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媿集卷四十九

译冗员。黜退世袭的贪吏，在常规官阶内奖赏军功；深思远虑，反复顾念，坚守这些原则极其坚定，所以即使每天忙碌得没有空闲，四方也都欣然向化。当时边疆尚未安宁，战车正要出动；激励将士，严密防备边疆，整饬六军，谋划深远，明察万里之外。中原百姓重新燃起复苏的希望，远方邻国有许多归附的人民，便抚慰并接纳他们，使他们重新发挥作用。天威既已振作，强敌便畏惧震服。虽然没有做到夷平敌人庭院、扫荡敌人闾里，尚未满足最初的志愿，但使者往来又恢复了，减少币帛，简省礼仪，直到今天再没有烽火报警。如果不是有雄才大断和深远谋略，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亲理政务既久，治国之道更加明察；事物一来便能说出其名称，事情发生便立即决断。精神的运转，上达天际，下贯大地，充满天地之间；智慧和思虑所涉及的地方，四通八达，完全体现了帝王的德行。以公道消除党派偏私的蒙蔽，推行平正之心，断绝喜怒的私情。偶尔有水旱灾变，便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礼仪文饰尤其完备。州县奏报，唯恐减免和复业的数额不够迅速，唯恐数量不多，便倾空粮仓来救济急难，奖赏勤劳、惩罚怠惰以激励其他人。百姓不知道遇到了荒年，也随之获得丰收。亲临太学，亲临秘书省，在朝廷考察贡士，传播文教以振兴士风；驾驭马匹，亲自操弓射箭，申明并严肃军法，建立武事以张扬国威。内外大小臣僚，没有不列于屏风之前以等待黜陟的；山川险要之处，没有不了然于掌上以设立防备的。治理的器具全部张设，风俗教化已经形成。正要寄情于清虚淡泊之境，却没有崇奉道教的过失；内心清寂，却没有佞佛的踪迹。作《天之图》之歌，因敬畏而更加深切；开辟延和殿，咨询访问更加迫切；亲自勤勉讲读，设置遗补之官。他对于维护治道，有始有终。到了脱去万乘之尊、退居重华宫的时候，在禅让交接之际尤其安详从容。唉！身体退居而道德更加崇高，尊位达到极点而生活更加俭朴。这样本应享有万岁千秋，永远居于慈闱之前，却忽然厌弃尘世、升遐而归于帝乡。这就是群臣百姓攀援号哭、捶胸跺脚，眼泪流尽又继之以鲜血的原因。安葬日期已有定期，臣等恭敬拟定尊谥，请在南郊举行告祭，以昭示万世。谨按谥法：能够任用贤才称“哲”，帝王德行广大运行称“文”，应对变化没有固定方略称“神”，保全大业、平定功业称“武”，守持盈满、保有成就称“成”，慈爱惠恤、敬爱父母称“孝”。考察他的事迹，他知人善任，文武人才各得其用，难道不是所谓“能官贤才”吗？修养德行使远方的人归附，施行文德使四方和谐，难道不是所谓“帝德广运”吗？周密应对天下万事，谋划周全而穷尽众人的智慧，难道不是“应变无方”吗？精妙的韬略能够保有而不用，极其聪明却不滥杀，难道不是“保大定功”吗？守住基业的广大，延长国运于久远，难道不是“持盈守满”吗？至于孝道的盛大，不只是臣子不能完全称赞，即使考察谥法、求之于六家之言，其中最盛大的说法也不过是“慈惠爱亲”罢了。这样仍不足以彰显大行皇帝的孝道。报答根本、追念始祖，奉行郊祀；尊敬祖先、敬奉宗亲，侍奉宗庙祭享。高宗为了天下而得到贤人，太皇太后尽母亲之道来爱护儿子，而大行皇帝天生具有至诚的孝性，内心无法解脱。他供养四海九州的珍养，谨慎奉行五日一朝的礼仪，曲折周到，仍唯恐有所不及。两宫之间历经九闰，始终没有一句嫌隙之言，早已使四方受到感动，使荒远之地震服。高宗患病时，他衣不解带，亲自尝药；到高宗弃天下而去时，他一勺水也不入口，居倚庐时悲哀超过礼制，认为汉文帝的短丧不足取，晋武帝不能决断也很浅陋。他亲自穿粗麻丧服，礼数完备到居苫块，所做的已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哭泣时悲声震动身边的人；邻国使者来吊唁，只允许在丧次朝拜，看到他的悲伤脸色和哀痛哭泣。邻国使者退下后感叹说：“皇帝的圣明孝心竟然达到如此地步！”大臣有人进来劝解，他便泪流满面地说：“深厚的恩德难以报答。”群臣感动哭泣，没有人敢抬头仰视。按月代日的丧制结束了，依山建陵的工

译程也完成了，他对父亲的孺慕仍没有止息，追念先帝的悲痛无法承受，于是把大宝之位交给圣明的儿子。他不说自己疲倦于政务，也不说寻求安逸，只说：“不能每天亲自侍奉先帝的几筵，亲自行孝于圣母。”又说：“使我能够实现侍奉父母的心愿，永远承受天下的奉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于是他在车舆中穿着素服，在内殿尊奉先帝的几筵，退居垩室，以终满三年的丧期。悲哀忧伤从不忘怀，斋戒洁净一如往常；恭敬侍奉慈福宫，寒暖起居没有违失。唉，这难道不是集孝道之大成吗？又岂是“慈惠爱亲”四字所能完全概括的？大行至尊寿皇圣帝，应当由上天赐谥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谨此议定。《成穆皇后改谥议》【奉敕撰写】。臣听说，帝王的兴起都有天命。夫妇是人伦大义，尤其不是偶然结合。所谓“上天造就婚配”，所谓“上天为他立配偶”，端正始初的道理、王化的根基，都在这里。何况汾阳大家，多为后族；唐宪宗时有懿安皇后的盛德，本朝真宗时有章穆皇后的贤明。姓氏世系相承，生出了圣女；庆福聚集于外戚之家，实在与寿皇相配。生前没有赶上享有祎衣的荣华，死后却承受宝册封谥之礼。长期安居别庙，如今将奉入太庙，应该改定尊称，以与皇帝的谥号相从。恭敬地思念安穆皇后，柔和明达，美善淑德，慈爱和顺，温厚恭敬；早年嫁入王府，完全尽到妇道。曾在门左设置桑弧，多次占得生男的吉梦；在高禖神前佩带弓韣，每每开启燕祭的祥瑞。为什么竟不善终，突然埋葬于九原？等到烈祖登上帝位，眷念元妃而追赠册封，想歌咏《流荇》，却悲伤于不能见到她美好的容貌。正式尊号列于长秋宫，终于使恩泽隔绝于幽冥。已经严肃奉行春秋祭祀，崇高地确定节惠之谥，延绵三朝的福祚，赐予万世的洪福。重华皇帝弃世，正服大丧；吉日安葬依山陵，正当升祔太庙。想到今日失去父亲的悲痛，圣孙已经深切感受；悲怆于昔日求取故剑的故事，正好承继先帝的遗志。现在因安穆皇后的美德，遵循成孝皇帝的制度。谨考谥法：妇德纯一，称“成”；德化肃穆和雍，称“穆”。安穆皇后姿态美好，是《关雎》所赞美的贤后；用心专一，具有《鸤鸠》所称的德行。这难道不是妇德纯一吗？孝敬恭谨以奉事舅姑，和平端庄以作为闺门仪范，这难道不是德化肃穆和雍吗？伏请改定上谥号为“成穆皇后”。《成恭皇后改谥议》【奉敕撰写】。臣私下认为，至尊寿皇圣帝刚即位时，仰承高宗，首先崇尚以孝治国；教化家庭，规范国家，各项制度都建立起来了。但后宫长期空虚，阴德教化有所缺失，于是奉行亲命，访求并占卜吉日，考订古制，宏大建立长秋宫。安恭皇后具有美善的仪范和高尚的德行，在后宫中最为突出；君子寻求的贤配，于是端正了内治；坤道承受乾道而按时运行，月亮追随太阳而显明。她穿着华美盛服，帮助成就九庙的祭祀；礼仪完备，恭敬承奉两宫的奉养。母仪既已尊崇，后德也有光辉；然而还没有过几年，灾异便缠绕椒房，正要隆重举行练祭服丧的仪式，最终却应验了素奈之祥。寻求贤才、审慎任官，未能施展周南之志；感慨今昔，徒然显出宋文帝的悲叹。已经极尽褒崇的典礼，议定安恭皇后的谥号，在别庙祭祀，到今天已有二十八年。寿皇上升为太上皇，万国都兴起对遗弓的哀慕；孝孙尽行礼制，七月备办依山建陵的工程。有司奏请确定谥号，南郊祭告；两位皇后在天之灵，都应改号，以与成孝皇帝的谥号相从。谨考谥典：“夙夜警戒”称“成”，“谦逊而好礼”称“恭”。安恭皇后供职于亲蚕的蚕馆，来辅助亲耕的勤劳；谨守鸡鸣即起的警戒，来勉励相承的道理；严禁外戚干预宫中请见，这难道不叫夙夜警戒吗？她亲自奉行节俭的德行，穿洗过的衣服，拒绝进献的珍奇华丽之物，遵循图籍史书中的箴规，这难道不叫谦逊而好礼吗？伏请改定上谥号为“成恭皇后”。刘忠肃公【大中】覆谥议。资政殿学士刘公在绍兴七年辅佐政务，不久便去世，距今已有五十多年。后来权臣长期当国，因此世家逐渐湮没无闻。公又是赵丞相鼎深知的同僚，更没有人敢为他说话。直到今天，才从行状中得知他出仕和退处的详细情况；太常又阐明他立朝为国的大节，谥为“忠肃”，可以说恰当了。唉！高宗皇帝亲自成就大业，披荆斩棘而建立朝廷。当时的人物虽经历了崇宁、大观、政和、宣和时期的摧折，又遭靖康、建炎年间的流离，但元祐时期遗留下来的风气仍有保存。赵公身负天下重任，甄别选拔众望所归的人才，遍布朝廷内外；论思、劝讲之臣，都是天下最优秀的，由此王政日益修明，国势日益隆盛，开启了中兴，这难道只是将帅击退敌人的功劳吗？又听说赵公刚任宰相时，首先向高宗明言，必定要得到刘公和王公庶几作为执政来辅佐自己；两人于是同时被任用。当时君臣上下日夜谋求恢复之策，对外与敌国互通使者，同时把防备做得非常严整；所谓行在所只是暂时驻跸，谋划时巡，如果不是一朝能够安居的地方，并不像后来那样安然处于此地。刘公与赵公同心辅佐，竭力端正国本；太常所说的都是家世旧闻，参照记载传记，明白如丹；此后刘公的名声更加显著，众人仰望他如同神人。公议之所以不可磨灭，谥法对天下有如此大的益处，难道可以不努力实行吗？王节愍公【伦】覆谥议。有的马奔跑踢跃而能日行千里，有的士人虽背负不合世俗的牵累，却能建立功名。那种不受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士人，也不过在于驾驭和使用他们罢了。这虽然不是古代先王用人的方法，却正是汉武帝能够得到奇才而任用他们的原因。靖康年间遭遇艰难，事情发生得仓促；太平百年，士大夫如云，都习惯于长久安逸，不知该如何应对。平日里经学明达、品行修养高尚、衣服宽大、腰带宽博的士人，仓皇失守，根本顾不得廉耻，甚至有人帮助桀纣作恶，忘君卖国，实在不忍说起。枢密王公是名臣的后代，性情放荡不羁，浮沉于乡里之间，没有显露出什么异常。一旦慷慨奋发，议论政事激烈，抗章直言，钦宗为之改变脸色，把他从平民中擢拔出来，以国士相待，天下才知道他是奇伟的男子。帅府建立后，他首先倡议劝进。高宗招募忠勇之士，派他们出使不可测的敌国，没有人愿意冒死前往；只有王公机智、勇敢、善辩，气势压倒强敌，前后往来数次，以忠肝义胆折服强悍之人，和议能够成功，他的力量最多。王公的志向大概还没有实现，所以每逢入朝辞别，必定请求趁机用兵，并说不要再把臣下个人放在心上。他的志向难道只在于与戎人讲和吗？后来再次出使而被扣留，音信断绝；敌人用高官厚禄诱惑他，他不肯接受；用严厉诛罚威胁他，他也不恐惧。他援引大义面向南方，手持宝剑以死明志，郡邑因此震动，甚至为他画像并建祠祭祀。回头看那些气量狭小的士人，能够像王公这样以忠诚为国效死、视死如归的，实在很少。太常改定他的谥号为“节”“愍”，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把这件事传给后世，也可以借此说明选取人才不能没有方法，不能因为细小的缘故便弃置人才。杨惠懿公【偰】覆谥议。

译谥号就是用来替换原名的称号。只要符合谥法，即使功业没有显扬于世，也一定要按照这个人的适宜之处来称述。这就是孔文子之所以谥为“文”的原因。因此，特赠光禄大夫、少傅杨公，生长于富贵之中，不知道天下的忧患，却志向高远、不与众同，专心致志求学，尊重老师，亲近朋友，喜爱读书、好尚古道，仿佛不能自已。古人所说身为公子而能磨砺平民操守的人，杨公确实接近这种境界。后来他进入太学，考中上等，又受到优厚待遇，得以在都城显达。当时四方无事，朝廷尊贵安定，他周旋于清贵显要之地，更没有机会在具体事务上显露自己。然而他根据职务提出意见，往往像久历世故的人；自称能够治理百姓，确实有惠爱之心。晚年升入禁中任职，更加有志于效忠，勤勉地议论思考，时常有所表现。不幸胸中的才学尚未施展，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便突然离世。可惜没有看到他的最终成就。官阶簿籍已经很高，一次追赠便达到光禄大夫；礼官依据他已经实行的事迹，按照谥法考量，谥为“惠懿”，确实符合实际。还会有什么不同的说法呢？《攻媿集》卷四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卷五十。宋代楼钥撰。进呈故事。《唐鉴》。李绛对唐宪宗说：“臣下的生死系于君主的喜怒，敢于开口进谏的人有很多顾虑，即使有进谏的，也都白天揣度、夜里思考，早上删减、晚上削除，等到能够上达天听时，十件中剩下的不到两三件。所以君主勤勉求谏，尚且害怕意见不能到来，何况还要责罚进谏的人呢？”宪宗认为他说得好。【《旧唐书·李绛传》没有记载这段话。《新唐书》记载李绛在浴堂殿进见，皇帝说：“近来谏官多有朋党，奏论不实，都陷入诽谤讪谤之罪，我想贬黜其中最严重的，怎么样？” 【李绛说：这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一定是奸邪小人用这种说法来迷惑陛下的心。自古以来，接受谏言便昌盛，拒绝谏言便衰败。李绛说：臣下向君上进言，难道容易吗？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下如地，又有雷霆般的威势。他们白天揣度、夜里思考，起初想陈述十件事，转眼便删去五六件，等到将要上奏，又害怕而删掉一半，所以能够上达的才有两件。为什么呢？因为要承担不可测的祸患，对自身没有好处。即使君主开放采纳、加以鼓励，尚且担心意见不能到达；如今却想责骂进谏者，使正直之士闭口不言，这不是有利于社稷的做法。皇帝说：不是听了你的话，我还不知道这些。】等等。这段文字与《新唐书》的大意相同，但详略和文字有所不同。】皇帝对宰相说：“太宗凭借神圣的资质，群臣进谏尚且往返辩论多次，何况朕资质浅陋？从今以后，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卿等应当反复进谏十次，不要只说一两次。”【 【《旧唐书·宪宗本纪》及《资治通鉴》记载：元和二年十二月丙辰，皇帝对宰臣说：“朕读国史，看见文皇帝行事很少有过失，谏臣却反复争辩多次，何况朕资质浅陋、对治道还不明白？以后事情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卿等每件事都要反复进谏十次，不可只说一两次为止。”与此意义相同，但语句不完全相同。】臣曾认为，近古以来敢于直言的人，在唐太宗时没有人比得上魏徵。太宗曾称赏他的直言，魏徵回答说：“陛下引导臣下使我们进言，所以我才敢这样做；否则，我哪里敢多次触犯龙鳞呢？”唐宪宗时没有人比得上李绛，而李绛的话就是这样。他不但完全说尽了臣下的真实处境，大概也是亲自实行过后才能说出这些话。由此可知，一个普通臣子敢在君主面前直言，实在非常少见，关键只在君主是否有办法引导他们。宪宗有意实现贞观之治【原集因避宋仁宗讳，把“魏征”写作“魏证”，把“贞观”写作“正观”，今均改正】；他说事情有不合适之处，卿等应当反复进谏十次，不要只说一两次。李绛能够开拓皇帝的心意，宪宗又能够激励群臣，唐朝如此中兴，不正在于此吗？仰望陛下和颜悦色地听取意见，喜爱善言而忘却身份，凡有奏对，无不俯首采纳。臣秘密侍奉圣颜，确实亲眼见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