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四十二

译文册下发给各省司，按照卫所进行稽查勾补，如果距离府县较近，不得擅自迁移。凡是清理军籍，以限期追捕、记录逃军、开除军籍、停止勾补、严格稽查冒名漏报，而放宽恩赦复籍。凡是武学教导武职官员及其尚未继承官职的子弟，登记他们的才能与功绩，年终检查奏报，每六年一次会试，应考文武科举者，听从安排；怠惰不遵从教导者，分别处以惩罚或罢黜。凡是皂隶、直衙的柴薪分为二等，根据官品高低决定数量的多少，并雇佣役夫。

译兵制

兵制的完善没有超过周朝的，《周礼》所记载的，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队的长官都由卿担任。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的长官都是中大夫；五百人为一旅，旅的长官都是下大夫；一百人为一卒，卒的长官都是上士；二十五人为一两，两的长官都是中士；五人为一伍，伍各有长官。他们征发赋税，就根据土地和人口来制定。司徒汇总万民的卒伍而召集他们。在六乡地区，五家为一比，五比为一闾，四闾为一族，五族为一党，五党为一州，五州为一乡。族师按时召集百姓，并核查登记其成年男子的多寡，以及六畜和车辆。五家为一比，十家为一联。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联。如果征发百姓进行战争、田猎或服役，就集结他们的卒伍，检查他们的兵器，用鼓、铎、旗帜等信号率领他们到达，掌管他们的治理和命令。在六遂地区，也是如此。遂人掌管邦野建立县鄙行政区域的方法。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里为一酂，五酂为一鄙，五鄙为一县，五县为一遂，都有各自的区域，按时挖掘沟渠种植树木，核查其人口，检查他们的兵器并教导他们耕种，以疆界授予他们职责。有征发时，用下剂来召集他们。大规模战争或田猎时，事先乡师在州里颁布法令，检查鼓、铎、旗帜、兵器，整顿他们的卒伍，到了期限，司徒用大旗召集民众并排列队伍，用旗帜区分乡邑而治理他们的政令刑禁，巡视前后各屯，处死违抗命令的人。遂人也各自率领他们所管辖的百姓，用遂的大旗召集他们，不听从命令的就诛杀。这是先王根据农业来制定赋税，根据赋税来组建军队，不超出比、闾、族、党、邻、里、酂、鄙、州、乡、县、遂的百姓，而伍、两、卒、旅的军队就蓄养其中，使得他们恩惠足以互相体恤，道义足以互相救助，平时足以互相保护，战时足以互相效死的道理。前汉《刑法志》说：殷周用武力平定天下，天下平定后，收藏起干戈，用文德教化，但仍然设立司马的官职，设置六军的军队，根据井田制来制定军赋。地方一里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成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畿方圆千里。有税有赋，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兵力。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邱，邱十六井，有战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一甸，甸六十四井，有战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披甲战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干戈齐备，这叫做乘马之法一。同方圆百里，总共有万井，除去山川沼泽、城池、邑居、园囿、道路，三千六百井，实际出赋六千四百井，战马四百匹，兵车百辆。这是卿大夫采地最大的，叫做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总共有十万井，实际出赋六万四千井，战马四千匹，兵车千辆。这是诸侯最大的，叫做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圆千里，总共有百万井，实际出赋六十四万井，战马四万匹，兵车万辆。所以称为万乘之主。

王道衰落而霸业兴起，齐桓公任用管仲，仿效先王的制度，建立内政以寄托军令。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五家为一轨，轨有长官；十轨为一里，里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长官；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作为军令，则五人为一伍，轨长率领；十伍为一里，里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一连，连二百人为一卒，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乡二千人为一旅，乡良人率领。五乡设一帅，合起来一万人成一军，五乡的帅率领。国君亲自率领一军，国子率领五乡，高子率领五乡。于是军令得以施行，所以高、国退下来整顿乡，乡退下来整顿连，连退下来整顿里，里退下来整顿伍，伍退下来整顿家。大概是将政令寄托在军令中，就像将军队寄托在农业中，顺应了自然的趋势。

汉朝的兵制，没有比京师南北军屯驻更详细的。虽然东西两京沿革不常，但都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互相制约，是兵制中好的。大概这时兵农尚未分离，南北两军实际上是征调百姓，还保留着古代井田制的遗意。南军用来守卫宫城，却从郡国征调；北军用来防备京城，却从三辅征调。大概三辅在内地，且有邻里亲戚之爱，用它来防备京师，就没有心腹之患；郡国在外，且远方的人没有觊觎非分之想的期望，用它来守卫宫城，就没有肘腋之变。也像师氏率领四隶，守卫王门王宫，朝廷在野外，就守卫内列，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到汉武帝时，改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用中尉材官出击南越，担心京师没有重兵而生变，于是将北军分为八校，由中垒校尉统领，设置七校尉。后来又取中尉属官所谓中垒的，晋升为校尉，成为八校。又担心北军的权力太重，所以在光禄勋增加羽林期门的兵力。这种南北互相制约的意图，颇为称善。然而其间逐渐多有更改了。大概以前南北军都是郡国轮流上京服役，自武帝用兵习惯设置八校，大概以熟悉胡越的人充任，那么募兵从此开始；期门羽林都是世家子弟担任，那么长从兵从此开始。从此开始有养兵的费用，而兵制就败坏了。

译唐太宗贞观十年，改称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各军府统称为折冲府。全国十道共设置六百三十四府，每府都有名号，其中关中地区有二百六十一府，都隶属于各卫。军府分为三等，兵员一千二百人的为下府，设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兵以三百人为一团，五十人为一队，队下设十人为一火，火设长史。对于士兵的居住、训练、积蓄财物、处理事务、行动作息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在和平无事时，士兵在田野耕作，轮到值班的，只在京城宿卫而已。如果四方有战事，就任命将领出征，战事一结束就立即解散，士兵回到军府，将领回归朝廷，因此士兵不脱离生产，将帅没有掌握兵权的余地，这是为了防微杜渐，断绝祸乱的萌芽。这是唐朝初期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在于兵农合一。到了开元年间，太平日子久了，府兵制败坏，张说、李林甫开始招募长期服役的士兵，称为彍骑，开启了方镇割据、祸乱朝廷的灾难。李泌认为这些士兵不是本地人，又没有宗族牵制，不珍惜自己，为了利益不惜性命，祸乱于是产生，下级欺凌上级，上级衰微，无法挽救。欧阳修在《唐史》中说，设置军队是为了制止动乱，等到制度出现弊端，反而足以造成动乱，更严重的是，甚至耗尽天下财力来供养动乱，最终导致灭亡。唐朝后来的祸患，都源于轻易改变府兵制度，使兵与农分离。

译宋神宗曾对辅政大臣说：“太祖养兵只有二十万，京城十多万，各道十多万。让京城的兵力足以控制各道，就没有外患；合并各道的兵力足以抵挡京城，就没有内变。内外相互制约，没有偏重一方的祸患。”看神宗这番话，宋朝初期的兵制并非不好，然而它之所以发展到冗费不堪支撑的地步，难道完全是因为契丹、元昊的边患吗？看系经纬说：“兵只有一种罢了。如今内外之兵一百多万，却分为三四类，又细分为六七种。分为三四类的是：禁兵、厢兵、民兵、蕃兵。细分为六七种的是：名为兵却不懂兵的人。负责漕运拉船的都是兵，从事工程劳役的都是兵，修缮黄河堤防的都是兵，掌管门禁盘查的都是兵，守卫皇陵的都是兵，供给官马的都是兵，年老体衰坐着吃闲饭的都是兵。前代的兵没有比现在更多杂多的，前代治兵的弊端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唉！宋朝的兵制也可以作为鉴戒了。”考察古代的兵制，没有比周朝更好的，没有比宋朝更不好的。能够借鉴宋朝而效法周朝的，大概是明初的制度吧？在洪武初年，重兵屯驻京城，用远处的三亩田交换城外的一亩民田作为屯田，不够又迁移各卫所去靠近田地，真是所谓养兵百万，不耗费百姓一粒米，确实是千古的好办法。后来将领不在五府而任用流官，士兵不在屯丁而实行招募，旧制彻底废弛了。唉！俯仰古今，寓兵于农则天下大治，征税养兵则天下大乱。自周朝以后，如出一辙，有国家的人能不引以为鉴吗？

明朝制度设立都督府五个，都指挥使司二十一个，留守司两个，卫一百九十一，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二百一十一个。宣慰、招慰、安抚长官九十五人。外番都司卫所一百零七个，各自统领其军队及部落，听从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守备、征调、朝贡、保塞等政令。大体上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伯户所。设立总旗两名，小旗十名，大小连缀编组以成军队。国家有大战事，就诏命文臣大臣总督、提督、参赞军务，而总兵官佩戴将印统领军队。回朝后，将所佩印上交朝廷，将领回家，军队回卫所听候调遣，而武官不得擅自下达符节指挥军队。其军师简练三营，军队叫五军，营叫神枢，营司旗纛叫神机营，练习火器神枢马队、神机步队，五军兼习，而由文武大臣统领。十二卫轮流宿卫皇城四门，领取铜符分守信地作为守卫，而严厉执行上直折伍顶替的法律。锦衣卫主管禁庭卤簿仪仗之事，旗手司主管旗纛金鼓的命令。各卫都统领军卒，而锦衣卫独领校尉力士，大概是周朝的虎贲军。各军都是正卒，而府军独征幼军，就是汉朝的六郡良家子。各卫官都世袭，唯独锦衣卫不世袭，以便任用能人。大体上京城约宿军三十多万，京畿内约二十多万，所有边镇的兵不过这么多，概括各省的兵也不超过这个数。

明初的兵，有从征的，有归附的，有谪发的。著籍从征的，是各将领向来统领的兵，平定当地后，就留下来戍守的。归附的，是前朝及各个僭越伪政权所属的兵，全部分归顺的。后来于是谪发各种罪犯，隶属为兵。而制定卫所兵制，所在之地有闲旷田地，分军建立屯堡，命令他们既守卫又屯田。大约以十分为比例，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有警报则早上出发晚上到达，比起古代的屯营法更为接近。屯法每军约授田三十六亩，年收子粒十八石，入月粮年十二石，闰月加一石，剩余六石上交仓库。余丁所受纳的，按差次降低其番上宿卫，给由役其口粮在仓库内支给，其牛具农器总归屯曹管理，细粮子粒登记在户部。那时边腹之间，屯田棋布，将领归于卫所，士兵安于伍队，实在不耗费民间一钱。

腾骧四卫旧称禁军，正德年间隶属宦官，诡诈冒犯依附，作奸犯科不可查究。嘉靖初年，兵部尚书李承勋说：“宫府一体，请求考核选拔论定核实，隶属本部，像旗手等卫那样，允许这样做。”而宦官说：“四卫禁军隶属兵部不便，往年如彰义门破敌，如东市剿灭曹贼，都是四卫的功劳，因为直内，所以号召容易集结。倘若外隶，突然有急难，召集就不方便。”承勋说：“往年的事，正是兵权归于宦官，导致动乱。彰义门的战斗，起因于太监王振；东市的贼，就是太监曹吉祥。国家军政有统属，难道应当由宦官掌握？说什么容易驱策集结！”诏令按议定执行。

兵部议论民壮的疏文说：伏见我朝旧制，从京城到天下，设置卫所，编充军伍，多达百万，命令州县百姓供给粮饷。计算天下田租的收入，大半供给军队，专门为了防奸御侮，军队保卫百姓，百姓供给军队，没听说卫所之外再设有民兵的。自从正统十四年军伍消耗，边患紧急，才开始商议召集壮勇来自卫，大概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事情平息之后就应当罢革，以示休养生息，修明军政，以恢复旧规。而年复一年，因循未改。至于给事中孙孺建

译议论选拔民壮以振奋天威，兵部依照此议通行天下，按照里甲编制征发，民兵之害于是流传至今。言官屡次想要查究革除，而兵部因循守旧、畏惧更改，终究不能挽救。如今御史杨琠亲眼目睹其弊端，反复论述陈说，百姓的疾苦如同切身之痛，并且引用宋人在陕西征发数万义勇以抵御元昊，司马光极力阻止此议，认为这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祸害，对国事没有分毫益处，其说法尤为明鉴。杨琠所言切中时政得失、军民利弊，臣等不敢忽视处理。是否可请兵部行文各处巡抚、巡按官员，会同三司等官员查勘，凡是成化七年给事中孙孺奏准新设的民壮，一律革除罢免，不许再行勾扰。其正统十四年以后、成化七年以前原设的机兵、民壮，以及山西、陕西等处原设防备各边的民壮，都照旧保留。其余内地设有卫所的地方，照例将守城军余及轮操下班的官军进行操练防御。至于州县衙门所需的兵快，也依照杨琠所拟，不必编征，只令查访骁勇精壮、平素惯于捕盗之人，不拘名额，收充应捕快手名目，除了免除本人差徭外，再免除本户两丁帮贴衣食，本户无丁的，允许免除别户人丁帮贴，都听凭本州县掌印官提督操演缉捕盗贼，不许官府私自役使扰害。其中应有奖励、优恤等项事宜，兵部议拟未尽的，都听凭巡抚、巡按、三司官员因地制宜施行，不必拘泥兵部原拟，只求人得实用，事无纷扰，尽除烦苛，与民休息。

译起初，制定整顿武备的方法，只看重世袭官职；培养人才的方式，只训练应袭职者。因此命令武官子弟随军营操练备战，没有所谓的武举制度。天顺八年，才开始开设武举，但录取的人数很少。起初只录取两名、七名，到十五名、三十多名。到了嘉靖年间，这条途径逐渐被重视，于是世袭武官子弟成了虚设的摆设，而功臣的恩泽也就断绝了。

兵备道这一官职设立在成化年间，马文升担任兵部尚书，担心武职官员不修武备，所以增加一名按察使副职来督责他们。当时内阁大臣刘健极力认为不可行，实行后又上奏设立九江兵备道。都给事中夏祚又上疏议论不可行，但马文升坚持得很坚定，于是普遍增设了这一官职。后来将领骄横、士兵懒惰，眼里没有总督、巡抚，哪里还看得起兵备道，这也只是徒设罢了。

兵部是用来统率将领的机构。前朝慎重选拔官员，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应该防备懂军事的大臣担任兵部尚书，以备总督、巡抚之需。而兵部四司的职位不宜轻易授予，必须在内外广泛选拔沉稳坚毅、通达敏锐的人才，多储存在各司中，让他们熟悉练兵事务，有的派往重要地区担任兵备巡抚，有的直接任命为本部侍郎。精选人选，长期任职，必定有能为国家办成大事的人从中产生。从前杜牧为《武子书》作序说：“军事，就是刑罚；刑罚，就是政事。”作为孔子的门徒，这实际上是仲由、冉有所做的事。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开始分为文武两道，士大夫不敢谈论军事。哪里知道自古以来主持军事的必定是圣贤，才能多闻博识的人，才能在朝廷上提出有益的议论，军事形势已经形成，然后才交给将领执行。这确实是懂得根本的论述。

九边

明朝初年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接着设立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的都是武职大臣，提督的都是文职大臣。又用山西镇巡统辖偏头关等三关，陕西镇巡统辖固原，也称二镇，于是成为九边。成化年间在固原设立总制，联络陕西各镇。嘉靖年间在偏关设立总督，联络山西各镇。总镇一方的叫镇守，单独防守一路的叫分守，单独防守一城一堡的叫守备。有与主将同处一城的叫协守。又有备倭、提督、提调、巡视等名号。那些挂印专制的官员叫总兵，次一等叫副总兵，叫参将，叫游击。将军旧制，都在公、侯、伯、都督、都指挥等官员中推举充任。

辽镇

辽镇古属幽、营二州，舜将冀北医无闾之地划为幽州，即今天的广宁之地；将青东北划为营州，即今天的辽阳之地。东到鸭绿江，西到山海关，一千四百六十里；南到旅顺海口，北到开元城，一千七十里。元朝末年时由平章刘益、高家奴分别占据。洪武初年，他们奉表归顺。四年，设置定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司。十年，废除所属州县，设置二十五卫。永乐七年，在开元、辽阳恢复设置安乐、自在二州，以安置内附的人。原额兵员九万九千八百七十五名。隆庆年间增加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名。万历年间除去逃亡死亡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四名。崇祯时，原有兵员如万历年间的数量，而新招募及援军没有固定数目。

蓟镇

蓟州以三屯营居中为本边重镇，东到山海关三百五十里，西到黄花镇四百五十里。明太祖在古会州地设置大宁都司、营屯等卫，外山连绵，与辽东、宣府东西并列为外边，命魏国公徐达在内，西自古北口，东到山海关，增修关隘为内边。永乐初年，因为乌梁海三卫部落内附，于是将大宁都司迁到保定，将营屯等卫设置在顺天，把大宁全地让给后金，只守内边。人们说外边山势连绵千里，山外诸江环绕，是天设的险要。原额兵员七万八千六百二十一员名，隆庆年间增加十万七千八百一十三员名，万历九年九千二百四十六员名，崇祯十二年七千七百一十八员名。

宣府

宣府，汉代上谷地。明初，常忠武攻克元朝的上都，设置开平卫守卫，设置八驿。东边是凉亭、沈河、赛峰、黄崖四驿，连接大宁、古北口。西边是桓州、威肤、明安、隰宁四驿，连接独石。后来放弃大宁，而兴和也废弃，开平失去支援，难以守卫。宣德年间，于是将卫所迁到独石，放弃的土地大概三百里。宣府山川交错，地势险要而狭窄，号称容易防守。原额兵员十二万六千三百九十五员名。隆庆年间增加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员名。万历七年九千三百员名。崇祯八年一百二十八员名。

大同

大同，古云中地，东到枳儿岭，西到平鲁城，川原平坦广阔。初设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东、中、西三路，北设二边，拱卫镇城，都称为要害。况且平鲁城西连老营堡，与偏关相近，河套中住着的少数民族，刚出河套就进入其境，所以称为重地。原额兵员五万四千一百五十四员名，隆庆年间增加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员名，万历八年三千八百员名，崇祯七年六千五百二十六员名，山西。

明初惟

译设置大同镇，是用来屏蔽山西的。嘉靖、隆庆以后，丰州和三受降城已经沦陷，拜甡、东胜、河套又回归，济囊因此使得偏头、宁武、雁门三关成为重要的重镇。原有定额士兵二万七千五百四十七员名。隆庆年间增加四万七千一百八十一员名。万历年间五万七千六百一十一员名。崇祯年间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三员名。

译榆林

榆林的旧治所在绥德卫，放弃了米脂、鱼河等地，在外防线三百里，所以外部的警报时常听闻。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议将镇守地迁至榆林堡，既然占据了内地咽喉要地，于是得以安定。但该地逼近河套，虽然有边墙，然而东起清水营，西到定边营，确实是冲要之地。原有额定兵员四万九千二百五十人，隆庆年间增加八万一百九十六人，万历年间五万一千六百一十一人，崇祯年间四万五千一百四十人。

宁夏

宁夏也是朔方、河西之地，就是古夏州。南北仅百里，东西二百多里。明初设立宁夏府，洪武五年废除，将百姓迁徙到陕西。九年又在北地重新设置宁夏等五卫。东南距离黄河，西北抵达贺兰山，大概是四面险阻之地。境内有汉、唐两条水渠，引水灌溉农田，足以称为富庶，也是陕西的乐土。所隶属的贺兰山后，外患时常听闻。而花马池、盐川东西三百里，地势平坦广阔。兴武营、灵州一带，又是河套侵犯的必经之路。原有额定兵员三万七百八十一人，隆庆年间增加七万一千六百九十三人，万历年间三万七千八百三十七人，崇祯年间二万五千一百六十七人。

甘肃

甘肃是一条线状的道路，孤悬一千五百里，向西控制西域，向南隔绝吐蕃，向北遮挡额伯尔、卫喇特两部。洪武九年，在张掖设置甘州等五卫，在酒泉设置肃州卫，在湟州设置西宁卫，又设置镇番、庄浪两卫，又在全城设置兰州卫，都部署将领屯兵拒守。西番种类不一，洮河、西宁一带附近的番族用茶马贸易来羁縻，其余远处的番族只让他们通贡。上达元人之后，被额伯尔占据。哈密诸番卫本是中国屏障，被吐鲁番攻破。原有额定兵员：庄浪一万八千五十六人，西宁卫八千五百人，凉州卫一万八百五十八人，镇番卫四千九人，永昌卫八百三十二人，甘州卫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四人，山丹卫八千五百八十二人，肃州卫一万一千二百六十七人。崇祯年间全镇兵员四万五百四十八人。

固原镇

固原是开城县的地域。成化以前，河套势力未盛，只由陕西巡抚、总兵、提督镇守此边。自从正德十四年和硕入侵掠夺之后，于是成为冲要之地。十五年，兵部议奏在固原设置总制，推举户部尚书秦纮以副都御史身份驻扎此城。于是开始改立州卫，用固靖、甘、兰四卫来拱卫它。嘉靖十八年，因为主事许论的建议，将总制移镇花马池，仍然由陕西巡抚、总兵、提督镇守此边。额定兵员二万八千八百三十人。隆庆年间增加七万一千九百一十八人。万历年间五万五千二百人。崇祯年间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人。

河套

我考察西北边疆，从大同、偏关以及宁夏、固原，没有不苦于河套的地方。增加戍守耗费粮饷，国家物力在此大量消耗。查考明太祖命令李文忠向西略取丰州，于是就在胜州城、东胜统领套内十二个县。所以正统以前还守卫着，正统以后都督王顺在北地修筑榆林城，仅足以遮蔽延安、绥德罢了。套内的朔方、河西全部舍弃给了济囊父子，加上严嵩设计杀害曾铣、夏言，后来就没有人敢议论收复河套了。李杰在备边疏中说：“汉朝元朔年间夺取河南内地，凭借黄河作为坚固防线。唐朝张仁愿修筑受降城等三城，渡河驻军，虽然有寇盗，关陇也不动摇。如今受降城已经废弃，内地也空虚，自己撤除藩篱，任凭敌人出入，因此从延绥到宁夏一千多里之间，没有不是受敌的地方。虽然说屯戍相望，然而他们聚集进攻，我们分散防守，想要取胜，不是很难吗？现在的计策，纵然不能向北沿袭受降城，占据贼人心腹，也必须趁其空虚，派兵搜剿，按照汉朝遗留的规矩，阻挡黄河防守。虽然一时极其劳费，最终能获得长久的安宁。”议论的人必定说：“自从宋朝以来，这块土地长久荒废隔绝，内地郡县应援确实困难。”然而元朔之前，这块土地不荒废吗？为什么能设立郡县呢？汉朝、唐朝以来，不都守卫这里吗？为什么不被贼人防范呢？这确实是要害之地，难道可以失去吗？

安南

安南本是古南交之地，秦朝象郡，汉朝交阯、九真、日南三郡的治所。嬴娄吴改称九德，武平改称新昌，宋朝改称宋平，迁都龙编。梁朝设安南镇南都防。五代战乱，推举丁部领为帅。宋朝封其子丁琏为交阯郡王。后来黎桓、李公蕴、陈日照相继篡位自立。又经过五代被黎季犁篡位。永乐四年，派遣总兵张辅、沐晟平定。张辅上交阯地图，建立交阯布政司，统领府十七，州五，属州四十一，县一百五十七。六年，交阯再次叛乱，英国公张辅再次平定交阯。十三年四月，张辅以征南将军身份镇守交阯。十五年，被召回。张辅经营交阯，前后共十年。十六年，黎利叛乱。宣德二年，黎利再次叛乱，派遣军队讨伐。黎利恐惧，上表请求立陈氏后代，朝廷

译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撤销了郡县的建制，如果当时仍然任命英国世代镇守那里，像沐英那样的例子，那么交阯就可以长久地为中国所有了。不久，利簒陈自立。嘉靖六年，参督莫登庸趁着黎氏的动乱，杀害了黎庐并自立为王，僭越国号称大越，改年号为明德。其子方瀛继承王位，改年号为大正，并且侵犯内地。十八年，朝廷派遣军队讨伐他，莫登庸上表投降，请求治罪，愿意归还侵占的土地。于是朝廷赦免了莫登庸的罪过，任命其子方瀛为安南都统使，于是撤回了军队，然而他们专断自行的状况依然如故，致使二十二府州的百姓再次沦陷于异族统治之下。

译江防

新江营设置水操军队数以万计，由都御史统辖督管。这大概是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直到如今未曾改变。事务上有专断之权，其所管辖的京畿辅佐各郡，上起九江，下至苏州、松江、通州、泰州，凡是地方的紧急事务、寇盗、盐枭都归其管辖。这是因为留都（南京）是根本重地，江淮东南是财赋出产之地，确实被朝廷所倚重。所以先设立巡江都御史，后来由提督操江官兼领其职。嘉靖壬子、癸丑年间，倭寇侵犯海上，凡是苏州、松江、淮安、扬州都成为寇贼的巢穴。操江官员南北奔走疲惫不堪，形势难以周全兼顾。于是朝廷商议增加应天、凤阳两位巡抚提督军务，与操江官员划分地域防守。圌山以下归属江南巡抚，三江会口以下归属江北巡抚。操江官员专门督管圌山以上的江面。又采纳谏言调集福建、浙江的军队，增募江都、靖江两县的壮年百姓，共七千多人。增加军饷五万多两银子。十几年后，才全部遣返客籍士兵回乡，仅留下江都、靖江的壮年民兵八百人，分守圌山、三江会口、仪真游兵四营，军饷也按此数目相应减少。这就是沿革的大致情况。

海防

总制胡宗宪说：防御海寇的制度，称为海防，那么就应当在海上进行防御，就像江防必须在江上进行防御一样，这是定论。建国初期，沿海每个卫所各自建造大青船及风尖八桨等船一百多只，出海由指挥统率官军轮流出海巡逻守卫。海上的各个岛屿都有烽火台，可以作为停泊之处。后来废除了出海巡逻的命令，将船只列阵停泊在近港。从浙东的定海，浙西的乍浦，苏州的吴淞江口以及刘家河。乍浦这个地方，海滩浅滩阻隔，没有山岭遮蔽避风的地方。前个月把总周易等人所率领的战船被贼寇烧毁，仅剩下十多只。最近又报告被飓风击碎，不如海船在洋山殿前窝集反而可以停泊船只。吴淞江口及刘家河出海曲折迂回，也不是停泊船只的地方。议论的人想要轮流派遣乍浦的船只去守卫海上，洋山、苏松的船只去守卫马迹山，定海的船只去守卫大衢山，那么三座山鼎立对峙，巡逻守卫相互连接，可以扼制来犯的寇贼。而在其外的陈钱等岛屿，更是贼寇冲要三路的关键。兵部原题副总兵俞大猷统领战船，驻扎海上防御贼寇截杀，那么像陈钱岛就是应当屯泊的地方。而提督军门及海道等官员，每当风汛时节互相参酌巡察。有警报时，我方大船用火器冲撞截击，使贼寇不能越过各岛，那么他们的毒计无法施展，祸患不作，而外地得以安宁。

海上入侵的寇贼，随风所向而行。东北风猛烈，就从萨摩或五岛到达大小琉球，然后仍看风向的变化。北风多则侵犯广东，东风多则侵犯福建。如果正东风猛烈，就一定从五岛经过天堂官渡水，然后看风向的变化。东北风多则到达乌沙门分防，或者经过韭山海闸门侵犯温州，或者从舟山以南侵犯定海，侵犯象山、奉化，侵犯昌国，侵犯台州。正东风多则到达李西岙、壁下、陈钱分防，或者从洋山以南侵犯临观，侵犯钱塘，或者从洋山以北侵犯青村、南汇，侵犯太仓，或者经过南沙进入大江。如果在远洋而风突然转向东南，就侵犯淮扬、登莱。如果在五岛开洋而南风正猛烈，就趋向辽阳，越过天津。大概倭寇船只的到来，多在清明之后。在此之前，风向不常，难以确定。清明之后多东北风，而且持续很久不变。过了五月，风从南边来，不利于行船了。重阳之后，风也有从东北来的。过了十天，风从西北来，变化不利于行船。所以防御海寇的人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

缅酋

天启六年正月，云南巡抚闵洪学上报缅酋阿瓦攻打车里的奏疏，看得到阿瓦与车里的争端，起于万历四十四年，阿瓦想要得到车里的女子召乌囚，而车里给了假冒的人，由此产生兵端，当时车里遭受兵祸，未曾一字告急，不仅不向天朝请求救援，也没有向邻邦寻求援助，阿瓦军队一到，就放弃边塞逃跑，导致被俘受缚。大概车里的情况，在嘉靖年间兵败于缅甸，而以小车里应汉，记载在滇志中，由来已久了。缅甸面对车里，在建国初期是六慰之一，而我们所称的羁縻酋长，竟然因为挟持女子的细故，敢于擅自出兵欺凌，似乎不容不兴问罪之师。但是缅甸提古巢穴，距离云南八千里，而车里也在三千里边境外，不像麓川那样切近永胜。昔年麓川的战事，用兵二十万，用饷千万，战争连绵十年，那么今日之事，以彼例此，难易更难以言说。这不能不烦劳朝廷商议熟虑，然而竟置之度外，付之不问，那么缅甸的势力一天比一天炽盛，云南的祸患一天比一天逼近，将来也有不可知的情况。请陈述如下：在洪武初年，天兵所指，四方边裔不远万里派遣使者通贡，相继臣服，各自假借名号以示羁縻，从宣抚使到安抚使、长官、巡检，小的不可胜数，大的为三宣六慰。现在三宣无恙，而六慰安在呢？以六慰来说，其一缅甸宣慰司，就是缅甸；其一车里宣慰司，又一个叫八百，一个叫木邦，一个叫孟养，一个叫老挝。当时土地相当，力量均衡，各自称雄，或者互相仇杀，时胜时负，时灭时起，凭借犬牙

译用相互制约的方法。就在嘉靖初年，缅甸被孟养所灭，其首领莽犯的族人全部战死，只有莽瑞体兄弟几人逃入山洞得以幸免，我趁机篡夺了洞主之位，借他们的兵力复仇，势力日渐强大，四面吞并，开拓疆土九万里，于是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在嘉靖末年灭掉了八百，在万历八年俘虏了孟养首领思今，在万历十八年驱逐了思远，于是灭掉了孟养；在万历十年俘虏了木邦首领罕防，在万历三十三年俘虏了罕榼，于是灭掉了木邦；在嘉靖年间攻破了老挝的边境，老挝已经失去了东部地区，只有西部残存尚未臣服于缅甸，但也长久不与中原王朝往来。过去分裂为六部分的地区，如今合并为一，那么缅甸怎能不强大呢？六慰既已全部丧失，形势将波及三宣，以及孟艮、孟定、耿马、蛮莫、猛卯、猛缅、猛猛、威远、镇康、孟琏等夷族，它们环绕居住在我国边境之外，作为我国的屏障，尚且不超过数十名缅甸士兵一旦逼近，无不随风倒伏，并非他们归顺朝廷的心意不坚定，而是势力不敌。如今的对策，即使不能轻易挑起与缅甸的战端，也应当尽快联络各夷族。各夷族分散则涣散而弱小，联合则凝聚而强大。我们不联合他们，就会被缅甸威逼胁迫，人心动摇如悬挂的旗帜；我们能联合他们，各夷族就会高兴有所归附，无不齐心协力共同抵御缅甸。过去缅甸灭掉木邦却不能占有它，是因为思礼占据了那片土地；灭掉蛮莫也不能占有，是因为思线占据了那片土地。他们使用的仍然是朝廷原先颁发的印信，缅甸灭掉了他们却不能占有，并非心里不想，而是力量达不到。如今缅甸俘虏了车里的首领，尚未能立刻占有那片土地，必定会更换那里的酋长，立其所喜爱的人并赶走旧主，而车里的人并未真心顺服。各夷族的势力既然联合，那么车里的战端也有可乘之机，或许不难抓住时机夺取此事。臣等已嘱咐佥事郭庆年专门处理此事，因为本官曾负责金腾地区的防务，深得夷族人心，很熟悉缅甸内部的情况，应当以全部精力收拾各蛮族，同时用文告晓谕缅甸，责成其退兵归还土地，随后酌情处置，等待时机另行上疏，现在先据实上报。

译云南

明朝制度，云南布政使司治所在昆明城，称为云南府，共有二十个郡，左右划分，左边称为迤东，右边称为迤西，以大江为界，东北方是金沙江，西南方是澜沧江。金沙江从北面流入东海，澜沧江从南面流入南海，疆域辽阔不止万里。官军跟随大将军南下，以及来自五方的人，有的因戍守，有的因流放，有的因寄居，不归乡里的称为汉人，出生在夷地的称为夷人。夷人分为两种，居住在黑水以内的称为“防”，居住在黑水以外的称为“〇”。“防”隶属于郡县，“〇”隶属于羁縻州。总计夷人和汉人，汉人占三成，夷人占七成。再分别计算两种夷人，“〇”人占三成，“防”人占七成。各府州县的土官非常多，巡检、典史、主簿等官职都是世袭并加封衔头，至于知县、知州、指挥等职，权力掌握在流官手中。平时衣食靠租税维持，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就发出鱼符文书，命令他们率领部众跟随出征，然而这些都是夷族编户百姓。一个州可以出兵四百人，一个县可以出兵二百人。那里南面控制交阯，北面连接吐蕃，西面拥有各个甸地，东面以曲靖为门户，与四川、贵州交错接壤。丽江的羝角、松番的乌蛮与沾益等地像犬牙一样交错。

自从永昌出塞，南边直到大海，各蛮族互相称雄。明太祖厌恶他们屡次叛乱，赐给他们刀、曩、斧、罕四个姓氏。现在只有斧姓不存在了，其他姓氏仍然延续。至于土官和流官同时设置的制度，从汉代就已经如此。天宝年间以后，守将长官不守法度，肆意诛求，于是引发了割据僭越的祸乱。看张乔斩杀奸猾长官九十多人，三十六部全部投降。诸葛亮任用其中的豪杰，财赋足以供给军国之用。史万岁接受明珠，于是随服随叛。梁毗一钱不取，于是酋长都归顺。李知古因为重赋而尸体被戮，张防陀因为淫虐而被杀。鲜于仲通狭隘急躁而丧失军队，杜元颖高傲而招致祸乱。那么治理夷人的方法，难道不是很简单吗？

贵州

贵州开设行省在永乐十一年，田氏被擒获，将思南三宣慰司的地方改设为六个府，每个府所属不过三四个长官司，每个长官司的人口不过一二百户，官员多而百姓少。那里山势陡峭土地贫瘠，夷人情性狡猾欺诈，分别隶属于四川、湖广、云南，地域相连，互相掣肘。从泗城北面窥视永宁、芒部，南面骚扰毕节，西面扩散突入普安、凯里，内部横生谗言构陷作乱，喜好祸乱和战争。每当道路梗阻，滇南就被切断，朝廷派遣将领征讨，大多借助土司的力量。土司贪财好杀，只划分疆界，不顾婚姻，只敬畏官府，贪图赏赐的一杯酒一块肉，驱使他们就前往。我们利用他们自相残杀，可以瓦解阴险的党羽。他们顺从命令屠杀，当时似乎不认识人，事情结束后，又和好如初。而水西最为严重。

闽省海贼

给事中何楷上疏说：“臣住在海边，很了解近来的事情。自从袁进、李忠最初发动叛乱，后来海盗祸患相继持续了二十多年。只有袁进、李忠和郑芝龙三人接受招抚，袁进、李忠被用在辽东，最终默默无闻。郑芝龙在海上建功，逐渐升任副将。其他海盗不认为他是凭功劳得到官职，只知道他起家于亡命之徒，而今天富贵显赫如此，都想要以郑芝龙为榜样。错误地认为不做海盗就无法博取官职，那么都是‘招抚’这一个字作为诱饵罢了。请求制定法令，从今以后，只要遇到海盗发作，专门以剿灭为主。敢有说招抚的，杀头不赦。这样跟随海盗的人就没有再生的希望，或许会有所畏惧而自行停止。还不够，二十年以前的海盗，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起初也认为擒获首脑，就可以期待清平安宁，但政治并非如此。袁进、李忠之后有杨防，杨防之后又有郑芝龙，郑芝龙之后有李芝奇，李芝奇之后有钟斌，而钟斌之后又有刘香。驱逐未定，旋即又聚集，像焚烧的野火，忽红忽白。即使今天刘香被杀，就认为可以习以为常吗？我不敢保证一年无事。如果小海盗不剪除，那么大海盗就不会停止。当他们是小海盗时，剪除他们容易；当他们是大多盗时，消灭他们困难。请求严令三省沿海的副将、游击、守备、把总等官员，趁着现在海盗势力衰弱的时候，经常出海巡逻，有发现必擒，不要让余孽遗留。如果一年之内，守备、把总抓获海盗不以数十计算，副将、参将、游击抓获海盗不以过百计算，就以不称职罢免斥退。这样，或许小海盗不至于滋蔓成为大多盗，从而肃清海边，或许有希望？虽然如此，必须摧毁海盗的巢穴。海盗的巢穴在哪里？台湾就是。台湾在澎湖岛外，水路距离漳州、泉州大约两日夜。那里土地广阔肥沃，可以比作一个大县，中国版图所不记载。起初，穷苦百姓到那里，不过是谋求渔猎的利益罢了。后来看到内地兵威达不到，往往聚集成为盗贼。近来红夷在那里筑城，与奸民私下互相交易，夷人和海盗合为一伙，屹立成为大的聚落。如果这个地方不摧毁，那么海上的祸患终究没有停止的时候。摧毁的方法，不可以用干戈从事，只有严防出海接济的禁令，巡逻捕获者功劳如同擒获海盗的例子，就用他们的货物充作赏赐，夷人无利可图，海盗无处抢掠。倘若出来肆意侵犯，就用武力压制他们，必将放弃这个地方离开。海盗巢穴既已摧毁，然后海上的气氛可以安定。”

崇祯十三年，吏科都给事中王家彦上疏曾经观察海内地势，从江

译南方以北，沃野千里，没有沟渠灌溉，因而感叹福建沿海之地狭小如手巾，百姓耕地无处，况且沙石相互挤压，即使耕种也无收成。加上连年灾荒赋税紧迫，穷苦百姓因此像追逐猎物一样奔向大海，在唐市繁衍子孙，在台湾建立巢穴，在海上像鸱鸟一样嚣张跋扈，如先前周三、李魁奇、钟斌等人，是最为凶恶的。崇祯五年，大盗刘香又直接逼近五虎门，掠夺闽安镇，动摇全省的财政计划，从漳州的福浒到省城，不知道经过多少营寨和游兵，而中左所位于漳州、泉州两府之间，是全省的门户，历来是贼寇入侵的通道，扼守抵抗应当严格。现在幸好几年间稍得安宁，但流寇的余威尚未消灭，到处令人震惊，而且山中聚集的匪徒，也时常出没，像鲸鱼一样伺机而动，严密的防备不可不讲究。请就历来的祖制大略说来：建国初年有卫所军队，没有别的兵，有指挥、千百户，没有别的将领，无论守卫陆地都是卫所军，即使是烽火、小埕、南日、浯屿、铜山、五水寨的海军，无非也是卫所军，而统属于各卫的指挥，称为卫总。到了嘉靖四十二年，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上奏恢复旧制，每寨设置福哨、乌浆等号船四十多只，在五寨中分三哨屯驻在大洋，贼船必经之处，其余各寨附近重要的港湾则分哨以防备内侵，又在距离适中的海洋定为两寨会哨的地方，北到浙江的金盘，南到广东的柘林，联络呼应，战船相望。万历二十四年，巡抚金学曾委派分守张鼎思、都司邓钟亲自巡视辖区，又请求在一寨之中增设崳山、海坛、湄洲、浯铜、元钟、礵山、台山、澎湖等游兵，以一游兵辅助，交错迭出，即使是支洋穷澳也没有不搜索到的。自从太平日子久了，定额的军队和船只顿时失去了旧制，指挥、千百户等官员脚不迈出城市，会哨的方法于是消失了。至于因此选拔民兵、招募客兵、编练乡兵，又联合渔兵，业已与卫所军并列成为五种了。过去作为卫所军的一种，可以杀贼；现在作为五种兵，名册更加空虚，贼寇更加猖獗，谈论海防的人之所以长叹息的原因。按照旧额恢复它，依据分哨、会哨的方法核查它，登记民兵并简练他们，鼓励乡兵而不让官兵骚扰他们，再征召沿海四十二澳熟悉情况的渔兵，厚待他们的赏赐，侦察贼寇所在，照各边关的例子作为海上的耳目并立即制服他们，都是今天不需要再考虑就决定的。至于巡司与卫所同时建立，当时江夏侯周德兴考虑到环海疏漏节略，于是在中间空隙处设置四十五个寨，每寨城射手百名，以资巡逻警戒。嘉靖十四年，按察使陆偁开始裁减三分之一，而寨兵更加稀少了。凭借四十五个巡司四千五百名射手，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寨与游之间，悬军插羽，声势都很猛烈。现在寨已经长满茂草，巡司官没有专职，拖延年月，三两个弓兵勾摄其他事情作为生计，供养的意思已经不存在了。为今天的计策，不如用本寨原来的饷银，仍然招募土民来充实射手的数量，专门让教师练习弓矢之外，不许妄行勾摄，肆意侵吞渔利。突然遇到警报，贼少则率领这些射手应对，贼多则联合各寨，将所辖一方的水陆等兵共同堵击。巡抚按察使巡视时，则命令他们与卫所军兵严格进行武艺较量，作为巡司的劝惩。这样则官员没有虚设，士兵都有实用，没有地方没有杀贼的人了。戚继光平定倭寇时，鸡鸣就起床吃饭，歼灭倭寇无遗，所以至今倭寇还感到恐惧，他们的余威以侵犯中国不利为戒。现在贼寇而且生生不息，还可以保留“抚”这一个字作为海上的传灯吗？自从贼寇吃饱而表面上用安抚欺骗我们，我们将吃饱而暗地里用安抚酬答贼寇。于是旗鼓虽然设置，壁垒虽然严密，而贼寇的去来动静没有不先通报给将领的。士兵趁着贼寇到来就引到下风躲避，贼寇离去就尾随其后送行，抽出箭扣动轮子发出虚声，拦截袭击商船来充当捕击。海波还能有平静的时候吗？只有清楚地显示首恶，法律必定要歼灭以断绝中间人的观望，将领就不会利于贼寇。金钱粟米马羊的诱惑去除，然后防御阵亡坚守的意志才坚定。

译给事中傅元初上疏论解除海禁：臣私下观察到，中国的财富，无论是天产还是地生，全部用来供给西北边疆的军需，只出不进。况且如今军需极其紧迫，仅仅向田亩征收，向编户齐民加派赋税，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计策。然而，利害关系应当仔细剖析，时势应当灵活变通。有的事情封闭它反而酿成隐祸，开放它却足以杜绝奸邪萌芽的，就像福建的海禁，曾经奉有严明的禁令。但臣是福建人，经查考先臣何乔远曾有疏议，谨详细陈述其大概，认为并非不可采纳施行。臣请求逐一论述：万历年间，在漳州府海澄县的月港开放海外贸易，一年获得税收二万多两，用来充作福建的军饷。到了末年，海上长期安定，武备废弛，导致盗贼劫掠，加上红毛番时常前来争夺船只货物，官府上报朝廷，朝廷于是断绝了海外贸易的税收。然而俗话说：“海是福建人的田地。”海滨民众谋生的道路被断绝，加上饥荒接连发生，穷民往往出海跟随盗贼，啸聚亡命之徒。海禁一旦严厉，无处获取食物，就转而掠夺海滨，海滨男女束手就擒，子女银物被他们全部占有，危害尤其酷烈。近来虽然郑芝龙归顺朝廷后，屡立战功，保卫地方，海上颇为宁静。但考察往事，自从王直作乱直到今天，海上本来就不能一天没有盗贼，只是程度有轻重而已。海滨的百姓，唯利是图，奔赴死地像追逐猎物一样，往往前往岛外偏远之地，叫做台湾的地方，与红毛番做买卖。红毛番占据那里作为巢穴，从台湾两夜一天就可以到达漳州、泉州的内港，而吕宋、佛郎机的夷人看到我们禁海，也时常私自来到鸡笼、淡水之地，与奸民私相交易货物。那里一天就可以到达台湾，官府即使知道，也不能禁止，禁止了也不能断绝，只是让沿海将领和奸民坐享海外贸易的利益，有禁止海外贸易的名义，却没有完全禁止海外贸易的实效。这些都是臣家乡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即使当事者谈论海上事务，也不能详细地以生利除害的计策禀告皇上。臣知道却不说，道义上是不敢的。大概海外的夷人，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有暹罗、东埔等国，出产苏木、胡椒、犀角、象牙等货物，这些都是中国所需要的；而东洋则是吕宋，那里的夷人是佛郎机。那个国家有银山，夷人铸造银钱特别兴盛。中国人如果去大西洋贩卖，就用那些土产来抵偿；如果去吕宋贩卖，就只得到银钱。这两个夷族，都喜欢中国的绫罗杂布，他们的土地不养蚕，只借中国的丝，到了那里能织成精美的布匹，穿着它显得华丽美好，所以中国湖丝一百斤值银一百两，如果到了那里能卖双倍的价格，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等物也都是他们所喜欢的。佛郎机的夷人，我们的人如果有百工技艺、带着一技之长前往的，即使空手去也不愁没有饭吃，百姓争相前往。永乐年间先后招徕东西两洋入贡的夷人，恭敬谨慎，诚信顺从，与北方人的狡猾强悍不同。至于红毛番这一种，他们的夷名叫加留巴，与佛郎机争夺利益不相容，过去虽然经过抚臣的大举打击，起初并没有怨恨我们，一心想要通商，占据在台湾。自从明朝禁止断绝后，利益就全部归于奸民了。利益归于奸民，而让公家每年损失二万多两的军饷，这还可以说；利益归于奸民，而让沿海将领和不肖的官吏因此作为奇货可居，掩耳盗铃，利权在下，将来还有不可言说的祸患。臣私下认为，海外贸易税收不开放就有这些祸害，如果海外贸易税收一开放，除了军器、硫磺、火药等违禁物品不许贩卖外，听任福建人带着土产前往，其他如浙江、直隶的丝商，江南的陶工等前往的人，应当不可胜计，这样就可以恢复万历初年二万多两的军饷来供给士兵，有人说甚至可以达到五六万两，这样就可以节省原额的军饷解送兵部援助边疆，这是第一个好处。沿海贫民大多依靠这个作为生计，不至于因饥寒困穷而聚众为盗，这是第二个好处。沿海将领等官员不能借机谋取奸利，而接济勾引的祸患可以杜绝，这是第三个好处。如果这些话可以采纳，那么今天开放海外贸易的议论，发放海外贸易的引票，或者仍在海澄县的月港，或者开在同安县的中左所，出去有固定的引票，回来有固定的澳口，不许窜匿到其他泊口，即使让漳州、泉州两府的海防官监督稽查，而由该道进行考核，每年将军饷报告给抚臣，有超出二万多两的，造册报告兵部以便支用。臣家乡的武弁郑芝龙屡立奇功，既然接受了世袭的赏赐，仍责成他海上捕盗、查究奸细，使人船无恙，按年酌情加官进爵，他麾下的士卒向来听说是由郑芝龙散财供养的，所以所向有功，现在他麾下的军饷或许可以就此酌情发放，没有理由责令他长期出财力为公家办事，这是又一个好处。臣私下考察，宋朝末年，市舶司确实设置在泉州，记载在旧制中可以查考，当时郡守等臣有为海舶祈风的诗，这也是前事可以依据的。广东香山澳也见有税额，福建广东是一体的。这不是臣一个人的话，实在是福建全省的公论。恳请敕令福建抚按，查访海禁是否真的完全封闭，开放海外贸易是否真的无害有利，广泛询问漳州、泉州的士民，制定一定的规章，或许奸利可以杜绝，军饷可以充裕了。

浙省海寇

御史林栋隆上疏：只有国家的财赋，浙江、直隶占了一半，天下京城和边疆的转运

译国家仰赖东南地区的供给。然而如今的东南，已不是昔日的东南，北征战事紧迫，旱灾水灾频繁发生，士兵愁怨甚至脱下头巾（意指兵变或逃亡），百姓愤怒瞪眼（意指民怨沸腾）。然而外患若不兴起，则内部变故就容易调停；劫杀之事若不听闻，则荒政就不难料理。如今福建刘香老率领百艘战船、万众兵力，乘风突袭沿海一带，破坏焚毁极为严重。向来海盗不过是抢劫过往商船，如今却突然深入内地，昌国、石蒲两座城池，竟然遭受水陆夹攻，总哨官被杀，战船化为灰烬，海边不再有居民。所幸北风大作，贼寇抢劫后离去，而温州又遭受毒害，几乎束手无策地被荼毒，情形惨不忍言。臣的家乡宁波，本是两浙的门户，而苏州、松江与浙江，又只需一两天的路程即可相通。臣如今奉命防守，审视吴地这唇齿相依的邦国，隐忧同样深切，那么当今防御的关键，没有比剿灭夷贼更重要的了。宁波卫所的军队，除开从事运输的，全部充任守备。后来因为水兵出海，就撤去守备军以协助驾船。东征战事告急，又撤去协助驾船的军粮以援助辽东，从此军队没有供养，法令也不得再让他们服差役，任由他们去其他营伍，而沿海各所的军官私自买卖军籍名额。听说贼寇兵锋逼近边境，而城防却无人守卫。臣认为应当督促流散军队和海防官员，严查各军归队，守备军不时进行训练。有士兵在外抵御，有军队在内防守，这是切近可行的措施。浙江的金盘、松海、石蒲、昌国、舟山等地，船只进入的地方，不下数十处。贼寇在海上抵御较为省力，如果任由他们闯入，那么局势就无法支撑了。应当在要害的山地高处修筑炮台，放置巨炮，一旦有贼船靠近，瞄准冲击，从高处向下射击，从空中凌空发射，贼寇自然难以防范。或者就用协助驾船的军队，拨给原解往辽东的军饷，让他们防守，或许就可以没有登岸攻扰的忧虑了。严禁通番接济，平庸的人也能说，无奈奸徒制造船只聚集货物，大多漏网，而奸猾的胥吏又假装为主管。捕盗官员多以此牟利，接受他们的货物而放纵这些人，间或也有这种情况。至于沿海穷苦百姓，以海为生，定海关的税收原本有定额，近来连柴米鱼虾都详细征收，加征三成五成，视为常态，放纵狡猾者而损害商民。无论狡猾者肆无忌惮地出海，而小民的生计日益窘迫，无处控诉，相继跟随贼寇，这个道理很明白。那么禁止奸邪、体恤百姓，怎能不加以重视呢？过去王直、徐海等人，凭借海窟普陀山的丛林作为招揽，自从嘉靖年间平定海盗以来，已经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将佛像迁移到招宝山，当时认为这是得法的。近年佛宫禅室，香火云连，远近男女扶老携幼前来顶礼，积米如山，聚金若谷。所以近日大盗公然入寺烧香，僧众鸣钟迎接，安然不以为怪。而僧寺又各自立门户，竞相防范诉讼，官府认为愚夫愚妇，树立赤色旗帜招引寇兵，并资助盗贼粮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形势或许不能全部烧毁，那么定海的招宝山原有观音寺，祈求福报的人就在此进香，如同嘉靖年间的旧例，不许直接到达普陀山，只允许本寺山上数十名僧人焚香修行，一应净室全部驱遣。布施的钱粮应当作为守备费用，酌情供给寺僧，其余充作官饷，选择地势修建炮台，逢信风时严格城防。该地方参将留意稽查，这难道是迂腐之计吗？祖宗朝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如今未能做到。沙船从苏松出发经刘家河，或者由通州海门直达定海，茫茫白波无处盘查，有货物则客人或战或守而占据优势，我方就可以常操胜券了。

译唐顺之论海上防务事宜：建国之初，防备海疆的规划极为精密，但百年以来，海上战事长久平息，人心懈怠玩忽，因而导致防务废弛。建国之初，在海岛附近险要处，都设立了水寨，以占据险要地势伺察敌人。后来将士害怕渡海，水寨的名称虽然还在，但军队都已从海岛撤回。近来海盗占据作为巢穴的地方，都是建国之初水寨的旧址。假如我们一直占据这些地方，海盗怎么能把它作为巢穴呢？现在应当查清建国之初水寨的所在地，一一修复，并查清沿海卫所原本设置的出海哨船定额，由军户出三成、民户出七成，按照旧例征收费用来资助打造福船。建国之初沿海建设卫所，连接险要之地，如今军队缺额，有的卫所不满一千人，有的所不满一百人，应当查清缺额的原因并补足。那些因海上无事而被拨借给卫所的运粮、轮操等项事务，可以全部归还。原本卫所自行守卫，如果各所的兵力常足，那么其他军队也可以不用。建国之初沿海卫所都有屯田，如今荒废过半，但图册还在，应当按图照册全部查出并征收屯粮。以及金塘、玉环等山肥沃之地达数万顷，都是古来居民设立乡里之处，现在可以开垦为屯田，设立卫所戍守，一方面占据险要，一方面就地取粮。建国之初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设立三个市舶司，在浙江的专门负责日本朝贡贸易，有货物允许交易；在广东的则因为西洋番商聚集，允许交易并抽取关税。至于福建，既不朝贡，也不通商，而建国之初设立市舶的本意却模糊不可考了。市舶带来的利益，好比矿藏一样，封闭矿洞，驱赶矿工，这是上策；估计不能封闭，那么国家收回利权并自己掌控，这是中策；不封闭也不收归国有，利孔泄漏，资助奸人聚集党羽，这就没有防备了。如今海盗占据澎湖、南澳等岛，公然独占番舶贸易之利，而内地百姓与之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这就是利权旁落的缘故。应当查清建国之初设立市舶的本意，不要泄漏利孔，使奸人得以乘虚而入。

流贼

闯贼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乡里称他为闯塌子，因为欠下本乡艾同知应甲的债务，被逼迫落草为寇。他家有几口族人，在己巳年投奔了苗眉左挂。当时一起起事的，有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等人。他们在秦地发难，后来闯贼逃入西川，穷困时去了苗地。戊寅年他赤身逃回，奔往楚山。当时张献忠、曹操等九股势力都在房竹山中，闯贼请求依附张献忠、曹操，张献忠不许，并且想鞭打他。又在竹溪想要谋杀闯贼，闯贼于是逃走了。庚辰年，张献忠、曹操逃往四川，大军向西追击，闯贼又招集亡命之徒一百多人，偷偷渡河进入河南，计划夺取洛阳。张献忠、曹操攻破襄阳，不久也向河南与闯贼合股。辛巳年六月，闯贼与张献忠势不两立，曹操也与张献忠不和。于是张献忠仍逃往郧西，闯贼、曹操从东南而下。此后秦保的军队在襄阳一败，在火烧店再败，闯贼的声势才开始壮大。当时督臣丁启睿分兵剿灭张献忠，追到洵阳，张献忠大败，仅带一百多人折返东走，请求依附革左。革左忌惮他而不与他合流，张献忠害怕，于是诈死，潜藏深山以躲避剿杀。等到督臣星夜驰援河南，而贼势已经像燎原之火一样了。幸好汴城坚守，郾城一战，贼众伤亡过半，正想穷途逃窜，恰逢秦兵又在襄城战败，贼人得以获得他们的甲马火炮，乘势又攻破归德，包围汴梁。没想到我军在水波战败，汴城被水淹没，而蕲黄之寇被禁军打败，又回来与闯贼合流。当时做贼首的，有革里眼贺一龙、老回回马守应、争世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胡闯、蔺养成等贼，都愿意做闯贼的偏将。只有老回回各居一部，但一切军事也听令于闯贼。革里眼虽然畏惧闯贼，但感情上亲近曹操，闯贼非常忌恨他。闯贼所亲信的是河南宝丰举人牛金星，等他攻破襄阳、攻下荆州，闯贼命令老回回守夷陵州，以侵犯宝丰。革里眼贼逃往德安，以窥视黄麻。革里眼在黄陂因水受阻不能前行，只收得左镇残兵八百人而回。等他回来时，革里眼先见了曹操，闯贼更加恨他。癸未年三月初七日，设酒宴邀请曹操、革里眼，曹操怀疑而不来。革里眼酒后被闯贼防备。初八日五更，闯贼即统兵逼近曹操营地，曹操无备，也被闯贼所杀。其下的头目都分给各伪将。老回回被授予伪永辅营英武将军，给他四十八两金印。老回回嫌少不接受，于是从长宜渡江，截获四川商船客银十三万两，闯贼索要，只给了三万四千两，闯贼发怒。等到老回回在沣州，听说曹操、革里眼之变，闯贼屡次调他带兵回襄阳，老回回畏惧而不来。张献忠于是乘机夺取武昌、黄州，闯贼写信给张献忠，想让他依附自己，张献忠也用谦卑的言辞回答，请求彼此照应。当时楚豫遭受流贼毒害，城池多不能坚守，贼人渡过汉水，长驱直入荆州，见所在之处并无一兵，于是拨人守城，先守荆襄，再守承德，逐渐波及汝南。守城的士兵用河南人中的弱者充数，多不能对阵，而我军从未有一兵进一步以图恢复的。贼人在荆州设立伪官，不过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四等，党羽还少。到

译癸未年元旦，钦天监博士杨承裕，是山东招远人，向李自成投诚自荐，声称通晓天文地理，李自成非常信任他，又为他设立了六个政府，建立了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职，逼迫胁迫那些陷入军营的士绅，分别担任这些职务，所有的告示谕令、批阅签发都出自杨承裕之手，授予杨承裕伪礼政府侍郎的职位。在各府州县，又增设了府同知、刑州判、县佐等官职，都扣押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作为人质，才让他们接受职务，这才开始僭越称帝，更改伪年号。甲申年正月，攻打潼关，陕西总督孙传庭战败。二月初八日，太原城陷落，巡抚蔡懋德殉难。二十二日，宁武关陷落，总兵周遇吉战死。三月初一日，大同叛镇迎接投降，巡抚卫景瑗不屈而死，道台朱家仕与妻子投井而死。十一日到达宣府，监视太监杜勋、总兵王承印开门投降，巡抚朱之冯殉难。十二日到达昌平，监视太监申之秀率领众人开门投降，杜勋跟随他到达京城。十六日，守城的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人用绳子将杜勋吊进城内，在城楼上设宴款待。十八日，外城陷落。十九日，城门打开，贼军进入。

译兵部尚书王琼说：“盗贼刚兴起时容易消灭，势力已经蔓延滋长后就难以图谋，这是必然的道理。”正德年间，江西桃源、华林等地的刁民依仗险要地势成为盗贼，地方官员专门从事姑息招抚，于是酿成大患，杀死方面大员，抢劫郡县。朝廷命令都御史陈金治理，调遣广西狼兵，才得以扑灭。后来盗贼再次兴起，朝廷命令都御史俞谏会同巡抚都御史任汉处置，有的剿杀有的招抚，议论持两端，时间久了反而更加猖獗。最终远调保定达兵以及辽东边兵前往征讨，才得以平定。江西用兵前后连续五六年，劳民伤财无数，这是势力已经蔓延难以图谋的明显证据。后来徐九龄盗贼兴起，兵部议奏：“趁着他们的势力尚未猖獗，紧急督促捕杀，不到几个月就擒斩殆尽。”这是盗贼初起容易消灭的效果。然而想要所向之处消除祸患于未然，如果不平时授予他们权力，也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亲身经历百战，深知军事机宜不可牵制迟缓，所以律条明确记载：“如果遇到草寇发生，允许乘机调兵袭击捕杀，虽然不是统属关系，也允许互相防备呼应。以及申报军情，互相隐瞒不迅速上奏，因而失误军机，判处斩罪。”这都是谨慎开始的方法。自从徐九龄之后，兵部申明隐瞒的禁令，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江西的盗贼于是得以止息。等到宁王叛乱，不等待天兵降临，江西的军队自己就能平定，而祸患没有远延，难道不是申明律令禁令，兵权平时有所托付而能迅速取得成功像这样吗？

叶廷秀《弭盗议》：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始于细微而成于显著的。在过去，黄巢不过是一个盐贩，张角不过是一个妖僧罢了。当他们潜伏在草莽中尚未发作时，擒获他们是一个隶卒就能做到的，而这些人却厚结军民，上下蒙蔽，不难像蓄养猛虎、留着毒疮一样。等到他们号召羽翼，怒目相向难以到达，调军遣帅，耗费金钱，糜烂百姓，俨然成为中原的一个劲敌，最终难以剪灭，这是当初放纵者的过错。而已经不可追问了。当盗贼蜂起之日，议论保甲互结，如同惊蛇打草；议论征发富人当兵，如同拨本治标；即使议论编乡民当兵，骤然实行则如同儿戏画虎，哪里能得到缓急时的依靠呢？请说说治理盗贼的方法，那么不如用纵容盗贼的实情，而行招抚盗贼的名义。盗贼未获而士兵先骄横，士兵先贪婪而盗贼自投罗网，逗留恐惧怯懦，将领与士兵同心掳掠妄杀，士兵与盗贼同样为害，这都是招抚盗贼的说法误导的。先臣刘基说：“教天下人造反的，大概是招安的说法吧？”于是使天下的义士丧气，勇士裂眦，贪夫悍客攘臂效尤，说：“不幸落魄，还以亡命之徒邀利，防盗有什么畏惧而不长久的呢？”所以说：“教天下人造反的，是招安的说法。”宋臣欧阳修对他的君主说：“近日盗贼纵横，如果不早图谋，恐怕留下后悔。”于是上奏御盗四事，中选捕盗的官员与明赏罚的方法，确实是今日切务。只在于圣明，严饬抚镇，一意剿灭，悬赏在前，军法在后，不要以邻国为壑而暂时报告荡平，不要以观望为智而侥幸解散，务必期望渠魁尽剪，然后稍宽胁从，风声震迅，一方敛靖，就是四方的警戒，数世的创痛可以了。况且盗贼生发，必有其原因，那么考察官吏不可不严。州县守令如果贤能，而子弟视民催科不扰，并且属民读法，抑五申而三令，何至于青天白日忍见赤子弄兵潢池呢？然而渤海朝歌，古今难之，但考察官吏的官员动色告诫，遇到纵盗殃民者，不时白简，如包孝肃说：“一应盗贼，不以多少远近，须捕捉净尽，免成后害。”或少涉弛慢，并乞重行朝典，这也是防川于未溃，防火于未燃的急务。

崇祯二年，兵科给事中马思理疏略说：“川陕、曹、濮、灵、宿间，无处不报流贼。其劫杀屠掠之状，不减于外裔。今漫漫又经岁月矣。语云：‘星星不灭，将成燎原。’昔山东防窃狗偷，竟移秦祚，可为殷鉴。夫民穷为盗，兵逃亦为盗，尚未及满百耳。不及时剿除，遂蚁聚以千万计矣。夫盗至满万，岂易为敌哉？臣愚以为剿盗，在剿于初起。我皇上诚急敕兵部查盗起地方，酌量立限，或三月，或五月。能如限剿除者，即优不次之擢；其有再违经年者，定置之法。彼知死于法，毋宁死于贼，有不为皇上捕贼安民臣不信也。”崇祯十一年，少詹黄道周疏：“近日诸臣治流贼者，大意在抚。凡抚贼之法，须令斩捕自赎，得渠魁者与一裨将，得小酋者与一队主，使行间自效。或先其一股，使探诸股要领所在，因而肢解之，还收其众，统以元戎，使就屯牧，以实塞下。不宜泛泛以收为名，以留为实。倘复无防，令择散地，一入郧阳山中，终为腹心之疾。”

内祸

崇祯八年，给事中何楷谏内操疏：臣愚不识忌讳，指

译斥责辅臣，承蒙圣恩，仅予轻微贬谪，感激皇上的深厚私恩，道义上难以始终沉默。回想臣先前为父亲营建葬地时，颇读葬书，其中有云“木华于春，栗芽于室”，又说“铜山东頽，灵钟西应”，这是比喻骨肉之间气息相通、互相感应。臣心中并未完全认同，如今才深信不疑。当先帝时，魏忠贤专权，营建庆陵，只求草草完工，随即导致宝顶海墁渗漏闪裂。皇上赫然震怒，定罪诛杀内外经手诸臣，于是再次征用役夫，重新动工。听闻此事的人无不惊恐，都担心震动元宫。曾几何时，而今春竟有皇陵破毁之变，此感彼应，道理并非偶然。因此想到孔子葬母于防，遇雨复修，怆然出涕，难道不是认为体魄所藏、神灵所寓之处，贵在安静，不利动摇吗？历来灾异变怪，史书不绝记载，但未听说震惊频繁发生在陵寝。以皇上忧勤思治，仁孝动天，惠迪召祥，岂宜有此？昔日汉代辽东高园便殿火灾，董仲舒认为应在贵臣；孝宣帝杜陵园东阙火灾，刘向认为应在内臣。臣不能远探精祲，未敢牵强附会。唯独对于先后诸臣所共同指陈其不便，且似与今日之灾变大相关切的，莫过于内操一事。犹记天启四年，臣应贡入京，在廷试之日忽闻霹雳之声，旋绕不止，一时同辈惊仆欲绝。起初共同惊讶为不雨而雷，后来才知道是内操炮响。草野之人的忠爱之心，都私下认为至尊在上方，将钟鼓怡神，黈纩养耳，况且左有太庙，右有社稷，岂堪终岁连朝受此惊撼？只是因分居微贱，不敢直言。然而当时抗章自不乏人，如宪臣杨涟，儒臣蔡毅中，科臣刘懋等，并非不援引利害，有条有理。无奈忠贤广树爪牙，窥窃神器，意实有为而莫之听也。《易经》有言：“离为火，为甲胄，为戈兵。”《春秋传》曰：“兵犹火也，不戢将焚。”自内庭防兵之后，果然未防而王恭厂灾矣；未防而朝天宫又灾矣。兵能召火，此其明证。今日之事，意者亦天心仁爱九庙有灵，姑借此以示当改弦易辙之意乎？臣又闻古军礼之制也：出国则前刃，入国则后刃，谨慎之也。所以律文不许向太庙及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也是防微杜渐之道。臣翻阅会典，于内操事例从无开载。只听说万历十二年为圣母谒陵扈驾计，始选兵三千操演内庭。当时言者纷纷。至十三年三月内，神宗皇帝圣谕：“内操原有祖制，向缘扈从南北郊及皇陵恭祀，以严内外之分，但演教稍知进退而已。而言官不知，妄引非伦，亦是职分之责，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钦此。”天下咸颂神祖从谏如转圜，而为万世圣子神孙虑至深远也。神祖罢之，忠贤复之，沿习至今，将成永制。臣愿皇上斥忠贤之谬，以神祖为法，责成京营四卫精严操练，以壮皇灵，尽撤内操，用清禁地，则不赀之费可省，意外之虞可免，防之上也。如虑守卫单薄，即将内操饩赏选募勇士，以实四卫，亦其次也。万不获已，果谓内兵堪用，或出之于四卫，或属之于京营，一体训练，另队操演，驾出则从，毋使戈矛挺于萧墙，火炮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诗》云：“哙哙其正，哕哕其防，君子攸宁。”皇上诚过听臣言而赐采纳焉，于以安祖宗之灵，迓元穹之贶，消沴气而享万年，端必由此矣。

译给事中吴麟征请求罢免宦官监视的奏疏：臣在先前九月二十九日陪侍祭祀山陵返回后，恭读邸报，看到分派宦官兼理户部、兵部、工部三部事务以及监视宣府、大同、山西的命令，反复阅读不禁流泪，半夜兴起叹息。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边关尚未平定，流寇猖狂横行，君主忧虑臣子辛劳，臣却未能取得丝毫成效。皇上发出这道命令，难道是不得已吗？责成户部尚书（司农）他不回应，责成兵部尚书（司马）他不回应，责成工部尚书（司空）他不回应。国家隆重礼遇、严加防范以供养士人，是为了什么呢？作为臣子，厚着脸皮在位，没有为国士的报答，以至于让圣明君主焦心烦恼，不得已才发出这道命令，各位臣子的过错太严重了！难道只有三部和边镇各位臣子感到羞耻吗？所有执掌事务的人没有不感到羞耻的。宦官造成的祸患，前代史书记载得很详细了。过去逆臣魏忠贤的祸患，皇上已经亲眼目睹并依法诛杀了，近在眼前的事如此明显，怎能忘记大的警戒？臣私下揣测圣明的意图，哀怜民生日益困顿，怜悯四方多难，等待天明不昏昧却找不到方法，于是说暂且派他们去试试罢了；并且用来使在朝各位不恭敬尽职的臣子感到羞愧罢了；抑制宦官的新气象，振奋外臣的懒惰衰颓，开始可以挽救时事的万一罢了。然而辗转思考，各边区创伤严重，转运供给不足，一旦宦官奉命而出，奔走供应物资，恐怕没有增加费用的情况吗？六卿是皇上的左右手，边将（阃臣）是皇上的盾牌，以下的属吏都是皇上亲自选拔任用、分工治理的，宦官出来与他们比较权势、并列地位，退让则失去正名的道义，抗争则缺乏和谐相处的雅量，在体制之间，各自以王命相临，恐怕没有水火不容的情况吗？虽然如此，这些还是外在的、小的方面，不是臣最急迫的。臣最急迫的是祖宗立法的用心与皇上效法祖宗的意思。高皇帝即位第二年就确定了内侍各机构的职守，敕令内官不得干预外事，各机构不得与内官监文书往来，严厉设立刑罚，勒令为永久制度，并且谆谆告诫未然之事，防范将来，省察小忠小信。宦官都是臣子，高皇帝念及他们如此深切，而区别他们如此极致，难道因为他们的职务在宫禁之中，不必奉承迎合帝意吗？实在是恐怕内外界限不严，冰霜般的渐变日益显现，而且无法坚定各机构任职做事的心思。肃皇帝首先严格禁止百官与内侍勾结，只有镇守一事，群臣屡次进言未获批复，后来全部革除，而人心大为畅快。推度世祖（明神宗）的初意，未曾不认为内侍在左右服侍勤勉，其用意忠诚耿直，对于厚待任用必定不敢辜负，等到仔细审察后撤去，恐怕晚了，不如无所作为才是正确的。从太祖来说，有未然的防范；从世祖来说，有已然的警戒。皇上的心思，如同两位祖宗的心思。在未然与已然之间，难道没有猛然警惕、急于遵循旧典的人吗？况且国家官制，大小相互维系，内外相互监察，历代建制，推崇为无人能及。因此历代圣君相继继承，臣工尽力，或许有不及的感叹，而没有无法控制的忧虑。现在兵权食粮的重权，天下所依赖，仅这几件事，全让宦官节制。而且只听说宦官是监察的人，没听说监察宦官的人。即使侥幸得当，庶务必定兴起，臣所担忧的还有更大的。过去丑寅年间的人心，大可见了。作为臣子通达圣贤之道，一经束修砥砺，明主再三选择，进而任用他。如果不是大愚不肖，谁肯自甘菲薄？只有在上位鼓舞激励，以产生他们的廉耻之心。假使这道命令一旦实行，望风趋附，巧诈者借以逃避责任，卑劣者承奉以邀宠，交结的门路打开，而忠贞的道路堵塞，尤其不是皇上用来防范激励臣下的深远思虑。臣一介书生，谬承知遇，新进浅陋，言语非本职。但念自幼习读，今始拜献，如果畏罪不发，无以自容于皇上的高厚恩德。伏愿皇上斟酌列祖的训诫，采纳满朝的意见，立即停止最初的命令，安抚群情。臣虽伏斧锧，也心甘情愿了。

崇祯十七年，兵部主事金铉请求撤除宣府、云州监视的奏疏：自从逆贼攻破秦地以来，山西、河南、畿南风声鹤唳尚未萌发，而官民都已经奔逃溃散，即使有一两个仗义不屈的士人，也因为疏于防范，又被逆民所图谋。如抚臣徐标那样，又不足以成为国家的屏障。现在真定一带警报稍缓，而代州已遭贼锋逼近，大同贼兵哨探且至宣府。臣在初五日听到报告，方寸惊惶，私下认为天下大势从此失去了。大概逆贼想要侵犯京师，确实顾虑宣云号称雄镇，其中劲旅难以争锋，所以想要先夺取宣云，然后与畿南贼兵合股并力，以逼迫王畿，无所顾忌。设谋确实狡诈，为忧确实深重。正在彷徨，恰好有人从宣府来京，就问他，深幸其大有可恃。大概大同一旦听到贼报，代藩就散财发粟，鼓励兵民，加上抚臣卫景瑗也能协力固守，有屹然不动的志向。而宣府抚臣朱之冯素来秉持忠清之操，兼有远略，特别得到士民的和顺。全城士绅富户不下二百人，分有信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给资粮，也不取给民资，人人愿效死不去。这是自逆贼破秦之后，数月以来数十名城所未有的。贼万一来攻，必可以老其师，挫其锐。倘有勤王之师乘间而谋之，则贼可歼，而京师的干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御方略料理已定，忽有钦遣内臣至彼，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张，上下官民反致扰乱。又闻内臣带有随从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者难保其人人守法唯谨

译（朝廷）没有一丝一毫敢惊扰民间。况且对宦官的节制，又不知究竟能否严肃执行呢？如果因此人心一旦涣散，大局将不可预测。宣府、大同若不坚守，臣恐怕会有不忍心说出的后果。臣世代居住在京师，性命家产与皇上的宗庙社稷安危休戚与共，因此冒死陈述意见，并非敢借谏阻派遣宦官之名来沽名钓誉，也并非敢做出越职妄为的举动。恳切希望皇上收回成命，将宣府、大同两地的监视宦官立即罢免遣回，立刻敕令两镇的安抚大臣，嘉奖他们的忠义，责令他们负责经略防务，始终秉持安守贞固的诚意与百姓共同坚守，同时出奇兵设伏以挫败贼寇锋芒，再调遣一支精锐部队，声称合力援助以形成犄角之势，那么京师就可以依靠而无所恐惧了。尤其希望皇上因此两镇的例子推广到其他地区，倘若在有督兵重臣的地方，确实能精研战守之策，那么所派遣的监视宦官可以依次罢免，以统一事权，天下大事还有可为。

译给事中孙承泽上疏请求撤除城防监视太监。近日狡猾的贼寇从蒲州渡河，分头四处进犯，山西全省沦陷，西路消息断绝，已经十多天了。京城传闻贼寇攻破大同，驰抵宣府，城中士民惶恐不安。巡抚朱之冯正聚集众人登城死守，监视太监杜勋会同总兵王承印出城迎击贼寇。朱之冯无力制止，退守一隅。不久满城都是贼寇，朱之冯仍放一炮击贼，随即被贼俘获，贼人恨他而将他碎割。长安所传皆同。朱之冯年轻而有正直骨气，一向以忠孝自誓，他临难不苟且，见危授命，可以肯定他是这样的。而杜勋作为奉命监视的人，却成了开门迎贼的人，假如他手中不掌握重兵，总兵与他结为心腹，即使他有叛变之心，朱之冯自能逮捕并杀了他，然而不能这样做，这就说明监视太监不可依赖且危害极深。不仅仅杜勋一人令人担忧。恳请皇上毅然震怒，将杜勋弟侄名下在京的内官全部诛杀，以示警戒，并立刻加封朱之冯的官爵，录用他的后人，以此作为对效死者的鼓励。现今京营、捕营中的太监亟应撤回，将兵权归还给总兵、协理大臣，召集各位勋戚大臣在城头，分配防守区域。皇上亲自为将，居中调度。阁臣范景文、宪臣李邦华，老成历练，通晓军事，而范景文守卫通州、南都，尤其显明有效。希望皇上让他们每日侍奉左右，咨询他们的筹划，让京营将领在城外扎营，多设炮火，使贼寇不敢靠近城池。飞速催促督臣王永吉、镇臣唐通入京救援，商民见到皇上如此振作，自然人心安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财，重要地区可保无虞。关键尤其在于迅速撤除城上的太监，贼势已逼近，立刻决断施行。宗庙社稷有幸，百万生灵有幸。奏疏呈上后没有批复。过了两天，皇上传旨说宣府监视太监杜勋骂贼殉难，忠烈可嘉，追赠司礼太监，荫庇弟侄一人担任锦衣卫堂上官，仍在宣府立祠，由当地官府春秋祭祀。其他阵亡人员另行查明议处，通知相关部门知晓。

兵部上报关于用绳索吊放贼寇入城的奏疏，臣接到京营巡视御史王章的手札，里面说：“王、曹各位监视太监，昨夜将贼寇杜勋等人暗中用绳子系上城，不知何故，人心汹汹，变乱就在旦夕之间”等语。臣听闻后心碎发竖，贼势如此汹涌，危急！臣屡次到城下，想观察城上守御情形，总是被监视太监阻止压制，已经当面奏报。现在突然吊放贼寇首领上城，不知是否曾奏报知晓？恐怕有奸邪之人，人心汹汹，变乱非常，恳请立即赐命推究审问，以杜绝隐伏的奸邪，宗庙社稷有幸。

储备边疆人才

李康惠上疏说：边疆任用的人才与内地不同，边疆将领的选择与文臣不同，副将、参将以下又与大将不同。大抵文臣中用于边疆的，应当选取深沉有实际才能的为上等，机警敏锐能识别兵势的为次等，而那些小廉曲谨、避谤远嫌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些好名刻薄之徒不可任用，任用他们必定败坏边疆事务。大将只要求持重有谋，能节制偏裨将领而不专于勇猛。副将、参将、守备等只有地方责任的人，固然应当选拔勇敢的人，然而如果不廉洁，地方就会受害。游击、中军、千总之类，是军队的锋刃，必须以勇力为主，而不能过分责备。应当行文各边总制、巡抚会同巡按御史，将现任副将、参将以下官员公开评定，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别优劣，具奏升降。仍在属内体察访求，果然有才能堪任将领的人，指名保举推用。如果大将中有不称职的，在京由科道官，在外由巡按御史据实弹劾罢斥。然而边疆事务，征战固然在于将领，军务所寄托的实在在于文臣。近来臣僚的选拔，都重内轻外，而在外官中又重腹地而轻各边。在边疆有声望的人，不久大多改任内地，欣然认为是升迁，或者稍迟则人必定轻视怠慢他们了。古人说天下安危重在边疆，而臣又认为边疆安危重在文臣。曾亲身经历陕西，查得各边仓粮被官员串通奸徒虚报通关侵盗的，动辄以千万计。当时管理粮饷的兵备宪臣，多是考察才力不及的人，或者老弱不振的人调任，不仅不能禁止下属作弊，也有亲身为之的。岂止如此呢，甚至身为巡抚也效仿此弊。边疆防备怎能不大大败坏呢。

重视将权

韩尚书邦奇说：现在议论的人都说任用将领，考察他们的说法都是败坏将领之道的。古代任用将领，筑坛推毂，君命不受，所以将领得以施行其志向。现在难道没有将领，只是不任用罢了。所谓任用，不是给他官职，而是尽其所用。现在将领在军中，叱喝而像看待隶卒一样的有十余人，奴颜婢气，一人稍有疏忽就讥讽斥责到了极点。汉唐以来，边疆将领不止一人，上下几千年，考察记载，何曾派遣一使到军中查勘呢？这是明白而易见的。我祖宗朝也很少有这样的事。近来每次交锋，就派遣一使，而使者又不晓国体，军机事务在于罗织其罪，一定要除去他以自尊崇。哪里还有爱惜人才难得的念头？使得为将的人惴惴不安，手足无措，避罪尚且来不及，怎么能自我奋发昂扬呢？至于人才剥落，临时无措，就从监狱中拿出人来。譬如伤弓之鸟

译看见箭矢就会惊恐，难道还能在沙洲水边安心饮食吗？即使姜子牙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只能在渭水边继续垂钓罢了，如果强行任命他为将领，他也无可奈何。

译当今防御边疆的方法，比起前代来显得疏漏，不够专一。过去汉高祖在匈奴强盛之时，又面对冒顿这样的枭雄，因此防备得非常详尽。云中、上谷、北地、朔方、辽东、西北平这些地方的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命，并且长期任职，只要求他们不失守地方，小的胜败都不计较，赏罚也不施加，因此边防大臣能够竭尽智谋。现在一个总兵却不给予他赏罚的权力，用巡抚、巡按、守巡郎中来监督他，一旦有胜败，那么府通判、卫经历都能监督他。唐朝因为一个监军而导致军功无法成就，何况是多个监军呢？现在的巡抚非常没有意义，既没有调兵的权力，又没有临阵的责任，一切战伐进退都不干预，怎么能承受他的赏赐，承担他的罪责呢？现在应当仿照汉唐的制度来实行，各边防的巡抚都撤去，巡按不必参与边防事务，管粮官、防总兵官节制府州县官，都听从总兵节制，像巡抚那样的体制，小的胜败不必进行核查，只让地方无事罢了。国家的制度规定，敌人来就防备，敌人走就守境而不追击，所以用巡抚来监督，用巡按来考察，钱粮、刑名都不能参与。举荐和黜退的权力暗中转移给巡抚，只是防备边防将领的放肆罢了。在当今时代就应当变通，况且这些官员的设置始于近代，也不是太祖、成祖的法度。

外纪说：“古今得到驾驭边防将领的方法，没有比得上宋太祖的。那时一个巡检使，也不轻易设置，地位尊崇重要，没有人敢轻视他。他每次入朝，必定让他坐下，赐宴款待，非常宠信。军市的租税都给他，让他可以回易，免除所过之地的征税，其他的赏赐也是这样。事情不必从中复核，听从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军事。这几条，都是驾驭将领的关键。而宋太祖都做到了。其中最关键的是事情不必从中复核。唐末之所以失败，全在于每件事都禀承上级，由中使传达密令，然后才作战，所以功绩百无一成。宋末也是这样。明末由兵部复核边防事务，其掣肘更甚。大概书生不懂军事，却又强行坚持己见，争夺不必争夺的权力，所以边防事务到了不可为的地步。甚至让宰相去边防，中枢又想可否他的决定。孙高阳所以说：‘我待罪于政地，现在居于边防，应当把可否之事禀告上级，而中枢反而想安坐而可否我的决定。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武举

刘忠宣大夏疏：“武举的设置，是为了延揽英雄，广泛储备将帅，招徕有韬略的人士，收拾有才能的人才。大概因为古今治理天下的工具，只有文武两道。上天生出人才，以供世间使用，也只有文武两种技艺。凡是国家在文臣中求宰相，在武臣中求将领，也只有文武两科。我朝设立文举来求取士人，确实足以完备一代的典章制度。而其网罗的周密，从贵族到平民，不因遥远而遗漏，不因低贱而抛弃，所以得到人才以备任用。其使用武臣，甄别军功的大小，作为升迁的等级。在内或许升任督府的高位，在外或许承担边防的重任，或者担任方面长官的副手，或者位列行伍的师帅，世代享受簪缨，家庭富足饩廪，奖励武臣，振作士气，用意非常美好。但是求取只限于武弁这一途径，凡是授予兵权推举将领，如果不是出于贵宠子弟，就是自行伍中的粗材。近年虽然有保举将材的例子，但只是根据现有官职的人来推荐，其中往往徇名而不责实，挽强引重的人被视为勇敢，谈说纵横的人被称为谋略。等到委任以重兵，面临大敌，败事者多而成功者少。大概求将的意图虽然辛劳，而选将的路径太狭窄了。”宋臣范仲淹有言：“议论的人不知道取将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今天的困境，大概也坐此。况且上天赋予人才能，拙于文的或许优于武，不因遥远而吝啬，不因低贱而限制。如穰苴生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乐毅出于疏贱，黥布杂于舆台，卫青辱于人奴，霍去病辱于假子。如果当时没有了解他们的人为他们汲引，怎么能自己达到通显，建立功业于世间，而垂名于后世呢？”现在四海之大，生聚之繁，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于侧陋之间吗？武以用将为先，也如同文以求相为先。孙武说：“将领，是人的司命，国家安危的主宰。”司马说：“将领不能设立，无以应对卒变。”过去唐朝知道求将的重要性，视进士科而增置武举，于是得到郭子仪，最终成就再造之功。宋朝知道求将的重要性，视制科而详定武举，于是得到高志宁、令狐挺，最终能制服元昊的背叛，破智高的猖獗。大概异人杰士，感奋而兴，饮气挟行，以赴功名之会，这是前代故事，有足征也。”宋臣苏洵对仁宗说：“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吗？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这是名儒的格言，为足征也。现在正当武举再开之时，臣等见得法制未备，礼仪未隆，上不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杰登进之望。宋臣富弼请置武举，曾说：‘法度龌龊，未能致超群之士。’臣等切与之异世而同怀也。大概事既当重

译那么，相关的制度规范应当更加详尽完备，恩惠礼遇应当更加优厚。现在打算仿效唐宋的旧例，参酌会试、殿试两试的成例，稍作增减调整。每逢文科乡试的年份，也提前将武举事宜行文通知两京及各省，令其转达告知。如果有深究韬略、精通武艺的人，无论是隐居山林，还是培育于学校，或是服役于军队，或是在职官员，都允许他们各自前往当地官府报名，由官府以礼相送赴考。如果确实可以录取，就由官府以礼相送前往兵部，聚集数月，请求在次年四月开科考试。首先考核骑射，每人发射九支箭，中三支以上为合格。其次考核步射，也发射九支箭，中三支以上为合格。第三考核策论，策问两道，论一道，优秀者授予官职，以表示尊崇优待。那些不是全才的人则予以淘汰，留待下次考试。这一制度一旦确定，大概法度规范就能彰显宣布，足以完备常典；礼遇尊崇重视，足以激励人心。凡是天下智勇双全的人士，没有不仗剑奋起，各自汇集其技艺，期望效用于世的。这是驱使天下的英雄进入我们的掌控之中。陛下采纳众人的计策并加以任用，有什么愤慨不可平定？有什么侮辱不可抵御？即使鞭笞四海，伸展威德于万里之外，也将没有不顺应我意愿的？又何必拍着大腿叹息，想着从异代借才呢？

译朱鉴请求设立京师武学的奏疏：臣查阅典籍，周朝以射箭驾车作为选拔宾客的手段，已有通过武艺选拔人才的意思；汉朝以兵法招募士兵，于是有了通过武艺选拔人才的名称；唐朝设有军谋宏远、精通孙吴兵法的科目，所以初次举荐得到了裴端复，再次举荐得到了郭子仪，这是武举选拔人才的验证。汉朝设有博士官职，宋朝设有武学机构，所以程颢学问渊源深厚而被召任武学判官，陈莹中学术纯正而被提拔为博士，这是武学官职制度完备的表现。臣看到皇上即位以来，多次敕令五军都督府及各地都司卫所，有推举武职的条例，有比试军职的惯例，这正是周朝、汉朝、唐朝武举科目的体现。如今公侯伯已设立教官，训导他们的子孙；都指挥以下的官员，又设立训导进行教诲，这正是汉朝、唐朝、宋朝武学博士制度的体现。至于各都司卫所，无不设有学校，这实在是皇上深谋远虑、培养武职人才的宏大意图。然而，外地卫所虽然蒙恩设立学校，却未见考试其成效；京师虽然已经训导教诲，却未蒙恩设立武学。大概是因为学制设立不完备，所以教法条例不能确立；武举科目未开启，所以选拔人才的成效不显著。况且各类公文难以传递，训导不知隶属哪个部门管辖。恳请敕令有关部门商议，在京师也应当开设武学，颁发印信，确立学规典制，兴起武举科目，议定官职和编制名额，访求保荐学问渊源深厚的人来统领大纲，学术纯正的人来分管细节。自公侯伯、都督以下官员的应袭子弟以及敦厚敏捷英俊的年轻官员，趁他们年少，不妨碍操练备战，选送武学学习历代臣鉴等书籍，讲明武经、孙吴等兵法。每年进行一次小考，三年进行一次大考。这样，有弓马熟练、精通兵法、智谋宏远、文武双全的人，酌情加官赏赐，记录姓名听候任用；有一技之长可取的人，也给予记录姓名；再考两次、三次不中的人，罢退另行差遣。不是应袭子弟但自愿入学习举业的，听任其考试，照例出身。以及按照现在选拔年老不能记诵的官员，何不让他们都与年轻官员一起会同听讲用兵方略，以及武经等书籍，然后回斋房习读，这样讲解归一，劝勉考核有方，也没有时间过后学之患，而大小武职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了。仍命令各地都布按三司、卫所、府州县文武学校一体训导，着令提督学校佥事并监察御史等官依照考试。符合标准的，具名上报，奏闻以备取用。不合格的，也如此办理。这样，就建立武学，在尚未任用之初进行教育；设立武举，在即将任用之际进行考试。大概可见学制，以完备教法，以设立武举，从而公侯伯等官员的子孙，日后必定没有骄奢误事的过失，将来都能得到实才，供国家使用。

左御史杨光斗请求增加畿南武学的奏疏：私下认为顺天府设有武学，由专职官员督管，与文学同等，祖制确实有深意。即使蓟州、密云与永平、保定、河间等地，每年申报议定六七十名武生寄学，他们能否武艺高强，都不可知，而相沿已久。只有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四府则空虚无人。八郡之内，偏废如此，实在不可理解。难道是近边重视武备，腹地重视文治？不是皇上吝惜而不给予，就是士人轻视而不为罢了。如今时局不是不危急了。臣在学政任上，仿照会典及钦约申谕诸生习射，兼使其子弟习射。一时儒童彬彬有礼，家家有弓矢，人人有决拾。除文理平通者收入学校外，其余不胜收，也不忍心抛弃，且恐怕有最终不能通文的人。臣的初心，实欲将有用的文才转化为有用的武才，却反而抛弃有用的武才，转而追求无用的文才，实在可惜。在北四府则有武生之名而无其实，在南四府则有武生之实而吝惜其名，这是士绅不平而鸣，道府按比例请求的原因。最近据景州、枣强、武邑、衡水报告称，擒获抵御妖贼的多是生童，已发檄文分别奖赏外，激发人心，全在此举。何不比照顺天、永平、保定、河间事例，每逢考试，臣亲自测试的儒童，能中五箭以上准收试，七箭以上者准给武生衣巾，免除其徭役即附入儒学内学习，不必另设官，不必另添。能文的直接送县试武科年份，即从此中起送。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黜退。永平、河间、保定、蓟州、密云等地武生，容臣在巡行时严加甄别，务使文成为文，武成为武，大概名实各相符合，而彼此竞相劝行之。二三年间，安知没有岳飞奋起于诸生，郭子仪崛兴于武举呢！

军职贴黄

彭襄毅彭泽说：旧例京外卫所军职贴黄文册，每年造送，送部查考。又军职贤否，在外听抚按，在京亲军等卫听科道并本部主事等官，府属卫所从本府堂上官各访实填注考语，揭帖送部，以凭斟酌推用。夫锦衣卫官，近侍之职，尤须得人。近杨玉、钱宁辈招权纳贿，蠧政害人，大概因为册籍莫稽，优劣而去留不由廷议也。今不严稽精简，必复滋。乞命该卫将所属审取各

译父祖从军升袭的履历，开具贴黄文册，按惯例造册送交。仍令掌印官将各官的贤能与否，公正地查考注明，送交兵部，以备袭替推用时有据可查。唐枢说：武官贴黄这一环节不可不慎重，法度上设立正黄，又设立小黄，收藏在秘府，每三年清理一次就可以了。但查黄时若不防止归黄，导致续黄混乱，苟且草率便使原黄失去凭据，旧黄堆积如山，有的因调任改职而丢失祖黄，有的因虚应故事而行揭黄，有的依据堂稿选簿准替废对黄，有的乘奸行贿而盗取黄册，有的想敲诈欺骗而报无黄。大概君子的恩泽五代就断绝了，这是理所当然的。霍兀崖的清黄议法似乎繁琐涩滞，如果从简，必须平时会查确切，再设立副簿题写纲要，也收藏在秘府稽核。又以前设置五柜混放不便检阅，应当改为橱柜，增加黄册冗杂应当叠粘有法，这样一检就能找到。

译军官比试

梁端肃上疏查考得知：洪武二十七年规定，子弟未满二十岁者袭任职务，到二十岁时才进行比试；年满二十者立即参加比试，不中者袭职署事，只领半俸；两年后再比试，中者领全俸，仍不中者降充军役。这是我皇祖对于军职虽然实行世袭制度，实际上寓含考选典故，后来有功者可以升授，不才者可以淘汰，这是万世不易的法度。永乐初年规定：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讨获功升职者为新官，子孙十六岁出幼袭替，免予比试；三十一年以前者为旧官，子弟十五岁出幼袭替，都要比试；永乐元年以后获功出幼比试，与旧官相同。永乐六年规定：比试一次不中者发往开平再试，不中者发往交阯，三次比试不中者发往烟瘴之地，都充军役，另选子弟袭职。永乐十年恢复旧制，再次比试不中仍令领半俸，三次比试不中者发充军役。正统年间，比试违限，若是无力者，三年以上停俸二年半，二年以上停俸一年，一年以上停俸半年。○治六年规定：比试不中者全部按照永乐十年的例子施行。十二年规定：武职向来未曾比试者，子孙袭职都停俸三年。奉此。该兵部题奉钦依，准令新官比试，而臣等公同再议，别无异词，这也是培养将材的盛举。

军屯

叶春及上疏说：国家初年设置卫所四百九十一处，其中三百一十一处以军计，大约三百一十余万人。而当时登记在籍的人口六千五十四万，这就是二十人中有一人为兵。况且守城者占三，屯田者占七，二八一九四六中半之法，因地而异，不耕种者很少了。天下屯田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官民田八百四十九万余顷。以八十九万九千余顷田地分配给三百一十余万军人，每人得二十九亩；八百四十九万余顷田地由六千五十四万人聚集耕种，相比军人所耕种的田地，不过是其一半而已。这就是军人尽力于农田，而百姓反而不及。三百一十万余军人，每年吃粮三千七百二十二万余石。屯田二十亩，除去正粮，缴纳余粮六石。八十九万九千余顷田地总共可得余粮二千七百万石。这就是军人的粮食自己供给，边储的运输，军需的征收，供给百姓的没有多少。军人多为农民，所以虽然额定设置数百万人而不见其冗杂；粮食出自军人，所以虽然每年耗费数千万石而不见其匮乏。守城者在三次操练中较量技艺，屯田者在农闲时讲习武事，内外相互维系，彼此互相激发，兵器振奋，粮仓充实，所以虽然出兵数十万而不见其困难，而且有待于其他用途。到了今天，存活的军人八十四万余人，只是原来的四分之一；存活的粮食三百七十七万余石，只是原来的七分之一。兵与粮是相互增减的。兵冗杂则粮匮乏，军人既然少了，而粮食不见其有余；粮匮乏则兵冗杂，粮食既然少了，而军人愈见其不足。难道不是因为脱籍的人众多，在籍的人又坐吃吗？未开垦的田地众多，已开垦的田地又浪费于坐吃的人吗？三者相互依赖，缩减则都缩减吗？设置八十余万坐吃的人来蛀食三百余万仅存的粟米，所以今天的粮食确实病在其少。兵力虽然不及往昔，也只见其多。况且以七分之一的粮食来供养四分之一的人，必定不能供给，因此漕粮盐引都取自百姓。一旦有急事，坐吃的人环视而不能战，又驱赶民兵，抵挡无事。已经榨取膏血来供养军人的生存，有事又涂肝脑来代替军人的死亡，这就是法令之所以日益败坏而百姓之所以重重困苦的缘故。臣愚以为应当修明国家的制度，恢复兵粮的旧制：有田地就不患无兵，有兵就不患无粮，有兵粮就不患无用，还等待其他什么呢？大概人四方无择，而田地万古不移。有的被蒿莱侵占，有的被豪强夺取，可以往牒寻求。现在确实没有得到军人来耕种，明确疆界，给予器具，授予贫民，责成其缴纳六石的收入，而没有月粮的费用。这与军人所耕种的有何损害？合并一人的收入来招募一兵，百万之师可以指顾之间得到。屯田宪臣只督促子粒，不踏足田亩，这就是所谓舍其根而求其苗了。至于清军丁尽户绝者，固然应当结罢；易名变籍者，则应当究原。在伍籍行核补伍，等待报告，虽然万里之遥，也一二年可返。奈何独付之文墨间呢？况且官以清军为名，何所不问？隐占纵放之弊，老弱雇倩之奸，侵削逃亡之罪，实在空缺之数。行部所至，可不稽查吗？为何专彼而遗此呢？军伍既充实，然后守城者守城，屯田者屯田，岂患乎粮食不给？乃若有司抑配，必遣壮丁。既犯明刑，不宜肆赦。豪富之家，宁可没其产以广屯树。教练之法，必如会典，骑射、弓弩、枪刀之试，各有式程。官不操练，具问如律，庶乎环列卫所，皆投石超距之士。一旦遇敌，勇气自倍，亦何待驱不教之民，以蹈必死之地哉？

驿递

兵部尚书张本上疏说：“驿马的设置，本来是为了报告军机重务。现在在外凡有符验官司及镇守官，每以常事泛滥给驿，都应当禁止。请今年终

译各自详细列出每年供给驿站的人数以及所经办的事务、所派遣的人员，造册上奏朝廷，以便核查考校。”皇帝听从了。德州百姓上奏说：“本州地处交通要冲，每当运送物资的官船经过，按惯例需征调民夫，但督运官员大多不遵守法纪，威逼地方官吏，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面的船队还未离开，后面的船队又接踵而至。本地的民夫不够用，地方官吏无可奈何，有时便抓拿商贩旅客来补足人数。督运官员在半路强行索取钱财，没有钱财的甚至被剥去衣服释放，因受逼迫无法忍受而投水自杀的也有。船上的军士本是用来操船行船的，却得以袖手旁观坐着，所载的私货比官物还多，沿途贩卖，已成为常态。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加以禁止约束。”奏章下达兵部。兵部上奏请求：“从今以后，运送物资的船只、马快船，都命令掌船者每船预先设置木牌一块，用大字写明本船军夫的人数、姓名。有紧急运输需要增加人手的，逆流而上不超过七人，由有关部门发给印信帖子，用大字写明增加的人数，贴在木牌上，将木牌竖立在船头。经过地方官府时，如木牌上所写增加的人数，官府便提供相应民夫；顺流而下则不提供。如有违反，允许受害之人及地方官吏据实上奏。同时派遣宦官不时沿路搜查私载的货物，追究惩治其罪，或许能使他们知道警戒。”皇帝听从了。

译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三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兵部二

舆图考

《周礼》中，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用以掌握天下的地理形势，辨别各国都城与边邑、四方蛮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人口，以及他们的财物、九种谷物、六种牲畜的数量，务必周详地了解其利害所在。

掌管天下的地图却隶属于司马，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谨慎对待。战国时期的策士常说：“窥探周王室就可以查阅图籍，争夺天下。”汉代大将军王凤也说：“太史公的书中记载有地形险阻要塞，不应该让诸侯王知晓。”既然如此，古人的图志，虽然由司徒负责经营绘制，但随即收藏在司马的秘府中，不必示人，以此来消除奸邪、防范祸患。萧何进入秦都咸阳，唯独收取图书档案，自从汉代将其掌管权归于司空，逐渐泄露出去，当时如淮南王等诸侯王，都依据地图谋划叛变，由此可知古人的考虑是深远的。

大凡用兵取胜，以识别形势为优先。然而有天下的形势，有一方的形势，有战阵之间的形势。得到它就能成功，失去它就会失败。成败所带来的利害关系，是不可胜数的。现在的儒生，很少谈论军事。总之，钱粮谷物和甲兵武备，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怎么可以不研究呢？况且像唐代安禄山侵犯东京后，留恋不去，李泌、郭子仪都请求先夺取范阳，以摧毁他的巢穴，这真是懂得形势的人。肃宗急于收复失地，不听从他们的建议，河北之地因此失守，直到唐朝灭亡都未能恢复。黄巢横行进入广东，高骈请求分兵防守郴州、循州、梧州、昭州、桂州、永州等州的险要之地，自己率领军队从大庾岭渡岭攻击黄巢，这真是懂得形势的人。如果听从他的建议，黄巢不过是网中的兔子罢了，但执政者却毫不省察。黄巢果然再次出来作恶，于是导致滔天大祸。那么形势所关系的重要性，难道是很小的吗？

京城以北九十里是昌平州，昌平州东北九十里是黄花镇，从黄花镇经过白马、陈家、吊马等峪关口四十八处，而古北口又有十四处关口到达峨嵋寨；中间经过黄松峪、将军石共五处关口到达蓟州，东岸峪自关口以东经过宽峪等关口共十处到达遵化县的马兰峪，再经过沙皮、罗文、松青、龙井儿、潘家口、〇亭寨关口三十一处，而喜峰口又有七十处关口，而迁安县的青山口又有十二处关口，而冷口又有三处关口，而刘家口又有四处关口，而卢龙县的桃林口又有四处关口，而昌黎县的界岭、箭杆等六处关口，而抚宁县的义院口又有石门等五处关口，而董家口经过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处关口到达山海关。

明朝初年在古会州之地设置大宁都司作为外藩篱，又收回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黄花镇、潮河川一带作为内藩篱。永乐年间迁都北平，撤回大宁都司，将该地委托给诺延、福余、泰宁三卫，而以内部藩篱为边界。

大宁既然被放弃，那么开平、兴和就不容许不失守。宣德年间，移守独石，是形势使然。

兴和位于万全都司，野狐岭之外，是阴山的山脊，元朝的中都，土地适宜耕种和放牧，居民也很繁盛。宣德年间放弃防守龙门，西边的敌人越过野狐岭进入宣府，又因为开平距离独石、马营三四百里，宣德年间放弃防守独石，于是失去了桓州、兴州、兴安、宜兴、肥要等边地。开平四天的行程，就有玻璃谷等重要地点；兴和四天的行程，就有哈喇罕的险要。哈喇罕就是五云关，关内各山是阴山的山脊，山涧沟壑如同天然壕沟，能防守玻璃谷以保卫开平，戍守五云关以巩固兴和。大力振兴耕种和放牧，那么万全的势力就会加重，京师的防御更加强大。紫荆关在易州西南、保定边界，倒马关、龙泉关以及井陉旧关都在真定边界，这些是通往燕山前后东西的道路。偏头、宁武、雁门三关是通往南北的道路，是大同、太原所到达的地方。废弃东胜，那么大同、宁夏就不能相互支援；废弃大宁，那么辽东、宣府就不能相互支援。用榆林支援大同、宁夏，那么偏头关、花马池等处就会孤立虚弱；用诺延三卫代替大宁，那么喜峰口、古北口、黄花镇等处就会单薄。

九边最初设置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后来又设置宁夏、甘肃、蓟州，都由文武大臣镇守提督。又用山西镇巡控制固原，共为九镇。〇治年间在固原设置总制，嘉靖年间在三关设置专督，权力责任有所不同，而边防则是九镇。

定都金陵的，防守淮河以防御外敌，防守武昌、九江以遮蔽上游。防守淮河的形势，东面巩固淮安、泗州，从丹阳到扬州，再到淮安、泗州，这是整个淮河的右臂。西面巩固凤阳、寿州，从采石到和州，再到凤阳、寿州，这是整个淮河的左臂。东面没有淮安，即使得到泗州也不能发挥作用；西面没有凤阳，即使得到合肥也不能发挥作用。防守上游的形势，沅水、湘水等河流汇合洞庭湖的波涛注入长江，那么武昌就是都会，巩固湖广省所以能遮蔽九江。江西各河流与鄱阳湖的水流汇聚于湓口，那么九江就是都会，巩固九江所以能连接武昌而遮蔽金陵。如果用于天下，那么徐邳、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