责。又向来中外各衙门循例奏报，以及边镇攒造文册，察覆登答等项，有属于应当行的，也有套混妨扰，无益可省的，着令详酌奏夺。该部知道。”

户科左给事中孙承泽上疏说：“近来民生艰难用度匮乏，度支一曹关系甚重。臣今年身历三垣，都管注销之事，而叹息积弛之状，到户部而极也。每逢注销，呼群吏持牍雁行而前，司司比之见赴比之簿，大半遗漏不全。所销号件不具文牒”

译以往只是任凭吏役口头汇报作为惯例。况且这些吏役都是雇佣他人顶替，询问他们缘由，却茫然不知。臣往返申斥告诫，接着施加杖责，情况才稍稍走上正轨。然而每当五日一次汇报进度时，报告完成的事项仍然寥寥无几。该部曾经执行的文书，虽然篇幅浩繁，终究不过是依照例题知晓，照搬格式回复。而事情稍显重大，则堂官行文给各司，各司交给吏役束之高阁，或者推卸给巡抚、巡按，敷衍地说去查办，任由其拖延。不久官员调任、吏役更换，前事不再记忆，如同故纸一般。臣试述其大概，如各直省新旧两税以及金花银、漕粮折色、轻赍银、茶蜡、岁绢等项拖欠，以亿万计，还说是百姓拖欠，时值荒年难以急迫。至于官吏的侵吞挪用、京畿地区的透支、关差欠额、铜本被侵吞、奸诈解运官的吞没隐匿、运官的盗卖，数目成千成万的，本来也是接连不断。为何经年累月不一一过问？户部是管理民政的部门，以急百姓之所急为要务，固然不只是以办理军饷考核政绩来显示能力。然而历年兴办屯田、开垦荒地、请求减免赋税、上报灾情的奏疏，全部被搁置一旁，如同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就像臣先前因为江北私自摊派导致百姓愤慨，上疏直接弹劾，奉旨已有年余，尚未见到回复。诸如此类，不知有多少。想要求得乡里安康富足、妇女儿童安宁喜乐，怎么可能做到？以如此关系重大的部门，却如此因循苟且，每次面对部吏见其呼应不灵，不知多少次为之扼腕叹息。臣先前在兵部任职，见该部有摘取参劾、按次数议罚的成例，兵农并重，此事可以通行。恳请皇上敕令该部议定规则，使其知晓遵守，以警戒懈怠、振奋萎靡，或许会有裨益。奉圣旨：民间旧欠近日谕旨已明确，那些官胥侵吞挪用、透支、隐匿盗卖等项如何追缴赔偿，以及摘取参劾未完钦件如何分别处罚治理，都着该部遵照近日谕旨详细核查另议具奏。这本直接弹劾江北私派一节，经年未复，是何缘故，一并着奏明。

译刑科都给事中加俸二级孙承泽上热审疏：臣捧读圣谕，得知热审大典按期举行，臣不胜欣慰。仰见陛下如上天般好生之德，时常挂怀，不因军务繁忙而有所停辍。该部虽然刚刚在专派阁臣清理之后，旧案刚清，新案又积，事情如同春草割了又生，又似落叶扫了愈多。其中需要斟酌涤荡的，实在不易。对于应审的人犯，臣已催促刑部造册，仔细参核，恐怕候审者急此缓彼，又将未审人犯再三移催速结。然而在注销之日，常看到各司前件多标注已题奏候防。大概是因为近来戎马生郊，圣上忧虑，值此机务殷繁之时，导致批答停顿。阁臣考察往例，凡是未结人犯不得造审。如今爰书虽成，但明防尚吝，事体一时未结，在这应当泣罪解网之日，仍有羁魂向隅之悲，这也是大造化难以独自遗漏的。况且事无重轻，一旦属于候防，一概从羁系，饥渴困苦，溽热蒸煎，迟速之间，关乎生死。伏乞圣慈俯察，将该部各本尽数批发，使累累新犯，轻者立即获生还，重者幸荷送审，将见和气所嘘，狱虫不红，圜草增绿了。至于司寇一席，久已空缺，虽然署篆之臣不敢以传舍视事，但领袖部务必须得正官，并乞敕部就近推用，务必令朝简而夕就，以此溥皇仁而光大典，端赖于此了。奉旨：知道了，该部知道。

刑科都给事中加俸二级孙承泽上摘参疏：窃照遣戍一罪，仅次大辟一等，其问拟应当谨慎，而处断应当严格。大概不谨慎则担心有冤人，不严格则担心有纵奸。如今刑部现存的戍犯，已经清理之后，赃银量豁，情罪堪矜者，准予纳赎以开一面，并非过错。但戍犯不一，其中大奸巨蠹，如果一概收赎，仅以二百金纵虎出柙，这是诲奸，怎能作为训诫？该部先前批准的，臣科移文署印臣张忻，应当极力驳正，无奈承行吏胥蒙蔽玩忽如故。谨先摘参其一二显著者：一是军犯高瞻昆案，查高瞻昆以诬诈问辟，追赃共二千二百两，分毫不纳，二次清理俱为除豁，减拟边戍，这应当速为发遣的，却移送纳赎，这是完赃无银，赎罪有银，况且以辟而减拟，怎能言赎？本犯宜速为发遣。二是军犯钮光先案，查本犯以积年奸书，描改印票，侵冒料豆草束，事关军储，仅拟遣戍，有余辜了。然而该吏注销以为业已发遣，及察之则移送纳赎，既然纳赎，何必讳言发遣？这是明知不可赎而代为掩饰，况且本犯以侵官之物为赎罪之物，尤而效之，其何以惩？本犯宜速为发遣，其已纳之银留为充饷可也。三是原任吏部侍郎军犯蔡奕琛案，查本犯以十四年定罪，十五年正月咨送兵部发遣，至今尚未至兵科挂号，定限是本犯抗未赴卫事已年余，经承何不一问收管，仅以咨送了事？据法违限一年，例应调卫改遣，似难为本犯宽也。以上三项系臣行察，据该司手本循职参驳，伏乞敕下该部，将高瞻昆、钮光先责令当时起解，蔡奕琛违限年余，例应改卫，速行察覆，至于蒙蔽玩忽吏书，严加惩治。各司积弊不止遣戍一事，容臣极力搜剔，以副职掌，统希圣鉴施行。奉旨：该部议奏。

礼科题陪祀疏。臣按《臣科须知》一款，每年大祀天地，都给事中各一员入坛陪祀。又一款，如左给事中署印，必先具题入坛。今岁皇上亲郊，该科都给事中惠世扬奉命未任郊祀大典，臣垣职掌所关，而陪祀乏员，或于事体未协。今有左给事中魏大中见署科事，应否入坛陪祀，谨题请旨。奉旨：准照例陪祀。

兵科肃朝礼疏，照得臣等西三科轮直，武职门籍，若遇朝参调取，长安左右门守卫官收贮各衙门投到门籍簿扇，除公差患病外，中有不到者，会同题参，此从来旧例也。臣今细察武职各衙门簿籍，中有填注差病者，亦有止造见任者，或有差回病痊不填注者，又有止填痰疾不言注籍者，且有竟不移会直日该科者。臣等每月汇题，只据卫官缴到前月门籍簿扇填注差病字样，恐假借参差，有难稽察。况且圣寿、元旦诸大礼在迩，倍宜整肃。伏祈敕下该部申饬各衙门，嗣后凡有牙牌应朝参官员，务要明白详注，一投长安门，一投直月该科。若有差回病愈故违不填及以寒疾混入希图安坐者，臣等与直日该科指名参奏，庶朝礼肃而人心警矣。

科道互改

洪武中，给事中宋善、万

译徴、彭通、王惟言、王渐，在永乐年间，吏科右给事中罗亨信，工科给事中周岐，在正统年间，给事中朱良暹、李运，工科都给事中张襘，都改任御史。在洪武年间，御史李爌改任工科给事中；在永乐初年，山东道御史文郁改任工科给事中，江西道御史汪俊明改任刑科给事中。

译戊寅年考选记录：崇祯丙子年冬天，外计官员俸禄期满，推举和留任的官员都在吏部接受考察，〇核查在任期间的钱粮情况。此前，郑友元、熊开元因为钱粮的问题，连累到户部尚书，被下狱。到了这时，谨慎小心更加严重，而吏部书吏挟持勒索的〇，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久，皇上驾临讲筵，命令各位词臣分条议论政事。黄景昉推荐等待考察的朱天麟、成勇之、清项煜，于是上奏任濬为首辅，张至发是任濬的姻亲，有意防范结党。张至发激烈辩论不停，杨士聪一并参劾沈迅、张若麒收受贿赂，史〇嘱托冡臣田惟嘉谋求入选词林，矛头四起，纠缠不清。史〇上疏说，这次考选这些人，轻视科道而重视词林，凡是考中词林的，都是本衙门的人互相援引接引。于是，凡是取中翰林的，被认为预定分补各部主事。皇上命令吏部将咨访单进呈阅览，于是以圈奖滥徇各官。傅元初、张第元、房之骐、韩源、赵继鼎、马兆羲都着冠带闲住；许晋、林正亨、王猷降三级调用；刘含辉、杨振、原叶初春、刘兴秀、辜朝荐、金兰、葛枢、郭九鼎、凌义渠、何楷、褚德培各降二级，按照旧时的台省员缺，〇考者甚至经过多年不补，而现在的台省被连累，几乎空无一人，人们感叹这为变局。到戊寅年四月二十八日，皇上召在京候考及已推举部属的各官都来，中左门天刚亮，皇上出御门，内阁及吏部、都察院诸臣行一拜三叩头礼，完毕后候考诸臣行礼起身，在旁边站立停止，命令五人一班面奏在任期间做过的事实，皇上随即用笔记录。奏毕，皇上亲手书写防问说：“抵御敌人需要士兵，供养士兵需要军饷，屯田、盐政、采铸难以取得近效，搜刮加派，民力已经枯竭，将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近来报告抵边不战而归，是什么深谋？”诸臣通晓已见分条对答，务必期望可行，不允许抄袭旧套，仍将履历开写明白。皇上命令吏部将防问传示各官，暂时退下，过了一会儿复出，收取各官试卷，陆续而出。五月初十日，皇上亲自确定曾就义、黄文焕、黄奇遇、张缙彦、李士淳、汪伟、虞国镇、余象贤、马刚中、朱天麟等为翰林编检官；王调鼎、熊维典、解学尹、张希夏、张作楫、耿始然、成仲龙、李清、孙承泽、吴希哲、张淳等为各科给事中；李嗣京、秦廷奏、汪游龙、李春蓁、任濬、杨鹗、喻上猷、柯元伯、李云鸿、涂必〇、左永春、宗敦一、张尔忠、黄谏卿、甘维爃、张茂爵、王章、蔡鹏霄、王范、陈天工、高名衡、郭景昌、徐养心、罗起凤、张绪抡、王聚奎、邓希忠、阎嗣科、林兰友、叶树声、詹兆恒等，为各道御史。井济、李拯、杨鼎甲、黄熙〇、杨调鼎、王心纯、葛逢夏、刘作霖、郭尚友、唐良懿、张若麒、沈迅，为户、礼、兵、刑、工五部主事。王昌时为南部主事。韩友范为兵马。次日谕内阁：“发下曾就义等试卷十八卷，卿等传与该部科，将内中所对事宜确酌可否，奏夺。”曾就义对中言：“小民不苦于饷，而苦于有司的火耗私派，诚严禁之，似不妨量行加额，以纾军国之急。”皇上称赏之，防为第一。不久，于是允许杨嗣昌练饷之议，海内骚然。就义悔恨甚深，郁郁而卒。

附载言官被言

候补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元珍论给事中钱梦皋疏：朝廷磨砺一世，伸正绌邪，以端正揆大臣，无树私交，无作好恶，无蔽上而箝下，彰善瘅恶，佐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辅沈一贯者，又有顽钝无耻如刑科给事中钱梦皋者。梦皋为人臣，无暇毛举瘢索，迹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挂察典而乘机建议，垄断如市，士林不齿。迨至两〇留用，因蛊惑圣〇猜疑部院，并考察全疏亦中格矣。台省被察诸臣，概留用矣。国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骇听，佥谓梦皋之党，阴谋叵测，将异日种种侥幸之门从此辟也，甚可虑也。夫使梦皋羞恶未灭，亦宜惊弹射而敛迹，胡乃恣起风波动，驾言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极？佥谓梦皋之党，机锋叵测，将异日种种倾危之隙从此开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无私人，则奸慝宁壅于上闻？邪谋亦安能下逞？乃一贯实为戎首，秉政以来，不闻辅佐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摈厄者何人？年来比昵憸人，乖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皇上岂有爱于梦皋而故防之？岂有私于台省诸臣而独宽之？盖由一贯曲庇私人，内则假公以朦上，外则挟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权以伸其意，复

译臣私下认为，（若）借皇上的恩德来巩固私人的交情，致使守法的人受到压制而无处申诉，身居高位的人却嚣张无忌。将来谁还肯为皇上触犯权贵、坚持国家的大义呢？沈一贯敢于如此欺瞒皇上，这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防范，实在不是小事。希望皇上为了社稷着想，南方官员弹劾钱梦皋、钟兆斗的奏疏中说：“最近接到邸报，看到考察留用的科臣钱梦皋在年限之外被提拔，科臣钟兆斗接连上疏，他们假托借口、遮掩真相、中伤报复，这是朝野上下都知道的。即使这两人还有一点良知，难道不会自己感到羞愧吗？却毫无理由地牵连他人，互相欺骗，这是为什么呢？”臣请求简要陈述事情的始末，请皇上垂听。

六年一次的京察、年限之外的提拔，这是祖宗制定的法度，天下公道的维系就在于此。吏部斟酌考量，自有确定的评价。往年钱梦皋曾因年限外提拔，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士人议论至今，鄙视他到现在。这次考察开始前五天，各部院科道的采访评定已经确定。钱梦皋预知自己难免被黜，于是趁着御史林秉汉的奏疏到来，搜集楚地藩王的事情，与京察的奏疏一并上呈，以保留辩解的余地。

楚藩的事情，皇上排除朝廷议论而独自做出英明决断，天下谁不服气？然而楚事就是楚事，京察就是京察，两者原本不相干。现在整顿宗室的法度已经施行，楚事已无可再议。钱梦皋还借此作为借口，来动摇皇上的听闻。试看他的奏疏，洋洋洒洒数千言，支离破碎、牵强附会，完全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他在第二道奏疏中说：“在南京议论臣的人，一定会接踵而至。”他的意思一定是想让我们沉默不语，任凭他横行放肆，然后才痛快吗？

钱梦皋既然借楚事攻击都御史温纯，以强行自我掩饰，又说温纯驱逐钟兆斗是为了激怒钟兆斗，从而与他们结党营私。钟兆斗不念及外出参劾藩王，体制上并无损害旧典，公论应当自然静听。却沿袭钱梦皋的故技，句句只攻击温纯，肆意丑化诋毁。这是钟兆斗明明以私怨攻击温纯，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已经说出来了。

如果像钟兆斗这样，将来铨选官员的臣子束手不敢提拔一个年限外的人，监察官员闭口不敢指出一名官员的邪恶，纲纪颠倒，小人无所顾忌，那么祖宗二百年的良法美意不就几乎废弛殆尽了吗？臣认为这两人都应当立即罢免斥退，不要让他们淆乱清正的舆论。

此外臣还有话说：《尚书》说：“不奖赏私人的功劳，不惩罚私人的怨恨，有觉悟的德行，四方国家都会顺从。”首辅沈一贯平章天下，应当持守大体，务必公平，遵循旧章。况且考察是重大的典制，历代坚守使用，用来激励世人、磨砺愚钝。如今科道几人突然被留用，圣主认为是特别的恩宠，天下人心共同感到惊异，正期望首辅力争。等到考察的命令下达，沈一贯不把它当作规劝而当作颂扬，天下人对此产生怀疑。于是钱梦皋、钟兆斗巧辩横加诋毁，又好像暗中有所倚仗而无所畏惧，即使首辅内心不正直，这两人也没有私人的功劳值得怀念。天下人谁会相信呢？臣又认为皇上如果不立即斥退他们，那么辅臣的心意就无法昭示清白。

俗话说：“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都御史温纯守正不阿，人们向来知道。然而根据他自己的奏疏也说：“管理南北中外，考察已经五次，任劳任怨，嫌隙已经很多。”现在钱梦皋、钟兆斗又纷纷极力攻击他离去，不遗余力。衡量大臣进退的道义，不离去还等待什么？臣又认为皇上如果不听从温纯的引退请求，那么大臣去留的气节，就无法彰显明白了。

译先前沈一贯（沈四明）把持朝政时，与礼部侍郎郭正域（郭江夏）因楚王之事意见相左。后来“妖书案”爆发，科臣钱梦皋受沈一贯指使，弹劾郭正域，并波及沈思孝（沈归德），几乎招致不测之祸，因此遭到天下人的唾骂。温体仁（温总宪）假借纠正正人君子之名攻击钱梦皋，与周延儒（兆斗）联合攻打他。随后两人商议处理“年例”之事，沈一贯、沈鲤（防）都被留任，一时间舆论沸腾，士大夫的党争祸患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了。

礼科给事中汪始亨弹劾兵科右给事中李鲁生的奏疏说：“我私下认为，国家设立言官，职责极其重要。必须自己出处端正，然后才能纠举他人的邪恶；必须自己心事磊落光明，然后才能揭发他人的阴险；必须扶持善良之人，极力禁止贿赂，然后才能杜绝奔走钻营的风气，拓宽选拔人才的道路。又必须言辞坦率，宁可正直也不偏倚，宁可宽厚也不刻薄，然后才能平复情绪、宣泄郁结，培养国家的元气。然而那些阴险谄媚的小人，毁坏礼制、灭绝道义，他们的堤防已经决口；心思曲折多端、如钩如棘，他们的内心极其阴险。铲除异己并将他们推入深渊，引荐私党来充实自己的口袋，他们的举荐和弹劾完全颠倒。甚至用笔墨逢迎权贵，致使一方山河蒙受污垢，以至于挖掘削弱国家的命脉，其危害不可胜言。”

庆幸遇到我皇上聪明神武，诛杀凶恶、清除奸佞，对魏忠贤等逆阉奸人明正典刑，将虎彪等人流放至边远之地。等到进行查勘审讯，没有不揭露出来的奸恶行为。然而有三个人依附权贵，像蜈蚣一样百足不仆，经常写出不通文理的奏疏，在乡试录序中大肆辱骂诋毁，以取悦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直到如今日月重光，众奸远窜，而他们却厚颜无耻地站在朝班之中，玷污朝廷清贵，像现任兵科右给事中李鲁生这样的人，臣怎能不在皇上面前历数他的污秽行径呢？

魏忠贤之所以能够窃取主权、生杀予夺，是因为旧辅臣魏广微授予了他权柄。魏广微之所以倾轧善良、大开杀戒，是因为门生李鲁生引导了他，这是李鲁生依附权贵的第一处。李鲁生起初看到魏忠贤、魏广微同谋杀人，关系亲密如鱼水，于是甘心做魏广微篱笆下的看门狗。等到看到杨涟与左光斗遭受酷刑而死，魏广微假装上疏救援，大大违背了魏忠贤的心意，魏忠贤想要抛弃魏广微，李鲁生于是也抛弃了魏广微，转而投靠到旧辅臣冯铨的门下。臣看到先帝在选拔大臣时有“老成干济”的旨意，大概是说老成之人阅历深厚，识见和力量向来锻炼成熟，而新进之人，其骨气或许还未坚凝。李鲁生想居冯铨之首功，于是上疏说：“成即为老，而非老乎？年干即为济而即可以济乎？国信如是言，则髫年后辈即当入赞黄阁，而黄发皓齿反当就编简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的奏疏，自是李鲁生的拿手好戏，难道只是“执中用中”这类话语吗？他为了填满溪壑般的贪欲，大肆施展封豕般的凶焰，想要越级提拔某某，就提拔某某；想要逮捕某某致死，就逮捕某某致死。因此长安有“要官起问二李”的谣谚。当时茅山道人往来传递线索，冯铨也借说是李鲁生所推荐，这是李鲁生依附权贵的又一处。

谁知逆阉喜怒无常，少年宰相不久便失势，崔呈秀于是用高官厚禄收买吴淳夫攻击冯铨，而李鲁生吃饱喝足后飞走，又不肯侍奉冯铨了。崔呈秀是他的死党，魏良卿固然是他的义兄弟。魏良卿想请托买卖生员资格，李鲁生就传达给学臣李蕃并在中间牵线，图谋渔人之利，其贪污私利狼藉不堪，路人皆知，这是李鲁生依附权贵的又一处。三处依附都失败了，而李鲁生作为冏卿、兵科左给事中却没有败落，崔呈秀、吴淳夫等人的赃款都被追缴用于助饷，而李鲁生的丰厚积蓄依然如故。这在法律上是不公平的，对于朝班中那些趋跄揖让的贤臣来说是有玷污的，李鲁生应当思考如何自处了。然而他被参劾后却粉饰言辞，又想依附于君子之林，难道觉得依附三处还不够吗？想来那些倏忽从逆、倏忽背叛的人，蘧庐主人等君子鉴于前车之鉴，谁肯接纳他呢？

至于他主持考试，臣家乡看到上年词臣方逢年、科臣章允儒因五策暗中涉及时事，而削夺李鲁生的职位，于是李鲁生转而主张逢迎，又认为仅仅不触及时事不足以获得逆阉的欢心，于是后序中大肆辱骂诋毁前贤，凭借积威使他们恐惧，又诱哄臣家乡的后进使他们效仿。他不仅使衡岳蒙羞、江汉流秽，对于我皇上摧折楚地人才、最可悯惜的旨意，是大相径庭的。皇上怜悯杨涟冤死，群臣共同感到痛快，而李鲁生在序中辱骂杨涟说：“窃圣贤，盗豪杰，走天下如骛。”唯独他认为杨涟本是忠贤，所恨不得不骂。此外，众多士人如林，蒸蒸日上，都是肃皇帝丰芑遗经的传承，经过数百年的培养，而李鲁生辱骂他们说：“楚士抱璞坚于三刖，楚风趋上防于细腰。”众多士人有什么冤屈而受此辱骂呢？然而还可以说是不幸与杨涟同时，应当被辱骂。至于前贤如屈原的忠爱，宋玉的风藻千古流芳，李鲁生辱骂他们说：“楚所矜式，惟有屈宋，宋玉称神，引梦赋雨，横风媟防，荡佚屈子，踔厉侘傺之感，哀悼悲些之调，变雅为骚，亦何足道？推其语意，喋喋厌薄，屈宋恨不起，上官大夫与之把臂定交矣。”如果逼迫劫持众多士人，使他们股栗恐惧，则说：“规绳在前，斧銊在后，士将焉往？”

译说我是拿着斧钺来威逼你们，那么多士九十六人，难道会舍弃所学而顺从我吗？至于他们诱骗哄骗我家乡的后进学子，使他们迷失方向，那就更加令人惊异了。他们不教导我家乡的学子效法孔孟，也不俯身教导他们学习左史倚相之类的人，却谆谆教导我家乡的学子学习鲁生。他的序言说：“我不用楚国的标准来衡量楚国，而是用我的标准来衡量楚国；也不用我的标准来衡量楚国，而是用皇上衡量我的标准来衡量楚国。”我抒发心中想说的话上疏，早上呈上，晚上就得到批准，而且褒奖慰谕有加，一则说“留心边防大计”，一则说“苦心筹划”，把这作为与皇上心意相通、直达天听的证据，让各位士子效法追随。我家乡的学子即使不懂古书，不能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样的典籍，然而义路礼门，从小便习得，又怎么会盲目瞎引、甘愿学习鲁生呢？我家乡的死者、被流放者、被削职夺官者，遭受魏忠贤的酷刑，只到天启七年为止；而遭受鲁生试录的羞辱，则没有穷尽的时候。皇上爱惜楚地的人才，天语斐亹（言辞美好），一时之间三湘七泽的英灵，顿时觉得纤尘洗净，火光烛天。鲁生又能羞辱我家乡的学子什么呢？唯独与子孙相继，都知道鲁生的丑恶，就不能为鲁生辩解了。等到看见皇上浩荡宽宏，鲁生又改头换面，为杨涟等人上疏免除赃罪，企图施恩。我家乡的学子为了自全，因而依附徘徊，等待补缺，想要侥幸得到吏部尚书的职位。吏部尚书是六部之首，人才的进退确实与此相关，岂是通身秽迹之人所能统领的？我不是不知道初入官场，也应当隐忍以显示对同类的厚道。但是皇上广开言路，起用废黜之人以革新政治，一时之间纯忠亮节的英才，济济一堂。鲁生以丑类混迹其中，举世共弃，我又怎么能沉默处此？疏中列举鲁生的劣迹颇为详尽，然而还有未尽之处。当孙高阳巡视蓟辽军队，巡边到近郊，想要入京觐见，魏广微欺骗魏忠贤说：“孙阁部兴起晋阳之甲，想要清除君侧奸佞。”魏忠贤非常恐惧，派顾秉谦假传圣旨让他东还。接着谋划如何处置孙高阳，鲁生说：“阁部所……倚仗的是手握重兵罢了，应该以缺饷为名，大肆裁减他的军队，使敌人来杀他，不然士兵哗变也杀他。”魏忠贤很高兴，于是下达裁兵的议论。这谋划确实精巧，不知国家大事为何物啊？

译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五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六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尚宝司

尚宝司位于午门西侧，兵科衙门之上。起初设置符玺郎，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设有卿、少卿、丞。职责在于宫廷禁地，守护宝玺、符牌、印章，并辨别它们的用途。有事时向内廷请示，事情办完后将其收藏。共有十四方宝玺：名为“奉天之宝”，用来镇抚万国、祭祀天地；名为“皇帝之宝”，用来册封、赏赐劳绩；名为“皇帝信宝”，用来征召军队；名为“天子之宝”，用来祭祀鬼神；名为“天子行宝”，用来封赐蛮夷官署；名为“天子信宝”，用来调发番兵；名为“制诰之宝”，用来识别诰命；名为“敕命之宝”，用来识别敕命；名为“广运之宝”，用来识别黄册选录和勘验户籍；名为“御前之宝”，用来进献御座、随从车驾；名为“皇帝尊亲之宝”，用来答赐宗室成员；名为“敬天勤民之宝”，用来训导官吏。凡是奉宝、用宝、从宝、洗宝，都与印绶监一同进行。凡是扈从守卫、侍卫、令牌的编号有六种，用来警戒夜间巡逻；金牌的编号有五种，用来严密守卫；凡是半字铜符的编号有四种，用来稽查巡逻守卫；凡是铜牌的编号有一种，用来稽查士兵；凡是牙牌的编号有五种，用来考察朝参；凡是祭牌的编号有三种，用来谨慎祭祀事务；凡是双鱼铜牌的编号有五种，用来肃清直卫，洁净祭祀坛场；凡是符验的编号有五种，用来供给传邮、通达制命。

尚宝司题名记。尚宝司掌管玺印、牌符之事。建国初年设置符玺郎，后来改称为尚宝司，官秩为正三品。洪武元年设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此后大臣子弟因荫补担任丞的，没有固定员额。官署列在右掖门之内，那地方极其禁密。宝玺中最大的称为“奉天之宝”，是唐宋传下来的玺印，只有祭祀天地时使用。凡是诏书或赦令，则使用“皇帝之宝”；立封及赏赐劳绩，则使用“行宝”；诏令亲王大臣调兵，则使用“信宝”；册上尊号，则使用“尊亲之宝”；敕谕亲王，则使用“亲亲之宝”；祭祀山川鬼神，则使用“天子之宝”；封外国及赏赐劳绩，则使用“天子行宝”；诏令外国调兵，则使用“天子信宝”。称为“诰”，则使用“诰命之宝”；称为“敕”，则使用“敕命之宝”；敕奖臣工，则使用“广运之宝”；敕谕来朝官员，则使用“敬天勤民之宝”。凡是宝玺的使用，必须请示命令后才能发出。天子在郊庙享祀，或者视察学校、籍田，勋卫扈从以及公侯、驸马、都督日值锦衣卫当直，则发给金牌。金牌的形制，有龙、虎、麒麟、狮、云等图案，根据官职高低有所区别。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则发给令牌；虎贲巡城，则发给铜符；九门守卫，则发给铜牌；锦衣校尉入直，则发给双鱼铜牌；京官中参加朝参的，则发给牙牌。勋臣用“勋”字，亲臣用“亲”字，文臣用“文”字，武臣用“武”字。文武官员中参与陪祀郊庙及执事的人，也发给牙牌，有圆花、长花、长素的区别。凡是所有获得牌符的人，如果有变故，则检查名册并缴还。亲王就封以及文武大臣出巡镇守，则发给符；御史出巡考察，则发给印；事情结束后则缴还。稽查出入的命令，并辨别其数量，这件事非常重要。每次大朝会，则有两人持宝引导车驾，先站立侍奉在殿中；车驾外出巡幸，则有两人骑马随从宝玺行进。他们作为侍从非常亲近。建国初年大多由文学儒臣统领此职，有的兼任职务为尚书郎及以下，没有才名的人不得调任。勋辅大臣子弟奉特旨，才能补任丞，其他流品的人不能参与。此事极其谨慎。尚宝司旧的直庐倒塌毁坏，而题名也缺失了。嘉靖丁未年，尚宝司各位官员于是向皇上请示说：“尚宝司是禁近之臣，而待漏斋直庐没有处所，每逢风雨晨夕混杂居住在其他房舍中，很不方便。”皇上下诏将长安街的闲置官署改为直庐，因此兴建。只有宁宇。不久各位官员又感叹说：“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何况居其官位而记载不备，姓名没有流传，凭什么稽查过往而昭示后来呢？”于是搜集旧档案，从洪武年间以来，直到今天，凡是在尚宝司任职的人有多少，刻下他们的姓名、爵位、籍贯，立石在庐中，请求张治作记。记曰：“宝，是君主用来取信于天下的；名，是君子用来取信于后世的。君主对于宝，设置官员来守护它，是慎重其命令。那么君子对于名，其贤与不贤关系到劝善惩恶，影响深远，难道可以不思考慎重吗？德，是用来慎重名声的工具。所以君主有慎重的命令，然后天下没有邪恶的政治，这叫做治理法度；君子有慎重的名声，然后终身没有邪恶的行为，这叫做治理人。用治理人来守护治理法度，那么自身安宁而国家可以长久保有。唉，难道只有尚宝司是这样吗？”这是各位官员题名之意。长沙张治撰

尚宝司卿刘日升议处公署疏，据查本司设置在掖门内西侧，收藏金铜牌面等件，都是朝廷信物，机密所在，关系非同轻小。国家创立衙门，必在禁地，确实是重视它。伏读圣祖赐予臣等衙门的诰词，宝乃是干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