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三十九

译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不过是《仪礼》的义理疏解罢了。在此之前，还有三礼、通礼、学究等科举科目，虽然礼制未能施行，但士人仍能通过通晓习得而了解其学说。自熙宁年间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只保留《礼记》一科，舍弃经典而依赖传注，遗弃根本而追求末节，其失误已经非常严重。而博士和诸生，又不过是采摘其中的虚文来应付科举，至于其中也有依据仪法度数的实际而立文的，则全都隐晦难明，没有人知道其渊源。一旦遇到重大的礼议，大率凭耳闻之学和主观臆断罢了。至于音乐作为教化，则更是完全没有师承传授，律尺的长短、声音的清浊，学士大夫没有人知道其学说，却不知道这是缺失。臣昔日隐居山林时，曾与一两位学者考订其学说，打算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列在本经之下，详细列出注疏诸儒的学说，略有条理，但因私家无书，无人检阅，抄写许久未能完成。曾〇被任命为用学徒分防，于是未能完成。而钟律的制度，士友之间也有得其遗意的人，我私下想再加以参考，另著一书，以补六艺的缺失，但也未能完备。希望圣明君主，特别诏令有关部门，允许臣从秘书省借阅礼乐诸书，自行招致旧日学徒十余人，踏勘空闲官屋数间，让他们居住，令其编类整理，可以兴起废坠之学，垂范永久，使士人知晓实学，将来可作为圣朝制作礼乐的辅助，那么斯文就幸运了。」防离开京城，来不及上奏。朱子修撰礼书时，年纪已经六十八岁。过了三年，先生去世，书最终未能完成。门人黄干、杨复补撰丧祭二礼，才成书。先儒说，后来谈论礼的人，不至于舍弃经典而依赖传注，违背根本而追逐末节，依靠的就是这本书。临川吴文正澄著《三礼考注》一书，考订《周官》以端正六典，以大司徒的半数补冬官的缺失，大概是采纳陈氏、俞氏的议论。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大概是采纳朱子的议论。他说：“依据朱子所分的礼章，重新加以伦常纪理。其经后的记，依照经章次序排列。其文字不敢割裂，一律保留原貌，附于篇末。”其十七篇的次第，都如郑氏本，不再夹杂其他篇章。须使十七篇正经，不至于混杂揉合二戴的记。其中有经篇的，分离出来作为逸经。礼各有义，则是经的传。以戴氏所存的，兼刘氏所补的，合起来作为传。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在最后，都分别成卷而不相混淆。而其余全部归入戴氏的记，朱子所辑以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也参伍其间以去除重复，名为《朱氏记》，而与二戴并为三。凡是周公的典制，那些未坠于地的，大概都略加包举而无遗漏。造化的运行不息，那么天所秩序，未必终古而废坏。有议礼制度、考文者出现，所损益的，百世可知也。

译朱文公朱熹在母亲丧期，从刚去世直到祥禫之祭，参酌各种变化，因而制定了丧葬祭祀的礼仪，又推及冠礼、婚礼，编成书名叫《家礼》。冠礼多采用司马光的说法，婚礼则参酌司马光、程颐的说法。丧礼原本依据司马光的说法，后来礼部侍郎高闶又加以推崇，书中最为精当，多被采用。书刚编成，一个侍从偷了它逃跑。朱熹去世后，这本书才流传出来。朱熹自叙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仪，那些宫室、庐舍、器物、服饰、出入起居的制度，都已经不适合当世了。世上的君子有意于礼，有的违背根本而追求末节，忽视实质而急于形式，觉得困难而不能抓住要领。那些困于贫困的人，尤其担心最终不能达到礼的要求。我愚昧，两方面都有毛病。因此曾经独自研究观察古今的礼仪，稍加增减，编成一家之书。其中大体不可改变的部分，就以谨守名分、崇尚爱敬为根本。至于施行的时候，就略去浮华的文饰，铺陈根本的实质，以符合孔子遵从先进（古制）的意思。如果真能和有志之士详细讲论并施行，古代修身齐家的道理，慎终追远的心意，或许还能再次见到，而国家崇尚教化、引导百姓的意图，或许能有一点补益。”

洪武年间，命令儒臣陶安定郊社群祀的礼仪，詹同定四庙合祭的礼仪，李善长定官民丧礼，朱升定祭祀斋戒的礼仪，崔亮定五祀的礼仪，刘基定百官朝防的礼仪，魏观定祭祀的礼仪，陶凯定军礼。又命令天下郡县推举高洁博雅之士，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于是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中弼、董彛、蔡深、滕公琰、曾鲁来到京城，编集《大明集礼》。

洪武年间所著的礼书，有《国朝礼制》、《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上报给郊庙，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至闾巷州党，制度都完备。

洪武五年下诏说：“我听说三皇确立准则，顺应时势引导百姓，庖厨稼穑，衣服开始制定，百姓安居。五帝用仁义教化，在制度尚未完备的时候，适宜天下顺从，百姓和睦。从周朝到汉、唐、宋，增减损益周礼，国家因此昌盛，百姓享受时宜，家庭永远安康。我仰赖皇天后土的眷顾天命，祖宗的灵佑，统一天下，纪元五年。我本是草芥，荒废了学习圣经，况且摧残强暴、安抚顺从二十多年，居无宁日，治理之道尚未达到，百姓没有受到教化，乡里市井，还染有旧俗。天下大定，礼仪风俗能不纠正吗？现在条陈事宜，重整人伦，体恤孤寡，务必遵行先王的法度。考虑到我德行浅薄，恩泽未普及，百姓未喜悦，恐怕招致上天的愤怒，日夜恐惧，如履薄冰。咨询你们臣民，体察我的至诚心意，期望达到礼义的风尚，永远实现升平的治理。”

崔文敏崔铣说：“礼，就是理。人心的理，协调使之相同，那么即使百世也能相通。现在君王祭祀没有音乐，大臣没有宗庙，做官的不奔祖父母的丧，没有无功缌麻的假期，冠婚任从俗礼，饮射只是虚文，百姓没有坚定的志向，而滥竽充数的士人异端邪说不能制止，伶人道士，执掌礼仪颂扬，平民下贱，逾越界限侵犯名分。虽然有洪武礼制，却废弃没有人实行。国家没有礼，就像水没有堤防；人没有礼，就像房屋没有地基。冲毁崩塌，哪有尽头呢！礼乐积累百年然后兴盛，应该下诏征召四方明晓道奥的儒生，聚集在京城，以典籍诰令为准绳，以三礼为依据，参酌《诗经》的咏歌，孔子的遗言，都比照当今的法度。宁可简要不繁复，宁可直截不迂回，裁成明典，施行于天下，垂范后世风俗，同心同德统一国家，那将永远信服于美善了。”

屠康僖屠勋论三大典疏：臣以凡庸，忝任风纪，正值皇上继承帝位改元之初，祈求上天永命之日，百事维新，万化起始，首先占卜郊祀、籍田、幸学三件事。郊祀是为了敬天尊祖，祀典记载在经书中的，从虞舜肆类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是为了受命而告祭。《虞书》以下，没有比《周礼》、《礼记》更详细的。《思文》这首诗，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将》这首诗，则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大概因为万物本于天，人生本于祖，所以郊祀而配祖，是大报本反始的道理。至于按时、按乐、按牲、按器之类，各有其意义。降及秦汉、唐宋，有的郊祀有的不郊祀，有的合祭有的不合祭，有的祀白帝，有的祀黑帝，祭祀不同；有的三年一郊，有的过期不郊，制度不一。更甚者，有的为了求仙而行，有的为了祈嗣而行，都出于道家流派，怪诞不经，亵渎非礼，不再有古人报本反始的意思了。殊不知天就是帝，帝就是天，以其形体而言，所以称为天；以其主宰而言，所以称为帝，其实不是有两个。怎么会有像异端所说的天皇、太乙的称号呢？我圣祖龙兴，定为天地合祀的礼仪，列圣相承，以太祖、太宗配享，一用古礼，参酌周制，分命群臣各献二十

译四坛的礼仪制度极其精密完备，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祭祀典礼的纯正，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得上我朝。探究其之所以能够幽深静谧、光明盛大，顾念敬畏、恭敬严肃的原因，这就是历代敬天法祖的大略。耤田，是用来重视农业、敦厚风俗的。考察《月令》记载，孟春正月，天子在元旦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于是选择吉日，天子亲自拿着耒耜，放置在参乘和介御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耤田，天子推土三次，三公推土五次，卿和诸侯推土九次。又说：君王命令发布农事，命令田官住在东郊，都修整田界。大概天子耕种的耤田有一千亩，收取其中的谷物作为祭祀的祭品，而一定要亲自耕种，是为了给天下的农民做表率。天子既然亲自做表率，又一定要任命田官来督促耕作，他重视农事到了这种程度。舜任命官员时说：“饮食要顺应时节，播种各种谷物。”成王告诫农官说：“恭敬地对待公事，君王成全你的功绩。”这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如《七月》，都谈论农桑的时令；在《尚书》中有所体现，如《无逸》，详细讲述耕种的艰难。此后汉文帝下诏：耕种耤田以供给宗庙的祭品，又亲自率领群臣耕种以鼓励百姓，赐给百姓一半的田租。汉景帝亲自采桑以供奉宗庙的祭品和祭服，为天下做表率。从周朝直到唐宋，没有不把这作为要务的。然而亲自耕种耤田，一定要祭祀先农。我朝历代圣君亲自祭祀先农，亲自行耤田礼，遵循古制，都有成法。确实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百姓所依赖生存的，是食物；食物所依赖充足的，是农业罢了。庆幸学者用来尊崇儒学、重视道统，上天诞生孔子，实在是万代帝王的老师。《文王世子》记载，天子视察学校，在清晨击鼓以警示众人。众人到齐后，天子才到，于是命令有司行事，兴起礼乐节奏，祭祀先圣先师。大概学校是礼义所在，圣贤道德所尊崇，万乘之君之所以亲自临幸的原因。虽然说是为了聚集贤才，但实际上是为了尊崇儒学、重视道统。汉明帝初建三雍，亲自行礼，备齐法驾，盛大的清道仪式，尊养老人、飨射之礼。唐高宗亲临国子学，亲自行释奠礼。唐太宗召请纯儒老成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学官，多次临幸亲自行释奠礼，命令祭酒博士讲经，赐帛并增广学舍。宋太祖、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下诏讲解《易卦》《尧典》《说命》。宋哲宗到文宣殿行释奠礼，命令祭酒丰稷讲解《尚书·无逸》。君主虽然不能与三代的庠序学校相比，但他之所以敬仰美好的风气，遵循古代良好的规矩，大概也是可以取法的。我圣祖首先建立太学，车驾亲临，历代圣君相继继承，都遵循这条道路，所以勉励师生的话语，恳切详细完备，用圣人治学之道来开导，期望达到帝王造就人才的功绩，都记载在御制的《五伦》等书中，留给子孙的谋略，以安顿子孙，正在于陛下今天的举措。这三件事，礼仪相互沿袭，事情极其重要。不考察古代就无法证明今天，不质问探究就无法探求根本。恳请皇上念及这三件事的重大，不仅仅遵循旧例的表面美观，一定要寻求实行这三件事的真实意图，特别敕令馆阁儒臣、经筵侍从讲求郊祀配享的礼仪，思考《诗经·文王》中“我将”的诗句，效法三代以上所行的善政，鉴戒秦汉以下所行的过失。然而礼仪不完备，无法符合古制；诚敬不足，无法感动上天。一定要真正知道上天的享用，在于能够真诚，黍稷的馨香不如光明的德行，一定要仁爱孝顺，善于继承和发扬，那么一升一降，在上帝左右，感通的奥妙，上帝安享，亿万年的宏大基业，就在此刻萌发了。所以耕种耤田，一定要寻求古人划分井田、经界的方法，参考《豳风·七月》的诗，周公《无逸》的篇章，我历代圣君重视农业的训诫，一定要崇尚节俭，作为富裕财物的根本，一定要减轻赋税，作为充足食物的源头。禁止游手好闲，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就多；节省劳役，那么不耽误农时。整顿田界，不被外戚所占；平均田里，不被豪强所侵。重视五谷，轻视金玉，致力于农桑，增加种植。这样来为天下做表率，宣扬德意，兴作农功，劝勉互助有方，贪婪暴虐不作，那么仁心仁闻，天下蒙受恩泽，劝农的政策就实行了。所以临幸学校，一定要尊崇道德、乐于道义，以端正天下人心；亲近贤人、采纳谏言，以敦厚天下风俗。老师严厉、道义尊贵，如《学记》所记载；恭敬懈怠、吉凶祸福，如丹书所告诫。这样来为学校做表率，那么人伦分明，教化兴起，风俗大变，人才汇聚兴起。私下看到先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一书，详细记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依据经典、根据史实，引物连类，说天必有征兆于人，谈论事理而不遗漏道理，善恶必录，纲目详明，确实是君临天下者的律令格例。陛下在经筵讲论书史之中，常以此书进讲，另外用别册放在便殿，以备清闲时阅览，那么用来事天、重农、崇学，以隆盛圣治的礼仪，都包含在这本书中了。

译宗伯沈鲤关于从祀的奏疏：臣等汇集众人的意见，加以比较衡量，参与廷议的一共有四十一人。除了注明原有奏疏的人之外，其中注明胡居仁应从祀的有二十五人，注明王守仁、陈献章的各有十五人，蔡清五人，罗伦二人，吕柟一人。对于胡居仁，仍有专门举荐的，而且没有瑕疵的议论；在石星的议论中，认为这两位大臣不宜立门户讲学；在邱橓的议论中，认为王守仁乃是禅家的宗派；在吏部右侍郎王家屏的议论中，又说从祀是重大的典制，不是真正能够被当今和后世所信奉的人，不可以轻易议论，不是见到其能够被当今和后世所信奉的人，也不可以轻易议论。如果让日后议论罢黜，恐怕反而成为盛典的拖累，所以不敢匆忙拟定人选。臣等反复参详，认为从祀一事长久不能决定，必定烦劳廷议的原因，是因为在廷的大臣可以尽天下之公议，而众口一致，人品自然确定，所以要求归于统一的论断。现在参与议论的大臣举荐从祀的人，没有不以胡居仁为第一的，即使有次于胡居仁或者不举荐的，也毫无异议。等到臣等考察他生平及其论著，也大都渊源孔孟，纯粹笃实。当时的名士如罗伦、张吉、娄统、周瑛、高明、贺钦、罗钦顺、张元桢之类，都极力称道，将他比作薛瑄，而且将其论著与薛瑄的《读书录》一并流传。这作为孔子的门徒，已经彰明较著，有统一的论断了。如果皇上俯赐采纳，容许臣等以胡居仁的行实撰写奏议呈上阅览，特别允许从祀，自然足以仰承皇上的恩意，增重儒林，岂必求全责备？大概我朝道德教化翔洽，人文辈出，二百年间配享孔庙的仅有薛瑄一人，确实谨慎了。现在距离祭祀薛瑄之后不到二十年，而又得到胡居仁与他一同祭祀，也就是所谓早晚遇到，并肩而立的人，虽然一人不能说少。至于王守仁的学问在于致良知，陈献章的学问在于主静，都是所谓的豪杰之士，但是参与议论的大臣赞同他们的仅有十三四人，不赞同的已有十六七人，甲可乙否，殊无统一的论断，以符合皇上的旨意。臣等又怎敢轻易议论？查得嘉靖十九年也曾廷议薛瑄，那时固然毫无异议，而庶子童承叙、赞善浦应麒还认为事体重大，不如稍缓，最终因为上报而停止。到了隆庆元年再次下达廷议，那么在议的大臣有的挽留有的推举，惟恐他不参与泽宫尸祝，人心怎么会相同呢？正因为人无异议，所以盛典一举，至今成为俎豆的光辉。现在王守仁、陈献章，既然不能毫无异议，又一时参与议论的大臣，也有很多耆旧老成、直亮多闻之士，而不都为这两位大臣偏袒，这是舆论未协，而事久论定，尚非其时也。臣等有感于童承叙、浦应麒的话，所以辄敢效其愚，也请求暂缓，以稍候公论之定，而后徐议于后，似乎也不晚。大概事情可以垂千万年而不朽的，即使迟回数载而不为逾时；礼有垂千百世而示法的，即使详审再三而不为过慎。与其祭祀而有议论，岂若议论定而后祭祀呢？大概可祀不祀的，其失怠，怠犹可补于将来；未可祀而祀的，其失诬，诬则贻讥于后世。拾沈反汗，势岂能及？是不可不为深计也。从前孟轲氏告诉他的君主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大概至于左右皆曰贤，诸大夫皆曰贤，而犹未敢信，必至国人皆贤也，而后察，又亲见其贤也，而后用。”那固然是一个人的进退，一时的非是，而犹然如此，何况这个举动呢？在朝廷则象贤崇德，见道揆法纪之公；在天下则章轨作人，为俗易风移之渐。所关甚钜，可尝试而漫为之耶？如果皇上认为我朝人文远轶前代，不宜寥寥焉若是。臣等认为胡居仁而祀，不可谓寥寥矣。大概隆古以来，士之以行谊道德、令闻长世者，非托之于显位，则托之于门阀；非托之于文章，则托之于勋业。顺风疾呼，声闻易达，所借然耳。如胡居仁者，固深山穷谷之士，而布衣韦带之夫，自非其德有过人，负一代之斗山于当世，择地而趋，哕心而语，其谁为倾耳而听，正目而视者？惟皇上超然远览，防之于俦伍之中，荣之于崇祀之位，则日月之光贲及丰蔀，虽在齐民，无不兴起，比于祀薛瑄，尤为盛事。这是臣等所谓一不为少也。至于蔡清、罗伦、章懋、黄仲昭、陈真晟、吕柟、罗钦顺、邹守益，中间或未有专祀者，仍望推广德意，专祀于乡，通候论定之日，另议从祀，则仁至义尽，可为天下万世之法。将见薪槱之道，以光苹藻之礼，不滥，一举而二物具矣。再照讲学，为致知之事，圣门之所谓条理之始也。夫学亦安可不讲也？顾臣等之所谓讲学者，殊无甚高论。大概六经孔孟之道，既昭如日星，而汉宋诸儒之书，又发明殆尽。后虽有述，何以复加？所贵乎学者，亦守

译他的老师教导说，要谨慎思考、明辨事理，弄清楚什么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什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每件事都精细考察，笃实践行而不懈怠，即使在暗室之中也无愧于心，必定坚守节操直到白头，像这样罢了。世上的学者，不致力于平易之道，却厌弃鄙薄古代训诫，想要自己创立学派以成名，以至于像续接野鸭的脖子来显示自己高长，像给蛇添足来炫耀画技，对于作为子女、臣子、弟弟、朋友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行之道，反而视为无用之物而不加讲求。其中更有奇特的人，用片言只语树立起鲜明的旗帜，而天下喜欢追求名声地位的人，只要看到前锋所在，就纷纷带着干粮追随而去。口耳之间的一句话，反复辩论诘难，甚至穷尽一生也不能穷尽他们的学说。这种流弊，将导致对内抛弃自己的职责，对外抛弃君主的事务，从而酿成清谈的风俗，这不能不早点辨明。恳愿皇上在谨慎选拔可以配享祭祀的人选之后，又发布美好的诏令，让天下人知道朝廷之所以推崇祭祀，用意在于此而不在于彼，那么世道人心将会不胜庆幸。考察孔庙从祀，是礼仪中极重大的事。龙江先生这份奏疏，主张只祭祀薛瑄、胡居仁两位先生，而陈白沙、王阳明、徐阶等人则等待论定，又推广枫山、整庵等各位先生，先祭祀于乡里，这是正确的言论，也是确定的结论。然而陈献章、王阳明配享孔庙之事，竟然通过秘密揭帖和中旨来施行，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怎么能这样处理呢？

译关于音乐

宋代周敦颐（字惇颐）论述音乐说：“古代圣王制定礼法，修明教化，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百姓和乐，万物顺遂，于是创作音乐来宣通八方风气，以平抑天下人的情感。所以乐声清淡而不伤和，和谐而不偏激，清淡则欲望之心平和，和谐则躁动之心消解，温柔平和中正，这是道德的盛大表现。天下教化归于中正，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这叫做道与天地相配，是古代的最高准则。”

宋代建阳人蔡元定著《律吕新书》两卷，其上卷依据《汉书·律历志》中量器斛的铭文，确定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积八百一十分，作为黄钟第一；依据《淮南子》和《汉书·律历志》本于黄钟之律，以三分损益法推演十二辰的积数，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作为黄钟之实第二；以黄钟三分损益法，确定生成十二律，为第三；接着是十二律之实，为第四；接着是变律，为第五；接着是律生五声图，为第六；接着是变声，为第七；接着是八十四声图，为第八；接着是六十调图，为第九。于是通过候气来审度，嘉量权衡等次之，共为十三篇。其下卷叙述前代史书志、经传疏注，从《吕氏春秋》《淮南子》直到历代龠尺款识，用来阐明造律、和声、均调、候气、制器之事。朱熹称他的书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确凿可见其可行。后来朱熹考订《礼书》，确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其中钟律篇大体本于蔡元定所著，并相互阐发，称其明邃。

自南宋及元以至于今，都使用大晟乐。考察大晟乐，是方士魏汉津所造，取宋徽宗手指寸数为律。所以朱熹说：“崇宁、宣和末年，奸佞当道，受过黥刑的人，不足以谈论天地之和。”然而金太宗攻取汴京得到它，改为太和乐，流传入元。等到明朝攻破燕京，得到其乐工。现在太常雅乐与学宫所谓的大晟乐，都是魏汉津的遗存，而依据的是徽宗的手指。至于那些百戏队舞，也是元声的遗存。乐章又近浅，没有典雅的辞藻。太祖一改元朝政制，而这件事却说是金朝从宋朝得到的先王之遗，不再改创。而当时儒者也昏乱不知从何说起。世宗制礼作乐，而止于仪文之末，忽略了元声之本，这也是张、夏等人的过错。

元人吴莱《大晟乐论》说：我先前北游京师，听说太常所用的乐，本是大晟的遗法。自从东都失守，大乐氏奉其乐器北趋燕都。燕都丧乱，又徙汴蔡。汴蔡陷没而东，李严侯独得其故乐部。入国初有征乐，东平太常徐公遂典乐。向日月山奏观，乞增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所以如今乐户子孙犹世籍河汴间，仅能肄习其钟鼓铿锵，不再能究其义了。我因此考求前代议乐，自和岘以下，更六七钜公，而议论莫之有定。前日之宿县者，本谓乐和，曾未几时，倐已改铸。或云乐失之清，或云乐过于浊。乐工冶卒且深厌其炉鞲鼓铸之劳，则或自取其乐之协，时加铜齐以济之。当轩临试，虽以老师宿儒，终不能心悟其铜齐之轻重，而徒论其铜律之清浊也。迨夫崇宁之世，魏汉津乃以蜀一黥卒为造大晟乐府，遂颁其乐书于天下。盖谓古之制乐者，惟黄帝、夏禹得乐之正。何则？圣主之禀赋，上与天地阴阳为一体，声则为律，身则为度。故夫黄帝、夏禹之制乐，实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请以圣主中指三节三寸定黄钟之律，中指之径围又即据而定为度量权衡，乐以是制。则臣将见其合天地之正，备阴阳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浊之宜矣。当是时，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说，先铸帝鼐八鼎，复造金石钟虡，雕几刻镂，盖极后世之选已然。以崇宁之指尺既长，而乐律遂高。惟汉津亦自知之，尝私谓其弟子任宗尧曰：“乐律高，北方元鼎水又溢出。律高则声过哀而国乱，水溢出则国有变而境土丧没，是不久矣。”呜呼！汉津所制，岂复有加于和岘以下诸人所论之乐哉？然且至今沿袭相承，未闻有所改作。乐殊不可以草创苟且而遽定也。虽然，崇宁之乐亦可变矣。盖古之论乐者，一曰古雅乐，二曰俗部乐，三曰番部乐。古雅乐更秦乱而废，汉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讴，稍协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不复古矣。晋宋六代以降，南朝之乐多用吴音，北国之乐仅袭旧俗。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乐存者什四，世谓为华夏正声，盖俗乐也。至是，沛国公郑译复因龟兹人白苏只婆善弹琵琶，而翻七调，遂以制乐。故今乐家犹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调。大石等国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瞻，华言羽声。隋人且以是为大簇羽矣。由是观之，汉

译世人只凭世俗音乐来定雅乐，自隋代以来，又全部用胡乐来定雅乐。唐代到唐玄宗时，胡乐部与俗乐部并列，乐工练习音乐，坐着演奏的技巧不通达，这才发展出站立演奏的技巧。站立演奏的技巧不精熟，这才用来教授雅乐。天下后世最终不再知道古代雅乐的正声了。从唐代历经宋代，大体都是这样，这还是没有探究音乐律吕的根本，只是执着于黍尺、指尺的相同与差异。等到大晟乐府设立，我几乎不知道它还有胡俗音乐的混杂呢？还是确实是雅乐的正声呢？因为雅乐平淡而声音舒缓，胡俗音乐繁碎而声音急促。现在大晟乐的律太高，乐声急促了。当大晟乐书推行时，教坊色长张俣曾作《大乐元机赋》，论述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调，原本没有脱离龟兹白苏只婆的旧制。正行的四十大曲，常行的小令，四部弦管，或许还遵循大唐五代梨园法曲的遗风。这不是胡俗音乐混杂的表现吗？适宜雅乐不容易很快恢复。然而我根据张俣所学，曾经说乐工练习音乐，首先需要通达强记，巧妙应变，再穷尽十年日夜的思考，务必熟识前人犯调的正法。所以不可以凭草野无知之人的身份轻易议论音乐。何况汉津、蜀一是个受过黥刑的士卒，稍微窥探范景仁、司马君实的议论，而且得以与黄帝、夏禹配享于乐成庙，还可以至今沿袭而不改变吗？唉！实在是因为世上通晓音律的人太少了。为什么天下四方所崇尚的胡俗伎乐，大多轻佻剽悍、喧哗放纵、前缓后急、不合音节。其他的倡优杂剧之类，并且青红涂抹，男女混杂，引导淫乱，不得禁止。然而因为胡俗音乐音节不合，所以声气浅浮而日益趋向轻薄。倡优的伎俩禁止不行，那么风俗流荡而不知道返回。这虽然是小事，关系却很大。汉代谚语说：宫中喜欢高髻，城中髻高一尺；宫中喜欢长袖，城中用整匹帛。意思是，朝廷合议，先端正雅乐，然后天下四方都改变胡俗音乐。两部不正的，都归于正，然后停止。大概不可以把这看作是千古绝学。然而古代律历两件事，互相作用。太史郭公一次定历，确实是旷世未有。我认为应该依照古法，在缇室用葭灰，随月份候气。天地中的中气既然感应，那么钟律中的中声应当没有不应感的，关键在于久而后验。音乐绝不可以草创苟且而很快确定。唉，崇宁年的音乐也可以改变了，我又哪里能得到伶伦、荣缓那样的人，和他们一起讨论音乐呢！礼乐笺说：有人说大晟乐是宋代方士魏汉津所制，这是没有考察本末，不懂音乐律吕的人。宋濂议论：汉津制乐是乱世之音，在洪武四年；而冷谦所定乐舞是洪武六年。乐章还是宋代的旧制，而乐音不是宋代的音了。怎么知道的呢？通过律知道。因为冷谦所制的是太簇之羽，中吕调；汉津所制，其迎神初奏是南吕之角，大吕变调。与冷谦的音乐如同参辰黑白那样不相合。因为冷谦的七均，自太簇、夷则、夹钟、无射、中吕都是正调，只有清黄、清林钟是变调。然而这两个变音，本来不妨碍变调。汉津的林钟为宫，只有商、角二音是正调，其徵、羽、变宫、变徵都属于变调，这是七均中变调占四个。南吕为宫，只有商音是正调，其徵、羽、角、变宫、变徵都属于变调，这是七均中变调占五个。何况汉津的律，就是李照的律，下古乐二律所谓黄钟的，只合太簇，那么他的林钟之宫只合南吕，南吕之宫只合应钟。应钟管长四寸六分有余，而商、角以下六均没有一个不出于变调。君主细微处已经过分，而臣民事物萎靡不振，哀怨淫靡，这真是亡国之音，怎么能和冷谦的音乐相提并论呢！大体上乐律、乐章本是两回事，从宋代以来，乐章屡次变更，而所用的都是王朴的律。政和以来，乐章屡次变更，而所用的都是汉津的律。到冷谦定乐，乐章没有改变，而所用的却不是宋元的律。改其律而不改变其章，声音道微，政合严重。律正其本源，曲袭其旧制，这是冷谦之所以为明哲的原因。冷谦旧有乐书，在南太常函。史说：李教授文利祖《吕氏春秋》三寸九分为黄钟，说“含少之文”，辨黄钟九寸之误。以太极阴阳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见黄钟数少为极。清辨宫声极浊之误，以左右对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辨三分损益上生下生至仲吕而穷之误。其法由十一月黄钟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吕则增六分，由大吕至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宾至六月林钟亦减六分，由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以复于黄钟，皆各减九分而适合三寸九分之数。由此而如环无端焉，以相生。其说曰：阳数始于一，成于三，终于九，故律之为数三九

译这已经穷尽了。黄钟代表一阳初升，阳气微弱且数目较少，所以它的律管长度为三寸九分。三寸是阳数中较少的，九分是阳数中成数的，用三来包含九，所以黄钟的宫音被命名为“涵少”，这就是证据。其他十一个律都由此产生，而且增减也都以九分为单位，只有黄钟到大吕、蕤宾到林钟，它们的增减与其他律特别不同。大吕正值五阴最盛、一阳初生之时，那么阳气虽然上升但尚且微弱；林钟正值五阳最盛、一阴初生之时，那么阳气虽然衰退但尚且强盛。它们的增减应当只达到三分之二。律管的长短完全依据阴阳升降之气，这就是所说的律历道理相通。撰写了《律吕元声书》两篇。副使范辂等人相信他的学说，跟随他学习。学士杨廉喜爱他的书，认为是上天授予的。而尚书王廷相、尚书韩邦奇都是精通音律的大儒，都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乐律音调的传承在中原地区是依循古法流传下来的，不是其他地方的人以及凭主观臆测就能推断决定的。

译杨忠愍公继盛为《韩苑洛志乐》作序说：世上谈论经学的人，必定推崇六经，然而五经各有专门的研究，唯独乐经已经灭绝，没有流传下来。论述治国方法的人，必定同时并举礼与乐，然而讨论礼的人，在那些天然不可改变的原则之外，还深入探求那些标新立异、令人称奇的学说；至于乐，则被废弃而不加讲求，道德的衰微、风俗的败坏，往往由此产生，实在令人可悲啊！然而律吕与天地同始终，当它隐晦而未彰显时，上天既然生出哲人来创制它；那么当它已经晦暗时，上天难道忍心任其埋没吗？阐明它的责任，大概必定有所寄托的人。先生自从做秀才时，就怀抱古乐将亡的忧虑。当他参加藩司的岁试时，听督学虎谷王公说：“律吕之学现在虽然失传，然而创制它的人既然出于我们人类，那么在人类中也没有不可知晓的道理，只是没有喜好古乐的人用心研究罢了。”先生于是警惕地醒悟，退下来后广泛博览群书，凡是涉及乐学的，无不参考。他喜好之专一，即使生了毒疮寻找治愈的方法，也不知道。不久他见到了其中的学说，于是有了《直解》的著作，然而对于实际运用的细节还没有完全知晓。从此苦心深思，有时从旧典籍中豁然领悟，有时在心得的精微处神会，有时在众说纷纭中见到正确的观点，好像上天有所启发他的内心，最终观察到了它的深奥之处。于是有了《志乐》的著作，所谓“志”，是先生自谦的说法，不仅仅是记录而已。因此，律产生声，钟产生律，司马迁已经记载了，然而律经声纬的递变，体十用九的明示，则没有涉及到。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班固已经记载了，然而管子的分方，旋宫的环转，乘除规圆，则没有涉及到。六十调，八十四声，蔡邕已经记载了，然而起调的则例，以及正变、全半、子倍的交互使用，调均首末长短相生的互见，则没有涉及到。六变、八变、九变的用法，《周礼》已经记载了，然而用黄钟祭祀天神，用蕤宾祭祀地祇，用太簇享祭人鬼，顺应造化的自然，以黄钟一均的完备，布之于朝廷宫闱，实在是古今绝唱，这又有超出《周礼》的地方了。宏纲细目，一节万变，信手拈来，处处契合，乐的道理尽在于此了。“志”字能概括得了吗？对于先儒、世儒的图论，全部收录不遗漏，这固然是先生与人为善的心意，然而也是想让学者考见其中的得失罢了。当它刚开始刻印的时候，九只鹤在先生的庭院飞舞了很久，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这本书感通所致，令人敬仰。秣出听之，说鹤的来舞，固然适宜，而它得到乐的正道，这不是明显的验证吗？古人说黄帝制律吕，与伏羲画卦畴，得到程朱几位先生才开始著录律吕，得到先生这本书才开始明白，那么他的功劳应当不在几位先生之下，难道说是小小的补益吗？唉！太和在成化宇宙间，所以先生由此而生；太和在〇治宇宙间，所以这本书由此开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间，所以这本书由此完成。那么它的创作确实不是偶然的。后世有志于乐学的人，如果能够讲求并推行它，那么太和将在万世的宇宙间，而先生的功劳到这时就更为伟大了。然而不苦心去探求它，怎么知道这本书的正道？不能得到它的学说并加以精研，又怎么知道盛的话不是偏私呢？唉！盛不聪明，虽然学习了但未能做到。讲求的责任，深深地期望于志同道合的君子们。

姑苏王焕如说：《周礼》太师掌管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播之于八音，作为乐器。孔子说：“《易》有圣人之道四，制作器物的人崇尚其象。八音，是圣人达到中和的器物。它们制作的长短广狭、小大轻重，都有定数。三三迭运，九九相乘，是天地万物所生的，太和元气所聚集的。声律家称之为元声。黄钟，是天地阴阳之和，五声的根本，生于黄钟之律。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是法度，律以统气类物；吕是伴侣，吕以助宣阳气，道不同，其中一也。”现在考察：黄钟之长九寸，寸积九十分，分十厘，厘十毫，二十忽，忽方五十九万口四百九十万，得寸十寸为尺，十尺曰丈，十丈曰引。黄钟之管，其容子粟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为龠，龠十抄，抄十撮，撮二十圭，圭六粒，粒凡一千二百得龠。十龠曰合，十合曰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两四分分六铢，铢十累累，十黍黍凡二千四百得两。十六两曰斤，二斤曰裹，十五斤曰称，二称曰均，四均曰石。三之九之损之益之，以合阴阳之中，以通律吕之和，长短广狭、小大轻重，以十二律为之度数，以十二声为之齐量，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天之道也。凡八音之器，莫不以是为准，是以声出于器，器得则声得，器失则声失也。八音惟革木无当于五音，不系于律，《国语》说：“革木一声”，说的就是这个。其余六器，清浊高下，莫不随器审

译考察并统一它们。金属乐器如果不经过熔炼，就无法制成标准的量器；石制乐器如果不从侧面打磨修整，就不能协调；竹制乐器有孔窍疏密的不同；匏制乐器有安放位置高低的区别；土制乐器只有俯仰开合才能契合；歌声只有依循长音、比配音律才能和谐。总括各种声音来说：金属乐器要应和石制乐器，石制乐器要应和丝弦乐器，丝弦乐器要应和竹制乐器，竹制乐器要应和匏制乐器，匏制乐器要应和土制乐器，而八种乐器的声音，根源都出自同一处。黄钟乐器虽然千差万别，却从未不能和谐。只怕只知道七律构成一个均，却不知道度曲的道理；只知道一律配一字，却不知道长言的规范罢了。所谓的七律，比如以黄钟为宫，就以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自成一个均，声音相互应和。古人想要使声音和谐，必须先吹奏律管，使各种声音都符合如同从同一律管发出的标准，这才可以。近代人不理解，大多用黄钟演奏时声音却像林钟，用林钟演奏时声音却像太簇。七音的协调，四声各有条理。现在把平声和入声配给重浊，把上声和去声配给轻清，演奏起来大多不和谐。六种乐器的定音，琴瑟尤其困难。琴必须每个调都调整弦轴，瑟必须每个调都移动琴码。上下相生，其中的道理极其微妙。又因为琴瑟声音微弱，常常被钟、磬、匏、革、竹、土等乐器掩盖。金石之声悠长，常常不能相互等待。况且如果不熟悉，闲时敲击钟磬的人不懂声音，吹奏匏竹的人不懂孔窍，弹奏琴瑟的人不懂弦理。一起演奏时下手不均匀，交替演奏时发声不连贯，那就相差太远了。所以精通音律的人，必须在这里确定旋转的尺度。用耳朵来校准钟律，用声音来统一声调，确定律制并审定黄钟的宫音，以这个中声为标准。排列瑟的十六个声音次序，又用这十六个声音来统一六种乐器。声音高的压低它，声音低的抬高它，过高或不足的增减调节以取其中，使各种乐器之间声音和谐，互不侵凌。然后将其施加于丝弦，弹奏者纯粹得像出自一人之手；吹奏匏土乐器者，和谐得像出自一人之口。声音用来调和音乐，律制用来平衡声音。用金石来感动人心，用丝竹来推行教化，用诗歌来引导，用歌唱来咏叹，用匏来宣扬，用瓦来赞美，用革木来节制。共同演奏于殿堂之上，将会看到八方之风顺从律吕，气息没有滞留的阴气也没有过盛的阳气，风雨按时而至，神灵与百姓和谐喜悦。器物完备而音乐成就，大概不至于失掉防止疏漏和旷废的遗教吧。

译《乐书》说：“从前太史公撰写《律书》，起初不谈音律而谈军事，不谈军事的运用而谈军事的停息，认为天下百姓富裕，人们嬉戏游乐，这是和谐音乐的根本。”这大概也是深刻通达制定音律意义的人啊！音乐的作用不外乎声音，关于律吕，《通典》说：“用子声与正声相比，那么正声就是子声的两倍；用正声与子声相比，那么子声就是正声的一半。比如仲吕的律管长六寸五分有余，向上生出黄钟，按照三分益一的方法，达不到正律九寸的数量，只得到八寸七分有余作为黄钟的变律；将其减半得到四寸三分有余，作为子声。这就是声音有倍数和一半的大致情况。”《淮南子》说：“姑洗生出应钟，与正音相比，所以称为和谐；应钟生出蕤宾，不与正音相比，所以称为谬误。”大概五音相生，到了角音的位置，其数值是六十四，隔八位向下生，应当得到宫音前一位作为变宫；又从变宫隔八位向上生，应当得到徵音前一位，其数值是五十六，作为变徵。变音与正音相比，就是和谐；变音与正音不相比，就是谬误。这就是声音有和谐与谬误的大致情况。《汉书·律历志》说：“天地人以及四季是七种起始，这是合并来说的；又用黄钟作为天的起始，林钟作为地的起始，太簇作为人的起始，这是分开来说的。”大概黄钟位于子位，是天统；林钟位于未位冲丑位，是地统；太簇位于寅位，是人统，所以称为三始。姑洗代表春，蕤宾代表夏，南吕代表秋，应钟代表冬，用三始合四时，这就是七始。这就是三始和七始的大致情况。用七音依据十二律形成八十四调，除去两个变声不能成为调；用五音依据十二律则形成六十调。然而如果两个变声不调，那么冬夏的声音就缺失，四季就不完备。蔡邕的说法不对，而郑译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六十调与八十四调的大致情况。用直径象征来说，黄钟长九寸为乾，林钟长六寸为坤，这是邵雍《皇极经世》所说：“声音起于多干之甲，音起于古干之子。”这是道理可以通于《易经》的地方。用娶妻生子来说，黄钟为阳，大吕为阴，就像甲子娶乙丑，都是同位的。黄钟生出林钟，林钟生出太簇，就像甲子金生出庚辰金，都是隔八位的。这是沈重《钟律议》所说：“用京房的方法推求，得到三百六十律，相当于一年的日子，随着日子的建立而制定律，依次运行，当天所对应的以天为宫，而商徵依次跟随。”这是意义与历法相符合的地方。音乐必定使用五音，然而周朝三大祭祀都没有商音。解说的人说周朝德行属木，所以祭祀鬼神的音乐去掉金音。开元年间各位大臣说唐朝土德称王，请求增加商调，去掉角调。因为土德称王，起初制作《洪武正韵》，声音起于东方，跟随角音。后来看到礼部韵书的防备，而遵行使用它，不起于东方，而起于公。这就是跟随宫音了，难道不是深刻通达造化的人吗？律止于十二是正确的。然而十二是律的本声，而四是应声。本声重大，作为君父；应声轻清，作为臣子。所以四声称为清声，就是夹钟、大吕、黄钟、太簇的应声。如果不使用四清声，就是有本声而没有应声了。冷谦提议使用四清声，所以编钟、编磬都是十六件。难道不是透彻通达音律的人吗？《诗经》称“定之方中”，是说测量日影来辨别方向。土圭的方法，祖冲之的论述很完备。然而候气的人，让按照日影的子午线来布置律管，那么气必定不应验。为什么呢？天气微微偏向左边，地气微微偏向右边。这就是所谓“不参差就不能化生万物”的意思。所以土圭测量日影，常在子午的中间，这是天的正位。用针确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的中间，这是地的正位。所以冬至放置黄钟的律管在壬子的中间，夏至放置林钟的律管在丙午的中间，然后飞灰应验律管。现在元代制定者却想在一个房间中多截断律管来候黄钟，难道不是主观臆断的说法吗？黄钟起于子位的一，用三倍的方法，经历十二辰而终于亥位的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汉书·律历志》大概是借用十二辰来排列三因的算位罢了。蔡邕却据实认为是真的，夸张铺陈，错误了。从黄钟的律管，阳都向下生，阴都向上生；从蕤宾的律管，阳反而向上生，阴反而向下生。这不是空话。从子到巳，阳生阴退，所以律生吕，说向下生；吕生律，说向上生。从午到亥，阴生阳退，所以律生吕，说向上生；吕生律，说向下生。大概班固的志书说隔八相生，一下一上，那么终于仲吕，其长度只有三寸三分有余。京房的方法到蕤宾，重复向上生，总共五十六次向上生，终于仲吕，其长度六寸六分有余。如果仲吕只有三寸三分有余，即使三分益一，也不能再生出黄钟的律。所以用六寸六分，那么三分益一，可以再生出黄钟。蔡邕却讥讽他阴阳错乱，也是没有思考啊。近世的儒者却说黄钟不是九寸的律管，而引用《外纪》、《吕氏春秋》所载含少的说法作为证据说：“黄钟是音的开始，象征君主。它的律应当短，它的气应当微，它的声应当清。黄钟以八十一分为律管，而吹三寸九分作为声音，所以称为

译含少。于是就用三寸九分作为黄钟律的长度，而拿着含少作为清管。这样，这一律一旦有差错，大吕以下的十一律，都没有办法求得正确了。」大概太史公说过：「细微如气息，精微如声音。圣人神妙地阐明它，虽然精妙但必定有效验。」现在圣明的君主在位，能够禁止暴乱、收敛兵戈，保持宏大、安定功业，安抚百姓、和睦众人，这是音乐的根本。那些小小的乐器和数字，哪里值得谈论呢！

译黄太史道周《乐律论衡》：乐律，《史记》所载极为详尽。扬雄《太元》只是说历法罢了。天地的形体，四方各一百二十八周而围之，共五百一十二，因而圆之，得四百八十。凡是方圆相割，十八次变化而归于极体。四则用三，体三则用四，以四为实，以三损益。割方即为损，割圆即为益。考察其细微之处，都不止于径一周四，圆也不止于径一围三。约略长余分，这是日月差法产生的原因。律历的奥妙，都在这径一围三上察其微差，以此作为相生之律。如黄钟全律，一百二十余一分七厘有强，因而裁之，八十一为黄钟之上宫。其下宫三十九，余分不尽，以起下生。而《淮南子》、吕不韦都称黄钟三寸九分，这是讹传黄钟之下宫为上宫。我朝李文利、郑世子之流，又祖述其说，以三寸九分起黄钟，那么黄钟之声应该极短而清，不再有牛鸣窖中的声音了。管子也称黄钟有大洒之音，这都是在变宫上说黄钟，不是就黄钟本位起实数。如果就本位起实数，那么六律六吕都是一百二十分。如大吕七十二，那么其余宫四十九，又有余分不与仲吕相乱。今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为娶妻生子之序，上下损益，终于南吕之六十，而百二十分之律分中所谓律之一终也。京房六十律也从此开始。如果用三寸九分之律，那么管分极短，吹不成声，应不动气。又益五寸二分以为大吕，颠倒极了。我自幼时常用文利之律以比于《淮南》、《吕览》之说，久而知其不然，乃复求之《史记》，知太史所藏去古未远。置一而十一三之，以三为实，以四为积，不可易也。伶州鸠所论六间六正，大不逾宫，细不过羽，从来已旧，安得指极短之律以起至大之宫，使钟量衡度皆无所从始乎？凡乐言钟吕，为人生致用之大端，鬼神所用，进退亥为应钟，卯为夹钟，未为林钟。此三钟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谓是物也。巳为南吕，丑为大吕，酉为仲吕，此三吕者，为三庚所治。《易》之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谓是物也。黄钟为子，子与亥而从阳，治阳者为主，治阳而主钟。防宾为午，午与巳从阴，治阴者为客，故言宾而治吕。主客之分，出入之序，六府三事之所为治也。礼祀天神，则用圜钟为宫，以相次为序；祀地祗，则用函钟为宫，以相生为序；祀人鬼，则用黄钟为宫，以相合为序。其以黄钟代应钟，亦犹之尊于而绌亥也。凡道之本于礼乐者，皆与天行之度，一一相追。礼退而绌，乐进而盈，乐动而升，礼让而反。日之让天，月之让日，进而称顺，退而数逆，藏往知来，其致一也。日月律度之差，各十三有余，为日月交食之防。析之为六分有半，为律法之所从极。蔡元定称子丑寅卯辰巳上得全分，午未申酉戌亥不得全杪，犹未有定论。唯以十二差之，自三分九厘损益上下，以至于一分而极，而半声间起之法，亦于是而出矣。木上云然，则太师吹铜听律，以知师之善败如何？某云：“予非瞽史，安知吹律？”然《诗》称其军三单，大国一军万二千五百人，三军之数与天地参六师之义，倍而用之，用众之律而过于天道，未有不败者也。然则律数十有七万八千余强？何也？曰：“置十而十一三之，是大易之偶数也。因而三之，五十三万余强，而与天俱周。律之与礼乐、天道、兵师，其概一也。”

崇祯十五年礼部议覆太常寺乐疏云：“谕太常寺有神乐观及给赐净衣，取其精洁。今郊庙祭乐亦多疏涩，如琴瑟并无指法，舞容尤乖古制，宜访求知乐之人，细加参究。”因及郑世子所进乐书，及原任礼部尚书黄汝良《乐律考》。大要以黄钟为主，仰见皇上留心上理于礼乐精微，无不洞悉。臣等谨察得黄钟候气，实为律历之本，而自汉唐以来，或为三寸九分，或为九寸，其说不同。前议历法时，臣等以古葭灰候气之法令钦天监与新局并试，皆不甚晓。至乐舞生则琴瑟搏拊尚未能辨，况黄钟乎？周时以舞教国子，令大胥正舞位，小胥正舞列节八音而行八风，盖五行之义，皆寓于其中。至汉大乐律，则卑者之子不得

译在宗庙中跳酬神之舞，凡是除授二千石至六百石的官吏，以及关内侯至大夫的嫡长子，都被选为舞生，其教导之预备与选拔之精严达到如此程度，因而能够发扬功德，使人心与天道相感通。如今却都由伶人等下贱之人来担任，与古制实在相距甚远，应当命令太常寺仿效周、汉的意旨，选拔舞士，不得再让倡优充数。还要将《律书·正声》所编纂的舞图、舞节重新加以研习，或许足以恢复三代的旧制。又有辅政大臣上奏：“宗庙殿堂之上不宜使用教坊的音乐”，圣上的旨意也认为如此。考察礼典，凡是祭祀使用太常寺的乐舞，凡是朝会、宴飨等礼仪使用教坊司的奉銮乐，但沿袭已久，错乱乖谬已成习惯，应当严加告诫整顿。至于古代房中之乐，歌唱《关雎》等诗篇；燕射之乐，歌唱《鹿鸣》等诗篇；笙演奏《由庚》等诗篇，即使是汉代的乐府，也特别古雅，当时的音律容貌必定值得观赏。自从唐代开始将太常与教坊分为两途，实在是郑声扰乱雅乐的开端，可惜古乐残缺不全，不易立刻议定，也应当访求懂得音乐的人，慢慢加以修订，以符合圣天子复古致治的宏大心愿。

译律尺

崇祯十四年，皇上想要考定乐律，命令工部查考周代尺度的制度，工部不能确定，移文告知礼部。礼部回复说：关于周尺的说法，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法的。《汉书·律历志》说：“用中等大小的黑黍来度量，九十分为黄钟的长度，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尔雅》说：“秬，是黑黍。”颜师古说：“中者，是不大不小。”后周时牛弘等人议论说：“上党羊头山的黍，颜色极黑，形状圆而重。”《唐礼乐志》说：“黍真实则尺度确定，尺度确定则律吕均定。”宋代窦俨、司马光等人考定周尺，使用上党黍，十黍为一寸，就是这样。有用手指法的，古人按手指知道寸，伸开手掌知道尺，舒展手臂知道寻。大禹“声音作为律，身体作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称为君指，裁制作为宫声的律管。许慎《说文》说：“中，妇人手长八寸，称为咫，尺就是周尺。”有用璧羡法的，《考工记》说：“用璧的直径加宽来度量尺，孔径三寸作为度。”大概是璧的直径九寸，加宽而延长，纵向十寸，横向八寸，周代称为度。尺就是周代的十寸、八寸都作为尺。有用蔈粟法的，蔈，是禾穗的芒。《淮南子》说：“律数十二，所以十二蔈相当于一粟，十粟相当于一寸。”就是这样。有用蚕丝法的，《孙子算术》说：“蚕吐丝为忽，从丝、毫、厘、分累积而成一寸。”就是这样。有用马尾法的，《易纬》以十根马尾为一分，就是这样。详细考察，我认为人的手指长短不同，璧羡则古璧难得，粟有轻重，马尾有粗细，蚕丝的秒忽也难以辨别，只有累黍的方法才是正确的。然而又有说圭璧之类用指法，尺冠冕尊彝之类用黍尺的。又有说年成有丰歉，土地有肥瘠，累黍比较验证也不齐整的。所以前代制定尺度，不仅用累黍，又必须寻求古器来综合比较。《隋书》所记载历代的尺，有十五种。第一种就是周尺，与西汉刘歆铜斛尺，东汉建武铜尺，晋代荀勖律尺，祖冲之铜尺，都符合现在的尺度。距离古代既远，想要寻求确凿的依据，只有我们高皇帝时命令宋濂、冷谦等人所定的乐律，以及刘基等人所定钦天监的晷影可以凭信，而晷影尤其明显。宋和岘使用西京铜望臬，就是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的石尺。影表上可以测量天度，没有差错，何况其他呢？唐顺之说：“现在钦天监的表尺，是元代郭守敬所造，比市尺只得到八寸多。”郭守敬精通律历，决不是胡乱制作。曾经取中等大小的黑黍一千二百粒，晒干，称量重五钱的，用九十粒横放，定为九寸，与表尺果然符合。现在想要寻求周尺，似乎不能舍弃这个而另求其他了。还有另一种说法：高皇帝创立制度垂范后世，遗谋万世。当时制作镇圭，定按周尺，不如以镇圭的尺度为主。如果想要另外制造标准尺，就必须广泛搜集古器，如表尺之类，兼求真正的黍，参互考定，不可以凭空臆断。工部据此回奏，奉旨：既然说周尺就是镇尺，着照镇圭的样式制造尺。

审度、嘉量、权衡都出于律。自从累黍的方法不明，黄钟的说法才开始纷乱如聚讼。近代郑世子考羊头山黑黍以时等，则称一百粒得二分五厘。至两龠二千四百重六钱，则现在的六钱为古代的一两。以约度量，现在的八寸即古代的一尺，现在的三斗即古代的一斛。度以八为率，量以三为率，权以六为率。

大祀

郊庙、社稷、先农为大祀，后来改先农及山川、帝王、先师、旗纛为中祀，其余都是小祀。大祀致斋三日，中祀二日。祭祀有牺牲，牺牲分四等：叫犊，叫牛，叫太牢，叫少牢。颜色崇尚赤色，或黑色。天地日月祭祀加用玉。玉分三等：叫苍璧，叫黄琮，叫玉牲。大祀入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杀礼不用牺牲，用果脯，跟随其族类，或用素羞。祭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师用制帛。制帛分五等：叫郊祀，叫奉先，叫礼神，叫展亲，叫报功。小祀用素帛。礼佛用帛，王国司府州县也用帛，小祀则不用。凡是祭祀有音乐，音乐分四等：叫九奏，叫八奏，叫七奏，叫六奏。舞蹈都用八佾，先师用六佾，小祀则不用。凡是助祭的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小祀则不用。礼部寅清堂有嘉靖十五年秋天钦定大报诸祀礼仪碑。每年大宗伯以大报日期等日告知皇帝。前期在本衙门住宿，鸿胪卿具请御殿及在奉天殿中设案。这天，百官穿公服侍班。皇帝穿皮弁，大宗伯穿朝服，从午门中道行走，捧祀日册立置于案。皇帝到案前先行站立，大宗伯跪奏说：“嘉靖几年分大报等祀日册，请敬之。”皇帝搢圭，取而恭视完毕。序班举案于华盖殿中。皇帝升座，百官叩头如常礼完毕。

正祀典

倪文毅岳疏释迦牟

译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谨按传记记载，西方有佛国名叫天竺，其中中天竺是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后汉明帝时，佛法才传入中国。后来信奉佛教的人，就以释迦牟尼为宗师。所谓三世佛，是将释迦的本性视为法身，德业视为报身，连同他的真身合为三身，其实原本只是一个人罢了。现在却分成三尊佛像并列供奉，这就失去了应有的界限了。唐代儒生韩愈曾说：“夏商周三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中国还没有佛教。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此后动乱灭亡接连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以下，事奉佛教逐渐虔诚，国运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舍身布施给佛教，后来却饿死在台城。事奉佛教求福，反而招来祸患。”由此看来，佛教不值得事奉，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道家以老子为宗师，所谓的三清，大概是模仿佛教的三身而设立的，更加荒谬妄诞。宋代儒生朱熹曾说：“玉清元始天尊既不是老子的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不是老子的报身。即使设立两尊像，也不与老子合为一体，而老子又自称为上清太上老君。这是模仿佛教的错误，却又错上加错。”况且庄子明确说过老聃的死，那么老聃也不过是人鬼罢了，怎么可以僭越居于昊天上帝之上呢？由此看来，三清三境天尊实在没有依据。况且亲身祭祀斋醮、倾心崇奉像宋徽宗那样，可以说是到了极点，最终却身陷沙漠，宗庙社稷覆亡，千年之后可以作为明确的警戒。只是因为异端佛道之徒互相模仿，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历代沿袭，没有人废除。因此近年来，每逢万寿、千秋等节日，奉旨修建吉祥好事，或遇丧礼七七修建荐扬好事，都提前一天派遣官员到大兴隆寺祭告释迦牟尼文佛，到朝天宫祭告三清三境天尊。这些都是沿袭旧例，不符合祭祀典制。现在议定斋醮既然应当停止，上述各项祭告都应当罢免。

北极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谨按象纬书记载：“北极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极，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叫天枢，大概是极星在紫微垣中，万星所尊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众星所拱卫，是天文的正中。”又说：“紫微大帝之座，是天子的常居之处。”也就是现在朝廷宫殿所在，是它的象征。本朝正统初年，在大德观的东边建立紫微殿一所，设立大帝的塑像，每逢万寿圣节、元旦、冬至，都派遣大臣一人祭告。现在议定：日月星辰都照耀在天上，所以古代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的记载。祖宗以来，每年南郊大祀内坛，已有星辰坛合祭的礼仪，现在却将星辰塑造成人像，称之为帝，将极星的正祠设在异端的宫观中，查考祭祀典制，实在没有依据。上述各项祭祀，恳请罢免。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谨按传记记载：“凡是阴气凝聚，阳气在内而不能外出，就奋击而成为雷霆，不像异端所说的龙车、石斧、鬼鼓、火鞭等怪诞的说法。”雷声普化天尊，道家认为是玉霄一府，总司五雷，而雷部诸神都由他主管，又假托六月二十四日为天尊显现的日子，所以朝廷于是就在这一天派遣官员到大德显灵宫致祭。现在议定：雷雨风云都是阴阳的妙用，鬼神的盛德。祖宗以来，每年南郊大祀外坛已有合祭的礼仪，而八月望日后山川坛又有秋报的祭祀。况且自从二月发声之后，无非是雷霆奋震的日子，却偏偏定在六月二十四日，在义理上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至于塑像名称，礼制上也没有依据。上述祭告，恳请罢免。

译梓潼帝君：谨查图志记载，英显王庙位于剑州，即是梓潼神，姓张，名亚子。他的祖先是越嶲人，因为为母亲报仇，迁徙居住在剑州的七曲山。他在晋朝做官，战死沙场，人们为他立庙祭祀。唐玄宗西巡时，追封他为左丞；唐僖宗入蜀时，封他为济顺王；宋咸平年间，改封为英显王。又查文昌六星位于北斗魁星之前，是天上的六府，道家说上帝命令梓潼神掌管文昌府事务及人间的禄籍，所以元朝加封他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而天下的学校也多立祠堂祭祀他，京师的庙在北安门外，景泰五年间开辟并翻新，敕赐“文昌宫”匾额，每年以二月初三日作为帝君诞辰，派遣官员致祭。现在议定，道家说梓潼神凭借孝德忠仁在蜀地显灵，在当地享受庙食祭祀，符合礼制；在京师立祠祭祀，不符合祀典。至于文星与梓潼神无关，现在却合而为一，确实出于附会。上述祭祀，恳请罢免，仍令天下学校如旧有文昌宫的，也应拆毁。

祖师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真君：谨查传记记载，张道陵字元辅，汉光武帝建武十年生于吴地的天目山，擅长用符水治病。汉桓帝永寿元年，他在灵峰白日飞升，享年一百二十岁。唐天宝七年册赠太师，中和四年封为三天扶教大法师。宋熙宁年间加封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大观三年册号为正一靖应真君子孙，历代相传都有封号。等到本朝，仍令其传袭正一嗣教真人的封秩，为正二品。每年以正月十五日为祖师示现之日，派遣官员到大德灵显宫告祭。又查宋邵伯温《闻见录》记载，建安二十年，曹操攻破张鲁平定汉中。张鲁的祖父张陵在汉顺帝时客居蜀地学道，在鸣鹤山中造作符书，迷惑百姓，跟随他受教的人，都要出五斗米，当时称为米贼。张陵的儿子张衡，张衡的儿子张鲁，以法术相传授，自号师君，其部众称为鬼卒、祭酒，大体与黄巾军类似。朝廷不能讨伐，就任命张鲁为汉宁太守镇守巴中。看这些记载，张陵本来并非非凡之人，而道家尊奉张陵为天师，只是因天宝年间的诏书称汉天师而如此罢了。现在议定，正月十五日是他的生辰，自然应由他的子孙在家中祭祀。上述祭祀，恳请罢免。

大小青龙之神：谨查碑记记载，从前有个名叫卢的僧人，从江南来到西山尸陀林秘魔岩居住。一天，两个童子来拜见他，卢僧接纳了他们，卖柴供奉，即使寒暑交替也不懈怠。当时久旱不雨，两个童子告诉卢僧，能限定下雨的日期。说完便投身龙潭，顷刻间化作一大一小两条青龙。到了期限果然降下甘霖。事情上报后，赐给卢僧“感应禅师”的师号，建寺塑像立碑以记录此事。又在龙潭之上另设祠堂，春秋两季派遣官员祭祀青龙神。本朝宣德年间敕建大圆通寺，青龙出现，祈祷有应，于是加封号，至今春秋两季派遣顺天府官员致祭。遇到年成干旱，也派遣官员祭告，大概因为旧传二龙能兴云布雨，所以历代如此崇奉。然而虽然称为二青龙，其实是蛇。蛇有神蛇，名叫蜦，也能致雨。现在这两条蛇在西山寺院处处都有，毫无灵异之处。近来京师连年大旱，屡次祭告祈祷，毫无灵验，那么这也不是蜦蛇，而是凡蛇罢了。大概妖异由人兴起，久了自然衰息，不值得崇奉了。从前宋真宗天禧年间，天庆观有一条蛇极其怪异，异人认为是龙，孔道辅用手板击打它的头，蛇死了，祸患于是平息。程明道任上元主簿时，茅山池中有小青龙，像蜥蜴一样，被崇奉为神物，明道捕捉并把它制成肉干，使人们不再迷惑，后来也没再听说此事。那么这两条蛇的怪诞，正是这类情况。上述春秋祭告之礼，恳请罢免。

东岳泰山之神：谨查图志记载：东岳是鲁地的泰山，现在位于山东济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庙，自黄帝以来，封禅的君主有七十二位。唐、宋、元都加封神号，称王、称帝。如果祭祀人鬼，本朝洪武三年下诏去掉封号，称为东岳泰山之神。有关部门春秋致祭，有事则派遣朝廷大臣祭告。现在京师朝阳门外也有东岳庙，大概从元延祐年间，元教宗师张留孙买地建宫，奉祀东岳齐天仁圣帝。本朝沿袭而不废除，每年以三月二十八日及万寿圣节派遣官员致祭。五岳镇守海渎，因为山川灵气，有发生润泽之功，所以历代祭祀。而泰山在鲁地封域内，岁时已有常祀，况且每年南郊大祀坛、八月山川坛都有合祀之礼。上述祭告，查考祀典，烦琐亵渎且无依据，现在应当罢免。

北极佑圣真君：谨查传记记载：北极佑圣真君，大概是真武神。真武本名玄武，宋真宗崇尚道教，避圣祖讳，改玄为真。龟是玄武，武是蛇，这原本是北方玄武七宿虚危星的形状类似，所以因此命名。后来将玄武改为真武，而在下面制作龟蛇形象。靖康初年，下诏加封号助顺，称佑顺助圣真武灵应真君。又查图志，却说真武是靖乐王太子，生而神灵，长而勇猛，立志铲除邪魔，遇到紫虚元君传授道秘，东

译传说游历时遇见天神授予宝剑，进入武当山修炼，功成之后白日飞升，奉天帝之命镇守北方，披头散发、赤脚行走，树立黑色旗帜，统领玄武之位。这是道家流传的说法，实在荒诞虚妄。再考证本朝御制的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军队所到之处，神灵的阴佑居多。等到定都金陵，便在鸡鸣山建庙，以尊崇祭祀之事，载入祀典。太宗文皇帝肃清平定内部祸乱，因为神灵有显赫的辅佐，又在京城东北角和武当山分别重建庙宇。两京每年春秋两季以及京城每月初一、十五，都派遣官员致祭，武当山则命令内外官员专门在那里提督。历代圣上尊崇奉祀的意思，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宪宗纯皇帝在位时，常常铸造金像，派遣内官陈善携带前往武当山安奉，大概也不过是继承先帝遗志以祈求神灵福佑罢了。哪里料到陈善援引邪道之人邓常恩等，对上迷惑圣上听闻，浪费内库钱财；对下骚扰道路，虐待残害百姓。并且又奏请重修京城庙宇，改号为灵明显佑宫，每天住在其中，引进邪术，于是使香火之地，几乎成为奸盗聚集的区域，这固然不是朝廷尊崇奉祀的本意。如果玄武有神，难道也是他所乐意听到的吗！现在议定，神灵既然对国家有功绩，那么历代尊崇奉祀的礼仪，固然不可废除。但原本是一个人，一年之内，两京都有春秋祭祀，京城又有初一、十五等祭祀，过于烦琐亵渎，何不依照南京洪武年间的旧例，每年三月初三、九月初九各用素斋，派遣太常等官员祭祀，其余祭礼一律停止。武当山的神像之类，连年运送未免太繁琐，况且已有内外官员持敕令在那里，所有供奉的物品，自然应当责令各官严加整顿办理。所有襄阳府县每三年一次定额供给道士的宽白绵布二千四百匹、宽白苎布二千四百匹、祭祀用的油蜡香烛三万七千八十四斤。虽然说是长久以来就送的，但都是正税所出。如今民力疲惫困顿，也应当酌情裁减革除，减少开支，应当由湖广巡抚、巡按官员，直接酌情奏请定夺。今后派遣内官铸造运送神像等事，一并请求禁止革除，这样或许神祠不被废弃，而国家用度也能稍微节省一些了。

译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谨按：道家典籍记载：“崇恩真君姓萨，名守坚，是西蜀人。在宋徽宗时期，曾跟随虚靖天师张继先以及王侍宸林灵素学习道法，屡次显灵应验。”而隆恩真君则是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曾从萨真君那里传授符法。本朝永乐年间，有杭州道士周思得，凭借灵官之法在京师显赫，附体降神，祈祷多有灵验，于是在禁城西侧修建了天将庙和祖师殿。宣德年间，将庙改为火德观，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又修建一座殿堂崇奉两位真君，左边称为崇恩殿，右边称为隆恩殿。成化初年，将观改为宫，加上“显灵”二字，每年四季更换袍服，每三年小焚化一次，每十年大焚化一次，又再次用新制的珠玉锦绮替换，耗费无数。每年万寿圣节、元旦、冬至以及两位真君显圣之日，都派遣官员致祭，其崇奉程度可谓到了极点。如今就其言论来议论：萨真人的法术因王灵官而施行，王灵官的法术因周思得而显扬，其法术的来源，都是宋徽宗时期林灵素等人所传授，当时传播的说法浅薄荒谬如此，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况且近年附体降神的，是钦定发配充军的顾珏、顾纶父子，他们的鄙陋荒谬尤其严重，往往祈祷求雨或求晴，毫无灵验，那么其怪诞可知。只是经过历代朝廷创建，一时难以立即废毁，所有前述祭告之礼，都应当罢免。那四季的袍服，应当命令本宫住持以及库役等人，在每年应当更换的日子，仍会同道箓司掌印官照旧按期更换，依法收藏，不必焚化，永远作为定例。恳请敕令内府衙门以后袍服等件不必再行制造，这样国家用度不至于浪费，邪术也可以稍微贬抑了。

金阙上帝、玉阙上帝谨按《大明一统志》：福州府闽县南旧有洪恩灵济宫一所，祭祀两位徐真人，即现在的金阙、玉阙两位真人。真人是五代时期徐温的儿子，一个叫知证，封江王；一个叫知谔，封饶王。他们常率领军队平定福建，百姓拥戴他们，画像祭祀。宋代赐予现在的匾额。又考证御制碑文说：太宗文皇帝登基第十五年，恰逢患病不愈，各种药物都无效。有人称神灵灵验，祈祷就应验，于是病体安然康复。于是大规模翻新闽地的庙宇，命令有关部门春秋致祭，按时更换衣物，供给户丁洒扫。又在北京立庙祭祀他们，加封金阙真人、玉阙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阙真君、玉阙真君，赐庙额名为洪恩灵济宫。正统初年，重新修建宫宇，进号金阙崇福真君、玉阙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再次加尊号：大哥称为九天金阙总督魁神洪恩灵济慈惠高明上帝，二哥称为九天玉阙总督罡神洪恩灵济仁惠宏靖上帝。连年以来，每月朔望以及万寿圣节、元旦、冬至和两位真君诞辰，都有祭祀，派遣官员行礼，及时进献食物和新鲜果品，至今不缺。四季已有皮弁冠、大红纱罗纻丝织锦云龙朝服，近来又加上平天冠、明黄纱罗纻丝衣服。那黄服五年更换一次，红服十年更换一次，焚化。那神明的世系年代可以考证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奇异之处。早年只是因为对福建有功，在地方享受祭祀；后来因为保佑太宗文皇帝圣体，所以北京有别庙祭祀。但本地既有春秋二祭，而北京一年之间又有前述数次祭祀，不免烦扰亵渎。况且只有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并称上帝，其僭越比拟可知。至于袍服等件在北京更换焚化，差遣内官前往福建运送，道路骚扰，虐待百姓，不可胜言。如今议定，庙宇的创建既然始于福建，那么神明如果有灵，固然应当往来于福建。所有福建旧时的祭祀，应当沿袭旧制。那北京圣节以及朔望等项祭祀和及时进献食物新鲜果品，都恳请罢免。如果以有庙无祭为嫌，那么在两位真君诞辰各派遣本宫住持致祭一次，仍恳请革去帝号，依照永乐年间加封的成例，只称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北京的，听令本宫住持庙户等人，在每年应当更换的日子，会同道箓司掌印官，按期更换，依法收藏，不必焚化，直等到破旧损坏之日，才允许奏请更换，将不堪使用的照旧火焚。那在福建的，也同此例，只是遇到破旧损坏的，听令布政司督属在当地处置修理，以后再也不派人前去，永远作为定例。所有现在的平天冠、明黄袍服，责成付与本宫库内收藏，仍行文内府各该衙门不得再行制造。这样既不失报功的典礼，而祭祀也不至于烦扰亵渎了。

神父圣帝神母元君金阙元君玉阙元君谨按徐仙真箓及本朝御制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两位真君的父母；金阙玉阙元君者，大概是他们的配偶。宋理宗朝，封父亲齐王为忠武真人，母亲白氏为仁寿仙妃，配偶许氏为助顺仁忠仙妃，陶氏为助善慈懿仙妃。本朝永乐中，加封父亲翊

译徐亮是真人，他的母亲是淑善仙妃，许氏是眞应仙妃，陶氏是恭靖仙妃。后来又进封他的父亲为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被加封为高上神主慈悲圣帝，神母被加封为安宁防国恭靖元君，金阙妃被加封为天房卫保节靖元君，玉阙妃被加封为天房众母显祐元君。每年万寿圣节、元旦、冬至，都派遣官员去祭祀；而在金阙、玉阙两位夫人面前，还有诞辰的祭祀。这都是因为两位真人当时祈祷应验的功劳，所以推恩及于他们，尊崇奉祀到了这种地步。现在议定，神父徐温是五代时期误国专权、弑杀君主的人，毫无功德，祭祀是为了报答功劳，哪里适宜滥加封赏？况且父母连同妃子都受到隆重的名号，称帝称君，僭越比拟更加严重。所有的名号，请求依照永乐年间封赐的为准，以后增加的一切祭祀，都一律废止革除。

译京都城隍之神，谨按《易经》坎卦有言：“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大概是说，君主观察坎卦的卦象，知道险阻不可轻易逾越，所以设置城墙、护城河来守卫国家，保护百姓。史书记载说这种制度从黄帝开始，历代建立国家必定有高深的城墙和护城河，对上保障宗庙朝廷，对下保卫百官万民，它所关联的非常重要，它的功劳不小。所以本朝的制度，天下府州县都有祭祀城隍庙的典礼。京都城隍庙旧在顺天府西南，历代都加以修缮，每年以五月十一日为神的诞辰，以及万寿圣节，都派遣官员致祭。祭祀城隍之神，本来不是人鬼，怎么会有诞辰？可以说是荒谬虚妄。况且每年南郊大祀坛、八月山川坛都有合祭的礼仪，事情已经隆重，这与天下府州县的祭祀不同。所有上述祭告烦琐无据，都予以罢免。奉旨：是。

商文毅《谏祀玉皇疏》。私下认为圣上继承祖宗大业，十三年了，日夜忧虑勤劳，谋划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感佩仰慕圣德，看待前代继承统绪的君主，远远超过万万倍。这应该天道和谐，雨水阳光适时，吉祥的征兆全部应验，而妖邪不作乱。为什么近年以来，灾变日益增多？去年宫门火灾，秋天大雨成灾，一冬无雪，今春严寒，黄河冰层再次冻结。郊祀的时候，大风怒号。二月初一和十五，日月连续发生日食月食。南京地震，陕西天空鸣响。近日又有妖物害人的异象。这都是阴盛阳衰，非常之变。天道不远，感召在于人。观察这些，那么今天人事不修，政德有亏，军民的怨愤困苦无法伸张，国家的事变难以预测，不用多说就知道。这确实是皇上侧身修行的时候，应该深刻反省长远考虑，以安定宗庙朝廷为念，增修德政，讲求缺失，疏远私昵之人，节省冗费，以挽回天意是可以的。臣等又认为君主顺应上天以实在，不以文饰；侍奉神明以诚心，不以物欲。祖宗创立郊祀之礼，每年一次举行，极为慎重。近来臣听说皇上推广敬天之心，又在宫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的祭服、祭器、乐舞器具，依照样式制造，并新编乐章，命令宦官学习，想在道家神降之日举行祀礼。臣私下详察皇上这样做，没有其他缘故，无非对上为母后祝祷福寿，对下为生民赐予福泽，用来图谋保安宗社于万万年之久。圣心诚敬，人所共知。但考察古代，并不符合礼制。从前傅说告诫高宗说：“频繁祭祀，这时称为不敬。礼仪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明就会困难。”解释的人说：“祭祀不希望频繁，频繁就不敬；礼仪不希望烦琐，烦琐就扰乱。”都不是与神明交通的方法。况且天是最尊贵无匹的，尤其不是其他神明可比的。侍奉它的礼仪，应该简朴而不应该烦琐，可以敬重而不可以频繁。于是另外设立玉皇的祠祀，并使用南郊的礼乐，那么相隔一个月之间，连续举行三次祭祀，未免人心懈怠，诚意不专。而且郊祀所用的执事人员以及乐舞生，都是神乐观道士担任，说他们脱离家族超脱尘世，清心寡欲，受刑丧病疾的人，一概不参与。祖宗制定礼制，大概有深意存在。皇上是天的儿子，他在侍奉天的礼仪上，怎么可以不斟酌典故，而导致丝毫的不谨慎呢？臣等伏望圣明，将上述神祠停罢，神像送宫观侍奉，祭服祭器乐舞器具，送太常寺收藏。凡是内庭一应斋醮之事，都应当停止。今后圣节等项修斋，都照旧例施行，不要防范亵渎，或许天心昭示鉴察，可以变灾为祥，转祸为福，宗社万万年无疆之庆，关键在于此。

徐文靖《谏祀三清疏》：近来司礼监传达圣谕，递出祭祀三清乐章，命令臣等改补进呈。臣等谨按，天子祭祀天地，天是最尊贵无匹的，尽天下的物品不足以报答它的恩德，只有诚心可以感动它。所以礼仪以少为贵，物品以简为诚。祭祀不超过南郊，时节不超过孟春，牺牲不超过一头牛。大概祭祀不是不想频繁，那么反而亵渎；物品不是不想丰盛，那么反而亵渎。《尚书》说：“频繁祭祀，这时称为不敬。礼仪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明就会困难。”正是这个意思。汉朝祭祀五帝，儒者尚且非议，认为天只有一天，怎么会有五帝？况且三清，是道家邪妄的说法，说一天之上有三天帝，甚至以周朝柱下史李耳当之，这是把人鬼加在天之上，道理上必然没有的。至于乐器的清浊，乐音的高低，有制度，有节奏，毫厘之间，不容稍有差错。差错反而招致祸患。况且制作时俗词曲，来享祭神明，亵渎尤其严重。以此获得福泽，又哪有这个理呢？我朝天地合祭，祭祀用正月，都是太祖亲自确定的，乐器乐章都是太祖亲自制定的，足以传之万世。当时，怎么会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现在递出的乐章，虽然说是出自《永乐大典》，大概这本书的制作，博采兼收，想要穷尽天下之事，起初没听说以此施行于朝廷，见于行事，作为后世法则。陛下纯诚至孝，继承统绪守成，一以太祖为

译礼法，本应上溯二帝三王的盛世，不应当频繁举行祭祀以侍奉上天。臣等研读儒家经典，穷究圣人之道，对于道家邪妄的学说，未曾用心探究；至于那些鄙陋浅薄的词曲，更是从未学习。臣等不应当用不合正道的事情来侍奉陛下，因此连日来忧虑惶恐，不敢接受命令，实在是因为不愿陛下采取此举。况且古代的帝王，必定依靠辅佐大臣，才能成就治理教化。舜是大圣人，他任命禹时说道：“我若有过失，你要匡正我，你不要当面顺从我。”伊尹告诫太甲说：“如果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上去寻求。”这大概是唯恐臣下不能尽言。回想祖宗设立文渊阁，简拔学士居住其中的原因，实在是希望他们参与谋议，讨论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根本，匡正缺失，而不是希望他们阿谀奉承、顺从旨意，只是听从命令而无人违背。臣等在此地待罪，年复一年，如今经筵早早就停止，每日讲学长期荒废，异端邪说得以乘虚而入，这都是臣等讲读不勤，辅导无状，不能事事匡正，以启发陛下的圣明之心，保全陛下的初政，忧虑惭愧到了极点，无地自容。近几个月来，凡是奉中旨处理的政事，合理的自然应当仰承陛下意旨，不敢违背；偶尔有违背民情、妨碍治国大体的，也不敢苟且应命以误导陛下，不免将诏书封还并坚持上奏，甚至再三再四，表面上似乎违抗，实情却是忠诚爱护。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恳请陛下垂示如日月般的明察，展现如天地般的胸襟，俯身鉴察，酌情依从。臣等更应当勉励自己，即使愚钝，也希望能稍有益处，不仅仅是在乐章这一件事上而已。

译刘文靖公《请革除滥祀疏》：本月十七日冬至节，灵济宫祭祀金阙真君、玉阙真君，奉旨派遣尚书李东阳行礼。臣等内心确有愚诚，谨冒死向陛下陈述：佛道二教，是圣王必定禁止的，儒者所不谈论的。自中古以来，正道不明，人心长久沉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喜好神仙，汉楚王、汉明帝、梁武帝喜好佛教，唐宪宗仙佛都好，求福未得，都因此招致祸患，记载在史册中，事迹非常清楚。至于灵济宫所供奉的二真君，是南唐徐温的两个儿子徐知证、徐知谔。谨查正史所载，徐温养子徐知诰篡夺伪吴王杨氏政权，诸子都担任节度使，徐知证早死，徐知谔病死。五代石晋时无故立庙，称他们为神。本朝虽有庙宇，但也只称为真人，让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年，加封为上帝，礼官失职，不能纠正。先帝初年，革去帝号，天下传闻认为是圣明的政令。真君的旧称尚未完全革除，至于神父、神母、仙妃，都是僭越叛乱的家属，滥冒美名，尤其不合礼制。每年三大节分派官员祭祀，不知何时又派遣内阁儒臣。臣等刚接受派遣命令，不敢固执违抗，因循至今，勉强从事。恭逢孝宗皇帝崇尚儒学、访求治道，舍弃己见、听取言论，正打算上奏议论，而皇帝驾崩，徒增怅恨仰慕。近来文华殿所供奉的佛像，有旨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认为事关治国大体，据理上陈，蒙受圣断，立即撤去，仰见陛下聪明正大，远超过百代君王，善于推行善政，即使尧舜那样的治世也不难达到。灵济真君生前是叛臣，死后是逆鬼，却冒名僭越礼制，享受无尽祭祀，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等读圣贤书，应当劝陛下实行帝王之道，心里知道邪伪却亲身与之周旋，那么讲读都成了虚文，辅导又成了什么事？况且有诚心就有神灵，无诚心就无神灵，纵使有神灵，也必须诚心对待，才能感动。臣等心里既然不信不诚，从何产生强行驱使，即使祭祀也无益。至于先师孔子祭祀的旧规，臣等自当竭诚奉命。其他所有寺观的祭告，向来并不干预。恳请圣明洞察，俯听愚言，将上述祭祀全部革除，以免让臣等行礼。先帝在执政之初革去帝号，陛下在继位之初革除祭祀，传之后世，对前代有光，祭祀典制不失误，治国大体不受累，而臣等失职的罪过，也能稍微逃脱万一了。

内阁杨廷和《请停斋醮疏》：斋醮之事，是异端邪说，欺骗迷惑世俗，借这个名目，作为衣食之计。佛教三宝，道家三清，名称虽然不同，其实同一虚妄欺骗，是圣王必定禁止的。从前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无所不至，一个饿死在台城，一个被囚禁在金国，宗庙社稷化为废墟，百姓陷入苦难，求福未得，反而招致祸患，史册所载，痕迹非常清楚。如果两位君主当时左右侍从，都是正人君子，怎么会遭受如此祸患呢？两位君主暂且不必详细讨论，只看近日刘瑾建元明宫，钱宁建石经山祠，张雄建大慧寺，张锐建寿昌寺，于经建碧云寺，张永建隆恩宫，所花费的金银不可胜计。他们的心本是想求福，然而都身遭诛杀流放，家业败亡，丝毫得不到佛与天尊的庇佑。由此看来，其不可信，明显了。为何防邪小人，公私迷惑，不遵守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议论，致使宫闱之内，修建斋醮，万乘之尊，亲临坛场，上迷惑圣聪，下欺骗愚俗，认为福田可种，利益可求，灾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道年来远近大旱、风霾灾变，他们为何不诵一经，不念一咒，以消弭之呢？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流贼往来，焚烧劫掠杀戮，他们为何不驱神兵鬼将，以扫平之呢？陛下试以此验证，则其无益有损，不必辩驳了。况且陛下亲临坛场，行香拜箓，也很劳累了。为何不转移到御讲筵？修设斋醮，耗费钱粮，也很多。为何不转移到赈济穷困？正道异端，不容并立，心既然系于彼，则必不系于此。邪说既然进入圣贤的经训，自然疏远传播，天下传之后世，其为陛下圣德的拖累不少，不止亏损圣治、耗损民财而已。

宗伯夏言《议瘗佛疏》：近来恭逢皇上咨询群臣，想要除去禁中释殿，奉建两宫，以完备一代之制。一时廷议一致仰赞，皇上笃养尽制的孝道，辟邪崇正的教化，盛德大业，光前振后。本月十一日，伏奉圣旨，命大学士李时同臣言入看。即所谓大善殿者，臣等查看殿内有金银铸像，大小不下千百，且多邪鬼淫秽之状。伏惟圣明烛照其诞妄不经，一旦奋然举而除之，是很盛大的举措。但臣见诸几案之上，及悬挂梁栱之间，与夫金函之所藏贮者，为物尚多，不可识辨。问之守者，且云是为佛骨，是为佛牙，枯朽摧裂

译（那些东西）奇形怪状、凹凸不平，估计不下千斤。臣想，佛法传入中国，是从汉明帝时期开始的，但当时不过是人们诵读佛经、修习佛教罢了。到了唐宪宗朝，竟然将佛骨迎到京城，大臣韩愈上表极力陈述佛骨邪秽不祥，不应进入皇宫禁地。宪宗不听，而且深深怪罪韩愈，最终将他贬谪到远方。臣以为，从此以后，没有人敢纠正这种错误，凡是番僧拿着这些用来欺骗迷惑中国人、号称佛颅佛骨的东西，在路上接连不断，由此流入天子宫禁之内，历代都是如此，并不觉得奇怪。现在殿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未必不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本朝以来，也一定认为那是他们的规矩，未曾深入探究，一直延续至今。如今，恭敬地想到皇上具备尧、舜、禹、汤、文、武的资质，施行尧、舜、禹、汤、文、武的道，开始商议拆除佛寺，毁坏污秽的佛像，使怪异的形象不得玷污留在清净的宫禁之中，这真是超越千古的高见，超出寻常万万倍。然而，既然殿宇和佛像已经拆除，所有前述佛头佛牙之类的东西，都属于污秽之物，不适宜让它们继续留存。臣请求将此事下诏给有关部门，将这些东西埋葬在荒野之中，全部清扫干净，以杜绝愚民疑惑的根源，这实在是大圣人不寻常的作为，对儒家名教大有裨益，功德极大，无法估量。臣不胜荣幸之至，后世也将不胜荣幸之至。奏疏呈入，皇上回答说：“大善殿所储藏的佛骨等不合常理之物，埋葬在荒野之中，恐怕日后好事的人仍然会挖掘查看，不如烧掉以杜绝永远的祸患，于是命令礼部将它们全部在城外烧掉。”

译宗伯沈鲤关于拆毁寺观的奏疏：查看户部尚书王遴的条陈建议，要将近日私自创建的寺观庵院全部拆毁，四十岁以下没有度牒的僧道全部驱逐回乡务农，流寓在外的人全部遣返原籍，本地居住的人编入里户，白莲教、罗教等迷惑群众、浪费钱财的人全部从重惩治这一项。据查，异端邪说足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如果不是礼教向来清明，没有不被福田利益之说所蛊惑的，过去已经如此，其风气尚且不太严重。近来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遍布朝廷内外，此倡彼和，无法收拾，以至于梵宇琳宫像星星一样罗列、像棋盘一样分布，而无知的百姓相约进香、建旗号佛的人每天充斥在道路上，这哪里只是浪费民财、损害国家正常的赋税供给，而且风俗逐渐变得苟且偷安，酿成地方的祸患。臣等亲眼目睹这种情况，正打算申斥整顿，现在尚书王遴条奏提到这一点，深得移风易俗、充实国家、富裕百姓的计策，应当斟酌议题请求，恭敬等候圣旨下达，移文咨告两京都察院，转行五城内外及天下司府州县地方大小寺观庵院，除了属于古刹及奉有皇帝旨意建置的照旧存留，听任其焚香修行外，如果是近日私自创建的庵院招集僧尼亵渎祭祀、不合常理的，全部拆毁归公，以后再不许新立增置，违者依照法律问罪遣戍。僧道曾经发给度牒且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照旧存留，其中四十岁以下未经发给度牒的，查明确实戒行没有妨碍，暂且准许查照现行事例申报送纳发给度牒，如果不发给度牒、削发剃度不守清规以及流寓游食之徒，一并驱逐回原籍务农当差。一切白莲教、罗教募缘的僧道以及相约烧香、头戴甲马、口称佛号等愚民在内，听任缉事衙门在外派遣巡逻员役严加禁捕，务必抓获为首倡率的人依照法律枷号治罪，知情故意放纵的人罪责也相同，不要视为虚文，务必达到实效。然而臣等还有进一步的考虑，礼法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容易见效，而在事情发生之后禁止难以成功。查得对僧道的禁令，言官曾经多次建言，本部议覆不啻三令五申了，而斋醮施舍却越加兴盛，让异端邪说之流安坐享受富厚，难道全是左道愚人的过错，恐怕也是崇尚者自己愚昧罢了。在那边崇尚而想在这里禁止，就像聚集膻味却想赶走苍蝇，增加柴火却想停止沸腾一样，这能成功吗？现在应当在禁令之外，仍然用礼教来堤防，请求敕令各抚按严督各该守令，不要只以簿书期会为急，而务必以移风易俗为要。申明圣谕，劝化愚民，教导君臣父子的常道，展示农桑衣食的恒业，晓谕顺从逆理的实理。丧葬必须依照家礼，有擅自做佛事的必定处罚。祈年必须在方社，有揭榜消灾禳祸的必定治罪。大经既然端正，邪念逐渐消除。实行久了，确实对风化有益。不做俗吏，吏部在考核时予以优评。如果有奉行不到位的，也应当处罚治罪以示惩戒。希望教化与法制并行，民风与世道都得到依赖。奉神宗旨，各处寺观庵院，除了古刹及敕建有名的照旧存留，其余私自创建无名、亵渎祭祀不合常理的，两京由五城御史，在外由抚按官严行稽查，应当改建或拆毁的，酌情处理，具奏。其余依照所拟。礼部侍郎蒋德璟弹劾张真人的奏疏：臣认为古代帝王对内用天保治理，对外用采薇治理。对内治理在于省刑薄赋以巩固民心，对外治理在于选将练兵以巩固国势，并没有所谓异教。近来敌寇交相侵扰，百姓生活困苦。幸赖皇上神武英断，清理冤狱，免除旧债。最近又亲自耕种劝农，颁布诏书，百姓才开始有再生的希望。而对于边疆腹地的两股寇患，日夜忧虑，中外翘首期盼看到廓清。却有真人张应京乞求涣发三官徽号一疏，那么臣等不能不感到惊骇。查《道藏》并没有三官的说法，近代才开始有。其经书以天官、地官、水官为陈子椿的儿子，有无不可知。然而既然已经晋封号，而应京又请求赍谕中外一体遵奉，共同庆贺，这不仅例所不载，其意图想做什么？莫非借以煽动愚民，使他们奔走供奉以谋利吗？还是侥幸差遣招摇诳耀以谋名吗？近年异教盛行，游惰奸民弃农不务，逃入佛道二教之徒，脱漏户口，消减丁粮，不止千万，还有白莲、无为等教，夜聚晓散，所在充塞。如果再允许他们庆贺，其惑乱程度不忍言说。汉末的黄巾，以妖术授徒；以及应京的祖道陵，以五斗米设教，就是如此。道陵旧事，暂不深说。自晋及唐，其子孙并无封号。宋崇宁年间，才赐号张继先为虚靖先生，也并无品级。到元代才加真人，称嗣天师，高皇帝认为天岂有师？斥责他，并且以清理释道二教责成他。臣部伟大的圣谋，一洗元人的陋习了。应京是酒肉俗流，前年春天祈雪不灵而归。这次来沿途祈雨也不灵，反而以得雨诳告，大概与诵《华严经》咒蝗的人一样可笑，破天下之口，而尚久恋京邸，耗费不可计量，长愚民左道之心，短边兵血战之气，无益有害，断可知矣。似乎应当急忙驱逐回山，以清辇毂。至于他妄渎宸听，容臣等照左道惑众例，

译依照法律追究惩处。恳请陛下圣明决断并予以施行。

译礼部上疏劝谏殇王不宜加封道号，因传奉之事，祠祭清吏司呈报案卷，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奉本部送交内府递出的揭帖，奉圣旨：“皇五子悼灵王追赠为孺孝悼灵王通元显应真君，礼部择日准备礼仪来执行。”钦此，钦遵传奉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恭敬查照皇五子孝敬天性已成，神灵天赋，确实是千古罕见的遭遇。皇上用“孺孝”二字冠于王封之前，用以表彰其聪慧早成，又赐予道号这一盛典，也是异乎寻常的典制。臣等正抚额赞叹，岂敢再提出异议？但臣部历查职掌所载册封典礼，都有王号而没有道号。大概王号是用世俗法度垂示仪制，阐明美德改定名号，都是古今共同遵行的典制；道号是用神道设立教化，感应灵通，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皇五子俨然是一位王，自古帝王至德要道，没有不以孝为首称的。皇上以儒道治理天下，表彰《孝经》，垂训万世；而皇五子年仅五岁，孝心天生而知，确实有所成就，是屏藩大臣所不能及的，称为“孺孝悼灵王”，传扬于朝廷内外，确实足以光耀孝治。只是追封真君的礼仪，遍查《大明会典》、《集礼》、本朝《典汇正续》、《文献通考》、杜佑《通典》及本部职掌等书，都茫然没有可遵循的依据。臣等是礼官，礼仪中已经施行的，自然应当恪守遵行，仰承美德；若是未曾施行的，也不敢擅自撰拟，以致违背常理。万一让喜好怪异的人以臣部为开端，而循守常规的人又以臣部为攻击目标，那么臣等的罪过就大了。

章服

学士宋濂议论：有位歙州的儒生议论章服的制度，他说：“公的礼服上衣绘有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下裳绣有藻、粉、黼、黻四章。五章就是五列，四章就是四列。四列之外，杂以云朵间隔。”礼官驳斥他说：“九章的名称，这是对的。他说五列、四列，历代制度中没有这样的。”这是不对的。自从轩辕氏开始制定章服，有虞氏从而明确它，各章或一或两而已，哪里取所谓五或四呢？假如他的话可行，那么天无二日，天子的礼服应当绘有三辰，难道会有多个太阳吗？况且三辰，都是效法天象而成章，云也是天象之物。如果用来间隔，难道又增加一章吗？这大概是曲解而没有根据的，是不能相信的。宋濂说：“礼官的议论，都附会经义而辨析，好是好。至于说历代制度中没有，就不能使人心服。”我查考唐代制度，衮冕之服，上衣绘而裳绣，从山龙以下，每章一行为一等，每行十二。所谓行也就是列。天子的上衣既然说每章分为十二，那么公的礼服似乎可以类推。只是不知道五与四的分别，又另有什么依据呢？如果从山龙以下才开始这样，那么日、月、星必定仍其旧制，而没有增加，诬蔑天子的章服应当有多个太阳，也不能讲通。又查考宋代制度，章服都织成，间以云朵而填补空地。间以云，不过是借为文章而周饰，也不是增加一章。由此看来，歙州儒生到底有没有根据呢？如果不待智者而后决断，所可遗憾的，是好奇太过，舍弃先王的法度，败坏奢侈靡丽的习气，到了六代，达到了极点。至于有人议论在衮衣上画凤，以示等级差别，在裳上装饰圆花，而说于礼无害的，何况在唐宋时代呢？难道只有衮衣是这样吗？冠冕的制度，古代用采藻做旒，前后绵延，冕上覆盖。元表纁里，后世则用龙鳞锦做表，缀玉为七星，旁边施以犀屏，金丝网之类，又外面做翠旒，让碧凤衔着。古代以旒数表示等级递减，极于十二而止。后世则有的增加为二十四。如果歙州儒生举此而言，那么群起扼其喉了。不观察其防通，而遽然斥责别人为曲说，难道可以吗？那么将依从谁呢？回答说：章服应当以有虞氏的制度为准，古人有这样的话，应当以礼官为正。

嘉靖年间，皇上谕示张孚敬说：“现在光泽王奏请冠服的式样，以便遵服，朕已允准他的话。现在考虑其制度，应当以燕弁为准：亲王用九旒，世子、郡王用八旒，郡王长子用七旒，都去掉簪与五玉，后山都是一扇做的，分画为四，服用青身、青缘，前后方龙补各一身，用素地边，用云带，用青衣缘，里履用皂白袜。其补子，郡王以上允许防妆，郡王长子只允许织金为之，不知可否？卿其详细看来。”听说张孚敬回奏说：“臣谨按本朝定制，天子冕冠十二旒，皮弁十二缝，都象征十二月。现在燕弁十二缝，正符合其数。又亲王冕冠九旒，皮弁九缝，现在燕弁宜用九旒。亲王世子冕冠八旒，皮弁八缝，现在燕冠宜用八旒。郡王冕冠七旒，皮弁七缝，燕冠也用七旒。现在圣谕世子、郡王都用八旒，郡王长子用七旒。我认为郡王冠冕、皮弁既然都用七旒、七缝，现在燕冠如果同亲王世子八旒，恐怕燕服的制度独于公服”

译等第数量不合，或许应当使用七十，以便与冠弁的数量相合。郡王长子或许应当减省使用六十，自镇国将军以下，各自依照原忠靖冠品官的制服来制作就可以了。又想到燕弁冠服及忠靖冠服都是钦定的名称，现在各位亲王的冠服应当另立名称，恳请裁定指示。”皇上说：“你回奏的内容详尽明白。朝冠公服只限于七数，日常所用反而加重，可以吗？郡王的冠仍然适宜用七数，郡王长子既然没有冕弁，只能同镇国将军的制度一样就可以了。只是用冠上的五数来区分等级差别，完全依照忠靖的制度样式。另外它的名称应当与朝廷不同，以便区别天子与诸侯。或许命名为保和、宁义，孚敬请求使用保和，皇上听从了。”

译崇祯庚辰年，皇上向礼部传达旨意：“如今百官闲居时，都使用世宗皇帝所制定的忠靖冠服。赐给五位内阁大臣各一套，又拿出两套给礼部作为标准样式。”皇上佩戴燕弁冠，身穿玄端服，里面衬着深衣，系着素色腰带，脚穿黑色鞋子。冠用乌纱制成，上面用金线分成十二瓣，前面装饰五彩云纹各一，后面排列四座山形，插着两根玉簪。衣服就是古代的玄端制式，衣身用黑色镶边、青色为底，两肩绣有日、月图案，前面盘绕一条圆龙，后面盘绕两条方龙，边缘加上八十一条龙纹，衣领和两袖口共有五十九条龙纹，衣襟与前后下摆齐平，共有四十九条龙纹。深衣是黄色的，袖口圆、下摆方，下摆垂至脚踝，共有十二幅。

素色腰带，衣服里子是青色，外表绿色镶边，腰间用玉装饰，玉上有九片龙纹。黑色鞋子，红色镶边，红缨，黄色结子，袜子用白色。

考察衣服的形制，汉代天子戴通天冠，穿衮龙袍。唐代戴翼善冠，穿赭黄袍。宋代有：一、大裘冕；二、衮冕；三、通天冠、绛纱袍；四、履袍；五、衫袍；六、御阅服。洪武年间，学士上奏说：“古代有五种冕冠，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等神灵，各有专用，请制定这些冕冠。”皇上说：“五种冕冠礼仪太繁琐，祭祀天地宗庙，穿衮冕；祭祀社稷等，戴通天冠、穿绛纱袍。”

洪武乙酉年，赐给各朝臣袍带，共二千八百一十三人。礼部上奏获准：“唐代规定服色，都以散官品级为标准。元代规定，散官和职事官各按其中高的品级，所以服色也依此而定。如今各官的服色，应该依照所授散官品级，与唐代制度相同。”

百官的衣服，从十月初四日到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纻丝；从三月初四日到四月初三日，穿罗；从四月初四日到九月初三日，穿纱；从九月初四日到十月初三日，穿罗。都由司礼监预先上奏，以中旨施行。孝宗时，命令礼部重申禁令服色。内阁大臣请求应禁止的花样，皇上谕示：“如果蟒龙、飞鱼、斗牛，都不许使用，也不许私自织造。间或有赐给的，或者时间久了损坏了，自己织造使用，都是不可以的。”又谕示说：“黄、紫、皂是正式禁令，如果柳黄、姜黄等颜色，都必须禁止。”又谕示：“黑色可以禁止，至于黑绿色乃人间常服，不必禁止，但宫内人员不许使用。”文职官员读书明理，尚不敢僭越；宦官不懂道理，多僭越，要严加缉查访拿。

内阁大臣王锡爵请求传旨允许佩戴暖耳。内阁大臣伏见连日雪后风寒异常，百官尚未蒙恩传旨佩戴暖耳。对于圣主或许深居暖阁，不知外面寒冷；对于微臣则历经先朝，颇知旧典。大概祖宗二百年来，每年传旨佩戴暖耳，在等级威仪之外表示体恤，乃是旧例中的特殊恩惠。所以百官传旨赐衣不谢恩，而传旨佩戴暖耳独独谢恩。这如同燔肉醴酒之类，物品微薄而礼义重大。古人以此窥探君主心意的取舍，检验政事的勤勉与懈怠，不可忽视。大概人臣有不公不法的罪过，宁可严厉谴责责罚，不可无故而轻视厌弃。如果无故而轻视厌弃，那么重视道义、懂得廉耻的人日益疏远，而阿谀奉承、奴仆牧养之人日益亲近。臣私下担忧，为此不避琐碎，具文上请。伏望皇上稍思脚寒伤心的道理，不要吝惜祭祀用的羊而废弃礼制。臣等非常幸运，四方听到也幸运。

宗室

马文升保全宗室疏。私下认为亲人没有比宗室更亲近的，法律没有比祖训更严明的。宗室奉守藩国、遵循法度，严格遵守祖训的，朝廷亲近爱护的恩情就越深厚；放纵欲望败坏法度，违背祖训的，朝廷罢黜惩罚的法典必定施加。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之后，让他的弟弟管叔、蔡叔监视殷商遗民，后来二叔挟持殷商的武庚叛乱，散布流言颠覆王室，所以周公奉命东征，诛杀管叔而囚禁蔡叔，孔子宽恕他们。郑庄公的弟弟叔段，母亲宠爱他，庄公不早点防范约束，封他在京邑，放纵他的行为，等到他罪恶深重，才发兵讨伐他。如同战胜普通人，《春秋》讥讽他。一种是为了宗庙社稷而显示天讨的公正，一种是不预防约束而亏损亲近爱护的道义，或宽恕或讥讽，这是天下至公的法度，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洪武年间，我太祖高皇帝，天生圣武，铲除群雄，平定中原，扫除一时的陋俗，挽回百代的淳风，功德盛大，远合尧舜，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所以皇族繁衍，也不是前代所能比拟的。分封诸王，作为王室的屏障，藩王的儿子封为郡王，郡王的儿子袭封郡王，其他儿子都封为镇国将军，逐渐降级，世袭奉国中尉。藩王府内官设承奉正副各一员，典宝、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员，内使六名，各门正门副各一员，内使司乐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设长史司，左右长史二员，典簿一员，其余审理、典膳、奉祀、典宝、纪善、良医、典仪所各有正副官二员，伴读四员，教授一员。内外各设官员以管理一国的政务，那时都遴选才识老成的人来充任，而辅导的方法很严格。王爷如果有过错，先责罚辅导官员，所以各王爷读书乐善，保守自己的封国而被称为贤王的很多。放纵欲望败坏法度而被罢黜惩罚的，偶尔有。从正统年间至今，除了秦、

译晋、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以及新封的兴、岐等府，除了内部官员不缺任之外，其余王府中若有官职空缺却不上奏，有的王府仅有一名承奉，甚至完全空缺也不补任。宫门传话的多是女人，其他郡王府也没有宦官，往来传话的都是外人，各种出入尤其没有禁忌。虽然设有藩王，但郡王和将军中，有的是尊亲属，有的族属关系疏远，虽然知道他们的行为不合礼制，却不敢告诫劝谕；辅导官员不敢规劝纠正，镇守、巡抚及三司官员，害怕他们上奏诬蔑、欺侮离间，派遣官员查问，也不敢上奏，所以让他们肆意妄为：有暗中蓄谋叛乱且淫乱不道的，有强行掳掠军民子女并打死人的，有骨肉相残以致成为仇敌的，有秘密收养外人之子为继承人的，有召乐妓入府奸淫的。甚至宫闱不严肃，招致外界议论。其他将军潜入富乐院宿娼的，或与市井之人饮酒赌博的，以致衣食不足，欠下他人债务，鞍马全无，徒步于市井。虽然有俸禄米粮，也不能供给其浪费了。等到事情败露，派遣官员查勘，事情大多属实。因为违背祖训，事情关系到宗庙社稷，有的不能终享天年，有的被幽禁在高墙之内，有的被削去爵位，有的被革去俸禄。况且丑恶之事，传遍内外，天下听闻，又恐怕史册记载，留给后世讥笑，确实有损朝廷尊严。如果当初设置的辅导外官、内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及早规劝纠正，藩府亲王肯于告诫劝谕，镇守、巡抚等官预先上奏，哪会有上述之事呢？与其在败坏之后惩治，显示黜罚的法典，不如在未然之时保全，以成全亲亲之仁。因此乞请敕令各藩王，除本府内官不缺不必上奏外，其余缺少内官、内使的，要明白上奏：缺少内官若干员，内使若干名。仍乞请敕令司礼监从相应的内官、内使中，选择老成且读书的人上奏，按照空缺赐予前往。以后若有空缺上奏，除补缺外互相维持府中事务。其所需衣服饮食等项，本府照例支给，使他们有所安顿，不许凌辱妨害。郡王府，每府赐予内使二名，专门管理宫闱事务及防范门禁。长史、纪善、伴读、教授，乞请敕令吏部，今后若有空缺，务必访察国子监及在外有学问品行的儒官授予。如果藩王行为不善，长史等官从容规劝纠正；如果不听，再三匡正劝谏；如果仍不听，秘密详细上奏。郡王行为不合礼度的，教授向藩王密切告诫勉励；如果仍不听，由藩王上奏。情节轻微的，降敕严厉责备若干次。宫闱重大事务，派遣内官、皇亲前去体察查勘，秘密处置，不宜泄露于外。如果是外部事务，仍派遣内官及法司官员前去查问。藩王有过错，专门归罪于辅导官员；郡王有过错，专门归罪于内使、教授。如此防范约束，自然没有过举。藩府辅导官员，也要每日请亲王在书堂内讲读习礼，王子王孙也要讲读习礼。如果各府将军有上述行为，各府郡王自行禁止惩治。如果藩王、郡王府互相包庇，不禁止惩治，允许镇守、巡抚等官将所行不法之事据实上奏，请示处理。藩王府选用妾媵，务必上奏奉有明文，规定其数量，不许在本府军校家中选用，不许超过数量，也不许强买民间子女。郡王、将军的使女，都按照先前官员奏准的事例数量。如果擅自买用女子及数量过多，或让外人入府的，允许镇守、巡抚官参奏，长史、教授降调远方任用。如果乐工纵容女子擅自进入郡王府，以及容留各府将军在家潜行，以及军民旗校人等敢与将军赌博诓骗财物及擅自进入王府教诱为非的，事发后发配边远充军，色长依律问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忝任大臣，每次见到宗室行为不善，事发后宽容他们则违背祖训，所以不能保全的人很多。臣私下怜悯，所以敢冒昧上言。崇祯八年礼部左侍郎陈子壮《宗才换授非易疏》。臣伏见陛下求贤图治的盛心，致使甄别提拔宗室人才，明确援引祖训。凡是郡王子孙有文武才能堪任用的，宗人府将名字上报朝廷，考验后换授官职，其升迁转任如同常选之法。再三强调，必定要见到实行。臣担任礼官两年了，跟随府部科诸臣参议此事，一致认为这是三百余年的旷世之举，应当更加详慎。然而臣恭敬承受接连的明谕，确实不是寻常所能测度的。大概《易经》的象辞说：“地上有水，比卦。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尧典》和睦九族，以平治百姓。人们只看到任用官员以族类统一，似乎有亲近比附的迹象，却不知道圣人举贤没有固定方所，是一心平治百姓的心意。圣人对待九族，与天下士庶相同，其亲亲而贤贤，道义上兼有涵盖。比者圣谕通行保举的法令，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在进士、举人、贡生、监生中各举荐堪任知府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抚按、司道、知府官在举人、贡生、监生、士民中各举荐堪任知州、知县一人，又何尝对天下之才有私心呢？陛下的意思，确实认为科举

译选拔人才而科举科目未能尽揽者，如今却四处派遣使者招揽，广泛布设罗网，即使各位大臣有内部举荐，尚且不避讳亲属，何况是皇室宗族的后代呢？过去皇上谕令臣部，称贤才不出于科举科目，这确实是偏见的说法，正是指这种情况。而当四方多事，人才寥落，在宗室藩屏之中寻求所谓辅佐君王、前后奔走抵御外侮的人才，即使十人中能得五人，难道不是胜任而愉快吗？然而事情未必完全如此，有三点未必可行，有五件事不可实行，请让我陈述愚见为陛下筹划。国家设立资格制度以安置普通人才，又不单纯使用资格制度以等待非凡之才。这不仅因为非凡之才的数量不及普通之才多，也因为非凡之事的数量不及普通之事多。因此，文职四品及在京堂官以上，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员若有缺员，都要具名上报。自五品以下，吏部才可以铨选注授。如今进士初任，也只遵循其甲第次序，等到破格提拔时，又往往超越常规调任。如果不是有特殊功绩或国家遭遇异常突变，未曾听说提拔士兵为将领，徒步而至卿相之位的。人才济济，难道不是多于天下的贤士吗？难道资格可以不论，而非凡之才也可以辈出吗？臣私下认为未必如此。自从宗室藩王和百姓的职业开放，有文才的在文科显现，有武才的在武科显现，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两科不足以尽揽人才，更应该在两科之中加重重视，自然不应该因为重视人才而轻视这两科。典礼虽然重大，封拜未曾朝贺，唯独在防士传胪之后朝贺，致辞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这是多么重视啊！如今说进士难道一定比举人贤能吗？那么举人难道一定比贡监贤能吗？贡监难道一定比平民贤能吗？既然如此，那么天下人都成了平民，又何必辛勤赴考以牵制有司的俸禄呢？而臣部奉承功令，每日在科场文义字句之间严厉告诫，凛然不可轻易宽贷，这是多么重视啊！那么说科举科目之外足以尽揽人才，臣也认为未必如此。科举制度的本源，本是六经诗书的学问，运用濂洛关闽的学说。汉人所说的经术，宋人所说的道学，不出于此。那些考中的人，节义功勋由此产生；即使那些未考中的人，借此消磨雄心，度过余生，也不失为白首穷经之士。这是祖宗磨砺一代的善政。所以有通晓科举义理而不能穷理致用的人，但没有不通晓科举义理而能穷理致用的人。如今宗室藩王中，不是将军就是中尉，有食禄的尊贵，他们低头读书的原因，是因为有科举的资格，可以更进一步荣耀。如果看到不低头读书，也能拾取奇异荣耀而去，谁肯避开安逸而趋向劳苦呢？而说将有刘向、李勉、赵汝愚之才，不通过低头读书而进用的人，臣也认为未必如此。臣谨按，洪武三年开科，十七年才颁布科举定制，还在或行或罢之间，祖宗的意思，未曾将换授官职与科举出身并列。当时，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高皇帝亲历民间，果然见到有怀才抱德如叶琛、章溢之类的人，担心有遗逸，日后子孙千亿，也应该对此详细考究，而不是必定认为已经开科，又有换授如此多途。所以当时任用，燕、晋、代、辽、宁、谷六王勒兵备边，兄之子文正，尚且不效法，何况如今时势与高皇帝相比如何？换授的议论，臣坚决知道不可行。乃至齐、黄诸臣，冒着晁错的祸患，我成祖不是不心同高皇帝之心，而是时异势殊。曾驻跸东平州，对侍臣说：“汉东平王苍开国于此，他对明帝说‘为善最乐’，当时诸王泯没，只有苍有贤名，至今朕常以此激励诸王，卿等勿忘此语。”列圣继承，因此饬令越关奏扰之禁，因此严定王亲任京官的条目。列圣不是不心同高皇帝之心，也是时异势殊。不仅如此，国初亲王有每年朝觐之礼，凡派遣使者至朝廷，不须经由各衙门，直诣御前，且有守镇兵、有防卫兵，又允许岁时出城演练，这大都是开创之体制如此。说换授是祖训，将议而行之，如前数者独非祖训吗？也将议而行之吗？而臣固有知其不可。高皇帝之时，亲王之禄五万石，丝绢盐菜之用，也复万计，不数年而只给禄米，不给杂用，又不数年而减为万石，又不能给，而代庆、辽、肃宁、谷诸王且岁给五百石。高皇帝令自巳出，而前后巳如此。夫禄与爵一也，乃禄犹可视物力为盈虚，爵则名器所系，一假不可复収。吴王几杖之赐，叔段京鄙之求，又将何所限量乎？当敌入河套，而襄陵王冲秋愿率子孙及婿与总兵官从征，请也。宪宗皇帝复书曰：“朕已命将出师征讨矣。兹得王奏，见忠爱之诚，忧时之意。但宗室子孙名分尊崇，难与总兵官从事。自祖宗以来，藩邦无从兵共讨之例。夫从兵共讨，与勒

译防备边疆，已非常紧迫。而先朝对此极为谨慎，如今宗室中像襄陵那样忠爱忧时的并不缺乏，而且他们的才能又是通过文武科举选拔出来的。假设以此上奏，陛下又该如何回复呢？还是全部允许呢？”而臣本来就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亲王的耳目，难免寄托于长史。如今长史的考察不归巡抚、巡按管辖，而归亲王管辖。亲王认为贤能，长史就不能有不同意见。长史不能有不同意见，那么巡抚、巡按又依据什么来核实呢？所以亲王认为贤能，核实后确实贤能就可以；如果并非如此，巡按官员意见参差，多有不便之处。核实后认为贤能，考验后确实贤能就可以；如果并非如此，馆驿伴送多有不便之处。考验后认为贤能，等到授职任用时，始终都贤能就可以；如果并非如此，参劾时的瞻前顾后，考功时的连坐，多有不便之处。而臣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在外八省有王府，在京六部及风宪衙门众多，都与王府有关。进士、举人三年一次考试，贡士一年一次考试，将来铨选升迁的法规，已不知其衡量标准如何。文武才能的名额，是不能用数字计算的。既然大规模招揽，将会源源不断而来，是悬设人员等待空缺，还是悬设空缺等待人员，抑或权宜处置呢？而臣又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因为公家的事，总要为公家考虑万全之策，不仅仅是为了暂时销账缴令。臣观察大凡见解有所不明，学识有所不及，有未必正确但不妨碍实行的，就宁可暂且顺从而申明；有并非非常利于实行但仍希望其成功的，就不要急于阻挠。如今有一于此，贵臣的议论，该如何议论呢？臣部诸务经理宗藩，这是大端，所以有善必扬，有请即复，是职掌应有的。虽然臣愚钝，视篆三月，名封婚婿，惟恐落后于时；旌奖防谥，惟恐缺漏典制；条议恩诏，恤贫矜罪，惟恐不尽；而唯独对此换授一事，私下忧虑过度，反复嗫嚅以告，同官想要入告的屡次。又担心万一有分涉离间之嫌，斧锧不足以赎罪。然而臣参侍讲筵，仰窥睿听，即使是迂疏无当的言论，偶尔涉及忌嫌，尚且倾注不懈。何况此事，斟酌远大，实非轻易，所以宁可冒昧竭尽狂瞽之见，也不愿画诺旁观模棱两可，欺此心以欺陛下。日后将说臣在事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还是斧锧不足以赎罪。臣乡之先达辅臣梁储，当武宗皇帝威严，同列引避之时代，草泰王牧地一诏，竟以回天而事遂寝。臣每叹息当日感格之奇，转成下济光明之美。何况今遇神圣之主呢？事即少异，所以防微杜渐之意则一。伏惟陛下俯赐采纳，允罢前议，藩规铨政所全良多。国家磐石之重，于焉永安，祖孙继述之隆，亦为尽善。臣愚幸甚。如或微诚不足以孚鉴，谫识无当于远猷，则请敕下五府大小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各抒共议，以凭裁断。或俟保举知府州县之法行之有效，然后推仿其意，以保举宗才，亦未为晚。敷衍冗长，有逾限式，更望圣慈宽宥。臣不胜悚切祈恳之至。

译僧道

礼部尚书倪岳上疏，引用都御史马文升的奏章说：“我朝定下的制度，每个府僧道各不超过四十名，每个州各不超过三十名，每个县各不超过二十名。如今全国有一百四十七个府，二百七十七个州，一千一百四十五个县，按规定应设僧道三万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化僧人十万，成化二十年度化僧人二十多万，以前各年度化的僧道不下二十万，总共约五十多万。按一名僧或道一年吃米六石计算，总共需要米三百六十多万石，这足以抵得上京城一年的岁用数量。况且他们不耕种却吃饭，不养蚕却穿衣，而且又不当本分的差役，可以说是供养的人众多而做的贡献却很少。那些私自剃度、隐藏在寺观中的军民壮丁，不知有多少？百姓粮食不足，官府仓库空虚，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不彻底核查僧道的数量，以显示禁止再度化的禁令，那么游手好食之徒哪里会有尽头？恳请敕令礼部，彻底核查天下及京城寺观共有多少处，僧道共有多少名。如果数量过多，既然已经发给度牒，难以追回，就应如实上奏，不许额外再度化僧道，直到名额不足时，才允许各地方官具结照数上报，发给度牒。敢有无故再请求度化僧人的，允许六科十三道官员纠劾抓捕审问。”等等原因。

上述事项，本部查得永乐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曾奉太宗皇帝圣旨：“今后为僧道的，府不超过数十名，州不超过三十名，县不超过二十名，额外不许滥收。”后来在天顺二年五月十五日又奉英宗皇帝圣旨：“今后有愿意出家为僧的，务必由地方官核查户内有三丁以上、年龄在十五岁以下，才允许出家。如果额外有缺额，允许按照正统十四年的榜例保送赴部考核通晓经典，然后发给度牒，并规定条例，每十年一次开度，允许照缺额依期来领取。敢有故意违抗的，全部发往边卫充军。”又查得成化二年给度过僧道十三万二千二百余名，成化十二年一万三千三百余名，成化二十二年二十二万四千五百余名，因为十年一度，加之各处纳银赈济等项多有不核查额数，不由地方官保送，一概请领，因此额外增加的数量将近十倍，所以军民的户籍日益减少，异端之徒日益兴盛，侵夺百姓粮食，耗费百姓钱财，作为治理国家的蛀虫，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确实如都御史马文升所说，是否应批准他的奏请，移文两京僧道录司及各布政司、直隶府州县、各边卫有寺观的地方，彻底核查给度过僧道共有多少，详细造册送部存查，以后各年有因事病故等项追缴度牒的，照名开除，仍将十年一度的条例请求停止，待以后各处额数不足时，才计算所在官府照依额内名缺上报赴部考核中者发给度牒，再不许内外衙门借口救荒纳粟为由奏请给度，这样才不至于损害国家体制，僧道官也不敢贪图侥幸，敢有故意违抗的，允许科道官纠劾抓捕审问等等原因具题，曾奉圣旨准册少见缴到，担心无知小人只以十年一度为期，不知道已有上述禁令，导致各处僧道行童互相煽动引诱，擅自预先来京潜伏在各寺观，贿赂僧道官住持以图到期可以攀附请领，一时不免蚕食京城，将来米价日渐昂贵，未必不是由此引起，查得成化十二年曾有奏准提前出榜禁约僧道不许来京骚扰的先例，理应早为照例查处，案呈到部，看到天下各处地方灾伤很多，民不聊生，盗贼窃发，劫财杀人，到处都有，其中解到的贼徒多有僧人在内，都是因为先前给度泛滥所致，及查先前锦衣卫指挥朱骥等奏称奉敕巡捕盗贼，如今为盗之人多系各处无籍僧徒，白天在沿街乞食，夜晚则相聚劫掠，得赃即分，各自远遁，虽有巡捕人员无从追捕等等原因，奉行都察院出榜禁约，这是明证，况且天下僧道额数不过三万多，而成化年间所度已达三十多万，这并非天地另外生出一种人，不过是出自军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军卫有司工役衙门军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籍册日渐凋耗，都是由于这类人逃避重役投奔轻役，舍弃此入彼，若不早为限量，恐怕天下之人皆流而为僧道之归，其遗患不可胜言，是否应本部查照先前奏准事理及累朝奉有钦依事例通行天下，司府州县掌印官督属查勘原先给度过僧道数目，现在有多少，事故等项有多少，与钦定额数相比有无多少，务必照先前奏准事理造册缴报。除额数尚多地方外，果有额数不足地方，允许待丰年有收之日，直接上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给度事例，另行奏请定夺施行。仍要通行禁约各处寺观僧道行童，不许借口请领为由，预先来京搅扰，各该关津把截之处，严加盘

译查问阻挡不当之处。仍令锦衣卫、五城巡视、监察御史严厉督促各兵马司、僧道录司逐一挨查各处寺观，不许容留在外的僧道行童在内潜住，取具住持人员不致扶同容隐的结状缴报，违者按赃罪论处。无度牒之人发回原籍当差，京城内外官员军民之家亦不许容留，僧俗混杂有坏风俗，事发一体究治。其有内外衙门及僧道人员，或假救荒等项为由妄行奏扰者，仍听科道官指实参劾问罪。

译净身男子

礼部尚书沈鲤上疏说：“考察古代内官的设置，记载于《周礼》，称为内小臣、阍人、侍人、内竖。虽然他们的职责不过是守卫王宫中的门禁，掌管后宫的戒令，以及内外通行的命令，但必须寻求正直的人来担任，像巷伯这类人就是如此。降及秦汉以后，才用罪人来充任。我朝法制高出前代，我查阅《大明律》有一款规定：‘凡是官民之家，不得乞养他人之子，阉割火者，违者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又有一条条例规定：‘先前净身的男子，曾经被发回原籍，如果不等待朝廷收取并下达官方明文起送，私自来到京城图谋进用的，判发往边卫充军。’臣等仰视祖宗的盛心，即是古代废除肉刑的意思，所以着重断绝人道，预先抑制奸邪。到了嘉靖五年，接连奉孝宗皇帝圣旨：‘今后敢有私自净身的本人以及动手之人，处斩，全家发往边远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首的问罪。那些里老人等仍要时常访察，只要有此等之徒，即便捉拿送官，如果容隐，一体治罪不饶。’钦此。但是私自净身的禁令虽然严厉，而报官的途径未开，所以自宫者旋即如旧。到了万历十一年，接连奉圣旨：‘自宫禁令载在防典，皇祖明旨甚严，然而无知小民往往犯禁私割，致使伤害和气。着都察院便行五城御史及通行各省直抚按衙门，严加禁约。从今五年以后，民间有四五子以上，愿以一子报官阉割的听任，有司造册送部，等候收补之日选用。如果有私割的照例重治，邻佑不举的一并治罪不饶。’钦此。但是报官的途径虽开，起送的条例未定，所以自来者纷然不已，还有曾万寿等辈。以孝皇的明例，皇上的严旨，何止三令五申，然而十数年来，有司有造一册送部的吗？有拿一私割照例惩治的吗？法令不行，德泽不布，又何怪此辈之群聚奏扰呢？伏望敕下臣部，严行各省直抚按官，行令各州县，以文到之日为始，以前见在阉割者，许令报名到官，查系三十岁以下精壮可用者，姑免追究，准其记籍，其衰老不堪者，行令各里族拘收。以后凡情愿阉割者，报官查明果四五子以上，方与记籍通前类造清册，限半年一次送部，候各监局缺人，听司礼监奏请，本部通行在外各该衙门查系在册人数，取其官吏里邻不扶甘结起送赴部，听候选用。其册籍无名及儇巧凶恶泼赖无耻者，不许一概滥送。如有仍前私自阉割、私自来京者，在外抚按有司，在内五城御史严加访拿，照例问以重罪。如抚按等官不行访拿及有司不行造册、违例起送者，听本部查参请旨究治，务在必行，无事姑息，庶黎庶免伤残之苦，而慈惠旁流，宦寺皆端正之人，而隙窦永塞，仁至义尽，万世无弊矣。再照死者人之所最重也。今自宫之徒加以死刑而不惧者，内臣之员数太多，富贵太骤，选进太频，有以惑其心耳。我太祖高皇帝深鉴前代之失，祖训条章内府各监局内官俱有定员，各有职掌。一监常职止五员，一局正副止二员，官不过四品，所掌不过洒扫供奉之事。洪武、永乐间未尝额外滥设。其太监等官非历练老成，虽有聪明才俊，亦不轻授。近年以来则有不然矣。皇城之内通名籍者不止万有余人，而仓场库牟利无算，蟒衣玉带滥赏不惜，又不三五年辄有一选，选辄数千，以故无知小民贪图富贵入骨薰心，奈何欲以死刑禁之乎？臣等更望皇上恪遵祖制，凡监局冗员非祖宗之旧者，悉为裁革，一切侵渔科索等弊悉为厘正。蟒玉等服非效劳年久忠勤不欺者勿轻赐予，仍着为定例，必十年以外方行收选一次，务使宫府一体，赏罚有章，规制既定，侥幸不萌，前项无知之徒将不禁自息，不终为圣化之累矣。

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九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礼部二

正士习

礼部尚书冯琦上疏说：“近来皇上采纳都给事中张问达的话，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于崇正辟邪，甚盛举也。臣窃惟《春秋》大一统，统者统于一也。统于圣真则百家诸子无敢抗焉；统于王制，则卿大夫士庶无敢异焉。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性鉴、正史而外，不列于学宫，不用以课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