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二十四

译将尚书等官姜逢元、陈子壮、文震孟、张至发、蔡奕琛、张元佐、马之〇、阎仲俨、张居年的籍贯履历开具呈览，在籍各官中有品德声望超卓确实堪任阁员的人，由公会议定防员来。皇上谕令吏部，召在籍礼部左侍郎林釬、礼部尚书孙慎行、顺天府府尹刘宗周，迅速来京。过了三天，皇上命文震孟、张至发都升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当时文震孟因注籍未与票拟，这是特殊的恩典。

译皇帝在殿上面试内阁官员

崇祯十一年（戊寅年），皇上在中极殿亲自面试内阁官员，发布的考题是：近年来天象异变频繁，今年灾祸尤其猛烈。况且金星白天出现，已经超过五十天，难道说这是主战事的征兆吗？如今朝廷正在用兵。四月山西下大雪，冻死了人和牲畜，难道说这是边地的灾祸吗？然而时节已经进入夏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朝廷的腹心耳目，寄托于臣子们，如今应当担当重任的人，心中存有嫌怨；负责举荐和弹劾的人，心中牵挂私情贿赂，以至于喧嚣怨恨容易兴起，正直与枉曲难以分辨，这是凭借什么呢？屡次违反钦定的期限，贼寇尚未消灭，处分则剿杀，局势变更再次宽缓，则功令不再令人信服。况且剿敌的军队难以撤除，敌国产生异心；边防军饷拖欠很多，减免和留存的赋税未止，百姓贫困已经非常严重，正常的赋税缴纳尚且困难，侵吞剥削从旁生出，如同火上浇油。至于看重私利崇尚欺诈，划分界限抛弃公义，近来比比皆是。即使有操守清廉谨慎的人，又自高自大，坚持错误必定如此。都令处置得当，禁止惩戒有法度。你们忠诚能够体恤国事，才能足以匡正时局，请尽心竭力来回答。”到了六月十八日，皇上命令杨嗣昌由兵部尚书改任礼部尚书，程国祥由户部尚书改任礼部尚书，方逢年由礼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蔡国用由工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范复粹由大理寺少卿升任礼部侍郎，都兼任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办事。

同僚水火不容

都给事中许誉卿应当凭借资历俸禄升任京堂官，吏部尚书谢陞弹劾他，说是他争抢讲官的空缺。许誉卿辩解说：“臣屡次弹劾辅臣温体仁，触犯忌讳已经很深，他天天想着如何中伤臣。谢陞是温体仁举荐的，想要驱逐臣来报答举荐他的人。”温体仁竟然批示将许誉卿革职为民。文震孟极力挽留他也没有成功。温体仁拿出一份奏疏，称病请求离职。说先前冢臣谢陞弹劾许誉卿的奏疏，蒙皇上批示拟罪时，同僚中有与许誉卿关系密切的人，因为臣拟罪中有‘殊干法纪’一句话，心中非常不平。第二天又奉御批改定票拟，与同僚商议。何吾驺转述文震孟的意见，说应当拟罪听候勘问，或者令其回奏，臣不敢徇私。等到拟罪革职为民时，文震孟忽然说：“科道官为民，是天下最荣耀的事。以心腹股肱之臣，说出悖理蔑法的话，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皇上非常愤怒，勉强让他入值，命令何吾驺退休，文震孟戴冠带闲住回籍。

特别任用内阁官员

崇祯十三年（庚辰年）殿试后，皇上召见各位士子问道：“边疆和腹地交相战乱，如何报仇雪耻？”进士魏藻德回答说：“以臣所见，不离皇上明问之中。内外各位大臣都知道耻辱，那么才能自然产生，功业自然建立。”连续说了几百字，声音朗朗可听。皇上倾耳细听，很久之后特别定为一甲第一名。到了壬午年十一月，魏藻德上疏陈述军事事务。次年三月，皇上召他当面回答，大加称赞奖赏，于是升任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办事。魏藻德辞谢侍郎的官衔，皇上改为侍读学士。再次辞谢，下发内阁商议，于是以少詹事兼大学士。

听到警报请求离职

崇祯十七年（甲申年）正月，贼寇的势力已经逼近。二十一日，皇上谕示内阁大臣陈演等人：“应当调遣吴三桂的骑兵协助剿灭贼寇，其余的军队还很多，趁着敌人三边新安顿未定之时，这一着似乎不可失。”原来说用间计是两件事，即使是督臣王永吉请求召见所说的，或许也是不出兵饷两缺、关宁不能互相救援的意思。这样重大的军机，实行与否，原本应当由先生们主持承担，不可以推诿误事。皇上的意思如此恳切，内阁大臣陈演坚持“一寸山河一寸金”的说法，犹豫不决。枢臣缙彦说：“吴三桂调不调，看宁远弃不弃，两句话就决定了。”计臣吴履中也认为这样，而内阁大臣不承担责任。皇上又谕示：“宁城一事，先前已经经过朝廷商议，应当迅速决断，不可以犹豫。”单修中先前移驻宁远的兵马，收到守关的效果，成就荡平贼寇的功劳，虽然属于下策，确实也是不得已的想法。先生们就拟定奏疏来实行，如果必须再次商议，先生们即刻会同官员秘密商议妥当确切后上奏，仍将各位官员的议语各自亲手书写备览。谕旨下发内阁，集合部堂官员在德政殿旁边商议，内阁的议论和起初一样，极力主张宁远应当抛弃、吴三桂应当调遣的有几个人，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辩得尤其激烈。陈演等人于是请求让督抚镇将再次商议。宁远抛弃后，关门如何守法？军民如何安顿？总想完成他们不敢承担的局面。不久贼寇攻破宣云，京师震动。陈演以生病为由请求准许离职，督臣王永吉上疏弹劾他。陈演入朝辞别说：“赞理无效，臣的罪应当死。”皇上愤怒斥责他说：“你死一次不足以尽你的罪过。”大概是深深怨恨关宁一事。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说：“为了请求诛杀乱贼，以端正人心，以谢天下万世。事情在本月初四日，我走到玉田，阅读邸报，该内阁大臣陈演题为《痛念时艰事》，奉圣旨：‘你公忠敏练，佐理有年，朕正倚望辅弼，宏济时艰。却因国事多虞，又兼有恙，屡次当面陈述引退。现在特别准许你的请求，以成全恬淡谦让，仍赐路费银五十两，缣帛四表里，驰驿归里。你回去好好调养，以待后用。’该部知道，钦此。我读未读完，愤懑欲绝。奇怪啊！奸佞的辅臣敢于欺骗皇上，又忍心背弃皇上到这种地步

译罢了。如今边疆战事正急，寇乱祸患极盛，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开门迎敌，望风投降，四川、广东、贵州、云南等地政令不通，贡赋不缴。问起兵力，则士兵马匹凋敝残破，作战防守坐困其中；况且杀害安抚官、诛杀将领，反而操起同室操戈的武器。问起军饷，则国库耗尽，本色折色两败俱伤，实在是财尽民穷，长久以来百姓没有乐生的乐趣。要害之地不能坚守，咽喉之地将要断绝，疆域逐渐缩小，祸乱变故日益增多。这是怎样的乾坤时局啊？志士饮泣长号，忠良呼天无路。我皇上夙兴夜寐，焦思劳神，正不知是何等的忧勤，何等的愤叹。匡正时局、平定祸乱，全在于臣工中有力者竭尽其力，有财者输出资财，各怀赤诚之心，共同辅佐大计。或者运筹帷幄，助长日月之光；或者尽节疆场，振奋山河之气。人人同心，处处同仇敌忾，形势如同救火，情势如同救溺。即使未必能转弱为强、转祸为福、立刻见到太平，也说是君主忧愁臣子受辱，君主受辱臣子死节，本分固然无法逃避，情理也不容推卸。然而首辅陈演，不闻建立防务、制定谋略，输忠排难，忽然作赋表示要归来，忽然飘然离去。既然不是年事已高，何曾病入膏肓？引退没有原因，实在令人震惊听闻。或许他逆料京城孤立危险，急于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于是无暇为社稷宗庙考虑吧？如果这样，既明且哲，陈演确实多谋善算了，但他对皇上又该怎么办呢？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将治理乱政托付给不闻不问的人，正打算筑沙堤而缓步，开绿野以怡情，追寻秋壑的芳踪，享受郿坞的乐事。天理良心灭绝殆尽，还说什么有人臣之礼呢？况且国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坏，以至于不可收拾，都是陈演的罪过。恭敬地推究明旨，辅助治理已有多年，那么他不是像百官那样效忠一官、办理一职，不能参与机密的人可比；也不是像新近简任，得君行政不久的人可比。这几年中，如果肯公忠体国，将天下兵马钱粮、文武将吏经心着意，实实在在地打算一番如何御边、如何办寇、如何清兵、如何措饷、如何用人，早早商量，急急整顿，怎么会贫弱决裂到如此地步？却一味欺蒙，一句话不肯直说，一件事不肯担当，把持朝纲，变乱成法。职身为外吏，宠贿奸状，不及深知。就像顺天巡抚赵惟岳急欲抽身，于是说密云巡抚可以裁撤，巧为开脱；保定总督吕大器攀附关系卸担，于是说保定总督可以撤换，曲意弥缝。江楚寇警，留都震动，高倬求去，为何连操江也一并裁撤？计典严重已露，弹章指责邱祖德不谨，为何反而举荐东抚并授予他？以至于江督甫任就登上司马之堂，那是吕大器神通广大；催饷不继，忽然奉命回部，那是庄祖诲线索灵通。其他如李兆贪污而优升，胡世赏庸鄙而起用，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只此香火情深，颠倒任意，目中何曾知道有圣明在上？等到看见事势倾危，委弃而去，危险而不扶持，跌倒而不搀扶，那还要那宰相做什么？皇上方下罪己之诏，陈演作为首臣，可以脱然事外，向先皇告无罪吗？近来草木皆兵，远近风声鹤唳，到处倡逃，藩王不守封疆，州县不守城社，所以狡贼乘虚而入，势如破竹。京师是四方根本，正当镇静坚定以安人心，陈演却先离去，以为民望所称腹心手足不二心之臣固然是这样吗？陈演是元辅，以臣背主则不忠；又是元子，以子弃君父则不孝。不孝不忠，罪并当诛。伏望皇上数陈演之罪，立正刑章，使天下万世之人皆知误我皇上者有陈演在，庶几无损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职身为边臣，讨贼御侮，都是职之责，岂因天步多艰，纪纲顿废，遂令乱臣贼子肆无忌惮，轻朝廷而伤忠臣义士之心哉？疏入不报。

译会推二变

崇祯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亥，皇上召见辅臣以及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的大臣，还有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钱谦益、翰林院记注官两名、吏礼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锦衣卫堂上官，来到文华殿。皇上召见臣子应对，自己坐在暖阁中。先召见辅臣李标、钱龙锡以及冢臣王永光进入，商议了很久。三位大臣出来后，皇上驾临文华殿。众臣行礼完毕，被召入殿内。众臣严肃站立。皇上召见温体仁说：“你参奏钱谦益收受钱千秋贿赂，凭借一朝平步青云，以关节结党欺君之罪，是真实的吗？”温体仁奏道：“字字都是真实的。”皇上又问：“奏疏中的话，想要卿贰就任卿贰，想要枚卜就任枚卜，是什么意思？”温体仁奏道：“这次枚卜都是钱谦益在运作，如果没有结党，他不该升迁，为何升迁？如今枚卜不该推举他入选，他却非要枚卜不可。”皇上召问钱谦益说：“温体仁参奏你，是真的吗？”钱谦益对答道：“臣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竽充数与会推之列，身处非其位。温体仁参奏臣非常恰当，但钱千秋一事关乎臣的名节，不能不辩白。臣在辛酉年主持浙江乡试时，与科臣暴谦贞秉持公正谨慎，当时号称选拔得人，起初没听说有钱千秋的事。臣到京城后才听说此事，当时曾上疏参奏他，查问明白，现有卷宗案卷在刑部。”温体仁奏道：“钱千秋逃跑了，徐时敏、金保元经手的人被提到刑部，怎么赖得过？”钱谦益说：“不敢多辩，现有刑部卷宗案卷。”皇上召问刑部尚书乔允升，奏道：“此事发生在天启二年，臣三年后才到刑部，现有卷宗案卷。”温体仁说：“钱千秋并没有到官。”钱谦益说：“如果确实到官，岂敢欺骗皇上？”皇上召问部臣科道说：“根据温体仁奏说不曾结党，根据钱谦益奏说结了党，你们奏报上来。”王永光奏道：“钱千秋一事，臣已经奏报过皇上，钱千秋到官结案了。”吏科给事中章允儒奏道：“臣当日在科中待罪，曾见过招供草稿。”皇上说：“招供草稿上是甚麽人纳贿？”温体仁说：“钱千秋未曾到官，只是照例提审。”皇上命令礼部卷宗和刑部招供草稿都取来。温体仁说：“当时还有科道参奏他，臣在乡间失记姓名。”钱谦益说：“奏疏在钱千秋参奏之前，后来魏忠贤用事，见臣与杨涟道义相交，崔呈秀指使台臣陈以瑞诬陷臣。温体仁说：前疏在魏忠贤未用事之前，难道也是崔呈秀指使辩疏？与参疏都取来，温体仁奏会推不与，臣应避嫌引退，不当有言，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皇上命令众臣暂时退下，过了一会儿又驾临殿上，命令众臣进入。召见温体仁说：你参奏神奸，结党奸党是谁？温体仁说：钱谦益的党羽很多，不敢尽言。皇上问王永光刑部招供草稿怎么说？王永光说：臣不知道，原招是章允儒看见的。章允儒出列跪奏道：臣先前任华亭知县，壬戌年被行取，蒙先帝提拔进入谏垣，臣见同官顾其仁参疏有钱千秋的事，问结以后，假满回京，见刑部有招供草稿刊本，不记得刑部问官姓名。今蒙召对，刚才听温体仁有疏参奏钱谦益，冢臣说，这是我们会推中的人，曾见招供草稿没有？臣说，家中偶有一个刊本，因命人取来给冢臣看。温体仁说：可见众臣在外商议来的。章允儒奏道：枚卜大典，众臣秉持公正谨慎，天日临之在上，皇上临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温体仁资历虽深声望原轻，众臣不曾推举他，如果钱谦益有秽迹，为何不在枚卜之前纠举？如今会推疏上参奏与不参奏，一听皇上裁断。温体仁以不与会推热中鞅鞅。温体仁说：科臣此奏正见其党。章允儒说：党之一字，从来小人用来陷害君子，都是这等说法。臣还记得当日魏广微欲逐赵南星、陈于廷诸臣于会推吏部尚书汪应蛟、乔允升刑部尚书缺，使魏忠贤加一党字，尽行削夺。大抵小人为公论所不容，将公论之所归者指之为党，留传至今为小人害君子榜样。皇上怒叱之曰：胡说！拿锦衣卫扶出。皇上命令王永光奏从公会推，至于结党臣实不知。皇上命令部臣科道过来，朕先传谕枚卜大典会推要公，如何推这等的人是公不是公？房可壮奏：臣等都是公议。皇上说：推这等人还说公议？辅臣奏：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皇上说：关节是真，他为正考如何说不是他？辅臣曰：据刑部招是光棍骗钱的千秋文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去骗。皇上说：光棍作主考麽？光棍中他的麽？温体仁说：分明满朝都是一党。辅臣奏前事，招问明白。皇上说：招也是闪烁的。辅臣曰：千秋后来拿到了。皇上

译皇上说：“你们现在就去和在外部的文武大臣们从公商议，不可徇私。”过了很久，辅臣拿着奏疏回奏：钱谦益既然有议论，就让他回原籍听候查勘；钱千秋交给法司再审问。皇上说：“这是公议的结果吗？”辅臣李标上奏说：“臣等确实是公议。臣等共同辅佐尧舜般的君主，怎么敢结党？”皇上说：“朕岂敢当尧舜，只愿你们做皋陶、方叔那样的贤臣。”辅臣钱龙锡上奏说：“这次推举的各位大臣品级声望不同，有的有才能品行，有的有清廉品行。如果是清廉的人，有人说他偏执；如果有才识学问的，又有人说他有党派。怎么能让人人都说好，还望皇上从中防备使用。”皇上说：“通关节是有才能吗？”又责令二班大臣上奏。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上奏说：“钱千秋的朱卷招案已经御览，关节已有确凿证据，不必再问各位大臣。”皇上又质问各位大臣说：“今后会议要公正，如果不公正，不如不会议。”周延儒说：“大凡会议会推，只是沿袭旧例，原本没有这么多人，只是一两个把持住了，其他人都不敢开口。即使开口也不行，只是言出而祸随。”皇上看着周延儒，让他奏明职名。皇上说：“只有这位官员奏了几句。”李标上奏说：“关节原本与钱谦益不相干，钱千秋原本是在名士中选拔的，只是此人希图侥幸，被人骗了。”李标又上奏说：“吏科章允儒奏事言语牵缠，心里实在没有别的意图，他是言官，望皇上宽恕。”钱龙锡上奏说：“允儒是言官之长，处置他恐怕会让言官结舌。”皇上说：“怎么结舌？他是吏科会推，是他的职责，他怎么能推卸责任？他是挟私多言，你们看不出来吗？”钱龙锡上奏说：“对于言官，皇上只要优待包容。”皇上说：“朕有过失，科道官上奏，朕不害怕改正，只是不可挟私。”皇上命令各位大臣起身，阅览思考片刻，批示：钱谦益通关节有据，受贿是实，而且滥及枚卜，有结党之嫌可知。祖法严厉，朕不敢徇私。着革去他的职务，九卿科道从公依律会议具奏，不得徇私结党以取罪。责成法司严提钱千秋究问拟罪具奏。皇上说：“你们怎么说？”辅臣上奏：“皇上处分自然至当。”皇上又说：“你们直言，为什么说自然？”辅臣说：“会推是一件好事，现在就处分一个人，恐怕对大典不光彩。”皇上说：“会推是好事，怎么推举这样的人？过去内阁中也只有一人，虽然现在事务多，你们居中担当，首辅韩爌到任后，三人也够办事了。会推暂且停止，你们不必上奏。”皇上命令各位大臣退出，嘱咐内臣收起前面的案卷，传入内阁时，已是二更余了。

译崇祯十五年壬午年，内阁大学士魏照乘、谢陞、张四知先后离职。贺逢圣也因告老请求获准，只剩下首辅周延儒（宜兴人）、次辅陈演（井研人）在朝值班。一天，皇上批准了内阁的请求，下令吏部进行阁臣的推举。吏部尚书李日宣命令选司郎中卢化鳌会同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掌河南道御史张煊，按照惯例内外兼推，将礼部右侍郎蒋德璟、詹事黄景昉、南京礼部尚书姜曰广、礼部左侍郎王锡衮、国子监祭酒倪元璐、詹事府少詹事杨汝成、翰林院侍读学士杨观光、礼部右侍郎李绍贤、刑部尚书郑三俊、户部左侍郎刘宗周、兵部右侍郎吴甡、刑部右侍郎惠世扬、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道直，于五月十六日列名上奏请旨。到了六月初一，皇上命令再次推举人选，通览来看，吏部仍坚持之前的名单，命令选司郎中与掌科、掌道商议，再次排序得到十人：礼部尚书林欲楫、少詹事谢得溥、詹事邱瑜、南京国子监祭酒王廷垣、翰林院侍讲学士闫仲俨、刑部左侍郎徐石麒、刑部侍郎房可壮、工部右侍郎宋玫、户部尚书沈惟炳、大理寺卿张三谟。于六月初四日再次上奏请旨，初十日召见会推的各位大臣入宫对答。既已上朝，皇上赐给酒食，传旨免礼，皇上前往西苑，召两位辅臣跟随。周延儒以脚病推辞，只有陈演在侧。在此之前，陈演有亲戚廖于义担任御史，等到考核核实，陈演托付房可壮为他铺路，房可壮坚决拒绝，而掌河南道御史张煊坚持此事更加有力。廖于义上疏弹劾宪臣及掌道御史不公，奏疏下发吏部，打算将廖于义降职调任，陈演对此怀恨在心。这天在船上侍宴，皇上问及推举阁臣的事，陈演极力上奏说这次推举冢宰（阁臣）滥情顺从掌科、掌道把持，以不堪任用的房可壮等人情面滥加推举。皇上屏退左右，让他再次上奏。十一日，皇上谕令吏部说会推中有未到者，应当催促他们来陛见。十九日召见各位大臣在中极殿对答，到了之后仍然赐给酒食。皇上先召见辅臣周延儒、陈演以及已批准告老的贺逢圣进入德政殿，赐座。贺逢圣忽然放声大哭了很久。皇上召见兵部尚书陈新甲询问边防事务，先让他退出，又召见吏部尚书李日宣，谕示顺天府巡抚王文清生病，巡按梁士济报告了他的病情，谁可以替代？李日宣以大名道魏公韩对答。又召见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道直，谕令将新授御史王爕、苏京、王汉差遣监军援助河南，也命令这两位大臣先退出。皇上随即移驾经过中左门进入中极殿，三位辅臣也进入殿内坐宴，而贺逢圣又放声大哭。拜跪多达数十次不止，皇上命令他退出，等到退出殿槛外，行了五拜三叩头礼，又絮絮哭泣不止。皇上召见会推的各位大臣入宫对答，到了二十一日，奉旨蒋德璟、黄景昉、吴甡都升任礼部尚书，进入内阁，与首辅周延儒等人一同办事。会推大典，应当秉持公正谨慎，不滥举不遗漏，况且是辅弼重臣，应当如何敬慎，却任意夸耀，顺从私情滥加推举。其中如房可壮、宋玫、张三谟等人，是否都胜任此职，着吏部回话。二十二日，吏部具疏回话。二十三日，召五府九卿、京营总协及科道掌印官员来，在中左门召对。首辅周延儒以病推辞不进入，赐酒食完毕。皇上身穿青色袍服，皇太子、定王、永王都穿红色衣服，在案前行礼完毕。皇上唤吏部尚书李日宣来，声音非常严厉。皇上说：“用人是治理天下的关键，用人不当，吏部不能推卸责任。如今边疆多事，督抚屡次更换，天下怎能望见太平？记得两年前曾当面谕示各位大臣：‘有宁背君父不背私交，宁毁职业不破情面。’而现在还是这样照管情面，怎么能成事？昨天推举阁臣是何等大事，为何也顺从私情滥加举荐，任意夸耀？这事如此，何况其他事？”李日宣伏地片刻。皇上说：“为何不上奏？”李日宣说：“用人是臣部的职掌，臣在严地任职两年，无论小事大事，无不兢兢业业从事。如督抚用人不当，天下不得太平，臣曾以此为愧。至于会推督抚，则枢臣科道都在，不是臣一人能独断专行。但用人得当，臣不敢居功；用人不当，臣不敢辞罪。昨天推举一事，臣不止万分谨慎，即使臣微贱的姓名，也不敢循例轻易列入。如果各位大臣的才品原本就在圣明的鉴察中，只是臣才识疏浅，未能详确，臣该万死。”皇上说：“吏科章正宸、河南道张煊来，又说房可壮、宋玫、张三谟来。”皇上说：“你看这三位大臣是否胜任阁员？”李日宣上奏：“臣最初推举十三员，还认为多了，后来奉旨再次推举，科道各位大臣都想仰体立贤无方的旨意，广收博采，以听圣裁。如房可壮的峻节练识，饱经风霜；宋玫的英资博学，熟悉典故；张三谟的风节凛然，能持正论。三位大臣的业绩在后日，不是臣所敢知的，今日用不用在皇上，不是臣所敢必定的。臣只知道：”三位大臣原本不愧于推举，皇上说：“章正宸、张煊怎么说？”两位大臣上奏：“冢臣凡事相商，臣等也互相规劝勉励。如果此事有一毫徇私纳贿，臣等可保证没有。”三位大臣的才品原本都可用，李日宣又上奏：“此事臣也要说个明白。”科臣此奏殊为

译不对，今日之事只应讨论此人是否堪用，为何只将“不徇私纳贿”等话语向皇上冒犯？我自从进入吏部，凡事一律秉持公正，有什么需要规劝的？每次遇到会推，必定先让选郎与掌科、掌道商议妥当，然后约定九卿一同上推。至于选拔宰相，尤其不同于寻常，所推举的人选，掌科必定与六垣商议，掌道必定与十三道商议，大家共同推敲推举。只要有一处不当，吏部便不呈报，从中斟酌决定，不敢丝毫任意妄为。我侍奉皇上十三年，自任御史至今，一心清白，若有一丝徇私背公，如今文武百官都在，皇上一一可以查问，朝臣一一可以弹劾。过了许久，皇上说：“六名官员都着锦衣卫堂上官逮捕，次日早晨回报。”奉旨全都革职，由刑部审问。七月初二日，吏部因贡举用人不当，按律拟杖，具状上请旨意，最终将吏部掌垣、掌道发配戍守边远之地，与推举的三人赎罪为民。这天，皇上起初想施行重法，依靠冢臣奏对详明才作罢。还记得这一年，我楚地乡试事务结束后，在九江遇到贺公对扬，询问近况。贺公说：“大臣谋国不忠，皇上振作无绪，天下事万不可为了。”我也谈到楚中的事情，祸在眉睫，相对洒泪。在路途中听说我由户科左转刑科都，等到京城，自念身为刑垣，朝廷失政，哪有比枚卜一案更严重的？于是补写奏疏上谏。奉旨疏内吞声荷戈，士论共惜。这是什么话？孙承泽着吏部议处，原疏发还六垣，见疏上朱笔抹去两行，然而抹处用红纸贴之，纸痕尚在，才知道并非皇上本意。冢宰李公遇知坚持不肯处置，过了很久，听说皇上稍悔此事，仅获罚俸。

译纶扉药石

吏科给事中章允儒上《阁臣忠告疏》说：历来内阁票拟必定有专人负责，凡是政令有得失，六科都有权驳正。自从魏广微勾结逆党，独揽票拟大权，一时辅臣依附顺从，而中书省夺取了封驳之权。到了黄立极，专挑容易的留给自己，难的推给别人，票拟权分散后，竟成了惯例。假如票拟不当，甲乙可以调换，臣等又凭什么依据来封驳呢？臣认为目前韩爌未到任，应当专责在任者担当，同时也不废除中书省的斟酌，这样一道封驳令一出，是非就清楚了，辅臣也不能互相推诿，那么中书省应当统一。皇上亲自裁决庶政，举动效法祖制，辅臣应当取法祖宗典故，礼乐兵刑、用人理财等大端，一一讲求。凡是遇到召对，应当像敲击洪钟一样，不要因为不知道而向上推诿，因为辅臣平章军国大事，如果说不知道，谁还知道呢？从前姚崇侍奉君主，尚且能提出十件事来坚定皇上的心意，何况遇到圣明的君主，怎能没有宏伟的谋略？所谓重视救时宰相，那么见识应当干练。先臣薛瑄任御史时，三杨任宰相，想求见一面都不可得，可见言官不敢与政府亲近到了这种地步。还记得臣从前主持考试入朝，因得罪辅臣魏广微，他派人到臣的寓所，请求臣去见他，臣坚决拒绝，于是招致了奇祸。现在实封上奏，自己发誓不欺瞒，按例送呈揭帖，已不是古道，何况可以登门拜访呢？即使没有这种事，但风气不可开启。希望辅臣以集思广益为心，不要因为疏远亢直而压抑好的建议，不要因为亲近而增加褒奖，这样中书省才能发出忠直刚正之气，辅臣才能展现吐哺握发的诚意，那么心态应当谦虚。臣对辅臣的忠告，就是这些。

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上《可惜可忧疏》说：我私下看到近三四年来，皇上在上面焦心劳力，群臣百工在下面忙碌辛苦，匆匆忙忙，日夜不得休息，而法令日益繁杂，臣民离心离德，人才耗尽，根本受损，这就是臣所说的可惜可忧之处。以皇上的圣德加上励精图治，何难手握大权，坐享至治？然而当事者借皇上刚严而辅之以舞文弄法、断案苛刻的手段，借皇上综核名实而施展其诉讼拖延、算计精明的才能，于是使原本和恒的时代竞相崇尚刑名，清明的君主逐渐变得琐碎，把皇上图治的盛心，作为诸臣斗智的途径。可惜之一：人臣担当职责、施展才华，只靠这点精气，现在却只把窥探细微旨意当作尽心，挑剔细小瑕疵当作快意，甚至率领下属的大僚在回奏认罪时惊魂不定，封驳重臣在接本守科时奔走忙碌，直指的风裁，只征集事件，长吏的考课，只问钱粮，于是使官守言责只归于文书的繁杂，吏治民生全成了勾稽核算的事务，把众多士人修职的精神，作为小吏趋奉办事的能事。可惜之二：现在是什么时候？不是大小臣工同舟共济、遭遇风浪的时候吗？然而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本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诸臣只有门户之见，意见相左，议论滋多，于是使剿抚不定，如同筑舍道旁，忽用忽舍，如同举棋不定，把兴邦启圣的时日，当作聋从昧的举动。可惜之三：国家所凭借以统一天下的是法。现在雷霆所及，没有人知道方向。丧师误国的王化贞，为什么与杨镐不同？洁己爱民的余大成，何至于与孙元化一同被逮？甚至一事偏误，一言偶有抵触，审讯随之而来，反而使轻猾之人不以触犯法网为惧，而矫饰之人却以对吏为荣，刑罚不中，斧钺无威，可忧。国家所凭借以维持元气的是公论。现在直言敢谏之士，一发声就被斥逐，指斥奸佞、推荐贤能的奏章，不是揭发就是结党，不仅不采纳其言，还禁锢其人，不仅禁锢其人，还加之罪名，于是使诸臣互相告诫沉默，闭口求容，是非共同遮蔽，忠谗互相混淆，可忧。国家所依赖以维持纲纪的是廉耻。现在大臣握有重权，大官而有依附之心，小臣只望风趋附，而少有特立独行之操，近来中使一出，妄自尊大，与之抗衡的仅二三个人罢了，其余奔走期会，惟恐落后，谄媚曲从，还怕获罪。皇上以为近臣可倚，而不知道幸门已开；以为内臣可随意操纵，而不知道其屈辱士大夫已到了这种地步。贪竞成风，羞恶尽丧，可忧。国家所凭借以进贤退不肖的是铨衡。古时宰相之职，实际上兼有现在的阁部。权力太重而容易作奸，国家罢设丞相，于是用人之职，由吏部掌管，而阁臣不得侵犯。这次辅臣与冢臣以同乡为朋比，只驱除异己。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只迎合阁臣之意，线索呼吸，机关首尾，登门请命，夜以为常。统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堕渊，惟其所欲，黜陟大柄，只供报复之私。卿贰美官，两手握定，而私人遍布，脉络暗通南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导致覆辙相寻，忧患独遗于君父。甚至庇护同乡，则逆党可公然保举，而白简翻为罪案；排斥正类，则讲官可借题逼逐，而荐剡遂作爰书。皇上厌恶诸臣的欺骗，欺骗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译皇上愤怒于大臣们的专擅，没有比这更专擅的了。皇上厌恶大臣们的结党，没有比这更牢固的了。威严与恩福向下转移，举措颠倒错乱，权势气焰熏灼，正气消沉萎靡，这是令人担忧的。臣微薄的忠心，希望皇上崇尚德行、放宽刑罚，任用贤良、斥退奸佞，不要凭借至圣至神的资质被臣下所误导，不要凭借治理人事与法度的宏大被奸邪之人所牵制，不要过度使用严刑峻法而导致士气人心日渐趋向愚钝懦弱，不要偏听偏信而导致名流善类永远被禁锢在清议之中。如果臣的言论能够被采纳实行，即使加给臣越职僭越说话的罪名，臣也感到十分荣耀了。

译给事中冯元飏上《政本名实宜稽疏》说：臣以为，如今边境战事尚未平息，敌寇气焰又迅速扩张，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江河，终将酿成大祸。所依靠的，是圣明的君主哀痛怜悯，使天下百姓同仇敌忾，卧薪尝胆，义无再计。然而以臣私下忧虑过度来看，原因并非一端，积久的弊病尚未痊愈，祸患正日益扩大。唯独认为“政本”这一职位，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本应以表率百官，却成了推诿责任的开端。如果其他人效仿这种作风，其祸患将深重到何种地步？当此君主忧虑、臣子蒙辱，灾难如剥皮伤骨般严重之际，岂是微臣畏惧罪责、噤若寒蝉的时候？

每当看到一两个孤直刚正的人，遇事抒发忠诚，当时多被排斥，都纠察绳正他们的欺瞒失误，指摘细微之处。这是国人所皆知、明主所必察的。但这关乎个人名节，不关系国家安危，臣所深深忧虑的并不在此。只是当今政本大臣，往往占据实权却回避名义，接受功劳却推辞罪责，平时蓄养威势、抬高身价，这是他们的常态。一旦朝廷有事，如汉代制度所说的“天地大变、天下大过”，便声称“盛世本无宰相之名，我们只负责票拟”，对上推诿给圣裁，对下推给六部。凭借这一句话，便丛生百种欺瞒，哪里还能有定见和宏谋，为中外文武官员倡导忠恳呢？

夫中外的责任，谁比票拟更大？即使皇上神明天纵，每每独断裁决，以辅臣所拟的意见来看，各曹条奏，其批准与否，相差何止数倍。果真如他们所说，必须像开国初期的制度，或者因疏远而突然补任，或者从内阁仍降回低微官职，可以说事权不在肩，责任难以承担。但现在体制超越百官，兼任众事，有汉唐宰相的重权，而又代替天言，有开国顾问的荣耀，而特别尊崇位号，地位亲近，权势显赫，言听计从，从古至今，权柄专断且重要，没有比如今辅臣更甚的了。如果认为既然由皇上裁决，便可将过错归咎于君父，那么凡百司庶府，远近巨细，所见施行，固然没有不取进止、得以擅自矫饰的。如果让他们将得失全推诿给朝廷，自纪官以来，未闻此理。

臣认为，票拟一事，辅臣生平的人品心术、邪正公私，在此完全显露。皇上只需静心观察，严格呈现：某事被某辅臣误导，某事被某辅臣阻挠，某人被某辅臣奖赏，某人被某辅臣压制。日后某票拟得当，则某人应受功；某票拟不当，则某人应受罪。揭露其肺腑，公之于众，不许以闪烁游移的故智，阴阳其词；不许以刻薄险仄的深机，高下其手。那么议论责任自然清晰，谋略决断自然确定，恩怨自然不得徇私，功过自然无处逃避。这样，纷乱的国土，还可重新聚合，以此安慰祖宗的痛怨，酬答圣主的焦劳，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治乱的分界，就在今天。如果仍然悠悠忽忽，推诿承当，如近来谋划流寇之事，必将一同沉溺，不知最终会落到何种地步。

昔日唐太宗命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有失误便立即劝谏，所以贞观之治，声名流传不灭。难道时至今日，还忌讳人言吗？臣确实无所避讳，伏望皇上留意垂察。

御史詹尔选上《辅臣以去明心疏》说：近来臣上疏驳斥陈启新，因而责备冢臣与诸辅臣，是因为大臣担荷不力，循默不言而引发的。最近阅读邸报，大学士钱士升有“微臣职分看详等事”一疏，奉旨诘问，不胜惊异。等到将辅臣与李璡的奏疏合在一起看，才知道辅臣有忍无可忍、不得不疾呼的情势。不久辅臣引咎求斥，不久又奉旨回籍调理。明白辅臣是因为票拟而去职，因为执意争辩而去职。

夫大臣之所以不肯言，根源在于不肯去。现在辅臣肯言了，也去了。上可对九庙之灵凭依，下可质后世之清议，隐以去就感悟明主，显以气节激励百僚，臣实在为他感到荣耀，但唯独不能不为朝廷惋惜这一举动。因为皇上对辅臣不满，是因为身为心腹之臣，却引起圣明之主的怀疑。臣则有话说：孔子说“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夫臣子之所以有诤，都是从怀疑开始的。不怀疑又何必诤？古来一德之世，谁比得上唐尧虞舜？当时皋陶陈述知人安民的谋略，而禹却说“只有帝难以做到”。那么千古以上能怀疑其君的，没有比禹更甚的，而舜未曾因此贬低圣德，反而深深担忧禹的话说不尽。所以从显处进谏，是小臣的事；而从疑处进谏，称为防谏，这才是真正大臣的事，却不料被皇上认为过虑而不当。

况且辅臣所言的是什么事情呢？李璡不识皇上为尧舜之君，而敢引导以非情非法之事，荼毒富民乡绅，这是历来庸主所不屑为之的事。此关一错，大乱将兴，正是辅臣忧心如焚之时，而忽然又奉有改票之命，因此揣摩未当，也由惊惧愈深，遂不觉抗章之急切。臣以为辅臣此举差强人意，皇上方嘉许以示鼓舞之不暇，却认为相疑，认为要誉吗？夫人臣无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谓吾君为万举万当，以是为信其君也，恐只容悦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习于沽名义，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誉鼓天下，使其臣争为尸位保宠，习成寡廉鲜耻之世界，又岂国家之利也？况今天下疑皇上者恐亦不少也？何哉？以天下人对皇上者，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变，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后王而不知遵远代。如尚方

译剑术不灵，将领士兵骄横懦弱日益严重，圣上的恩礼令人感激，其威严胜过斧钺。然而人们看到亿万生灵，白白供养着那些穿着甲胄的军队逗留不前，于是有人怀疑朝廷过于崇尚武力。将穿甲射箭与执笔作文同等考核，不符合标准者不予录用。圣上意在选拔聪明才技，将其分配于骑射，以辅助武臣不振的局面。然而人们看到卖掉牛来买马，削弱德行而只讲求武力，白白让强盗混杂在道路上，父亲兄长无法保证子弟的安全，于是有人怀疑朝廷在推行文教方面迟缓。免除朝觐的说法实行，圣上的本意在于暂时缓解百姓的困苦，臣下也认为这是为了缓解百姓的困苦。然而有人怀疑朝见宗庙的大义，不值得花费数万路费金钱。驳斥询问日益频繁，圣上的本意在于严厉惩治奸恶顽劣之人，臣下也认为这是为了惩治奸恶顽劣之人。然而有人怀疑明亮的刑书，能否应对防范番邦加等处罚的纷乱。君子担忧驱使策动不得当，小人惧怕防范牵连的门类繁多。明知一切苟且的政令，有人捶胸顿足感到愧恨，有人当众叹息，种种隐情难以尽述。辅臣不过是偶然因一事替天下人发愤罢了，竟然怀着郁结的志向离去。辅臣因言论而离去，此后的大臣恐怕再也不敢进言了。大臣不敢进言，小臣就更难期望他们进言了。每天向皇上进言的，只有那些苛细刻薄、不识大体的小人，看似忠诚直率，实则如狂如痴。得逞时就挺身而出招摇撞骗，失败时就隐藏身形逃避窜匿，惊骇心志而眩惑耳目，毁坏成法而酿成隐忧。天下的事，还忍心说吗！恳请皇上以深远的胸怀立心，以简约清静作为法度，要求大臣履行纠正违误的职责，树立言官敢于进谏的风气。严令内阁部院大臣，不得以辅臣士升的离去为戒。宁可献可赞否没有借口，圣明的独断掩盖皇上的谦冲；宁可进礼退义没有借口，君恩未报掩饰自家的滞留。务必期望上下交感契合，志气焕然一新，由此看到廓清平治的谋略，成就纲纪风俗的美好，或许指日可待了。

译中书陈龙正特别阐明宰相职事的奏疏说：本朝不设立宰相，然而如今的辅臣，对上效法启发开导君主，对下倡导恭敬勤勉，职务没有不统辖的。世宗皇帝的《宝训》说：“这个官职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号，实际上却有宰相的职责。”宏大的圣明谋略，达到极点了！古人常说：“像某人那样，就是宰相之才。”明确了宰相的职责，然后才能辨别宰相的才能。宰相的职责是什么呢？平时安置六部尚书，有事时谋划确定大将，就是这样。英宗皇帝告诫辅臣李贤说：“如今六部尚书都任用得人，大概知道天下的治安由六部尚书决定，却唯独与李贤当面商议，正是说李贤的职责应当参与知晓这些事务。”后来又说：“吏部是天下人才的权衡标准，命令推举左右侍郎。”李贤于是推举了姚防、崔泰。这就是说六部尚书称职，都是李贤能够任用的结果。当年如果六部尚书有不称职的，而李贤顾及情面，不向皇帝报告，那就是李贤的罪过。所以安置六部尚书，是宰相的职责。世宗皇帝告诫辅臣张孚敬、李时说：“六部必须任用得人，吏部、都察院尤其紧要。”于是传谕分别考察各位大臣的才能和品德。后来又因为吏部、兵部尚书空缺，与李时及翟銮当面商议人选，于是让王琼担任吏部尚书，王宪担任兵部尚书。大概深知治理天下得到人才的纲领，而唯独与辅臣商议，是因为辅臣又是吏部、兵部及都察院的纲领。下至群僚的贤与不贤，民间隐居的人才，都是辅臣应当留心的，而不能仅仅以票拟奏疏，就足以尽到在帷幄之中论道思考的职业责任。所谓谋划确定大将，也可以用近事来验证。正德、嘉靖年间，有杨廷和、张孚敬，就能信任兵部尚书；王琼能一再起用王守仁，于是南昌平定，思恩、田州平定，各苗族叛乱被平定了。万历初年有张居正，就能委任王崇古专权处理，于是俺答汗和好，延续了几代。能委任戚继光修筑防御工事，于是各边镇十八年没有听到警报。所以能确定大将，然后才可以做辅臣。司马迁说：“振兴圣统在于选择将相”，是特别对汉武帝说的。其实天子的事务，只在于选择任用辅臣。辅臣选对了，那么咨询谋划大将的事，也是辅臣的事，而天子就不必拍着大腿叹息了。李敬告诉世宗皇帝说：“君主以议论宰相为职责”，说的就是这个。近来辅臣常常有好几位，不能说不兴盛，然而没听说有谁以搜访非凡人才，使百姓富足国家充裕，赈济灾荒消除祸患，为己任而分担至尊的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报答君主的心，退让而甘愿推辞？古代的名臣也多认为除了票拟之外没有其他职责，习惯成自然罢了。臣愚以为今后凡是遇到卿贰、专阃、员缺会推已经上报，应当各自以保举的事责成他们，使他们各自发挥眼力，各自吐露赤诚之心，连同他们平时心中所知，不论大小文武山林隐逸，只要是真才，都让他们分别说明才能品行，胜任什么职务，担任什么职位，随时上奏。年岁之间，皇上总计他们所推荐的人，谁恰当谁不恰当，谁多谁少，称职的就是某位辅臣，知人；少称职的就是某位辅臣，不及。将领得人而军队平息寇患，就是某位辅臣，有功；将领非才而军队骄横寇患炽盛，就是某位辅臣，有过。宋儒程颐说天下治乱的责任在于宰相，而张孚敬、姚防说如今的内阁就是宰相的职责，宣扬流布德化，必定从内阁开始，说的就是这个。至于其他小事的得失，不足以决定辅臣的优劣。这样不仅朝廷可以得到多个人才，又可以因推荐人才来区别辅臣；不仅已用的各位辅臣的优劣因此明显，即使想为将来寻求良辅，也可以以此法预先考察而储备。选取人才图谋治理，难道不是最简便最紧要的吗？所谓谋划确定，大将也必须先辨别大将的才能。将才有两种：一要能约束士兵，二要能使用间谍。士兵平时约束他们很容易，临阵驱使他们必死很难。推托容易的而能做难的，万万没有这样的事。如今客兵所经过的城邑守望望风披靡，难道士兵真的不可禁止吗？是将领不能驾驭罢了。所以说将才以约束士兵为第一要义。至于军中机要，则在于使用间谍。近年来我们屡次被敌人间谍，而我们未曾听说有一人能间谍敌人的。敌人是客军反而明了，我们是主军却常昏暗，军队溃败失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大概了解自己没有比约束士兵更先的，了解敌人没有比使用间谍更好的。所谓智、仁、勇、信、严以及一切因时因地出奇合变的方法，都包含在这两者之中。辅臣与枢臣论辩将才，作为推举的纲领，只宜在这两者上精细考察。有人说本朝权力归于六部，遴选拟任文官，是吏部的事；推举将帅，是兵部的事，谁敢冒犯侵官的嫌疑？不知道拟任文武原本出自铨选枢机部门，但应当推举的适宜入宫报告然后允许实行，不应当的适宜入宫报告然后驳斥更改。只有平时留心，临时才能辨别是否恰当。假如铨选枢机部门推举最终错误，即使辅臣自己举荐所知也可以，再商议铨选枢机部门也可以。至于自己举荐的再商议的，而必定没有不恰当的，那么不是古人论相所说的“一心正、两目明”的人，谁能胜任这个任务呢？辅佐机密忠诚国家，只有这件事最大，不然以用人得失直接委责铨选枢机部门，辅臣一身超然长立于是非担当之外，何不思考蒙受赏识？独自深受恩数独隆，对于报答礼遇酬谢知遇，究竟所主持的是什么事呢？伏见我们皇上十余年求治，谋兵、谋饷，忧劳万端。私下认为应当暂且不要忧虑军饷而忧虑军队，军队精锐则军饷自然节省；又暂且不要忧虑军队而忧虑将领，将领良善则军队自然精锐。

译况且不要担忧将领而担忧辅佐大臣，辅佐大臣贤能，那么吏部、兵部等朝廷部门就多贤良之人，总督、巡抚等地方良将自然会产生。所以特别阐明宰相的职责，以便英明的君主能够集中精力治理国家，成效可以在短时间内计算出来。

译再次陈述关于宰相职责的奏疏，我私下认为，票拟这一件事，不足以完全尽到辅弼大臣的职责。而如今的辅弼大臣，如果真的想通过票拟这一件事来尽到自己的职责，也是有方法的。凡是各衙门的章奏，其言论如果不恰当就是违背，事情如果不可行就是否定，其意图如果不是私心就是公心，没有介于两者之间、茫然没有定见而可以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地做出判断的。所借助于票拟的，正是说要以诚心观察事理，折中以求公平，使得票拟如果真的恰当，即使偶尔遇到皇帝修改，也应当详细陈述某件事理，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天心至为虚静，必定能够转圜。这就是说，在票拟之中，具有启发开导的道理。如果随发随改，以至于再三，说原来的票拟不对吗？难道起初有未尽的心意吗？说原来的票拟对吗？后来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信念？皇上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无论事情大小，都期望精详。所以一再修改的原因，不过是想让事理得到公平，清楚地看到斟酌裁处的缘故，原本并不是一定要完全更改最初的票拟才符合圣意。况且用外面的事理来比喻，郡县的诉讼申报给巡抚和按察使，其中稍微重大的，巡抚和按察使必定会驳斥一次、两次，这也是为了详尽谨慎，难道是想全部推翻最初的判决吗？郡县抱着公心、持有定见的人，覆报明确，原来的判决得以执行，十成中固占八九。以圣明天纵的皇上，难道会有辅臣能够重申前面的说法，果然公平如权衡，透彻如指掌，而不欣然乐从的情况吗？《说命》说：“君主听从劝谏就是圣明。”皇上对于群臣的菲薄之言，时常赐予采纳，何况委任以股肱心膂的重任，讨论治国之道，又不同于亲近的小臣补阙拾遗那样难以出力呢？唐代宰相李绛曾说：“知道而不说，是臣子辜负君主；说了而不被采用，是君主辜负臣子。”现在希望各位辅臣都以李绛的志向为志向就可以了。近来行人司司副倪元珙上疏称，阁臣票拟各自署名，料想如今各位辅臣已经没有不尽心的忧虑了。只是想到可否有一定的标准，是非不会屡次变迁，认为应当深切体会圣明皇帝修改的心意，在最初的票拟中追求最正确的，在复奏中矢口至诚，那么各位辅臣的品级职位各自可以显现，而皇上也能清楚地看到各位辅臣的能力，君臣相互应和，万事康泰！孟子说：“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叫做恭敬。”臣以尧舜的标准期待君主，因此以益稷的标准期待辅臣。现在一天之内两次效法责难的说法，固然是臣表达恭敬的方式。至于本朝的宰相业绩，首先称颂的是三杨，三杨当时，只以保举众才、商讨六卿事务为务。如掌院刘观贪婪，士奇与荣弹劾罢免他，而举荐顾佐代替，最终成为名臣。此后杨一清、翟銮共同举荐胡世宁掌院，而请求罢免原拟的人，王时中、费宏也举荐姚镆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世宗立即传谕执行，不等待部院推举。这是辅臣能够尽到职责的，对于中外大僚，时时仰赞庙堂决断，固不仅仅以票拟为职事，非常明显。何况如果在票拟之内稍有荒废，怎么可以呢？臣再次考察国初罢免中书省，历代只称阁臣，想要名与事相符。近来阁员有缺，廷臣上疏请求，常借枚卜为名。详细考察《禹谟》，枚是指大功臣，卜是谋及龟筮，不是谋及卿士的心意。与如今推举阁臣的事体不类似。语称舜、汤从众人中选拔，举皋陶、伊尹，帝典说“使宅百揆”，在此参酌其间，因义定名，自有恰当之处。有人说“选辅”如同“简在帝心”的意思；有人说“命揆”如同“俞往汝谐”的意思；或者径直说“推举阁员”，则是“爵人众共”的意思。务必使名与事相符，以仰追圣祖不设宰相的本意，一并备作末议，供采纳。

御史吴履中攻击补阙失的奏疏：皇上仁明威断，锐意防康，好学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书不胜记载，有什么阙失，还需要攻击补救？虽然皇上虚己责躬，臣子匿心献谀，则辜负了圣明的盛德了。臣认为皇上的过失有二：一是大奸的罪状未彰，而皇上亲自受过；二是图治的纲领未挈，而用志多分。皇上临御初年，天下还未大坏，特别简拔一个温体仁，显托严正之义，阴行嫉妒之私，凡是正人君子必百计摧折，以致贤士解体，救过不暇，使得朝廷不能任人以治事，而酿成大乱之源的，是体仁的罪状。专任一个杨嗣昌，以款抚为忠谋，以四事为实政，加练饷以刈割海内，致使民怨天怒，灾旱频仍，四海困穷，盗贼蜂起，而结成大乱之势的，是嗣昌的罪状。皇上所信任没有比这两个人更甚的，二人恃皇上的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爱，如何匪躬，以自结于皇上，等到深信不疑，然后得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其所欲为者，先做成一个不得不为之的机彀，待皇上发一个意旨，而遂见诸行事，有执以罪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为之。”皇上也说：“彼实未尝专擅也。”于是更加深信不疑，所以二奸误皇上而反卸责于皇上。皇上为二奸所误而反为二奸代受过。夫臣子为君父受过分也，谊也，岂有君父为臣子受过之理？皇上自君临以来，无一念不善，无一事不善，而奸邪辄

译借此来助长他们的恶行。比如治理崇尚严明，却引导向苛刻；刑罚想要与罪行相当，却引导向从重。皇上念及政事的善处，没有途径让天下人看见，而乱臣贼子和无知小民，于是认为朝廷有缺失，敢于非议并背叛。谁知道皇上本来十五年如一日呢？现在即使下达罪己诏，让父老拄着拐杖前往观看，互相看着流泪，也只说：“天子到今日才幡然悔悟。”谁知道他十五年如一日呢？确实因为两个奸臣的罪状在天下暴露无遗，使天下人都知道皇上被二奸所蒙蔽，而未曾自己有过缺失，那么对圣明的拥戴就会和谐而没有间隙，这也是收拾人心的关键所在。至于图谋治理自有纲领。圣人治理世间、酬应万物，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世道太平则润色太平，作为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计策；世道混乱则挽救艰难，作为拨乱反正、振兴治理的谋略。关键只在于观察天下大势的缓急，而轻重地布置。像今天这样，是混乱到了极点应当治理的时机。内部治理缺失而后战事发生，民生困迫而后寇盗兴起。过去急于对外用兵而政治更加纷乱，寇盗在内兴起而赋税征收更加急迫，因此产生混乱又防范救乱，为什么疑惑混乱没有止息反而更加严重呢？近来才开始改变过去的做法，反省自身、勉励振作，治理有了头绪，免除租税、解除网罗，百姓有了生机，混乱的根源已经堵塞。急切应当寻求治兵的人才，真正能守卫边疆的任命在边疆；真正能剿灭寇盗的办理内地。先了结这两件大事，而治理的功业就可以依次推行了。选拔贤才辅助自己，敦促勉励臣工，主管调和阴阳的人以公平的原则调理阴阳，掌握中枢权柄的人以公正之心督察僚属。众官和乐治理，百官共同修明职责，逐渐达到天心降下顺意。大有作为的年份，就可以整顿皇家的道统，扩展教化的治理。将国家数百年以来衰败而混乱的纪纲法度，全部修举；千百世以来基业统绪缺失而废坠的，从此开创垂范。皇上成为效法当今、传之后世的主君，群臣成为开创基业、开创事业的臣子，千古盛明拭目可待。如果委托非人，在纷乱中寻求条理，臣不知道成功在哪一天。皇上以天下为一身，他的精神应当无所不贯穿；以古今为一堂，他的学问应当无所不包容。在兢兢业业、万事谨慎之间，正值闲暇时，怎么能用心于虚无无益之事？况且释宗道不过是为我兼爱的源流，孟子所说的无父无君的教化，圣人的门徒应当禁止并驳斥。皇上非常不可在此迷惑心智。唐贞观年间引学士轮值更替休息，与讨论古今；宋朝也让名儒在禁中夜间值班，不时召见应对。大概圣贤义理是用来栽培这心神明之地，时常加以灌溉，那么与天地民物自然不相间隔，而精神默运无不通达。时常翻阅经史，触发理趣，考证事变，无事时安静，有感即通，缺失就没有来源了。

译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欣喜地听闻陛下施行恩泽的奏疏，在岁首前往肇庆，群臣高呼万岁，皇上龙颜大悦，忽然派遣宦官宣召内阁大臣入殿，一时之间百官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认为这是罕见的盛事，引颈期盼了很久。引导皇帝车驾和呈递表章的同僚班列守卫，臣这才私下听闻大概情形，不禁手舞足蹈地说：“竟然有这样的事！皇上身着礼服亲临朝堂，降低身份以示谦下，调和各方以寄予厚望，尊称为师保，将股肱心腹之任托付给他们，以志同道合之情反复叮咛教导。”后来臣想，帝王盛德难道不是世代难逢的吗？只是内阁大臣有何功德能配得上此等恩遇，来报答我皇上呢？如今时势中最大且最紧急的，是兼顾公私利益，澄清吏治，对内平定流寇，对外制服四方少数民族，哪一件不是内阁大臣的责任？怎能不急于商议办理这四件事的方法，并访求办理这四件事的人才呢？至于感动皇上的心意，辅佐朝廷的谋略，广泛开启言路，收拾人心，这四件事如果不由内阁大臣亲身去做，还有谁能承担呢？即使是汉代的陈平，尚且知道调理阴阳，顺应四时，成就万物之宜，镇抚四方少数民族，使诸侯亲近归附，让百姓和卿大夫各得其所，作为宰相的职责。更何况亲眼见到尧舜般圣明的君主呢？从前商王任命傅说时，首先说要开启和滋润他的心。如今内阁大臣所陈述的，必定不敢有祖述严刑峻法、嫉恶如仇的学说，以及搜刮聚敛的文辞了。但他们日夜恭敬谨慎，难道真的只是藏身以宽恕自处吗？从来都是先感化君主，然后才能建立功业；也必须先积累诚意，然后才能感化君主的心。为什么呢？凡是君主轻视朝中士大夫，必定是因为外朝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能让君主满意。如果能不与宦官结党，不凭个人恩怨行事，不因宠幸和利益居功，不因爵位私恩亲近亲信，而面对一两项大事不惊慌，预料一两项大事不迷惑，自然足以引起皇上的敬重和信任。敬重信任，则宫内与朝廷沟通顺畅，委任专一，百事就能办好了。内阁大臣办事，关键在于知人。吕公着见到士大夫以举荐人才为意的，必定询问他们所知道和听到的，参互考证核实，然后上报给皇上。王淮问杨万里首要的事务，杨万里说：“人才。”于是上疏推荐朱熹以下六十八人。虞允文任宰相时，曾将人才分为三等，有所见闻就记录下来，称为《材馆录》。这是说国家计谋和边防，并非不加以揣度，用人似乎还是第二义，但所用的人中，吏部和兵部的尚书最为紧急。如果他们都贤能，那么内阁大臣应当与他们同心协力治理；如果有不贤能的，就必须更换他们。为何如此悠悠忽忽呢？其次是讲官，其次是谏官，其次是督抚，其次是提学，其次是总镇，至于文选、职方两司的郎官，必须精心挑选并长期任用。再得到贤能的掌院学士，注意巡视按察御史，严格评定优劣，那么州县长吏，谁不会改邪归正呢？像这样，然后百姓才会亲近归附，群才才会奋发有为，而各种事务才能治理好。以如今皇上的宁静，匹配伏羲、轩辕的德行；社稷城池断绝了狐鼠般的奸邪之缘。时运际遇道义施行，亲身遭遇圣明的作为。赞襄和平章而辅翼协和，使天下还有陷入沟壑、饥寒溺毙的人。内阁大臣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实在想要报答天子的奖赏，只在于以人事君，竭尽伊尹、吕尚的忠诚，追随皋陶、夔的足迹，奏响太平的业绩。这才是万世一时的盛事。臣正在斋戒沐浴撰写奏疏时，又对天人之际有所感悟。当晚，乌云忽然聚合，雨雪遍布道路。道路上的百姓欢呼，预示丰收的占卜应验，和气致祥在此得到验证。臣每日祝愿皇上，以天道自处，向下施行光明罢了。

给事中傅朝佑论说宦官不应参劾内阁大臣的奏疏，说：公论，是国家的元气。所以担任台谏官的人，以天下公论为主。臣读王坤的奏疏，感到岌岌可危，有履霜坚冰的恐惧。从前太祖高皇帝垂训说：“为政必须先谨慎内外之别，才能使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伟大的君王之言，实在是万世治平的鉴戒。历经汉唐宋直到我朝，其间治乱相继，往日的车辙没有改变的。我皇上忧虑周边边境，任用王坤监视宣大，但未曾让他掌握弹劾的权力，主持中朝的议论。然而一次参劾，两次参劾，近来甚至逐渐蔓延到内阁大臣。试想内阁大臣之上，还有何人？如果日益进逼不止，这样下去哪里是尽头？这是轻慢朝廷了。《易经》说：“由来者渐，言不可不辨之蚤也。”即使内阁大臣有过错，朝廷有缺失，上有典章，下有清议。如今朝廷耳目之司不缺人，却让宦官随意谈论天下事，载入史册，这如何向子孙示警并传之后世呢？臣因此不能不为首席辅臣感到遗憾。当派遣宦官之初，满朝谏官为何不就近援引祖制，远引汉唐宋的覆辙，极力劝谏？即使不这样，也应当相继以去留相争。皇上神圣聪明，应当必定会转而听从，然而为何却泄泄沓沓，坐视其达到这种极端呢？臣因此又不能不为各位辅臣感到遗憾。当票拟王坤的奏疏时，为何不直言上奏，以正义责备王坤，为皇上遵守祖制，为朝廷持守大权，为天下昭示公论？然而为何唯唯诺诺地听从呢？失去现在不争论，以后将来不及了。臣大概没想到王坤会说这样的话。朝臣都说说这话的人，未必是王坤。他的文词练达，机锋挑激，必定有阴邪奸佞之人依附而起，借王坤为开端，来试探皇上。这臣不仅为内阁大臣一时惋惜，而且深深为国家体统惋惜，深深为天下治乱的大关惋惜。臣的话，是迂腐的话，也是正直的话。祈愿皇上幸

译请陛下听从臣的进言，对王坤是罢黜还是留任，是生是死，全凭陛下旨意，这正是臣一片为国担忧的赤诚之心。臣不仅爱护朝廷、爱护世道人心，同时也爱护宦官。宦官权势显赫，这并不是宦官的福分。如今结党营私的现象逐渐兴起，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没有人敢向皇上直言，天下大事再也经不起破坏了。《诗经》说：“不犯过错，不忘记教训，都遵循旧的典章。”《尚书》说：“以先王制定的法度为鉴，就能永远不犯过错。”希望皇上遵循祖训，弘扬公正的舆论，向上考察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公正地责罚王坤，并撤回内廷派遣的宦官，以此来澄清舆论，端正国家体制，消除潜在的祸患，考核实际的功绩，这对于治理太平的计策来说，难道是小事吗？

译《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四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五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六科

六科直房位于午门外，东西相对。起初在掖门内的西侧，与内阁相对，即所谓的六科廊。因火灾迁至外直房。洪武初年，统一设置给事中。洪武六年，才开始分为六科。洪武二十二年，将给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改称为士源。在此之前，皇上认为给事中的人数符合元朝的“元士”编制，便改为元士。至此，因以六科为政事的本源，又改为士源。不久，又恢复为给事中。都给事中是洪武二十四年增设的。吏、户、礼、兵、刑、工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这是根据事务的繁简来设置员额的。凡是章奏的出入，都必须经由六科。若有遗失、抵触、更改、紊乱等情况，六科都有权封还驳正。事情涉及相关部门，抄发过部，略加参议意见，称为抄参。部里的覆核记录录入奏疏中。凡是朝政的得失，百官的贤佞，都允许联名上奏。实际上兼任了前代谏议、补阙、拾遗的职务。六科即唐代的补阙、拾遗，宋代将补阙改为司谏，拾遗改为正言。唐代制度规定谏官随宰相入阁，这最得为政的要领。到了明代废除中书省，便将谏官一并裁撤，只设六科来掌管封驳。宣德年间，朝廷大臣请求设置谏官，未被允许。于是谏官没有专职，这是制度的缺失。

过去言官与察官，截然分为两类。如宋代也尚且如此，监察御史起初也进言，事后只负责监察事务。至于谏院，设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这些专为拾遗补阙的官员。凡是奏疏涉及弹劾，皇上就告诫训谕而不采纳。所以看唐宋言官的奏疏，颇有可观之处。后世多有纠劾而少有规正，大概是因为将言官与察官混为一谈了。

明初，省臣将所定的官制班次图呈进。皇上阅览完毕，因而论及选拔谏议之官，说：“论道经邦，是辅弼之臣的职责；折冲御侮，是将帅的职务；论思献纳，是侍从的任务；激浊扬清，是台察的司职。这几项，是朝廷的要职。至于纠绳过失、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其难找合适的人选。刚直的人，或许过于矫激；懦弱的人，又无所建树。必须是国尔忘家、忠尔忘身的士人，才可以任用。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依靠谁呢？”

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文辅说：“从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这八天之间，内外各衙门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皇上告诫朝廷大臣说：“我代天治理万物，每日总揽万机，岂能一一周全？如果政事有失误，难道只是危害一个百姓，将会成为天下的祸害；难道只是担忧一个人，将会成为四海的忧患。你们若能各自尽心封驳，那么万事自然没有不当之处。”这是六科稽查号件、封驳章奏的惯例。

永乐元年十一月，告诫都给事中朱原贞等人说：“我担心天下百姓有失所者，是因为你们未能尽知，所以选拔郡县考满且通达事理的官员，让他们在六科办事。如果我有想听说的，就能知道；他们有话想说，就能传达。而长久没有一人进言，难道郡县之间，竟没有一件利害可言的事吗？如今在朕身边，尚且沉默不语，何况远在千里之外，他们肯进言吗？你们退下后把我的意思申谕给他们，这是俸满有司授科的惯例。”

永乐二年，召见都给事中马麟等人告诫说：“治理国家贵在把握大体。近来你们驳奏文书，一字之误，都喋喋不休地进言，琐碎极了。吏治文书繁杂积累，精力有时耗尽，岂能避免错谬？从今以后，奏疏内有数目、日月等字错谬的，都令从旁改注，用印盖之，不必上奏。这是抄参不具题用印钤盖的惯例。”

宣德二年，告诫六科说：“朝廷担心刑狱有冤屈，下情不能上达，所以设置登闻鼓。然而前代设置机构官员，寄托耳目于一人，不是兼听广览之道。我朝命六科给事中轮流值班，最为恰当。你们不要畏惧权势，不要忽视孤弱，凡其所言即时传达，希望事情没有壅蔽，幽隐之事都能听闻。况且给事中是朝廷近侍，若能尽职，应当显用你们，不要阿附比结以辱没所任。”这是六科直鼓院的惯例。

正统年间，给事中张固说：六科都左右给事中员缺，请求选拔各科年资深者依次升补。英宗对吏部大臣说：“给事中是近侍之官，凡是朝廷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慝，都可以进言。况且都左右给事中是他们的领袖，不是识达大体的人不可授予。”张固却想按资历任用，不也错了吗？这是都科不循资俸的惯例。

成化年间，告诫六部大臣说：“天工由人代劳。如果事情应当施行却拖延覆奏，这是忽视天工，可以吗？从今以后，各衙门一应奏题，意旨明白即覆奏发落，不得稽缓。五日内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