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眀梦余録卷五十九

译吉凶的征兆，在于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于十二辰的次序之中，环绕天空向左旋转。太阳有日食、月食、晕、珥等变化，月亮有盈亏、朓、朒等变化，五星有盈缩、圜、角等变化。所以总括来说，日月星辰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所谓的“迁”。顺应天道则为吉，违背天道则为凶，这两者相互参杂变化。

“星土分为十二，即指大地。合起来说，称为九州。虽然星土的书已无可考证，但十二国的分野记载在传记中，灾异祥瑞所对应的情况，也都可以证明。例如昭公十年，有星出现在婺女宿，郑国的裨灶说：‘今年岁星在颛顼的旧地，姜氏和任氏实际守护着那块土地。’这是元枵为齐国的分星，属于青州的星土。昭公三十二年，吴国攻打越国，晋国的史墨说：‘越国得岁星而吴国攻打它，必定承受凶险。’解释的人说：‘岁星在星纪。’这是星纪为越国的分星，属于扬州的星土。昭公元年，郑国的子产说：‘成王灭掉唐国而封叔虞在那里，所以参宿是晋国的分星，实沈是参宿的神。’这是实沈为晋国的分星，属于并州的星土。襄公九年，晋国的士弱说：‘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相土沿袭了他，所以商国主事大火。’这是大火为宋国的分星，属于豫州的星土。昭公十七年，彗星出现并触及银河，申须说：‘这是汉水的祥瑞。卫国是颛顼的旧地，所以称为帝丘，它的分星是大水。’这是娵訾为卫国的分星，属于冀州的星土。

《郑语》中周史说：‘楚国是重黎的后代，黎是高辛氏的火正。’这是鹑尾为楚国的分星，属于荆州的星土。《尔雅》说：‘析木为津。’解释的人认为天汉的津梁是燕国，这是析木为燕国的分星，属于幽州的星土。至于周国的鹑火，秦国的鹑首，赵国的大梁，鲁国的降娄，没有不是以其州的星土作为其国的分星。用星土来占卜灾异祥瑞，其对应关系是可以验证的。

岁星在木位，则水为相之类。五星顺行度数为祥瑞，逆行失度为妖孽。襄公二十八年，岁星在星纪却淫于元枵，这叫做蛇乘龙。梓慎认为宋国和郑国必定饥荒，是说其所属之地；认为周楚所厌恶，是说其所冲之地。这是岁星乖离次序的应验吗？岁星在星纪而吴国攻打越国，史墨说‘不到四十年，越国恐怕会有吴国吗’。因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存亡的数目不过三个纪年，这不是岁星顺次运行的应验吗？以同类来推求，那么岁星、太岁都可以参决妖孽祥瑞之事，这是物色的道理。观察太阳旁边的云气颜色，左传所说的‘凡是二分二至和启闭之时，必定记录云物’，占卜的方法是：青色主虫灾，赤色主兵荒，白色主旱荒，黄色主丰收，黑色主水灾。既然说了辨别吉凶水旱，又说了降下丰荒的祲象。大概水旱降临为荒年，荒年过后为丰年，其顺序如此。十二风者，艮位为条风，对应大吕、太簇的律；兑位为阊阖风，对应南吕的律；乾位为不周风，对应无射、应钟的律；坎位为广莫风，对应黄钟的律。所谓八风从律，就是这样。又有一种方法，在缇室之中，根据逐月管入律地的深浅，月气到来则葭灰飞扬，以此来观察天地的和气。然而左传记载师旷唱北风，又唱南风，从而知道晋楚的胜负，妖孽祥瑞的应验可以在此决断。乖离则怪异，分别则离散，这是天地不和而产生妖孽祥瑞的原因。所以命名它们，使人知道趋吉避凶。上文五件事，就是救政叙事的来源。政，是国家的根本，向上诏令救政，则是人君修省的道理；事，是有司的常职，向下访求叙事，则是人臣知道警戒的意思。君臣共同修省，上天就会降下祥瑞。

星历总论说：‘天以轻清之气运行于上方，一昼一夜而过一周，其道路向右运行。日、月、五星，也以轻清之气附着于天。太阳每天不及一度，月亮每天不及十三度，跟随天体向左旋转。太阳有中道，月亮有九行。日月相互推移，一年共有十二次合朔。当合朔时月光尽灭而为晦，已过合朔则月光复苏而为朔。迟速先后，近一，远三，则月亮斜倚而为弦。相与为对，当天之中则月光满而为望。晦时日月之行，东西同道，南北同度，则月亮掩日而日为之食。至望时日月相对，同度同道，则月亮亢日而月为之食。太阳到达角、牛的方向，月亮行于青赤之道，则为春、为夏；太阳到达娄、井的方向，月亮行于白黑之道，则为秋、为冬。太阳道路发于南方，离极点越来越远，其影子越来越长，远长到了极点，冬天就到了；太阳道路收敛于北方，离极点越来越近，其影子越来越短，近短到了极点，夏天就到了。二至之间的道路齐平，影子正直，春秋就分明了。日月之光聚而为星，中元为北极，上元为太微宫，下元为天市垣。二十八宿众星，说的是它们的经度；金、木、水、火、土五星，说的是它们的纬度。’所谓‘防’，说的是日月星辰所会合的地方。所谓‘客’，说的是星辰不出太白。所谓‘主’，说的是星辰出太白。金、水星依附太阳，一年绕天一周；火星二年绕天一周；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土星二十八年绕天一周。所以说有迟有速。北极则出地上三

译十六度，常见而不隐；南极则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隐而不见。所以说有隐伏有显现。早晨出现叫做“赢”，傍晚出现叫做“缩”，向西运行叫做“迷”。日月同度叫做“陵”，不顺也不逆，光芒触及叫做“犯”，怪异变化叫做“孛”。含誉之射，显示它的喜悦；格泽之生，显示它的愤怒。执法郎官，象征它的官职；明堂灵台，象征它的器物。这就是道理精深而存在于物感之中的表现。马融曾说：“上天的道理不可测知，天象之事只有璇衡这一件事，那么寻求得到天象实情的，只有浑天仪接近了。”大概璇衡的制度起源于高辛氏，而虞舜考察它，用玑作为枢纽，用来转动，这就叫做“玑”；用玉做成管，横放在其中，这就叫做“衡”。玑用来确定天体，衡用来齐整七曜，就是现在所说的浑天仪。因此黄帝得到它，历法从辛卯开始；颛顼帝得到它，历法从乙卯开始。历法的制定，没有浑天仪是不行的。青道两次从黄道东侧出来，朱道两次从黄道南侧出来，道的出处，没有浑天仪是不行的。钱藻用朱、黑、白来区分两家星；葛衡用青、白、黄来区分三家星，来考察星宿，没有浑天仪是不行的。从轸十二度到氐四度，就知道是寿星；从氐五度到尾九度，就知道是大火；而其余的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考察躔度，没有浑天仪是不行的。秦朝焚书之后，这种方法荡然无存；汉代洛下闳开始筹划它，鲜于妄人又度量它；到了耿寿昌才铸造制作它，形象转动而观测它，以此来知道日月星辰的位置。唐代李淳风沿袭它而制作三重仪，在外层叫做六合，中间层叫做三辰，最内层叫做四游；而一行又增加了黄道仪，他的论述也很严密。靖康之乱，仪象归于金朝，元人沿袭它，但规环不协调，难以再次使用，于是郭守敬才创制简仪、仰仪以及各仪表。他的说法认为，古人用管窥天，宿度余分没有得其确切，于是用二线推测，对于余分细微之处都有可考。又当时四方测景的地方，共有二十七个，东至高丽，西至滇池。南越朱崖，北尽铁勒，这是古人没有做过的。这些方法都记载在《元史》中，而仪表至今还在使用。难道是天启文明之治，而预先生出这样的人，来创制一代之器吗？

译关于星宿分野的说法，是用中国的九州来对应天上的十二次：丑位，星纪，对应吴越；子位，元枵，对应齐；亥位，娵訾，对应卫。娵訾又名豕韦；戌位，降娄，对应鲁；酉位，大梁，对应赵；申位，实沈，对应晋；未位，鹑首，对应秦；午位，鹑火，对应周；巳位，鹑尾，对应楚；辰位，寿星，对应郑；卯位，大火，对应宋；寅位，析木，对应燕。查《晋语》说：“实沈的虚位，晋人居住在那里。”《周语》说：“岁星在鹑火，那是我们周的分野。”《左传·襄公九年》：“商朝主司大火星。”昭公元年：“参星是晋的星。”二十八年：“龙星，是宋、郑的星。”又说：“用来伤害鸟帑，周、楚憎恶它。”那么分野的说法，由来已久。然而星纪在东北，而吴越实在东南；鲁、宋、郑相距很近，却分为四次。况且娵訾、降娄，是戌、亥的星次，而鲁、卫却归属它们。三家分晋，才开始有赵，为什么大梁只归属赵？韩、魏却听不到。《汉书·地理志》划分郡国来配合各星次，其地域划分或多或寡，鹑首极多，鹑火极狭。只是沿袭祖传的说法，未曾听闻其分野的源流，或许有妖异祥瑞。占卜者大多效仿，都是圣哲推度知晓，不是后人所能测度的。《周官》九州分野：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扬州；虚、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参，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大凡五星，岁星颜色青，比参星左肩；荧惑颜色赤，比心大星；镇星颜色黄，比参星右肩；太白颜色白，比狼星；辰星颜色黑，比奎大星。得到正常的颜色而顺应四时，就吉利；变化失常就凶险。木星与土星相合，为内乱饥荒；与水星相合，为变谋而更事；与火星相合，为饥为旱；与金星相合，为白衣之防合斗，国有内乱，野有破军。为水，太白在南，岁星在北，名叫牝牡，年谷大熟。太白在北，岁星在南，其年或有或无。火星与金星相合，为烁为防，不可举事用兵从军，为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分地出，其阳偏将战；与土星相合，为忧主孽卿；与水星相合，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一曰，火星与水星相合，为焠，不可举事用兵；土星与水星相合，为壅沮，不可举事用兵，有覆军。一曰，为变谋更事，必为旱；与木星相合，国饥；水星与金星相合，为变谋为兵忧。木、火、土、金与水星斗，皆为战兵不在外，皆为内乱。三星相合，是为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防，百姓饥乏，改立侯主。四星相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殃，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见，其年必恶。大凡五星与列宿相距方寸为犯，俱之不去为守；两体俱动而直曰触，离复合，合复离曰斗；当东反西曰退；芒角相及同舍曰合。大凡五星东行为顺，西行为逆；顺则疾，逆则迟；通而率之，终于东行；不东不西曰留；与日相近而不见曰伏；伏与日同度曰合。大凡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经天，自始与日合，后行速而先日，夕见西方，去日前稍远，夕时欲近南方则渐迟，迟极则留，留而近日则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后，晨见东方，逆极则留，留而后迟，迟极去日稍远，旦时欲近南方则速行以近日，晨伏于东方，复与日合度。此五星合见迟疾顺逆流行之大端也。

大凡五星的运行，古法周天的度数，如岁星，说十二年一周天，只是约数罢了。晋灼说太岁在四仲则行三宿，在四季则行二宿，所以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他的说法也不对。那二十八宿的度数有广狭，而岁星的运行自有盈缩，怎么能说十二年一周没有差错呢？唐代一行才开始说岁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三百二十余年而超一次，因此以为常。认为春秋乱世则其行速，时平则其行迟，他的说法尤其迂腐。既然用后率前率之术来求它，那么他的说法自然违背了。现在绍兴历法，岁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余，一分积一百四十四年剩一次了。那么先儒的说法，怎么能相信呢？其余四星之行固然没有顺逆，中间难道没有差错？一行不再详细说，大概也是知道了。

尧设置闰月来定四时，舜观察玑衡来齐七政。唐虞之时，历象已经极其详密，唯独日月之食缺而不讲，实在有深意。后世畴人预定，视为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薄蚀之说，大约云：月体无光，待日为光，日半照即为〇

译太阳完全照射月亮的时候，就是望日。望日时月亮被日光所照，反而失去月光的原因，是因为在太阳的对面，有一个和太阳一样大的物体，叫做闇虚。闇虚正对着月亮，月亮就一定会消失，所以发生月食。太阳剥夺月光的现象，按理说每逢望日都应该发生月食，但有时却不发生，这是因为日月运行的轨道度数不同。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轨道不同，有时会发生交会，交会就会相互侵犯，所以日月交替发生食象。交会在朔日之前，就发生日食；在望日就发生月食。交会在望日之后，望日就发生月食；在下一个朔日，就发生日食。交会正好在朔日，就发生日全食；前后望日不发生月食。交会正好在望日，就发生月全食；前后朔日不发生日食。大约经过一百七十三天多一点，日月轨道才交会一次，如果不交会就不会相互侵犯，所以朔日和望日并不经常发生食象。太阳和月亮处于同一方位，轨道度数相交，月亮遮住日光，所以发生日食；太阳遮住月光，所以发生月食。月食是日光冲射的结果，日食是月光映照的结果，所以日食常发生在朔日，月食常发生在望日。日月运行有南北之分，所以食象有高低之别；日月的形体有疏密之差，所以食象有偏食和全食之分。这些度数和时刻都可以推算出来。又接连发生月食的情况很少，只有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连续发生月食。前汉书文帝纪记载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连续发生月食，高纪记载三年十月甲戌晦日发生日食，十一月癸夘晦日发生日食，相隔二十九天就发生日食，速度太快了。谷梁传记载庄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发生日食，传文说：“不记载日期，不记载朔日，是夜间发生的日食。”注解说：“一日一夜合为一个白天。”现在朔日日刚出来，亏损的地方还没有恢复，所以知道这是夜间发生的日食。谷梁传的说法很奇特。徐邈说：“夜间发生日食，星星就没有光芒。”另一种说法：“夜间发生日食，是历官推算时间有误差。”宋宁宗六年史官说夜间日食看不见，这是对的。元旦发生日食，史书上有记载，但没有像晋武帝时那样连续多年在元旦发生日食的。咸亨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日发生日食，四年正月庚午朔日发生日食，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发生日食，八年正月戊申朔日发生日食，梁普同元年正月乙亥朔日大赦改元，丙子日发生日食。两天内发生日食是异象，有人说历官为了避免元旦日食，把乙亥日移作朔日罢了。太清元年正月己亥，朔日发生日食。那么又未必是历官移动日期造成的。东汉时期两天内发生日食的共有三次，一说史官在辽东没有看见日食而上报。永乐十一年元旦发生日食，吕尚书吕震请求照常祝贺，只有仪文简公智争议说不可，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月食史书不记载，但朔日和望日都发生食象是变故。天顺五年十一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

译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发生日食，地面可见日食亏缺，从西南角开始。宋淳熙十二年九月望日，太史预测月食发生在夜间，新历法制定者杨忠辅则说月食发生在白天。庆元四年九月，太史预测日食发生在白天，民间学者陈大猷却说日食发生在夜间。这说明《谷梁传》不仅记载日食有夜间发生的，而且月食也有白天发生的。

漏刻的箭尺，昼夜总共一百刻。在冬夏之间，昼夜长短有所不同。太史制定成法，设有四十八支箭尺。查考《乾象历》及诸种历法，都说：冬至时昼长四十五刻，夜长五十五刻；夏至时昼长六十五刻，夜长三十五刻；春秋分时昼长五十五刻半，夜长四十四刻半。从春分到夏至，昼长逐渐增加九刻半；从夏至到秋分，减少的刻数也相同。从秋分到冬至，昼长逐渐减少十刻半；从冬至到春分，增加的刻数也相同。又因为在每个节气之间，增减的刻数有多有少，这属于历术的计算范畴。由于计算数值有多有少，不能统一为一个固定比率，所以太史官制定法定标准，制作四十八支箭尺。因为一年有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之间又分为两段，平均约七天多一点更换一支箭尺，所以一年共用四十八支箭尺。历法中说的昼夜，是以黄昏和黎明为界限的。马融、王肃注解《尚书》，认为日长时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时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昼夜平分则昼夜各五十刻。这是因为《尚书》中有日出、日入的说法，于是以太阳可见为界限。《尚书纬》称刻为商，郑玄作《士昏礼目录》说：日入三商为黄昏，这是举整数而言罢了。实际上在太阳可见之前、日入之后，距离黄昏和黎明各有二刻半，从昼长中减去五刻补给夜长，所以在历法中都比实际多算五刻。如今钦天监的历书，都采用马融、王肃的说法，但最长只说五十九刻，不说六十刻；最短只说四十一刻，不说四十刻，以此显示阴阳变化的微妙。

查考浑仪的形制，有人说起源于伏羲，有人说创制于帝喾，也有人说乃是羲和旧制，并非舜所首创。马融说上天的形体不可测知，关于天的事务只有浑仪这一件事而已。浑仪就是现在的浑天仪。王蕃的论述也说，仪器的制作，设置天梁地平来测定天体，设置四游环来缀连赤道，这叫做“玑”。设置望筒横箫在仪器中，用来窥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从而知道它们所在的星宿次序，这叫做“衡”。至于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并列为三重结构的，是李淳风所制作；而黄道仪，是一行所增加的。起初张衡继承洛下闳、耿寿昌的方法，另外制作浑象、机轮、密室，用漏水驱动它，以符合璇玑所加测的星度，那么浑象原本就是另一种仪器。唐代李淳风、梁令瓉继承这一做法，开始将浑象与浑仪并用。宋代沈括所上的浑天仪，记载在《宋史》中，其论述精密，有志于恢复古仪象的人可以参考。

洪武年间，（皇帝）与侍臣讨论日月五星。侍臣用蔡氏左旋的说法回答。皇上说：“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旋转，这是因为二十八宿是经星，附着在天体上不动。日月五星是纬行于天的。我曾经在天清气爽的夜里，指着一宿作为主星，月亮在星宿的西边，相距一丈左右，过了一整夜，月亮就逐渐向东移动了。由此看来，这是向右旋转。这是历家曾经说过的，蔡氏只是儒家的说法罢了。”李日华说：“北极五星，钩陈六星，都在紫微宫中。北极是辰，其中的纽星，是天体的枢纽。天体运行无穷，日月星辰交替照耀，而极星不动，所以说‘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贾逵、张衡、蔡邕、王蕃、陆绩都认为北极纽星是枢纽，是不动的地方。祖暅用仪器校准不动点，在纽星的末端，还有一度有余。大概辰是天壤。凡是天体没有星星的地方，都叫辰。只有北极纽星是众星运动的枢纽，而其末端一度有余，恰好没有别的星星，所以能够验证它是不动的。

日影、周髀、灵宪、周官郑注都说每千里相差一寸，何承天说六百里相差一寸，信都芳说二百五十里相差一寸。嘉靖年间，监正乐頀《五星聚营室疏》说：臣等预测今年正月五星依次聚集在营室，但因为太阳临近，应当隐藏不见，如今观察其现象，果然如此。既然推算不差，而星星暗淡聚集，那么其降下的精气也必定成为祥瑞。自古以来五星聚集，没有不伴随大福或大祸的，只看君主德政善恶如何罢了。《占书》说：“五星聚集，叫做改易王者。有德者受庆，子孙繁衍昌盛；无德者受殃，失去国家，百姓流亡。”大概天道没有偏爱，福运不会常至，所以五星聚集，有福也有祸。无德者没有不受祸的，聚于房宿周朝国运昌盛，聚于箕宿齐桓公称霸，汉朝兴起时聚于井宿，宋朝兴盛时聚于奎宿。这四者都处在变革之际，一福一祸，兴衰倾覆，明显取决于德行。只有天宝年间聚于尾箕，而唐朝德行不配，随即发生安禄山之乱，唐业于是衰败。皇上圣德中兴，五星恰好聚集，怎能不急于谋划修德，爱护养育百姓，以承受这天降的福庆呢？简单容易、少私寡欲，是修德的大要；节省费用、节约财物，是爱民的实质。恳请陛下鉴察这天数的重大，克制私欲、约束自身，振奋精神并切实实行。

译使人心悦诚服而天意信赖，这真是所谓有德行者承受福庆啊。臣职司占卜，私下认为祸福的征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至于修养德行以顺应天意的实际做法，并非臣等言语所能完全表达，恳请陛下延请访问文武群臣，广泛寻求修养德行、爱护百姓的方法并切实施行。《占书》又说：“天下用兵谋略，则五星会聚于营室。”凡是用来对内修治、对外抵御，以消除边疆盗贼阴谋的措施，又怎么能不加以重视呢？我查考嘉靖年间五星会聚于营室，其后更改宫殿、更改郊坛、更改太庙，纷纷大兴土木，导致海内空虚耗损，这足以应验上述说法。乐监正不以颂扬而是以规劝进言，可称得上是良臣了。

译唐代白居易《司天台》诗写道：“司天台，仰观俯察，沟通天人之际。自羲和死后，职事荒废，官员不求贤能，只取技艺。昔日听说西汉元帝、成帝年间，下陵上替，灾异显现于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动角射。三台半见半灭，中台拆裂。那时并非没有太史官，眼见心知却不敢言。明朝趋入明光殿，只奏庆云、寿星出现。天时的变化，两者如此。九重天子不得知，安用台高百尺为？古人论国家治乱，系于言路的通塞。李沆为相时，将四方水旱盗贼之事奏闻于上，自认为君主应当知道四方的艰难，区区可以报效国家的，仅此而已。卓哉其虑远矣。”

附记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中统三年，因被推荐而获赐召见，上都大喜，授予都水监工部郎中。在此之前，太保刘秉忠认为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逐渐落后于天象，议论想要修正却去世了。到这时，江南既已平定，皇上想采纳他的建议，于是让郭守敬与赞善王公率领南北日官，分别掌管在下方的测验推步，而忠宣、枢密二张公作为主领，裁奏于上。又共同推荐前中书左丞许公，能推明历理，让他参与其事。郭守敬首先说历法的根本在于测验，而测验的器具，没有比仪表更优先的。如今司天台的浑仪，是宋皇祐年间在汴京所造，与此处的天度不符，比较南北二极，大约相差四度，表石年代久远，也倾斜不正。郭守敬于是全面考察其失误并迁移安置。随后又另选高爽干燥之地，以木为重棚，创作简仪、高表，用来相互核对。又认为天枢附极而动，前人曾展管观望，未得其确切位置，制作简仪。极辰既定位，天体于是端正，制作浑天象。象虽形似，不适所用，制作玲珑仪以标示。矩方测天之正圆，想要吻合，实在困难，法当以圆求圆，制作仰仪。古有经纬结而不动，郭守敬则改变它，制作立运仪。日有中道，月有九行，郭守敬则统一它们，制作证理仪。表高景虚，罔象非真，制作景符。月虽有明察，景则难作，窥几。历法之验，在于交防，制作日月食仪。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制作星晷定时仪。以上共十三种。又制作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共四种，供四方行测者使用。又制作仰规、覆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共五种。与上述诸仪互相参考。至元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以赞善公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予印章，设立官府。这一年，奏进仪表式样，郭守敬于是对御指陈理致，一一详尽。郭守敬因奏称唐代一行开元年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到的共十三处，如今疆域比唐代更大，如果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低不同，即说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议，于是设置监官十四员，分道相继而出，先测得南海北极出地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长一尺一寸六分，昼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极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无景，昼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台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长一尺四寸八分，昼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极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长三尺二寸四分，昼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铁勒北极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长五尺一分，昼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长六尺七寸八分，昼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继而又测得上都北极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极出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极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高丽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极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半强，兴元北极出地三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极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凉州北极出地四十度强，东平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阳城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扬州北极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极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极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极出地二十度太，琼州北极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历告成，拜太史令郭守敬与太史诸公同上奏曰：“臣等窃闻帝王之事，莫重于历。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尧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爰及三代，历无定法。周秦之间，闰余乖次。西汉造三统历，百三十年而后是非始定。东汉造四分历，七十余年而仪式方备。又百二十一年，刘

译洪造《乾象历》，开始领悟月亮运行有快慢。又过了一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纪甲子历》，开始领悟用月食冲来检验太阳所在的宿度。又过了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历》，开始领悟用朔望及定气来确定大小余。又过了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历》，开始领悟太阳有岁差的数值，极星距离不动处一度多。又过了五十二年，张子信开始领悟日月交会有表里，五星有迟疾留逆。又过了三十三年，刘焯造《皇极历》，开始领悟太阳运行有盈缩。又过了三十五年，傅仁均造《寅元历》，颇采用旧法，开始使用定气。又过了四十六年，李淳风造《麟德历》，因为古历的章蔀元首分度不齐，开始制定总法，使用进朔来避免晦日早晨见月。又过了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历》，开始因为朔有四大三小，确定九服交食的不同。又过了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历》，开始领悟日食有气刻时三差。又过了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辅造《纪元历》，开始领悟食甚泛余差数。以上共计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历法经过七十次更改，其中创立新法的有十三家。从此又过了一百七十四年，钦惟圣朝统一天下，开创基业，专门命令臣郭守敬改订新历。臣郭守敬创制简仪高表，凭借实测得到的真实数据，所考证校正的共有七件事：第一是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后，依据每天实测到的日影，逐日取冬至前后日差相同者作为标准，得出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后八刻半。又确定丁丑年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后七十刻。又确定戊寅年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后三十三刻，己卯年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五十七刻半，庚辰年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八十一刻半，各比《大明历》减少十八刻，远近相符，前后应准。第二是岁余，自刘宋《大明历》以来，凡是测影验气得到冬至时刻真实数值的有六次，用以相距各自得到当时合用的岁余。现在考证验证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历》壬寅年距离到现在八百一十年，每年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那二十五分就是今历岁余合用的数值。第三是日躔，用至元丁丑年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到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余。仍凭借每天实测到的太阳躔度，或者凭借星测月，或者凭借月测日，或者直接凭借星度测日，立术推算，起自丁丑年正月到己卯年十二月，共三年得到一百三十四件事，都躔于箕与月食相符。第四是月离，自丁丑年以来到现在，凭借每天实测到的逐时太阴行度推算，变从黄道求入转极迟极疾并平行处，前后共十三转，计五十一件事，内除去不真实的，有三十件事，得到《大明历》入转后天，又因考证验证交食，加大明历三十刻，与天道合。第五是入交，自丁丑年五月以来，凭借每天实测到的太阴去极度数，比拟黄道去极度，得到月道交于黄道，共得八件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到入时刻与大明所差差不多。第六是二十八宿距度，自汉《太初历》以来，距度不同，互有损益，《大明历》则在度下余分附以大半少，都是私意牵就，未曾实测其数，现在新仪都细刻周天度分，每度为三十六分，以距线代管窥宿度余分，并依实测，不以私意牵就。第七是日出入昼夜刻，《大明历》日出入昼夜刻都依据汴京为准，其刻数与大都不同，现在更以本方北极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术推求，每日日出入昼夜刻，得到夏至极长，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极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为定式。所创法共有五件事：第一是太阳盈缩，用四正定气立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极差积度，比古法精密；第二是月行迟疾，古历都用二十八限，现在以万分日之八百二十分为一限，共析为三百三十六限，依叠招差求得转分进退，其迟疾度数逐时不同，这是前所未有；第三是黄赤道差，旧法以一百一度相减相乘，现在依算术勾股弧矢方圆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积差差率，与天道实为吻合；第四是黄赤道内外度，据累年实测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圆容方直矢接勾股为法，求得每日去极与所测相符；第五是白道赤周，旧法黄道变推白道以斜求斜，现在用立浑比量得到月与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十四度六十六分，拟以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未尽。十六年太史王公去世时，历虽颁布，但其推步之式与夫立成之数尚未有定。郭守敬于是比次篇类，整齐分抄，裁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拟议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

译上、中、下三部历法，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继任太史，于是上表奏进。又有时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测验之书有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一并收藏于官府。历法到了郭太史的历法，可谓登峰造极。后世若想摒弃他的方法，而另取旁门左道，没有不出现错误且最终无法实行的。听说他的遗书，在元顺帝北逃时带至沙漠，不知是否还有存留的？

译春明梦余录卷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六十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鸿胪寺

鸿胪寺位于宫阙之东，工部之南。起初设置仪侍司，是从六品衙门，职责专管朝会、接待宾客以及吉凶礼仪之事。洪武九年改为殿庭仪礼司，设置使、副承奉、鸣赞、序班。十三年革除承奉，增设司仪。十九年正使改为司正，副使改为左右司副。三十年才改为鸿胪寺，升为正四品衙门，定设卿、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属官有主簿、司仪、司宾署各署丞、鸣赞、序班、防官。后来又设置四裔通事，也隶属于此。宣德元年四月，在京城修建了公署。

《周礼》中有大行人，掌管大宾的礼仪，以及大客的仪节；小行人掌管邦国的礼籍，以接待四方使者。秦朝的典客，汉朝的鸿胪，都是这个职务。汉文帝时设有大行作为鸿胪的属官，颜师古说：“事情尊重的，派遣大鸿胪；而轻贱的，派遣行人。”就是这样。汉武帝时改行人为大行令，后来事务归并到鸿胪。唐朝的典客、司仪；宋朝的怀远，名称不一，但都是鸿胪的事务，不再有行人的名称了。

春明梦余录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一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行人司

行人司位于西长安街朝房之西，设置司正一人，司副二人，行人二十六人。职责专管使命，凡是颁布诏敕，册封宗室藩王，安抚晓谕番人，征聘才德贤能之人，以及赏赐慰问，赈济军队，祭祀安排差事等。凡是法司判处谪戍的囚徒送往五府的，填写精微缴内府。

张宁上疏论差遣事宜，私下认为太祖高皇帝设置官职，各有专职。在京城各衙门，郎中、主事、防官，都有官职操守，不宜一时荒废。所以特意设置行人，以通达使命，往来自从洪武二十七年以前，只以承差任职。后来希望他们通晓国家大体，不辱君命，才开始专门以进士授职。任用的用意，大概也很重视了。自从定制以来，一切应差事件，都归属行人。偶尔有别项官员，无非是一时特旨，或因行人不够用罢了。岂料因袭已久，遂成为常例。如今各衙门官员，一切借此要求请托贿赂，公然有因亲旧在任而借路营求的，有因离家日久而绕道回还的，有因厌倦坐理而借此游逸的，有因有所规避而借此疏解的。求取的人不止，主管的人不推辞，容易获取的都归于请托，难以办理的必委托给行人，致使担任此官的人群坐无为，一筹莫展。仍乞再行查考旧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务，先尽行人方许差遣别项官员，其奉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请托私项事发，一体治罪，庶使祖制不违，而职有定守，官难作弊，而人不苟求矣。

洪武十四年，谕令凡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所瞻视，不可不谨慎。孔子说：“行事有耻，出使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你们应当铭记此言，若纵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休戚，一一咨访，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

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二

吏部左侍郎孙承泽撰

上林苑监

上林苑监位于皇城东，东江米巷，坐北朝南。洪武年间议设上林苑监，因妨碍民业，遂停止。永乐五年间设置左右监正，左右监副，左右监丞，典簿。所属有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衡、冰鉴、典察左右前后十署。每署设典署、署丞、录事。洪熙元年只保留左监丞、典簿，其余官员不除授。又以蕃育署带管良牧、川衡两署；嘉蔬署带管冰鉴、林衡两署。四署人户，并四典察署人户，都拨给二署暂管。宣德十年只保留蕃育、良牧、林衡、嘉蔬四署，其余都革除。后来仍设右监丞。

上林的设置，自汉朝开始。大概汉武帝元鼎年间，初置水衡都尉，本于虞、周山泽之官，但实际掌管上林苑，主管上林离宫燕休之处。后汉省去，将其职并入户少府。一说后汉上林苑有令丞，主管苑中禽兽，颇有人居，都主管之。唐朝沿袭隋朝，隶属司农，也有令丞，掌管诸苑囿池沼，种植蔬果，藏冰之事。宋朝四园苑：东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琼林，北曰瑞圣，提举官无常员。元朝之后，四园苑隶属司农。

永乐十四年谕令：“凡牧养栽种地，东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浑河，一应人不许于内围猎。有犯禁者，每人罚马九匹，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