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余録卷三十八

译白银的比价如同铜钱，参照铜的价值。如果有铸币的炉座场所，就从留存的钱粮中拨出铜料，直接用于铸造；如果没有铸币的炉座场所，就从起运解送的钱粮中拨出，允许将铜折算抵充解送京城。百姓用无用的铜换取有用的钱币，怎么会苦于不把它交给官府？官府可以借此作为继续铸造的资材，而不耗费公家的钱财，又何必顾虑而不向百姓征收呢？况且铜藏在民间，铜只是铜罢了；而私藏铜料是有罪的，铜一旦进入官府，铜就全都变成钱了。国家日益富强，圣明的君主之所以独自掌握大权而利于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译第一，提议裁减铸钱局。铜钱由铜和铅混合铸造而成，而铜和铅各有其产地，搬运沉重困难。因此，历代多在矿山冶炼附近设置铸钱监。钱唐有八个铸钱监，宋代有三十六个，其中永平监存在时间最久，永通监铸造数量最多。然而到了熙宁年间，每年需上缴六百万贯，几乎难以维持。天子将财富藏于山川之中，若冶铸过于烦琐，则民力会耗尽。汉武帝时专门命令上林三官铸造钱币，天下非三官钱不得流通，各郡国以前所铸的钱币全部废除销毁，将其铜料输送给三官。这确实是看到了利源所在，不得不谨慎节制其流出。建国初年在应天府设置宝源局，已命令天下各藩司各自设立货泉局，后又改名为宝泉局。此后罢废设置不一。嘉靖以来，只命令两京铸造。万历四年，通行天下统一开铸，到十年奉诏停止。天启元年，因辽东军饷匮乏，增设户部宝泉局。不久又命令各省直藩司开炉铸造，每年定额铸息共八十二万两，只是虚设额度，没有一处真正执行。各铸钱局的炉灶也相继报停，只保留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密云、宣大、辽东等少数地方而已。崇祯二年，奉旨认为利权本应由朝廷掌握，旧制只由两京铸钱。后来因军兴费用繁多，辽东、宣大奏请权宜行事，近来于是纷纷开铸，导致私钱混杂，反而从外地流入，扰乱制度，危害国家，大非法纪。着令查出并通行禁止。当时户部认为秦、楚、蜀、滇四省是铜料出产地方，就地铸造较为便利，未提议全部停止。后来江西又请求开局。至于南京兵部操江及应天府，也各自纷纷铸钱。然而都是自铸自用，且大小轻重不一，其制度于是停滞，铜钱愈多，铜铅愈紧缺。不仅户部得不到应有的使用，而宝泉局也已成了枯井。每当看到议论钱法的人，都主张广设铸钱局，而我却恳切地提议裁减，确实是看到炉灶兴起，铜矿有限，只有局所减少，铜源才能充裕，而钱制统一则弊端断绝。与广设铸钱局的利弊虚实得失相比，哪个更多呢？不然，以前的铸钱局不是不广，为何没有成效呢？

第二，提议禁止私贩。从前唐代陆贽议论钱法，认为应当广泛利用山地种植货物的功效，严厉禁止用铜制作器物，这两项措施并行，不可偏废。现在如果离开铜矿产地较远，那么形势上不得不购买，于是禁止私贩的措施不得不与禁止铜器同样严格。一地的铜只供一地使用，那么价格就平稳；一地的铜供数十地使用，那么铜价就会暴涨。以如今铜的流通，遍布天下都是，官府收购吝啬，私室囤积过多，人人如吴邓般贪婪，处处设炉冶炼。铜产量有限，能不涨价吗？何况官买与私买竞争，数量不相敌。为什么呢？官价有定例，价格必然平稳；私买趁隙暗中投售，价格多虚高。官买或有额外费用，发放不无稍缓；私买并无破费而交兑，绝不超时。市井之人嗜利，谁肯舍此就彼？其流弊，必然导致铜全部归于私铸，而官买束手无策。考察嘉靖三十四年，严禁商贾等人不许私贩铜锡，以致价值暴涨，认为应当定为严厉禁令。凡前往产铜产铅地方收买铜铅，必须报告投奔当地官府，发给批文，才允许运发。经过关卡查验批文免税，除两京及滇、蜀、秦、楚四省，听任商人方便前往售卖，报官收买。如查验无批文及查出他省，致使被发觉抓获，即比照盗掘铜锡律论罪，货物没收归官。至于私铸关口，尤其在于防范制造。盖因铸钱的铜，必将红铜配铅造成黄铜，然后才可铸造。请饬令天下，凡有私设熔炉者，罪行即比照私铸，知情不报，即与连坐。这样私铸才可断绝，而官买才可继续。

第三，提议确立定制。周太公制定九府圜法，钱外圆内方，至今仍然沿用，而轻重没有常准，历代都有变革。秦钱如周钱，重十二铢。汉朝兴起变为荚钱，重二铢，已变为八铢，又变为四铢。其重赤仄钱，以一当五，而得中道的只有元狩五铢钱。降而蜀地的直百钱，吴地的当千钱，则愈变愈重。晋地的四文沈钱，宋地的菜子荇叶钱，甚而为鹅眼綖环钱，则变而愈轻。而得中道的只有武德开元通宝。历来赞美钱制的人，都以这两种钱的式样并论，而其重量实际上从未相似。谨按古代权法，十黍为絫，十絫为铢，八铢为锱，二十四锱为两。如今开元通宝，其钱径八分，重仅二铢四絫，则比五铢钱轻二铢六絫。所以五铢钱两枚重一两，开元通宝必须积十枚才重一两。洪武初年，敕令户部及各行省铸钱，大小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当三、当二重皆如其当数，小钱重一钱，大概即开元旧法。到嘉靖六年，才命令两京工部铸造制钱，每枚重一钱三分。崇祯元年，采纳钱法侍郎孙居相的建议，改为一钱二分五厘。虽然比开元钱稍重，而较之汉五铢尚轻，然而体质坚厚，又难以磨熔，轻重得宜，人情便利。至于其铸法，每钱一枚，必令用黄铜二钱，剉磨之余，只存一

译钱重二分五厘。这样之后，才能革除减少铜料、多铸钱币的弊端。因为铸钱局中常有减少铜料、多铸钱币，却创设“补秤”的说法来蒙蔽视听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公然允许商人和工匠私铸，而暗中收取他们的利益。现在如果规定为固定数额，按月按期限，必定要求他们申报完成，使贪婪的官吏没有机会串通作弊，奸商和奸匠也没有机会隐瞒私铸，这也是简化政务、避免烦扰的方法。收取钱币时，每五千文为一锭，上面加盖官印，写明炉头、匠头以及细钱人的姓名，分别堆放，听任督铸官员按照炉次抽查检验。遇到钱币有漏风、缺边、缩字等情形的，重罚细钱人；钱币重量轻、色泽淡的，责罚匠头；沙眼多的，责罚翻沙匠；边缘粗糙的，责罚滚剉匠；打磨不亮的，责罚磨洗匠；灰浆不干净的，责罚刷灰匠。将选退的钱币捶碎回炉重铸。如果犯上述弊病较多的，责罚炉头，并让看钱人挑选，若看钱人串通包庇隐瞒，则重罚看钱人。这样钱币的形制就精良了，掺杂使假自然难以得逞。至于当五、当十等钱币，熔铸似乎容易，工本较为节省，但私铸者竞相以此为捷径，有识之士认为这不是长久的办法，不铸造也可以。

译第一条建议：严格管制制钱。钱法出现弊端，是因为盗铸的人太多。盗铸若非轻薄低劣，就无法获得利润。他们往往磨削官铸的钱取铜熔炼，掺杂铅锡，于是减轻钱的重量，使其与制钱并行流通。于是市井愚民惶恐疑惑，不知该听从哪种标准。奸商和当铺趁机作恶，常在交通要道和关隘散布言论：“某种钱流行，某种钱不流通。”互相煽动防备。他们高价卖出所囤积的钱，以谋取眼前的利益；又低价收购被弃用的钱，以谋取未来的利益。有时私铸钱能与官钱同价，这是他们囤积多而急于出手；有时私铸钱二三文才折官钱一文，这是他们收购少而急于吸纳。这类人操纵利权，导致钱法壅滞，怎能没有整治的方法？难道能听任奸钱日益增多而不加禁止吗？现在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大凡盗铸者，只铸新钱而不铸旧钱。因为旧钱真伪难辨，而新钱耳目易察。请敕令天下，除杂年号钱难以统一标准外，只有崇祯通宝的体制色泽务必保持一致。每枚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如有轻重不合标准的，即视为盗铸，追查来源，真犯和匠人依照天启三年的法令判处斩首，不予赦免。知情购买使用及贩卖流通者，查照律例从重定罪。下令后三个月内，计算民间将先前收买的私铸钱自行申报交出兑换，依照嘉靖六年的成例按铜价给予银两，免除其私贩的罪行。敢隐藏不申报的，事发后比照私铸铜钱从犯的律例问罪。收上来的私钱立即熔化销铜，等待改铸。这样既保全了官法，又不苛待民情，其政令推行如流水般顺畅无疑。至于前代古钱及历代旧钱，流通已久，地方风俗所便利，不必禁止。官民收支，只有崇祯通宝不许刁难留滞，其他杂钱只任民间转运自便，官府不许收取一文。天下人清楚看到杂钱与制钱贵贱不等，逐渐下去势必弃用杂钱。如果愿意到官府兑换，也准许按铜价收买。而后统一货币的利权于是可以完全收回。

第二条建议：计算本息。铸钱局的钱，发给太仓作为官俸的占十分之三，发给边镇充当月饷的占十分之七。原本奉圣谕规定六十五文估折银一钱，现在已习惯并安于这个标准了。请依照这个数字来权衡鼓铸的本息可以吗？谨按铜矿产于石山之中，钢钻打入，每得矿一百斤，用木炭一百斤将矿烧炼，一火成铜块，二火成黑铜，三火成红铜。每矿百斤，上等烧出铜十五斤，次等十二、十一斤不等。所用锤手和烧炉匠共二十名，每日给工食共银八钱。用造饭运水夫二名，每日给工食六分。用帮扯提矿小夫四名，每日给工食一钱二分。用钢钻三十根，每根钢三斤，日费一斤，约银一钱。以上共费银一两二钱，约得铜矿二百斤。又用木炭一百六七十斤，约价四钱。三火成红铜三十斤，则共前项费银一两五钱，是每斤费本只五六分而已。再用窝铅防化，则为四火黄铜。计窝铅每斤价银不过三四分。据现在执行的配铸则例，每红铜五十七斤入窝铅四十三斤作黄铜一百斤，加上搬载之费，每斤量估一分，大约黄铜一斤所费至七八分而止。至于买铜铸钱，原本没什么大利。据京局旧例，红铜价不出一钱四分，黄铜不出一钱，窝铅不出七分。后来逐渐涨价，部议认为红铜防化成黄，既失本质，易于搀和，遂革除不用黄铜，只买红铜与窝铅。如今法配塔定价，红铜每斤一钱四分三厘，窝铅每斤七分七厘，计配成黄铜一百斤，该价银十二两。给炉头鼓铸应交钱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文。其行使以钱六百五十文估银一两，计共估银一十七两零九分四厘。除去该给各项匠役煤礶米菜工价二千二百九十五文，估银二两五钱三分二厘零，并除去铜本外，实存息银一两五钱六分一厘零，计仅浮本银十分之一而已。近据陕西抚臣练国事疏报，自天启二年开铸起至崇祯四年止，计十年间只动用本银一万二千四百余两，陆续获息银十一万七千八十两零，则所得几乎与本银相当。又查南部钱厂所得加五有余，大概铜铅出产聚集的地方，获息原本就不菲。现在秦楚蜀滇四局正在商议开设，暂不预先划定成数，只令其自行认报，即使最少也应当以加五为率。滇蜀楚三省则取其息解送京城，充作新饷，按季交纳。秦中的息，专留该省充饷，以抵京运，也可以。于是议论者多认为：万历年间曾以钱五十五文作银一钱，也自行通无阻。认为母钱既然处于高位，子钱不应处于低位，想在六十五文之内稍减其数，实行它。而唯独担心取利过于奢侈，则盗铸者将如云而起。自古论钱法很多，只有孔觊“不惜铜，不爱工”两句话是不可改变的。正因为本多费巨，纵使私营，初无厚润，应

译只要使民心安定，就不必等待严酷的刑罚广泛设立了。先臣谭纶曾说：“铸造铜钱的耗费与白银相当，似乎对朝廷没有利益。然而每年铸造一万金的铜钱，国家就增加一万金的货币，流通于天下。铸造的铜钱越多，增加的白银也就越多，这是储藏财富的方法。”

译有一种意见主张权宜地管理钱币的收支，有支出也有收入，流通不息，所以称之为泉府。如果上级自己造成壅塞，却要求下级疏通，即使每天把犯人放在市场上示众，也是无济于事的。汉代法律规定每人缴纳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那么百姓的赋税就通过这种方式征收了。馆陶公主为她的儿子谋求郎官职位，不被允许，赏赐千万钱，那么恩赐赉赏就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隆虑公主用千万钱为她的儿子赎免死罪，那么罚金就通过这种方式征收了。又招募豪强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而将钱存入都内，那么开放收纳就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对于投降的胡人，用少府的禁钱予以赡养，以及按时从国库支取钱款赏赐军士，那么军饷和赏赐也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如今主管官员执行钱币法令，支出时不能普遍发放给百姓，而收纳时又不肯收取一文钱，这是自轻自贱。自轻自贱却希望别人尊重，这种情势怎么可能实现呢？百姓愚昧，相互煽动，闭门观望，每当聚集在市场喧哗时，钱币于是就不能流通了。京城收入的银两，边疆支出的银两，似乎有待于银两，是因为银两作为物品轻微易藏，可以大量聚集。钱币固然沉重，但如果各项留存作为地方使用的，就用钱币出入，谁说不可以呢？如果确实命令郡县在留存的银两中，只征收一半作为钱币，即使是赎金也兼输钱币。从高级官吏监司以下，仿照在京文武官员常禄的例子，用钱充当俸禄薪俸，师生的廪饩，驿站兵粮，各种役工的工食以及公费供应之类，只要不关系到起运解缴的，都从钱币中供给，而剩余未发放的银两，就可以全部解送京城，那么所得的钱币利息，就在其中了。实行十年，天下的银两就会全部运回京城。况且钱币只下不上，那么权柄就在市井；上而下，下而上，那么权柄就在朝廷。确实要确定其贵贱，运用敛散的方法，以官府持有的为母，民间持有的为子。当钱币便宜时，存留的钱粮全部收钱，那么便宜的就可以变贵；当钱币昂贵时，各项关支全部发钱，那么昂贵的就可以变贱。因为钱币太贱则损害官府，太贵则损害百姓，所以用这种方法来均衡。管子所说的使之一高一低，不能有调节；贾谊所说的轻则用术数收敛，重则用术数散发，以调节盈虚，以收取奇羡，都是这个意思。然而主管官员不肯这样做，有两个原因。或者因为贪婪，或者因为蒙蔽。凡是银两的出纳，有损耗有盈余，而钱币则一文不过一文罢了，利益无处渔利，必定故意制造龃龉来破坏它。那些自己饱食的是贪婪，那些中了胥役口舌的是蒙蔽。崇祯八年给事中王家彦上疏，最初设立钱局，原本是为了借取钱息救济军需，只有天启二三年，督臣李宗延在朝廷陈述，相继任职，用过铜本二十万九千五十四两，获得利息十二万八千六百六两八钱零。四年旧督臣郑三俊，用过铜本银一十四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两四钱，获得利息一十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两，计算得利七分、八分不等，是十余年来跫然足音了。鼓铸化铜为银，不是没有利益，利益归于胥役、炉匠与官员，而上级不能接受。查长安内外，与法钱并列于市面的，都是私铸。而私铸难以查究，没有超过局中的炉头官匠。这类人或者隐藏屏蔽两部，或者朋合诸伙，册上不能辨别其名；或者埋铜窖中，或者递钱出局，夜间不能识别其气味。私铸不止，继之必夹铸。私铸则趁官府不觉，至夹铸则每炉加铜数十斤，官府实在与匠人共分此利。盛行于南厂，北方也是如此。廉洁其人而任用，然后弊端才可以厘清。然而得到人了，不久任以专责成，可以吗？炉匠诸役，都老于其局，长子孙于其中，以一年报满，汲汲欲去之人，而御长子孙之役，欲责其爬梳无遗，挽中满之利，以尽归于上，其数必不胜也。至于屏局舍约，炉座以便省试，削人数，核出入，严干掫以防夹铸。十日一领铜，五日一交钱，炉如流水，以使之上无旁及。所谓需其人而后行者也。得人久任，其于鼓铸之道，思过半矣。

崇祯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内阁钱法揭帖，适逢下发，匣封内一件，奉御批：“疏通钱法，本为便民，已有谕防。前先生每曾议买收作铜良是，近闻低钱甚多，着司钥库及五城亲行收买，不许惊扰。如有胥役故违需索害民的，必杀无赦。该城动用房号银两，该库动用新钱，随收随碎类解该局鼓铸。将收过数目，一月一回奏，仍以收钱多寡为诸御史殿最。先生每商酌可否拟防来行，钦此。”窃惟鼓铸一事，既可足国，兼以便民，苟为民所共趋，则于国自无不足。恭诵御劄收买低钱，严禁扰害，德意周密，具得王政理财之本。大约低钱不许流行，则其势必贱，而又以房号银及新钱收之，则在民亦不甚亏。民既安，官复不扰，视古之严禁荇叶鹅眼，至重刑不能止者，功相万也。而私贩无大利，则私铸亦不禁而自止矣。惟是低钱多夹铅沙，镕化不免销蚀，而新钱因此遂同泉布

译这类钱币，获利确实很大，况且听说价格也很低廉，只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调控，似乎也不会相差太远。关键在于铸造局能够开启，使新铸的钱币连续不断、不致匮乏罢了。

译又十一月十七日，揭适奉御批：“屡次有防止疏通钱法的旨意，本意是想充实国库、便利百姓，近来听说劣质滥铸的情况更加严重，小民反而遭受困苦劳累，这都是因为经管官员没有遵照执行，暂且免予查究，再次进行申诫。将一切低劣、假造、轻薄的小钱，一概禁止流通。五城御史仍遵照旨意收买，限定十日内奏报一次。京城所有的钱桌、钱市，着令厂卫、五城衙门严厉禁止并巡查缉拿，仍将查获的数量，每月奏报一次。”先生每次商议拟定防止措施后下达执行，钦此。私下认为，低劣的钱币不除尽，则制钱就无法流通；而禁令不严，则低劣的钱币也不会迅速除尽。恭敬地阅读圣上谕旨，深得穷究源头、控制流弊的方法，谨即遵行，恭敬誊写斟酌拟议后进呈。昨日宪臣李邦华说：“收买尚且苦于没有本钱。”臣等私下认为，各官捐资助铸，应当全部用来收买低劣钱币解送国库，立即舂碎，那么不烦劳严禁，低劣钱币也可在早晚间除尽。臣等即将助铸的原价，先行收买之外，并在谕稿中提出，以便遵行。伏乞圣裁，原奉批折尊藏在阁中，谨此题奏。

钱法

建国初年禁止金银不得交易，百文以上用宝钞，百文以下用铜钱，法令非常完善。自从污吏觉得行用宝钞不便，所以宝钞法日益废弛，而民间有兑换之苦、水火之灾，所以也不甚便利。有征收赋税的，逐渐改宝钞为银，征收者收银，那么使用者更加受阻，于是变成一贯宝钞，值银一两的，却仅折银三二厘不等，商税日益亏损，官俸日益微薄，而祖宗的良法尽失。金银产于地下，人们得以私自占有；宝钞由官府制造，只有君主得以增减。以天下之主掌管天下的命脉，道理非常顺畅。然而大宝不可以独自垄断，重利不可以独自占据，所以以建国初年的法令，最终不能得到天下人的遵从，是可以预知的。然而唐宋时期，天下多事比本朝更甚，却还不致非常贫困，是因为行用钱法。铜的产量多于金银，而钱法上君主还能掌管其权柄，权柄在则利益存在。如今钱法并非不行，而行用钱的地方，天下十不及二，私铸钱币的广泛，百倍于官铸。官府并非不知道鼓铸的利益，而苦于铜的接续不上，不知道铜的匮乏，一是匮乏于器饰，二是匮乏于私铸。如今县官虽然商议加铸，而涓滴不足以救济。我认为举一政而可使天下富裕的，就是钱法。如今说加铸的，没有比南京更有利的。试着以南京的法度来衡量，每炉七人，尽七人一日之力，可得钱一万文。每千钱用铜九斤，斤价八分，共为价七两二钱。每人给工银五分，每炉给炭价二钱，共费七两七钱五分，而可得钱一万文。如建国初年的制度，每千文值银一两，那么是一炉的铸造，日得利二两二钱五分。如建国初年的制度，每布政司各开宝源局，大约两京的局可置千炉，藩司的局截补之间不减五百，那么是举天下之大，而可共得一万三千五百炉。每炉岁铸百日，即可得钱一千三百五十万缗，度其余利值银三百三万八千五百两。宋时二十六监永通一监，岁铸八十万缗，其他可知了。铜的价值不等，以南方的贱补北方的贵，召商责办，所去不远，如果不是官商而擅自交易铜的，杀无赦。铜非一种，俱可兼铸，所以唐宋的制度，禁止不得他用。至王安石铸铁钱，放宽其禁令，而钱法遂坏。如今应当修复此法，命令现用的器饰，自镜、金、乐器、古代鼎彝外，俱勒令上缴于官。每净铜一斤，给钱一百二十文。有故意隐匿的，没收其家产，以一半赏给告发者。所收的铜，加上铅药，所费尚不及八分。而民间除镜、金、乐器听任钱局带造市易，其余以锡铁代之，无所不便。品官应用铜的，也量为改易。铜屋、铜像更属不经，先销之以为民望。有私铸的，朝报夕诛，没收家产赏给告发者，也如隐匿铜一样。钱的式样，如邱文庄的议，改而为篆，尤可一新耳目。钱的名字，当改为大明通宝，使万世行之而无新旧之阻。天下旧钱，使上缴于官，古钱计如铜之价，私钱销净而计之。本朝的钱以十易五，万历的钱以十易八。京师钱贵之地，稍为通融，则改销之间亦不加费。收征之法，尽弃银不用，民不得不易钱以应上，那么民间交易不必尽禁金银，而钱自不得不行。钱行之后，渐如国初，铸当三、当五十者，以便赍发。一以铜之轻重衡量当的多寡，而工价犹可稍省。此法一立，则有司不得加火耗，贪吏不得资满载，猾胥巨寇俱难为奸。成色不分，三尺难欺，一举百利，莫此为甚。惟转运之间稍须人力，然费小利大，古行而无害。昔宋末兵兴，岁加民钱七千二百万缗，如果求七千二百万之银，那么是今京库十八年之供。虽吮血敲髓，何以得之？唐宋所以不贫之故，可

译已经得到了。所以说：推行一项政令就能使天下百姓富裕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前代创造财富的方法，与今天相比，还缺少一项重大政策，那就是钱法。钱，就是泉，像水在地下流动一样，不可一日废弃。从成周、两汉、唐、宋以来，史籍中都有记载，一一可以查见。没有像今天这样用银而废弃钱的。而用钱之多，铸钱之盛，尤其没有超过宋朝的。所以宋太祖想积累钱达到五百万，向辽赎回山后各郡。又宋朝的饶州、处州、江宁等地，都是铸钱的地方。现在各地有挖地得到窖藏钱的情况，其余史书中所说的，几百万，不用说数以万计，累加数以万计的说法，大多以钱来计算。现在距离宋朝不远，所以所用的钱多是宋朝的。用钱则民生日益富裕，铸钱则国家财政日益充裕，只有君主能够做这件事。所以又说，钱，就是权，这是经邦治国、满足用度的重大政策，怎么能废弃而不施行呢？从前汉文帝宠信邓通，说：“我能使他富有”，赐给他蜀山的铜，于是邓氏的钱遍布天下。吴王刘濞独占铸山的利益，就发兵对抗汉廷。凭借窃取一时的权力，尚且足以得民心而对抗汉朝，何况凭借万乘之尊来振兴自己的权力，其作用岂可限量！现在谋划的人，认为钱法难以实行的原因有二：一是利益不足以补偿成本，然而计算成本与利润，在于民间收支的算法，不是国家府库的算法。国家府库的算法，以山海的物产为材料，以亿万民众的力量为人工，以修养高洁、英明通达的人为役使，究竟有什么成本和利润呢？如果真的将天下产铜的地方，赦免军徒以下的罪人，并制定规则，在西山产煤的窑中收取铜，以司法部门有罪的人，折算他们的罪行来缴纳炭。运输铜则通过水路者，附在官民船只上，如临清带砖的例子；通过陆路者，借助驿递的力量并给予报酬。官库的钱，运输炭则动用官库的钱，或者官运，或者向人工购买，从现役中获取就足够了，这样又不烦扰银两就可以办到。二是民众不愿意使用，强迫恐怕会伤害百姓。然而历代都实行，以至于被称为钱神。嘉靖、万历以前，五六百文钱值一两银子。大概钱与钞不同，对百姓没有不利。只有不便的是奸恶豪强。一是盗贼不便，二是官吏舞弊不便，三是商贾挟持不便，四是豪强储藏不便。这几种不便，与百姓无关。况且朝廷施恩泽，从无助之人开始；施行法令，从权贵近臣开始，难道只有权贵近臣从朝廷开始就可以吗？凡是追缴抵赎的，除了折抵谷物外，责令缴纳钱。上呈事例的，除了二分缴纳银子外，一分缴纳钱，留存户口则兼收钱谷，商税课程则纯用收钱，这叫做从朝廷开始。又因此赐予的费用，宗室的俸禄，百官的薪水，则银钱兼支。又因此驿递应付，雇夫雇马，则只用钱。又因此军饷，则区分主客，衡量远近，有的代替布花，有的充作折色，这叫做从权贵近臣开始。这几项有出有入，而民间没有停滞的祸患，轻敛轻征，而官府有余积的储藏，颁布必须执行的法令，等待岁月的效果，久而久之本末兼利，公私循环，天下的青铜都化为白银了。从前永乐年间，下令有以金银货物交易的，立即没收给告发者，然而不仅责罚下面，又令各处税粮课程赃罚都准许折收，这固然是血脉流通的意思，所谓泉，而法以辅助，所谓权。

宝钞局始于洪武八年，永乐年间仍在京城建立宝钞局。后来废除造钞的方法，用桑穰为材料。其制度方形高一尺，宽六寸左右，以青色为底色，外为龙纹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内上两傍又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钞贯状十串则为一贯，其下曰“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钞文为五串，其余如其制而递减。每钞一贯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其余以此类推。其等级共六种，曰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四贯换金一两，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罪，告发者就以其物给赏。若有以金银换钞者，听任。凡是商税课，钱钞兼收，钱占十分之三，钞占十分之七，一百文以下则只用铜钱。按明初有银禁，恐怕其阻碍钱钞，而钱的使用不出于闽广。宣德正统以后，钱才开始用于西北。自天顺成化以来，钞的使用日益减少。汉武帝制皮币，唐宪宗时令商贾委托钱于各路进奉院，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然而钱与券还是两回事。张咏镇守蜀地，因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谓之交子。后官为置造，谓之交子务。后用交子、防子，防价愈低。贾似道改名关子，而益不可行。金人循交子法，置交钞，自一贯至十贯五等，谓之大钱；自一百至七百五等，

译称之为小钱，以七年为期限，缴纳旧钱换取新钱。元世祖铸造中统交钞，以白银为基准，称为银钞，一贯文省折合铜钱一千文，价值白银一两，因此五十贯为一锭，这相当于白银五十两。后来铸造至元钞广泛流通，以一当五，称为金钞。到了至正年间，中统钞已经废止，重新铸造至正印造的中统交钞，称为新钞，二贯新钞折合旧钞十贯，以至于用十锭钞票换一斗粮食都得不到。洪武年间沿袭元朝制度，宝钞的法律规定非常严格，命令官员和百姓通用，希望它比铜钱更流行，后来竟然阻滞不通，只能用来作为赏赐的虚名罢了，不仅仅是不能换一斗粮食而已。

译元朝皇帝忽必烈就钱币与纸币的使用问题询问刘秉忠，刘秉忠说：“纸币用于阴，钱币用于阳。沙漠属阴，华夏属阳。国家从沙漠兴起而统治中原，适宜使用纸币，否则天下不会安宁。”因此，在整个元朝时期，只推行纸币而不铸造钱币。到了至正年间，脱脱担任宰相，设立宝泉提举司，铸造至正通宝钱，于是天下随之大乱。如今民间的古钱，并没有前朝的年号，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明太祖虽然曾经用科举考试的落榜试卷来印制宝钞，然而两百年来，只有钱币流通，纸币并不怎么流通，刘秉忠的话更加应验了。

明朝的贫穷，贫穷在纸币不流通而贬值。大概纸币的价值已经相差天壤之远了。例如洪武二十四年，命令扬州府泰州的盐户按照台州、温州、处州三府的例子，支取官盐并折纳纸币。每引二百斤盐，折纳米四石。每一石米折纳纸币二贯五百文。这与最初颁布的命令每贯纸币值银一两已经不同了。到了嘉靖六年，诏令各地赴京库缴纳户口盐钞。此后每贯纸币折银一厘一毫四丝三忽。这样算来，每一石米只值银二厘七毫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怎么能不遭受巨大损失呢？

崇祯十六年推行纸币法，桐城生员蒋臣上言说纸币法可行，并且说每年铸造三千万贯，每一贯值黄金一两，每年可以得到黄金三千万两。而户部侍郎王鳌永掌管钱钞事务，也认为纸币必定可行，并且说起初每年铸造三千万贯，可以代替加派赋税二千余万两，用来免除穷民的负担。此后每年铸造五千万贯，可以得到黄金五千万两。收入既然很多，将使黄金与泥土同价，除了免除加派赋税外，每个省直接发放百万贯，分给地方各官员，以补助廉洁官员的生活所需。他的话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不可行。皇上特意设立内宝钞局，昼夜督促制造，招募商人发售，而每一贯打算卖出一两黄金，没有人愿意接受。王鳌永请求每贯减免三分，只卖九钱七分，京城商人骚动不安，防缉各铺都卷起铺盖离开了。内阁大臣说：“百姓虽然愚昧，谁愿意用一两黄金买一张纸？”皇上说：“高皇帝时怎么就推行得了？”内阁大臣回答：“高皇帝似乎也是借助神道设教，当时只赏赐和折抵俸禄使用纸币，其余军饷也没有用过。”皇上说：“只要法令严厉。”阁臣回答：“只有法令也难以推行。”于是进言说百姓穷困已极，况且适宜安静，话语很多，然而皇上已经决意推行。等到内宝钞局说制造纸币需要桑穰二百万斤，旧例是从北直隶、山东、河南、浙江各地采集，分别派遣太监催督。其中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桑穰价银，户部请求用北新关的关税银二万两抵充。阁臣拟议说担心采集扰民，况且关税按规定应当解送京城，不准留用。又有五城御史说纸币工匠除了现有的五百人外，还缺二千五百人，各城拘捕的多未学习，提议在京城附近的八府州县多方拘解。阁臣也拟议说不允许，皇上不高兴，都改发了票拟。

崇祯十六年九月十五日，阁臣商议纸币的揭帖。私下认为古代用钱币代替黄金，宋朝末年用纸币代替钱币，纸币法如果真正推行，利益非常大，而纸币虚、钱币实，颇有不同。蒋臣把宋朝的交子、会子称为钱引，就是如今民间的票据。然而宋朝时从一贯到十贯，共有五等，叫做小钞；从一百到七百，共有五等，叫做大钞。元朝时以十计算的有四等，以百计算的有三等，以贯计算的有两等，并非不多方广泛发行，然而也不能长久。只有圣祖制定的法令非常精妙，立法非常严厉，当时军国赏赐各项费用都从中获取，后来才逐渐贬值。恭读御批，务必对军国有益，可行且能长久，又对部议推行一事存有疑虑，应当更加严明。臣等私下看到典章及例律所载纸币法，似乎已经详尽，总以严禁伪造、禁止阻坏、确立界限、信任兑换为主。至于有司的贪婪勒索，抚按的三尺法度自在其中。只是如今在长久废弃之后，骤然想要督促其流通，恐怕愚昧的百姓难以考虑开始，只有法令也难以自行。圣谕所说的如何通行、如何更换，已经洞察其始末了。蒋臣持论虽然坚定，臣等实在未见其必然的效果。倘若万不得已，或许先在京城试行，在所有官员的俸禄、军匠的月粮中纸币兼用，使民间有纸币可用，而一切赋税、课程、赃罚缴纳纸币，全部予以收受，使百姓知道使用纸币的利益。等到上下通行，耳濡目染习惯之后，再推广到天下，或许也是变通适宜百姓的一条途径吧。容臣等约计臣并蒋臣到内阁，详细商议，听其自行回奏外，谨先拟票呈进，不知是否得当，伏请圣裁。

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阁臣蒋德璟回奏：推行纸币的揭帖刚刚发下两本改票。一本是户部关于关税的事，内中说到浙江解送制造纸币的桑穰夹纸，动支关税二万金；一本是各城御史关于纸币工匠城役无多的事，内中说到五城解到的纸币工匠并未学习以及人数不足，提议在外州县多方拘解二千五百人。各件事情，臣岂敢不遵命另拟。只是制造纸币一事，原本就是祖制，当此国库空虚、民力耗尽之时，而能将纸穰化为金钱，况且每年得到数千万的收入，其利益非常大。果真如所说的那样，即使一时的劳费也不足惜。而近来内外愁眉苦脸，动不动就称有阻碍，仔细斟酌情势，颇费经营。例如制造纸币必须工匠，而工匠大多未

译关于学习（造纸）一事，计划招募正匠一千名，每月每人供给米一石、银三两；雇佣工人一千五百名，每人每月给银三两三钱。总计每月耗费米一千石、银七千九百五十两，筹措资金非常困难。况且五城（京城内五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如果到外地广泛招募，传唤拘捕带来的骚扰和负担必然很多。听说内府宝钞司原有钞匠五百人，似乎应该照旧使用，等到推行事务有了头绪，再逐渐商议此事。至于桑树和丝绵一事，还有可以商讨的地方。建国初期规定，农家凡是有田五亩的，要分别种植桑树和麻各半亩；又规定凤阳、滁州等地每户种植桑树二百株；又规定天下多栽桑树和枣树，每里第一年种二百株，第三年种六百株，违反者按不同程度处罚，所以当时桑树多，丝绵也多。如今自从贼寇残破之后，京城周边以及山东、河南几乎没有了桑树。杭州、嘉兴、湖州三府虽然是适宜种桑的地方，但水旱灾害时常发生，赋税徭役频繁兴起，从事农桑的人家愁苦尤其严重，突然要求他们提供四十万斤桑丝，恐怕全部征收也不够，而且其危害将不可胜言。至于建造厂房、人工材料的费用以及百姓惶恐疑惑的状况，臣还没有敢全部陈述，实在担心害多利少，将来得不偿失，成为陛下日夜操劳的忧虑，那么臣的罪过就更大了。臣起初怀疑此事难以实行，也没有详细计算，现在或许等到安抚百姓、平定战乱之后，人心大大安定，再逐渐讲求此事，或许会有成效。臣所听所见都是真实的，不敢隐瞒不说，谨借着下发改票的机会，冒死附上这些浅陋的意见，原票不敢擅自更改，恳请圣上仁慈裁断施行。

御史白抱一上疏说：私下认为，如今天下处处用兵，处处需要军饷，那么生财是当今第一要务。皇上顾虑地方残破困苦，民间匮乏枯竭，特别下达制造宝钞的命令来救济。时事的艰难，皇上的考虑并非不周全，心意并非不善，大小臣工自然应当谨慎遵行，怎敢再产生异议？然而臣揣度时势，实在有难以突然推行的原因，敢详细为皇上陈述。从来宝钞法都与铜钱相辅而行，现在出产铜的地方如两广、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正遭受寇患，那么铜铅势必无法供应；云贵等地道路阻塞，即使有铜也没有路可以运达。铜既然不足，那么鼓铸钱币万万不能充足。鼓铸穷尽，那么钱币尚且不能遍布全国，却单单用容易腐烂的纸钞命令通行无阻，谁会相信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况且宝钞造完后必须颁发给州县，让百姓缴纳银子自行领取，然后或者用于交易或者用于纳税，才能上下流通。私下想，百姓缴纳银子购买宝钞，又再次缴纳宝钞当作银子使用，官吏胥吏勒索，在辗转之间难免有亏损。百姓用银子缴纳官府，何等直接方便？百姓不认为这样方便，怎会乐意这种辗转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况且在奉行的时候，有司中贤能的人上体察国家法度，下顺应百姓民情，委曲调停，尚且不造成危害；如果遇到不贤的人，借口法令，用威势驱赶百姓，强迫他们做难以做到的事。百姓既然不甘心接受，必然产生愤怒，激化而成变乱，危害不小。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况且祖宗朝虽然说过制造宝钞，但实行不久，如今二百多年，百姓只知道银钱重要，积蓄储存、流通使用的都是这些东西。一旦改用宝钞并与银钱并重，在皇上来说是遵循祖制，在愚昧的百姓来说是开创非常之举，非常之举的根源，百姓对此感到恐惧。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至于皇上制造宝钞，原本想要遍行天下，开始略微获得微薄利息。现在南北都有大寇盘踞，那么通行宝钞的地方似乎也不多了。宝钞既然不能遍及，利息似乎也觉得少。当此国库匮乏枯竭之际，先花费二三十万金钱，制造这些不能通行的宝钞，尚未收到难以保证的利益，先花费现有的金钱，哪里比得上留下这些金钱救济目前急需更为得当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况且生财之道，前人没有不经过精密计算的，如果这宝钞可以长久流传，前人一定有先想到我心思的人，为什么到今天才开始商议推行呢？臣岂不知计臣为国家苦心，皇上生财的睿智考虑？臣揣度时势，实在看到难以突然推行如此。恳请皇上敕令户部与司臣蒋臣从长计议，暂时停止目前的做法，等到敌寇平息，百姓丰衣足食，然后推行也不晚。臣愚钝不识忌讳，恳请圣明鉴察宽恕并施行。

译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九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礼部一

礼部位于宫阙东侧，户部之南，坐东朝西。宣德五年开始建造，当时六部衙署都尚未营造。因为这里是掌管礼仪的地方，天下万方都要在此会聚，有事务在此办理，所以首先建造。到六年六月建成，赐宴庆祝落成，公侯及卿贰级官员都参加了。本部尚书拟任春官，掌管天下的礼乐、祭祀、封建、朝贡、宴享等政务。如今叙述辨别官阶品秩，以辅助天子。侍郎作为副职。其下属起初称为仪部、祠部、膳部、主客部，后来改为仪制、祠祭、精膳、主客四司，都称为清吏司。

仪制司掌管礼仪文饰、宗室封爵、学校科举贡举等事务。天子即位、天子加冠，或者纳后、册立皇太子、上尊号给慈宫、朝贺朝见、大型宴飨时，就举出各种礼仪，辨别其名数，分条上报，得到批准后再下达给各相关部门。凡是传达制命、宣读表笺、学校贡举的文书往来、印章以及官民服饰居所，都辨别其仪式并颁布给各相关部门。凡是皇帝巡狩、亲自征伐，军队凯旋、论功行赏，都分条上报礼仪。凡是祥瑞，辨别其物名类别上奏，大瑞特别上奏，不得请求封禅，以免动摇皇帝的心志。通过乡饮酒礼，诵读律令诰训以提倡礼让，通过养老尊重高年之人，通过赈济贫困宣扬仁政，通过旌表表彰以劝勉激励，通过建言献策议论利弊，通过连坐谪戍禁止官员邪行。

祠祭司掌管祭祀献享、天文、国家边防、庙讳等事务，辨别大祀、中祀、小祀的等级，恭敬地供给洁净祭品，排列牺牲、帛、配享、从祀的次序，区别其礼乐。凡是王国、司府、卫所、州县的祀典神位，查考法令而颁布，百官督促日官观测天象以征验变化，日食月食的起止分秒预先移文告知各相关部门。大灾异立即上报，次一等的灾异一并上报并请求修省。凡是国丧或者品官、庶人的丧事，都辨别同姓九族、异姓母族、妻族亲疏的等级，制定三年期、大功、小功、缌麻的丧服制度，依据古丧礼损益后颁布实行。凡是谥号，对帝后妃、太子、太子妃、王、郡王，以字数为差次，勋戚文武大臣请求祭祀、追赠谥号，移文各相关部门核查执行，能够符合公论定议后上报。那些侍从勤劳、死事但官品不应得谥号的，或者藩王、贡使可以特赐谥号。凡是帝后忌日祭祀于陵寝，停止朝会但不废政务。凡是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师巫、音乐，登记其人员，不得允许以术数越境兴妖作妄，不得收藏谶纬元象之书。凡是僧道三年一度度牒，度牒必须通晓经咒，周知册籍检核其假冒而严格禁令。凡是雅乐属于祠祭司，由太常寺统领，俗乐由伶人统领。

主客司掌管外国朝贡往来宴赐等事务，凡是外藩辨别其五年、三年、每年、年年至、一年两至的贡期，以及其贡物、贡途、贡使多少、路程远近的数量，国王或者使者到来，宾客接待的差别，其迎送、宴劳、赏赉、室庐、帐幕、食料等的等级，嗣封者请求使者，颁册于其国，诸大酋有保卫边塞功劳的，授册在郊外封授，以信符勘合征调，以金敕谕差发，以通事翻译夷情，以开市平交易，以折计征收番货，以刑典禁止私通，凡是赐均赏、特赏各有差别，凡是役使中岁征收其方物有常式。

精膳司掌管宴飨、牺牲、酒膳等事务，凡是膳食珍品酒醴，由光禄寺统领，防备其数量，规定其出纳。凡是宴请，辨别职官品秩的等级；凡是外藩土官，辨别下程宴次食料多少的等级。凡是厨役，从民次中征发，从王府典膳中征发久次者。凡是岁藏冰、出冰，移文所司谨慎洁净。成周盛世，以礼持世。凡是用来建国而辨别方正位置，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都称为礼。不仅仅以祭祀燕享、冠婚宾射为礼。太宰掌管建邦的六典，以治典为先，而礼典仅居其一。然而其书不称为治，而称为礼。秦汉以来，凡是用来治理的，都称为政；特别将其施用于郊庙、朝廷、学校而有节文仪则的，则称为礼。大概三代以前，以礼为治天下的大纲；三代以后，以礼为治天下的一件事。古今治效有隆污之异的，就在于此。

礼制

孔子遗留的经典，都经过诸儒校定，唯独礼没有成书。朱子于宁宗四年致仕家居，开始修礼书，名为《仪礼经传通解》。该书大要，以《仪礼》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诸义各缀其后。其见于他篇及他书可相发明的，或附于义。其外如《弟子职》《保傅》之类，又自别为篇以附其类。其目有《家礼》《乡礼》《乐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大传》《外传》，其大体已具备的，大概有十七八。先前草奏，想请求修三礼，说：“遭遇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辑，竟无全书。其颇存的，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