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三十五

译掌管一布政使司的户口、钱粮、赋税、徭役及商税等事务，而司内分设民、度、金、仓四个科室，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的增设与否，视所管事务的繁简难易而定，兼管直隶府州的贡赋，辅助尚书治理国家政务。

译其职责是通过户籍簿册来核查赋税徭役，通过开垦荒地来安置贫困百姓，通过登记户籍来接纳流亡人口，通过零星寄籍来安置细微民众，通过驯化野性来驾驭边远羁縻之地的民众，通过图册账簿来抑制兼并土地的豪强，通过折算银两来调节米价，通过平抑米价来均摊田税，通过征收布帛来收取庸调，通过种植桑枣来考核农官，通过提供草料土地来供给马匹牧场，通过里老来管理乡社，通过律令诰书来严禁防范，通过免除差役来优待复员人员，通过储备珍奇异宝来供应朝廷，通过发行钞锭来节制恩赏，通过限制田产来裁抑异端，通过赐予田产来安抚投降之人，通过封闭来严密管理砂矿，通过征收金谷来累积赃罚，通过课程来防止杂物，通过关卡来管理市舶船材，通过引由来严格茶政，通过权衡度量来管理市场交易，通过时估来约束均输。对于献产、诡产、漏产、朋户、析户、逃户等行为有禁令，对于扰乱宗族类别、混淆良贱身份、游手好闲、游食寄生等行为有禁令，对于毁坏钞币、遏止钱币流通等行为有禁令，诸王大臣不得请求常课、乞求闲田，宝钞提举司以及局库仓所的官员都隶属于此。

周朝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典，安抚亿万民众。在当时所掌管的是教化，后世则专门管理财政赋税和户口事务。

自古以来的财政用度政策，没有比《周礼》更完备的；而善于论述《周礼》的，没有比《太平经国》一书更完备的。有志于当今世事的人，应当急切地研习它。如果说：先王与百姓共同谋求生计，后世则是百姓自己谋求生计；到了当今世道，百姓已经无法谋生了。我曾观察周朝的时代，先王与百姓共同谋求生计，并非只有一件事。井田制中九百亩土地，中间作为公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让他们互相供养、互相滋生，这样就足够了。为他们设立比、闾、族、党、州、乡的组织，设立邻、里、鄼、鄙、县、遂的编制，设立沟洫、川浍、畛涂、道路，以安顿他们的生活；设立祈祷祭祀、医药的政令，设立救济补助的方法，以保卫他们的生活。这样又足够了，但还是认为不够。认为王畿之内都是齐民，而没有特别富裕的人，维持生计的器具虽然粗略地供给，但祭祀防备等方面仍有不足，于是从常规数额之外取用，因此颁行了九职的任务。即使是臣妾闲民也不敢遗漏，而且一定要有办法厚待他们的生活。反复研读太宰的九职，没有不多次感叹的。先王的政令思虑周密，安养生利极其完备，如果不把百姓安置在侍奉长辈、养育后代都无遗憾的地步，就会郁郁不乐，好像对百姓有所亏欠。这就是百姓之所以乐于上级爱护自己而忘记辛劳的原因，于是共同缴纳赋税来供给上级，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军国之用，而先王仍然不敢安然享受。一斗粟一尺帛都有官吏掌管，钩考防计还担心使用不当。偶尔有水旱灾害导致收成不好，就焦急恐惧地想到民生不易，灾祸将至无日，捐免租税拿出粮食，想要减膳而不听音乐。如果上级不能控制百姓的产业而实行九职的任务，百姓才开始自己谋生。有父子兄弟夫妇的团聚，却没有衣食生养的资财，离开而去从事工技，分散而去从事商贾，不得已而去充当佣保，百姓谋生才开始劳苦。用水旱灾害逼迫他们，用军旅役使他们，用加征厚敛困苦他们，加上贪官猾吏，百姓才开始无法谋生。

又说：冢宰在年终制定国家用度，九赋九贡之后，又有九式来节制财用。大概君主心中的过错，没有比奢侈更大的了。心中产生财用，聚集在公家，而大臣不敢在其中节省，那么府库的充盈，财物的浩大，而君主的宫室器用服食赐予一切就开始没有节制了。所以曾经论述冢宰的属官，认为内外庭宿卫的士兵，是士人中低贱的；烹庖饔膳的事务，是事务中屈辱的；鱼腊酒浆醯醢的物品，是物品中微小的。次舍幄帟防服是末等用度，宦寺嫔御洒扫使令是冗杂役使，而在宴饮私玩狎昵的时候，容易迷惑取悦君主的耳目，而府库的财物，国家的耗费，也没有比这几项更大的了。如果太宰不能亲自统领这些人，心中不能约束这些用度，那么多寡丰杀去取用舍损益的项目，谁能检查呢？

又说：周礼理财，只是管理支出罢了，不是管理收入；只是管理国家的财用罢了，不是管理天下的财用。从前天下的百姓，百亩田地可以不饥饿，墙下的桑树，五只母鸡，两只母猪，可以穿丝帛吃肉，而又任用百工、商贾，责成嫔妇、臣妾，提供山泽薮牧的资源，所以土地没有剩余的利益，而百姓有剩余的财用。在这个时候，下级向上级输送的，常常容易办到，而上级从下级取用的，常常不觉得困难。对内是九功的正税，九职的正赋；对外是九土的常贡。时候到了，财物可以取用，那么太宰立法授予征收者，是司徒的属官；征收财物进入掌管者，是太府的职务；掌管财物颁发给应当使用的人，如此罢了。不是管理天下财用的收入。财用的来源是无穷的，财用的取用是很容易的，其储藏充足而有余，而其使用，则常常担心奸诈欺骗和粗疏草率。所以一时的财用不等待管理其收入，而常常尽心于管理其支出。

又说：“内府如果可以兼管玉府，而必须分为二府的原因，是因为切身一人的用度，固然不可以混淆一国的用度。司会如果可以通管司书，而必须设立为二司的原因，是因为掌管财用的防计，固然不可以混淆书契版图。职内如果可以兼管职岁，而必须设立为二职的原因，是因为出入的数目，固然不可以专门责成一人。”

译这是掌管钱财的职官。这仅仅是指那些互不干涉的情况罢了。至于那些相互参照、相互稽核的情况，则是内府在宫内，反而用来供给国家的大宗用度；外府在宫外，反而用来供给君王及后世子孙衣物方面的用度，内外互相稽核。职内、职入反而用每年收入的数目来稽核支出的数目；职岁、职出反而用每年支出的数目来印证收入的数目，出入互相稽核。互不干涉就可以专门负责各自的耳目，必须相互稽核就可以防止奸诈欺骗。正因为如此，所以财用的支出，在上位者无法肆意奢侈，在下位者无法容许私心。上位者不奢侈而下位者不徇私，那么财用就常常足以满足需求，征收赋税就常常不至于苛虐，百姓也就不会再有遭受其害的人了。那么周朝治理财政，不过是治理支出罢了，并不是治理收入。治理在上位者的支出，是不想苛虐地索取于在下位者罢了，本来并不是琐碎地为此而不怕麻烦啊。

译田土与户口

大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夏、商、周三代沿袭此制。秦朝将其分为三十六郡，汉朝分为十三部，每部辖地多寡不等。晋朝分为十五道，唐朝初为十道，随后又分为十五道。宋朝设四京，二十三路。元朝设十一行中书省，二十三道。明朝设两京，十四布政使司，后来放弃安南，实际为十三司。

天下的田土，根据《诸司职掌》记载，洪武年间官田与民田共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零。根据《会典》记载，正德年间官田与民田共计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八十一亩零。万历年间官田与民田共计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零。崇祯年间的田土，根据会计册开列的现额，为七百八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四顷零。

天下的户口，根据后湖册籍记载：洪武年间，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七百八十九，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三；正德十五年，户九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户九百九十七万二千二百，口六千二百五十三万一百九十五；万历年间，户一千六十三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到了天启、崇祯末年，荒灾战乱相继发生，市井萧条冷落，户籍簿册已无法查考了。

《周官》制定土地的法度，六乡以教化为主，其民众居于都城之内，所以其地称为郊，民众则称为民，因为他们靠近君主而有知识；六遂以耕种为主，其民众居于都城之外，所以其地称为野，民众则称为氓，因为他们远离君主而无知识。

明朝制度，凡是举行郊祀典礼，将天下的户口赋税簿册陈列在祭坛之下，祭祀完毕后收入内库，定为固定格式。每年汇总上报总数，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以此确定赋税徭役，核查隐瞒漏报，清理逃亡人口，法规条例非常详尽。

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丁口多的十人作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人。每年由里长一人服役，管理一里的事务。城中称为坊，近城称为厢，乡都称为里。每十年为一个周期，先后次序各自按照丁口多寡排列。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绘一图。鳏寡孤独不能服役的人，则附属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列在图后，名叫畸零。

赋税与徭役

考察古代定制，以天下的垦田确定天下的赋税，根据土地适宜情况，制定等级标准，夏季征收的称为税，秋季征收的称为粮。其数额记载于黄册，汇总于户部。其征收缴纳的期限则责成藩府、州县负责。至于丁口税，几乎不征收，只是每年编派里甲，每十年轮流差役一次，其余年份官府有所营建，随时召集雇佣，事情完毕即停止。

税则升降。洪武初年，规定田地起征税额，每亩官田五升二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每年的赋税总额，记载在《会典》中的未开列。根据万历八年太仓考所记载的备考资料。

派剩麦米折银共二十五万二百八十五两，丝绵税丝农桑绢折色一十三万一千八百二十一匹二丈二尺七寸一分，每匹折银七钱，共银九万二千二百七十四两八钱五分八厘九毫，七丝绵布苎布折银共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三两，府部等衙门禄俸米折银共二万五千九百八两二钱。

马草折银三十四万五千六百一十四两二钱四分零。

京五草场草折银六万一百八十两三钱六分八厘。

户口盐钞银共四万六千八百九十七两八分八厘六毫。

蓟州、永昌、密云、辽东五镇民运改解银，共五十二万三千八百二两五钱三分。

各盐运司并各提举司余盐盐课税银共一百万一千六百六十四两。

黄白蜡折银共六万八千三百二十四两八钱，霸大等马房子粒银共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九两五钱七分。

备边地亩银三万三千四百九十一两五钱八分，京卫屯牧地增银共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一两三钱五分零。

崇文门宣课分司约解商税正余银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二两一钱六分，铜钱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七千七百十六文，猪牙税银二千四百二十九两。张家湾宣课司约解商税正余银二千四百七十九两二钱，铜钱二百八十八万七千七百六十二文。

河西务钞关约解商税正余银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三两六钱八分。

临清钞关约解商税正余银四万四千七百七两二钱一分零。

浒墅钞关约解商税正余银一万七千三百七十六两五钱六分零。

九江钞关约解商税正余银一万九百九十两三钱二分零。

淮安钞关约解商税正余银一万一千四百一十四两六钱三分零。

扬州钞关约解商税

译税正及余银共九千六百七十八两九钱七分零。

北新钞关大约解送商税正银及余银三万六千八百三十九两四钱三厘。

译泰山的香火税银二万两，

贪污罚款银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七两五钱。

富户银大约解送三千一十八两三钱六分三厘，共计银二百八十四万五千四百八十三两四钱零，铜钱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五千四百零。

太仓银库有旧库、新库。我在崇祯十四年巡视查阅账册。旧库军饷的数额：浙江省定额银二十一万五千八十二两五钱九分七厘零，江西省定额银一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四两六分三厘零，福建省定额银一十二万五千九百二十九两三钱四分六厘零，湖广省定额银一十八万九千一百一十二两六钱二分零，河南省定额银五十八万九千二百八十九两九钱三分六厘零，山东省定额银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三十六两四钱六分零，山西省定额银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五钱三分二厘零，陕西省定额银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九两四钱六分六厘零，四川省定额银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一两七钱三分九厘零，广东省定额银一十万九千一百四十七两五钱八分八厘零，广西省定额银二万八千六百八十六两八钱三分九厘零，云南省定额银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两六钱一分四厘零，贵州省定额银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五两七钱四分九厘，南直隶定额银六十一万三百二十八两九钱二分五厘，北直隶定额银十六万二千一百七十二两一钱六分三厘，又零项定额银十万四千九百九十三两九分五厘零，各卫所定额银三十万九千八百八十五两一钱一分六厘零，盐税定额银一百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五两六钱八分七厘，关税定额银三十一万三千二百四十六两六钱一分三厘。这是旧饷的定额总数，总计不过四百九十六万八千五十六两一钱五分四厘。由天下商民共同承办，还看不出他们非常困苦。等到加征辽饷，于是就有九百一十三万四千八百八十余两之多；再加征练饷，于是又有七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余两之多。比起原来的旧饷定额，不止三四倍了。而所谓的剿饷不算在内，军队前方的私自摊派也不算在内。还是这些百姓，还是这些田地。赋税增加而田地日益荒芜，征收急迫而百姓日益减少。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呢？当时主管财政的人，难道还能让百姓吃饱饭吗！杨嗣昌在兵部商议加征剿饷一百八十万两，想要训练军队十二万人，作为剿灭贼寇之用。赋税既然增加了，陕西、河南、江西、湖北等地报称有兵八万人，然而仍然是旧籍中的士兵。又商议加征练饷七百多万两，打算从宣府、蓟州的边防军中抽调士兵进行训练，集结成精锐部队。营制混乱，士兵在此出彼入，仍然是旧籍中的士兵。剿灭不成剿灭，训练不成训练，而天下的困穷已经非常严重了。提出这些说法的，是沈迅、张若麒等人，他们误导了杨嗣昌，杨嗣昌于是误导了天下。《易经》说：“小人不可任用，必定会祸乱国家。”确实是这样啊！

经费

明朝初年边防制度只设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接着加上宁夏、甘肃、蓟州成为七镇，又接着加上固原、山西成为九镇。那些防守的士兵和马匹，各镇原本自有主兵，一镇的兵力足以防守一镇的疆域。那些所需的草料粮食，各镇原本自有屯田，一军的田地足以供给一军的用度。后来主兵不足，增加募兵；募兵不足，增加客兵。调集的军队多于以往，而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屯粮不足，加上民粮；民粮不足，加上盐粮；盐粮不足，加上京运。供给的军饷超过常额，而浪费的费用更加严重。大司农潘潢说：边防军饷取自民屯，马料取自采牧。过去不曾声称匮乏，现在动不动就声称不足。屡次请求内帑，掏空中心来奉养四肢，这不是完善的防御。应当严格核查民运的完纳与拖欠、屯种的虚实。此后边防每年用度，先尽用民屯两粮，开中盐引及各税科等项，通融计算，取多补少，如果有非常规的减免，才允许奏请发放帑银。这样边防大臣奏请讨要的烦扰，就不是所担忧的了。

万历年间，总宪王德完论述经费说：“军国事务中，称得上重大的只有边防军饷；而军国需求中，称得上浩繁的也只有边防军饷。如今边防军饷极度匮乏。在镇守大臣按定额呼求，还有额外呼求；在财政大臣按时应给，还有不时应给。呼求的人极其急切，应给的人极其艰难；呼求的人越频繁，应给的人越窘迫。为什么内外相违如此？难道祖宗朝本来就是这样吗？”臣考察开国之初以及嘉靖末年，其经制的繁简，有天渊之别。本朝自洪武、永乐以来，原本没有年例；年例从正统年间开始。蓟州、保定、密云、昌平，原本不称为边防，称为边防从嘉靖年间开始。臣请求详细分析来说：宣府岁额不过五万两，如今主客饷银不下二十九万两有奇；大同原额也只五万两，如今不下四十五万两有奇；山西原额不过二万两，如今不下二十六万六千两有奇；辽东起初不过一万两，嘉靖时增至二十万三千两，如今不下六十万两有奇；蓟镇起初不过一万五千两，嘉靖时增至七十三万两，如今不下一百二十四万两有奇；延绥起初

译不过十万两，如今却不下三十六万有余。其中在甘固等镇，有的增加八九万、四五万，这还算是少的。总计万历年间各边镇的年例，大约只有四十三万；到了嘉靖年间则达到二百七十余万，已经是七倍；到了今天则达到三百八十余万，将近十倍。耗尽九州的钱财力量都供应不足，搜刮百年的积蓄也难以维持。面对今天，追想过去，怎能不让人心惊胆战？然而臣私下思考，我们祖宗朝代的土地赋税，并没有比现在增加，却是事务不繁杂而自然充足；如今甲兵战马，远远不如从前，却是每年的例支不断增加而难以支撑。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祖宗朝代寓兵于屯，既耕种又防守，有准备而无祸患，这是赵充国金城之策的遗风。自从屯田之法废弛，土地界限模糊难以查清，屯田士兵凋零困苦，人们都逃亡，土地变成荒地，戎马和财赋于是分道扬镳。祖宗朝代在边境输盐，在仓库纳粮，有转运之利而没有转运之劳，这是晁错充实边塞的遗意。折银的说法出现，金钱全都出自太仓，空腹之人全都仰赖内帑，民脂民膏更加枯竭，草料粮食愈发难以筹集，米贵如珠，草贵如桂，令人扼腕叹息。几十年来，谋臣将士，忧心如焚，想着恢复屯田和盐法旧制的，非常恳切。然而荒芜之地，竟然没有开荒的报告，大多是空谈逐末之辈，大多害怕谈论耕耘开垦，最终成为画饼充饥。生财有道，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途径？

译崇祯二年，仓场侍郎南居益核查并上奏京城支出的数额。在京各衙门，如宗人府、五府、六部、翰林院、詹事府、都通大、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尚宝司、六科、十三道、国子监、中书、行人、鸿胪寺、钦天监、上林苑监、顺天府、宛大二县，自公侯、驸马、伯及锦衣卫、旗手卫等卫指挥、经历及各衙门监吏，各人的俸银虽然因升迁名数时常增减，但较之数年之中视为常例。每年支出银十四五万余两。只有太医院旧制，院使一员，院判二员，吏目十员，御医十员，惠民药局生、药库大使、副使各二员，连同医士共止一百一十员名。沿至万历年间，官医已增至三百二十三员名。等到天启年间，增添日多，及至崇祯元年，官医共计五百三十三员名。但查每年现支俸银三千三十一两零，比万历四十六年岁支已多银一千三百六十余两。文思院旧制，大使一员，副使二员。洪熙元年添注大使、副使六员，后仍裁革，其匠役名数俱不甚繁杂。沿至万历年间，官匠已增至七百六十三员名。迨至天启年间，增添日多，及崇祯元年，官匠共计三千一百九十八员名。今但查每年现支俸银三万四千三百二十一两零，比万历四十六年每岁支已多银二万七千四百九十余两。若较祖制，各不啻数倍相悬，究何关于有无之数哉？其余京军布花、太常寺小麦、光禄寺果品、丙字库绵花绒、钦天监历日版片、惜薪司抬炭、甲夫司苑召买豆草、丙字库召买黑菉豆谷草价、又煮豆薥稭价、供用库召买正旦、元宵、端阳、中秋三单年例香蜡价、光禄寺钱钞、礼工二部边赏折绢、兵部咨纸筏夫、广库题染颜色商价、神乐观乐舞生布绢小麦黄豆芝麻折银、光禄寺厨役冬布折银、器皿厂小麦、惜薪司炭饼糯米价、内官监召买稻草价、外供用库召买黄菉豆谷草价、太常寺祭祀猪价、陵寝坟园公侯驸马造坟及防试合用米麦折价、银作厂造册金价承运库、御用监、供用库、丁字库，凡遇吉凶典礼题买金珠香蜡铜锡价，各卫军伴优恤，各仓故官，锦衣卫宣官马匹草料折银，又将军马匹草料，又禁兵春秋二操口粮，又卫营家丁盐菜马匹料草，锦衣卫禁兵廪粮，旗手、通州等卫马匹粮草折银，定庆陵做工盐银，京粮防祭祀各仓筹架造斛修理闸河各衙门工食公费，三王府盐菜银，崔黄口三大营勇士四卫营粮草折银，京营飞石教师口粮，山东、河南班军口粮犒赏，巡捕营官军并马匹料草各官心红番役工食等银，训练营并通州三标营盐菜草料总督房价，训练三大营盐菜草料行粮银，各卫所新兵月粮，训练总兵家丁盐菜料草，三大等营防送梓宫口粮草料银，各卫所月粮折色等项银增减不一，每岁约支银四十五六万，迄今有见在停止者，有无容轻议者，及典礼修举不时营办数多擅难预定，而米折筹架数项分隶漕折合行另算外，惟是三大营马匹草料银，万历年间岁支银八万七千余两，至天启三年遂增至一十八万四千余两，迄天启七年虽经少减，尚计一十六万四千五百余两，查旧例每马一匹月支草料银五钱六分，后议每马月支银八钱六分，及选锋题增全马，振武营添马六百匹，遂比旧例岁增银八万余两矣，又查奏边镇年例数目。

按永乐、正统之间，各边镇不过有攒运粮料之例，其京运旧额，在蓟镇止五万两，永镇止二万八千六百七十二两八钱九分，密云镇止一万五千两，昌平、易州、井陉并无京运，辽镇止一万两，宣府五万两，大同五万两，山西二万两，延绥十万两，宁夏四万两，甘肃六万两，固原四万八千八百七十一两二分，又犒赏银五百八十八两八钱二分二厘五毫，迨世宗朝始议，宣、大、山西每年发主客兵银二十五万五千余两，蓟州主客兵银五万六千余两，永平四万八千余两，密云三万三千余两，昌平一万两，延绥新旧主客兵银二十九万七千余两，宁夏主客兵银四万五千两，甘肃主客兵银二万二千余两，固原主客兵银五万两，隆庆中又增昌平防秋银一万六千余两，嗣后又议四川抚按及茶马各衙门赃罚税科等项改解延、宁、甘、固及宣、大、辽东、山西三关等

译起初，按照当年应发的年例标准，虽然沿袭变革导致数额多寡不一，但尚未达到十分悬殊的程度。后来因为重新核定经制，蓟镇原额银仅为五万两，后来增加到三十八万九千四百九十三两，赏赐军队、安抚少数民族的费用不包括在内，如今实际支出又增加到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九十二两零；密云镇原额银一万五千两，后来增加到二十九万四千三十七两，如今实际支出幸好减少到二十六万五千三百九十一两零；永平镇原额银二万八千六百余两，后来增加到二十四万六千八十五两，如今实际支出又增加到二十八万九千八百六十六两零；昌平镇原本没有旧额，后来增设京运银一十七万三千九百九十二两，如今实际支出幸好减少到一十四万二百三十二两零；辽东镇原额银一万两，随后本折岁用银四十一万七千七百余两，后来又增加到五十二万两，自万历四十六年发生战乱，开始设立新库，其银两属于帮支，奉本部题奏并获皇帝批准，每年正项帮支新库银二十万两；易州镇起初仅河南、山东扣送太仓粮价抵作客兵年例银二万八百余两，后来增加到五万九千两，如今实际支出又增加到一十七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两；宣府镇原额银五万两，后来增加到三十三万三千二百二十余两，如今实际支出幸好减少到二十九万九千一百五十余两；大同镇原额银五万两，后来增加到四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如今实际支出又增加到四十五万六千三十余两；山西镇原额银二万两，后来增加到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余两，如今实际支出幸好减少到二十万六千三百两；延绥镇原额银十万两，后来增加到三十六万七千二百六十余两，如今实际支出又增加到四十三万三千七百余两；宁夏镇原额银四万两，后来增加到五万二百五十两，如今实际支出又增加到一十三万三千七百九十余两；甘肃镇原额银六万两，后来减少到五万一千四百九十余两，如今实际支出又增加到一十九万七千五百余两；固原镇原额银四万八千八百七十余两，后来增加到六万一百三十二两，如今实际支出又增加到一十四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两零。另外，万历四十二年下马关召兵买马，设立左右正兵四营，每年支出银四万二千三百七十余两。以上除了辽东一镇如今增加的数额未开列，仅根据太仓考核经制，与原额相比，其中除去甘肃一镇稍有减少，其余十三镇便增加银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七百七十余两。现在再将实际支出与经制相比，其中密云、昌平、宣府、山西四镇稍有减少，其余九镇又增加银五十五万四千四十余两。难道是屯田、盐政长久停滞而不执行，所以主客军的军饷全部改为年例了吗？还是防备抵御日益烦扰，招募士兵日益增加，不这样不足以作为四方边疆的守卫呢？在各边镇按人口供给粮食，必定自有其说法，但朝廷财政出入只有这个数目，收入有多少，支出却无数，又怎能奇怪年例拖欠无法偿还呢？合营马匹的草料、医官、文书两院的月俸共增加银六十六万余两了。

译内供

万历年间，奏疏称全国税收收入为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其中进入内府的有六百余万两。其中作为金花籽粒银的不过一百二三十万两，而丝绵、绢匹、醋、茶、颜料等项将近五百万两。近来饷臣请求将部分实物折银征收一年，陛下没有答应，难道是认为内供不可缺少吗？然而朝中士人没有为陛下说明其中原因的，陛下怎能知道呢？我私下为此感到痛心。如今陛下有贪财的名声，而矿税罢免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在宫外横征暴敛，不过是压制内廷宦官，让他们以孝顺的名义，每天耗尽自己的资财。如果不能顺从宦官，就施加严刑，或者有人死亡，就抄没其积蓄。然而内库的充盈，已是自古未有。宦官自从受刑入宫，哪里有私财？除了东厂之外，不得过问外事，怎能像天降粟米、地生黄金那样供给皇上的索取呢？不过是苛刻削减内供，甚至暗中盗卖，放纵自己奉养的享乐，满足子弟的产业，用剩余的钱来应付皇上罢了。喜好利益的人，从外面获取，向别人索取，没听说过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任由他人肆意盗窃，又反过来向自己索取的，这只会聚集众怒，失去美名，多么错误啊？陛下天纵睿圣，只是没有思考罢了，而群臣又没有人进言，只是日夜请求动用内库，皇上说：“内库的钱财不是取自百姓，百姓的脂膏不是因内库而枯竭；不是取自官府，官府的库藏不是因内库而空虚。”掌管财政的人为什么不图谋解决呢？所以屡次请求都屡次不答应。现在如果为陛下说明获取钱财的途径，那么一经核查，奸弊就无处容身，足以供应所需，酌情折银征收，就可以应对眼前的急需；清除弊端的源头，不让冒领破费，就可以每年节省数百万两，即使明确进入内库，以备不时之需，也未尝不可，何必迂回其事而坐受其弊呢？这是清除源头的大事。

天下的财赋，进入户部太仓的，可以稽查；进入内库的，无法稽查。皇城砖城北的甲、乙、丙、丁、戊五库，以及天财承运等库，用来收纳赃罚银、香料等项。砖城内文华殿南，是内承运库，用来收纳银绢，除年度用度外，其余都进入内女官库。云南各处的矿银、各闸办的银两，直接进入女官库。附记：金花银。

鹿定兴善继担任户部主事时，辽东军饷短缺，请求动用内库的奏疏都没有回复。恰逢广东解送的金花银到达，善继对户部尚书李汝华说：“每年广东解送的金花银两，恭敬地进献大内，这是近来的惯例。近来督部有扣留的议论，此时如果仍然进献大内，那么部里的议论终究成为空谈。想要直接解送太仓，那么获得批准难如拔山，不如题请扣留更为便利。”考察典章制度，建国初年金花银折粮都解送南京，供给武臣俸禄，各边若有紧急情况，也从其中取足。正统元年才开始改解内府，每年以百万两为定额。嘉靖三十二年题请批准，三宫子粒及各处京运钱粮，不论金花折钱等项应解内府的，一并催解，贮库备足各边应用，不许别项挪用。既然说“紧急情况取足”，这是内府与外府共同使用；说“备各边不许挪用”，这是备外府专用，而内府不得旁分。如今边关烽火告急，军粮缺乏，即使把金花银全部，一旦归还太仓，也是遵循祖制，并非夺取大内的所有来增益外府。只是皇上批阅后搁置在高阁，而宦官在其中迷惑，紧急难得批准，一方面题知，一方面札令纳银库转发辽东，权力由外掌握，不至于到达。如果内库金子的封缄不可过问，天下事就有转机，留与不留取决于进与不进。此时间不容发，万一皇上震怒难测，我请求以身承担罪责，不然，外朝正议论扣留，而内廷却议论进献，无论清议不允许，即使皇上看待我们这些人如何呢？户部尚书如同意公议上奏，请求皇上震怒夺去善继一年俸禄，勒令补还。户部尚书不敢违背，善继极力坚持不可。谢恩那天，宦官关闭门扇不让善继出去，勒令询问太仓情况。管理太仓的主事刘荣嗣报告说：“已经发放三天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放。宦官传达严旨催促补还，善继说：“有银子何用借？无银子又何必补？”宦官惊愕不敢回答。善继说：“只管拿着善继的话回奏，生死听命，不敢更改一字。”宦官叹息而去。不久，堂官被夺去两个月俸禄，善继降一级调任外官。满朝交章请求留任，没有回复。拟降山东运判，也没有回复。善继于是称病离职。

赋役全书

崇祯元年七月，户部纂修《赋役全书》，尚书毕自严上条议说：“查得《赋役全书》，始于实行条鞭法，距今已经四十五年了。查赋役初定，钱粮数目自有定则，只是地方因事加添，司道每年增定，吏书受贿，任意挪移，有一个州县这里多那里少的，其弊端为混派。州县奉行而不敢过问，司道偶尔增加不过千百中十一，而有司不肖者，一听奸胥暗中洒派，如每两因加一分而即加二分的，其弊端为花派。小民遵行而不觉得奇怪，这两者是内外通弊，牢不可破。想要清除其弊端，全在抚按先为裁定，现在应当紧急申饬，其说法有八：一、钱粮的规则应当明确。”

译各省的钱粮，依据土地征收粮食，依据粮食征收税银，其间有上、中、下不同的等级，而税则次序也各不相同。例如某地属于某则，应缴纳粮米若干斗升，应缴纳税银若干分厘，逐项记载清楚，由升合为斗，由分厘合为钱，上中下分别明确，以税则条例确定编派的额度，以编派额度衡量收支的数量，那么钱粮的大致情况就清楚了。

一、总数应当核实。各省的钱粮名目虽然不一，大约田赋、均徭两项离不开起解、存留两笔款项，应当命令各州县不论赋役，不论起解存留，共同开具一个总数，其次开具两项，各自标明一个总数，又在两项之下详细开具起解、存留、支销、撒数的数目，务必做到撒数合于州县总数，州县合于府总数，府合于省总数，省合于部总数，一分一合不差毫厘，那么飞洒增减的弊端就断绝了。

二、新旧粮额应当明晰。各省的钱粮既然有税则条例，应当以万历初年的赋额为准，从前每石粮缴纳银若干、钱若干分，又于某年因某事又增加银若干分，合计旧额若干，现在确实有裁减吗，逐一说明，不得一概开入总数。其中有裁减如征播、征倭等项，也必须说明某年事停除豁，不要混入原额之内。至于辽饷这一项，有因地亩起科的，有因田粮起派的，与旧额京边钱粮原本各自分开，这是新增的，不在全书之内，现在也另开一项，那么新旧两项就清楚明白了。

三、起解存留的细节应当完备。解送京城有官运，解送边镇有民运，都属于起解一项，我部在崇祯元年《会计册》内刊有成数，而存留一项在各省地方支销的，头绪纷乱，难以穷究。必须将存留钱粮先查全书原额若干，后因事增加的有几项，逐一说明其应加裁汰的，并应改充军饷的，急切指出，听我部酌定议改，不容隐匿。

四、杂项的开列应当详细。以新饷来说，杂项数目繁多，而抽扣工食、杂支、公费等项括在其中；以旧项来说，议定数款，而司道公费、修理衙门等项括在其中。又有冗官冗役，先前由抚按题准裁汰，仍留以充军饷的，以及现在现存仍可以酌情裁减的，凡是隶属某项，就在某项记载原额若干，现在裁减充新旧两项若干，分别明晰，清楚如列眉，使得与存留数内总数相符即可。

五、驿站的增派应当减少。驿站银两在原刻书内有定额。近年来因为驿递苦累，多有额外增加，而别处的协济不参与其中。目前功令新颁，邮传廓清，支出既少，而收入犹多，这是害民。今后务必照原额派征，凡是额外私增的，都应注明裁去，以缓解民困于万一。

六、民屯的出纳应当清楚。凡各省赋役书内，多不记载民屯银，因此豪强得以肆意侵吞，卫所军官得以恣意中饱私囊。据莱州卫指挥楚邦祯具奏，已有确证。由莱卫推及东省，由东省推及天下，无处不是这样。应当命令各省将原征民屯银两并支销款项、存余数目，另项造入简明册内，以便汇编，不容遗漏。

七、裁定的册式应当简略。各省送到的全书，有详有略，有适宜于过去不适宜于现在的，都应当商讨裁定。裁定不妥，我部应当再次驳斥。如果将赋役全书通行缮写，未免耽误时日。应当命令各省抚按裁定赋役，如果全书详备的，只在原项下贴一浮签，明注某项因何应删改增减，某项应节省解部，用印钤盖，以便酌议。如果全书未备，另造一简册，以便汇编。近处限三月，远处限五月，送部要以宁速毋迟为便利。

八议既备，而裁定之事思过半矣。此外合通省计之，地方有肥瘠，通省计之，风土有南北，中间均一款项，为此所有而彼遂无者，务令详造，不许挂一漏万。此在抚按司道自能酌定，而非我部所能预拟者也。

译查奏旧饷

崇祯元年，主事周梦尹上疏说：“田地正税，大约按三分起运解送，每年收入太仓，反而不到九厘。”皇帝命令户部查核奏报。尚书毕自严上疏说：“田赋有留存、起运，可以查阅账册重新审视；起运有本色、折色，也可以分项稽核。”我查阅崇祯年间的会计册记载，全国现有定额田地七百八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四顷有余。记载太仓每年定额收入用于充作边防军饷的，实际该银三百一十万五千两有余。然而其中仍有在京卫所屯粮、秋青盐课、赃罚备边、缺官吏农事例等项，约占一半以上。实际上从田地起运解送的，仅一百五十六万两。将这一百五十六万两银子，摊派在七百八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四顷有余的土地内。虽然有云贵、四川、广西等处截留的军饷银，以及北直隶抵买辽东豆种的银两，共四十八万五千两有余，按亩计算，数额有多少？况且周梦尹是浙江人。浙江一省定额田地四十八万一千八百七十一顷，号称天下藩镇财赋之乡，实际计算解送太仓充作辽饷的，共银五万六千五十四两有余，按亩计算，仅得一、二厘罢了。以此类推其余地方，田地有肥沃贫瘠，则税额有差别。恐怕一亩地的起运，固然有不止三分的，也有不满三分的，而三分的起运，实际上并没有全部进入太仓充作边防军饷。请从起运的项目来说：如漕粮有四百万，白粮则二十余万，而南粮不在其中。金花银则百余万，民军折色则三百五十六万余。其中供应绢布、花、绵、蜡、茶、朱漆、芝麻、红花、桐油、铜、铅、胶、矾、槐花、茜草等项，以及兵部的柴薪，工部的料价，和内廷供应的本色织造、帛匹、柴炭、军器等项，动辄以数百余万计算。再加上王府禄米、河工站价、科举公费、廪俸工食等项，又不止几百万。所有这些广大繁多的项目，不可枚举，哪一项不是取自田地？那么计算每年收入太仓充作边防军饷的，真无异于马体上的毫毛末梢。

撙节

李康惠《承勋定经制疏》：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这叫仁政；根据支出来安排收入，这叫虐政。既不根据收入安排支出，也不根据支出安排收入，杂乱地征收，随意地使用，这叫无政。考察周代的制度，用四分法制定国家用度，每年用三分，存一分以备凶荒，所以三十年通计，国家有九年的积蓄。汉代时有计相，唐代时有判度支，宋代时有判三司，都是为了调节有无而制定国家用度。近年以来，户部虽有会计的虚名，而没有量入为出的实际。臣愚以为应当因循其名而实行其实，全面查核一年天下税粮的收入，总计多少；治理国家的费用，总计用多少。首先两京，其次各边各省各府，每年收入支出，都查核有确数，分为两目，仿照周礼用三分来满足一年的用度，存一分以备不测。万一支出多于收入，则召集九卿在朝堂上，科道官各自查核各项费用，有比过去节约而今日浮滥的，必定考察过去之所以节约的原因，请求恢复；又考察今日之所以浮滥的原因，请求节约。至于取多补少的方法，拨此补彼，又在临时通融议定，务必使支出不超过收入的数额。全面将出入总数编造黄册一本，进呈以备皇帝阅览。然而时势有盈虚，事务有因革，每十年查核一次而增减调整，这是十年查核的大纲。如果每年有丰歉，事务有多寡，每年十一月，户部查核奏报各官全面查核，某处灾伤蠲免多少，某处用兵该用多少，则以各处茶盐商税的收入补足钱粮正额，以备军国正支，其余杂用一切不得浪费。汉代母将隆所说大司农的钱自乘舆，不供给供养，大概是不用本藏供给末用，不用民力供给浮费，区别公私以示正道。经制一定，取之有常，用之有义，而财用就恒常充足了。

张居正岁赋出入疏伏

发下票拟章奏内有户部进呈御览揭帖一本臣等查得国家财赋正供之数总计一岁输之太仓银库者不过四百三十余万两而细至吏承纳班僧道度牒等项毫厘丝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间海内虚耗公私贮蓄殊可寒心自皇上临御以来躬行俭德核实考成有司催征以时逋负者少奸贪犯赃之人严迸不贷加以北敌贡边费省减又适有天幸岁比丰登故得仓库贮积稍有赢余然闾阎之间已不胜其诛求之扰矣臣等方欲俟国用少裕请皇上特下蠲租之诏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而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八百余两是比旧少进八十余万两矣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是比旧多用四十万余矣问之该部云因各处奏留蠲免数多及节年追赃人犯财产已尽无可完纳故

译进入国库的银两数额减少，又两次奉旨提取使用，以及凑补金花拖欠的银两，共计三十多万两，这些都是额外的开支，所以支出的数额反而更多了。古代王制在年终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计算三年的收入，必须积累有一年的盈余，然后才可以应对非常之事，没有匮乏的担忧。如今一年的支出反而多于收入，像这样年复一年，旧有的积蓄日渐消耗，新征收的赋税日渐短缺，目前维持已经感到吃力，倘若一旦有四方水旱灾害、边疆意外变故，拿什么来供给呢？这些都是事情不可预知而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此时想要从官府取用，则仓库所在皆空虚，无从着手；想要从百姓取用，则百姓的膏血已经枯竭，难以再支撑。而百姓穷困、形势紧迫，计策无奈，天下的祸患不可胜数，这是臣等深深忧虑的。天地所生财富只有这么多，设法巧取不能增加，只有加意节约，那么用度自然充足。恳请皇上将该部所呈递的揭帖放在座位旁边，时常赐予省览，总计内外用度，一切无益的费用可以节省的节省，无功的赏赐可以罢免的罢免，务必使每年的收入数额常多于支出，以逐渐恢复祖宗的旧制，或许国家用度可以充裕，而民力也赖以稍微宽缓。恳请圣明留意。

译鱼鳞册

最初编修鱼鳞册，以土地田亩为主，田地各自归属都图，实地丈量每一亩并登记造册，各种平原、山坡、高地、低湿之地以及肥沃、贫瘠、盐碱等土地状况的详情，全部具备，以此作为经线，土地田亩的诉讼纠纷便据此裁决。而黄册以户口为主，田地各自归属其户，详细登记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数量，以此作为纬线，赋税徭役的法度便依此施行。后来鱼鳞册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不清，甚至遗失无法查考，而田地得以买卖，粮税可以跨越都图转移，赋役册只按田地归属户口，而田地的实际所在已无法辨别，于是出现了飞洒、寄诡、买卖推收等弊端，其虚伪欺诈到了无法追查究诘的地步。寻求言辞痛快且切实可行的办法，没有比嘉靖年间唐龙任江西巡按时所上的一道奏疏更好的了。奏疏说：建国初期按亩数征收赋税，各县有定额，每年有常规征收。近来购置田产，遇到造册时，贿赂里书将税额飞洒到现有人户名下，称为“活洒”；有暗中栽赃到逃亡绝户名下的，称为“死寄”；有分散到子户而不落户眼的；有保留卖户不过割或只过割一二的，称为“包纳”的；有过割但不归本户的，有推无收的，有总无撒的，称为“悬挂挑回”的；有暗中冒用官绅身份捏造寄庄的，在册籍上是纸上的桑树，在户口中都是空中的影子，以致派粮编差没有着落，都由小民赔偿，小户逃亡绝户则责成里长，里长逃亡绝户则粮长受累，因此户口日益消耗，盗贼日益猖獗，告发检举日益滋长。请求命令巡守两道分别前往地方，督责州县将飞洒诡寄弊源严重的随田丈量，轻微的随户清理，追究首尾原因，估量宽窄标准，确定高低科则，区分肥瘠硗沃等级，均摊崩滩开垦数量，各将原粮填入原户，归还原田，而由图总、都总、县总造流水册十本，甲各收藏。县因造册为大造册，四份上报府州县，上报南京后湖收藏，以便因户推田，因粮编户，户与田有一定准则才方便。寻求综合核查田亩的方法，没有比裕州知州安如山做得更好的了。裕州地处险要且四通八达，野外多坡坂，土地贫瘠坚硬，土质夹杂砂石，并非都可耕种。知州安如山向上级禀报，进行丈量，命令乡老主持役事，命令区长查验区界，命令量人步测阡陌，命令算人制定亩分，精细核查版籍，依据区划定亩，依据亩确定税，区为纲，亩为目，纲以联系目，则无遗漏的亩；亩为母，税为子，母以权衡子，则无拖欠的税。平坦原野膏腴之田一亩算一亩。平坦石冈田两亩算一亩，山石冈田三亩算一亩，山石陡坡之田四亩算一亩，陂池林麓、房屋铺舍、防市之税免除，田溢税则从增税，溢田则从减，咨询广泛所以人无隐瞒之情，版籍明确所以上有定征，疆土区别所以下有定输，这些都可以作为天下取法的榜样。詹事霍韬上疏：臣查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原额八百四十九万顷有余，至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顷有余，亏额超过一半，那时承平相继事情尚且如此，等到后来所亏不知凡几了，这断然应当急忙经理。但事当创始，计虑宜周全，地系久荒，经营不易，宜敕令督抚二臣专委道臣及各府正官，请将南京后湖先年鱼鳞册籍与吊到各属近年黄册逐一查对，要看出某州某县原额田土若干，现今成熟若干，抛荒若干，坍没若干，成熟的有无欺隐，坍没的曾否开销，抛荒的作何开种，各督抚委道府官亲履疆亩，延召端方通敏致仕乡官公直人等细加体勘丈量，除欺隐者追出还官，坍没者照数开破，及荒田原有人佃领代粮者仍准承业，俱无庸另议外，其一应丈出田地采访舆论，或借给牛种召人承佃，或南方五顷以上，北方十顷以上，有产之家每家定限垦田一顷，田多者仍照顷加算至十顷而止，或设有官兵之处，每一百名以七十名操防，三十名承佃三番屯种，如古营田之制，或每县民壮五七十名，责令量分三分之一领佃，各预借二年兵粮工食以便备办犁锄工本，三年以后方许一例升租。其开荒之法，即不能仿古井田一亩三沟，深尺广尺，沟达于沟，深广四尺之制，但合数百亩之田必有沟，合数十沟之水必有川，合数大川之水必就洼而为湖，以达于河于江而汇于海，则高亢者有潴，卑下者有障，固非苟完于目前，亦非糜费于无用，上为千秋之业，而获有百倍之饶矣。

一条鞭

差役之法，洪武以后，皆以丁粮多寡编派大小差役。至嘉靖四十四年，议准行十段锦册法，计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里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久之弊生，里下骚然，莫必其命，浙江为甚。庞尚鹏巡按浙江时，乃奏请行一条鞭法。其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额若干，

译将各项赋役合并为一条总征，然后均匀分摊支出。其征收不再轮值甲首，而是将全县的丁口和粮赋统一折算，向下发给百姓帖单，详细记载一年中应当缴纳的数额。百姓按照帖单，分六限向官府缴纳，其中的起运完输以及招募费用，都由官府自行支拨。因为轮甲制是每年由十甲轮流承担一年的差役，而条鞭制则是合并全县的丁粮来承担一年的差役。轮甲制每十年轮值一次差役，一次性支出多容易使百姓困顿；条鞭制每年出办，每次支出少容易缴纳。这好比十石的重量，有力气的人也难以胜任，分给十个人搬运，就轻而易举了。各种差役的费用分发给主管官员，受雇的人势必要不能再从百姓身上牟取额外利益，而百姓如果按期限缴完钱款，关起门来躺着就可以不再受追呼骚扰。这是差役制度中好的做法。后来张居正担任首辅，又下诏申饬在全国通行，将近百年后如今又有不这样做的情况。我读怀柔县志中记载的赋役议论说：“天下有名为节省而实际上对百姓有很大不便的，就是今天的清减条鞭。里甲制拖累百姓容易知晓，所以改为条鞭制，立法者看重的是其可持续性。所以刚开始改行条鞭时，还宽裕有余地，等待有关部门酌情处理。然而一旦有人提倡节省的说法，各项费用都被尽量裁减，减了又减，以至于必然无法实行。而各项开支难道就此结束吗？必然不能结束，那就私下役使里甲来弥补了。过去只有一里甲的拖累，现在却是双重拖累，大户人家采取掩耳盗铃的计策，其危害更甚于增加赋税。我私下认为今天的裁减太过分，只是束缚了贤能者的手脚，反而更加放纵了不肖者的肆无忌惮，百姓困苦到了极点。主持国家政务的人将有什么办法恢复条鞭制的旧规呢？”

译钞关

倪岳奏疏：祖宗旧制，各地设有钞关，征收商税，都委派各本府通判等官员管理。实行了一百年，虽然不能说没有弊端，但税款也没有亏损，商客船只也没有受到阻留刁难。这是因为通判等官员职位低微而责任重大，上面受巡抚、巡按、分巡、分守等官员的节制，稍有不称职，随即加以罪罚罢免，所以如果不是极其狂妄无知的人，就不敢在关卡上生事骚扰商客。近年来，改派户部官员外出管理税款，其中贤良与不贤良的人混杂，往往把增加税款当作能事，把严酷苛刻当作风纪刚烈，算计到骨头里，不放过丝毫，在常规法令之外，又巧立名目，肆意勒索。凡是往返超过期限的，就指为罪状，随意加以科罚。商客资本稍多的，被称为殷实富有，又进行劝借。有的原本应缴税款十两银子，科罚和劝借竟达二十两，少有不服从的，轻则痛加鞭打，重则罗织其他罪名，连船拆毁。商客号哭，在水边看到的人心生怜悯。增加税款为了国家，虽然被称为聚敛，尚且是有名目的。那些科罚和劝借，有的假称修理公物，有的假称打造坐船，大都是借名中饱私囊，无法查核盘问。况且这些官员既然由部委派出，各地巡抚官员把他们视为宾客，巡按官员对待他们平起平坐，因此肆无忌惮，没有人敢质问。以至于近年商客害怕征敛，大多卖掉船只放弃产业。这难道是祖宗设立关卡通商、充实国家富裕百姓的初衷吗？恳请圣明俯察民间疾苦，特别敕令有关部门停止新例，遵行恢复旧制，仍敕令镇巡等官员时常纠察，各府委派官员依法奉行，务必做到公私两便，商民不受亏损，或许人心欢悦，怨声消除，而天意可以挽回。

萧彦商税议：商税仿效古代关市的意思，用来辅助国家用度，怎么可以废止呢？只是法令越详细，税收越沉重，与建国初期不同了。其他暂且不谈，就像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税了，商人又有引银，进店有商税了，出店又有正税。在张家湾发卖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税了，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管辖的有三个官员，一种货物进来，征收几次税。所获利益几何，而商民怎么能承受得了呢？船料是旧例，条船税果真是旧例吗？出店进店可以重税吗？而不进入店家，直接赴京售卖的，他们未曾进店，一体征收，叫什么名目呢？这是万历八年该司郎中的议论，而现在沿用的，大约增加了三万多两，而商民困苦了。商民困苦则物价腾贵，而百姓困苦了。难道不能稍微缓解一下，为商民考虑吗？淮安四税，下及脚抽，真正如同商贾议论的，认为是权宜之计，不可废止。然而不可以逐渐减少吗？而日用米谷，进出店二税，如河西布匹、通州油篓之类的，又不可以缓解吗？至于仪真的税，既非祖制，也无重大收益，从前言官的奏疏详细说明了。于是以该地方执称军饷充足为由，数额几何，不可以商议废止吗？诸如此类，难以枚举，这是商税应当商议的。

户部尚书梁材关于钞关禁革题例的奏疏，查得嘉靖四年，为应诏陈言，以辅助圣政，以挽回天变一事，该部置立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发给该钞关委派官员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填写船料商税数目，差满之日，将一扇存留本关备查，一扇委派官员收执，一扇派人解送户部查考等因。又为陈言时弊，以辅助国用一事，该云南道监察御史杨瓒题奏，该部议行各钞关委派官员，自文书到日为始，在附近府州县内行委佐贰官一员，与同简钞人役查收钱钞，不必另刷号纸，就将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县委官，令将收过钱钞会同各役登簿呈报主事，查见在实数，并将文簿二扇，即将亲笔于前件项下照实填注明白，钱钞照常发府州县收贮，季冬解部类进，差满之日，仍将部簿籍三扇应存留备照解部，俱照旧施行。如此而犹有不整饬廉洁，不惜名节的人，是谓衣冠之盗，听候本部指实参劾行吏部，不待考察即时罢黜，以示惩戒。至于皂隶、门子、书算等项，听各该有司审编照常额送役，不许自行收取更换，致生物议，仍要严加访察，如有积年充当及各作弊情由，径自拿送各府州县问罪发落。抽分之时，各商装载柴米并自用物件，不得一概混抽等因。嘉靖七年，本部题奉圣旨，是各钞关收受商税船料，虽稽考严密，而宿弊不能尽除，差去官员亦多苛刻取盈，往来多怨，今后务差老成廉静的去，严加关防觉察，如再有贪鄙不惜行检的，你部里便参行吏部，不待考察就行黜罢，钦此。又为改收钞税以便商民，以济国用一事，该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魏有本题奏，该本部议拟合无行令各该钞关委派官员主事，将经过军民船只应纳钱钞，自嘉靖八年十月初一日为始，照例每钞一贯折银五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

译将倾倒在防区内的铜料铸造成锭，转交给各该附近府州县的官库收存，按季度派遣经收人员依期限解运至户部。转送至内府承运库收存等事，奉圣旨：“准许照议施行”，钦此。

译崇祯二年户部关于关税额度的奏疏：南北各关的税收，有旧定额，也有新增额。查北新关原定额四万两，天启元年增加二万两，天启五年又增加二万两，共计八万两。浒墅关原定额四万五千两，天启二年增加二万二千五百两，天启五年又增加二万两，共计八万七千五百两。九江关原定额二万五千余两，天启元年增加一万二千五百余两，天启五年又增加二万两，共计五万七千五百余两。而两淮钞关原定额二万二千两，天启元年增加七千六百余两，天启五年又增加一万五千两，共计四万五千六百两。扬州关原定额一万三千两，天启元年增加二千六百两，天启五年又增加一万两，共计二万五千六百两。临清关原定额银八万三千八百两，河西务原定额四万六千两，以上两关并无增加，因上缴不足定额，临清关商议减少二万两，河西务商议减少一万四千两，总之是期望必定能完成定额罢了。崇文门原定额六万八千九百二十九两，今天启五年增加二万两，共计八万九千九百二十九两，这就是旧定额与新增的数目。查以前各关所属，有增加额度并上缴的，也有上缴不足定额的，现在再次申令告诫，严格考核，以完成欠款的情况作为劣等评定，以最少超出定额的情况作为优等记录。又查天启六年奉旨，助工税差按照正额，每两加征羡余一钱，后来各差官所解缴的多寡参差不齐，有名无实。后因大型工程已完工，上奏将助工改为助饷，每两加征羡余五分，解入太仓。查正额已经两次商议增加，尚有完成与欠款不等，应在解缴的羡余内仍然酌情增加五分为一钱，按照正额通算，合计八关每年共增加银五万余两，务必全部解缴，不要空谈，仍不许借口增税，以致剥削商人的脂膏，从而招致物议。等到差官任期届满时，也同正额一起考核，这样法律公平而商人不会称苦，羡余上报而数目也会大增了。

张居正说：“我曾经阅读《盐铁论》，看到汉元封、始元年间，天下困顿疲敝到了极点。当时在位的人都扼腕痛惜地谈论获取利益，而文学诸生却劝谏要致力于根本、提倡节俭，他们的话似乎迂腐，然而昭帝实行后，最终获得了成效。所以古代理财的人，裁减浮滥而不追求厚利，节省漏费而不开辟利源，不幸到了匮乏的地步，还应当从长远考虑以培植国家根本，厚待百姓。贾谊有言：‘生产的人很少，耗费的人很多，天下的财力怎么能不枯竭呢？’现在不致力于消除根本原因，却竞相困顿商人来增加收入，不也很难吗！”

洪武十三年六月，告诫户部说：“从前奸臣聚敛财富，深深成为百姓的祸害。税收遍及天下细微之物，我对此深感羞耻。从今以后，如军民嫁娶丧葬的物品，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再征税。你们户部要张榜告示天下，让百姓周知。”

盐法

天下的盐税只有两淮最多，浙江次之，长芦再次之。福建没有巡盐御史去执行，也没有远处。河南盐场没有运官去输出，有专门的场所。广东盐场兼有这两种情况，所以巡盐和运盐都没有。总计天下设置转运司的有六个，提举司的有七个。每年办理旧定额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引，每引五百五十斤。多出五斤以下的照例没收，五斤以上的照夹带律定罪。起初制度每引纳银八分，粟二斗五升。商人将粟缴纳到边境，在盐场领取盐，没有守候支取的痛苦。严禁食禄之家不得谋取商人利益，一切请乞全部断绝。私卖扰乱者处死。给灶丁分配卤地草场，每引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免除他们的杂役。有余盐官府自己出钞收购，下以资助灶户，上以掌握利权。所以盐法得以施行。自从正统年间有了常股存积的制度，常股占七分作为常规，而存积占三分以应对塞下的急用。加倍价格开中，越次支放。又引价日益增加，需索日益繁多，而盐法大坏。而且将粟改为银，不到塞下而到盐司。于是塞地全部荒芜，边境储备全部匮乏，而边境事务也大坏。造成这种局面的提议者是户部尚书叶淇，允许他请求的是内阁徐溥。户部尚书李汝华上疏说：“国家财赋中所称盐法占一半的，大概是因为每年收入只有四百万，一半属于民赋，另一半则取自盐税。两淮每年解缴六十八万余两，长芦十八万两，山东八万两，两浙十五万两，福建二万两，广东二万两，云南三万八千余两。除去河东十二万两及川陕盐税虽然不解缴太仓，并算其银数，实际共该盐税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又各边境商人所中盐粮银，淮浙芦东共该银六十余万两。总盐税盐粮两项，并旧额新添计算，实际有二百余万的数目。每年完成不缺额，大概与民赋牵补边境用度，还少二十余万。如今竟然怎么样了呢？”大概我朝盐法自正德至今，共有三次壅滞，而现在最为严重。正德末年，权阉占据两淮盐利，大壅滞。到嘉靖初年，实行小盐之法来疏通。嘉靖末年，鄢懋卿增加发行引三十五万，淮盐再次大壅滞。到隆庆初年，庞尚鹏仿照小盐之法来疏通。迄今十余年来，宦官税课横行，淮盐再次更加大壅滞。说也应当仿照小盐

译关于盐法的治理，应当效法其宗旨来疏通弊端。臣下在此不自量力，私下认为，当今两淮盐法，必须以紧急救助两类盐商为根本，以尽快恢复祖宗旧制为纲常，以正常推行现行盐引、附带疏通积压盐引为具体目标，以预先关报盐引数目、改行小盐、效仿前人成例为方略。预先关报盐引数目，是为了推行新盐引；改行小盐，是为了疏通积压的旧盐引。在推行现行正额盐引的同时附带疏通积压盐引，就像征收正额赋税时附带征收历年拖欠的税款一样，这是为了恢复祖宗旧制。祖宗旧制得以恢复，两类盐商就能复苏；盐商复苏，国家的财政经济就能振兴。大凡新盐引的利益，是人人争着去追求的，只是旧盐引日益积压，无法疏通，那么就连新盐引的利益也会一并舍弃。现在如果有这样的办法，让人既能获得新盐引的丰厚利润，又能同时沾得旧盐引的微薄收益，人们难道会舍弃吗？大凡旧盐引和新盐引都由同一盐商合并经营，亏损本金的情况就少，而获利的人就多，因此积压滞销的状况逐渐疏通，而新的税课也没有层层叠加的担忧；仓钞盛行，而边地盐引没有卖不出去的叹息。

译盐道袁世振关于纲法的议论：如今查核淮南红字簿中，缴纳过余银的数目共有三十一单，涉及二百六十多万引，其中扣除因消乏银而缴纳的六十多万引，实际数目仅有二百万引，稍微缩减罢了。本道竭尽思虑，为众商设立纲法，遵照盐院红字簿，按资历顺序刊定一册，分为十纲。每纲核定缴纳过余银的为整二十万引，以“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十个字编为册号。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行旧引的，只收取旧引的本息，而不让商人有新引拖累之苦；行新引的，只加速新引的超掣，而不再遗留旧引套搭之害，两者互不干涉，各自获得利益。如今丁巳年为第一“圣”字纲，是应行旧引的年份，只允许行本纲二十万旧引，不允许行一张新引。那些派往淮南的新引，共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九十六引，却分派给九纲共同推行，又加上挂掣附纲十余万引。每正纲算派新引五万一千二百引，附纲算派新引二万五千六百引。过去，是将四十八万多新引，责成行二十万旧引的商人去推行；现在，是将四十八万多新引，分散给二百多万超掣的商人去推行。那些在佥防之中的商人，不再苦于力量难以支撑；那些在佥防之外的商人，也不再苦于冷坐而难以等待。到了明年戊午年为第二“德”字纲，是应行旧引的年份，也只允许行旧引，不行新引。却令第三“超”字纲直到第一“圣”字纲这九纲及附纲，按照窝数派行新引。己未年以后都照此推行。从此以往，推行到丙寅年共九年，旧引就全部清除干净，即使挂掣之引那年也全部清完，却令逐渐增加新引，以弥补淮北暂停新引的数额。这十字纲册目如今刊定以后，就留给众商，永远百年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那些册上没有名目的，又有谁能钻入其中与之争逐呢？此法极其轻便，极其明白，极其公平普遍，极其饶益，利益无不收取，弊端无不消除，不必等到推行数年，如今盐法已一旦豁然通畅了。如果推行数年之后，不但岁额不会停滞，可以逐渐增加，即使运司库中，也从此大有积蓄了。古人论行盐法，只有刘晏懂得取与予的道理，说懂得如何取，百姓不怨恨；懂得如何予，百姓不匮乏。如今两淮数十年来，征收商税的方法，稍微急切一些，怨恨就丛集而至；稍微宽缓一些，匮乏短缺就多所忧虑，取与予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

保举县丞沈时关于盐法的奏疏：过去的官盐，盐价低廉轻省而杂费少；如今的官盐，有引价，有余银，有割没，又有辽饷、挑河、募兵、赈济常例等项，种种重费。每一引共支出本银三两八钱，投入本商手中，只得到银三两。如果是私盐，每引只需盐本五钱，即使有上下贿赂打通的需要，也不及缴纳给官府者的十分之四。奸人于是以私行为得计，而且在地方上推行，官盐价高而难以销售，私盐价贱而容易流通。所以私盐的利益，是官盐的十倍，而官盐的滞销，百中难售十。这是今日的盐政，私盐公然推行，而官盐反而私下隐匿，使得二百多万引盐的利益，全部供奸人窃取，而朝廷不能过问。在为国计度的人，只每日增加盐课以为生计，不知道名义上虽然增加，奸民善于躲避，从而旁走，求多益寡。因此帝王生财，与百姓不同，称为大道。大道略去小的，忽视微小的，致力于宽大广博。宽大一分，国家就日益增加一分；广博一分，国家就日益扩充一分。恩惠虽然在下，而利益实际上总归于上。如今想要将二百多万引的私盐，立刻转变而缴纳官课，只祈请皇上特别简选最清廉且有才望的重臣，专门责成前往两淮疏理。将三十盐场旧制的卤地草场，一一清结灶丁而厚加抚恤。每年煎盐务必尽其物力之所出，除去正盐七十余万外，其余余盐，即将本额正赋银两照时值工本给价，官收而贮仓官卖。每包额定五百斤为一引，新旧派足三万引的数额。每一引除去商人引价五钱外，只取盐税九钱，全部去除余设辽饷、助工、南北新窝等费计一两四钱外，再加盐本五钱。在商人方面，一引只缴纳银一两九钱，较前三两八钱的数额，则减少了一半。官收余盐则灶丁不穷，课额减半则商人不困。灶丁敢私匿一引，奸人敢私贩一引，犯出授与受，就立即处绞，家产籍没入官。如此力行，就像堵塞决口的水没有旁流，扼住喉咙的气没有旁出。余盐尽入于官，则私盐不禁而自止。私贩停止，则遍天下皆官盐也。食盐功绩之名，全部除去。灶丁知道官收的价格不低于私卖，那么何乐从私？奸人知道，私贩的费用不低于官卖，那么何苦避官而防备不测之罪呢？臣计算三百万引的轻贱，可得银四百二十万两，除去旧额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顿时增加二百七十万三千两。

译况且奸商转化为良贾，千万家私贩顽户转化为良民，而行盐之地，南到湖广，西抵河南东海，数千里内的百姓，都享受到盐价低廉的好处。两淮如此，如果各运盐司都推行此法，其益处岂可胜数！关于征收余盐、降低正盐价格的建议，在嘉靖十三年给事中管怀理就已经提出过了。他的奏疏说：想要疏通盐法，必须先处理余盐；想要处理余盐，必须大幅降低正盐价格。大体上正盐价格低廉，私贩自然就会停止；私贩停止，正盐自然就会流通，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效法祖宗时期八分二斗的制度，应当斟酌开中法，每引正盐定价五钱，或四钱；每引余盐定价二钱五分，或二钱，都让它们在边境按照时价缴纳粟米、豆料、草束。每年派遣给事中或御史一人赴边趁时开中，禁止革除一切买窝占中等弊端。正盐发给引目，余盐发给小票。正盐在盐场支给，余盐直接收买。每引正盐允许开中三四引，或五六引余盐，务必以全部收尽灶丁的余盐为限。如果还有未尽，再增加一二倍，也没有不可。这样正盐价格低廉，既有利于商人；余盐全部收尽，又有利于贫苦灶户。国家赋税不聚集而自然充足，私盐不禁止而自然停止。沈疏的意思就是如此。

译崇祯十一年，张慎言上疏论述天下的盐法，指出河东不同于长芦，长芦不同于两淮，两淮又不同于两浙。然而其关键要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体恤商人罢了”。这就好比要增加赋税，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想要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在于顺应农民的情况。而要让农民竭尽土地的利益，想要顺应农民的情况并使他们尽力，在于去除农民的困苦。盐法也是如此，想要使盐税没有亏缺，在于顺应商人的情况，并去除商人的祸害。所以管理盐务的人，不必另外制定一套整齐划一的法规，就按照行销盐务的方法，仍然详细询问商人：怎样行销？怎样可以长久维持？怎样能使私贩不禁止而自然停止？顺着形势加以引导，即使有奸商积弊，只要去除过于严重的弊端，使他们乐意并欢喜从事，自然就能像下令于流水的源头那样顺畅了。还记得万历末年，有个叫袁世振的人，推行纲法。实行半年，新旧的盐引都销售出去了，而解送到太仓的盐税，几乎比过去增加了好几倍。后来这种方法既然有效，但袁世振误用小人，败坏的人离去后，法规已经改变了。他所说的纲法，臣不知道详情，但淮地的父老一定有能详细知道的。当时袁世振担任官职，是在运使之外另外设置的。现在只要加重运使的权力，并慎重选拔人选，让御史在上面提纲挈领，访求袁世振的方法并酌情推行，不必再设置许多官员就足够了。茶法。”

榷茶之法始于唐代，而在宋代变得详细。宋代在江南，有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个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个军；两浙有苏、杭、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个州；荆湖有江陵府、潭、沣、鼎、鄂、岳、归、峡七个州，荆门军；福建有建、剑两个州。每年缴纳租税折换的钱物，送到六处货务出卖。设置茶务，江陵府在真海，荆州、汉阳、无为军，共六个茶务。在淮南则有蕲、黄、舒、庐、光、寿六个州，官府自己设立茶场，设置官吏总管，称为山场，十三个州军的采茶百姓在那里，称为园户。每年征收茶叶作为租税，剩余的由官府收购，先接受钱款然后输入茶叶，称为本钱。另外百姓每年缴纳茶叶折换税赋的，称为折税茶。百姓有茶叶卖给官府的，官府供给他们的食用，称为食茶。凡是百姓的茶叶除了折税外，隐藏不送给官府以及私自贩卖的，没收其财物，计算价值判处罪刑。园户擅自毁坏茶树的，计算产量论罪。后来稍微放宽商贾贸易，投入钱或金帛，京师的货务用来射取六处茶务和十三处茶场，给予茶券，根据所射取的数量给予。至道末年，卖茶达到二百八十五万余贯，后来逐渐增加到三百六十万贯。而因为雍熙年间用兵，命令商人输入草料到边塞，这就是现在的中盐之法，但提高了估价，于是用三百六十万贯仅仅换取边储五十万。输入边塞的人不全是行商，多是本地人，既然不知道茶利的厚薄，得到茶券就转卖它。商人如京师的交引铺、商铺因此得以收蓄贸易以射取茶券，因为积压停滞即使两三年不足以偿还边储，因为突然缺乏茶法日益败坏。于是让输入粮食到边塞的人，估量地理远近，就实际粮食量增加价值给予茶券，直接到权货处立即偿还缗钱，而茶叶则废除本钱，让园户与商人自行交易，而官府收取利息。如舒州罗源场，茶叶一斤卖钱五十六，官府不再给予本钱，只让商人输入息钱三十一，而听任他们指定地方行销，给予茶券作为通行的凭证，以防止私自售卖，称为贴射。如果每年课税不尽，官府像旧时一样收购，而因为商人突然失利而拖延不实行。直到后来才开始实行输茶之法，而茶户采摘茶叶的去官府领钱，缺乏困顿于输钱的不及时进入，则刑罚随之，商贾利薄，贩卖的人少，官府似乎简易，而利益大损，商民也交相困顿了。大概这种方法就是现在盐法的变化，灶户与商人自行交易，其弊端必然达到这个地步。此后才开始由王韶言推行于秦凤。茶即明初设巡茶御史所巡视的，只保留这一路，而利益也微薄了。明初茶法，商人到所在地方买茶，已经具备数量到官府，输入钱一千文，给予引照茶一百斤。其零头不足一引的，纳钱六百文，给予由帖。由帖照六十斤，量地定程以卖，而犯私贩与盐法同罪。各批验所截角退引，一律按照盐法执行。民间蓄茶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用量，茶户私自贩卖的，登记其茶园入官。成化年间，批验所不详细核查茶商的姓名籍贯地址，听任冒名给予引照，为转相贩卖，所以退引屡次催促不缴纳，为影射。茶出山时，不从公盘查诘问，批验所又不依法批验，而夹带的人众多。又规定商人到批验所买引，而所在地方唯独应天、常州、杭州三府，在产地分远的数千里，近不下数百里，道路苦远多费，而姓名籍贯地址容易欺骗。于是采用尚书王恕的建议，听任茶商在产茶府州纳课已后，即凭姓名籍贯地址买引照茶。年终该府县各将卖过的引由造册，并收过的纸钞解送兵部，仍具数买领。次年合用的引由各批验所，遇茶商经过照批验，将截角引仍付放行。有夹带的送所在官司问理，年终具验过客商盘获私茶，具申册揭，合于上司缴部。其法未为不备。今川陕番市者，

译茶叶积压多年无法流通，甚至积压数年之久，而内地的茶农早已不知道官茶和私茶的说法了。天下谈论生财之道的人，也全然没有听说此事。

译《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五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户部二

屯田

《万历防衡》说：供养军队而不使百姓困苦，没有比屯田更好的办法了。国家原本定额的屯田有八十九万二千七百八十九顷多，现在保留的有六十二万七千一百九十七顷多，但增减情况并不一致。在南京卫所、南北直隶、浙江、湖广、福建、山西、河南、广东、广西、山西、万全、陕西、云南、辽东，比过去有所增加。过去定额为二十一万一千九百四十四顷，现在定额为五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五顷，共增加了三十八万二千一十一顷。只有在北京卫所、江西、四川、贵州则损失了旧定额。旧额为六十八万八百四十五顷，现在为六万三千二百四十二顷，共失去了六十一万七千六百零三顷。其中四川失去六十一万七百四十一顷，是最多的。过去供养军队，除北京卫所以外，共有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二人。现在供养军队为一百二十九万九千一百九十四人。过去的屯粮无法考证，现在的屯粮为四百三十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五石，折合白银九万三千六百一十两。除北京卫所以外，尚有粮食四百十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八石，折合白银六万一千五百五十三两。北京卫所的军队向来丢失了户籍，查考先朝大臣的奏议，大约为四十多万人。南京卫所的军队也无法考证，大约迁都以后定额为十二万人。而北京卫所屯田的旧定额不过六千三百三十八顷，南京卫所屯田的旧定额不过九千三百六十八顷。即使按照旧制，每分五十亩收取正余粮二十四石，那么北京卫所也不过三十万四千二百二十四石，必定不能供养四十多万人的军队。即使南京卫所的四十万四千九百六十四石，也不足以供养十二万人的军队，其依赖转运供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外地卫所则不然，虽然每分土地不等，有的百亩，有的七八十亩，但用南京卫所的法度来衡量，每分为一由，每由田实际测量常有七八十亩，最少的也有六十五亩，那么所宽裕的就在每分之内，而不是每分有等级差别。所以《会典》在三十五年才确定科额，每分正粮十二石，余粮十二石。科额确定后，粮食就可以核算了。屯田的众人虽然说是三七、四六、二八不等，但大致是三七，因此是三人耕种供养七人的口粮。耕种的人分得粮食多，所以得到十二石；守卫的人分得粮食少，分得五石一斗四升。然而这个数目似乎不足以供养。况且曾经总计之外，卫所过去田地八十七万七千八十三顷，应该有一百七十五万四千一百六十六人耕种。即使驱使所有军队为屯军，也不能遍及，何况三七之比呢？大概因为四川的屯田为六十五万九千五百四十五顷，而军队定额不过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二，必定不能每人耕种四十五顷的土地。现在厌恶其危害自己，而去除其户籍，法度不可考证，暂且搁置不论。整个四川过去定额止于二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八顷，估计其粮食尚有一千四十四万二千八百十四石，除正粮外，尚有五百二十二万一千四百十二石。军队除三分屯种外，还应当有一百二十万人，也不是每人四石三斗多所能供养的。然而建国之初，没听说有转运的粮食来供养军队，那么对待军队的方法，通融伸缩的缘故，都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折米的银两，大约每石三钱，那么现在的定额减去过去的定额，估计不过九十万；现在的军队相比过去一百二十万的定额，增加不过将近十万。过去为什么没有增加，却自然自足？现在为什么西北每年增加，年例四百万，东南每年有募兵的饷银，向百姓征收、向商人借贷、借盐，种种筹措办理却不够用？我私下思考，不是法度的弊端，而是执行法度者的弊端。屯田法度的败坏，一是败坏在免除余粮的一半。洪熙年间实行宽大的政策，命令免除余粮六石，这是捐弃了一半。当时大臣违背正道以博取声誉，不能做长远的打算。举天下军队依靠屯田吃饭，一旦失去一半，怎么足以满足军国的需要？二是败坏在免除正粮的盘验。宣德十年开始下达此令，正统二年全国推行。不知道正粮缴纳官府按时发放，可以避免贫苦军队的花费，可以平衡四季的市场价格，可以掌握予夺的大权。现在免除其交盘，那么正粮成为应得之物，屯产也就成为固有的私产，典卖层出不穷，顽劣愚钝丛生，不可收拾，根源就在这里。屯粮日益减少，征收日益严重，不从这里取，必从那里取，容易欺骗的百姓则加倍征收而不认为苛刻，难以制约的军队于是被弃置而不敢过问，这不是法度的公平。况且取用者已经枯竭，也将成为不可奈何的人？同时军队遭受贫困，而豪强独享其利吗？历朝以来，都知道修治屯田法度的好处，最终没有能举行的，只是疆界难以清理，豪强难以抑制，征收催逼难以整顿罢了。我认为清理疆界，没有比严格丈量更好的，丈量则寸土不可隐瞒，所以相以丈量，触犯了江南巨室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