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眀梦余录卷四十五

译应当命令司法部门，今后文武官员，除了犯公罪允许赎罪之外，其余都依照法律审问定罪，这样刑罚与奖赏就公正了，法度也就彰明了。

译退休尚书林俊上谏止廷杖的奏疏：臣在海滨任职期间，不幸中风患病，手脚麻木不仁，口眼歪斜，于是就医治疗，并预备后事。接着听说有西北的战报，漕运和物资供应繁多，恐怕劳烦圣上担忧。臣蒙受四朝知遇之恩，被叙用、恢复官职、起用废黜者多次，却始终不能长久在位。因宣德年间有微小功劳，陛下新政之初，召臣出仕，但臣已衰老，又未能长久在位，极力请求退休。然而陛下赐下敕书，给予役使和廪粮，岁时慰问。臣上疏推辞未被允许，只好勉强接受。臣如今气息微弱，哪里还指望长久活在人世呢？自从按察使任上请求归乡，已无再起之望，附葬在父亲墓旁，准备容纳我这具枯骨。前述退休恩典及身后的丧葬祭祀，一概请求停免，以安生者死者之心。臣又仿效古人遗直、遗表之义，冒昧进献意见。议论礼制如同诉讼，见解各不相同，包容接纳，是极大的德行。如果粉墨登场大加辩驳，恐怕不足以使人信服。恭读明诏，仰见天地之广阔，日月之光明，对此有所悔悟。存恤叙用，日益久远，未曾听闻。从前商汤改过不吝惜，陛下德行比肩尧舜，对于商汤又算得了什么呢？恳请早日降下温和的诏令，以回应阴阳两界，安慰人心期望。臣又听说古代在朝廷鞭打犯人，只是当众羞辱罢了，并非一定要毁坏其皮肤肉体以致死亡，这也不是对待士大夫的方式。成化年间，臣曾目睹廷杖三五次，受杖者穿着厚棉底衣，用重毡叠帕包裹，仍如卧于床褥数月，淤血才消散。正德年间刘瑾专权，才开始开创脱衣受杖的先例，这严重违背国家体统，酿成晚年谏止南巡被杖死的惨剧，幸逢新诏收敛，士气才恢复。没想到又偶然发生此事。臣又见成化、弘治年间诏狱的各项旨意，只有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着问，喇虎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卫、镇抚司审问，镇抚司奏报送法司议罪，其中情节严重才有“来说”的旨意，部寺覆奏才有降调的防范。如今一概打问，没有轻重区别，恐怕旧典失查，不符合祖宗仁厚的本意。仅这两件事，似乎应当遵循旧制。臣又见自去年以来，老臣谢恩离去殆尽，朝廷空虚。恳请圣明留意，对已离去者以礼送别，对未离去者安慰挽留，与几位重臣时常接见。又有罗钦顺、王守仁、吕柟、鲁铎等德高望重之人，恳请引荐到身边，以辅助圣德，谋划圣政。臣舌头僵硬，意犹未尽，写信难以尽述，不胜悬结爱愿之至。

刑部侍郎吕坤自陈疏：“高皇帝制定法律，草稿修改了七次。应当重判的绝不从轻，刑部拟罪，法律坚持原则，宁可死谏也不阿谀奉承。而臣因不切实际、不果断的念头，退缩因循，致使无罪、轻罪之人吞声饮泣。有这样的臣子，官职职责何在？臣听说三年大旱，是因为一个妇女含冤；六月飞霜，是因为一个男子抱屈。如今刑部狱中含冤抱屈的人，不止二人。不平隐愤，上达云霄；郁结穷愁，散为妖气。臣对上不能像张释之那样坚持，以唤醒圣心；其次不能像蚳鼃那样离去，以表明己志。火灾蔓延，罪孽源于臣身。恳请皇上将臣罢斥，责令刑曹以后诏狱，一切奉法，不得阿意奉承，以损害圣德，以违背天和。臣即使隐居草野，也心甘情愿。”

刑科给事中钟斗慎刑疏：“臣按，国家设官，一事只属一部，而在用刑这一节，有刑部专门审理，又有都察院共同审问，大理寺平反。总之都遵循法律，必须使情理符合法律，罪责协调情理，然后才停止。可见祖宗重视刑罚的意思，比其他事情尤为恳切。这使得群臣不得以恩怨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轻重，良好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难道不鲜明如日月星辰吗？为何唯独如今刑罚愈发烦杂，法律意图愈发晦暗呢？总归是问刑衙门对法律意图毫不讲究，所以一旦断狱，条例茫然；再经驳斥，便牵强附会。大半是移情就律，何曾按律定罪？即使不然，心中没有确见，不敢成招；或者先后拖延，或者彼此推诿，以致初终异词，证人改口。一桩案子羁押数月，传染渐入瘴乡；一案沉滞多年，磨累几乎登鬼录。诸如此类，实在令人涕泪零落。职责并非不严催，因循终究是谬误牵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不赦免，或许刑罚得其平，而太和在宇宙间了。”

崇祯三年，御史吴履中朝审疏：近日又进行朝审狱囚了。如今的狱囚，非同寻常，颈戴枷锁，大多是公卿大臣。《淮南子》说：“庶女叫天而雷下击，景公台殒。”《汉书》记载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宪陵寝室，这是因为梁太后听信兄长梁冀枉杀杜乔。大概用刑一旦失去中道，则邪气积蓄，阴阳错乱，妖孽滋生，不可不谨慎。古代君主不亲自审理刑狱，而全部交给理官。《尚书》所谓：“我说判罪，你们不要判罪；我说宽恕，你们不要宽恕；只取其中道。”大概是担心喜怒有所轻重于其间，以致刑罚失去中道。先前见人情玩忽松弛日益严重，积习难破，大加惩艾，嘉与更始，确实是救宽以严而化枉为直的妙用。然而法司所上狱状，一奉严旨

译不敢坚持上奏，将轻罪改为重罪，往往屡次更改。皇上更加认为法官原本拟定的罪名未能完全涵盖罪行，如果留下余地等待驳正勘验，于是便坚决从重处罚；而在审讯拷问的时候，又多有所观望，以迎合圣意，不能没有冤屈。《尚书》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犯下不合常规的错误。”圣人爱惜生命的本心就是这样的。皇上敬重上天、勤勉爱民，与尧舜相合；臣下奉行法律却不得当，平反冤狱不适宜，习惯性地积累狱讼之苦，以至于屡次烦劳皇上明察防范、言辞恳切，却无奈他们漠然置之。我又查考《会典》记载：审理刑狱的衙门在供词招状之外，不允许随意添加参赞之语，认为口供既然明确，何必画蛇添足？其用意深远啊。近来供词招状多不是出自囚犯之口，只是雕琢得工整，犯人难以理解，实在不符合刑狱的体统。这是用繁琐的文辞掩盖律法的本意，不考虑狱讼以查明实情为主，律法以公正适中为准则。实情超出律法，律法逾越实情，都不是确切的拟罪。曾经读书看到周成王命令君陈时说：“我说要惩罚你，你只不要惩罚；我说要宽恕你，你只不要宽恕；只要做到公正适中。”成王是君主，不难降低身份，命令臣下不要顺从君主而顺从公正。所谓“中”，就是没有偏私、没有冤屈的意思。何况内外司法官员，应当想到法律是祖宗的法律；百姓的生命是朝廷的百姓生命；难道可以不明了制定律法的本意，体察钦恤的仁德，任凭主观臆断强行迎合，从而在中间逾越法度吗？一个女子含冤，三年不雨；一个平民结怨，六月飞霜。那冤抑之气，足以干扰天地的和谐，招致水旱灾害，关系并非微小。现在正值圣明君主在位，多子多孙应验了祈求，凝聚祥瑞、聚集喜庆，千古罕见，正是凭借宽仁的本性，上合天地，即使不得已而用刑罚辅助治理，仍然以清理系狱、释放冤屈，恳切地告诫各位臣子，为何还要妄加揣摩，不仰体我皇上爱惜生命的德行呢？恳请严厉敕令审理刑狱的衙门，一切断案都要明了律法的本意，不允许稍有增减，以免上干天谴。应当对值得怜悯和存疑的案件解开法网，以施行法外之仁，这刑罚是生死断续的关键，未必不是上天所怜悯哀伤，而向皇上显示儆惧的。

译南刑部主事曹荃上《求致治之原疏》：我私下认为，是非判断是天下公共的事务；如果偏私地运用它，就会滋生侥幸心理，导致正直的人受到报复而永无休止。赏罚是君主掌握的重大权柄；如果轻率地施行它，人们就会习以为常，然而威严和劝诫的作用就不灵验了。鉴于如今人心懈怠、吏治衰败的时节，如果一概将崇尚德行、宽缓刑罚的说法罗列在座右，臣知道这无济于事。但是臣在刑部谈论刑狱，向圣明的皇上所求的，只是希望用法公平且恰当罢了。以当今的情况来看，臣私下有所忧虑。皇上与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是那两三位执政大臣；自从钱龙锡以辅臣身份下狱后，政府官员畏惧获罪，一味柔顺跟随，即使是关乎安危的大事，也吞吞吐吐不敢开口。与之综合考核各项政务的人，是六卿之长；自从易应昌因执法受到重罚后，司法官员惧怕灾祸，巧用心机揣摩上意，即使是案情昭然的判决书，也犹豫不决不能自主。词臣是启发开导君主的辅佐人才；自从杨世芳、刘必达因阅卷拘谨被置于刑官之位后，主持考试这一席位，人们都视为畏途。监司守令是郡县的纲纪；左应选竭力捍卫危境边疆，声名显赫，偶然被弹劾章疏牵连，几乎不能保全自身。王忠孝以清廉操守自誓，行囊中没有一尺丝帛，礼节稍显疏漏，随即被逮捕审讯，于是保卫一方的人没有必死的志向，饮苦守节的人怀着不可测度的忧虑。设置谏臣，是希望他们举荐贤才无所隐瞒；王绩灿、吴执御、吴彦方因荐举贤才而入狱，于是言路缄默无声，即使有正直端方之士，也不敢入朝进告。树立直言敢谏的旌表，是希望他们纠举邪恶无所回避；揭发厂卫许国荣的，被用铅块击打而落职；抵触宦官金铉的，被用炮门驱逐。甚至马思理、高倬劝谏任用宦官，素有风骨亮节，却因与案件毫无关联的草场之事，被拘禁审讯数月，于是危言招祸，宵小之徒更加肆意逞凶，硕学之士手足无措。夏商周三代时期，坐在石头上垂下冠缨，百姓知道羞耻，是因为刑罚与罪行相当；末世之时，深文周纳、严刑峻法，而下层百姓不受侮辱，是因为罪责超过了实际。光辉灿烂的圣明时代，雷电般威严日日显赫，却安然不知警戒，以至于矫激之士借此沽名钓誉，高诡恢奇之徒因端由而粉饰，这难道不值得深深反省吗？况且皇上今日想要施行法度，那么派遣内臣尤其不可不谨慎。为什么呢？内臣不出，那么风霜雨露都归属于君恩；内臣既出，那么军事刑罚的矫诏窃取多半归于中贵。如今大小臣工，毛发般的细微过错，一经指摘，惩罚不过时，而张彝宪巨额赃私，全部置之不问；边臣引诱敌人、结交外敌，立刻就被拷打定罪，而王坤同主张议和反而得到优诏，那么内臣有功而无罪，有赏而无罚，有弹劾驳斥的权力而没有斧钺的威严，将来嚣张跋扈又哪里是尽头呢？海内百姓谁不是皇上的子女，内外臣子谁不是皇上的耳目？公平则万物安宁，不公平则百官职责废弛。臣身在南方，虽然没有言官的责任，但臣的职务专管刑狱，确实有官职在身。因此根据所见陈述，恳请圣明察看我狂妄愚昧，特别彰显广大胸怀，既施予好生之德，又开辟改过之路，希望执政官员更加详明公允，即使受谴的臣子也更能感奋于浩荡皇恩。

崇祯十年中允黄道周上《慎喜怒疏》：臣因狂妄愚昧自取废弃，五年间没有图谋特殊恩典，又逢再造之恩。去年秋末，惊闻边关警报，匍匐进京，万里路途，经过冬天才到。自认为这七尺残躯已不属于臣自己，头顶脚跟都可效命，不敢苟且偷生。然而自从正月初一上朝以来，依附阿谀、萎靡不振，历经春夏，出去没有一句话可报答圣明，进来没有一句话可对得起良心。回想往年自请出使朝鲜、经理东江之事，都成了呓语梦境，凄然泪下。遥想自古忠贞之臣，竭力献身，有怀抱必尽，没有自欺其心以欺君主的。顽钝不肖如臣今日这样，臣自度血气已衰，学问不进，利欲愧疚、威势恐吓，事事伤神，怔忡之余，遂成痼疾。正打算呼号请求辞官，自投沟壑，而恩泽未降，旱情其勤。正值陛下宵衣旰食、深切忧虑之时，群臣修省惕厉之日，臣虽无知，怎敢自我断绝？然而观察边境屡次惊扰，防御退守，廉耻道衰，人心尽失，如果没有独立不惧、有陨无贰的臣子，必定无法洗涤旧日之心，清除暮气。而诸臣过于自我惩戒，苟且免祸朝夕，没有敢为陛下阐明说法的，勿论其他，就像最近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希望降下恩泽，以成就麦秋，即使释放滞囚，决断庶狱，绘制监门之图，顺应烹桑之请，还不足以对上契合元载，对下安慰苍生。而在五日之内，拘系两位尚书，士绅咋舌惊愕，道路呜咽，未闻有一臣僚恭敬上疏，又怎能期望他们平定祸乱、铲除凶恶，免除冤屈、解开罗网，赞颂浩荡之恩，成就霖雨之功呢？以陛下宽仁优容言路，尚且如此，大概自三百载十三宗以来，没有士气不振、随风茅靡，达到今日地步的。臣观察天下灾祥系于人主的喜怒，人主喜怒系于天下的安危。古代圣人喜气行于臣邻，则臣邻兴起作为；怒气行于边鄙，则边鄙廓清。《诗经》说：“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阻。”君子的喜怒，都是为了拨乱反正，所以在大的方面争，不在小的方面争。如今大的方面尚且不争，却在细故上竞争。朝廷没有可喜之臣，则臣下没有可起之事。

译边疆没有敢怒的气势，那么动乱最终就没有迅速阻止的日子。威严与顺从颠倒施行，尊贵与卑贱位置倒置，因此奸邪与昏庸互相煽动，叛逆像蜂群一样兴起，四方崩溃，逐渐无法收拾。阳气亢盛到了极点，导致严重的旱灾，而大小臣工仍然闭口不言，使得陛下在上面焦虑辛劳，百姓在下面辗转受苦，众臣在其中缄默不言，稍微有点人心，就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臣不是言官，沉默不违背道义，然而蒙受特殊恩宠，从草野中被起用，虽然不以进言自居，天下人仍然以进言来要求臣。臣远远有韩愈、阳城被嘲笑的先例，近有孟子、蚳鼃被讽刺的先例，自己感到警惕不安，无地自容。那些见识高超的人士，仍然认为臣先前开启了政府推卸责任的端绪，后来坚定了文臣缄默的道路，辜负恩德、隐藏拙劣，远远愧对古人。臣懂得什么进言？只知道有臣的这颗心罢了。臣如果欺骗自己的心，那么凭什么侍奉陛下？只希望立即赐给罢黜，以激发臣食俸禄的羞耻心，以激发臣感恩的忠诚，以留下有怀抱而未尽的警戒。臣敲击泥土承受荣耀，至死没有怨恨，恭敬地奏报知晓。给事中姜采撰写《人之化疏》。臣研读《易经》的贲卦，观察人文，用来教化天下，而卦象说：“君子用来明察各种政务，不敢断案。”自古以来文章兴盛，狱讼之事就不多见。臣听说东南地区的文学之士，文雅美好，于是有了复社的名号，难道敢说人人都能有才能？总之，阐明经史，专心讲习诵读，其中就有两三位人士，怀古忧时，慷慨直言，扶持推进正统言论，触犯威严的，或许也是规劝勉力大义，匡正辅佐清明时世，这不是盛世所应该忌讳的。如果认为这是越分的狂妄无知，宋代臣子范仲淹不从他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吗？于是自从罪臣辅臣秘密继承衣钵，行事类似坑杀儒生，不说诽谤，就说结党，一件事而株连无尽，一个人而微小瑕疵必求。唉！罪臣辅臣固然没有深入思考。所珍贵于辅佐处理机要政务的，是因为没有可诽谤的地方。事情如果危害治理，即使闭口不言，动乱也没有尽头。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庶民就不议论。”这是说上下相应。上古指斥奸佞的草，还有屈轶草；宋代太学诸生，辅助缺失的朝政。假使大臣壅塞专断固执，严酷猛烈逼迫民众，民力枯竭，当时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替他们；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替他们。这也是世道的不幸，而执政者的耻辱。大臣反省自身，难道完全没有过错？如果空谈招致罪责，设立陷阱机关，最终使得投宿望门，张俭有逃亡鲁国的祸患；处士横加议论，申屠绝迹梁砀之间，这也太过分了。况且罪臣辅臣也知道天下之事，士子不关心，谁应当关心？布衣担簦的时候，朱绂簮笔的日子，都是这些人才，国家累世养育，幸好有经术深明的儒者，指出切中要害的隐情，裨益上理。士子如果不考察古今治乱的端绪，当世得失的缘故，那人的贤与不贤，会怎么样呢？如果羡慕仁义的人，号称多事；忤逆权奸的人，就认为是狂生，几乎不轻视学校而罢黜师儒吗？不仅这样，学校可以轻视，开始畏惧防备口舌的人，接着忌讳文事；师儒可以罢黜，开始废除社课的人，接着破坏文运。这对于皇上和乐育人，长久教化成就的治理，不是大大伤害吗？目前乡试会试两场考试，正是人文消长的时候，恳请天语申饬，使得天下士人不要以复社为危机，维系国运，不小抑制复社的祸患，始于周之〇诬告张溥。张溥是一代著述之手，砥砺名行，折〇古今，不幸抱志而死，天下惋惜他。昨天看到台臣刘熈祚的奏疏，请求表彰圣学，幸〇睿鉴，并恳请皇上给予易名的典礼，以重视文学之臣。《诗经》说：“古人不厌，赞誉这些士人。”臣为皇上颂扬了。

译崇祯十年，中允黄道周上《求言省刑疏》：臣自料此生应当死去，却没有死；应当被罢黜，却没有被罢黜。多次蒙受保全性命的恩惠。徘徊不定长达一个月，想要求得一个安定献身的机会却不可得。凡是怀着奏疏想要上呈，中途停止的有三次。不仅认为进言不是自己的职分，也深知进言的艰难。忧郁昏沉患病二十多天，当时科臣陈昌文与臣同病，竟然死了。如果让臣当天死去，那么也就死了。纵然有忠言，谁能为我辩白呢？臣迂腐孤僻，对于朝廷内外的重大计策无所复知。所恳切想要用空话来表明报答之意的，实在是因为天下神器是有道的，簿书刀笔并不是用来削弱天下的工具。古代的圣人设立礼乐，用来治理国内；设立征伐，用来治理国外。礼乐不足以治理内部，才开始有绳索枷锁缠绕在君子身上；征伐不足以治理外部，才开始有揭竿而起、撕裂布帛的行为放纵于小人之中。周宣王不过是中等君主罢了，从文王到宣王，也经过二百六十年才实现中兴。宣王因旱魃而修行，于是有了《云汉》这首诗。诗中说：“王说有什么罪过，如今的人？”说的是宣王侧身怜悯下民到了极点。因玁狁、蛮荆而修政，于是有了《六月》《江汉》这两首诗。诗中说：“王的谋略确实充实，王的心才安宁。”说的是宣王忧思谋略的深远。宣王对内以至仁忧虑他的臣民，对外以至明至武安定他的边疆，因此吉甫、召虎这类人都以儒生身份亲身辅佐大业，享有太平四十六年。现在陛下都在行事中体现了，然而天下大势不能立刻挽回，人心不能立刻收服，兵戈抢攘不能立刻平息。所应当深深思虑其道，讲求其缘故，考证诗书来巩固其后。龌龊琐碎的人，哪里值得共同谋划大计呢？古代的圣人爱人以确立体制，知人以致用。他所了解的不过几个人，他所爱护的遍及亿万人。知人的道理没有别的，也就是能爱人、安民罢了。共工、伯鲧身负天工，致使水土不治，人民不治，虽然是明神的后裔，也不能保全免受幽囚斩首之祸。现在陛下宽仁宽恕，大概有身任重托七八年，毫无成效尚且拥权自若的人。在风气感动的时代，人心淳厚坚固，龙蛇作孽不足以扰乱天下，所以宽假以九年的政绩。现在生民涂炭，朝不保夕，一人早晨呼喊，百人齐奔，而东西悠忽如此，这是有道仁人所倚席而废箸的。臣观察陛下每逢天戒，就避殿省躬，率先群下，这是自古圣主所未曾有的，而股肱心膂竟然没有得当以报答陛下。偶尔有阴阳灾眚兵戈之害，就都说这是郡邑无状所致。郡邑州县，如同尘土，所应不过百数十里之内，哪里足以广泛招致祲氛？汉萧望之以御史大夫想要应天变，皇上尚且轻视他，何况州县承流象指者？凡是天下风化转移，阴阳若否，都看当宁之心气。当宁之心敬，则天下皆敬；静，则天下皆静。当宁之气和，则天下皆和平；则天下皆平。当宁之心气既以敬静和平，而天下还有不敬静和平的，那么二三元老应当刻责自厉。怎么能让草土臣庶市其怒色呢？积渐以来，国无是非，无枉直，郡邑长官苟且了事，诚可愤痛。然而其视听一系于上，上急催科，则下急贿赂；上乐锲覈，则下乐巉险；上喜告讦，则下喜诬頼。今天下巉险诬頼之徒群聚京师，鸟声兽声，白昼相呼。缙绅俯首屏息以伺动定，都说是有由来。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逢陛下好生，下诏求言，省刑清狱，如清执学臣俾复原官，中外鼔动，此軰稍稍敛戢。然而方求言而建言者辄斥，方清狱而下狱者旋闻。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狱之端出于恻隐，恻隐为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虽有纳沟之痛，缙绅犹多雉罹之嗟。求言之端出于是非，是非为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万事。君子犹有畸偏之谈，小人岂有虚公之论？现在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扩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控攘之中，尚日与刘宋章叶讲仁义究道徳，以为战胜之术。现在公卿即多暇，而戎马仓皇，干戈扰攘，江淮之间不合如砺。虽然张仲山甫处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风，怎么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报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踪塞兑，不言人过，然而私诵圣贤之言，以为清忠易许，仁孝难知，故有至道以责至人，忠恕以恕僚友。陛下慈孝即风动海宇，岂必令二十年前闾巷飬骄无触乳之犊，陛下敦睦即雍孚上下，岂必令二十年前缙绅无倾轧之嫌？况且以时事如此，人心如此，辅臣虽甚贤甚良甚清甚彊，宁保天下四海无一蹴刍齿马之事？目下伏暑将徂，凛秋且至。最要者在安庆，厉师措饷，立限务扫英霍襄邓之贼，勿以若抚若勦诿之

译道路上的谋划。最紧急的是宁远、锦州一带，要训练六师三军，预先做好巩固边防、扼守险要的准备，不要因为似弃似存的态度，使局势再次陷入如掷瓦器赌注般的危殆境地。最便利的是趁士气正盛之时，派遣军队冲击州县，另行进行选举，只约定待事态平定后授予他们显要职位，不要用抽签分地来助长他们的侥幸心理。最迫切的是起用被废黜的官员，那些敢于犯颜直谏、刚正不阿的大臣，让他们担任秦、豫、襄、庐等道的监军，只约定待贼寇平定后授予他们兵符节杖，不要用另立门户、划分界限来消磨他们的壮志。又最不可拖延的是，那些应诏直言的大臣，被弹劾却无实证的士人，全部由地方长官出面解除他们的冤屈。实行这五件事，使天下凄风苦雨都化为祥云，短见与远见都能成就宏大的谋略。各位大臣的怨恨责骂可以不解释而自然消融，朝廷的刑罚威严可以逐渐搁置不用。然后对上歌颂《采薇》，对下诵读《天保》，讲求法度、明辨礼乐，与周宣王、殷高宗的美德相比，美好无穷。臣即使长逝，至死也没有怨言。

另外，臣在未生病之前，观察五月朔日傍晚，火星与太阳同在鹑首、参、火的分野，三颗星辰都属于火象。又因朔日傍晚与火星相合，应当修平火政，稍微节制威严光辉，使火不成为灾祸。明年春天火星位于大火星宿，徘徊在氐、房、心、尾的星区，应当谨慎使用火器，警惕军事事务。汉代大臣盖勋说：“防备在于外部，而内部陈兵炫耀武力，则不符合武德。”陛下洞察历史事理，深明天道，把握要点以驾驭四方，追求仁德以复苏百族，在樽俎之间胜算自然充足，何必让满朝的精神耗费在兵饷和刑狱之下呢？臣出身草野，蒙受特殊恩宠，无以为报，又因病濒临死亡，想一次性倾吐心中所想，并非敢因丝毫感愤而轻率谈论时事，只希望陛下垂察怜悯臣孤危恳切、冒昧进言，乞求恩准臣生还故乡，希望能实现回归故土的愿望。臣不胜感激之至。

译崇祯十一年，给事中孙承泽在初次入朝奏事时，上疏说：臣生长在京城，世代蒙受国家恩惠，皇上亲自赐予慰问，将臣安置在刑部任职，臣感激之情无处安放。如今正值臣开始任职之时，因而想着以履行职掌来报答皇恩，首先想到的就是刑狱之事。因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只有礼、乐、兵、刑四者。如果刑罚使用不当，就会引发战争的祸端。即使礼乐具有中和之美，也无法推行宽厚优柔的政治。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没有不慎重对待刑狱的。有的说审理案件要施加刑罚，有的说议论案件要延缓死刑，无论是宽待还是严办，都是为了让天下人颂扬好生之德，同时警惕雷霆般的威严，这并不是出于姑息养奸。如果能使人心信服，即使处死他们也不会怨恨。《尚书》说：“五种刑罚要恰当地使用”，意思是贵在恰当。近来人们穷困而物欲竞争，容易做出坏事，往往自己触犯法网，而大小臣工，有时不能自我谨慎，辜负了圣恩，偶尔将一两个人置于法度之下，以彰显朝廷的法典，这完全在于刚健果断，独自统领天下臣民，谁不感动至极而敬畏屏息呢？臣去年留任考核时在京师，看见皇上清理狱政的诏书一下达，当时获得释放的有一千多人，街头巷尾传颂，认为这是圣朝第一件美政。不仅如此，将学臣袁继咸从法网中放出，那么诽谤的书信就不能诬陷人了；宽恕刑臣郑三俊，让道臣曾樱在私宅中居住，而不因一件事埋没他的一生。即使让尧舜复活，也不能再有所增加。臣仰体皇上的心意，必定是想要以仁爱覆盖天下的心意。刑罚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凡是掌管刑罚的各位大臣，有的拘泥于条文法规，轻重不得其当，皇上用大明之光照耀他们，赐予驳斥质疑，以求得当，这仍然是明法敕罚的仁心。而各位大臣有时胡乱揣测，过于疑惧，因此有的案件经过一年甚至几十天，不敢立即结案，这怎么能成就法律的公平，而使人自己感到不冤屈呢？所以臣说，臣子不善于运用法律，从而阻碍了皇上的仁爱。现在监狱之中，囚禁将满，其中难道没有冤屈而确实损害天和的吗？恳请皇上怜悯这些愚昧之人，开一面之网，立即敕令再次清理。那些徒刑、流刑的各种罪行，迅速命令判决。那些人命案件，如果不是下手行凶、盗窃而没有原赃的，务必让真假立刻分明，那么所保全的生命，又不知有多少了。至于逮捕囚禁的各位大臣，他们的事各有始末，他们的罪各有应得的惩罚，决意应当早日命令审讯结案，不要让有应得之罪的人不立即定案，导致有可怜悯之情的人反而不能尽数解脱法网。这是滞留狱中，难道是我皇上的心意吗？如果刑罚得其正道，臣私下认为奏疏早上呈上，而圣断晚上就可以批复同意。即使臣工确实有真知灼见，认为是应当的，而不是出于私情徇纵，也不是凭主观臆断。即使皇上认为不可，而再三补充奏章，圣明的皇上也必定不会认为这是冒犯。虚心公正而坚持原则，是臣子的道理。威严胜过仁爱，是圣明如天的仁德。哪里会有成见夹杂在其中呢？臣看见近来因为星象变异，致使皇上身穿素衣躲避正殿，实在图谋修省。那么清理刑狱，实在是消除灾祸的重大举措。臣在刑部谈论刑狱，直接根据所见，恳请皇上采纳斟酌施行。

崇祯十六年，给事中龚鼎孳上疏请求废除诏狱和廷杖。臣听说虞舜朝廷任命皋陶，神圣同堂，叮咛告诫，详尽到了极点。然而其大要不过说只有明察才能公允，用刑罚来辅助教化罢了。像这样，刑罚与教化，是最互相依赖的。近来恭敬诵读圣谕，因为天气炎热，省释各狱犯人，又在中原遭受战祸的地方，特别颁布赦诏，嘉奖并鼓励革新。百姓如同赤子投入怀抱，听到的人欢欣鼓舞。臣于是举手加额说：大圣人的仁爱覆盖万物，是多么周全而悲悯啊！即使有虞氏的钦恤，又能增加什么呢？但是小人的过失值得怜悯，而君子遭受灾祸尤其痛心。他们的教化告诫是君父的道义，他们的保全生命是天地的恩德。过去臣路过南京，士大夫对臣说词臣黄道周蒙恩放还，当时身体残疾，用拐杖辅助行走，臣为此凄然泪下。黄道周的清高节操和力学精神，一向蒙受主上知遇，如果让他当时死去，那就真的死去了，谁还能忍耐片刻以等待圣慈的特别关注呢？又近来建言的熊开元、姜采两位累臣遭受杖刑，也类似这样。如果让他们当时死去，那就真的死去了，谁还能忍耐片刻以等待大恩的普及呢？所以臣私下认为，扑击作为教化的刑罚，虽然是盛世所不废除的，但在建鼓置旌之下，难道不应该期望更加谨慎以体恤群情吗？话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大概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使他们知道自我珍惜。陛下近年来罢免告密者而人们庆幸重生，清理积案而万物没有冤屈滞留，只有这诏狱廷杖还有待推广慈爱。祖宗的法度累代沿袭，敢轻易说废弃不用？然而推究其本意，主要是为了对待大奸巨恶、谋逆僭乱之徒，并不是专门为臣子言语狂妄设立。后来虽然渐渐失去了初衷，但典章要义所在，必定要等待不世出的圣人。现在也只希望陛下谨慎使用它而已。从前叔向说：大臣持禄而不极力进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说话，这是最大的祸患。唐太宗对魏征说：人臣想要进谏，总是惧怕死亡的祸患，这与赴鼎镬、冒白刃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贞之臣不是不想竭诚进谏，而是极其困难。因此禹拜受昌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宗只是中等君主，所说的话如此，于是成就了贞观之治。何况陛下渊虚仁圣，超越百王呢？然而各位大臣畏缩苟且，选择便利图谋安逸，辄自以为是。近来士气日渐萎靡，人心日渐颓废，不必说裂麻还诏之事

译不敢立即伏法。犯颜直谏也很少见到，不贤的人乐于阿谀逢迎，而贤能的人也都习惯于收敛隐藏。起初或许只是心存畏惧刑罚，但后来必然全都趋向于保全禄位。世风随波逐流，无人能够砥柱中流，这实在令人深深忧虑。改变风俗，在于陛下。确实应当开阔视野，长远谋划，使士大夫洗去旧有的心态。如果真的有罪状难以宽恕，不妨交给司法官员处理。至于用榜文鞭打、屈辱人格的做法，实在希望予以废除。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士人的廉洁与羞耻之心就能树立。廉洁与羞耻之心树立，忠孝就会产生；忠孝产生，智谋与力量就会全部奋发。像纯钩、湛卢这样的宝剑，也不会折断，是可以做到的。同僚陈燕翼的话说得好：“如今的军队，必定不是手持兵器的武士。天下那些坚守道义、恪守官职、拒绝贿赂、远离奸佞的人，就是陛下的军队。”每当想到这句话，就猛然醒悟，冷汗直流。锤炼钢铁使其柔韧，也在于如何培养它了。所以我希望陛下广泛施行这种至仁，达到仁德的极致效果，刑罚搁置不用的局面是可以实现的。而正直的士人坚守道义，愚昧的百姓仰慕正义，不再有诡诈顺从、侥幸求利的图谋，世道难道不会达到纯朴合理的境界吗？

译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上疏论及宽缓缉事、停止派遣缇骑之事：臣阅读敕谕重申禁止交结近侍的律令，其义理如日光般明亮，言辞如霜雪般严厉，朝廷内外的臣僚，谁敢不遵从？微臣在拜读赞叹之余，查考高皇帝（明太祖）设立官职之初，并没有所谓“缉事衙门”这种东西，不法之事只在公开时予以纠举，没有暗中告发。后来为了肃清京城，才设立了东厂。然而像神宗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使天下臣民安居乐业，东厂缉事之门荒废长满杂草，却也没有滋生奸邪之徒，所以国家元气日益培养，士人风气日益振作，那太平盛世的功业何曾有过不如意的呢？如今幸赖我皇上聪明神圣，即使委任缉事，也没有遮蔽日月光辉的情况，臣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只是臣在南城任职，所见到的诉讼大多是由番役假借名义，即使只是假称东厂，人们也吓得魂飞魄散，何况是真正的东厂呢？这是由于积重难返的形势造成的。所谓积重难返的形势，是这样的：考核缉事业绩时，番役就悬出高价购买案件，甚至引诱他人作奸犯科再卖给番役，那么引诱者就获利；挟持仇怨进行告发，并勾结恶棍作证，那么挟持者就逞了志。厂臣难道没有三令五申禁止这种行为吗？然而既要考核缉事业绩，又想要让他们不购买案件，这就像对着燃烧的柴火吹风来止沸，是绝对做不到的。唉！设置陷阱罗网来等待鱼鸟，人们尚且为之哀怜，何况是用诱饵引人来防范祸患，选择人而肆意攻击，唯恐他们不作恶，又唯恐他们不立刻落入我的罗网。衡量皇上泣罪解网（宽恕罪犯）的心意，难道不令人伤痛吗？臣今天冒昧进言，也担心祸机难测，但臣顾不上这些。恳请皇上先宽缓东厂的缉事任务，然后考核业绩就可以延缓；考核延缓，那么买卖案件的人也就停止了。皇上不要急于追求那些案件，也不必急于获得结果。皇上唯恐无辜受牵连，那些番役也唯恐祸及自身，这是自然的道理。这样积重难返的形势稍减，不仅京城能享受安乐利益，内外勾结之事，也会不期而止。此外臣还有请求：如果臣子获罪，国法难以宽贷，皇上敕令抚按官用囚车押送到京城，也未尝不可。生于斯食于斯，没有不是人臣的，春温秋严，都是圣恩，哪里能逃避呢？如果一旦派遣缇骑，有财产的人家破人散，无财产的地方就强行摊派馈赠，卫臣也不是没有三令五申禁止。然而天威所遣，防备远来，他们自己为了长途跋涉打算，又怎么能停止呢？如果他们的罪可以赎，就留下他们的余财来赎罪；如果不可赎，那么妻子儿女的衣食依靠这些，自然不是大恶，圣明的皇上又怎忍心抄没呢？所以培养无事的福分，以达到仁寿；防止有害的政令，以维持太平治理。只有我皇上圣德天纵，微臣拭目以望。

讼理

洪武朝主事王国用为李善长申冤的奏疏：我见太师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历经万死才得到天下，是功臣第一，生前封公，死后封王，儿子尚公主，亲戚都受宠荣，人臣的份位到了极点，志愿满足了，天下的富贵无以复加了。如果说他自谋不轨，还说不定；现在说他想辅佐胡惟庸，推究事理，大错特错。人爱自己儿子，一定比爱兄弟的儿子更甚，安享万全富贵的人，怎肯侥幸万一的富贵呢？即使病狂，也不会这样做。李善长对胡惟庸，只是侄子的亲情；对陛下，则是儿子的亲情，怎肯舍弃儿子而跟随侄子呢？假如李善长辅佐胡惟庸成功，也不过是功臣第一而已，难道会比今天的富贵更多吗？况且李善长不知道天命不可侥幸求得，取得天下历经百战而艰难危险吗？在元朝末年，想这样做的人有多少？没有不身死如齑粉，家族灭绝受辱的，仅仅保全首级的有几人呢？这是李善长所熟见的。况且人年迈衰颓，精神意虑，鼓舞倦怠了，苟且偷安，李善长有这种情况。谁说有血气之强暴感动其中呢？又他的儿子侍奉陛下，依托骨肉至亲，没有细微的嫌疑，何苦忽然这样做？凡是这样做的人，必有深仇急变，大不得已之后，父子之间，或许会互相挟制以求脱祸图全，没有平时安然无事，毫无形迹，却忽然起此谋略的，这是事理上必然没有的。如果说天象示警，大臣应当受灾，那么杀人来应验天象，难道是天上的意思吗？现在不幸已经失刑，而臣恳切地为他申明，还希望陛下作为将来的警戒。天下谁不知道说：“功劳像李善长这样的，又怎么样呢！”臣担心四方人心离散，事情冤枉拖延，群臣闭口，竟没有人为陛下说话，臣恐惧愧耻，忘记自己疏远卑贱，希望陛下万一感悟，甘愿受鼎镬之刑，也没有遗憾。奏疏呈入没有回复。

大学士张孚敬救张延龄的奏疏：臣因为张延龄的事情，不能积累诚意以感悟圣心，罪当万死。我想别人可以推托无言，臣受恩深重，只应死报。皇上视臣有手足之亲，托付臣有心腹之寄，臣不尽言以明是非，那么臣辜负恩德，罪莫可赎。伏读圣谕，说张延龄是皇伯考懿亲，只宜守分，却包藏祸心，谋为不轨，这是什么道理？并将所奉皇伯母传谕录示臣等，迅速议处。因为法司会审，供词未成，不敢轻议。十四日伏读发示会问招拟，臣又覆看张延龄杀人罪状已明

译（张）延龄的罪行确实不可宽恕，但谋逆的情由尚未查明，所以我凭着个人的愚见上奏请求，并不是因为他确实有谋逆之心，我还敢以孝皇帝至亲的身份请求皇上宽恕他。随即，圣谕责备我作为左右大臣，必须为皇祖保全天下，既然连杀害逆贼同姓的人都处死，何况是懿亲呢？我跪读圣谕，战栗恐惧到了极点。

我私下思考，皇上想要查察延龄谋逆的情由是真还是假，执行法度应当还是不应当，请从今日在朝臣子的人心来观察。延龄兄弟在孝宗、武宗时期，朝中士人多与他们交往，我那时虽然尚未入仕，也曾私下听闻。武宗病危之际，皇上迎继大统，还未到达京师，阁臣便上奏托付给昭圣皇太后，抓捕人犯便自行决断，那时威权在内外已经令人震惧了。等到皇上嗣位，阁臣等竟然敢以皇上父亲是孝宗、母亲是昭圣为由，凡在朝中的人无不顺从。昭圣因此自认为有拥立之恩，认为以儿子身份侍奉皇上是理所当然，以至于圣母到达京城，不知道用什么礼节接见，这都是臣下荒谬狂妄的罪过，从而误导了昭圣。

那时我刚考中进士，未曾接受皇上任何任命，皇上也未曾认识我是怎样的人，我只因看清了道理的真实，所以敢于以一己之力触犯天下人的愤怒，幸好仰赖圣明的皇上裁决，否则我万死也无益。如今朝中士人怨恨我的心，实在未曾有一天肯忘记，常常想要互相报复，即使是昭圣皇太后的心，恐怕也未曾有一天忘记我。曾有人把这话告诉我，我回答说：“臣子侍奉君主，只尽此心的忠诚，至于成败利钝，则在于天罢了。”我以此心自誓，至死没有二心。

如今延龄的事，我观察内外大小臣工都默默无言，即使是言官也不敢说话，谁是谁非呢？为什么呢？实在是都庆幸皇上今天有此举，认为全是从议大礼中来的，得以皇上诛灭延龄家族，使昭圣皇太后不得善终，从而加深皇上的过错，认为我和杨廷和表面上为皇上解释，暗中却为延龄助势，以此加重我们两人的罪责，使天下后世无法逃脱对我们的谴责。他们的用心如此而已，只是圣明偶尔未曾察觉罢了。

我连日来私下思考，延龄杀人的罪行确实不可宽恕，皇上即使杀了他，也没有人敢议论。其他方面，如我先前所议处置延龄，或许将他安置在南京，不得留在京师，以免滋扰仁寿宫的心意。我的愚见，尽忠于皇上的不过如此。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讨，何况我是左右大臣，又受恩深重呢？假如延龄真有谋逆之心，而我得以知晓，真就应当首倡大义，请求上天讨伐并诛灭其族，又怎敢隐匿而自甘成为叛逆的党羽呢？

延龄详细招供中所称曹祖状词中有说：“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护卫他的说法，都涉及妖言。”皇上聪明天纵，必定能明察秋毫。孟子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去做。”何况是谋逆的罪行，诛灭人族的呢？我对于延龄这项罪状，确实没有看清真相，岂敢妄加议拟，无所可否，从而成为圣德的拖累呢？

我又思考，皇上这些访查的依据，都不知道出于何人，或许是一时不考虑关系到国家宪典的重大，或许是出于一时报复的私心，最终难以挽救。圣明也必定自行查察。我又思考，前次我退休在山中，皇上召我催促的敕书中说：“自从卿离去后，深切挂念朕对圣母的思念，叹息询问的也有数次了。”我跪读圣谕，流泪哽咽。我思考皇上之所以思念我，圣母之所以多次询问我，我的心岂止皇上鉴察，圣母也鉴察了。

如今上天眷顾圣明，诞生皇嗣，国本绵长，万倍喜庆。或许把我的话上达天听，圣母也必定希望皇上宽缓法度来处置延龄家族。如果确实不查察真情，一定要断定为谋逆之狱，那么就应当按律行法，诛灭张氏家族了。昭圣皇太后不知如何处置？我私下担心皇上的心必定有所不安，圣母的心也必定不安了。我承受圣明的厚恩重托，君臣一体，休戚与共，忧虑很深，所以言辞急切。恳请圣明鉴察。

译万历朝赵锦请求宽恕张居正的奏疏，臣等连日来在朝廷商议，辽庄王次妃王氏所上奏章，以及湖广巡抚李江勘查上报的情况，关于已故大学士张居正及其所犯之事，已议定将会上奏疏，请求退让并互相顾全。追念往事，认为不可不向圣主禀报。当初圣祖肃皇帝在位时，已故大学士严嵩特别受到宠信，主持朝政，常常不能顺应圣祖倚重他的心意，反而专恃宠幸谋取私利。他的儿子严世蕃又大肆谋取奸利，于是朝野内外对他切齿痛恨，进言的人纷纷而起。而圣祖当时刚醒悟并将他们放逐，下令逮捕严世蕃，但进言的人仍然愤恨不已，甚至说严世蕃有谋反的迹象。于是判定了严世蕃的罪行，并抄没他的家产。当时负责勘查的官员与巡抚、按察使等大臣，害怕无法向上迎合圣明的诏令，从而招致不可测知的祸患，就虚报应当抄没的物品，而实际上并不相符，又牵连无辜、影射抓捕，四处搜刮以凑足数目。圣祖以为这些是抄没严世蕃的财物，却不知道其中大半出自无辜百姓，民间至今创伤未愈，哀怨未平。如今时间久远，事情明了，严世蕃实际上并没有谋反的迹象，只是白白地毒害了江西一省的百姓。评论的人也曾经说，当时的大臣没有能为圣祖说一句话的，臣等对此常常深感遗憾。现在张居正受到圣上特别的知遇，被托付心腹重任，他的际遇实际上比严嵩好得多，却又不能顺应圣上的深意以图报效，以至于自己触犯罪责，臣等又怎么能替他隐瞒。圣上胸怀如同天地覆盖万物，圣明如同日月并耀，现在所议定勘查处理的事情，也万万不至于像往日严世蕃那样留下祸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臣等当中，那些被张居正忌恨、排挤、弃用而退居闲职已有多年的人，如今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重新得到提拔至此，推究他们的私心，难道能完全没有怨恨吗？但为国家考虑，又不能再说他们的私心。张居正的家产，臣等不敢说他没有一点藏匿，但比起冯保来，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初抄没严世蕃的命令下达时，仓促间所得也不过如此。现在张居正的罪行拖延日久，即使有少量藏匿，也多已转移。现在人心愤恨，言论常常过分，而圣意所向，很少有人能自我克制，万一再发生严世蕃往日那样的事情，那么所得到的财物应当不及严世蕃的万分之一，但其流毒于两湖地区，更有十倍于江西百姓的危害。臣等又常看到严嵩败落后，内阁大臣多顾虑后患，不敢再挺身而出为国家办事。张居正自认为受到皇上的深知，不再顾虑，而毅然担当重任，现在如果再过分惩罚，那么后来担任内阁大臣的人，就会害怕了。所以臣等认为，想要不阻碍将来任职者的心志，不如对过去的事稍加宽恕；想要不毒害全省无辜的百姓，不如对一家予以宽贷。况且张居正身死名败，生平所蒙受的爵位、谥号、位号，以及他子弟的官职，全部被剥夺，也足以昭示他的罪恶，并作为后世的警戒了。臣等又就他的罪行来看，他过于严厉苛刻，垄断富贵，决然败坏名教，以致四海怨声载道，而国家元气日渐消耗，种种情况都有。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别的异心，而他接受先帝临终托付，拥戴皇上于年幼之时，早晚勤劳，朝廷内外安宁，他的功劳也有不能全部抹杀的地方。倘若皇上俯垂体察，特别赐予哀怜，不忘“敝盖不弃”的道理，也足以增添圣德，周全国家体面。这其中的关系，难道微小而已吗？臣等私下担心后人追恨今天，就像今天追恨过去一样，所以不敢不预先为皇上说一句话。恳请皇上体谅臣等为国的一片苦心，留心察省。

崇祯三年，都御史易应昌议论乔允升罪行的奏疏：议定刑部反狱一案，圣上极其重视，臣等无不呕心沥血。伏想侍奉尧舜般的君主，不敢不依据祖宗的法律，这是臣等作为臣子的本分，一向自我勉励的。臣等还记得失守监狱的那一夜，寒更冻烛，彷徨起身，不知所措。明宫闯城失火，几乎酿成大变，安危只在呼吸之间，难道不让人寒心吗？圣上一提此事，仍让人骨寒胆战。所幸的是，圣上事先周密谋划，无所不至，所以死贼无缘无故想要逞凶，人心有所依靠，能够安定，这固然是祖宗的灵佑，圣上的庇护。乔允升等人之所以至今还有一口气，都是圣上的恩赐。然而如果有法律可以引用，即使没有，有先例可以比照，臣等奉旨，何难另行议处？只是法律条例无可加重，所以问刑的各位大臣都相对搁笔。前疏陈述的情况都在御前。皇上说话必垂示谋略，行动必成为法则。就像先朝失守监狱，尚书侍郎只被夺去俸禄，臣等前日还必定援引这个例子，请求说：这是肃皇帝的成例。那么今天乔允升等人只受杖刑，将来也必定有人援引作为议处的依据，说：这是因为边警而特别论处，是我皇上的成例。但臣等前疏还恭敬地请求圣上申斥，以后不再作为先例，实在是因为祖宗法律是万世的法度，今天遵守法律条文，正是为了遵守祖宗和皇上的旨意。臣伏读汉史，文帝白天经过中桥，有人从桥下跑过，皇帝的马受惊，逮捕了那人交给廷尉。张释之上奏说：这人犯禁，应当罚金。皇上怒道：这人亲自惊了我的马，幸好马性温和，换了别的马，难道不会使我受伤吗？而廷尉却只判罚金。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公有的，现在法律如此，如果加重，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皇上说：廷尉说得对。文帝在三代之后，才算是中等君主，但这件事尤为千古美谈。何况臣等恭敬地逢遇尧舜般的君主，

译怎敢自我谦退而解释，从而损害皇上公正明察的道理呢？奉命审理此案的三位大臣，怎敢没有理由就这样处理？提牢主事敖荣继初，按律法应受杖刑，但援引成例改为徒刑二年，如今请求增加一年，定为徒刑三年。尚书乔允升初，按律法本不应议罪而受杖刑，既然援引成例改为徒刑一年，如今请求增加一年，定为徒刑二年。这是因为明确防范遇警时纵囚，自然应当另行论处，这本来就有权衡轻重的用意。侍郎胡世赏原本因推诿迁延被罢免职务，又因擒获犯人效力，先前援引同僚犯公罪但不知情的案例，处以杖刑八十，更难再另行议处了。唯独臣等忝为皇上的司法官员，认为应以守法为做官之本，如今一再加重刑罚，一时之间以奉行命令为恭敬。皇上日后若垂示睿智的典章，询问臣等为何当时不坚持争辩，如今为何不坚持争辩？终究是没有理由的言辞，仍恳请特别颁布圣旨，以后不再作为先例。臣等先前奏疏中所请求的，始终不敢不为皇上请求。

译主事徐尔一为熊廷弼申冤上疏，臣私下认为，如今恢复辽东长久没有成效，是由于刑罚与奖赏不公，人心不服，而其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熊廷弼一案了。廷弼因为失守边防，以至于被传首示众、陈尸街头，抄没家产、追缴赃款，天下人几乎都认为他的罪行确凿无疑了。然而臣查阅当年的奏疏和塘报，反而觉得他的罪行毫无根据。有人说廷弼没有死守右屯，但当时广宁有三十万军队，数百万石粮食，全部掌握在王化贞手中，廷弼只留下五千援辽兵驻扎在右屯，距离广宁只有四十里罢了。王化贞当时天天喊着要进攻、要克敌，却忽然带着三四万辽东百姓，转眼间全军溃败。在这种情况下，能保住这五千人没有溃散就已经足够了，廷弼的罪过在哪里呢？有人说廷弼不能洞察事机，但当他巡视辽东时，已经上疏防备必然出事，最后与王化贞共事时，王化贞倚仗西边的敌人和东边的势力，而廷弼说绝对不可倚仗；王化贞相信李永芳内附，而廷弼说绝对不可相信。没有一件事他不极力争辩，没有一句话他不料事如神，可是当时的朝廷大臣正信任王化贞，反而责备廷弼不能与抚臣和睦协调，这是为什么呢？廷弼的罪过在哪里呢？有人说廷弼的责任在于经略，但经略并无实权，比如屡次上疏请求原派的兵马不给予，而兵部的批复又高高搁置；如果说名义上是经略，就可以由我主持，那么以前因为有名无实，而被指责为拥有虚器、怀抱空名的人，难道只有经略一人吗？廷弼的罪过在哪里呢？有人说廷弼杀戮太严，但当时节节溃逃，节节姑息宽容，法纪荡然无存，唯独廷弼到了辽东才开始鸣鼓集合众人，斩杀逃将三人，名叫刘遇节、王防、王文鼎；贪将一人，名叫陈伦；又陆续斩杀逃兵数百人，于是军心安定服从，没有人敢背叛，这难道不是事理必然如此吗？廷弼的罪过在哪里呢？臣查阅唐代郭子仪、李光弼讨伐史思明时，既然与九节度的军队一同溃败，自然应该收拾溃兵，扼守河阳桥，势必不能以河阳这一小块土地作为尾生之信，坐受史思明的囚禁。现在计算从广宁向西，只有山海关一道门限，廷弼不趋向扼守还等待什么？而且能保全这五千人没有离散，到大凌河当面交给王化贞，正与慕容垂率领三万军队独自保全的事情非常相似，怎么能与王化贞独握兵马却误用西人、误信李永芳导致溃败的人同日而语呢？可以说他的功劳值得怜悯。当初三路初防时，开原、铁岭、北关相继奔溃，兵逃民逃，将领哭诉，道路哭诉，只剩下辽阳一座空城了，廷弼经营不到一年，不久就在横河之上迎击敌军，又在辽阳城下包砖凿河，列栅埋炮，屹立树立起一座铜墙铁壁。如果让他最终完成所施行的策略，怎么会把榆关以外的地方拱手让人呢？可是朝廷议论喧嚣，不能让他稍微安心任职，如今全都抹杀不予考虑了。又在广宁再次溃败时，试问在朝廷的各位大臣，有几人把家属留在京城？守关的各位将领，有几人敢把目光投向关外？于是守关的人担心奸细混入，关闭城门三天，众人心神不安。廷弼到了关前，命令所有人卸下刀马放在外面，敞开城门放人查验，共有二百八十余万人。如果当时镇守震慑无人，处置无法，导致这二百八十余万带刀骑马的人，蜂拥入关。不知道今天关上风声鹤唳的军队，会是什么景象？在朝廷不留家属的各位大臣，会如何镇定？如今又抹杀不予考虑了。至于他必然被杀的原因，是有缘故的。才华既然笼罩一时，气势又凌厉一世，世人望而生畏，揭发辩白纷纷，导致触犯众怒，这就是他必然被杀的原因。然而考察当年为廷弼在宫阙下鸣冤的人，如阁臣韩爌，部臣周嘉谟，科臣惠世扬，台臣周宗建等，都是杰出的名流。至于督臣朱爕元，也是西南的劳臣，听说廷弼被按斩，就叹息懊悔好几天。臣当时是下属官吏，听得最真切。而听说廷弼被勘问被逮捕时，天日无光，这足以看出近臣所主张的，远臣所主张的，上触怒帝天，下使将士心灰意冷。如今恢复辽东长久没有成效，恐怕正是坐实了这一点，恳请立刻赐予昭雪，以鼓励劳臣。

崇祯三年，阁臣成基命救立决科道疏。恰逢文书房吕直到内阁，捧下刑部等衙门问拟杜齐芳、李长春等两人的奏本。〇皇帝谕令臣等看过，付会极门发行。臣等恭敬诵读圣旨，严厉责备确切，当即想要将齐芳、长春两犯会同官员决定处决。臣等不胜惊恐惶惑，仰见皇上明察秋毫以求治理，整顿法纪惩治欺骗，两臣自作自受，还有什么可说的？然而臣等私下有请求。按论罪至于死刑，死刑至于决不待时，这是法律中最重的，没有比这更重的了。现在两犯适用此律，未免稍微过重。如果罪行超过法律，那么人们都会仰赖天地之宽，而其罪状因此更加显著；如果法律超过罪行，那么人们都会警惕雷霆之震，而其本案反而涉及可怜之处。在皇上圣明的心怀，特别深恨于积习玩忽欺骗之不可挽回，而刑罚混乱使用重刑。既然属于积习，那么因循已久不是一天；沿用重刑也不是一人。那两犯获罪，是在尚未严厉警惕的时候。今天布下这一番斧钺，凛然这一番天威，也足以使人人战栗，洗心革面，也不敢再有轻犯的人了。臣等不是轻易为两犯求宽，只是请求皇上稍微宽限片刻，再行商议。盖祖宗的制度，虽然其正犯罪无可矜疑者，犹必几经质审，再三覆奏，总以

译案件关乎死刑重刑，不妨过于详细审慎。臣等不敢多费言辞，只愿皇上俯身仔细筹划，而臣等如草野之人般愚昧的诚意，倘若也有稍微值得皇上鉴察采纳的地方。谨将奏疏原本暂时留在内阁之中，恭敬等候皇上明示施行。成公上疏之后，又进入防极门，长跪直到傍晚，皇上心意消解，各位官员都蒙受恩赦，被遣戍边地。

译崇祯三年，黄道周上疏营救内阁大臣：臣执笔任职九年，未曾有丝毫功效，却侥幸凭借编修史书的微薄功劳分享朝廷的恩宠。臣退下后感动流泪，想到人臣报效国家，从最低级的官职往上，都有微小的功劳，足以填补空缺，而唯独我没有。又浏览古今历史，凡是君臣相得的朝代，必定有两三个刚直敢言的人，光耀朝廷内外，而如今的各位大臣也没有这样的人，这是臣感慨叹息的原因。曾经阅读旧史，称御史台和谏院的各位大臣自从刘瑾摧残打击之后，不敢议论政事长达十四年。然而大礼议兴起时，百官在朝廷争辩，不躲避烹煮之刑，虽然人们没有深刻的见解，但大致的梗概和顿挫之处，各自值得称道，没有像今天这样一味顺从，无论大小官员都噤声，共同推托宽容沉默的。臣一向拘泥古法，刚出仕时，不知道世上的经权之道如何，不知道群臣面对圣明的君主为何阿谀奉承。私下观察近来，逮捕前辅臣钱龙锡，拳打脚镣，在法庭对质，磕头求饶于狱吏，群臣相互对视，哑口无言，这是自史书记载以来未曾见过的。上古之事不必细论，秦汉以后，宰相有罪，在请室坐牢不过几天，如果不是大逆不道，或者裁减或者宽恕，君主没有不为他们感到痛苦的。如今累辅所犯的罪，昏庸疏率为罪，督抚攀附牵连罢了。督臣在边疆接受剑印指挥，忘记亲人忘记君主，败坏事务误国，即使车裂也难以赎罪。阁臣坐在内阁，遥度边疆事务，不知道能否成功，盲目叩头，这与服劳役的罪犯相比有什么增加呢？先前辅臣张居正，曾经因为边疆功劳获得荫庇锦衣卫，坚决推辞不接受，说：“我身体未曾到达战场，却接受上赏，如果一旦失败，哪里能逃避诛杀。”臣怀疑他的话，认为他不忠，从现在来看，他的先见之明没有错误。凡是边疆事务最难说，胜负没有定数，此消彼长。如今阁臣因为边疆事务被杀，后来的阁臣必定瞻前顾后，不敢承担边疆事务，又让边疆大臣得以抓住把柄。阁臣后来因为边疆大臣有事，必定摘取阁臣只言片语作为证据，这就是让内阁之内，割裂边疆成为异域。自古以来宰相生在明时，没有大故而伏法被杀的，只有汉代的刘屈牦和先朝的夏言。汉武帝决意北伐，心中怀疑丞相阻碍霍去病的军队，所以一旦破法而诛杀刘屈牦。如今东疆的图谋没有定计，恢复的计划，上下持疑，没有一个男子据鞍而斩，骑墙观望，却唯独决断快意于累辅。累辅既没有敛棋引杯的兴致，廷臣又没有蹴刍齿马的嫌疑，遂使三台灰溺于贯城，斗柄销光于理絷，每见。衣冠相语以目，不曰安敢言，则曰那得归？天下人心衰飒若此，谁复为担安攘之畧者乎？为治无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轻内，下慢上，贱破贵。今巷议谬悠，谓杀累辅为毛文龙报仇，朝廷自为人神摅愤，何尝计一故弁？然物情既如此，则边将必骄；边将志骄，则阁臣权绌。故杀一阁臣为毛文龙报仇，犹可为刘兴治树帜，则不可。借一阁臣为边臣今日示前车，则可；为政府异日开后阱，则不可。且自陛下御极以来，宰辅负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间，宁有几宰辅？而三年连翩逾下至此！当尧舜盛时，岳牧举鲧，贻祸滔天，浮沉九载，宁无徃来放殛之余？未闻岳牧系缧，烦臯陶之听也。人臣事主，自以尧舜为师，秦汉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即欲整齐羣臣，敷求言功，不过仿虞廷故事，令诸廷臣应自陈者各陈时政，考询屡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即欲威柄独运，操纵海宇，但乗辑瑞之期，纲举数条，别贵贱轻重，亲涣徳音，则顷刻释滞，嘉与更始，使天下噩然诵如天之仁，神不杀之武，何必囹圄愤盈，孤卿骈首，令四方传者咸谓天朝狱吏甚贵，士绅甚贱乎？今天下渐多事，人心渐散，彼此顾望，胥怨一方。臣闭戸半生，独立无徒，于万物无所畔羡。臣而不言，谁当言者？臣于累辅未有三刺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人，杀之不足眀威，而徒损于国。臣不自揣量，诚不忍容黙，负尧舜，使后世鲠士笑眀时无人。疏上，道周被谪。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黄道周抗疏获谪，臣恐海内士大夫之气化为绕柔。前府尹刘宗周，清恬耿介，道周既蹇谔承贬，宗周以肮脏投间。天下本无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谁为陛下奋其忠良者？右通政徐石麟救刑部尚书郑三俊疏。臣备员留京，奉笺入贺，间闗驱驰，顾瞻周道，见大江以北，千重瓯脱；畿辅以南，三时不〇，泽鸿满野，量壑几半。入畿以来，知我皇上精心密祷，仰格元穹，而雪不封条，〇不濡轨。窃意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太上而不及下，济法不得〇；地道太卑而不能上行，亦不得〇。兹之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极，臣子奉职无当，渐成釡鬵之形

译导致出现了火灾的灾异。我原本打算趁皇上崇尚德行、放宽刑罚，和颜悦色地接受谏言，向上陈述以感动天听，然后向陛下辞行。然而在本月初十日，我伏见刑部尚书郑三俊奉旨被提问，下狱。我在旅途中惊闻此事，不了解事情的始末。于是想到郑三俊受恩于历朝，身居正卿之位，皇上授予他执法的官职，他理应竭尽忠诚以报答皇恩，一旦触犯圣意，自招严厉谴责，这必定是因为职务所系，在量刑轻重出入之间，辜负了皇上的信任。使者如雷霆所及，斧钺之刑有何可推辞？接着我又伏地思考，郑三俊过去侍奉神宗皇帝，屡建劳勋，等到侍奉皇上，也已经十年了。他一生刚正，屡次挫败奸邪的锋芒，家徒四壁，素来标榜清高风骨。我亲眼见过他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极力弹劾不称职的官员，精细清理钱粮中的弊端，这些早已被皇上鉴察。不知为何他精气耗损，今昔判若两人，竟至于此。恭敬地阅读抄传的圣旨，确实有不能不责备郑三俊的地方。只是结党营私、蒙蔽欺骗，为人臣者若有其一，就应当身受显赫的杀戮。郑三俊虽然年老昏聩，想必他本性孤忠，不敢做出这种事。如今他掌管刑狱，仅仅有一箱破衣，炊烟难继。他下狱之日，奸猾的胥吏役夫，酌酒相庆，羔羊素丝的清廉风范尚可想见。虽然一时拘泥成例，往复移文会商，似乎属于推诿，罪过确实存在。至于结党蒙蔽欺骗，我敢剖心代为辩白，祈求皇上始终保全并宽恕他。郑三俊听到命令时，就穿着囚服束身，自我拘禁于司败（刑部），满朝震动，路人叹息。说这也是曾经担任皇上股肱大臣末位的人，早上还戴着冠穿着裳，晚上就陷入牢狱，比作犬马，尚且得不到覆盖帷盖的恩赐。凡是在三事九列的官员，又有什么常理可言？应当也是抚心自怜了。我又回想郑三俊六年考满时，人们都以晋升勋阶为荣，而郑三俊却以仇敌未灭为愧，多次请求辞官。徘徊一年多没有决定，皇上允许他辞官，他担心关系到考成，只好匍匐上路。假如当时皇上能俯顺他的请求，赐他骸骨（让他退休），那么郑三俊今天还能与田夫牧童歌咏太平，优游于耕种凿井之间，岂不是盛世优待老人的盛事，高尚的美谈？却竟然因为晋升的隆恩，酿成枉法的罪案，这是郑三俊的耻辱，也是诸大臣的耻辱，更是朝廷的耻辱。况且自皇上登基以来，先后被定罪的大臣，几乎把监狱都填满了，即使这些人情法都允当，幽暗阴郁的景象，还恐怕上违天和，下召地变，何况在威严之下被审问拟罪的，只有顺从而无挽回，只有揣摩而无补救，株连蔓引，在刑期无刑的本意中九死一生，这哪里符合呢？《尚书》说：“与其杀无辜，宁可失法度。”《传》又说：“宽纵臣子的小过，是君主好生之大德。”如今皇上因为轻判的缘故，严厉督责郑三俊，恐怕将来必然有承顺风旨的人，以锻炼成狱为能事，以钩深棘刺为精神，反而辜负了皇上法天慎狱的本意。阳气已经散布，幽草尚知向阳生长，旷荡无期，累臣未逢祝网之仁。伏乞皇上念及郑三俊砥砺一生，因一事过误而获释，以显示优容，或者暂且允许他在外席藁候讯，使国法凛然，仍无妨于国体，君心回转照耀，即仰合于天心。我即使受出位妄言之诛，也更能彰显皇上转圜从谏的美德。御史李右谠为户部尚书毕自严上疏：我见户部尚书毕自严因郑友元代输金花银两，奉旨着法司提问，京城之下无不惊骇。接着毕自严穿着囚服匍匐前往牢狱，道路旁的人无不叹息。我昨天从邸报中看到他回话的一疏，对于郑友元代输一事屡奉查核的明旨，竟没有明白剖陈当日浮寄的缘故，皇上责以欺玩而立即下狱，真可以说是自招祸患。但想到皇上对于股肱心膂素来优渥，而对于祥刑慎狱尤其关注。如今毕自严在六卿之中首膺宫衔，不是小臣可比；专掌计务已阅六载，不是新进可比；况且听说过去边警仓皇，筹画储糈毫无缺误，又不是安居坐啸可比。合之律例八议所谓职事官三品以上及大将吏守职奉公，议贵议勤，均似可以比附。况且以事情虚心推究，郑友元热中考选，输银幸进，是首罪；毕自严始缘爱惜，继成支饰，是次罪。首犯罪状尚未讯明，波累之人先沦圜土，轻重已似失伦。况且毕自严年既衰暮，病复缠绵，忧鬰煎熬，必致委顿。如或溘先朝露，即异日者终徼皇上解网之恩，欲湔袚以自新，其路奚从乎？我幼诵汉臣贾谊之言曰：“廉远地则堂高，廉近地则堂卑。三公之贵，天子已改容而礼之，则不宜复加以系缧。”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远不敬。又闻谷永之告其主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哉？”贾谊的话盖为汉相周勃之逮系而发，谷永的疏亦缘陈汤有定西域之功而以言事下狱也。卒之两主转圜以听，况且皇上尧舜比隆，吁咈无间者乎？

译臣也不敢说严自严的罪过可以一概置之不问，只是恳请皇上稍示宽容，免除他的牢狱之灾，让他束身居住在私宅，等到友元解到之日，一同按他应得的罪责处理，这样大概对法律和大臣的体面两方面都不会有亏损。臣又想到，阳气温暖与寒气凝结，是四季运行的常理；风雨雷霆，是神妙造化难以测度的。偶尔遇到肃杀之气太过，已觉得万物难以承受，何况摧残打击频繁施加，未免对元气有所损害。臣私下看到，今春以来，九卿之中，有的因狂言被谴责，有的因冒犯请求被削职，现在又反复追究，其势头必将牵连不断。我皇上度量如同天地，恩德犹如父母，雷霆震怒的施加，原本属于保全生命的妙用。但宽恕过错、怜悯愚昧，嘉许众人重新开始，实在是众臣所共同祈求的，并非一两个人的私念。又臣与严自严原本不是同乡，也没有旧识，去年因押解新饷失误被参奏，经年无故受压制。然而臣从国家大体出发，自然不敢因私怨而沉默处之。奏疏呈上未获准许，吴甘来又上疏说：“严自严的罪过，难道仅仅在于迎合吗？任职多年不能保全始终，这是第一罪；严自严不能保全始终，致使皇上不能保全对他的恩德，这是第二罪；年近八十，匍匐入狱，万一死于狱中，让人讥讽皇上薄待老臣，这是第三罪。”第二天于是将他释放。

译崇祯十三年，监生涂仲吉上疏营救黄道周。臣本是草野书生，怎敢妄加议论？何况正值天威震怒之时，谁愿意以身试法？只是臣读书效法古人，有志效忠朝廷。每当看到古代忠臣义士，牺牲自身以成全君父的德行，如孔璋代李邕请求宽恕，郭亮为李固伏于刑具之下，都是志向出于真诚，不顾生死。臣阅览古史、评论世事，未曾不痛哭流涕而奋起。如今恰逢此事，正是臣效忠之日，所以不远万里匍匐前来，请求一死以表明心志。希望皇上明察并诛杀臣。日前，黄道周因被举荐而遭逮捕，廷杖那天，朝廷官员痛惜不已，老幼妇孺也落泪悲伤。因为圣怒正盛，无人敢为他鸣冤。幸好有一位不怕死的叶廷秀，直言申辩营救，被杖责一百。天下人听闻此事，更加震惊恐惧。这真是皇上从未有过的极大愤怒，众臣从未有过的极大悲痛。从此人人自危，竟然再也没有敢说话的人了。人臣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母。父母愤怒鞭打儿子至死，儿子也不敢怨恨。然而父母即使愤怒到极点，终究不忍心看着儿子死去，看到儿子被鞭打哀号的样子，没有不心生怜悯而痛心的。皇上喜好询问、明察秋毫，超过古代的圣明君王，又锐意追求太平，励精图治，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加以任用。却有一个黄道周，被逮捕羞辱，置于必死的境地，这实在不是天下人所期望的。臣观察黄道周，入仕十年，一半时间住在墓庐守孝，除了亲自耕种砍柴之外，研习古书、著书立说，日夜不停。宗族乡党怜悯他的贫困，乡里推崇他的孝行，他孤身独立，门庭没有杂客。他一生的学问修养，只知道有君主和父母。幸好遭遇圣明君主，也想施展所学。虽然他的言论有时过于刚直，但他的志向确实纯粹忠诚。当酷暑盛夏，他戴着枷锁被逮捕，身穿囚服、脚穿草鞋，只喝水吃蔬菜，士绅们拉着绳索，几乎无法行走。路上见到的人，没有不悲叹的。现在听说他仅存一口气，仍然读书不倦，未曾不把牢狱视为皇上的教化之恩，把霜露雷霆视为天地造就的德行。这是天下大小臣工，乃至孩童仆役，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传颂的，不只是臣这草芥之人的私言。只是天威正严厉，和煦之气尚未普施，大臣沉默等待时机，小臣畏缩保全性命，使得皇上教化裁成的意图，不能在天下大白。这是臣不为黄道周惋惜，而为皇上和天下万世惋惜。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都是因为臣子不清廉、不勤勉，败坏职守；不忠不孝，败坏家风。皇上正严厉执行法纪，防范天下不清廉、不勤勉、不忠不孝的人。如果黄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却一旦遭遇祸患至此，难道不伤害天下读书人的心，熄灭海内行善的志向吗？现在天下人认为，杀黄道周是为了激励内阁辅臣，但内阁辅臣未必能被激励；杀黄道周是为了让谏官闭嘴，但满朝官员早已缄口不言。皇上如果一定要诛杀独立孤介的臣子，那么黄道周就是；皇上如果一定要诛杀结党营私的臣子，那么黄道周就不是这种人。从前唐太宗怨恨魏征当面驳斥，甚至想杀他但最终没有动手；汉武帝厌恶汲黯直言进谏，虽然将他外放但实际优待包容。皇上正想远法尧舜，为何智慧竟低于汉唐贤君？臣读史看到汉、唐、宋的衰败，其中的贤人君子都遭受了党争的祸害。因为君子有声望气节，不谋而合，那些想不被人类齿数的人，就随之诬陷他们。三代末期的君王落入小人的圈套，都以此摧残士气、失去民心。我皇上正振兴中兴昌明的国运，断不应该以党争轻易议论学问品行才能的臣子。恳请圣明详细考察黄道周，鉴察他的苦节，赦免他的无辜，保全清廉忠诚，消除朋党，不要重蹈晚季覆辙，让小人得意。即使杀臣狂妄，臣也死得其所了。臣家有白发老母，堂上有未亡的亲人，杀身求仁，虽死何憾？将以此愧对天下那些在朝行道、见义不为的人。谨铺草席，愿跟随叶廷秀之后，希望皇上明察。

崇祯十四年，司寇刘泽深拟议遣戍黄道周等人的奏疏，看黄道周的罪过，先前议定烟瘴之地流放，议定永远流放，总不足以抵偿此人的罪过，是因为黄道周为人伪学，对时局无益，妄议足以灾祸其身。圣明君主在上，崇尚正道、抑制邪说，本来难以容忍这种固执偏僻、伪善狡辩的人。涂仲吉、解学龙、叶廷秀举荐他、营救他，事情虽然不同，但偏袒黄道周的情意是一样的，与马思理、董飬河等人各按原议等因，案件呈报到部。该臣庄诵圣谕，仰体圣心，恨不得立即拟定判词才痛快。只是黄道周沽名钓誉的矫情，违背圣意、遮蔽贤才的深罪，臣前两疏已经痛切严厉地责备过了。到此地步只有一死，生死之际，臣不敢不慎重。因为皇上自登基以来，所论处死刑的诸臣，不是封疆大事，就是贪酷大罪，从未有因谏言而诛杀大小臣子的，现在以此加于黄道周，这是黄道周没有封疆贪酷的过失，却有谏言被杀的名声，对黄道周来说算是得到了，但这不符合皇上无所不覆、无所不载的天地全体之心。况且皇上所怀疑的，是党争。党争体现在行为上，聚集在一起诉讼言论，才算是结党。黄道周自从上一道奏疏，空言不当，圣明的洞察一到，他就肝胆俱裂。试看像我们这些人，起初未曾不与他交往，现在却斥责他、贬低他，黄道周也不与他们计较

译然而每日只是祈祷祝颂圣上寿辰，怨恨哀叹没有止境，哪里有什么丝毫的党争气息，而烦劳圣明的震怒，触动朝廷的大法呢？从前孟子论述生杀大权时，不取决于左右的大夫们，而是向国中百姓探求实情，国中百姓都说可以杀，然后加以考察，见到确实可以杀，然后才杀他。如今对于道周，国中百姓都不认为可以杀，而臣却主张杀他，这难道是确凿的案据吗？臣仰见皇上在去年行刑时，即使是罪孽深重的人，还忽然传令停止免除，满城老幼都举手加额，祝颂之声无穷无尽。如今皇上难道对道周有深重的怨恨吗？万一皇上转念宽恕，而臣已经定罪，后悔莫及怎么办？所以当此生死关头，不敢不存一份谨慎之心，也只知道恩威出自皇上，圣意深远微妙，不是微臣浅陋的见识所敢窥测的，所以犹豫冒死，仍然按照原来的拟定上奏等待圣裁，而不是微臣所敢肯定的。解学龙在荐举的奏章中妄自夸耀，确实荒谬，但只是依照惯例举荐，不敢开创先例，发配烟瘴之地充军足以抵偿他的罪过。凃仲吉等人昏庸愚昧，行为失当招致罪责，仍按原来的拟定处理。至于某等人，项背相接，并肩侍奉君主，难道没有气味相投的关系吗？一旦涉及利害，就反目攻击，如果像这样反复无常、变化多端，轻薄得像秋云一样，即使与本案无关，也不是良善之士，也按原来的拟定处理，以示轻微的惩罚。

译崇祯十一年，锦衣卫吴孟眀回奏关于郑鄤杖打母亲的奏疏。臣查得在卫所监禁的犯人共有三起，一起是田唯嘉的家仆，一起是李皇亲的家仆，都在正在追究定罪，按例难以保释候审。那郑鄤这一起，是崇祯十年二月奉旨押到卫所，前任邹之有未曾追究审问。董琨于本年四月接管，曾以郑鄤病状上奏。本月十六日奉圣旨，郑鄤是否真病着，责令调治，速行研讯，如致毙，董琨不得辞罪。该衙门知道，钦此。臣自从承恩任职以来，每次进署就想将此案审结。屡次据医官马龙图上呈称，犯官郑鄤久患瘫痪，手足战摇，不能转动。臣又派人查验，所报如前。若一加刑讯，难保无虞。臣随即严批医官用心调治，待其痊愈后究结。去后，偶一日防恊理陆完学询问郑鄤病势如何。臣回答说病尚未愈。臣因而问其杖母之事。完学说：若论此人自负才名，既借门第踞傲放肆，得罪乡邦，死不足惜。那杖母之事，并非其本谋。臣又说：既然没有此事，为何故辅温体仁以此告人？完学又说：此事最为可宥。郑鄤之父郑振先家有箕仙，能发人隐事，一家崇奉，无不皈依。凡有过失，皆遭扑责，谓之懴悔。自振先夫妇至郑鄤以下，无不皆然，不独郑鄤之母吴氏一人受杖也。只是吴氏受杖，是振先之婢动刑，想怀宿憾，杖之太重，以致吴氏生疑。杖时郑鄤与父皆在其前，不能救饶，事则有之，实非所挑激也。恊理系臣乡旧公祖，与郑鄤同住府城，知之必真，且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讯之台臣王章所言，与恊理相同。臣因思郑鄤罪案原在误奉箕仙，至于杖母一事，据二臣之言，不系郑鄤主使，则郑鄤罪不至死矣。

崇祯十六年，阁臣公救旧辅揭适发下，刑部一本，系防议罪辅周延儒。臣等凛奉严威，俯鉴覆辙，方负罪愓息，悚媿不遑，安敢昧死代为吁控？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体臣之至，深恩异数，千古鲜伦。为臣子者，忍于比匪行，私自干法网，尚敢以国体君恩求寛于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扬圣徳，如蠲租起废，解网肆赦诸大政，中外欣传，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有功多过寡之谕。但其赋性寛疎，以致门客宵壬，乘机假借，纳交通贿。延儒不能尽知，即知亦不能力絶，因而宠赂彰闻，疵垢多端。天鉴烱然，罪安所遣？部院以烟戍议上，诚当其辜。至视师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图报。其驰驱通义一带，亦不无微劳可悯。倘皇上法外施仁，俯从部议，则帷盖之恩，同于覆载，非臣等所敢冐徼也。谨拟票进，臣合词宻请。伏祈圣眀鉴裁施行。初七日奉御批览：卿等奏揭，朕心恻然。但延儒罪犯重大，前面谕已眀。如滥用匪人，遗误封疆，比昵奸险，营私纳贿，及亲履行间回朝，面询应将兵情边情据实陈奏，极力挽救，庶几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机械，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当在何条？念系首辅，姑从轻处，勒令自裁，已有防了。

大学士范复粹清狱疏：臣钦奉眀纶，清理刑狱，因取各犯审时所投状词，一一翻阅，见有公状一纸，系未结各犯官侯恂、傅宗龙等臣数，共六十六名，内而尚书、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属，外而抚按、道府、州县等官，无不毕具。不觉慨然叹曰：「此我国家歴朝之所无，而何近日犯法之甚众乎？孰非我皇上作飬之士，而拔用之人哉！析圭担爵，巳为荣矣，作奸犯科，何辱如之？岂真衣冠为累，诗书误人耶？」当防名挨审时，臣责以臣子大义，凛以朝廷大法，皆俛首叩头，恩赦案前，自怨自艾，感戴圣恩，陆续先后，不见其多。今察各招，凡内外文武，约有一百四十有竒亦甚可痛矣。谨摘其大者，为我皇上陈之：一、原任尚书侯恂，原任司马倪嘉庆，夫屯豆借还之数，已经改明，多开未眀之数，已题追纳，其司官贿差一节，力辩皆为悬指，两案牵纒五年，沉滞所宜蚤为分案酌结者也。一、原任尚书傅宗龙，当抚蜀则功绩亦着，在中枢则筹画多疎，惟哀吁其一时疎率之差，实不敢有藐抗阻挠之意，所当速为酌拟者也。一、原任顺天府府丞戴澳，论人无据，祗为博巳之名，事出风闻，殊失入告之体，所宜酌

译衡量拟定罪名，是为了开通言路。一、原任巡抚黎玉田、常道立、方孔照，身为巡抚则一人一罪各不相同，总之剿抚未见成效，按法论处有何推辞，而城池并未被破坏残损，也难以一概而论，应当分别根据各人的供词拟定结论。一、原任兵科给事中宣国柱，谏官的职责是纠劾弹章，为何代人私下嘱托，只是逃兵被拘捕提审，何时才能到案？若审问没有受贿的情节，应当拟定其应得的罪名，先行结案。一、原任兵科给事中耿始然，催缴军饷数月，有一百三十多万之多，似乎急于公事，而科道参劾有款项又多有骇人听闻之事，难免遭受官场诽谤，但辩称谁送那样的银子，有何确凿证据？既然说打死，如今为何还活着？张仁原本不是快役，金台也不是听用的，层层应当辩解，适宜再加研审，请旨定夺。一、原任河南道御史成勇，自负刚直，并非为了倾轧排挤，但言官原本就事论人，如今坚称没有主使者。如果确实没有主使，对于此人应当原情定罪，以免冤沉海底。一、原任御史魏景琦，事情出于仓促，原本并非违法，应当奏报而不奏报，罪当其罚，已驳回复核另拟，仍适宜酌情加速结案。一、原任御史范良彦，应当追缴的赃款已有两千之多，双目皆盲，已获贪淫之报，适宜限期追赃，照例宽恕释放。此案刚经皇帝驳斥，自当讯问其赃证明白确拟，乃司官王廷授径直拟定斩罪，成招畏惧而贿赂求情由此而起。但范良彦的罪不至于斩，况且已双目失明，又岂可斩首呢。一、原任口北道贺鼎，据册未完的赃款多达一万三千，正在追比，据辩地方钱粮，除去抵完欠数，尚有余剩，此中难以凭空定罪，适宜行文该督抚查明后，方可酌情减罪。一、原任司官孙嘉绩，浮薄恣肆，虚见才情，剖析严厉过激，乃其本色。据其辩解有十款法当立听，谓周敬睿系堂上所亲拔于司官，似乎与之无关。即云既讲送允，然此月身在塲中，金玉系赤贫之佣，安有多金，又非经推用之官，为何重贿，种种矢辩，所当研讯确情，再为酌议。一、原任司官熊汝学、朱国寿、朱日爃，塌工俱有可原赔修，似可宽罪，所当分别酌议，各量还职。以上诸犯各殊幽沉，则一所宜请旨下部作速清理者此矣。臣于审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焉，有不忍默默然者。一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一原任总兵刘光祚。夫出夷吾于槛车，用孟明于三败，率皆成功，古今美谈。今之臣未必如管子，光祚未必如孟明，而鼓舞磨厉，可当一面，未可知也。

译崇祯十七年，刑科都给事中孙承泽认为时局日益艰难，人才值得爱惜。他在奏疏中说：“我曾经读唐史，读到唐德宗想要杀害陆贽时，谏官阳城说：‘不能让朝廷杀害无罪的人。’于是率领同僚在宫门前伏地进谏。将军张万福年已八十，向各位谏官行礼说：‘言官肯进言，天下就太平了。’我私下非常仰慕他们。唐德宗是个刚愎自用、忌恨忠良的君主，而阳城却能如此尽职尽言。我生活在言论自由、直言不讳的朝廷，任职于掌管刑法、封驳诏令的部门，却犹豫顾虑，有话不敢说，反省自责，还怎么称得上是臣子？现在恭敬地向圣上推荐六个人：原任兵部尚书张国维，湖广巡抚郭景昌，浙江巡抚董象恒，科臣姜采、方士亮，部臣尹民兴。张国维身居中枢要职，大敌压境，不能运筹帷幄、克敌制胜，早日解除君父的忧虑，怎么能说无罪？然而张国维清廉谨慎，军事并非他的专长。早年他巡抚苏州，深得民心；治理黄河数年，道路受阻，但物资转运没有匮乏，对国家根本有功。特别被简拔到中枢任职，时间不长，他的罪过可以原谅。郭景昌是洒脱豪迈的人才，平日以岳飞自比，身在戍守之地，被起用授予兵权。洛阳已经失守，无家可归，于是他在山西士绅中广泛借贷，招募壮丁，从小路进入楚地，以图报答国家。没想到中途突然有逮捕的命令。至于董象恒，我不了解他的生平，也不了解他的政绩，只听说缇骑（捕役）到浙江时，全城百姓拥塞道路号哭，甚至到了罢市的地步。看他深得民心，那么他的生平和政绩就可以知道了。姜采的罪过起因于已故的首辅，如今已故首辅已经伏法，而同时期的熊开元早就审讯结案，唯独姜采还滞留在监狱中，情状实在可怜。方士亮、尹民兴跟随已故首辅在军前担任监纪，虽然没有值得记录的功效，也没有阿附比党的迹象，何况回到京城后，推辞赏赐不接受，他的心意可以看出。这六人的案件资料都在，舆论非常明确。我既然知道，怎敢不陈述？请求圣上裁决。我还有话要说，当此内外多事、时局日益艰难之际，每每看到大小臣子一经任职，大多没有成效，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在西市受刑，有的被贬远地，有的死于狱中，真是接连不断。以至于遇到空缺需要推选人选时，扼腕叹息缺乏人才，既像瓶罍一样都空了，也像襟肘一样两难。难道是世间真的没有人才，到了这个地步吗？大概上天生成人才有定数，培养他们就会涌现，摧折他们就会耗尽，道理本来如此。我敢于冒犯圣威，又不只是为这六个人惋惜。我此前为此请求宽贷，遭受了严重的谴责，我难道不知道一念之愚，只是因为身负言责，不敢不认为人才应当爱惜，效仿古人伏阙进谏的道义。倘若有一丝一毫徇私买好之心，就愿二祖列宗在天之灵显灵诛杀我。这也是我自信并请求皇上相信的。恳请鉴察施行。奏疏呈入后，皇帝召见内阁和六部大臣，拿出奏疏给他们看。范景文极力挽回，六人都获释出狱。张国维、郭景昌更蒙受起用。

明刑

刑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说：“我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道德教化更优先的；辅助治理，没有比刑罚更优先的。没有道德教化，就无法感化引导人心；没有刑罚，就无法惩戒奸恶。所以帝舜的时代，契推行五常之教，而皋陶掌管刑法来辅佐他。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没有舍弃这两者而能达到大治的。恭敬地想到我们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拥有万方土地。在残元入主之后、法度废弛之余，认为刑罚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不能不明。首先命令大臣修订新律，以统一人心；又命令刑官重新会审众律，以协调适中，从而垂法万世。他劝善惩恶的意思，无以复加。而且五刑所属三千条，而罪过没有比十恶更大的；十恶之外，而情状没有比强盗更重的。为什么呢？强盗的行为，大概是他们手持兵器，生杀大权掌握在他们手中，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操纵随其意愿，比起叛逆之徒，相差无几。所以强盗条规定：‘凡是强盗得到财物，不分首犯从犯，都斩首。’条例规定决刑不等待秋后，以此来禁暴去恶，惩奸止乱，从而辅助治理。到了天顺三年，传奉英宗皇帝谕旨说：‘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从天顺三年开始，每到霜降之后，只要有应决的重囚，三法司奏请会同众多官员如实审录，以免冤枉，永远作为定例。’钦此，这专门针对律法规定秋后处决的重囚。临决之际，恐怕有冤抑，所以命令三法司会审，这就是古帝舜钦恤、大禹泣罪的心意。然而恐怕强盗重情不在其内，而且强盗既然规定不等待秋后决刑，又何必监禁到秋后处决？况且强盗不分赃物多少、情节轻重，都监禁到秋后与众囚一同会审。等到会审的时候，十个人死了七八个，存活的监禁日久，翻改原情，能说的都作为矜疑，情节虽重而不决；柔弱的都作为无词，情节虽轻而行刑。等到处决的时候，囚犯众多，有时直到天晚更深，人多看不见，非常不符合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意思。而且情犯有轻重，所以行刑有迟速。现在常常这样，那么从此就没有‘决不待时’的强盗了，这是强盗与斗殴杀人者没有区别了。况且‘用刑罚来制止刑罚，期望最终没有刑罚’，是帝王的盛世。强劫有犯，不及时处决，那么其余的贼寇知道警戒，这是‘用刑罚来制止刑罚’

译（这）是（前文所述）的意思。大概军事和刑罚这两件事，常常相互依存，罪恶轻微的，用刑罚来治理就绰绰有余；罪恶到了极大的程度，即使动用军队去征讨，也没有益处了。

译刑部尚书林俊上疏，主张依法办事。嘉靖二年，太监崔文上奏，题为“分豁妄捏虚词，防害善良事”。臣私下认为，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法司，凡是大小罪犯，没有不经过它们的。锦衣卫称为亲军，负责侦察机密和奸细。镇抚司审讯大盗和妖言惑众者。洪武二十年，我太祖皇帝因为镇抚司非法凌虐，烧毁了其刑具，将所关押的囚犯送交刑部。洪武二十六年，重申审讯刑罚的禁令，凡是有罪的囚犯都送交法司。永乐以后，虽然职权逐渐加重，但职事依旧，这在《大明会典》中记载如此。历代圣君相继继承，严格遵守，没有改变。正德年间，刘瑾、钱宁等人相继专权，凡是心中喜爱或厌恶的人，就强行交给镇抚司，罗织罪名构成案件，以遂其奸计，从而使祖宗的法律大坏。剧盗四起，巨逆相继作乱，都是陛下所熟知并痛恨的。上天启我皇上入正大统，拨乱反正，先朝牢狱中的奸佞，一举铲除，天下正仰慕中兴的治世。没想到忽然有此未经深思的举措，难道是崔文有所诬告，或是借机以遂其私欲吗？法律本是大公无私的，罪行必归于一定之人。如果宋钰所告崔文等人涉及虚假，自有反坐的律法；如果所告属实，也有应当承受的条款。这是祖宗的成法，陛下尚且不能徇私，何况臣等微末之臣呢？如今不等法司审结，就强行交给镇抚司，这固然表明臣等奉职无状，只可治臣等的罪，但不能废除祖宗的法律。况且如今风霾蔽土，赤日无光，上天示警非常明显，正是上下内外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的时候。如今这件小事尚且违背天意，万一有比这更大的事，将如何呢？臣担心将来的变故有不可预测的。恳请皇上念及祖宗的法律，敬畏上天的警戒，收回成命，仍将李凤阳等人交付法司，公正审结，作为将来的警戒，那么刑罚得当，天下就会信服了。

又上疏：嘉靖元年十月，管理牛房的尚膳监左少监贾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长随段仲、张仲堂、姜辅、阎川、内使任信等人，侵盗喂养牛只的料豆三十九石，仓官徐钧失于觉察，本部浙江司审讯拟判贾全等人皆犯杂犯斩罪，徐钧减等杖罪，具奏送审。奉旨：“将贾全送司礼监奏请发落，徐钧等人送大理寺审了来说。”钦此。臣等认为，刑部、大理寺都是古代的刑官，虞代称为士师，周代称为司寇。我太祖皇帝慎重对待刑狱，在刑部审讯，在大理寺复核，然后向天子报告并听候裁决，这是成法。近来内侍有罪，多交给司礼监，似乎没有刑部了。现在交给刑部，又立即交给司礼监，又似乎没有大理寺了。臣私下认为，这终究不符合祖宗的成法。恳请圣明，将贾全等人连同徐钧一起送交大理寺审录，然后再交给司礼监，这样祖宗的成法才能完整保留，成为圣子神孙万世不变的定规。臣等不胜荣幸之至。

又上疏：臣私下认为，内府是严密的地方，内监是亲近的臣子，而内库的储备交给他们监守，责任也很专一了。没想到王玘等人大肆奸贪，暗中勾结陈俊等人，肆意侵盗。如果一时侵盗如此，平时侵盗又怎样？一起事发如此，各起未发之事又怎样？中间隐藏的侵盗，又有不可胜数的。正值正德朝弊端极盛之时，嘉靖朝兴起以顺应亨通之会，豹房等财物，是天意为了中兴而积蓄的。而道路相传，多见侵吞。如今被该厂访查出，应当示以大戒。然而竟然可以送交司礼监奏请发落？鉴于近日内臣有罪，不交给有关司法部门，即使是小盗，也属于失刑。现在王玘等大盗，怎能容许不交给有关司法部门呢？成化年间，内使张来保盗取昭德宫财物，奉旨拟处决，而且屡次掌管宫中的太监也被发配海子充军。昭德宫的财物，尚属私财，还示以大戒，何况内府公家的积蓄，内则用于大礼，外则用于大费，都由此而出。不示以大戒，诚恐江河不足以填满漏壶，群盗效尤，国家财政一空，其后果不堪设想。《尚书》说：“君主说杀就说杀，说赦就说赦，臣子说不要杀就不要杀，不要赦就不要赦，意思是说不应当顺从君主来决定生杀，只应当审慎轻重是否适宜。”这是法官万世的准则。臣等为国家守法，岂能容忍沉默以漏掉大奸？乞请将王玘、卢能等人交付有关司法部门，明正其罪。大监张得玉等人以及当值守门、守备的内外官军，也各自查究，依法处理，这样群奸屏息，积弊一旦清除。

正德年间，刑部等衙门诛杀大逆，以彰显天讨，上疏问罪，得一名刘瑾，年六十岁，系陕西西安府兴平县人，原任司礼监，今降为奉御。自幼净身，景泰年间选入皇城乾清宫答应，历任升迁至内官监太监。正德元年十月，改任司礼监办事，蒙受旨意委以腹心，整理庶务。刘瑾想要任意欺罔专权，纳贿。担心人心不服，难以行事，便蒙蔽朝廷，将各衙门大小官员防范迫害，以作威作福。科道等官一言触犯，就立即抓来决打、枷号、充军，以堵塞言路。选任乖觉的官校一百余名，听刘瑾提督管事。害人不时，差出天下司府州县，访察官民贤否过失。所过之地

译刘瑾刚遭受祸患，从此人们都感到危险恐惧，没有人敢指责刘瑾的过错罪恶。正德三年六月，皇帝命令刘瑾原本在司礼监掌印管事。刘瑾因为权势重大，更加肆无忌惮。朝廷内外百官所有的奏章，不与其他官员商议，也不与内阁相干，往往揣在袖子里带回私宅，专门与孙聪、张文冕捏造皇帝的旨意，屡次更改变化，是非混淆。时常吩咐吏部、兵部，凡是升降文武官员，先在刘瑾那里计议允许，才准许上奏。其中有今天升职的，如果谢礼微薄，明天就罢黜退职，或者令其退休，贿赂一旦打通，又立即起用。各处镇守太监、总兵、巡抚、副参、游击等官，只要是由刘瑾门下出身的，不管贪污年老疾病，一概保留。此外即使有智勇廉洁干练的人，也被罢黜。增设巡盐、巡捕、查赈等官，骚扰天下军民，府库银两起运解送一空。凡是朝觐、公差、镇巡等官，都要馈赠送礼，稍有不满意，就命令校尉搜访小过错，罗织重罪。江西宁王府先前犯下不法事情，已经被先朝革去护卫。刘瑾因为接受该府金银数量众多，擅自批准恢复设置，又将玉带两条送给宁王府及差来的承奉，又批准给予南昌河泊所一处，侵夺百姓利益，激变地方，科敛剥削银两，馈赠巨额钱财入己。以至于地方百姓贫困盗贼兴起，至今扰乱不息。近年以来，刘瑾招引四方术士余明、余伦、余子仁等，出入私宅，观测天文、相面、算命，妄称刘瑾侄子刘二汉日后有大富贵。又见财货充盈，威势张大。听到市井军民称刘瑾为“站的皇”，皇帝便起异心，想要图谋不轨，密令心腹制造衣甲牌面，约有千百余副，私自伪造宝印一颗，令两广太监蔡昭、潘牛制造弩五百余张，藏匿在私宅。刘瑾等待时机动手，将小刀两把暗藏在扇内，出入禁宫，想要乘便使用。擅自差遣大理寺少卿周东等人前往辽东、宁夏等处丈量土地征收赋税，以致人心不堪，地方激变。辽东锦义二城相继作乱，殴打职官，几乎导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现存的反贼何锦谋同被革爵的朱寘鐇等，将刘瑾激变罪恶刊印告示榜文，各处张挂，动摇人心，谋立朱寘鐇为主，杀死镇守等官，包庇隐藏不上奏闻。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朝廷得知宁夏反叛，颁诏天下慰安人心。太监张永领兵征讨，将何锦捕获。刘瑾听说宁夏平复，捏造皇帝旨意，夸称自己的功劳，自身既加添禄米，又将兄长刘景祥超升都督。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监张永班师回京，将刘瑾前述不法事情开列条目上奏，逮捕送交锦衣卫镇抚司监候。随即在刘瑾家中搜出前述假置违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金银数百余万，宝物不计其数。科道等官将刘瑾各项事情条陈上奏奉旨批准，将刘瑾等人在午门前三法司、锦衣卫会同多官逐一追问前情，确实都是实情。参照犯人刘瑾本以险恶邪僻谬受重托，盗窃政柄，播弄威权，排斥忠良，援引奸党，官爵视贿赂为进退，刑罚任喜怒为重轻，贪财积如邱山，人命等如草芥，专权乱政至今五年，蠹国害民非止一事，毒流中外，恶贯古今，祖宗百余年之元气斫伤无遗，国家亿万载之纪纲变乱殆尽。自历已往之罪已负滔天，尚昧无将之戒，深怀不轨，伪造宝印而反状已形，私蓄甲兵而逆谋已着。似此不法，宜当速置极刑。伏望皇上独奋干刚，大彰天讨，即将刘瑾押送市曹明加显戮，枭首示众。仍将本犯招情并处决尸形画图榜示天下，以为万世臣子不忠之戒。

译崇祯二年三月十九日，吏部与都察院接到皇帝谕旨：“朕认为，帝王效法上天治理天下，首要辨别忠臣与奸邪；臣子献出自身侍奉君主，首先要明确顺从与叛逆。经典严厉告诫臣子不得有谋逆之心，法律严格禁止近侍交结外臣。国家有固定的刑法，没有可以赦免的余地。竖立逆节的魏忠贤，是狡诈卑劣的庸才，充任内廷侍从，歪曲巧诈，结党营私，依附权贵。起初不过是窥探皇帝喜怒以谋取私利，凭借宠幸贪婪富贵，如果众臣不借给他羽翼，他怎能肆意施展毒害？然而当时外朝结党营私、误国害民的奸臣实在众多。有的与宗室结好，有的投奔幕府，有的暗中谋划指使，肆意罗织罪名以屠杀善良；有的秘密勾结图谋，扼住财利权柄并掌控兵权。甚至广泛修建祠堂颂扬功德，公然效法首功，唱和以达到三次封爵，称谓逐渐僭越到没有等级。是谁促成逆节，导致火势燎原？等到朕继承大宝，严明的诏令屡次颁布，元凶逆党依次被铲除。还有那些掩饰罪过邀取功劳、颠倒黑白、以望气占风的面目，夸耀揭发奸佞的奏章。追究他们矫饰诬陷的行为，罪恶岂能宽贷。朕明察已定，特命内阁及部院大臣将下发的祠堂颂扬红本，参酌先后弹劾的奏章，罗列拥戴谄附、建祠称颂、赞导等款项，依据法律推究情理，再三拟定。首要惩治奸逆的案件，处以五刑；稍微宽恕胁从的诛杀。至此三次剥夺官职，其中情罪较轻的，另行上疏处分，暂且开一面之网。此外推究本心宽恕过错，即使有遗漏，也赦免不追究。从今惩治之后，你们大小臣工应当洗涤肺腑，恪守职责，共同遵循王道，彻底斩断牵连，不要荒废官守；不要借事虚张声势，不要急于报恩复仇，而借题参奏举荐。朕以是非衡量论奏，以实际功效考核官员。有一于此，必定罪不赦免。希望你们各自警戒，才能有善终。钦此，故谕。”

大学士韩爌等人上疏陈述遵奉圣谕之事，私下认为：尊贵没有两个上级，臣子首要戒除谋逆之心，国家有固定刑法，天讨彰显有罪。祖训规定内官不许干预政事，法律重罚交结近侍官员，以此来防范内外、肃清官府，杜绝奸邪萌芽、堵塞乱源，法律已经极其严厉。逆宦魏忠贤狡诈多端，凶顽无忌，起初用小忠小信，只求便利自身，继而作福作威，逐渐干预国政。在内，妖妇客氏窥探禁中机密，结为心腹；在外，逆臣崔呈秀泄露机要，助长其羽翼。残害宫妃而杀戮忠直，盗取国库而玩弄兵权，已经僭越无等的三次封爵，屡次议论逼迫尊号的九锡，急切开设藩邸逼迫远离京城，修建生祠以试探人心，派遣内镇勾结边将，阴谋不可测度，僭越之势明显形成。磔刑已服上刑，判决书具列逆状，诚如圣谕所说，首要逆党的罪责，应当首先惩治。

仰赖宗庙社稷有灵，圣明君主治理天下，乾坤旋转，雷电合符，适逢元凶已被诛灭，凡是党附之人应当严格区别。如果那些官员连类跖盗，人类豺狼，怀着私欲借凶锋，拱手随顺魁柄，有的首发大难祸始，教唆猿猴，有的倒身怙终，势成骑虎。比如动摇母后，唱和逆封，铁券金章覆题，恐怕落后于肥田甲第请给争先，有的引用圣经以怂恿中传，有的攘夺史职而抹杀直笔。墨缞朝服，忍比罪魁，缇骑锒铛，大兴诏狱，修睚眦以残躯命，不难杀人媚奸，供嚬笑而效爪牙，总是酬恩报怨。至于一个人而在多处建祠，一件事而颂扬连章，祠省直祠边镇祠京都未已，而且祠之国学颂碑文颂奏章颂乡录未已，而且颂以丝纶。这是圣谕所说首开谄附，倾心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的。而又有径窦旁通，网罗密布，腹藏鳞甲，构青蝇贝锦之谗，意惨镆铘，酿白马清流之祸。即占风望气，莫可端倪，而覆雨翻云，难逃指视，这又是潜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圣谕所说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的。以上诸人罪案各殊，法铨亦异，或已经褫逐不尽厥辜，或谬附摧伤当追始祸。遵奉明圣谕，据法依律，无枉无徇，期服天下后世之心。三尺无私，天诛不贷，四凶毕窜。国宪用申，惟是大憝，既罹不赦之条，而群小宜开自新之路。臣等简祠颂及部院开来诸臣，或事关题覆公牍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济事，或城守全于捍御，或编摩效有剂调；而又或生平材具自优，历猷劳蚤着。圣谕所说事本为公，而势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随人附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咸与昭洗，免胪姓名。固明罚敕法之严条，兼赦过宥罪之宽政也。臣等祗奉谕辞，共矢公慎，就事论事，参画一之刑书，以人治人，肖本来之面目。中涓衿弁，毕丽于科啇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无挂漏，可永示诫惩，寒乱臣贼子之心，抒正气忠魂之郁。三章既约，金石不渝；一面宏开葛藤，永断闭奸谋而安反侧，明刑政而襄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衔加荫，滥被恩施，殿工边功

译仍需严格核查。最令人愤恨的是，先帝在临终之际，许多官员趁机邀功请赏。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谢恩，以及宁锦地区叙录防御、卤簿告成，三藩之国所有叙录功劳、授予官职荫庇的，都应听任吏部予以削除。尚宽矫饰防务的推求，用以扩大体察原情的德意，一并附及，以候皇上裁定。所有前述款项的名姓及应得的罪名，列于后。全凭圣明鉴察决断，敕令下达遵行。为此具本，谨此奏闻。

译崇祯十四年，户科左给事中孙承泽上《弹劾犯官不入狱疏》：臣先前在刑部任职，见到大贪官蔡奕琛一案，曾上疏指名参奏，这是纠察驳正的职责所在，理应如此，确实因为事情最明确的，没有比这案子更清楚的了。蔡奕琛曾官吏部，贿赂公行，行贿罪状，辅一事，一次三百金，一次一千金，卫所招供已经明确，部中案卷已经定案，况且奉旨王陛彦自己招认纳贿，什么叫冤枉攀扯？长久以来圣明的洞察鉴察，如今受贿的人、过付的人，都已正法了。给予者和接受者同罪，是历来定下的法律。然而蔡奕琛巧思逃脱，百计拖延，错误地认为从前定案只手可翻，既借一个丁煌作为煽动辩解的借口，又借一个李化熙作为舒展身手的计谋，揣度他的意思，无非是一个是本邑县令，一个是本府理官，情分向来熟悉，却不知耳目最真实的事情，路人皆知，良心难以欺骗。奉明旨，蔡奕琛受贿事情，该府申文原本以李化熙为证，为何又说不知道？大概已经洞察其细微之处了。先前按臣察疏久已下达，刑部备载该府申详巡按邓云中彦事，有大老说情，系德清蔡奕琛书信说：“吴征系琛同年，朱澹修之爱婿，若婿即琛婿也，乞从宽政等语。”况且吴征口供，蔡侍郎始事即得银八千两，叩问随即回答，未用刑威，这是察明在案，最真实确有依据的，而蔡奕琛故意牵强掩饰，希图推卸，已经被革职，高坐私宅。试想祖宗之法，有提问而不革职，既革职而不下狱的吗？臣见往年刑部尚书冯英等，一下部议，辄投身法曹；近如陈是集等，再经革职，亦入牢狱；即使罪辅薛国观奉有特旨，才允许在寓候审。蔡奕琛提到革职，奉何明旨，辄敢抗命不入狱？同案诸臣李灿等提到而下狱，叶有声等革职而下狱，此事同情同，而下狱不下狱迥异，不知蔡奕琛包藏何胆，而藐视放肆如此。伏望皇上敕部察奏，蔡奕琛贿证已明，何故竟不入狱？况且奉旨确拟已久，何故听其狡辩拖延，不早结案定罪，暴露其应得之罪，破除其诳骗之奸，庶几大法明，而贪恶知儆矣。

崇祯十五年，刑科都给事中孙承泽上《弹劾宪臣杀人疏》：窃闻律莫重于杀人，杀人者抵罪，莫大于欺罔，欺罔者诛，法纪昭然，不以巨憝而或漏焉者也。若原任副都御史，今升户部侍郎宋之普杀人一案，臣不能无说焉。之普寓中死尸二躯，潜行掩埋，科臣袁恺忘桑梓之私，执朝廷之法，据实入告。其原疏中载抬埋则有二强盗，其知情则有苏管家及麻面厨子，事固已如指掌。在之普自应俯首认承，束身就法，乃胆壮气横，蔑视法纪，自恃身为负嵎之虎，势同凭城之狐，乃肆口反啮，坚言子虚。邻佑总甲可以势压，属下御史可以情嘱。若谓赫赫气焰，杀此二人止防常事，我但言为无，谁敢执之为有？遂使辇毂之下，通衢之间，重泉抱难诉之冤，青磷有夜号之惨，亦辇毂未见之变矣。且其死者或妾或媵，为臧为获，据实招明，法或末减，乃硬口掩饰，止欲气慑言官，不知已目无君父，则其欺罔之罪，视杀人之罪实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于理，因科臣左懋第、黄云师尚未奏明，今两臣之疏俱下，臣垣再四参详，事已明白有据。宁可使杀人者不死，欺罔者无罪，因循时日，大案久悬，臣职掌所关，宁敢嘿嘿？伏乞圣明敕下法司提问，根究二尸下落，严申欺罔之罪，庶大法彰而人心肃矣。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五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録卷四十六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工部一

工部在阙之东，户部之后，西向设尚书、侍郎，掌天下工役、农田、山川、薮泽、河渠之政令。其属初曰营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后易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司，俱称清吏。

营缮掌经营兴造之事。凡大内宫殿陵寝城濠坛场祠庙廨署仓库营房之役，鸠力防财，而以时督程之。王邸亦如之。凡卤簿仪仗乐器，移内府及所司，各以其职治之，而以时省其坚洁，董其窳滥。凡置岳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轮班，曰住作。凡工囚二等，曰正工，曰杂工。杂工三日当正工一日。凡省工视役烦简，而节其财力。凡防有无，移内府。其分司为三山，大石窝为都重城，为湾厂，通惠河道兼管，为琉璃黑窑厂，为修理京仓厂，为清匠司，为缮工司兼管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