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四十

译以儒家所订定的为标准，这大概就是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防范措施。这就是所谓的圣真，这就是所谓的王制。自从人文趋向兴盛，士人的风气逐渐浇薄，起初厌弃平常，稍稍趋向纤巧靡丽；纤巧靡丽不止，渐渐追求新奇；新奇不止，渐渐趋向诡异偏僻。起初还依附诸子百家来树立旗帜，如今竟然尊崇佛道二教来操戈相向。背弃孔孟，非难诋毁程朱，只以《南华》（庄子）和佛家的言论为宗奉、为竞逐。把实有当作空无，把空无当作实有；把名教当作桎梏，把纪纲当作赘疣；把放言恣论当作神奇，把荡弃行为检点、扫灭是非、廉耻当作广大。选取佛经中谈论心性、与儒家略相近的言论，窜入到圣人的言语中；选取圣人言语中有“空”字、“无”字的，强行等同于禅宗的教义。唉！圣人的经典变成这样，能解释得通吗？士子写八股文，是用圣人的口气，传达圣人的精神罢了。圣人的时代，曾经有过这样的语意吗？太学中所列的典籍极其详尽，从小学习，到老未必能穷尽。世间哪有经史不能读，却在经史之外，博览群书之理，抛弃本业的精髓，拾取异教的残膏剩馥？譬如用中华的语言，夹杂夷狄的言语，谈道既显得驳杂，论文又不成章法。世道溃败于狂澜，经学几乎成为荒草。吏部、礼部交相颁布禁令，其弊端明显，申饬再三，却终究未能彻底改变这种习气，为什么呢？解释书籍有的用注疏，有的不用注疏，那么趋向就不一致了。选拔文章有的取正体而选平正典雅的，有的怜惜人才而收录奇崛俊逸的，那么鉴赏裁断就不一致了。同样是违制，有的弹劾有的不弹劾，那么法令就不一致了。同样是被弹劾，有的认为应当惩处，有的认为可以不惩处，那么议论就不一致了。士人有不一致的趋向，选拔士人就有不一致的鉴赏裁断，又用不一致的议论，执行不一致的法令，政体都有二三不一，士人的风气怎能归于一统？就像烧毁异端学说，去年奉有明确禁令，督学以下，何曾禁止过一处？烧毁一本书等于是把经学当作弁髦（弃物），得到诏书却挂在墙上。这样即使朝廷上三令五申，又有什么益处？臣请求一概裁定于圣人的言语和天子的制度，而定为统一的方法。士子传授学业，应当先明经术，讲解书籍、行文，以遵守宋儒的传注为主。二三场考试以淹贯性理、鉴察正史为主。那些决裂圣人言语、背违王制的，一切坊间新说，都命令地方官混杂烧毁。各该提学官员，仍要具文上报吏部，要看到黜退了几个险诐邪妄的士人，焚毁了几部离经叛道的书籍。两京各省乡试录取及中式的墨卷，也以圣人言语、王制为标准。违背圣人言语就弹劾，不违背就不弹劾；背弃王制就弹劾，不背弃就不弹劾。官司评定，送科部覆阅，各自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较，不得远近异法，轻重异处，导致后患。伏乞皇上叮咛，敕令下部院，断然必须执行。执行三年，如果士风不归雅正，那么臣等与天下督学官员都受其罪责。然而臣等还有话说：自古以来世道升降的征兆，往往以士大夫的好尚为标志。世道治平的时候，高明之士都把自己的才识用于修政立事，主要在于为国，他们的议论一定典实平确，而天下靡然顺从。世道衰败的时候，都把自己的才识用于谈玄说虚，主要在于自为，他们的议论一定奇僻空旷，而天下也靡然顺从。自古有仙佛昌盛的时代，圣学一定不明，世运一定不盛，即使能真正达到极致，也对国家无益，何况是袭取佛老唾余，来掩盖自己名利痕迹的人呢？道术的名目很久了。自西晋以来，在我们道内自己分成了两派。又其后则吸取释氏的精蕴，而暗中依附于我们道内；又其后则尊崇释氏的名法，而显现在我们道外。如果不是圣主执中建极，高举皎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风，挽颓波于砥柱，悠悠世道，臣等不知会走到哪里。得承祖宗维系世道、设立教化，尊崇孔子，明经取士，表彰宋儒。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渐至于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检，又怎能得到忠孝节义的士人为朝廷所用？只因为主考官误以怜惜人才为心，曲意收录好奇的新进之士，以致如此。新进未成之才，只宜裁正等待举用，岂能辄加取录，以误天下？阅览卿等的奏章，深于世教有益，还开列条款来，务必期待执行。仙佛原是异类，宜在山林。独修有等好尚，的确任解官，自便去，不要与儒术并进，以混淆人心。

译行人高攀龙上疏说：臣认为，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的，而教化的兴衰，则由学术的正邪所决定。因此，圣明的帝王必定致力于表彰正统的学问，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该趋向什么，明确地有所坚守，然后上面没有不同的教化，下面没有不同的习俗，道德统一，风俗相同，贤才涌现，而治世的风化就昌盛了。

臣看到四川佥事张世则，大概自认为读了《大学》的古本而有感悟，知道程朱理学误人很深，认为朱熹的学问专门致力于崇尚广博，不能做到诚意，导致宋朝一代的风俗，议论多而成功少，天下最终萎靡不振。于是将他所著的《大学初义》进献朝廷，想要施行于天下，改变章句学的旧习。

臣认为，自古以来儒者解说经书，不能没有不同见解，但是是非不容许有乖谬。是非乖谬，那么万事就都乖谬了。以程朱这样的大贤，说他们的学问不能诚意，说他们的教化是误人，这是对呢还是错呢？在私家议论，还只是一个人的偏颇，对圣贤没有损害；如果在朝廷上宣扬，就足以扰乱天下人的视听，对世间的教化有害。臣不能不说话了。

自从孟子去世，孔子的学问没有传承，过了千四百多年，才有宋朝的儒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得到正统的传承，使绝学重新延续，学者才知道入门的途径，他们的功劳是无穷尽的。但是这五位贤人生活在宋朝，而宋朝不能运用他们学问的万一。先前章惇、蔡京之流斥责他们为奸党，后来韩侂胄之流斥责他们为伪学，贬谪放逐禁锢，直到宋朝灭亡。

恭敬地回想我太祖皇帝，天赋神圣，作为百姓的君主和老师，首先设立太学，拜许存仁为祭酒，主管教化。许存仁是先儒许谦的孙子，许谦继承朱熹的正统学问，而许存仁秉承皇上的命令进行教化，一律尊崇朱氏之学，命令学者不读五经四书以外的书，不讲濂洛关闽之学以外的学问，而天下人一致向往。

我成祖皇帝更加彰明并扩大它，命令儒臣编纂《五经四书大全》，传注一律以濂洛关闽为主，从汉儒以下，采纳相同的而删去不同的，另外将诸儒的书分类编为《性理大全》，一同颁布天下。永乐二年，饶州儒士朱友季到朝廷献书，专门诋毁周、程、张、朱的学问，皇上看了很愤怒，说：“这是儒者的贼人。”特意派遣行人押送朱友季回饶州，命令有关部门声讨罪状杖责遣返，全部烧毁他所著的书，说：“不要误导后人。”于是邪说屏息，我们的道统中兴了。

到现在二百多年来，学校所教，科举所取，都遵循这个原则。真正的儒者如薛瑄、胡居仁、吴与弼、陈真晟、曹端、罗伦、庄昶、章懋、张元祯、陈茂烈、蔡清、陈献章、王守仁等人，文雅兴盛。至于一个时代的风俗，上面有纲纪，下面重视名节，当变故发生的时候，大多有仗义死节的士人；遇到权奸当道的时候，不乏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贤士大夫的公正评价，士人和百姓的清议，是非分明，有不符合人心的，大家就起来议论其后。直到今天，上下相互维系，这不是祖宗教育英明的明证吗？

没想到今天竟然有像张世则这样的人，肆意想要改变祖宗表彰的正意，率领天下人全部背离它。程朱的学问，其始终条理的全部，下学上达的奥妙，本来不容易用言语形容。然而其大概，则不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这两句话。这不是程朱的教化，这是孔子的教化。所以穷理就是博文的含义，居敬就是约礼的含义。这不是孔子的教化，这是尧舜的教化。所以博文就是惟精的含义，约礼就是惟一的含义。二者合一，并进而以主敬为根本，所以道理日益明澈，那么心日益静虚，行动正直而最初并不沉溺于词章；心更加安定宁静，那么道理更加深入逢源，而最初不流于空寂。这就是圣学之所以能够允执其中的原因。

至于《大学》一书，程子揭示为初学入德的门径，而章句之作，则是朱子一生竭尽精力的笔力。后人学问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岂能轻易议论？况且古书都有简册错乱，古本怎么可以完全相信？张世则说“诚意”是对的，难道诸儒不教人诚意吗？诚，是圣人的根本，学问之所以能成始成终，功夫先在格物致知，正是为了诚意正心。意有不诚，心有不正，就不是格物致知了。如果沉溺于记诵，追求外在而忘记根本，这是俗学之所以浅陋，难道是《大学》格物致知的教化吗？

孔子的道，到程朱而阐明殆尽。学习孔子而必须由程朱，正如进入房间而必须由门。善于学习的人，默默记住，心境安逸日益美好。况且今天天下不患没有论说，而患没有亲身践行。就圣贤已经阐明的道理，诚心而大力实行，那么事半功倍。何必喋喋不休，一定要务求自私用智，想要伸张自己一个人的学说呢？

张世则又把宋朝的不振，归咎于诸儒的学问。唉！这是什么话呢？君主不能运用他们的道，即使是孔子的圣人，生在鲁国而不能挽救鲁国的衰败，何况怀疑诸儒呢？宋朝的灭亡，从前来说坏在新法，从后来说坏在和议。现在不怪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章惇、黄潜善、汪伯彦、秦桧、韩侂胄之流，而怪诸儒的学问，这是什么心呢？所谓议论多而成功少，不是说话人的罪过，而是使用说话人的罪过。自古以来，平民献言，工匠乐师陈述规劝，他们的议论不至于多，然而上面的人善于运用中道，那么片言可以决断，而满朝可以废置。天下看到事功的实在，而看不到议论的虚浮；上面的人漫不经心没有可否，那么人们持有自己的见解，而邪正混杂陈列，徒

译这只会增加耳目的烦扰，对治理国家的实际事务毫无补益。难道要等到人人都闭口不言，才算是盛世吗？世人又说，本朝主持国家大政的人缺乏决断的勇气，分担各项职务的人有模棱两可的风气；学校中没有真正有实才实学的人，朝廷上很少有真心任事的臣子。这些情况确实存在，正是由于不学习的缘故。怎么反而归咎于程朱之学呢？况且臣有深深的忧虑。自世宗皇帝以前，虽然有训诂词章的习气，但天下多有实学；自穆宗皇帝以来，大多都是玲珑虚幻的谈论，而〇不知道最终归宿。嘲笑宋儒的笨拙，使得规矩绳墨脱落无存。以顿悟为精巧，而巧变圆融到了不可方物的地步。所以当今高明的人士，一半已经成了佛老的信徒，但他们还知道儒家是尊贵的，必定借助儒家的文饰来解释佛理，援引佛理进入儒家，这是因为内心有遵循常理的良知，外部有皇权的制度约束。而他们隐藏的〇真正志向，则是借孔孟作为文饰，与程朱为仇敌。所以今天对症下药的方法，正在于扶植程朱之学，严密防范佛老二氏，然后孔孟之学才能显明。假如世则的言论一旦盛行，天下人抛弃他们的仇敌，就不止像对待刍狗那样轻视了。陛下建立皇极，端正根本以教化百姓，亲身践行孔孟的规范，言论首先推崇程朱的正统之学。必定亲自研读经书以穷究事理，必定收敛放逸的心志以持守恭敬，朝夕勤勉警惕，反省检查克制私欲，体悟两位先祖的意旨，在正道衰微废弃之余振兴正统之学。向内外颁布明诏，不读四书五经，就不允许沉溺于佛老的学说；不讲究濂洛关闽的学问，就不允许用新奇的说法混淆视听。学问不分门派，士人没有异样的习气，人心纯正专一，教化大同。像这样如果人才不出，政治不兴盛，自古以来是没有过的。

译贡举

朱文公熹在光宗时期撰写《升贡议》说：“古代学校选拔人才的方法，从乡里开始，一直通达于国都，用德行和道艺来教导他们，从而兴起贤能之人。大概居住的地方没有差异，做官的途径没有差异，选拔的方法也没有差异。所以士人有坚定的志向而没有外在的羡慕，早晚勤勉努力，只担心德行和学业修养不够。孔子所说的‘言语少过失，行为少后悔，俸禄就在其中’；孟子所说的‘修养天爵，人爵就会随之而来’，都是这个意思。现在学校所教导的，既不根本于德行，而所谓的‘艺’，又都是无用的空谈。更何况那些所谓的空谈，又都是怪诞虚妄、没有根据的，恰好败坏了求学者的心理和术数。研究经书的人不再阅读经书的原文和先儒的传注，只是选取近年科举中选中的文章，讽诵摹仿，辗转相承，把研究经书当作经学的贼寇，把写文章当作文字的妖孽。因此人才日益衰退，风俗日益败坏，朝廷和郡国遇到一件疑难的事情尝试处理，公卿大夫、官员和百吏面面相觑惊愕，不知道听从谁的意见，由此也可以知道教育得失的原因了。议论的人不探究根本的来源，还以程式化考试文章不工整为大患，难道不荒谬吗？古代大学的教育首先在于致知格物，而考核的方法，又以九年能够知类通达、坚强独立而不违背正道为大成。大概天下的道理，都是学者应当知道的，而记载在经书中的道理，本来各有官职而不随便混淆。况且现在音乐失传、礼仪缺失，二戴所记载的已经不是正经，而研究经书的人又大多舍弃难学的而趋向易学的，只窥见其一而不及其余，对于天下的事理，确实有不能全部通晓的了。至于诸子的学问，都出自圣人，各有长处，也不能没有短处，其长处固然不可以不学，而其短处又岂能不精心选择作为取舍呢？至于诸史，涵盖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的变化，而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等类都在其中，都是当世所需而不可缺少的。一旦想要全部通晓其道理，形势上确实有所不能。只有合并应当阅读的书，分年考核测试，使天下的士人各自用三年通晓其中三四分之一，那么也应该没有很大的困难。现在想要各经确立家法，以主注为防备，而讨论诸儒先的说法，附在其中，以《易》《诗》《书》为一科，在子午年测试；《周礼》《仪礼》及二戴礼为一科，在卯年测试；《春秋》三传为一科，在酉年测试；都兼考《大学》《中庸》论。如果考《语》《孟子》论，就把诸子分为四科，分年附考。策问主要考诸史和时务，附在其中。将士没有不通晓的，经书没有不学习的。史德成为人才，显达后可以成为当世所用。如果学校的老师，必须遵循仁宗的制度。选拔士人的实质，有道德可以成为师表的人担任学官，并且长期任职，使他们讲明道术，而裁减解额，舍弃选拔谬滥的恩典。只让担任老师的人，考察其德行的实质上报，而任命他们做官，那么大学的教育就不虚，而怀着私利追求俸禄的人，自然没有什么可做的而到了。文公这些话，可以作为百世的法则。崇祯六年癸酉二月初三日谕旨：祖宗制度设立科举选拔士人，专门是为了治理国家寻求贤才。近来士人习气日益苟且，举人贡生选拔不当，真正的人才稀少，理道不彰显。由于督学、教谕、训导各官员督导率领方向错误，培养没有方法，完全失去了旧制度的初衷，以至于朝廷不能获得任用人才的效果。朕思考士子读书进身，是人才的根本，必须首先重视德行。幼年学习壮年行动，如果生平确实孝顺悌敬、廉洁谦让，自然做官时不贪婪不欺骗，尽忠竭节。何必专门精通文艺？根据防典以及提学敕书中敦尚行谊，以激励颓废的风俗，不专门论论文章优劣，记载非常明确。近来完全不遵行。至于小学诸书，乃是州县各有社学，原本想要养育德行，敷施教化储备人才。近来完全不讲论兴举。那些士子从童年入塾，直到应试登科，只以富贵温饱为志向，竟然不知道立身修行、忠君爱国的道理。如此教化不行，士风吏治安得不日趋卑下？朕认为祖宗朝求才用贤，原本不完全拘泥于科目。至于考试文义，正是想要通过言语征召人才，也不是专门崇尚浮词、务华遗实。现在想要只遵祖宗制度，起弊还醇。童生必须先入学，遇到考试先查德行。从儒童到乡试，必须有实际事迹才允许入场。日后败坏德行，考官挨个论处。又教官是士子的师长，化导最亲近，旧制度非常重视。近来都以衰老平庸的人充数，教育之术完全废弃，这更是士风不正的根源。现在设法兴起，着吏部礼部同都察院及该科详细议定明确具奏。至于海内之大，难道没有潜修硕德、纯孝鸿才、清志刚方、实堪大用的人吗？更应当特别提拔一二人，以显示风劝。至于科道，不必专门出自考选馆员，应当令先经历推知，并着酌议来行。宗伯黄汝良防：私下认为臣等刚才条奏的文体款项不过是科场的防备，当时文章的针砭罢了。现在恭敬捧读纶音，臣等阐发演绎多次，仰见我皇上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至意，洞察古今，有非臣等愚陋所能达到的，敢一对扬而敷陈之。按照《周官》以乡三物教导万民，而宾兴之前，六德曰智、仁、圣、义、中、和，其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其次才及六艺曰礼、乐、射

译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德行在六艺之先。孔子门下以四科考核高足弟子，首先说的是德行，其次才轮到言语、政事、文学。可见德行居于四科之首。等到汉、唐、宋以制策、诗赋、经义选拔士人，虽然不同于古初的制度，然而贤良方正、经明行修等举荐，未曾不与之相辅而行。我朝顺应时势变通，设立科目考试士人，以制义为考核标准，分为三场。然而高皇帝时首先重视德行，心意尤为恳切。如颁布《大诰》，设立明伦堂，建立礼贤馆，举荐孝廉，颁布天理行事敕令，学宫立有卧碑，乡约颁布圣训，褒奖守节义者的福寿，贬黜失节者如危素等人。至于有行谊的处士，如陶安、王祎、章溢、陈遇等人，时常加以征召辟用。历代圣君相承，都遵循这一轨则。所以三百年来，士人看重名节，人们重视清修，即使应试的文章大多醇正典雅，无不是道德的发挥，即使文章也是德行的体现。然而近来习尚衰败，风俗败坏，行谊既已背离，文章也出现错乱，礼义廉耻都成为多余的空谈，背公营私沿袭成为惯例，争夺官职的人不胜其多，担当事务的人却很少，甚至有人佩戴绅带却祝祷阉人祠堂，身穿衣冠却向盗贼投降。世道人心败坏到了这种极点，难怪圣上心中肃然产生对德行的思虑。

我认为选拔士人固然应当首先看重德行，而尤其贵在预先培养。当今士人的习气长久固结，骤然扭转困难，那么只有预先培养这一种方法罢了。董仲舒曾说：“不预先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求得文采。”《易经》中说：“山下流出泉水，这是蒙卦，君子因此果断行事以培育德行。”《伊训》列出三风十愆来警戒在位者，而总括其要点说：“都要训诫于未仕之士。”大概预先在未仕时培养，则教化容易进入而德行成就，以此修身自然可以果断行事培育德行，以此入仕自然可以避免三风十愆。所谓年少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久了就成为自然。古代的教育，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循序渐进，无非是先勉励以六德六行，然后才涉及六艺。所以说：“行为有余力才用来学习文献。”现在的教育，从年少到长大，从长大到壮年，所学习的都是吟诵文艺之事，所经营的都是富贵温饱之图，一旦登第做官，竟然不知道德行是什么东西，难怪四维不张而百事败坏。

何不敕令臣部发文，行令各省直学臣刊印为条教，颁给府县塾师，都向官府登记名字，有能用《孝经》《小学》教育儿童，使他们在家孝顺父母、在外敬爱兄长，使年幼的孩子有所造就的，塾师授予衣巾荣誉；其子弟成为败类而不加戒止的，塾师受罚。教官有能用规矩准绳表率学子，使他们整饬自身、勉励德行，使人才出众且有德行的，教官在考核中记为优等。生童入场考试，须令州县教官各自取保结，没有过犯才准进入考场；有败坏伦常而失职举荐的，教官与州县官受罚。至于提学官一职，尤为传达上意、率领下级的机要，必须在文字之外特意振兴诸生的行谊，德行显著闻名，文章即使平庸也加以优等；平日品行恶劣，文章即使工巧也革除以示惩戒。确实能奉行敕书的，核查记录；如果善恶不明，劝惩无法，提学官受罚。至于举人、贡生、生儒以及山林隐逸，有笃学不倦，秉持道义、磨砺自己，潜修志行超越众人的，府县官核实后上报督学，督学核实后上报抚按，抚按核实后上报朝廷，朝廷核实后旌表并加以奖赏。其中尤其特殊高贵的，特别加以征召，如洪武年间陶安等人、天顺年间吴与弼等人的先例，如果确实称职得人，举荐者记录功劳；否则举荐者也与其同受惩罚。至于朝廷广泛激励，在位者尤其应当以德行为先，大体上进用廉洁而贬黜贪婪，抑制争竞而奖赏恬淡，看重名节，重视清议，如孔门四科，即使言语、政事、文学，也都在其后。这样则父兄子弟所勉励的，无非是德行之事；耳目见闻所荣耀羡慕的，无非是德行之人，士风或许可以扭转虚伪而回归醇厚，世道或许可以反邪而归正，旧习可以祛除而太平可以接近了。

译治中，王鏊《制科议》：“国家设立科举选拔士人的方法，可以说是公正了，严密了。首先考经义，用来考察穷究事理的学问；其次考论、表，用来考察博通古事的学问；最后考策问，用来考察通晓时务的学问。士人如果真的穷究事理、博通古事、识得时务，那还能再要求什么呢？然而实行了一百五十年，应当能选拔到人才，超越前代，最终却没听说有像古代豪杰那样的人从中出现，而且文辞终究有愧于古人。虽然人才的高下取决于时势，但这也是科举制度的体制造成的。科举制度的设立，天下的士人，都争相奔赴，迎合上意，风俗随之改变，人才的高下，士风的淳厚或浇薄，大抵都由此产生。夏商周三代选拔士人的方法，我没有闲暇论述。唐宋以来，科举有明经科，有进士科。明经就是现在的经义；进士则兼考诗赋。当时两科并行，而进士科选拔到的人才最为兴盛，名臣将相都是由此出身。考明经，虽然接近正道，但士人中笨拙的人就去考它，被称为学究。诗赋虽然接近浮华艳丽，但士人中高明的人多趋向它，被称为进士。诗赋虽然浮华艳丽，但必须广泛阅览、泛取知识，出入经史百家，大概不是诗赋本身选拔到了人才，而是博通古事对治理国家有益。到了宋代，王安石任宰相，废除诗赋，推崇经学，科举以经义、论策选拔士人，可以说一扫历代的弊端。然而士人专攻一经，直到白头也不能穷究其他，经史被置之度外，认为不是自己的事。他们的学问确实专一，但见识日益浅陋，才能日益低下，大概不过相当于当时的明经科罢了。后来王安石谈到当初的本意，是想驱赶学究去考进士，没想到却驱赶进士变成了学究，大概王安石自己也后悔了。现在科举虽然兼考策论，但百年以来主考官所看重的只在经义，士子所学习的也只在经义，认为经义既然通晓了，那么策论就可以不等待吗？已经习惯了。近来颇为崇尚策论，但士人的习气已经形成，也难以突然改变。古代通晓经书的人，是通晓其义理罢了。现在却割裂拼凑，穿凿附会、支离破碎，以迎合主考官的要求，耗尽毕生精力，没有尽头，偶然考中功名，就把它像帽带发饰一样抛弃。开始想要从事学问，但精力已经耗尽，不能再有进益了。人才不如古人，其实由此而来。那么进士科，可以不改变吗？回答说：科举不必改变。以经义选拔士人，其学问是端正的，其义理是精深的。所遗憾的，是其途径稍窄，不能尽揽天下的英才罢了。我想在进士科之外，另外设立一科，像前代制科之类，必须兼通诸经，博洽子史，擅长词赋才能参加。有官职和无官职的都可以应考。考中第一等的授予翰林院职位，次等的授予科道官职，再次等的授予部属官职；而有官职的人则依次升迁。这样，天下的士人都将奋发致力于学问，即使是有官职的人也会翘首期盼有兴起之心，不再有专攻一经的浅陋了。有人说：‘现在士人专攻一经，都不能精通，何况其他经书呢？’回答说：‘制科是用来等待非常之士的。用常规科举来收揽天下的士人，用制科来收揽非常之才。这样之后天下就没有被遗漏的人才，所以说科举不必改变。’”

谢铎《科举议》：周敦颐说：“天下不过是势罢了。势到了极点，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办法。所以由忠信而质朴，由质朴而文华。圣人不是不知道忠信质朴的可贵，但到了那个地步，也不得不文华。然而文华胜过质朴以至于灭失了质朴，那么根本就亡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以挽回，通权达变以不违背先王的本意，怎么可以呢？”大概自从先王的政治废弛，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恒定的心。没有恒定的心，那么毁誉的言论就胜过了爱恶的私心。于是乡举里选的方法，不得不改变为后世的科举制度，这是势所必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善于顺应这种势的，叫做随时。在这种情况下加以挽回通权达变，先王的本意就保存了。因此现在科举废除诗赋而首先考经义，用来考察穷究事理的学问，那么根本就确立了。其次考制诏、论、判，最后考策问，用来考察经世致用的学问，那么作用就显现了。穷究事理以确立根本，经世致用以显现作用。这虽然是科举制度，如果在这方面尽善尽美，那么古代所说的德行、道艺的教育，大概也不出于此，而它之所以成就人才、淳厚风俗、济助世务、兴起太平，难道会有不及古代的感叹吗？然而考察其结果，所谓的穷究事理、所谓的经世致用，常常是空谈冗说，修养它对身心没有益处，施行它对国家没有益处。更严重的是，嘴上说着伯夷、叔齐，行为却像跖一样；名义上是伊尹、周公，行迹却像商鞅、申不害，于是使得科举的学问全都成为无用的虚文。等到考中后把它抛弃，反而以官吏为师，以法律为治理手段，看待他们过去所学习的，连捕鱼的竹笼、捕兽的网、祭祀后的草狗都不如。唉！这难道是朝廷立法的本意造成的吗？欧阳修说：“三代以上，政治出于统一，而礼乐通达于天下；三代以下，政治出于二分，而礼乐只是虚文。那么文与道分离，想要凭借一时的文辞，来尽揽有道之士，不也很难吗？”虽然如此，静下来思考而违背道义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不深于道而文辞能达到高境的。这是科举立法的深意，而现在的豪杰也未必不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谓的挽回通权达变的关键，以不违背先王的本意吗？不然，一举而纷纷更改，我本来不知道如何善后。

礼科凌义渠《正文体疏》：皇上深深忧虑生民受害、政治败坏的问题，法令日益严格。士人长久以来

译沿袭虚妄变幻的风气，积习难改。必须明确列出条目，制定为章程，如同河流有堤防，才能遏制其横冲直撞、溃决泛滥的势头；如同驾车有轨范，才能纠正其投机取巧、猎获禽兽的念头。否则泛泛悠悠，即使加以惩戒，也已经晚了。谨选择其中切要的内容，列为八条，以候申述告诫。

一曰崇尚经学。孔子删定编纂六经，垂训万世。孔门弟子，都心通六艺。汉朝继承秦朝焚书后的残存，以通晓经书来选拔人才，当时的大儒如董仲舒、刘向、萧望之等人，都兼通多部经书。我朝虽然分经取士，但从未不推崇博雅淹通。因为天地间的名理全都具备，六经不仅是大事业产生的根源，节义文章，也没有能脱离它的。如今士人研习本经大多粗疏草率，其他经书尤其不看，早晚诵读的，只是书坊滥刻的书籍，怎能应用于实际？如果能扩大精神境界，钻研经书、体味道义，文采蕴藉，必定有可观之处。从今以后考场中的试卷，必须全场都能博涉经书、融会贯通义趣的，立即收录；那些浮华无根、浅薄无味的，不要录取。

二曰依据传注。传注是六经的羽翼，当年大儒如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国、陈澔等人，都精心理解，提纲挈领，阐明前代圣人的深奥道理，为后学提供阶梯舟航。圣祖将其颁行于学校，作为考核士人的法式。各位士人体会这些成说，自足以发挥精妙的义理。为何竟然公然抛弃师说，蹈空求奇，走向曲径而背离正道，忽视规范而几乎像金属熔化般失控，违背祖训，轻侮抛弃前代贤者。难怪一旦进入仕途，就多有不轨行为。不物自今制义，必须依据传注，那些明显违背谬误的，一概不要收录。

三曰切合题意。有了题目然后才有制义，近日士人完全没有体认，漫衍浮夸，掩卷读之，不知写的是什么。没有靶子而胡乱射箭，即使射中毫厘也不算巧妙；没有根基而铺陈华丽，即使众人瞩目也总是妖异。做官不顾职责，营私不顾身名，这是生心害政的明显证据。从今以后试卷必须切合题意，阐发与题目完全不相干的，即使工整也不收录。

四曰符合文体。《尚书》说：“言辞崇尚得体扼要。”制义有文体，如同身体有五官，虽然贵在神俊，但位置不可颠倒。近日士子藐视规矩，恣意猖狂，则颠倒得很厉害。限定字数有格式，却有人泛滥浮淫，冗长至千余字，则枝蔓太多。或者题中虚字不过是助语，却牵缠不已，则支离破碎得很厉害。又案牍俚语混入圣贤精语，则猥鄙得很厉害。至于割裂牵强，夸大高深，不符合文义，则荒唐得很。这都是体要不存，逾越规矩、放荡检点的先兆。从今以后取士，须依据先辈的法程，违者不得混收。

五曰通达言辞。孔子说：“言辞通达就可以了。”言语贵在表达意思。《易经》说：“风行水上，涣散天下。”最好的文章贵在自然。沈约也说：“文章有三易：句子易读，字义易解，用事易知。”近日有一种不可解、不可读的文字，实在多暗涩不通，而癖好者却喜欢它。试看唐虞三代及汉唐宋诸大家，曾有这种吗？即使殷盘周诰中近于倔拗难懂的，还说是出于伏生年老记忆错误，何况后来新莽援之作《大诰》以欺骗世人。新莽的心术不可学，新莽的文章怎能学呢？从今以后为文，只取通达意思为上，那些晦涩不可方物的，必定斥责不录。

六曰读史。名理具备于六经，而事实记载于列史。如果能广搜博览，考古知今，那么事变纠纷，自然能洞察其要害。所以武侯说：“才须学也。”士人只知道塾师的窠臼，自甘蔽塞聪明。即使历代史书，或难遍观尽识，而《通鉴纲目》何可不看用心？从今以后试卷，须遍阅二三场，必须那些洞悉古今、博雅成章的，才准收录。若错乱虚浮的，纵然首场可观，也必不许录取。

七曰革除伪书。书有真伪，义趣自然不同，有见识的人何难鉴裁？自经书列史外，诸子百家可供文章采撷的很多。近日有一种伪书，浅俗猥庸，读如嚼蜡。所载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经传，无识之人津津称引之，凡是为了饰诈惊愚、诬民惑众。对于真正莫大的文章，反而蔑视。弃周鼎而宝康瓠，掷隋珠而怜鱼目，这是诈伪得售的现象，岂是盛世所宜有的？从今以后士子不妨博极群书，而窜窃谬伪的必定斥责。

八曰识务。语云：“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国家以文章取士，正欲于毛笔间观察其经济才能。近来士子全副精神只寄托于首场，至于后场不过是临时拼凑。一切世务原无讲究，主司鲜能留意真才。前场取中才开始寻找后场，前场偶落，后场即有董贾真才，何由物色？士人追求浮华而暗于实用，则初进之路如此。从今以后取士，参酌后场。那些练习彝典，通晓时务，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屯盐鼓铸，律令河渠之类，能举大议而中机宜的，即使前场不中，也立即收录。若虚谬无当前，首场可观，也不录取。夫文事必兼武备，此时犹为三年之艾

译各位士人中，有能够研习武学典籍及《百将传》，并且能够阐发其中精要的人，都应当急切地招纳。长远来看，可以储备为中枢重臣或统兵将领的人选；近处来说，可以充当郡县守备的才干，关键在于选拔者要多加用心罢了。

译明朝初年，人才大多通过征召和聘请获得。洪武三年，实行科举制度，下诏说：“从洪武三年开始，特别设立科举，以选拔怀才抱德的人士，务必在于精通经义、品行修养，博古通今，文质兼备，名实相符。”大概是在创立制度之初，原本并不拘泥于仅凭文章义理来选拔天下的士人。洪武六年，废除科举，命令有关部门察举人才，以德行为根本，文艺才能次之，专门采用推荐征辟的方式。直到洪武十七年，才确定科举制度。

洪武三年，规定第一场考试只考本经义一道，限制五百字以上；四书义一道，限制三百字以上。第二场考试礼乐论，限制三百字以上，以及诏、诰、表、笺。第三场考试经史时务策一道，限制一千字以上。三场考试结束后十天，进行面试：骑马，观察其驰骋是否便捷；射箭，观察其中靶数量的多少；书法，观察其笔法是否端正楷书；律法，观察其讲解是否详细。殿试考时务策，一千字以上。最后到洪武十七年，修改规定：第一场增加经义三道，四书义两道。第二场去掉笺，增加五道判词。第三场增加四篇策论，而面试则废除了。

洪武年间确定应试的功令，四书义以朱熹的《集注》为主，经义中《易经》以程颐、朱熹的传义为主，《尚书》以蔡沈的传及古注疏为主，《诗经》以朱熹的《集传》为主，《春秋》以左氏、公羊、谷梁、胡安国、张洽的传为主，《礼记》以古注疏为主。后来认为这些学说不足以完全表达圣人的意旨，于是在永乐年间编纂《四书五经大全》，都命令以它为主。现在的学者不能博闻强记，平生未曾阅读《大全》，何况注疏呢？于是每当申明严禁新说的禁令时，凡是偏离《大全》的，都视为异说。近日的士子更加不务实际学问，于是除了传注之外一无所知。学习书法的人尚且不知道有注疏，学习礼学的人也只知道有陈澔的《集传》，而不知道古注疏；学习《春秋》的人墨守胡安国的学说，涉猎《左传》之外，连《公羊》、《谷梁》都不阅读，而张洽简直不知道是何人了。元朝人虞集说：“国家传注各有所主，是为了统一道德、同风俗，并不是想让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像近代五经学究那样固陋。圣经深远，不是一个人的见解可以穷尽的。考试的文章，只取高明的，不必先有主见。如果先定下主见，那么求贤的心胸就狭隘了，差错从此开始了。”

薛瑄《天顺元年会试录序》：如今皇上承受天命，光复帝位，纪元之春，恰逢会试之期，天下士人领取荐书而来的，大概有三千多人。礼部左侍郎臣张等请求担任考试官，皇上命令臣薛瑄、臣原前往主持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贤、臣泰、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资、臣节、臣淳、臣镛。监试御史臣烈、臣鉴以及所有办事人员，无不早晚恭敬奉行。经过三次考试，得到符合程式的文章若干名，并挑选其中特别精粹的文章汇编成录。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获得贤才更优先的，培养士人必须以正学为根本，而正学不过是恢复人固有的本性罢了。本性恢复就能明体适用，大到承担经世济民的职责，小到厘清百官的事务，哪里会不得当呢？所以夏商周三代大小学校培养士人的方法，都以恢复本性为根本，他们获得贤才、实现大治的效果，大概是可以考证的。汉唐以来，正学的脉络断绝，培养士人不以恢复本性为根本，往往沉溺于杂学、术数、记诵、词章的习气，本体不明，应用不周，虽然有时有杰出的人才，也不过是随着所学去追求功名罢了，他们与三代的贤才相比如何呢？到了宋朝道学诸君子出现，他们论述培养士人的方法，才开始都以恢复本性为根本，虽然他们的学说不能完全在当时施行，但实际上是在等待盛世。洪福啊，上天眷顾大明，列圣相继，大力建立学校，慎重选拔教师，他们培养士人的方法必定以三代、孔孟、程朱恢复本性的学说为根本，因此九十多年间，海内外文教兴盛，士风纯粹，一切都出于天理民彝的正道，而杂学、术数、记诵、词章的习气被铲除消磨，不再有前朝的陋习。虽然说科举以文章选拔士人，但必须根植于义理，能够阐发性之体用的，才入选列，不是那些没有根基的词章之士可以比拟的。所以他们获得贤才、实现大治的效果，足以追及并推崇古代。如今各位士子蒙受朝廷正学教养的恩惠，已经凭借有根基的文章入选列，不久将在朝廷应对，更应当以明体适用自我勉励，随其所任，以忠诚报国，以仁爱爱民，以辅助大明重熙累洽的治理于无穷，使正学获得贤才的效果光耀于前，垂范于后，难道不伟大吗？三百年的会试录以此为第一，而文清的学问完备地体现在这里。

恩例

恩诏各自按照类别，给慈闱加上徽号，就有封赠父母；恩立东宫，就有荫子入监；恩因灾异修省，就有免除欠债、减轻刑罚；恩登极，就大赦了。建立中宫以及东宫出阁，都没有恩例。如果兴建大工程，平定大贼寇，诛杀大奸臣，也有诏书，都按照类别施行。只有免除欠债、减轻刑罚，每次诏书都有。

洪武到宣德六十八年间，登极、立东宫、立中宫以及给慈闱加尊号徽号的诏书，都没有文武官封赠、荫子、试署实授的恩例，英宗登极诏才命令署部都督佥事、都指挥署都指挥佥事、指挥实授。景泰登极诏才命令在京文官以及在外方面官一考没有赃罪犯法的，按照洪熙、宣德年例给予诰敕。景泰三年

译立怀献太子诏始令署郎中员外郎主事试中书寔授，又与土木死事诸臣诰勅封赠廕子，入监不愿入监者听。

天顺复辟诏始令内外文武署职试职因功陞授者与寔授。

天顺八年两宫徽号诏始封两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母署职试职寔授。

成化二十三年上慈闱尊号诏两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三品以上与诰命。

泰陵登极诏内外文武署职试职实授，内外武官天顺八年正月以前功陞试职署职遇例寔授，该世袭者子孙仍袭，其未寔授及以后功陞试职署职寔授。

〇治五年立东宫诏文武官试职署职年半以上者寔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实授。

〇治十一年清寜宫灾诏两京文武署职试职理刑者寔授，歴任未及一考者与诰勅，其诰勅准给未领，因事降调非贪淫酷刑者仍给与。

〇治十八年上两宫尊号诏文武官署职试职寔授，两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与诰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许与子同。

世宗登极诏正徳十四年文武官员人等因谏止廵游跪门责打降级改降为民充军者，该部具奏起取复职，酌量陞用，杖毙者追赠谕祭，仍廕子入监读书，充军故絶者一体追赠谕祭复飬亲属。

嘉靖元年尊号诏两京文武未一考者与诰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许与子同，诰勅准给未领，因事降调非贪淫酷刑者仍给与。

嘉靖九年大报礼成诏两京文官未及一考无过者给与诰勅。

嘉靖十九年皇子生诏始令两京三品上文官例该廕子未及一考者廕子入监。

两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歴任三年无过者，与诰勅。

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职试职者，并试职御史实授，仍与诰勅。

十五年，立东宫，诏两京三品上文官廕子。

两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歴任三年无过者，与诰勅。

两京文武官署职试职寔授，仍与诰勅。

十七年，郊庙大礼成，诏两京文职并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未及一考者，与诰勅。

两京文武官并新旧武举官署职试职寔授，仍与诰敕。

十八年，立东宫，诏两京文武三品上官，与诰勅廕子。

二十四年，宗庙成，诏两京文官未及一考者，与诰勅，署职试职仍与诰勅。

愿貤封者听。

崇祯登极，诏内外文武俱给诰勅。

新科进士许令授官后即给封典。

译崇祯六年三月，追尊孝纯皇后，尊谥号为皇太后，在乾清宫举行礼仪。随即奉迎神位至孝先殿，有封赠的恩典。然而历朝生母大多先尊为皇太后，后加尊谥号为孝某皇后。如今先尊为皇后，而后改为皇太后，将皇太后的神主与光宗并列，是不合礼制的。当时的礼官为了顺从图谋恩典，竟然没有一人提出异议。

谥法

洪武年间，谥法规定皇后、太子均为二字，各位公侯及外藩也是二字，亲王为一字。这大致都是太祖亲自确定的，明显是以二字为重。然而毫无等级差别，在义理上有所不安。太祖难道见识不到这一点吗？也是知道千秋万岁之后必然会有增加，姑且留待后人，而不偏私自己的儿子。“荒”、“愍”等字，诰文中都有贬义，慎重到了这种地步。虽然有诏书赐予谥号的，礼部行文翰林院拟定请旨，立法也应当如此。自下而上以示公论，也未曾规定如何算一字，如何算二字。永乐年间，郡王才开始用二字，推及群臣，大约以二字为常例，以一字为特例。有人说亲王隆重，如庙谥十六字，归重只在最后一个字，以特例为尊。果真如此，那么后来太子为何又都用二字呢？总之大圣人的作法，后人沿袭不敢更改，毕竟以多为贵。所谓一字王、二字王，也是俗说。陆子渊深认为“贞”优于“正”，唐代谥“文贞”的，魏征、宋璟、杨绾，差不多符合标准。苏瓌就有所愧疚了。宋代谥“文正”的，司马光、范仲淹，差不多符合标准。王旦就有所讥议了，何况夏竦呢？最终没有“文贞”，是因为避庙讳。明代谥“文贞”的只有杨士奇，“文正”则是李东阳、谢迁。谥“忠文”的是李时勉，谥“文忠”的是曹鼐、杨廷和、张孚敬、张居正。国家制度规定一品官兼用美恶谥，二品以下贤者得谥，那么易名的典制在一品官中最多，难以一一列举。谥法兼用美恶，洪武年间鲁王谥“荒”，伊王谥“厉”，后来专用美谥。

文臣有谥，自建文朝王祎谥文节开始。

词臣得谥“文”的也有不拘泥的。刘基、王守仁谥文成，张益谥文僖，冯京谥文简，姚防谥文敏，黄孔昭谥文毅，周忱、唐龙谥文襄，魏骥谥文静，吴讷、杨亷谥文恪，储巏谥文懿，叶盛、邵寳、王鸿儒谥文庄，郑赐谥文安，孙应鳌谥文恭，何乔新谥文肃，苗〇谥文康，李奎谥文通，刘宣谥文懿，萧维祯谥文昭，仪智、何孟春谥文简，王道谥文定，顾宪成谥端文，词臣不谥“文”的有：曾棨、马愉、孙贤、许彬谥襄敏，杨鼎谥庄敏，仪铭谥忠襄，盛端明谥荣简，王文毅谥愍，陈文庄谥靖，朱希周谥恭靖，许进谥襄毅。

四品以下官员而得谥的，佥都御史杨信民谥恭惠，少詹事刘〇谥文恭，祭酒宋讷谥文恪，李时勉谥忠文，陈敬宗谥文定，邹守益谥文庄，太常寺少卿李奎谥文通，刘俨谥文介，都是四品。

翰林学士朱善谥文简，胡广谥文穆，吕原谥文懿，侍读学士张益谥文僖，兵部郎中杨继盛谥忠愍，长史朱复谥忠定，张景明谥恭懿，都是五品；中允徐善述谥文肃，赞善王汝玉谥文靖，翰林待制王祎谥忠文，侍讲刘球谥忠愍，脩撰罗伦谥文毅，舒芬谥文节，赞善罗洪先谥文恭，都是六品；御史钟同谥恭愍，七品；布政使陈选谥恭愍，宪副毛吉谥忠襄，周宪谥节愍，冯杰谥恪愍，许逵谥忠节，知府岳正谥文肃，知县邓颙谥恭毅，已经赐谥而后改的：王祎原谥文节，李时勉原谥文毅，都改为忠文；张王原谥忠显改为忠武，孙原谥忠襄靖改为恭宪，朱永原谥武襄改为武毅，曹鼐原谥文襄改为文忠，于谦原谥肃愍改为忠肃，石珤原谥文隐改为文介，张治原谥文隐改为文毅，殷士儋原谥文通改为文庄；已经赐谥被追夺的：张居正原谥文忠，吴时来原谥忠恪，李燧原谥恭敏，盛端明原谥荣简。

王世贞《谥法考序》说，按旧例，大臣去世，礼部请求赐谥，上报获准后，内阁以二字三次请示皇上，而自己选择，因此具备释义。洪武年间尚为吴王时，各位功臣死事有功而早逝的，都荣封公侯爵位，而附带赐谥。终高帝一世，文臣不得赐谥。武臣都督不赠侯伯，也不得赐谥。到了建文年间，待制王祎得谥“文节”了，文臣有谥，从王祎开始。那些小臣，也从王祎开始。永乐的制度严格了，终太宗一世，文臣得谥的，仅有姚“恭靖”、广孝“胡文穆”，广而“恭靖”的爵位则是公，文臣有谥的，仅有“文穆”一人。洪熙初年才大规模追赠故臣，凡是对国家有功劳、对清宫有恩义的，三品以上易名的有十余人，而后文臣的谥号才广泛。然而宣德、英宗时代，还小心翼翼地掌握着这个权柄而不轻易给予。况且鲁王是爱子，秦王是次嫡子，高帝命他们谥“荒”、“愍”，而登载于册曰：“不敢因为儿子的缘故而废弃天下公论。”对于宗室诸子王尚且有评价。文臣有荣愿，那么瑕疵也不掩盖。文“荣”之以爵位，文

译以“愍”字作为谥号来对待他，或许寄托了贬斥之意。妇女获得谥号，除了后妃之外，就是因守节而死的人。公主获得谥号，是从仁宗哀悼他心爱的女儿开始的。乳母获得谥号，是从宣宗开始的。乳母的丈夫获得谥号，也是从宣宗开始的。方士获得谥号，是从世宗开始的。谥号长达四字，已经是过分了，而让方士得到这样的谥号，那就更加过分了。在世宗统治的末期，我又得知两件事：夏“文愍”掌权时，同僚们都得到了中等的谥号，等到他本人因罪而死，改朝换代后才被牵连恢复名誉，所得到的只是中下等的谥号。接着严氏掌权时，他的儿子就以此牟利，如果不是皇上非常关注的人，必定要行贿才能得到谥号，不贿赂就得不到。即使得到了，也不丰厚，给不了上等的谥号。等到他本人因罪被流放削职，就不给谥号了。谥号是君主评判臣下的标准，尊贵的人就假借天意来任命，不尊贵的人就与天下人共同评定，怎么能把它作为大臣报私怨、谋利益的手段呢？那么该怎么办呢？一定要大致采纳唐宋的旧例，遇到大臣请求谥号，如果皇帝准许，就由翰林院负责撰写文书的人商议确定两个谥号，交给礼科，礼科详细审查后再次复议并上报，内阁大臣再斟酌后取皇帝裁决。凡是文臣二品以上以及有功勋的亲王、公侯，必须赐谥；侯、伯中掌管军府并加封保傅的，必须赐谥；谥号兼有美与恶，二品以下，从卿佐到一般官员，有德行、政绩、治术的人，也有谥号，谥号由言官请求，礼部裁决。只有美名没有恶名，是可以的。

译礼部侍郎郭正域上疏，主张严格议谥的典礼，以确立公正的评判：

臣认为，议定谥号是最难的，而在几十年前议定谥号尤其困难。因为棺木刚刚盖定，舆论尚且新鲜，是非就有依据；坟墓边的树木已经合抱，口碑逐渐疏远，黑白常常混淆。所以，当时给予谥号容易，今日补赐谥号难。得到谥号是荣耀，而补赐谥号更是荣耀中的荣耀，其法度不得不以严格为主。当时不给予谥号容易，今日剥夺谥号难。不得谥号是耻辱，而剥夺谥号更是耻辱中的耻辱，其法度不得不以宽恕为主。

如今，台谏官员的奏疏中认为应当议定的有七十多人，科道官员的奏疏中认为应当补赐的有十五人。臣等参详各衙门的品评，并符合老臣的传闻，用历朝的实录来验证，在那些不贤的人中淘汰那些过失极大的，触犯清议、有罪可指、无功可赎的，然后议定剥夺；在贤者中选拔那些特别卓越的，有完美名声、内心光明磊落、行为刚正不阿的，然后议定补赐。

凡是应当剥夺的有四人：许论、黄光升、吕夲、范谦，他们溢美过度。应当更改的有一人：陈瓒。应当补赐的，未经题请谥号的有五人：伍文定、吴悌、鲁穆、杨继宗、邹智；已经题请但未颁发的有二人：杨源、陈有年。

此外，像徐阶谄媚侍奉严嵩，人们议论他谄媚；田地连片，人们议论他富有；但顺应时势建树，能收揽鼎革时期的人心；胡宗宪勾结严世蕃而广纳贿赂，人们议论他邪恶；阿谀赵文华而倾轧督抚，人们议论他阴险；但计谋擒获首恶，则消除了东南的祸患；张瀚俯仰于当时的宰相，人们议论他平庸；但在仕途末路还算知道止步；余有丁绳矩有时逾越，人们议论他放荡；但其中也没有别的坏心思；陆光祖机巧权变时常显露，人们议论他奸诈；但宦海生涯自多磊落光明。以上各位大臣，列入应当剥夺或更改的类别，似乎太过苛刻，臣不敢轻易议定。

像毛伯温劝服安南，兵不血刃，但有人说他的功劳并非自己做出；张元祯潜心研究理学，在经筵上直言进谏，但有人说他早年未能洞察先机；郭希颜捋袖冒犯逆鳞，横遭大戮，但有人说他因考察被罢官，建言本可停止；刘台坚守节操敢于直言，在边远之地杀身成仁，但有人说他因边功被诘问，先发制人。以上各位大臣，列入应当赐谥或补赐的类别，似乎缺少精密的核查，臣等不敢轻易准许。

又如孟秋的孤高耿介，张元忭的恬淡退让，李迁、陈格的清修，事迹未能一一列举，而众议间有异同，应当留待日后论定。至于台臣、科臣两份奏疏所未涉及的，礼部原册姓名中未记载的还很多，伟人应当赐谥而未得，也有匪人不应赐谥而侥幸得到，在原议之外，又应当从容采纳公论上报，以补遗漏。

自从刑罚赏赐穷尽而有谥号，所以谥号重要；自从谥号穷尽而有剥夺谥号、补赐谥号，所以今日的议定尤其重要。臣等上对天日，下对内心，以看议的职掌，遵从分类奏报的公评，期望赐予、剥夺、更改、补赐的人，在九泉之下都没有遗憾罢了。至于予夺相形，嫉妒怨恨聚集，已经甘心承担，不敢回避。

崇祯十五年，礼部回复科臣张国维的议定：

考察得知，原奏请谥的旧例，五年举行一次，当时已经缺失，到了十二年，如今又迟了十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只有赏功罚罪，而谥号是赏罚中最大的。近日名教不灵，廉耻道丧，不知道忠孝节义是什么，那么谥法真是激励世道、磨砺钝拙的急务。

除了邹元标谥忠介，冯从吾谥恭定，顾宪成谥端文，王德完谥庄毅，赵南星谥忠毅，高攀龙谥忠宪，杨涟谥忠烈等各位大臣，在理学、事功、忠谏、节义方面，都是一代中最杰出的，已经赐谥外，根据科臣奏疏首先言及革除时期的各位大臣，其次言及军功，而对于谥典所称的“节概”、“勋猷”两词尤其谨慎。

大抵节概以死忠为上，如革除时期卓敬、铁铉、景清、方孝孺等人，不必多言了。近代的违逆宦官如左光斗、周宗建等，抗直如孙承宗、卢象升等，殉贼如傅宗龙等，指头都数不过来。勋猷以军功为上，如万历中期平定哱拜、平定播州、平定倭寇三大案，文武功多可书，近日的何可纲、曹变蛟以功兼死，尤为惨烈，指头也不胜枚举。

而有宜申饬的有三点。先臣邱濬说谥号兼用美恶，王世贞也说：“高皇帝对于儿子秦王谥愍，鲁王谥荒，何况臣下呢？”私下认为，文臣二品以上都应当赐谥，勋戚凡在功列的也应当赐谥，侯伯必须统领军府有功才允许赐谥，谥号都兼用美恶。二品以下即使是庶僚有节烈勋猷卓然不朽的，也可以赐谥，不然官位虽贵不赐谥，那么陈乞就可以清除了。

唐宋谥议由太常博士掌管，国初命令礼部执行，翰林院拟奏，如今应当先把议定责成太常寺，臣部与吏、礼、兵各科核定，而阁臣详细加以折中，才取皇帝裁决，那么事情出于公众议论，可以使人信服。五年一举虽然有近例，但人品邪正，万众目光难以欺骗，棺木盖定论定，即可赐谥，不宜稍待，致使沉埋，那么风励就可以迅速。

至于发单博访，听各衙门开送，固然详细谨慎，但彼此稽延，终至耽搁，既然有部科及太常的议定，似乎也没有敢滥徇私情的，如果有不当，听任科

译各道官员纠察检举，谁敢徇私舞弊？激励世风、磨砺愚钝，确实就在于此了。

译丧葬制度

明朝初年大丧的礼仪，现在所遵循的，都是仁宗的遗诏，并非太祖、成祖两位祖辈的遗诏。太祖规定：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以及王妃、世子妃、郡王妃、公主、郡主、内宫人员等，都服斩衰二十七个月。临朝处理政务时，则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在京官员每天早晚哭祭，直到安葬完毕才停止，但仍从成服之日算起，服丧二十七天即除服。成祖规定：宫中自皇太子以下，从成服之日算起，服斩衰二十七个月才除服。亲王以下如洪武年间旧制，在京官员早晚哭祭七天，又早晨哭祭十天，从成服之日算起，服衰服二十七天。凡是入朝及在衙门处理政务时，用布包裹纱帽、系重带、穿素服、腰系麻绖、穿麻鞋，退朝后服衰服二十七天之外，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二十七个月才除服。命妇二十七天除服。听候选任、办事等官员服衰服，监生、吏员、僧道等人穿素服，都以成服之日为始，各服二十七天除服。军民穿素服，妇女穿素服且不化妆，都是二十七天。凡是音乐、祭祀，官员、军民等都停止一百天，男女婚嫁，官员停止一百天，军民等都停止一个月。寺庙道观各敲钟三万杵，禁止屠宰四十九天。仁宗则都改为二十七天除服。诸王、世子、郡王以及王妃、郡主以下，都服丧二十七天除服。朝中哭祭十天的，都改为七天。在外地的，哭祭三天之后，不再朝中哭祭，没有禁止嫁娶、音乐的规定。自听到丧讯之日算起，不鸣钟鼓。在京禁止屠宰十三天。然而历朝都没有嗣位皇帝采用以日代月的条文，只有正统七年皇太后的遗诰，以日代月，哭祭三天即止，君臣都相同。所以神宗在慈宁宫丧事中穿素服三年，以此来表示极致的孝道。顾起元在《丧制论》中说：前代的服制没有定式。我们圣祖认为那些君主被文义牵制，优柔寡断，于是作《孝慈录》，立为定制。儿子为父母，庶子为自己的母亲，都服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服齐衰杖期。伟大的君王之言，从此人子得以抒发那无穷尽的哀情，而历来短丧的谬论与迂腐儒生的曲解就可以废弃不谈了。服制图：儿子为继母、为慈母、为养母，都服斩衰三年；为出嫁的母亲、被休弃的母亲，为父亲去世后改嫁的继母，跟随她们的人都服齐衰杖期；为同居且双方都没有大功以上亲属的继父，服齐衰不杖期；为继父先前曾同居，现在不同居的，为继父。虽然同居，但双方都有大功以上亲属的，都服齐衰三个月。于是以恩情定服，以道义定服，以名分定服，这三者周全详尽，在人心之中没有丝毫遗憾。这就是所以能阐明人伦，端正人纪，顺应人情，成为万世不变的经典。

《贻安堂集》说：“三年的丧期，即使有战争也不回避，大概是鲁公伯禽为了特定情况而做的权宜之计，而后世的臣子多借此借口，这大错特错。伯禽是一国之主，敌寇在门庭，宗庙社稷的存亡系于他，所以权宜之计可以遵循。如果是边境小警，不关乎重大变故，军队中有众多士人，不缺一个人，怎么可以妄自援引国君穿墨衰戎装从军？所以谭司马、纶杨中丞、镐都是名教的罪人。何况是位居首辅的元宰，作为百官的表率，在太平无事的日子，却俨然穿着冠裳、卧于苫块之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宋代的刘珙坚决推辞召命说：‘身处草土之中，没有门庭之寇，却假借起复之名，来窃取利禄之实，切中夺情的谬误。’我认为即使敌寇在门庭，夺情也是谬误。宋末九鼎将迁，三灵将改，而谢叠山还极力抨击当时起复的人，甚至说宗社之所以成为废墟，生民之所以成为血肉，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

三年的通丧，古制极其严格。自从汉文帝命令以日代月，臣下也因而效仿。如晁错父亲去世十天，还以御史大夫的身份调拨军粮；翟方进后母去世三十六天，又起用治理丞相事务。唐代右仆射房玄龄、中书侍郎苏颋、张九龄、宋代参知政事寇准，都夺情起复。此外也不多见。明初极重视此制，因刘基、宋濂、章溢担当帷幄风宪的重任，在天造草昧之时，听任他们终丧，一点也不强迫。永乐年间急于事务寄托，中外臣僚才开始有夺情不丁忧的。有的甚至在丧期中起用，久而久之渐渐奢侈为得意之事，恬然不以为异。成化年间，罗伦有扶植纲常的奏疏，词意凛然，对名教的裨益很大。

近年大臣多夺情起复，恬然不以为怪。得到罗伦的奏疏震动，已沦丧的名教，久昧的良心，这是大有关系的文字。而且即以纲常二字为主，反复阐发，亲切确当。至于邹南皋的奏疏，则涉及江陵的其他事情，而大意也与罗伦相同。江陵丁外艰，给事中陈三谟、御史曾士楚上疏请求留任，于是翰林赵定宇、用贤吴复庵、中行部郎沈继山、思孝艾熙亭、穆进士邹南皋各自抗疏纠论，廷杖黜谪各有差别。唉，这五位君子，满朝都是无父之人了。而邹南皋前往探视，四位公侯杖毕，才出疏中疏上之，慷慨赴义，尤其不可及。

崇祯十一

译这一年，黄道周纠劾杨嗣昌不遵守丧制，不守边防。臣观察古今治理的业绩，其典章法度虽然承袭自先王，道义上不敢更改；至于事理穷尽、极端之时，也随时变通以穷尽其妙用。只有关乎纲常伦理的，作为臣子要教导忠诚，作为儿子要教导孝顺，垂范万世的法度，根植于民众的常性，是不可改变的。按照礼制，三年丧期，君王的命令不过问丧门；战事紧急，临时出任军事职务，也不适用于士大夫。宋朝时武官如田况、岳飞，都屡次请求守完丧期。皇太祖因为刘基、宋濂担任帷幄重任，特别允许他们奔丧。此后虽然有夺情起复的情况，终究违背舆论。嘉靖中期，因为北方边境局势危急，起用杨博于宣府大同，召回翁万达担任兵部尚书；然而那时杨博已经过了除服期，又因为长期在边地任职，翁万达以尚书降为左侍郎，闲居不到十天，就穿着黑色丧服处理政务。世宗内心不以为然，最终罢免他闲居离去。大概从此以后，不守完丧期就不称为起复了。张居正因为不守丧制损害了他的功名，此后七十年，士大夫遵守法度，边境也没有战事。天启末年，袁崇焕冒然在右屯起复，崔呈秀厚颜无耻地在枢府任职，最终身死斧钺之下，在西市留下唾骂。如今没过多久，士大夫却厚颜无耻、丧尽天良，争相推举、起复？唉，天下没有没有父亲的儿子，也没有没有儿子的臣子。卫国的开方不探望父母，管仲甚至把他比作公狗；李定不丁继母忧，宋朝世人共同指责他为人中枭雄。如今竟然有不服两代丧服，坐在司马堂上的杨嗣昌。臣三个月前在经筵，见他穿着吉服应召，怀疑他已经守完丧期，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自从杨嗣昌掌管枢务，也近两年了，不知他何时居丧，何人推举，竟然颠越礼法到这种地步？自从有了杨嗣昌，海内没有品行的人遭受耻辱，他的亲信都掷块投杖，想夺取节钺的权力。唉，人心的丧失，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陛下克制自己、反省自身，以礼乐忠孝治理天下，遇到小小的灾祸，就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穿素服避开正殿，来激励群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陛下是天的儿子。天有违逆的行为，日月星辰不和谐，就像父母冷暖不安，那么人子就会感到悲痛，不梳头不洗头，不吃不睡，等待父母恢复健康。陛下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穿素服斋戒居住，是为了教导孝道。何况作为臣子的人，家中父母不幸去世，却穿着吉服、坐着车马，飞扬跋扈，在僚友面前傲慢无礼，这难道是人之常理所应有的吗？如今宣大督臣卢象升，父亲灵柩在途中，不亲自验尸入殓，捶心饮血，等待奔丧，而朝廷大臣动不动就推举偏远难移的人来拖延事情，臣看到邸报，象升请求附近巡抚暂代其事，在情理上是通的。现在又忽然有并推在籍守制之人的建议。如果守制的人可以推举，那么听到丧讯的人就可以不去了。听到丧讯的人可以不去，那么作为儿子的人就可以不认父亲，作为臣子的人就可以不认儿子。陛下因为日月异常、星辰凌犯，光辉之气违背和谐，下诏求言，引咎自责，明示天下君臣父子都受命于天，礼乐政刑的出处，毫无可以替代的。而人臣以哀毁不祥的身体，决裂驰骤，彼此煽动，玷污陛下仁孝的治理和天地纲常的常规，这是不应该让天下人见闻的。天下人才固然不缺，疆场内外还可以料理。即使人才非常缺乏，疆场非常紧迫，应当广泛寻求中外诚信不二心的臣子而任用他们。怎么能让不忠不孝的人连根引蔓，种植不祥来污秽天下呢？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别的，不过是端正纲纪，审慎法度，淘汰浊流、弘扬清气，举用正直、罢黜邪曲，顺应民心罢了。民心顺应则天心喜悦，天心喜悦则阴阳调和，风雨适时，即使有风尘的警报，就像豺虎逃窜在原野，农夫登上城墙射击他们罢了。不得已考察要害，集中力量注之，让忠臣孝子激励四方，众志成城。那些忘记君亲、营求富贵、射生刺飞的人，难道有丝毫利于朝廷而设官来引诱他们吗？凡是遗弃亲人的人，必然不利于君主；败坏家庭的人，必然不能成就国家。俗话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杨嗣昌在任近两年，张纲溢地的谈论，款市乐天的说法，才智都看清楚了。再起一个不祥的人与他表里呼应，指枭指鳦，说梦描风，就像狼狈之兽，倚肩俱走，无从施其鞭策，对负重又有什么益处呢？陛下事事想要卓越今古，又以经学规范缙绅，家庭小小的纠纷，尚且以法治之，而冒丧败伦的各位大臣却认为没有禁令。臣虽然极其愚笨，私下认为不可。修撰刘同升纲常大义，臣备员侍从，待罪两年，每见皇上至孝永慕，庙祀敬诚，颁行《孝经》《小学》，风励天下。圣人心思上同尧舜，臣仰窥渊源，宣扬教化。私下认为中国之所以为四方观望，依靠有伦理纲纪作为维系，这就是大经的根本。大经变通其制度，使伦理纲纪确立万世不坠，这就是大权。权，是权衡吗？其经没有离开经而言权的。所以孝子有终身的丧，而圣人制定三年的礼，不是过于情感的礼，也不是不及情感的礼。即使有不类的情况，也必然不毁坏制度，而忍心对待亲人，天性如此。臣对于杨嗣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的，敢冒死为我皇上陈述。臣官

译史官如果依顺迎合、阿谀奉承，以依附内阁大臣，那就愧对良史的名声；对上辜负圣明的君主，对下辜负自己所学的道义。日前策试各位大臣，选拔任用周嗣昌，实在是因为内外交相攻讧，皇上日夜焦劳，如同病人急切想要去除疾病，尝试各种药方，希望能见效。圣明的用心，也极为苦心了。京城里喧传，说周嗣昌身穿丧服，姓名不祥，不像军务那样可以用凶事来处理。臣之所以隐忍不发，是想着周嗣昌也是人子，良心未泯。父亲去世，难道不应该哀痛恻怛，向上告知君父，辞去内阁职务，或许能妥善承接圣意，周全地顺应舆情。国家政务的大权，也不轻于内阁之地。辞去内阁而掌管国家政务，也可以在时局艰难时效力。为何还要循例再次推辞，却迅速入阁办事，身穿绯色官服，安忍于心？违背礼制、灭绝亲情，记载在史册上，万世唾骂，传到边疆，持戈的士兵也会窃笑，认为国家缺乏人才到了这种地步，大臣自处如此，怎么能够弹压倔强的气焰，折服窥伺的野心呢？人有所不忍，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有所不为，然后才可以有所成就。臣从周嗣昌所忍心做的事，来观察他的作为，周嗣昌的心志已失，智慧短浅。臣已经预知他的后果，为什么呢？成就天下的事业，在于志向；胜任天下的重任，在于气节。志向败坏、气节衰颓，鬼神窥视，必然会有非常之灾，动及四肢，生病就会发狂，魂魄已经先被夺去。像这样的人，即使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也必然不能在天下有所作为，这是明显的。周嗣昌在清静的夜晚或清晨，试着扪心自问，怎么面对他的父亲？志向败坏、气节衰颓，不知会怎样？即使他在朝堂上辩解掩饰错误，完全昧着本心，但在清静的夜晚或清晨，也必然痛心疾首，后悔自己志向短浅、心志迷失。唉，那个人自己忘记了父亲，而我还责备他，也不算是过分责备了。况且周嗣昌自称为知名人士，难道见识达不到这种程度吗？无奈手段已尽，苟且追求富贵，兼任兵部尚书以加重内阁的权力，借内阁作为解除兵部职务的渐进手段，和议并非其他，票拟出自自己，将与方一藻、高起潜等辈勾结，连同边疆巡抚，掩盖失败，为来年的糜费金银绸缎找借口。立心如此，哪里会有尽头？难道不畏惧尧舜在上吗？共工、驩兜欺骗谁呢？而想用袁崇焕的旧计谋用在今天？没看见皇上处理袁崇焕，不动声色而忽然奋起决断吗？过去皇上严厉责备，而周嗣昌不可以做臣子；现在又忽然改变墨缞丧服，而周嗣昌不可以做儿子。如果还附和党议，缄口保全自身，不仅臣认为不可，天下后世都认为不可。臣不引用远古的事，近如李贤夺情，人望顿时丧失；张居正夺情，身名不得善终。事物没有根本先动摇而倾折不随之发生的，难道不是志向败坏、气节衰颓的明证吗？国家还能依赖什么呢？当李贤、张居正时，直言进谏而触犯他们锋芒的，是先臣罗伦、邹元标。这两位大臣，初入仕途，直节报效君主。臣出生在两位大臣的家乡，有志于两位大臣的学问，该说不说，脸面何存？况且臣想到先臣应秋，不禁哽咽沾湿衣襟。先臣起家到第五年，在讲筵进纳忠言，册立太子、讲官冠婚、东封议起，极力排斥和议，后来先触怒奸佞辅臣申时行、赵志皋，于是唆使群小陷害，陷入不测。皇考深深怜悯忠直，皇祖特别鉴察清操，得以免除身家之危，最终因忧愤而死。恰逢皇上登基，赐谥号文节。臣一介书生，钦承皇上特恩，亲自裁定进士第一，恩宠隆盛，感激涕零。父母给的头发皮肤，竭尽思虑报答臣的一家，是皇祖所保全的一家。臣的身体，是皇上所生成的一身。兢兢业业励志，惟恐辜负知遇之恩，想要尸位素餐，是道义所不敢做的。沥血拜疏，冒犯新参，罪责无处逃避。然而生死荣辱，都是报效国家的所在，臣也顾不上私心。恳请皇上广泛采纳刍荛之言，裁决典礼，勒令周嗣昌终丧守制，或许内阁不玷污，伦理纲纪不败坏。

译编修赵士春维护名教，防止臣下身为草野贱儒，世代蒙受国家恩德，皇上将我置于上等，授予史官职务，至今已有两年，我感恩并自我勉励，半夜思考，如今时事多艰，人情积习玩忽，外有敌寇内有叛乱，军饷匮乏兵力单薄，难道只是当时各位大臣才力不堪驱使吗？实在是因为功名算计越来越精巧，而忠孝的本性未能达到罢了。枢臣杨嗣昌穿着丧服处理政务，忙碌却无成效，蒙受皇上特别的知遇，选拔进入内阁，如果嗣昌还有人心，应当想到代言之职不同于战事，历代都有纠正的条例，圣人经典贤人训诫昭示森严，自然应当力辞新命，发誓报答中枢。然而看他勉强承受恩命，一味计较在任职时间的长短之间，完全没有哀痛恻隐之心，于是庄重地穿着绯色官服到任。圣人说：“吃着稻米穿着锦缎，你心安吗？”我于是感叹嗣昌心中没有天伦亲情，眼中没有清议舆论，而忍心害理，错乱悖逆竟到了这种地步。恭读圣祖六谕，必定以父母为先，皇上初政首先阐发《孝经》，在民间尚且想要教导人伦，难道宰相可以率先容许其扫弃吗？我又考证祖训，建国初年六部尚书升为正二品，将中书的事务分派给他们，所以如今的尚书如同宰相。景泰年间于谦，万历年间刘大夏，倚重亲近，未曾将他们安置在东阁，大概因为六卿的职务施展有余，名位未曾不足的缘故。如今即使嗣昌确实有才能，兵部尚书之位也足以报效，何况纸上安抚无益于民生，局中赏赐坐伤国体，既然对封疆没有补益，怎能说可以参与机要事务？将来机要事务为重，必定反而认为封疆可以卸任，只是以攀附荣宠的计谋，实现其卸担的打算，既无法要求嗣昌取得成功，又无法激励满朝忠孝，我所说的不如归还枢臣职务以维护名教，就是这个原因。然而我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话，仰窥我皇上忧虑时艰，求贤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夺情起复实在是由于人才缺少的原因。但我认为天下未曾无才，而是向来大臣不肯实心讲求的过错，平时不讲求储备人才，有事时轻易谈论破格，终身职业未见其奇特，而一日机缘已侥幸进身，这难道可以说是用人没有准则吗？我谬怀管见，来不及详细列举，敢以一两点为皇上陈述。如今时事最急，无过于兵饷，屈指中外，只要得到数十人天下之事就成功了。督抚是治兵的人，得到合适的人听从他们，兵部镇戎道将可以依次询问。布政使是理财的人，近来视为监司常缺，而不精心选拔，计策没有错误在这里。确实得到合适的人听从他们，户部屯田盐铁鼓铸可以核实举荐。这数十人，起初不如责成高官保举，而又不是泛泛举荐。应当仿效古周官六计，分其科目而辩论，如所谓廉洁而敏捷者，是理财之选；明察而果断者，是治兵之选。得到合适的人而众人都说贤能，付予中外职掌可以。得到合适的人而不敢立即信任，则只将其置于班列，时常赐见，敷奏明试，深入观察而熟察。常使储备的人才多于供给的职位，又哪里用得着这些穿丧服的人，宣扬王事？于是明确颁布法令，永远禁止夺情，纲常名教昭然若揭，岂不是大圣人立法，超出寻常万万吗？我所说的亟应讲求储备人才之法以禁止夺情，就是这个原因。我新进孤立，怎敢轻率冒犯天听？只是结发受书，我父亲隆美曾教导我祖先用贤，当神宗初年，辅臣张居正蔑视伦理起复，我祖慷慨建言，为邹元标等大臣之倡导，几乎死于杖下，晒其败肉以示子孙。我愚陋，敢背家学而忘先训？如今坐视枢臣当面入直，纲常扫地，而嗫嚅不言，是上负尧舜之主，而下辱所生。有臣如此，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无可逭。伏乞圣明垂照。南京御史成勇伦常万古为重，防止臣下窃惟天地所以不毁者，人为之维也。人类所以不绝者，礼为之维也。所以《礼记》说：“礼，就像身体。身体不完备，君子称为不成人。”圣人制作礼以教人，使人知道所以自别于禽兽者，礼而已。礼莫大于伦，伦莫大于君亲。未有不知有君亲而可以齿于人类者也。如今绳枢瓮牖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指之为无君无亲，则怫然作色，为什么呢？恐怕不可齿于人类。何况俨然秉国之轴，四方是维，天子是毗者，而肯认其名乎？我认为欲避其名，当无其实。苟实之有，而名是避，又从而箝人之口，庙堂即不议之，草野得而议之，荐绅即不议之庶人得而议之，当时即不议，之后世得而议之。白简之纠弹可箝，青史之斧钺可箝乎？我起初认为辅臣杨嗣昌不知有君亲之人，固不敢以忠孝责之。如今嗣昌奏疏中有“仁不遗亲，义不后君”之语，反复辩论，无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嗣昌犹知有君亲也，犹可以忠孝之言告臣，

译不敢抄袭他人的言论，只是根据嗣昌的辩解来诘问他，可以吗？嗣昌说古代的君臣，列国时代的君臣可以回避，现在的君臣是统一天下的君臣，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这是说三年的丧礼可以在古代实行，却不能在现在实行吗？不知道嗣昌所引用的是哪个古代，所指的是哪些臣子？所依据的是哪个朝代的经典，所遵循的是哪个国家的典章？这难道不是圣上谕令中所说的另一种邪说吗？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代，未曾听说有夺情起复的事情，这固然不必说，汉、唐、宋都是统一王朝。宋朝距离现在不远，就拿宋朝来说，遵循礼经而不接受起复的，是富弼、刘珙；沿袭旧例而接受起复的，是陈宜中、贾似道。嗣昌是认为富弼、刘珙是忠臣呢？还是认为陈宜中、贾似道是忠臣呢？嗣昌虽然巧言善辩，必定不敢认为富弼、刘珙不对，而认为陈宜中、贾似道正确。陈宜中、贾似道固然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却先得到了嗣昌的认同。不知道富弼、刘珙当时又逃到哪里去了呢？如果相信嗣昌的话，那么天下凡是做臣子的都不应当守完三年的丧礼，守完了就是侍奉新君，就是不忠。先圣的诗书可以烧毁，先王的典礼可以废除，不把人类都变成禽兽不止。留下一个嗣昌而滋生天下不忠不孝之心，哪里比得上除去一个嗣昌而树立万世为臣为子的标准？嗣昌妄自附会辩解而不谦让，错误地粉饰言论而不推辞，难道是因为自以为一身的去留关系着国家的安危，是天下无可替代的吗？还是说嗣昌的学问天下没有呢？嗣昌的治国才能天下没有呢？嗣昌的品德声望天下没有呢？忠孝的大义不明，就不必问他的学问了。主持枢机政务两年，毫无建树，边境警报频繁，流寇猖獗，就不必问他的治国才能了。不畏惧清议，不畏惧名教，不畏惧经典的言辞，不畏惧万世的公是公非，就不必问他的品德声望了。唉！嗣昌离去，那么保全的也就很大，既尽了做儿子的本分，也保全了做臣子的节操；如果不离去，那么损失的也就很大，既成为今天的贼人。做儿子的敢于排斥众人的议论，必定会成为日后的乱臣；敢于改变旧有的章法，最奇怪的是，嗣昌既然不知道有父亲了，却又坚持对待侄子的情义，侍奉程国祥三十年，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父亲与程国祥同籍贯吗？谦让行走、谦让座位，为什么这时候还知道有父亲呢？想要废除朝廷的礼制，来伸张他的私情罢了。这正如孟子所说的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对缌麻、小功等细微礼节考察得很清楚，吃饭时狼吞虎咽，却去问别人是否不用牙齿咬断食物，这是臣下所非常困惑的。臣下深知言论一出灾祸就会跟随，但不忍心沉默不语，是因为皇上特别恩赐改设言路，所以臣下负有进言的责任。君主对臣下有责问，臣下为进言而死，事情关系到纲常伦理而不进言，还有什么是可以进言的呢？因此臣下宁愿冒犯天威，以表明受禄不欺的义理，不敢顺承意旨，以助长指鹿为马的奸邪。臣下不识忌讳，言语刚直，鼎镬斧钺的酷刑，臣下甘愿承受。恳请皇上鉴察臣下狂妄愚昧之心。

译武陵听到丧讯却不奔丧，穿着绯色官服到内阁大学士任上就职。六科给事中按惯例有公同参拜的礼节，等到武陵出来，便拟好公疏弹劾他。等到黄宫詹的弹劾疏呈上，皇上立即召他当面回答。黄宫詹说，夺情起复这件事，在兵部还可以，在内阁则不可以。在一个人身上还可以，又援引一个不奔丧的陈新甲，则不可以。皇上虽然责备他言辞过激，内心却未尝不佩服他。武陵于是招募人弹劾黄宫詹，黄宫詹被降六级，调任外职。刘、赵两位太史都被剥夺职务。成宝慈御史被逮捕治罪，拷问主使者。后来因为清理案件被遣戍南枢。范质公先生也因为上疏救黄宫詹而被闲住。一时之间，人们仰慕这些君子如同仰望山斗一样。然而国家的元气从此断绝了。

吕坤《三年之丧觧》：有人问，三年的丧期，不是三十六个月，只到二十五个月就结束，为什么呢？回答说：丧，是指亲人刚死的日子；十三个月，再次见到亲人死的日子，称为小祥，还在吉凶的界限上；二十五个月，三次见到亲人死的日子，称为大祥，说吉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才开始抛弃凶服而穿吉服。这个月，还有余哀，心中悲痛不忍，情感眷恋而增加悲伤。又过一个月成为中月，才举行禫祭。禫，是澹澹然平安的样子，作乐欢笑像往日一样，饮酒吃肉像众人一样。大概从二十五个月已属于余哀，二十六个月已没有余哀。先王制定礼制，即使是圣人也不敢超过。近世迂腐的儒生有坚持守丧三十六个月的，这是不明白“丧”字的含义。有人问，为什么不计算闰月呢？回答说：计算闰月就短一个月，见不到三年之丧了。假如二月十五日亲人去世，必须等到又明年二月十五日才经过三次见到亲人去世的日子；如果计算闰月，正月十五日就是二十五个月了，这是短一个月，见不到亲人去世的第三个日子。所以不计算闰月，不是说以厚葬为道。近世俗吏有亲人死于闰二月十五日的，不补前月作为计算闰月，二十五个月之后遇到闰二月十五日，以不服后月作为计算闰月的，都送交问罪，这是不明白不计算闰月的规定。有二十七个月外责余哀三个月，在余哀之中起文赴部的，也送交问罪，这是不明白二十五个月结束的说法。总之，三年的丧期，实际服丧两年，所以说再期而大祥。唉！古代三年的丧服，叫居丧，叫宅忧，不饮酒吃肉，不经营生计，废除祭祀，谢绝交游，不从事诗书，不谈论学问，不见齿，不入室，睡草垫枕土块。礼坏乐崩，所以七百二十天不算不久。后世只是素冠白衣在身而已，百事没有异常，这能叫居丧吗？能叫宅忧吗？即使穿缞绖终身也可以。

顾起元说，期功之丧，论丧礼的不讲究，太严重了！前辈士大夫如张宪副祥，有期之丧，还穿着齐衰见客。其后有期功服者，鲜衣盛饰，与平时无异，世俗安之，恬不为怪。偶尔有守礼者，怕矫俗，还不敢实行。昔日晋人放旷礼法之外，被儒者所诟病，然而那时陈夀居丧生病，让婢女丸药，坐废不仕；谢安石期功不废丝竹，人们还非议他。看今日当如何呢？我认为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然不论。至于在乡居遭丧，即使是功服也应显示稍与平常不同。如非公事，谒见有司不变服，不赴筵席；即使赴，也不听声乐，不躬行贺庆礼，不先谒宾客，庶几古礼还存什一于千百。

戒奢

万历中，礼部尚书沈鲤上疏，该吏科给事中杨文举具奏，奉圣旨：“近来习尚逾侈，冠服诡异，着都察院出榜禁约，还着缉事衙门并五城御史不时访拿，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明旨森然，固宜朝令夕改，月异而日不同矣。乃数日以来，察诸衢肆，验诸士民，绮衣华履之辈尚尔优游，镂金刻玉之工居然布列。此非法禁之不严，亦由礼教之不明耳。盖帝王之所以整齐天下者，不过礼刑二端。顾刑惟治之于已然之后，而礼则防之于未然之前。故圣王不遽用刑，而必有礼以先之，所以纳民于轨物，止恶于未萌，使之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我国家稽古立法，品式具备，如《大明会典》诸书，备载官民服色冠带、房舍鞍马等项，贵贱各有品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严矣。奈缘风俗久而易流，人心习而多玩。兼之方册所载，申布不常，典制诸书，市肆罕鬻，士生斯世，尚有懵然不知者，而况蚩蚩之氓乎？有财者以为吾力所能为，有位者以为吾势所得用，好异者以矜其奇诡之习，射利者以穷其心思之巧。宪典虽在，而尊信罔闻，则有由矣。及今若不稍为申饬，而概以法令绳之，恐无知抵禁，所伤必多，非圣天子前礼后刑之意也。臣等忝居礼官，敬循职掌，仰遵《大明律令》《洪武礼制》诸书及累朝事例，参酌互考，摘其切关日用者数条，即以今之违式越制，如圣谕所云

译那些“奢侈浪费、怪异奇异”之类的事物，附列在榜文之下，呈上供皇上阅览。臣等伏望圣明采纳，敕令本部刊刻榜文，张贴在京城各城邑，编成书册，传布天下。然后责成巡城御史、各省直隶的巡抚按察使，严格查访。等到法令颁布半个月，或文书到达一个月之后，敢有仍然像以前一样僭越违犯的，就是明知故犯，一定依法定罪，财物没收归公。如果工匠技艺制作淫巧、织绣镂刻违禁物品的，从重追究治罪，务必切实执行，不得敷衍了事。先有礼制来防范，后有刑罚来驱止，或许能挽救溺于奢靡的人心，或许能移风易俗，不至于法令不遵从、禁令不止息。

臣等又伏思，事物互相效仿叫做风气，百姓顺从喜好，需靠法令防范。近来，皇上穿一次布袍，百官便景仰跟随，万民欢呼，转移风气的效果可见一斑。至于京城之内，勋戚贵近、势家大族，也是众人观效仿法的对象，更是法令推行开始的地方。伏望特别颁布纶音，再次申诫，使他们辅助一人崇尚俭德，率先于百姓以防备皇极之失，那么京城之中互相观效仿法，逐渐形成习俗，自然会有不令而从、不禁而止的人，海内也会纷纷向往这种风气。臣等不胜恳切祈请之至，谨题请旨。

崇祯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内阁揭帖，恰逢奉御批：“禁止奢靡，停止宴乐，以前已当面告知各位先生，还应拟定旨意通令告诫。朕在冬至、元旦、寿节、端阳、中秋及各大典礼升殿行礼时，才允许奏乐，其余都免除。朕浣衣减膳已有谕旨，现在使用锡、木、磁器以示俭约。金银器物中涉及典礼的留用，其余贮存在库中以备赏赐。内外文武诸臣都应当节省，专心致力剿灭贼寇。太平之日，照旧。各位先生再将先年旧旨参看议妥后执行。”钦此。臣等叩头恭诵，不胜赞服。

臣等私下看到近日风尚之奢靡，日益严重，其僭越几乎到了没有等级的地步，其费用总出自民间。严谕屡次颁布，积习未变，真令人痛恨。皇上谆谆告诫，且特别以身作则。至于典礼庆贺之外，暂时撤去宫廷乐队；衣服浣濯之余，仍削减玉膳。器用锡木，俨然有匏尊土簋的古风。库中贮存金刀，预为行赏酬功之用。恭敬地认为圣祖时也曾取法木辂以示训诫，露洗表袱而得金缉片毯以为被盖，深得古帝王菲食卑服之意。而在今天，则裕民足国，节俭为先，整饬纲纪，忧勤尤急，确实可以远光祖德，下悚官方。

至于宴乐一事，尤为妨碍废弛职业，而京城为首善之地，更应力行禁止。并且服舍器用、舆盖等项典制甚严，尚多奢侈放肆，皆不可不痛加裁抑。这确实是辨别上下、安定民志的一大端，不仅仅是省财节费而已。

译天顺年间，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裁减冗费的建议：钦天监的历书五十万九千七百多本，裁减为十一万九千五百多本；太医院的药材九万八千一百多斤，裁减为五万五千四百多斤；光禄寺的糖蜜果品，减去原数量的三分之二。那些额外增造的腌腊鸡鹅猪羊二万七千只、子鹅二千只、酥油四千斤，全部予以革除。厨役六千四百多名，挑选年老有病的人，全都放回湖广、江西等地。进献的新茶芽七千五百多斤，裁减为四千斤。皇上批准了这些建议。风俗的俭朴，必定从朝廷开始，这是根本的道理。

刘玉在《惩奢说》中写道：一顿饭花费百金，一件衣服花费千金，一处居所花费万金，上行下效，风俗怎么会不奢靡呢？犬马吃谷物，奴仆吃肉，倡优享受玉食，粮食怎么会不匮乏呢？厨师烹饪海陆珍馐，织工织造花纹丝绸，工匠雕刻印章，用度怎么会不浪费呢？僧道不耕而食，游手好闲者不耕而食，商人不储备而食，工匠凭技艺，士兵凭力气，士人凭志向，公卿大夫凭才能，大致是一个农夫供养十个人，天下怎么会不穷困呢？嫁娶时车辆连累，丧葬时耗尽家产，贫富相互攀比且日益加剧，愚昧不肖之人相互倾轧且日益陷入邪道，习俗怎么会不鄙陋呢？唉！弊端太严重了！在上位的人必须亲身实行节俭，然后民风才能改变；严明制度，然后民心才能安定；去除奇巧邪僻，禁止淫逸浪费，然后民用才能充足；减少末业，驱散游民，然后民力才能保全。民力保全，民用充足，民心安定，民风改变，然后礼乐才能兴盛，刑罚才能搁置。礼乐兴盛，刑罚搁置，然后万物才能繁盛，天下才能安定。

潘埙前辈风范记。潘埙还是诸生时，受郡博士吴先生命令前往拜见乡先宪副行素韦公【韦斌，字彦质】。先拜见他的两个儿子【韦元哻、韦季勉】通报名帖，韦公面向西南出来，潘埙拜见并传达郡博士的心意，韦公连连应答，说了几句话便进去了，命令他的儿子请潘埙入座，给他喝茶。后来潘埙担任给事中，回乡拜见行太仆贯初顾公【顾逹，字存道】。顾公当时七十六岁，听说潘埙到来，穿戴整齐拄着拐杖出来，潘埙再次拜见问候起居，顾公请他坐上座，推让了三次，潘埙谦让躲避了两次，说：“老先生有三点值得尊敬，为什么不坐这个座位来勉励后辈，让他们知道长幼尊卑的次序。”顾公惊讶地用拐杖点地，说：“老夫今天才听到这样的话，坐这个座位我不敢再推让了。”第二天到清江浦，拜见河阴令防槐张公【张素，字元卿】，于是先拜见仓曹同年戴君【戴冠，字仲鹖】。仓曹说：“你去拜见防槐先生吗，请替我引荐。”潘埙早晨前往，正值张公洗漱梳头，潘埙在旁边等候，仓曹到了，张公才出来，衣冠古朴，与仓曹行礼，随后转向南面，潘埙拜见，张公站着接受，扶起潘埙，潘埙则再次拜见，张公啧啧称赞并有勉励的话。仓曹退下，潘埙又陪坐，过了一会儿，仆役擦拭桌案，拿出菜肴各两盘，酒三巡，饭两碗，礼节非常简朴。等到潘埙避居湖西，张公当时八十七岁，寿数不远，相距三十里，张公乘小船来拜访，言笑终日，吃饭就吃饭，喝酒就喝酒，傍晚才回去。闲暇时多次赠诗，自称防槐老素，他的风味意态，近世所未有。这三位都是乡先生，闭门隐居，同样具有高远的志趣。行素不曾与人轻易交往，贯初、防槐尤其独居离群，意趣更加潇洒。拜见行素时，长幼界限分明，严肃如师傅；拜见贯初时，迟了十五年，已经烦于谦让躲避，当时的感慨可以想见；拜见防槐时，则超脱流俗，俨然以前辈自居，以子弟的身份勉励后辈。这三位的行为不同，但同样保持风范，激励风节。像行素的严正，贯初的通脱耿介，防槐的简易直率，都是可敬可仰的，不是我所能企及的。有人说：“拜见行素时，潘埙年少且地位低微。”这不是事实，假如行素在今天接见年轻人，能像从前那样吗？拜礼。

刘三吾《礼仪定式序》说：拜礼，先稽首四拜，后叩首一拜，是拜见君上的礼节。拜礼止于四拜，是拜见东宫、各亲王的礼节。拜见父母同四拜，拜见亲戚、官长止于二拜。礼，古人作揖，口中唱和，所以称为唱喏，到现在已经废止，当时称为哑揖。

吕坤《南礼辩》：本朝崇尚左，天下都崇尚左。有人说：“南方人崇尚右。”不对。南方人并行偶坐，何曾崇尚右呢？只有作揖这一件事，让人在右，自己在左，叫做行南礼。南方人也不自知这习俗从何而来。大概宗庙朝廷的礼节，尊崇的是南面的人，不是尊崇我自己。南面的东边为左，西边为右，现在文武官员的站立班次就是这样。等到转身拜见，也是东为左，西为右，何尝不是左重呢？从北面的人看来，东为右，西为左，不知道尊贵所在。大概论南面者的左右，不是论北面者的左右。所拜的是南面的人，不是右班拜左班的人。至于宾客进入主人之门，不是朝堂也不是宗庙，没有南面可尊，主人让宾客，自然以东为左，怎么能以无所尊的客位，而行有所尊的揖拜呢？况且不是阼阶、西阶，古人设置两阶的初衷。自己在左，而客人在右，这是南礼的错误，无疑了。如果说“南礼崇尚右”，那么不只是揖拜，

译那么行与坐，二者必居其一，说“非”是不对的。有人问：“古人崇尚右，今人崇尚左，谁是对的？”回答说：“古人对。”天道从中极向左旋转，起始向右。地道从西北流向东南，高处在于右边。神道坐西向东，尊位在于右边。人道右手行事，权柄在于右边，所以行走时右足先动，左足随后。起身跪拜时左足先屈，右足先伸。八卦的位置，乾卦在右边。古今简册的次序，往（前）为右。古人重视右边，是顺应自然，顺应当然之理。今人重视左边，是压制高者，抬举低者。从理势上讲，重视右边才是对的。

译吕坤在《妇人拜辩》中说，拜就是屈身，折节以示谦卑，不敢挺直身体的意思。男子以俯伏起身为拜，妇人以屈膝为拜，这是毫无疑问的。考察古代礼仪，男子拜两次，妇人拜四次，称为夹拜。大概男子鞠躬，妇人站立屈膝；男子拜，妇人又站立屈膝；男子再鞠躬拜，妇人又两次站立屈膝，这就是所谓丈夫两拜，妇人四拜。现在的制度，太子与妃子初次拜见皇帝皇后，太子拜四次起身，妃子站立拜八次。只是在致辞时，妃子也同跪。起身时，太子俯伏。皇太后、皇后庆贺节日，命妇朝贺，先站立拜四次，引导班列首领到殿上，内赞官跪下，外赞官都在丹墀跪下，众命妇都跪下致辞称贺完毕，不赞俯伏，直接赞起身复位，站立拜四次礼仪结束。现在南方演戏，儿子儿媳给父母祝寿，儿子俯伏，妇人虽然跪下但不俯伏，还保留着古人的遗意。大概妇人起身俯伏为拜，始于武则天临朝，穿着衮冕祭天，俯伏拜起而行天子之礼，后世沿用了。现在士大夫平民迎娶，夫妇拜天地，拜公婆，还有妇人同丈夫拜起拜起的事情，而邱琼山《家礼仪节》中，父母给女儿行醮礼，还有拜起的记载，都是错误的。所以珠冠的制度，低头不能算不俯伏，没有坠发落冠的担忧，所以不嫌弃重耳。每次问中常侍，宫人拜见后妃应当用什么礼节？回答说：宫人遇到后妃就叩头而行，遇到朝贺也只站立拜，沿袭认为叩头是小礼，站立拜是大礼罢了。《春秋传》说三次肃使者，大概妇人以站立拜为肃拜，所以《周礼》九拜的方法中有肃拜，注解说：这是妇人的拜礼。近世妇人书信末尾加一个“端”字，就不是古法了。又说敛袖万福，就不符合经典了。妇人丧礼也有稽颡的记载，大概这是叩头到地的意思，我不是说妇人不叩头，只是以俯伏起身为拜则不可以。而且拜没有奇数，或者两次或四次或八次或十二次，那些奠献时跪下俯伏，不是拜，所以赞礼者不列入拜数。现在臣子谢恩礼称为五拜三叩头，记载在会典礼中，臣特别失去本意了。大概四拜四叩头罢了，四拜完毕不赞拜，怎么叩头？其实第五拜为一叩，再加三为四叩罢了。有人说拜是两手齐下，只有男子是这样？回答说不是，妇人站立拜不两手齐下吗？现在乡俗认为站立拜轻，认为叩头重，所以婢女小厮见主人不敢站立拜，正是叩头，则知道叩头固然重；站立拜不轻。只是简略方便，所以轻视它罢了。

肩舆

南宋南渡以前，士大夫都不使用轿子。如王安石、程颐都说不用人代替牲畜。朝中官员都骑马，如果有老病，朝廷特别赏赐，还极力推辞。南渡后则普遍使用轿子了。明朝初年虽然公侯不得乘轿，同时不设马凳。文职四品京官开棍骑马用凳，五品光禄寺、太仆寺丞、翰林院五品、六品官、宫坊官也用凳，其余都用交床。按照唐代制度步舆的制度，三品以上及刺史有疾病暂时乘坐，不得离开驿站。宰相、三公、师保、令仆、各司长官及退休官员疾病允许乘坐襜车。如汉魏载舆，宋政和七年诏令非品官之家不许乘坐暖轿。武臣担任主兵差遣、沿边安抚官、走马承受都不得乘轿。

万历年间，四品官以下都用两人抬的肩舆，稍微显贵的或用四人帷轿，但在后面放置棍子，表示不敢僭越。后来魏忠贤执政，因为御史林一翥从轿上斥责内使，于是严禁。到崇祯初年，给事中傅櫆请求，皇上不允。御史郁成治于是请求，除了御史骢马之外，其余不能雇马的使用竹小兜。皇上认为他欺骗，诘责贬谪他。

荐新芽茶

王应轸防节该礼部题为前事奉钦依，这芽茶解纳供应都只照旧例行，不必纷更。这确实是陛下爱惜民财的盛心，遵循旧制的美意，臣下应当顺从遵守的。但照旧例的说法，两种解释都可以通，彼此意见各有所执。礼部则认为解纳自有原额，如六安茶芽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增加的，这是旧例。光禄寺则认为供应有常规，如每年用六安茶约余四百七斤，所以三百斤正数不得不增加的，这也是旧例。照解纳的旧例则不足供应，照供应的旧例则有伤解纳。如果不申明，终究没有定规。臣等各该巡视监收，思考认为正供固然不可擅自增加，备献之物尤其不可暂时缺少。六安茶芽岁额三百斤，这多取毫厘即为因公科敛。虽然该部审据解吏闻报三百袋，袋多四两有余，亦非勘合正数，且无批文查销。以后或轻或重，焉知谁公谁私？不如通融议处，立为定规。每年六安茶只收三百斤正数，其耗余增加一概不许滥取。本寺供应取足荐新，并日进月进御用之数。至于酱房所进，内阁所用，尽其所有，不足则于常州府等处茶芽择以供给。大概茶取于细，其味略同，何必拘执以致烦难？部寺前后所论，正欲出入有经。如此裁省

译这样，各有关部门可以依据原定数额来对照解送和缴纳的数量，该衙门也可以根据便利情况来参照供应的旧例，而不必纷纷更改了。

查见在六安州以及常州府等地芽茶的正额之外，尚有多余的数量，想要领取带回则有路途盘缠的劳费，想要令其变卖则有侵吞欺诈的弊端。况且既然名为上供，难以退出，原有的封袋也难以折抵扣除。

可否将这些茶叶收存于该衙门作为正当公用的开支，或者抵充下一年应解送的数量。今后各处的芽茶都按照原定数额解送缴纳，每斤装成一袋，每袋盈余二两以弥补绢袋纸包的费用，永远作为遵守的规定，统一通行。

译外藩

嘉靖十三年，礼部上奏：关于使臣出入防范的事宜。根据提督会同馆主事张鏊呈报，以及朝鲜国使臣苏洗让等人呈报的前事。我们国家粗通礼义，至诚侍奉大国。朝廷对待我们如同内地的臣属，凡是本国的使臣到达京城，自行出入，没有受到防范。直到如今，恭敬谨慎的态度更加深厚，没有违背和异常之处。近年以来，才开始加以拘禁，锁闭馆舍大门。遇到有禀报奉命办理公务的情况，只允许通事一两人限定时间出入，命令馆夫带着令牌管押，这有碍于旧有的惯例。查得成化六年二月间，本国陪臣权咸等人赴京时，礼部发出榜文，奉圣旨：会同馆安歇的所有朝贡四方夷人的使客，出入旧有禁令，今后不许无故往来街市。相关衙门知晓，钦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到会同馆宣谕圣旨，因为通行禁锁，将朝鲜使臣以及禁令后依旧出入的情况，立即命令撤去榜文。又该治十三年五月间，有在会同馆安歇的使臣等人杀死一般使臣，兵部奉圣旨防备，出榜晓谕朝贡夷人，命令在馆内不许出入，并本国一体防范禁止。礼部主事刘纲陈述意见上奏，查得先前本部现行事例，朝鲜素来遵守礼义，敬事朝廷，与其他夷人不同，进贡人员出入原本没有防范禁令。近来兵部等衙门商议禁止约束，将前项事例一概革除，以致提督官员严加拘禁，不得出入。是否仍照前项旧例，允许朝鲜人员自行买卖，深为便利。奉圣旨：是，钦此。本国使臣出入自由，没有防范禁令。在嘉靖初年，主客郎中孙某无缘无故拘禁，不许出入。到嘉靖四年八月内，有陪臣郑允谦等人前往京师，将前项奉旨事理告请照旧自行出入，礼部准奏，查照旧例，允许自行出入。已经由本馆发文知会防范后，有提督陈主事执意不遵，束缚更加严厉，长久无法申诉，遗留此因循之弊，远方之人仰慕道义的期望，深感失望。所以区区陈述冒犯，不能沉默的原因，难道是意在买卖以图恢复旧状吗？其拘禁与否，也没有其他亏损利益，只以一视同仁的仁爱，不分内外，使他们观览游历没有间隔，瞻仰礼仪，考证文物，熏陶教化，大有开益。这实在是敦厚怀柔的至德，奖赏侍奉大国的忠诚。使我们远方臣服，永远承受宠灵，绵延万世，与之匹敌休戚。以前本国使臣等人入贡到京，常告诫下属务必遵守法度，还担心或有违犯，十分畏惧谨慎，即自我禁制严密，比以前更加厉害。在馆内防范闲杂，如同囚禁，不仅有违旧行的规矩，恐怕也不是累朝优待的本意。伏乞照依旧例，允许自行出入，以显示圣朝优容的典制，不胜荣幸。等因。查得朝鲜国使臣素来遵守礼义，历年庆贺到京，本部查照旧例，以礼相待，在国子监等处听令谒拜，在一切买卖听其自便。近年以来，只因为远方夷使跟随的人役多生事端，该管官员才开始一概约束加严。而使臣颇通礼义，确实与其他地方夷使不同，朝廷自来以礼相待，出入不防，具有旧例。所据苏洗让等人呈报前事，应当议处。其呈称想要观览游历没有间隔，瞻仰礼仪，考证文物，熏陶教化，固然是见其仰慕上国的诚心。但远方之人言语服饰既殊，容易触犯国禁，也必须委婉处理。合候命下，每五日一次，允许该国正使及书状官等人出馆，在附近街市观游。本部仍札付空闲通事一员陪侍出入，以显示礼待防卫之意。其随从人仍照前拘禁，不许擅自出入，庶几不拂远方之人的情意，不废上国的法度了。

礼部尚书夏言进呈《使琉球录》。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礼科抄出吏科等衙门左给事中等官陈侃等人上奏：切念臣等奉命前往琉球国封王，行礼完毕，因等待风向，停留三个月后才出发，无所事事，因而得以探访其山川风俗人物起居的详细情况，撰写数言，遂成一录。录的意思大略有二：臣等初被任命时，礼部查封琉球国旧案，因曾遭火灾，烧毁无存，其颁赐仪物等项，请查于内府各监局，而后明福建布政司也已年久，卷案被风雨毁伤，其造船并过海事宜，皆访于耆民之家得知。至于交际礼仪，无从询问，特令人到前使臣家询问其所以，也各雕丧而不知。后海道往来皆赖夷人为之用，其礼仪曲折，臣等临事斟酌，期于不辱而已。因恐后之奉使者亦如今日，故着为此录，使之有征。又尝念国家大一统之治，必有信史以载内外之事，如《大明一统志》者，中载琉球之事，所云“落漈”者，水移下不回也，舟漂落百无一回。臣等尝惧乎此，迳过不遇是险，自以为大幸。至其国而询之，皆不知有其水，则是无“落漈”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

译“以髑髅为美”，臣等对此曾存疑，心想大概是该国国王凶悍，难以与之交谈吧。等到进入王宫时，遍观墙壁之下，也都是堆砌石块，国王举止文雅整肃，像儒生一样。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虽然当地人也没见他们互相杀戮，又哪里曾把髑髅当作美物呢？所以方志上所记载的都是错误的。不仅方志如此，《杜氏通典》《集事渊海》《臝虫録》《星槎胜览》等书，凡是记载琉球事情的，询问起来百无一实。像这样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琉球人不熟悉汉字，原本没有方志，华人未曾亲自到过那里，怎么能够得知真相呢？以讹传讹，于是编成方志，怎么能让今人相信并传给后人呢？所以汇集群书加以订正，同时附上翻译的言语和文字，一并附在后面，实在不足以呈献给您阅览。只是想到海外之事，知道的人很少，我这点愚见，或许可以供史馆采择。恳请陛下宽恕我的狂妄僭越，下达给礼部详细商议施行等语。奉圣旨：礼部看了来说：查得琉球国远在海岸，华人很少到那里，所以那里的国俗土风，知道的人很少。现在查《一统志》等书所记载的，事情本是从传闻得来，记载很不详尽。根据给事中陈侃等人亲自到过那里，亲眼看到那些事情，山川风俗的不同，往来的见闻，都是实录。于是采辑事迹，撰述成书，既纠正了典籍记载的不详尽，又使后来奉命出使的人有所考据，足以看出各位官员留心使职，确实值得嘉奖。似乎应该顺从他们的请求，可否等命令下达之日，本部将所进献的《使琉球録》交给史馆，以备日后史馆采集。

译崇祯五年十月，朝鲜国王李倧遵循礼制继承王位。在昭敬王的诸子中，长子叫临海君珒，因患有残疾不能继位，死后也没有子嗣；次子叫光海君珲，是被废黜的人；三子叫定远君琈，就是我的父亲。光海君父子既因罪被废，那么宗庙祭祀的重任本该归于我的父亲，但他不幸先去世了。我作为昭敬王的长孙，秉承昭敬王妃的命令，入继祖统，并向朝廷请求，得以保全封典，感激皇恩，刻骨铭心，难以忘记。

只是我既然受命于皇上，愧居王位，那么我的生身父母理应享有相应的典礼；但由于边境多事，未能立即依据旧例上奏请求，称谓有所缺失，殊称（特殊的尊称）没有加封。作为人子的至情，岂敢一天自安？我私下考证古礼，旁支入继大统，称为“为人后”；以孙子继承祖父，称为“为祖后”。为人后则重在承继后嗣，所以不敢顾及私情；孙子为祖后，则父亲虽然早逝，但能列入正统的序列。这是人伦的大道，天地的常理。大凡人有祖父，然后才有父亲；有父亲，然后才有孙子。如果说承受国家于祖父，却不祭祀自己的父亲，以祖父代替父亲，那么名分与实际各异，伦理次序不明，怎么能治理国家呢？

谨查成化十一年，我的先祖康靖王因其亲生父亲怀简王为世子，早逝，遗命陪臣金礩上奏请求封号。宪宗皇帝嘉奖他的诚孝，降下敕书褒奖，颁赐诰命，东方之人至今以此为荣。何况我所承继的是祖父，而没有承继父亲，尊崇父亲承奉祖父，这正是为了尊崇祖父啊。名正言顺，事当理正，情理俱伸，恩义两全，关键就在这里。

我忝居藩臣之位，效力微薄如涓埃，却又希望推恩的典礼，我对此实在惭愧恐惧，但仰赖天地父母般的仁德，敢于专派使者烦劳上奏，恳请圣明下令有关部门，全面查考旧例，参考礼典，恩赐爵位谥号，我的母亲具氏一并赐给诰命，以广孝思，以序天伦。这实在是皇朝的宠典，也是小国臣民最大的幸运。附高丽统系如下：

嘉靖八年，朝鲜国陪臣吏曹参判柳溥等人呈言：“本国祖考不属李仁任之后，而皇明祖训及大明会典所载都属于李仁任，已在永乐及正德年间上奏请求改正，都蒙允准，至今尚未实行。现在幸逢重修会典，乞请改正。”礼部据此上请，皇上准许，诏令送交史馆纂辑。根据所陈述的建国始末说：“李旦初名成桂，其祖先本是全州人，二十八世祖李翰在新罗做司空，新罗灭亡，李翰六世孙李兢休进入高丽，十三世孙李安社在元朝任南京五千户所达噜噶齐，世袭其职。元末战乱兴起，李安社曾孙李与男、李成桂避地东迁。至元辛丑年，正值高丽恭愍王十年，有红巾贼二十万众入境，成桂领兵抵御有功，授武班职事。恭愍王无子，暗中收养宠臣辛旽之子禑为义子，晚年多躁暴，被嬖臣洪伦等人所杀。权臣李仁任在街市车裂洪伦等人，立禑为嗣。禑的儿子昌为世子。禑在六年提拔成桂为门下侍中。禑派遣将领侵犯辽东，成桂任副将，行至鸭绿江，与诸将商议不应得罪上国。禑恐惧，将王位让给昌。以洪武二十二年宣谕以伪姓见黜，而恢复王氏后裔，定昌君瑶主持国事。李仁任被罪放逐在外。既立王瑶，又不义，国人愤怨，于是共同废黜瑶，推立成桂。成桂向高皇帝请命，于是命成桂为王，国号朝鲜，改名李旦。”等等。

考证其国史，当元朝强盛时，其元孝王已迁居江华岛，元朝无可奈何，只责备他不登陆而已，最终臣服于元，而始终不登陆。到他的儿子顺孝王，亲自迎接王主，以元朝服饰同辇入国，观看的人骇愕，当时随行宗宰不开剃，王责备他。到他的儿子忠烈王，则宰相至下僚无不剃发，只禁止内学馆剃发。左承防朴桓呼执事官谕示，于是学生都剃发。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一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礼部三

贡院

贡院在城东南角，是元朝礼部旧址。永乐乙未年改为贡院，制度非常狭窄。嘉靖年间议定改建在西北空地，又有人说东方是人文荟萃之地，适宜因旧址而扩充，最终没有结果。到万历二年，才命工部重建，因旧址扩充旁近土地，增加直径广百六十丈。外筑高墙，设置棘刺和徼道。前面入口左右中各立牌坊，左名虞门，右名周俊，中名天下文明。牌坊内有两重门，左右各有守卫，以备稽查。次为龙门，越过龙门直甬道为明远楼，四角各有楼相望，作为瞭望。东西号舍七十区，每区七十间，将旧制的板屋改为瓦房，可以避风雨，防火烛。北中为至公堂，堂七间，其东为监试房，又东为弥封、受卷、供给三所。其西为对读、誊录二所，又后为燕喜堂，三间，东西室共十六间，诸书吏工匠居住。其后为会经堂，堂东西经房相连，共二十三间，同考官居住。

元大都会试，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