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四十四

译气听，是指气息慑服、喘息急促，好像气势壮盛的样子。第四种叫耳听。第五种叫目听，是指视听正直就端正，不正直就昏花迷惑、失去常态。制定五刑时，必须推究父子的亲情，确立君臣的道义，权衡心意，评定轻重的分量，审慎推测深浅的适宜，以此来区别罪行。竭尽聪明才智，表达忠诚仁爱，以此来穷尽刑罚的道理。还担心这样不够，一定要经过三次审问、三次宽宥、三次赦免，来探求案件的真实情况。所谓三次审问，就是第一次向群臣询问，第二次向群吏询问，第三次向万民询问。这就是所说的疑难案件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怀疑的就赦免他。如果罪行明显应受惩罚，但众人宽宥他，即使判处重刑而犯人服罪，也要与众人宽宥的意见相抵触。如果判处轻刑而犯人不服，也要与众人审问的意见相抵触。不独断地依据法律，只在中道中用于民众，所以说“国人参与刑杀”。还觉得不够，司刺官又可以根据不知、过失、遗忘、防备不力而宽宥他们，根据年幼、体弱、年老、愚蠢而赦免他们。等到国家有重大案件，又可以根据亲属、旧友、贤者、能者、有功者、尊贵者、勤勉者、宾客这八种情况来开脱。依据国家法律来商议，那么对于刑罚的探求就已经详尽无遗了。于是每年孟春时节，士师摇着木铎在朝廷宣告，将国家的五种禁令书写悬挂在象魏之上，满十天之后才收起。用来辅助刑罚：第一种叫宫禁，第二种叫官禁，第三种叫国禁，第四种叫野禁，第五种叫军禁。国家有大事时，又设立五种告诫，按先后顺序使用。第一种叫誓，用于军旅。第二种叫诰，用于诸侯会盟。第三种叫禁，用于田猎劳役。第四种叫纠，用于国都之中。第五种叫宪，用于都邑郊野。这难道不是想让法令显著昭示，不让罪行牵连到百姓，想让百姓内心和谐、怀有德性，从而远离触犯法律吗？

译在朝廷任职的刑官称为士师，在六乡任职的称为乡士，在六遂任职的称为遂士，在各州县遂任职的称为县士，各自掌管其辖区内百姓的户籍数目。之所以称为“士”，是因为他们是治理案件的官员。士位列四民之首，并列入五等爵位之一。设立官职、分配职务，并非所有官员都称为士，唯独治理案件的官员称为士，大概是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寄托着上天的讨伐，国家能否赢得民心，都取决于此。所以，不明晓事理道义、不具备道德修养、不通晓经学的人，不可以担任这个职位。自从虞朝以皋陶担任士，周朝自秋官卿以下也都以“士”命名，大概是向后世显示，让后人知道刑官的重要性，不可混杂其他流俗之人。

刑法的名称，虽然不是王道最先推行的，但是审理案件、议定刑名，如果不通晓律法，就不能从事政务。先王的教化，礼仪和法律同时设立，违背了礼仪就会触犯法律，所以熟悉法令，也是用来辅助礼仪教化所不及的地方。宋朝设立刑法科，用来考核各级官吏，选拔人才和任子入仕，也通过考试来决定是否授官，并非没有远见。

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和忠厚大臣，何尝不把刑罚作为上天的法典，而慎重地使用它呢？典籍记载要恭敬怜悯，诰命表明要敬畏明察，史书记载要衡量斟酌，谨慎推测必定符合天伦常理。这种用意极其精微，所以皋陶具备大德，群圣都尊崇他。他制定士的职制，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目的是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司寇苏公，恭敬地处理狱讼；周公作《立政》，反复训诫君王并详细记载，确实是重视狱讼。重视狱讼，就是重视上天赋予的百姓。自从教化衰微，竟然把五刑当作惩治恶人的工具，不知道维护伦理秩序才是当务之急。于是，哀怜矜恤而不喜杀人的心意防备得很严密，况且如果以杀人为乐，这难道是上天的德性吗？又怎么能通过敬畏刑罚来辅佐道德，掌管上天赋予的百姓性命呢？西汉时期，抒发忠诚、坚守法度、清正议论的大臣，尚能依据经术，阐明常教来决断案件，而廷尉张汤让天下没有冤屈。唐朝徐司刑，自身看得比鸿毛还轻，法律看得比泰山还重，用他的死来保全百姓的性命，这在古今都是难得的。

夏商周三代以后，号称严刑峻法的有秦朝和隋朝。汉高祖进入关中，约定法律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和盗窃者抵罪，其余全部废除秦朝的法律，百姓非常高兴。隋炀帝滥用刑罚以逞私欲，实行车裂、枭首等酷刑，天下溃败叛乱。唐高祖进入关中，废除苛政，约定法律十二条，后来又颁布新格五十三条。只有官吏受贿、欺诈、冒领、盗窃府库物资的罪行不予宽恕，其余全部废除隋朝的法律。事情平息后，又下诏让裴寂等人重新撰写律令，依据前代的法律，所以写成了一本书，分为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卫，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一律以汉朝九章律为根本，律学家认为这是集大成的作品。唐末到五代，刑罚严酷深重，视人命如牲畜，而国运日益短促。周世宗采纳范质的建议，认为律条繁杂，轻重失当，详细审定后称为《刑统》，施行于世。宋太祖即位，与天下重新开始，尤其注意刑罚，哀怜无辜，曾经阅读《尚书·虞书》，感叹说：“尧舜的时代，四凶的罪行只限于流放，为什么近代的法网如此严密呢？”所以自从开宝年间以来，犯死罪如果不是情理深重者，大多能够免死。鉴于五代时期州郡长官多为武人，多凭主观意愿用法，擅自决定生死，于是下令各州判决的死罪必须奏报朝廷，全都委托刑官详细复核。官吏如果因深文周纳故意入罪，终身被排斥不再任用，严重的则流放。因此从此官吏都持公正，法网宽松。

宋朝以忠厚立国，在太庙立石，告诫子孙不要杀大臣，不要杀上书言事的人，不要杀柴氏子孙。那石碑封缄非常牢固，每一位皇帝即位，都要到太庙接受戒誓，亲手打开后又亲自封存，历代沿袭，不敢改变。所以当时名臣接踵而至，号称小三代。元世祖制定天下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的罪刑确定后，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从此合该笞五十的，只笞四十七；合该杖一百十的，只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审结已定，也不加刑，都老死在监狱中。此后只有秦王巴延释放天下囚犯，才开始加刑。所以七八十年间，老幼不曾目睹斩戮，见到一个死人头，就相互惊骇。可以说战胜了残暴去除了杀戮，百姓处于如海涵春育般的恩泽之中了。

世祖对宰相说：“我如果愤怒要杀有罪的人，让你杀，你不要杀，一定要拖延一两天再复奏。”这句话，即使是古代的仁君，又怎么能超过他呢？自从他之后的继位君主，都怜悯刑罚。凡是郡国有疑难案件，必定派遣官员复核，并从轻处理。死罪审录，即使没有冤屈的，也必定等待上报，然后才加刑。而大德年间，王约又上言说：“本朝的制度，笞杖十减为七，现在杖一百的，应当只杖九十七，不应当再加十。”这君臣之间，只知道崇尚轻典，百年之间，天下安宁，难道是偶然造成的吗？

大明律令

明太祖洪武元年制定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颁布天下。制书说：“我认为律令是治理天下的法律。令用来事先教化，律用来事后齐整。古代的律令非常简略，后世逐渐繁多，甚至有不能通晓其含义的。怎么能让人们知道法意而不触犯呢？人们既然难以知晓，这就开启了官吏的奸诈，而用法律防范百姓。我对此非常怜悯。现在所定的律令，删繁就简，使之归一，直陈其事，希望人人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尚书》说”

译“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再使用刑罚”，如果天下人果真能遵守法令而不触犯律条，那么刑罚搁置不用的成效也就不难实现。现在命令将此颁行到全国各地。希望你们臣民，体察我的一片至诚心意。”洪武六年，（朱元璋）命令中书省详细审定律法，告诫他们说：“凡是制定法律，贵在简明恰当，使人们容易明白。如果条款头绪繁多，或者对同一件事有两种解释，可轻可重，奸贪的官吏就会借此机会作恶，那么原本用来禁止残暴的法律，反而会成为伤害善良百姓的工具。你们应当尽心研究，凡是关于刑罚的条目，每天呈报给我，由我亲自斟酌商议。”

律法编成后，宋学士宋濂上表进言说：“皇上即位以来，保护安抚臣民，勤勉不懈，教导群臣，反复叮嘱千言万语，惟恐有人触犯，慈爱仁厚之意溢于言表。这体现了大舜‘慎用刑罚’的仁义。怜悯愚昧的百姓防止他们犯罪，司法部门奏报案件时内心悲伤不安，多有宽恕赦免。这体现了神禹见到囚犯而流泪的仁心。只有那些贪婪腐败的官吏沿袭元朝的弊政，才不得不借助严厉的法律来防范他们。因此，自皇上临朝以来，多次诏令大臣修订新律，经过五六次修改也不厌倦。现在特别敕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会同众人重修律法，以符合中正之道。近代那些繁杂的类比条例，奸吏可以借此操纵出入的，全部革除。”

臣在洪武六年冬十一月接受诏令，第二年二月书稿完成。篇目完全依据唐律旧制，从《名例》到《断狱》，十九篇中采用已颁布的旧律二百二十八条，旧令改为律的三十六条，因事制定新律三十一条，选取唐律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计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每编成一卷，就抄写呈上，皇上将其张贴在西廊墙壁的一端，亲自挥毫裁定。圣上的思虑渊深，上察天道下度人情，成就百代的法制典范，《易经》中深奥的道理，好生之德深入人心，使得日月所照、霜露所降之地，所有有血气的生灵无不改过向善，达到雍容和乐的大治局面，这是多么兴盛啊！

诏令颁行已定，设立六部，再次修订，以吏、户、礼、兵、刑、工为六类，将篇目分为十九类，精简条款为四百六十条，并加以细分。将户婚分为户、役、婚、姻；将分鬭讼分为鬭殴、诉讼；将廐库分为廐牧，隶兵仓库归入户部；将职制分为公式，改属吏受赃归入刑部。凡是刑罚的名称有五种：叫笞、叫杖、叫徒、叫流、叫死。死刑分二等，流刑分三等，徒刑、杖刑、笞刑各分五等。死刑中最重的是凌迟，徒刑流刑中最重的是迁徙、充军。凡是极恶的杀戮有十种：叫谋反、叫大逆、叫谋叛、叫恶逆、叫不道、叫大不敬、叫不孝、叫不睦、叫不义、叫内乱。凡是贪婪腐败的赃罪有六种：叫监守盗、叫常人盗、叫窃盗、叫枉法、叫不枉法、叫坐赃。名称虽然沿袭唐律，但根据时势制定制度，依据情理制定典章，自有法律以来所未有的。

译洪武三十年，皇帝下诏刊印《大明律》，将《大诰》中的条目附在其中。皇帝亲自撰写序言说：“我拥有天下，效法古代进行治理，阐明礼制来引导百姓，制定法律来防范顽劣之人，刊印颁布为法令，已经实行了很久。然而犯罪的人仍然很多，所以我在处理政务的闲暇之余，编写了《大诰》，向民间昭示，使百姓知道趋吉避凶的道理。古人说刑罚是吉祥的刑罚，难道不是希望百姓都能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吗？但是法律掌握在官吏手中，百姓不能全面了解，所以命令刑官选取《大诰》中的条目，撮取其要点，附载在律典中。凡是榜文禁约，全部废除。除了谋反叛逆以及律典和《大诰》中记载的罪行外，其他各种大小罪行，都依照赎罪的条例判决。现在编次成书，刊印颁布于内外，让天下人都知道应当遵守。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用刑罚，或许能符合我体恤刑罚的本意。”

律制

凡是刑罚，用五服来确定亲疏，用九族来整齐伦理，用六亲来区别关系，用五刑来施用惩罚，用七具来区分轻重，用十恶来诛杀重犯，用六赃来等级划分，用八议来宽贷特权，用五则来赎罪。斩衰三年，齐衰三年，杖期和不杖期，大功，小功，缌麻，这叫做五服。从高祖到玄孙，向上治理旁系治理，这叫做九族。妻子为丈夫家族服丧，妾为家长家族服丧，出嫁的女儿为本宗服丧，为外亲服丧，为妻亲服丧，为三父八母服丧，这叫做六亲。笞、杖、徒、流、死。笞刑五种，从十下到五十下。杖刑五种，从六十下到一百下。徒刑五种，从一年到三年。流刑三种，从二千里到三千里。死刑两种，绞刑、斩刑，这叫做五刑。笞、杖、讯杖、枷杻、铁索、镣铐，这叫做七具。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叫做十恶。监守自盗赃，盗赃，窃盗赃，枉法赃，不枉法赃，坐赃，这叫做六赃。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这叫做八议。应工赎，输囚粮，赎输灰，赎输砖，赎输水及炭赎，这叫做五赎。

律意

凡是犯死罪，不是通常赦免所能宽恕的，但如果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赡养，可以奏报皇帝，由皇帝裁决。犯徒刑、流刑的，可以赎罪，留在家中赡养亲人，这是教化百姓孝顺。凡是同居的人，或者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外祖父母、外孙、妻子的父母、女婿、孙子的媳妇、丈夫的兄弟以及兄弟的妻子有罪，可以互相隐瞒。奴婢、工匠为家长隐瞒的，都不予论罪。泄露事情导致罪人隐藏起来的，也不定罪，这是教化百姓和睦。百姓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废疾的人，犯流刑以下的罪行可以赎罪。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老弱多病的人，犯杀人罪应当处死的，奏报皇帝，由皇帝裁决。盗窃以及伤害人的，可以赎罪，其余都不予论罪。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即使有死罪也不施刑，这是教化百姓养老、慈爱幼小、怜悯未成年的。犯罪未被发觉而自首的，免除其罪。轻罪被发觉后自首重罪的，免除其重罪，这是给百姓悔过的机会。犯罪时未老弱多病，案发时老弱多病的，按老弱多病论处。犯罪时年幼，案发时长大，按年幼论处，这是顺从百姓可哀怜之处。两种罪行同时被发觉，按重的定罪。如果一种罪行已经判决，其余罪行后来被发觉的，同等罪行不再论处。重的罪行合并计算前罪，以充抵后罪的数额，这是向百姓显示从轻减轻。本来应当重罪但在犯罪时不知情的，按轻罪论处。本来应当轻罪的，听从本条法律，这是怜悯百姓疑惑。罪行可以减等的，两个死罪、三个流罪同归为减一等，这是给百姓生路。

敖英说：达到极点了啊！我朝的法律，可以说是情理与法律并行而不违背的。比如十恶不赦，这是法律；八议最后减等，这是情理。干名犯义的，这是法律；可以互相隐瞒的，这是情理。自首免罪的，这是情理；仍然追缴赃物证物的，这是法律。罪行有加重处罚的，这是法律；有减轻处罚的，这是情理。有从重处罚的，这是法律；有免除科罪的，这是情理。凡是法律所在而不姑息的地方，是道义的极致；凡是情理所在而必须体恤的地方，是仁爱的极致。这就是我朝忠厚垂范、社稷长久，最终必定依赖的原因。

叶良佩说：“读国家的宪章至法令，没有不放下书卷感叹的。说：深刻啊，仁爱啊！即使让舜、皋陶再生，也无法改变它了。象刑不可能恢复，就像江河不可能挽起登上高山一样。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必定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借鉴古代修整当今，关键在于垂范后世，继承使不可改变，这就够了。国家的法律，虽然本于李唐的十一篇，但有的删改订正错误，因事续置，大体比旧法增加了十分之二三，而祥瑞美德美意，几乎难以用言语穷尽叙述。姑且举其大者：比如将笞、杖、徒、流、绞、斩定为五刑，而釱趾、蚕室等制度全部铲除；以六曹分为类目，而擅兴、事厩、库等篇全部裁定；代替背棰以臀杖，而数目不超过一百；改变黥面为刺臂，而法律只限于贼盗。其他如见知严于逃叛，故纵深于捕亡；收孥连坐的条款，唯独反逆大不道者承担。这些全都是法律中最完善的。至于圜土之制，嫌于太重，则贷之以输作；嘉石之制，嫌于太轻，则罚之以荷校；盗官藏、受赃、枉法罪皆死，又嫌于太

译刑罚过重，就定为杂死之罪，并允许其缴纳赎金或服劳役；从杖刑、徒刑一转手就进入死刑，嫌于过于宽疏，就定议定为流徙边疆、戍守边疆、永久戍守的条例，不让他们与中原内地同等对待。所有这些都是在历代王朝基础上损益调整而形成的极为完善的法令。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百姓，或者情节与罪行不符合法律条文的，又允许主管官员比照案例议定奏请裁决，以实行灵活而不苛刻、公平而难以触犯的原则。大概肉刑虽然废除，但其威严依然存在；象征性的刑罚无需恢复，而恭敬体恤的意图未曾不在其中施行。唉！恩泽深远啊。即使是舜、皋陶制定法律，又能比这增加什么呢？」有人问：「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没有刑罚。自从国家建立到现在，经过多少代了！枷锁囚犯的囚犯挤满了门外，而诉讼案件并没有因此减少，这难道是所谓不触犯的法律吗？」回答说：「这不是法律的过错，而是执法者没有抓住人的罪过。现在的执法者有三种蒙蔽，两种危害，而其根源始于上级的好恶不明。什么叫三种蒙蔽？不善于审讯的人，其案情含糊；不明白法律意图的人，其刑罚错乱；因官员受贿而案件积压的人，其冤屈停滞。什么叫两种危害？追求公正廉洁的声誉，就把严酷苛刻当作能力；放任喜怒的情绪，就把巧言诬陷当作手段。什么叫好恶不明？大吏中严酷苛刻、巧言诬陷的人，既然以能干闻名，而不明事理、懦弱无能之辈，也循着资历积累功劳，以越级登上高位。如果像这样，他们哪里会忌惮？而不危害不蒙蔽，这是吏治的一大弊病。统括这六种祸患，将只有增加诉讼、加速案件的忙乱，又怎么能指望诉讼减少呢？所以说：「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治理的法律。」唉！如果有在上位者，得到这六种祸患的说法并加以变通，那么国家无刑的效果，或许可以期望实现。」

译邱濬上疏说：臣查考，自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以来，都使用肉刑，直到汉文帝才开始废除肉刑而改用笞刑，其源头大概始于虞代刑罚中的鞭打和扑击。除了死刑之外，从墨刑、劓刑以下，大率都用笞刑来替代，然而当时并没有制定笞刑的法规，行刑所用的器具没有固定的规格，受刑的部位也没有确定的位置。汉景帝制定了行刑的法令，行刑的器具才开始规定使用竹板，受刑的部位专门限定在臀部。魏晋南北朝时期，君主和臣子的仁慈与残暴各不相同，社会风俗的淳厚与浇薄也不一致，所使用的刑罚也各有不同。隋文帝才开始制定现在的五刑，凡是前代审讯犯人用的器具，如夹棍、束杖、车辐、□底等防范工具，全部废除不再使用。唐宋沿袭隋制，制定的刑具各有等级。本朝在《大明律》卷首绘制了横图，以记录狱具：笞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直径一分七厘；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直径三分五厘。以上都用荆条制成，长度都是三尺五寸。枷用干木制成，长五尺五寸，头部宽一尺五寸，死罪的重二十五斤，徒刑、流刑、杖刑以下的依次减轻。手铐长一尺六寸，厚一寸；铁索长一丈，脚镣重二斤。凡是制作笞杖，都要削去节疤，用官府下发的标准样品核对符合规格后，才可以使用，不允许用筋、胶等物装钉加固。应当受刑的人用小头部位承受，其大小厚薄与唐代大致相当，比起宋代则更为轻微。祖宗爱惜生命的用心，即使是作恶的罪人，也惟恐有所伤害，因而制定轻刑。像这样，所以仁恩厚德深入人心，至今已百年了。近年以来，竟有一些残酷虐待的官吏，任意制作刑具，如夹棍、脑箍、烙铁之类，名目不一，这不仅违背了祖宗的法度，实在也伤害了天地的和气。恳请圣明重申旧制，凡是内外沿袭承用的，一律命令抛弃销毁。然而禁令必须从内部开始，敢有仍然像以前那样使用的，就把所制作的刑具加施在他身上，或许能使太祖皇帝慎重刑罚的意图、体恤刑罚的仁爱，所以著录在律文中的精神，在万世之后也恒常如一。所恢复的皇恩遍及九州，所延续的国家国运长达万年，关键就在于此。

马文升上疏说：臣恭读《大明律》一款，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远遵守。各级官吏务必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京城由都察院，在外地由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处考校。若不能讲解，不晓律意的，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杖四十，附。超过三次犯错的，在本衙门降级叙用，钦此钦遵外。私下认为，国家大事，没有比刑狱更优先的；刑狱所重视的，没有比人命更优先的。因为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一个女子含冤，三年不下雨；一个平民结怨，六月飞霜。因为冤抑之气，有以伤害天地的和气，招致水旱灾害。自古帝王，没有不慎重对待的。所以《舜典》有钦恤之言，《周书》有敬慎之戒。下至汉唐，法家多取专门人才；赵宋刑官，设科取士，都是为了慎重刑狱而重视民命。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任命，拥有万方。临御之初，屡次诏令大臣更改定律，至于五六次，为之不疲倦，以求最恰当。又命令刑官重新防范众律，亲自御笔裁定，务求适中，而对于人命尤其在意。所以当时司刑官员多所用心，而对于律意务求讲明。奏谳之际，少有失平，阴阳以和，风雨以时，而天下无冤民。近年以来，两京法司官员，或由进士初除寺正、寺副、评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升员外郎、郎中，而御史也多由知县所除。到任之后，未经问刑，就便断狱公差，所以律条多不熟读，而律意也未讲明。所问囚人，不过移情就律，将就发落。且笞杖徒流，纵有所枉，为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关系非轻。且如强盗窝主，重在造意，若窝藏强盗而不造意，亦难问拟斩罪。又如官吏怀挟私仇，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怀挟私仇；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虽勘致死，亦止可问拟因公殴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杀、斗殴杀人，若两人相争，互相殴打，殴死一人，则名斗殴杀人；一人未曾动手，一人打彼致命去处，有意致死，则名故杀。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将强盗窝主未曾造意，同谋止是分赃，及官吏因公事殴人致死，本无私仇故勘情由，而俱问斩罪者；有本系斗殴，而问拟故杀斩罪者；有本系故杀，而却拟斗殴杀人绞罪者；甚至谋杀、故杀无尸简验，而问拟斩罪，辄取情真罪当，奏请处决者；或本因与人妻妾通奸，其夫别项身死。而问拟本妇因奸同谋杀死亲夫，凌迟处死，奸夫斩罪者，其他以非为是以重作轻者非一。查得数年之间，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呈详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详拟明白，大理寺复详合律，该科覆奏处决。幸蒙宪宗皇帝慈爱仁厚，不忍

译杀人案件，只命令看守囚犯。恭敬地遇到皇上继承皇位，重视刑罚狱讼，屡次下达明诏，规定强盗没有赃物、人命案件没有尸体检验的，都要上奏决定。那些历年原本监禁等待处决的重囚，近日辩白获宽恕的也很多。如果当时就让他们处决，那么含冤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了。那些伤害和气招致灾祸的，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司法部门尚且如此，那么其余府、州、县、卫、所的囚犯被冤枉致死的人，又不知有多少了。这都是因为原审官员没有研习律学，不明白律法本意造成的。况且府、州、县的官员很多不懂刑名，不明白律意，遇到刑名事务，大多不能剖断审理，只听从主文人的意见。这是因为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员在按治地方不进行考核的缘故。恳请敕令两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属官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断事理问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员，以及各府推官，各要将《大明律》条文熟读讲解，深明其意，不允许像以前那样疏忽搁置而不讲。审讯囚犯时参差错杂讯问，务必得到真情，等到取供议罪时，尤其要推究情由定拟罪名，不允许轻易造成冤抑，案件定论后难以辩明。并通令天下大小衙门以及两京部属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读，用心讲解，务必明白其意。仍通令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员在按治地方，遵依《大明律》内事理，公正考核，如果有不能讲解、不明白律意的，依律施行，应当奏请并降职使用的，直接上奏处理。仍恳请敕令吏部行文法司，将拨去的进士就令与现任官员一同审理刑狱，以后该选官之时，两京法司有空缺，先尽各衙门审理刑狱的进士除授，如果法司没有空缺，才令除授其他部衙门。这也是前代刑官设科取士的意思。希望使人精通法律，而刑罚少有滥施的弊端，狱讼没有冤抑，而世间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好境界。原本是为了讲明律意，以重视人命事理，不敢擅自专断，便谨题请。刑部尚书何乔新疏。

伏见律款说：“骂祖父母、父母以及妻妾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的，都处绞刑。”注解说：“必须亲属亲自告发才定罪。”又一款说：“祖父母、父母诬告子孙、告发子孙媳妇的，各不论罪。”我仔细推详律法本意，大概认为父子、祖孙是天性亲情。子孙、子孙媳妇悖逆凶狠到毁骂的地步，违背天性太严重了，所以判绞刑。然而恐怕他人诋毁诬告造成罪案，所以说“必须亲属亲自告发才定罪”，意思是他人即使告发也不定罪。近来刑官遇到祖父母、父母告发子孙及子孙媳妇骂人的，不问虚实，就定罪，这是亲属告发就定罪了。如果亲属告发就定罪，律法又何必有“诬告子孙”的条文呢？凡是爱憎偏颇，人情多有。有因为后妻谗言而憎恨前妻的儿子或媳妇的，有溺爱幼子而厌恶长子的，有想夺取孙辈资产归自己儿子的，有憎恨子孙从而牵连到子孙媳妇的。如果亲属告发就定罪，即使恭顺如薛包、孝友如王祥，父母一有言语，将不免于死，岂不悲痛吗？请从今敕令中外官员，必须审问查实才定罪。那些诬告的，自然依律拟断。

伏见计赃科罪律四百六十多条。这律法，律正法当一定而不改变。以钞计算赃物的，是条例。条例辅助律法，应当随时变通而没有定规。建国初制定律法时，每银一两值钞一贯，现在值八十贯了。这是建国初常人盗窃银八十两而判绞刑，现在盗窃一两就判绞刑。初时监守盗窃银四十两而判斩刑，现在五钱就判斩刑。这不符合律法本意。请从今估计钞贯，以银一两值钱一千文，钞四十贯为标准，希望轻重适中。又律法：“官员非法决打致人死亡的，贬为平民。”意思是肆虐残忍于虚弱怯懦之处，横加拷掠。罢了。鞭刑作为官刑，自古就有。如果因公决打死人就立刻贬黜，不符合法律本意，应当宽贷律法。威逼人致死，意思是各色人等或逼迫夺取田园，或强索财物，致使愚弱卑贱的人呼号无告而自尽。罢了。那些愚夫愚妇，或忿争醉谑，或语言抵触，轻生无赖而拟判威逼，不符合律法本意，应当宽待。各省编伍，律名有卫分，近来不分南北，多发放到西北边。大概因为西北边靠近敌人，想要充实伍卒。然而罪犯到了斩绞的地步，必定都是奸顽难化、轻生易死的人，往往随到就逃跑，仍然再次作恶。虽然有“只要逃跑就杀”的条文，然而逃跑的人接踵而至，终究不知警戒。况且其中有原本就是北方人，熟悉边情惯习译语，脱逃后逃入敌中，开启衅端扰乱边境。如汉代的卫律、宋代的张元，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适宜将西北人编发，两广、云贵、江南人编发，江北卫分如律法便好。

译孙承宗《律例集解》序。律的释义是矩度、是准则。律，是天子与天下共同作为矩度并以此引导众人的标准。乐有乐律，军队有军律，乐律不偏差进退的节奏，而主导容纳民众；乐律不偏差增减的尺度，而主导相生相成；刑律不偏差轻重的程度，而主导如同乐律主导生成、如同军律主导服从。这三者中任何一项不能得其平衡，就会扰乱天地之和，所以称之为律。然而律的本意是寻求生养之道，而使用律的人却寻求杀戮之道。所以古代通晓律法的人减少刑罚，而今通晓律法的人只是不遗漏罪行罢了。太祖皇帝重视爱惜百姓性命，下诏制定律令，将六经中圣人裁定的内容归纳为四百六十条，历代圣君相继继承，又增补条例以弥补律文所未能涵盖之处。大概到了世宗乙卯年，逐渐累积为三百八十五条。我皇上怜悯体恤各类狱讼，命令刑部官员重新斟酌商议，其中保留原样的占一半，删改确定的占一半。凡是特别防范、分别防范、诏令条例、榜文议定、非经奏请、议定请示、著为法令的事项，不得引用比照。然而律文沿袭晋唐旧制，愚昧的人既懵懂不知遵守，而奸邪的人且依仗法律玩弄文字。邱文庄公邱濬提议让通晓法意的儒臣为律文作注，陈御史陈察等人依照此议，于是成书。这一代的大法，逐字逐句分析，不仅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法意难以触犯，而且实在让士大夫深深念及百姓性命，不图进身博取断案获利的私利，退隐时也不抱仰屋长叹的忧患。大概自古国家的命运，没有不与法律共存亡的。所以法律隐匿则民气胜过法律，法律穷尽则法律胜过民气。民气胜过法律则国家混乱，法律胜过民气则百姓残害。因此，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共同以法律为矩度准则，如同乐律中的铎铃，如同军律中的符节，而不敢凭主观臆断随意使用。然而今天下郡县对于律法，弊病在于不明确；而朝廷对于律法，弊病在于不遵守。不明确的，监司和直指御史偶尔有驳斥纠正；那不遵守的，上面既凭主观意图来屈从法律，下面且屈从法律来迎合上面的意图。我曾奇怪汉代廷尉张释之号称通晓法律，却说：“当时，天子杀他就罢了，难道因为他是天子就可以独自违背律法吗？”唐代权善才按律不该处死，高宗想杀他，王本立认为法律必须判死，高宗想宽恕他，狄仁杰两次依法争辩，而两次都合乎法理。即使是高宗这样的君主，最终也不敢凭主观臆断干预，何况是治世之朝呢？高皇帝在律法制定完成后说：“不仅一代应当遵守，即使万世也应当恪守。”这难道不是圣明的子孙所应当共同作为矩度准则并以此引导众人的吗？又曾恭敬阅读序律的话说：“彰明礼制以引导百姓，制定律法以防备顽劣。礼制所摒弃的，就是刑罚所采取的；违背礼制就进入刑罚；而彰明刑罚以辅助礼制。”于是贾谊曾说：礼制防范于未然之前，法律禁止于已然之后。唉！怎能做到轻徭薄赋，以引导百姓遵循礼制，而不轻易触犯法律呢？然而这是不得已的。最终希望通晓律法的人，不失去律法相容相生的本意，为朝廷坚守它罢了。

论令

按唐代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沿袭此制，到神宗时更改名称为“敕令格式”。所谓“敕”，兼有唐代律的性质。洪武元年即颁布《大明令》行于天下，这与汉高祖初入关中约法三章、唐高祖进入京师约法十二条是同一用意。到洪武六年才命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编纂律文，又有《洪武礼制》、《诸司职掌》的著作，以及《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书，凡是唐宋所说的律令格式及其编敕都包含在其中，只是不使用唐宋的旧名称罢了。律，是刑罚的方法；令，是法律的意旨。方法具备则意旨寓于其中，在草创之初来不及详细考究其曲折细节，所以明确指示意旨所在，这就是令。平定之后已经完备了制度，所以详细记载方法所在，这就是律。伏读太祖训诫的话，有说“子孙做皇帝时只遵守律与大诰，而不提及令”，而《诸司职掌》在刑部都官科下详细记载死罪，只记载律与大诰中所列出的条款，由此可见。所以大诰与律是朝廷应当世代遵守、法司应当遵循执行的。事情有律未记载而详细记载于令的，依据其文辞援引作为证据，用来向上请示也是可以的，这又是通晓法律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洪武五年十二月，礼部尚书陶凯等人上奏说：“古代国家有典章法度，确定著录为令，有违背令的，就施加律，所以令与律互为表里。汉代有令甲、令乙，后世守法的人说：‘法律，是高祖的法律。’现在律已施行，而令未完备，应当及时制定令，使有所遵守。又考察汉、唐、宋都有典要，《宋会要》每日记载时政，分门别类，以便查考。现在起居注记录言事记事，收藏在金匮，这是实录。凡是各衙门钦录及奏事簿记载的时政，可以立法垂之后世的，应当依照《会要》编类成书，使后来议事的人有所查考。”皇上听从了。次年于是命令编纂日历，又编纂《皇明宝训》。只有《大明令》未见重新修订，所施行的仍是洪武元年修订的版本。

论诰

霍韬上疏说：“洪武教民榜文规定，民间子弟十八岁的，或者十三岁的，此时欲望之心未动，良心未失，早令他们讲读三编三诰，确实因为先入之言最为确定，使他们知道避凶趋吉，日后都成为贤人君子，成为良善的百姓，不贻留父母忧虑，而且不触犯刑宪，永远保全身家。臣谨按：教民

译榜文以及《御制大诰》等书籍，都是圣祖训诫天下的恳切至意，天下的臣民如果能够熟读并恭敬遵守，确实可以减少过失了。如今的情况，不只是百姓看不到这些书，即使是学校的生员儒士，见到这些书的也很少。恳请陛下敕令礼部，将圣祖制定的各书各自刻印一本，颁发给各布政司翻刻并颁布，在学校的里社学中推广，这实在是对臣民莫大的恩惠，极为幸运。

译洪武年间，皇帝下诏说：“近来因为平定战乱，用军法来施行刑罚，特别违背了公平允当的原则。从今以后务必遵循中等的刑罚标准，重刑必须等到秋后执行。如果没有非正常时节就决断死刑，就会伤害天地的和气。”

《祖训》中说：“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只遵守律法与《大诰》，并不允许使用黥刑、刺字、断足、割鼻、阉割等刑罚。”为什么呢？因为继位的君主在宫内长大，对人情的善恶不能全面了解，恐怕一时施行的刑罚不当，误伤善良的人。臣下敢有奏请施用这些刑罚的，文武群臣立即弹劾上奏，将犯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死。

法令规定：“凡是特别防范临时处决、罪名没有列入律令的，大小衙门不得引用比照作为先例。如果擅自引用比照律法，致使罪行有轻有重的，以故意入人罪论处。”

皇上读到《老子》书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时，心中感伤，命令烧毁锦衣卫非法的刑具，把所有关押的囚犯都送到刑部审理，并告诉刑部论处囚犯。各位武臣亲自审理，其余的引奏到承天门外，命令行刑的人拿着讼理幡出来，想要自己申诉的允许进入诉说。那些无罪应当释放的人，拿着持平政幡宣告皇上的恩德，将他们遣散。那些判处死刑的，由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共同听取审理，记录他们的冤情上报。刑部尚书刘济说：“各衙门的刑狱文书动辄千万字，大多泛滥失去本来事实，何不禁止？”皇上说：“虚词失去真实，浮文扰乱真相，从今以后有凭借繁文缛节出入人罪的，罪行不赦免。”命令刑部制定各衙门议狱文书的格式，向内外展示。

皇上告诉刑部尚书周祯说：“刑罚用来辅助治理，唐尧虞舜时代也不能避免。看舜任命皋陶的话，开始说严明刑罚，最终期望没有刑罚。皋陶告诉舜，也说：‘与其杀无辜，宁可失法度。’当时君臣没有不重视宽恤刑罚的，而百姓也自然不犯法，所以能达到和谐安定的治理。我常看这些，深有契合，你应当体会这一点。”

皇上命令中书省详细制定律令，并告诫说：“律法有连坐的条款，说是侵害损伤人的众多，我认为惩罚不波及，这是继承忠厚到了极点。从今以后百姓有犯罪的，不要连坐。”

十七年，建立三法司，命名其所在的地方叫贯城。敕令说：“贯索七星，像串珠环一样形成星象，名叫天牢；中间空虚则刑罚公平，官员没有邪私。中间有星，就是刑罚繁多；有星而明亮，有贵人无罪而受狱。现在效法天道，设置法司。你们法司官员，各自勉励内心，谨慎办事。效法天道施行，像贯索星中间空虚，才不辜负开始建立的意图。”

皇上和侍臣讨论对待臣下的礼节，刘基说：“古代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请求到密室自杀，不曾鄙夷侮辱他们。”詹同陪坐，于是取出《大戴礼》和贾谊的奏疏进献，并且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用来激励廉耻，而君臣的恩义两全。”皇上非常赞同。工部尚书王肃犯法应当受笞刑，皇上说：“六卿的职责，不应当因为小事加以侮辱，命令用俸禄折赎，定为法令。”

皇上告诉刑部：“凡是论处囚犯，应当推究情由，不要刻薄深重。因为人命最重，常存公平宽恕的心，还恐怕失误，何况深文周纳呢？昨天百姓有儿子犯法，父亲行贿求免的，有关部门想要一并论处。我认为父子至亲，儿子论死而父亲救他的情由，所以只论处儿子而赦免父亲。从今以后凡是论狱，必须详细审讯复核上奏然后论处，不要重伤人。”

中书参政傅瓛说：“应天府有滞积的狱案应当断决。”皇上说：“淹滞多久了？”回答说：“超过半年。”皇上惊惧地说：“京城有滞积的狱案，郡县受冤枉的多了。有关部门得到合适的人，按时决断遣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傅瓛叩头说：“臣等不能统率众官，是臣的罪过。”皇上说：“我不是不爱惜百姓，而百姓还这样被幽禁压抑，近处尚且如此，远处怎么能知道？从今以后狱囚审讯明白，必须按时决断遣送，不要使淹滞。”赣州百姓有留宿逃犯囚犯的，起初不知道他是囚犯，刑部逮捕审问，定罪。皇上说：“刑罚，是圣人设立来防范天下的。深文重法，仁者不做。所以凡是断狱，贵在得其情由，根据情由论罪，那么刑罚得当而百姓信服。他不知道他是囚犯，留宿他，是人情的常理，为什么定罪？如果按你们的议定，行路的人将没有留宿的地方了。”于是命令释放他。告诫群臣说：“读书用来穷尽事理，守法用来持身。所以官吏被称为循良的，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罢了。你们既然读书于律，也不可不熟悉。”

百姓有告发富人谋反的，命令御史会同大臣、刑部勘问，都不真实。御史说：“告发者事情在赦免之前，应当编管戍守远方。”刑部说：“应当抵罪。”皇上拿这件事问秦裕伯，回答说：“元朝凡是告发谋反不实的，罪行只杖一百，用来开启告发的道路。”皇上说：“不对，奸徒如果不抵罪，天下善人被他们诬陷的多了。”从今以后凡是告发谋反不实的，抵罪，有关部门定为法令。

评论元朝政治说：“元朝条格烦琐冗杂，官吏因缘为奸，所以遗害。而且以七杀来说，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然都是死罪，何用如此分析？只有误杀有可议论的，总之与戏杀、过失杀也不大相远。现在立法正想要矫正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犯。”

译不敢轻易触犯。皇帝下诏给刑部官员，从今以后，凡是犯杂项死罪的，免除死刑改为服劳役；判处终身徒刑或流刑的，限定年限服劳役。官吏贪赃枉法以及犯杂项私罪应当罢免职务的，贬谪到凤阳屯田种地；百姓犯流刑罪的，先在凤阳服劳役一年，然后去屯田种地。

译有人诬告山西百姓跟随元朝残余的四大王作乱，将这些人抓捕送到京城，皇上说：“刑罚是用来威慑恶人的，施加刑罚必须与罪行相当，这样刑罚才不会滥用，人心才会信服。那四大王作为元朝的残余势力，潜藏在山谷中，聚集逃犯成为百姓的祸患。山西的百姓，靠近他们巢穴的，往往被驱赶掠夺、胁迫成为盗贼，这都是出于不得已，难道真的是盗贼吗？古人说：‘了解了实情就应怜悯哀惜，不要高兴’，就是这类情况。现在百姓互相抓捕，将会蔓延不止，这是帮助他们结党并激化他们作乱。把他们释放了吧。”十五年正月，皇上告诫刑官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而无知的百姓却有犯法被判死刑的，虽然有‘死刑不必等待秋后’的法律，但在我心里有所不忍。那些犯死罪的，减等论处。”

命令天下各衙门的刑狱案件都归属刑部、都察院详细商议，力求公平允当，再送大理寺复审，然后才判决。直隶各府州的刑狱案件，从今以后也依照这个命令执行。

皇上告诫都督府说：“以前派遣囚犯去充任辽东的驿卒，现在天气还寒冷，恐怕他们在路上会受冻挨饿。这些人本来是为了保全他们的性命而宽恕他们，如果免不了死亡，那就是徒然宽恕罢了。暂且让他们在济宁停留，等春暖后再派遣他们上路。”

二十三年，通政司茹瑺引奏，潮州府学生陈质说，他的父亲戍守大宁已经去世，现在官府征召陈质补入军伍。陈质自念从幼年到如今，承蒙国家恩赐教育，希望恩赐他完成学业，以图上报国家。皇上对兵部尚书沈溍说：“国家得到一个士兵容易，得到一个人才困难。这个学生既然有志于学习，可以削除他的军籍，遣送他回去继续求学。”

天防卫卒吴英的父亲犯罪被关进监狱，吴英到宫门陈述情由，愿意没入官府做奴仆来赎父亲的罪。皇上告诫吴英说：“你的情意固然值得怜悯，但你平时为什么不劝谏你父亲，使他不去犯法？现在罪行不可宽恕，但念在你爱父亲至深，特别变通法律宽恕他。”

二十八年，刑部上奏说：“法律与条例不同的地方，应当重新审定，让有关部门遵守。”皇上说：“法令是防范百姓的工具，辅助治理的手段罢了。有常法也有权变，律是常法，条例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我治理天下将近三十年，命令有关部门制定法律已经很久了，何必重新审定？”

曾经巡视郊坛，皇太子跟随。皇上指着路旁的荆条说：“古代用这种荆条施行扑刑，取它能祛风，虽然受伤但不妨害身体。大概圣人的德念达到了这样的地步。”

建文

明太祖曾经把律法授予皇太孙说：“这是斟酌古代、依据当今、符合礼制、适宜人情制定的，你要仔细研读并回复我。”太孙捧着律法，退下居住了几天，就能背诵。皇上问说：“你熟悉它的文字了，能理解它的含义吗？”太孙说：“能理解。”于是问名例的含义，太孙回答说：“名，是圣人用来激励世人、磨砺愚钝的。所以人生最大的伦理，名义最为重要，维持风俗，必须先有名教。以名义、名教作为条例，大概是为了在刑罚之中，不失去德义的意思。”皇上说：“对。这本书首先列出刑图，其次列出八礼图，是重视礼制。但是愚昧的百姓无知，如果在各条下面直接注明宽恤的命令，必定容易犯法，所以把广大好生的防范，总列在名例律中，善于用法的人领会它的意思就可以了。”太孙说：“名例律中某条还觉得严厉而不宽恕，稍微修改一下可以吗？”皇上说：“试着按照你的意思修改来看看。”于是修改了五条，第二天呈上草稿，皇上高兴地说：“很好。”太孙于是跪下请求说：“明刑是为了辅助教化，凡是与五伦相关的，都应该委屈法律以符合恩义。现在律法中确定的期限在于尽法，而不在于推原情理，我私下觉得不安。”皇上说：“凡是觉得不安的地方，你全部修改。”于是遍考礼经，参考历代刑法志，修改了七十三条。皇上看完非常高兴地说：“我处在乱世，刑罚不得不重；你处在平世，刑罚不得不轻。这就是所说的刑罚随世道轻重的道理。以后用刑，都应该遵守这个。”常州陈理因为儿子杀父，送交太孙处理。太孙从容详细审查，最终释放了他。陈理的父亲原本抱病多年，误服了一味药而死，继母向来憎恨这个儿子，于是极力作证定案，陈理无法为自己辩解。太孙分条陈述他的情由并审判，皇上不相信。拘禁邻居、婢仆以及原来的医生审讯，才知道他父亲向来患有火症，庸医误认为是寒症，药中暗中投入附子，主人不知道所以服用后突然死亡。皇上惊讶地说：“竟然有这种事，刑罚不可不慎重啊。”太孙不仅仁慈，而且明察，我没有忧虑了。

巡逻的人抓获七个强盗，命令送交太孙审理。太孙一见就怀疑，为首的强盗不是真贼，审讯后，果然是主人的儿子，偶然出庄，而佃户都是盗贼。那天晚上正谋划抢劫商船，于是强迫他同行回家，想要自首说明却先被抓获。皇上复审，完全了解了实情，释放了他们。问太孙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盗贼？”回答说：“《周礼》审理案件，以观察神色为先；《尚书》也说‘只有容貌可以考察’。我看见他双目炯炯有神，视听端详，一定不是盗贼。”皇上于是感叹说：“断案的人不可不读书。”

建文帝即位，告诫刑官说：“大明律，是皇祖父亲自制定的，大意虽然依据唐律，也遍考历代刑法志，参酌而成。我早年受命，仔细阅览法令律条，校对前代律法，往往加重，大概是治理乱世用重典，不是百世通行的方法。我当时修改了七十三条，皇祖父已经命令施行，但是罪行可疑、情理可悯的，何止这些？律法设立大

译法律，礼制顺应人情，用刑罚来使百姓整齐划一，不如用礼制。应当传谕天下各级官吏，务必崇尚礼教，赦免疑难案件，希望与各地共同享有和平的福祉。

译永乐元年，大理寺卿薛岩等人上奏说：“各布政使司上报的已判决案件，其中死刑犯有一百多人，请求分别派遣御史前往现场执行判决。”皇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对都御史陈瑛等人说：“人的生命极其宝贵，一旦断绝就无法恢复。审理案件要查清实情尤其困难，在鞭打杖击之下，罪人因受刑逼供而成案的情况，常常存在。现在这一百多人之中，难道能肯定他们都没有冤屈吗？你们分派御史，应当详细写明慎重用刑的意思，交给他们，使他们在判决执行时仔细探明实情。如果不符合实情，就为他们辩白释放。一定要用道理来衡量，道理上确实不能赦免，然后才施加刑罚，那么他们即使死去也没有怨恨了。”

永乐二年四月，皇上告诫司法官员说：“天气逐渐炎热，囚犯长期关押必定生病，生病后没有供给必定死亡，轻罪而死与冤杀有什么不同？现在命令五府、六部、六科协助你们，在几天内全部疏理判决。凡是死刑已定案的，等到秋天再执行；轻罪的立即判决发配。有牵连引证等待辩白未能判决的，都让他们出狱听候处理。”皇上在奉天门亲自录囚，多有怜悯宽恕。囚犯都已走出午门，皇上还担心有冤屈的人，又召来锦衣卫指挥陈逵、鸿胪寺少卿郁防等人，对他们说：“囚犯都长期困在狱中，而初次来到我面前。长期困在狱中，即使有冤屈也不求辩白；初次来到我面前，畏惧威严而不敢说话。有这两种情况，刑罚罪名怎能都恰当？你们再根据我的话，从容审问。如果他们有辩解的话，就立刻向刑官报告并上奏。”浙西有人控告他人诽谤罪，等到追到对质时，双方都不曾相识，控告者应当抵罪。皇上告诫他说：“这好比蛇蝎，不可暂时留下，留下就会再次毒害人。赶快诛杀他！”当天就在闹市处死。

永乐八年，新科进士王疹自己陈述：“我家与奸恶的外亲有牵连，现在听说朝廷已下令籍没我家。我虽然考中进士，实际上是罪人，应当被拘禁。”皇上告诫三法司说：“学习直到考中进士，也是成才了。成才不要抛弃，他有罪能自己陈述，可以宽恕，连同他的家人一起赦免。”法司上奏说：“冒领官粮的人。”皇上发怒，命令杀了他。刑科再次上奏，皇上说：“这是我一时愤怒过激了。应当依照法律，从今以后犯死罪的都要五次覆奏，定为法令。”

洪熙年间，大理寺审理囚犯，皇上怜悯地说：“人的生命极其宝贵，帝王以爱护百姓为德行。你们职责是治理刑罚辅助德行，应当赞助我的志向，不要让含冤的人死在地下，伤害天地的和气。”命令府部、通政司、六科会同法司在奉天门共同审理。随后特别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到御榻前，论述近年法司的滥刑，拟判大逆不道罪，往往出于罗织罪名。先帝对此深切警戒，所以死刑要五次覆奏，而法司一概不放在心上。现在审理判决重囚，你们三人一同前往，考虑务必审断准确。内阁学士共同审理录囚，开始于此。

洪熙元年诏书说：“我恭敬地继承大统，作为天下百姓的主君。只有我的皇祖皇考，爱护百姓的仁德，恭敬遵循不懈怠。早晚思念，人命非常宝贵，怜悯各种狱案，深切挂在心上。刑罚用来禁止暴行，制止邪恶，引导百姓向善，难道专门致力于诛杀吗？所以律令的制度，善人长久而恶人短暂，惩罚的轻重，都适中。只是执法的官吏不能持平，有虚构案情，附会致死罪，而比附谬误尤其严重，冤枉百姓，我非常怜悯。五刑的条款，没有比死刑更重的。死刑的执行，身首分离，这已经到极点了。从今以后有犯罪律法规定凌迟的，依照律法判决，其余死罪只限于斩首绞刑，法司都不允许牵强附会，昧着良心导致冤滥。如果我一时过于嫉恶，在律法外用籍没凌迟的刑罚，法司再三执意上奏，三次上奏不允，直到五次上奏，五次上奏不允，会同三公及大臣执意上奏，必定允许才停止，永远定为制度。文武各官署，从今以后也不允许在法外用恣意暴酷，使用鞭背等刑罚伤害人命，尤其不允许使用宫刑断绝人嗣续，有自宫的人以不孝论处。而且人做坏事，本来有父子不相为谋的，虞舜做君主，惩罚不及后代；文王时代，罪人不株连家属。从今以后只有犯谋反大逆罪的，依照律法连坐，其余有罪的只坐本身，不要一概处以连坐之法。古代的盛世，常常采纳百姓的意见，用来资政警戒。现在凶险的徒众，往往搜集诬陷为诽谤，法吏刻薄深究罗织成狱，刑罚失中，百姓无处容身。今后只要有控告诽谤的，一概不治罪。你们内外文武群臣，应当端正志向，竭尽心力，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务必崇尚宽恕，希望有助于我像父母一样治理百姓。如果有违反的，必定治罪不贷。宣告天下，都使知道。”

皇上告诫侍臣说：“方孝孺等人都是忠臣，应当从宽典。”第二天，御札交给礼部尚书吕震说：“建文朝的奸臣，其正犯已全都受到显戮，家属起初发配到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以及习匠和功臣家为奴。现在还有存活的，既然经过大赦，可以赦免为民，归还田土。凡是以前因言事失当谪充军的，一并赦免。”

宣德八年敕令三法司说：“我体会上帝好生之心，只以恤刑为务。现在你们复核详审天下的重狱，而犯人在千万里之外，需要上奏当即判决，怎能没有冤屈的人呢？人命极其宝贵，死了不能复生。派遣廉洁有能力的官员分别前往所在地方，会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县官共同详审。”

译审慎审理。如果案情犯法深重，且没有冤屈的，听从（原审官员）处决；如果案情值得怜悯怀疑，以及被审者不服判决的，详细上奏，派遣官员重新审讯录供。从此开始实行。”

译皇帝又谕示：古代孟夏时节，决断轻刑，释放轻罪囚犯；仲夏时节，宽释重囚，增加他们的饮食。这是为了顺应时令，重视百姓的生命。我祖宗时期，遇到严寒酷暑，就命令司法部门审问囚犯。你们都是先朝的老臣，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现在正值暑热，应当酌情区别处理。

皇帝又谕示：“朕昨夜阅读《周书·立政》篇，其中有句话：‘务必恭敬地处理你的狱讼，以延长我王国的国运。’这话意味深长。大概是因为能够恭敬谨慎地用刑，不至于冤枉滥杀，那么仁爱恩泽就能普及，足以巩固国家的根本，福运难道不会长久吗？”宣德四年，吏部上奏：“第二甲进士王懋，应授予从七品官职。但他哥哥曾任御史，因误判死刑抵罪，王懋作为极刑犯的家属，按规定应当罢免不予录用。”皇帝说：“士人勤奋刻苦求学，才考中一榜，抛弃他们可惜。我记得皇祖时，有一位进士因是极刑犯的家属，按规定应罢免，但念及成才不易，特意命令吏部录用，这是旧例。让王懋担任州判官。”

刑部奏请决断重囚，皇帝命令公、侯、伯、都督、尚书、都御史一同审覆。谕示他们说：“古代断案，一定要讯问三公九卿，这是为了汇聚至公之心，重视百姓的生命。你们前往一同审覆，不要致使无辜枉死。”太师英国公张辅等人审覆后回奏，申诉冤屈的有五十六人。皇帝命令司法部门重新核实。又勉励他们说：“杀害无辜的人，即使免去了人间的责罚，也难以逃脱鬼神的诛戮，不可不慎重。”

七年，都御史顾佐说：“观政进士应当依照永乐年间的旧例，在刑部、都察院处理刑狱的，与御史、郎中、主事分工处理，熟悉政务。”皇帝听从了。

各省府州县的百姓有击登闻鼓申诉狱讼冤枉的，皇帝不想兼理各种狱讼，敕令藩臬官员说：“朕承受天命，继承大业，日夜勤勉，只以保护百姓为要务。近来乡野小民，被官吏及势豪侵损凌虐，无法生存，向郡县申诉，又不能得到公正，被关押岁月，冤屈压抑而死，以至于赴京直接申诉，不惜牺牲性命。诉讼繁多，原因就在这里。处理诉讼的道理，一定要查明实情，冤枉的予以昭雪，犯罪的予以定罪，以此来遏制横暴而安定良善。现在无理的人肆虐，受害的人归咎怨恨，即使设有方岳风宪之官，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已命令都察院张贴告示晓谕越级申诉的人，你们应当去恶卫善，锄强扶弱，不要疏忽懈怠。”正统

正统十二年，派遣刑部、大理寺官员，各赐以敕书，前往南北直隶及十三布政司，会同巡按御史和三司官员，审录死罪中可矜、可疑以及没有证据可以结案的，具奏处置。徒刑、流刑以下的，减等发落。如果御史另有公务，督同当地有司审录，原审问官故意入罪的，都不追究。这是听从大学士商辂的请求。

天顺

天顺三年，谕示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从天顺三年开始，每到霜降之后，只要有应决的重囚，三法司奏请，多官一同如实审录，以免冤枉，永远作为定例。

谕示司法部门说：“春阳初启，万物更新。在京文武官员，除赃罪外，各种纪录全部予以洗除。命令他们奉公守法。”

锦衣卫查办弋阳王败伦之事，虚报上奏，皇帝因此醒悟锦衣卫查办狱讼的冤枉，召见辅臣贤谕示他。贤回答说：“确实如圣谕。”于是说锦衣卫武人粗豪，又是国家的爪牙，即使司法部门明知其冤枉，内心畏惧也不敢辩白，请求特别敕谕司法部门，允许有冤枉的辩理，不要畏惧权势避嫌。于是皇帝召见司法部门当面告诫，如贤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心悦诚服。

景泰

起初，官吏故意勘问平民致死的，论死，不予宽恕。给事中于泰说：“他的本意并非故意杀人，应当予以宽恕。”因此，因故意勘问获罪的人都得以减免刑罚。景泰年间，监察御史左鼎等人说：“小民无知犯法，可以酌情宽贷。如果官吏以学术出身，以法律行事，掌握威福之柄，怎么能怀私受贿，巧立条文深加诋毁，杀害无罪的人？推究其情与故意杀人有何不同？先朝屡次有恩赦宽恕，都不包括这种情况。难道是列圣的仁明有所不及？实在是因为法律是天下的公器，不可以私意妄自轻重。”奏章下达刑部，尚书俞士悦等人说：“御史说得对。”从此以后，故意勘问致死的应当论死，不予宽恕。皇帝听从了。

御史苗穗说：“臣看到府、州、县、卫所的问刑官，不问罪之轻重，一概监禁。有一年不决的，有半年不理的。请求通移文在外问刑衙门，今后真犯死罪监禁外，其余轻重罪囚不许久禁。照旧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与决断的，听受禁之人赴巡抚、巡按等官伸告。那么囚犯也不致淹禁，而牢狱空虚了。”皇帝下诏听从。成化

巡按南直隶都御史王恕说：“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历代律条，定为大明律，共四百六十条，颁示天下。而名例律有云：‘律令记载不尽，若断罪无正律比附，应加应减，拟罪名以上。’近来刊行大明律后，有删定见行律一百零八条，不知从何年删定？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本管长官条，都轻重失伦，不可实行。法官熟悉刑名的，必不依此，而流传四方

译，有那些因错误而通过占卜入仕做官的人，这不是小事。请求追回这些人的官告并焚毁。」防上奏说：「防所制定的法律如果确实有错误，可以焚毁，但那些依据此律出入人罪的人，应按故意犯罪论处。」〇治

译二年，皇帝敕令法司说：“我认为刑罚关乎百姓性命，刑狱清明则人心信服而天道顺畅。一人含冤，就会伤害和气，灾祸便难以避免。近来京城雨水成灾，南京出现风雷雨的异常现象，我非常恐惧。这难道不是刑狱冤滥导致的吗？案情真伪微妙昏暗，不容易立即查清。审理案件的人各自依据原来的供词，审讯录供的人多拘泥于既定案卷。人命案件有的是斗殴误杀，但检验勘查的人却认为是谋害故意；盗贼案件有的是抢夺拒捕，但巡捕抓获的人却认为是强劫。其中有的案件出于缉捕访查，务必通过拷打逼供来定案，这就是冤滥产生的原因。现在特别命令你们三法司堂官详细加以审讯录供。凡是人命案件没有尸体可检验，或者尸体腐烂难以辨认的；盗贼案件追查没有赃物武器，或者有赃物但不真实的；或者情与法不相称，或者情与罪值得怜悯怀疑的；或者多次上诉称冤而不肯服罪的，或者长期等待证人而未找到的，都要详细陈述案情上奏审理。在审讯时，尤其需要详细察言观色，旁询知情证人，不要回避嫌疑，不要凭个人好恶，不要看权贵势力来决定轻重，务必查明实情以保全人命。原审问官故意出入人罪以及巡捕人员胡乱抓人，予以宽恕不予治罪。你们要尽心竭力，明断而用宽恕之心执行，这才符合我崇尚生养的本意。并敕令天下各衙门详细审讯录供重刑案件。”

三年，皇帝告诫说：“过去因为灾异现象敕令各衙门审讯录供重刑案件，那些值得怜悯怀疑以及有申诉言辞的，不要拘泥于既定案卷，要公正平反。原审问官也予以宽恕，不再追究。这是为了广施仁恩而保全人命。现在已有数十上百人（得到平反）。正值春和景明，天地万物生长，我考虑与其在最终宽大处理，不如在开始时就谨慎对待？两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审讯衙门，务必心存仁恕，执法公平，审讯时察言观色，详细审慎地辨别情罪。大恶应当惩罚的，不要姑息养奸；小过可以宽恕的，不要苛刻以招致怨恨。那些没有凭证检验、情节难以查明的，尤其应当加意推究，不要沿袭讹误而导致量刑失当，这才不违背古人钦敬体恤的本意。又因当年天气炎热，命令法司审讯轻重囚犯不要拖延。”

刑部上奏说：“法律条令历代相承，增减没有妨碍。敕令则每个朝代自成格局。宋代敕令重于法律，断案以敕令为准，敕令中没有规定的，才使用法律。以前的贤人对此感到忧虑。建国初期刑罚使用重典，取旨裁决，榜文纷纷下达。洪武末年制定《大明律》，刑官才开始依据它来拟议判决，轻重标准统一。后来又申明《大诰》，各种有罪减等，历代皇帝遵守使用。而法律之外遗漏的奸恶，历代皇帝时常推移增减，从而有了条例。条例不是法律所涵盖的，但实际上并不大大违背远离法律，只是用来辅助法律，并不是用来破坏法律。然而内外巧弄法律的官吏，有时借以文饰私怒，多引用条例以方便自己的心意，于是法律逐渐搁置不用。于是命令部尚书白昂、都御史闵珪会同九卿查议，条陈定夺，统一标准。其余冗杂琐碎的一并革除。白昂等人条陈上报，命令复查详细后再次上报。已经上报复查摘取条例中可疑的六条，命令复议。于是颁布施行。”

嘉靖元年，诏令各衙门审讯案件，一律依照《治中钦定条例》，辅助法律施行后，新增的条例革除，不再使用。于是刑部尚书喻茂坚因修省上疏说：“自从《治中》考定条例以来，到现在五十年，世道变化风气转移，应当思考通变以适应百姓。请求命令各衙门将历年题准的刑名事例，情法适中、经久可行的，条列详细咨送臣等。会同九卿通再申明会商：除了简切易懂、引用无误的，照旧遵行外，其中有的条例本意明确，但罪状不符合，妄自摘引；或者事情有专门指向，却引用其他条款，以及妄自牵强附会；或者拟议已经详细，但语意不明，记载未尽；或者处断已经得当，但事体未尽，偏执滞涩难以施行，曾经各衙门申明的，各合并为一条，以便遵守。那些虽然经过申明，但拟议不详细；或者未经申明，但引用容易出错；以及一切奸恶条例未详尽的，也进行斟酌增减，因事推广，务必追求文义简切，情罪适当均衡，明白易懂易行，开陈具奏。会同如议施行。”很久之后，书编成，列上。于是刊布，仍申明今后审讯官任情妄引，故意出入人罪的降职罢黜的命令。

万历二年三月，巡捕营抓获大盗朱国臣等十人，交给法司审讯，他们都认罪。而朱国臣说：“我们被京城清除了。且我告诉你们，凡是审讯案件不可不谨慎。像石驸马街周皇亲杀我，却判使女萧荷花凌迟，家人斩首，难道不是很冤吗？临刑时我不禁为之流泪。李皇亲朝房的人，也是我杀了他的婢女和仆人，丢弃首级在路上，却判拾遗人死刑，又是另一个冤案。现在我不说，谁再为他们鸣冤呢？”于是法司追问审理荷花案件的人，从而免侍郎翁大立为民，贬谪郎中徐一忠到外地。

三年议定批准，各审讯录供官根据路途远近，严格设立期限，分为四等。出京之后，北直隶限三个月，山东、山西、陕西、河南限四个月，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限五个月，四川、两广、云贵限六个月。入境以辞朝日为始，复命以出境日为始，都要先具不违期的揭帖送部查考。如果违反前述期限，从重参劾追究，堂上官仍不时体察访查。如果有不熟悉刑名，行事乖张不当的，立即参劾降职罢黜。

崇祯皇帝告诫法司：“我效法上天崇尚生养，怜悯保全

译百姓的生命，我深切地考虑到刑狱这一方面令人哀怜的情况实在太多。如今在京师刑部等衙门已结和未结的各案人犯，已特别命令内阁首辅会同清理，已经头绪分明。那北直隶、南京以及各省所有大大小小的罪囚，责令该巡抚、巡按责成道、府、州、县各级官员普遍进行质询审理。所有军、徒、杖、笞各罪应当释放的，立即予以释放；应当减轻等级的，立即予以减等。有审讯未结、被牵连拘禁、监禁超过一年的，一律责令迅速审结或形成供词立案，免除提审注销，都要一一清楚，不许一概混押在监狱中。那些死刑重罪虽然已经奉旨定案，如果有情有可原、存疑以及年久患病等情况，就一方面减等拟罪保释，一方面请示旨意发落。凡是追缴赃款的人犯，除了军需、库藏、起运京师和边防的钱粮侵吞亏欠以及其中仍听酌议的情况应当追缴不饶外，其余赃罚、罪赎、归还主家、征收拖欠等项，都责令查明宽免，或减半，或全部免除，不许像以前那样拘禁拷打逼问。至于佐贰等官，尤其不许擅自受理诉讼，直接送入监狱，违者逮捕问罪。各巡抚、巡按官员必须遴选委派精明干练的道臣、有风骨的推官分赴各府，都要亲自到监狱审理疏解。所有减罪、减赃，都要悉心详细斟酌，分别年份的久近、事情的轻重，作为差等，务必期望彻底清除淹滞的囚禁，完全洗刷烦冤，宁可失于不拘常法，也不要使无罪者入罪，以符合我爱民慎罚、刑罚搁置不用、监狱空虚的本意。你们法司还要察照道路远近，分别设立限期给各巡抚、巡按官员，如果有奉行不实、玩忽职守虚应故事者，查出后从重究治。你们要凛遵奉行，不要忽视。

译崇祯十五年二月，颁布清理监狱的诏书：“刑狱关系重大，法律贵在统一，朕常常用心详审慎重，有批驳以求得当。然而法官不能体察朕意，不肯坚持原则，起初多失之于轻纵，随后又务求深文周纳，疑神疑鬼、犹豫不决，大多归于拖延搁置。有的因为犯人孤独无依、无人申诉，竟然置之不理，不审理也不提审，历时数月；有的因为追缴赃款未清，证人和犯人未到齐，淹留牵连，没有解脱之日。又有一类案件事理已经清楚，审讯可以结案，然而胥吏故意压制勒索，借端生事，仍然拖累犯人，以致狱案堆积，牢狱拥挤，酿成灾气，干扰和气，深可警戒痛心。现在特命元辅周延儒前往，会同三法司官员，将大小各类狱情悉心清理。除了涉及重大、案件已经确审的，照旧监禁外，其余流放、杖刑等项，都要详细审理招供案卷，依律定罪，请旨发落。至于犯人和证人提审未到，赃银追缴未完，也应当斟酌事理，或者羁留或者保释，不得一概混押在监。如果有案件属于冤抑，情节值得怜悯怀疑，即使是重罪，也不妨特别上疏奏请，由朕裁夺，总期望疏通淹滞，依法求得实情，给予他们应得的条款，留下再生的道路，或许只有明察公允，才能期望狱讼简省、刑罚清明。即使宁可失之于宽，也是怜悯顽固、宽恕过错，希望你们竭尽心力详细核查，真诚努力实行，以符合朕好生恤民的本意。”

叶良佩说：“刑法是礼的辅助。礼是滋润，法是震慑；礼是身躯，法是手足；礼是君主，法是辅佐。彼此相互需要以成就大道，缺少一个都不行。贾谊论述取舍，固然曾推崇礼而轻视刑。那是他有所感慨才这样说，并非圣人制法的本意。他看到秦朝毁灭诗书而首先推行法令，其极端结果是民怨沸腾、风俗衰败，秦朝因此亡国，所以发表这种抑扬之说，是想让当时的君主纠正而回归正道。至于圣人的本意，制定刑法，正是为了辅助礼。所以，超出礼的范围就进入刑法的领域，怎么证明呢？君主发令而臣子恭敬，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这是礼。反过来不恭敬不孝顺，就有刑法。吉凶、宾客、军事、嘉礼，各有仪节，这是礼。反过来猖狂放纵、怠慢不循常理，就有刑法。所以说：刑法是礼的副手。圣人用来平治天下的道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难道是圣人凭空创造的吗？不是圣人创造的。从前皋陶担任大理，曾向帝舜陈述这个道理，说：‘五礼五刑，都是上天所命定的。’圣人不过是能奉行天命而不失误罢了。孟子说：‘瞽瞍杀人，皋陶逮捕他。舜宁可背着父亲逃跑，也不敢因为父亲的原因而宽贷法律。’成王对君陈说：‘殷民在受刑，我说判罪，你只可不要判罪；我说宽恕，你只可不要宽恕。’由此看来，法律即使是天子，也不能擅自专断。这是为什么呢？意思是说：我用来治理天下的，只是礼罢了。如果法律不施行，那么礼就败坏；礼败坏那么百姓就无处安身，天子也将无法自立。怎么能不坚持并遵守它呢？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君主对于上天一样。从前石奢担任楚王相，他的父亲杀人，石奢放走了他，并用自己的身体请求治罪。楚王赦免他，石奢说：‘不释放父亲，是不孝；出卖国家法律，是不忠。’于是伏剑自杀。张释之担任汉廷尉，有人犯禁，奏请判处罚金；有人盗取高庙玉环，应当弃市。文帝大怒，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如果加重处罚，法律就不被百姓信任了。’坚持争辩不改变。死亡，是人心最厌恶的；天子的愤怒，是人心最恐惧的。然而这两个人却如此，为什么呢？是为了替君主守护法律。所以臣子的法律，是从君主那里接受的。如果不能替君主守护法律，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根本；君主的法律，是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如果不能自己守护法律，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根本。如果君臣各尽其职，那么法律就能施行。法律施行，那么礼就能确立。用礼来治理天下，其上升为伟大的治国之道，有什么困难呢？先儒说律法是八分书，大概是说它辅助礼和道而言的。那么，不深谙道的人，不足以议论礼；不深谙礼的人，不足以议论刑法。唉！刑法的弊端已经很久了，哪里能得到像舜和皋陶那样深谙礼道的人，来和他们议论刑法呢？”

刘球上疏说：“古代君主不亲自审理刑狱，而全部交给理官。《尚书》所说‘我说判罪，你只可不要判罪；我说宽恕，你只可不要宽恕，只可遵循中道’。大概是担心徇私喜怒，在其中有所轻重，以致刑罚失去中道。近来法司所上的狱状，有奉旨将重罪减为轻罪，将轻罪加为重罪的。法司既不敢坚持上奏，至于审讯囚犯时，又多有所观望，以求迎合圣意，因此不能没有冤枉。臣私下认为，审理刑狱，应当听从法司的拟判。如果有不当，调查询问得到实情，就治原来审讯官员的罪。那些运砖、纳米赎罪等项，条例也不是古法，而且让贪婪的人得以侥幸免罪，而廉洁的人反而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