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媿集卷七十六

译唐僖宗赐给憘实的敕书。读唐末的敕书，令人感到凄凉悲恻；当时有很多人善于书法，在仓促之间写成的字仍然值得观赏。文安王君世臣的跋语记述得很详细，说袁氏本来是从古墓中得到它的，怀疑就是憘实的墓；又说遍查《唐史》和《编年通载》，都没有记载憘实的姓氏，大概他只是偏将。我看这封敕书，委婉告谕得详细周密，必定不是写给偏将的。治平年间，张唐英次功自号黄松子，撰写《外史梼杌》十卷，记载前蜀、后蜀的事情。王建永平四年记载张琳始末，其中说：大顺初年，憘实任黔南节度使，征辟张琳为推官。“憘”字只有《集韵》说与“喜”相同，其他地方没有见过。邓校书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正好引用《梼杌》的说法，并且说姓氏书中原来没有这个姓，现在把它增入，由此才知道姓憘，名实。敕书末尾只写“十五日”，连月份也没有写。王君仓促地把它认作中和年间，是因为敕书中说“远在巴蜀”，又有“虽然元恶还没有被诛擒，凶党全都逃窜”，以及“已经收复宫阙”等话。大概僖宗乾符二年乙未年，黄巢大盗刚刚起兵；到广明元年庚子，黄巢便攻入长安，皇帝幸临兴元；第二年改年号为中和，于是幸临蜀地。中和三年癸卯，李克用在四月平定京师，黄巢逃走，所谓元恶尚未诛除、已经收复宫阙，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中和四年夏天，黄巢已经在乙巳年三月被诛杀，皇帝才返回京师，改年号为光启；这时皇帝已经在蜀地五年了。如果说是大顺年间，那是昭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庚戌年；想把它认作昭宗的敕书，但昭宗虽然曾经播迁，幸临石门、华州、凤翔，他在凤翔时下诏谋划幸临蜀地，王建迎驾却没有成功，因此这无疑是僖宗中和年间的敕书。难道中和年间憘实已经任黔南节度使，到大顺初年才征辟张琳吗？其中详情已经无法知道，只能凭这两封书信得知他的姓名，其他书中未必没有记载。只是我见识浅陋，又年老懒惰，不能详细考证，还要等待博学多闻的人来解决。王君偶然没有考察《梼杌》，也可惜没有来得及见到邓校书的这部书。东坡《啸轩诗》。《易经》晋卦九四爻说“晋如鼫鼠”。虽然近代的大儒都把它解释为贪婪而又害怕人的鼠类，但《诗经》中的“硕鼠”从“页”，以“石”为声符，意思是大，所以说“如同大的鼠”。《易经》的“鼫鼠”从“鼠”，以“石”为声符，陆德明《释文》读音为“石”，是有五种本领的鼠。引用《本草》把蝼蛄称为鼫鼠，我才深深怀疑。考察许叔重《说文解字》的注说：“有五种本领的鼠，能飞却飞不过屋顶，能攀援却爬不尽树木，能游水却渡不过山谷，能打洞却不能用洞遮蔽自身，能奔跑却跑不过人。”这确实就是蝼蛄。荀子所说“鼫鼠有五种本领却困窘”，杨倞的注释就是出自许叔重。唐代的版本又说“有六种本领的鼠”，下面又说：“能鸣叫却不能唱成曲调，‘成曲’一作‘度曲’。”我曾试验，它的五种本领确实如此；土中的百虫大多能用洞穴遮蔽自身，只有这种虫在浅土中打洞，人们有时在道路的尽头挖取，必定能得到它。暑月雨后，土中有声音像长声吟哦，世俗说是蚯蚓唱歌。我得到六种本领的说法后，曾在夏夜长时间侧耳倾听；用火把照亮土层，果然是蝼蛄。坡翁的词翰不用等待赞叹，然而《啸轩诗》说“吃土的蚯蚓没有肠，也整夜发出叫声”，似乎也不知道那是蝼蛄，而是随从世俗说法吧？弥明《石鼎联句》说：“有时在蚯蚓的洞穴里，微微发出苍蝇的声音。”这也错了。题赠官奴的《乐毅论》。我看过这种刻本很多，没有一个像这个这样精明。半山集中有《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诗》，有人说是梅圣俞所作，其中说有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十一卷，用水玉装成轴，排列疏朗而最为奇特。小楷《乐毅论》在永和题尾处写着“付官奴”，难道太平时期这篇《乐毅论》还保存着真迹吗？

译淳化本《修禊序》。我曾经收藏过一两种《修禊序》，近年得到毕少董收藏的豢龙董氏淳化年间本子，最为优胜。少董在后面题跋，记述得很详细，自己说董氏有三百本，选取其中最好的三本；这个本子又是三本中最好的。后面有许多名士题跋，田君秀实的大篇文章也把这个本子列为三本中的第一，所以格外珍爱它。它和这个本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只是这个本子长出半寸左右，应当是装裱的人使用刷子太重，于是把它拉长了罢了。邵康节《观物篇》。《易经》的传注由来已久。到了本朝以后，才有“先天”“后天”的说法。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坎卦以一居北方，坤卦以二居西南，震卦以三居东方，巽卦以四居东南，乾卦以六居西北，兑卦以七居西方，艮卦以八居东北，离卦以九居南方。所以《说卦传》说：“帝从震方出现，在巽方整齐，在离方相见，在坤方致力，在兑方喜悦，在乾方交战，在坎方劳苦，在艮方成就。”这是后天之说，是文王的《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从南方向左，巽从西南向右。所以《说卦传》说：“天地定位，山泽之气相通，雷风相互迫近，水火并不相害。”大概乾在上而坤在下，离在左而坎在右，震在东北而巽在西南，兑在东南而艮在西北，两个卦各自相对。这是先天之说，是伏羲的《易》。前代儒者把这两种说法作为先天、后天的区别。我私下考察过，《说卦传》只有“帝出乎震”这一排列与今人的说法相合，其余如所谓“雷用来发动，风用来散布，雨用来滋润，太阳用来温暖，艮用来止息，兑用来喜悦，乾用来统领，坤用来收藏”。又说：“乾刚健，坤柔顺，震发动，巽进入，坎陷落，离附丽，艮停止，兑喜悦。”又说：“乾象马，坤象牛，震象龙，巽象鸡，坎象猪，离象雉，艮象狗，兑象羊。”又说：“乾为头，坤为腹，震为足，巽为大腿，坎为耳，离为眼，艮为手，兑为口。”又说：“乾称父，坤称母，震、巽为长男、长女，坎、离为中男、中女，艮、兑为少男、少女。”又说：“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说卦传》篇末所说的，全都是先天之说，只是我还没有详细考察。先天之学是千年绝学，麻衣传给希夷，几经传授传到康节，后来才盛行。然而我起初在永嘉从薛象先叔似那里得到先天方圆二图，又从王木叔柟那里得到《皇极经世》一书的传本，却没有见到全本。后来我任外府长官时，蜀地士人吕泽甫凝之因到阆州奏事，进呈《经世》的学说，阜陵皇帝非常喜爱这部书，留他任太府丞；我与他同官为僚属，才得到蜀本全书，因而得以请教其中一二。后来又有《观物篇》，隔眼大字写着：“出自康节亲笔。” 如今看到这卷书，不禁肃然起敬，这才知道刻本失真的地方很多，但仍遗憾没有看到全本。这两幅图可以无穷探索，康节的学问虽然不容易窥见，其根本大都不出于此。《系辞传》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及明道先生所说的“加一倍法”，全都在这里了。即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再生，也不能在这里增减丝毫；若不是这样，又怎能顺应性命的道理，通达幽明的德性，类推万物的情状呢？我反复诵读，感叹仰慕而归，尽我浅陋的见闻，把它写下来，以等待有识之士。《温公奏稿》。“平章军国重事”这一职名，只参与十二项重大政事，见于《申国春秋》，这是为了尊重推崇元老。近来有人盗用“平章”的名义，却不加“重事”二字，难道是他的力量不足以得到这个职位吗？其实是想把众多职权全部掌握，以窃取大权罢了。他自己也不足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是有人教给他的。唉，若不是文潞公、吕正献公，哪里可以担当这个职位呢？” 《欧公与刘原甫帖》。公是先生当时声望极高，却不被朝廷容纳。他出任扬州知州，欧阳公曾为他写《赋平山堂词》。后来调任青州，公是写《董仲舒诗》说：“江都才子，又有胶西那些纷扰的诸侯等人，竟把他抛弃了，试问公孙丞相的主意，不知东阁想要招待谁？”后来又任长安帅臣很久，他写《班超诗》说：“班超投笔而起，出身行伍之间，傅介子、郑吉、甘延寿、陈汤也不足以攀比。为什么眼睛昏花、头发已经白了，却还想着活着进入玉门关？”这两首诗未免流露出一点失意。欧阳公与他交情极厚，西斋大概是平日群贤聚会的地方。欧阳公至今还存有《西斋帖》，但终究不能把他挽回朝廷，难道不是命运吗？” 《韩魏公与欧公帖》。欧阳公曾说：“即使有几百个欧阳修，哪里敢望韩公呢？”如今看这封帖，魏王推尊欧公又到了这种程度；二人彼此钦佩敬服，难怪能够同心辅政，造成庆历年间的盛况，书法文章反而只是余事了。《东坡与秦太虚帖》。东坡公爱淮海如同爱子弟，喜爱黄冈如同喜爱乡里人，难道是前世的缘分吗？” 题黄子迈所藏《山谷乙酉家乘》。前些年我见到张志溥庇家所藏的一小卷《山谷杂记》，反复玩味不止，于是略微仿效他的笔意，亲手抄录下来。如今见到子迈临摹的《乙酉家乘》，古人的法度仍然完整保存着，于是把《杂记》抄在卷末归还给他。唉！建中靖国至崇宁、元祐年间的诸位公卿，大多已经南归，而先生却因为《承天塔记》再次被贬斥到宜人，谁能忍受这种遭遇呢？先生却安闲自得；看他所记的日常事务，哪里还有被贬谪的叹息？所谓青山白云、江湖之水，清澈安宁，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呢？《家乘》只记到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在深秋月底去世，相距才一个多月。三山陆待制务观曾说，先生临终时，暑天正好下雨，他把脚伸到屋檐外，沾到雨水，感到湿润清凉，高兴地认为平日从没有这样畅快，人在生死关头竟是如此。世人说范寥信中曾到宜州拜访先生，这部书可以证明此事确实如此。题朱晦庵书写《中庸》。

译乾道末年，我在东嘉客居授徒。副卿曾公以吏部郎的身份出任地方长官，我曾侍坐，和他谈论训诂、音韵等几件事，他都认为正确。我于是说：“这些都只是学者的细枝末节。”曾公严肃地说：“不对。《中庸》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五件事，缺一不可，这难道不是所谓博学吗？”我听后不禁悚然。曾公是文清公的次子，文清公曾与元城、龟山诸公相交，他的家学是有来由的。《中庸》的话明亮如日月星辰，晦庵先生写下这些来告诫学者，又说：“不可以偏废其中任何一项。”这话说得太好了！学者试着思考它：偏废其中一项，就必然有所蒙蔽，何况把力行也看作可以废弃的吗？应当以此为戒！” 题费校书肃被征召，省劄（与陈简斋同被征召而未出仕）。我私下听说了费校书不赴特别征召的原因。当时人心和形势、力量和条件，都还可以谋划恢复，却突然因为和议而屈服，忠义之士都为失去这个机会感到惋惜。力量既然已经不能挽回，于是便退隐，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不明白的人只说他是故意求高名罢了。题胡澹庵和学官八诗。澹庵先生凭一封奏书触怒秦氏，被流放到昭州，众贤臣救援他，高宗体察他的忠心，改任他为威武签幕。群小迎合一时的风势，互相排挤他，又落井下石，于是先把他远置新州，后来又迁到吉阳。大概秦氏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先生对此安然处之，虽然遭受摧残侮辱，却一点也不屈服，反而更加钻研经学，并以此昌盛他的诗才。绍兴年间政治更新，他才得以北归。孝宗初年，提拔为吏部郎。隆兴改元时，我参加南省考试，先生以秘书少监任参详官。我试卷中因误写而触犯高宗陵寝的旧讳，知举内相洪公正想上奏，先生赞成他的决定，于是我勉强列入末第，大概是对我的宽待。这时我才有机会拜见先生，站在他的门下。先生身材高大，鬓发如霜，神采照人，恭敬谦逊，身体弯曲如磬，声音洪亮流畅，完全看不出久居岭海瘴疠之地的样子。衣冠十分伟岸，如同见到古人。当时我常用短笺向主考官致谢，有的得到回复，有的没有，唯独先生的回信最为厚重。他因为我多次使用避讳之事，便列举衅夏、滕文等数十条加以申说，使我尤其感激佩服；这些文字又已经收入先生文集。如今看到《学省八诗》，大概是先生代理国子祭酒时所作。前辈固然多有唱和，却没有听说大篇诗作能够人人酬答，而且越写越奇特。最后，樊武谕凭借武科第一名，又考中进士，先生先说到舞阳，接着说到魁首的事迹，都是樊氏的先人，一文一武，更显得诗写得工巧。当时先生年过六十，文思仍如泉涌，笔力更加劲健，英伟卓异的气概至今仍令人敬畏。周益公在墓道碑中说，先生用心钻研《诗经》《楚辞》，后辈献文时大多用次韵酬答，常常一百韵、几十篇。这样看来，这八首诗还只是先生的细小作品罢了。我不久前已经登门拜访，又承蒙先生允许我同他的长子季永交游；虽遗憾他早逝，但他的次子季解以及季永的两个儿子伯圜、仲方，都凭才学事业奋发有为，如今分别任湖南宪、江西漕、枢密院编修，于是继承了世代官职，与我都很亲厚。我后来又在中书省，曾主持考试仲方的两个儿子燿、煃的童子科。我年七十四岁，求退归乡仍未获准，却在先生门下认识了四代人，也因此知道澹庵先生的德泽如同朱草、艾草一样长久。谨将这些一并写在卷末。题郑德舆《历代蒙求》。《蒙求》始于李氏，后来虽有作者，却终究没有超过他。大概像王戎、裴楷、鸣鹤、士龙这一类，多是取一件事组成对句。如“忌鵩”“畏牺”，人们大多知道其中的故事，却很少知道“畏忌”二字出自班孟坚《幽通赋》。“蜡屐”“好财”看起来似乎不相类，实际故事却相互关联。“秉烛”与“某事”并不协调，更不是贴切的对句。于是便取事意相近的内容，屡屡用和韵相配。有些句子是承接前句而作，也有把十七史广泛编入的，或者专门采用小说和本朝故事，采用《左传》、西汉史事，甚至道家书籍，心思也算勤苦了，但终究不如李氏的作品盛行。同年郑德舆，年老而不废弃读书，采用李氏的体例，详尽叙述历代史事，从伏羲直到大宋，不强求事事对偶，用四言句式，儿童容易诵读，千古大事概貌如同指掌之间。德舆另有著述，这只是其中一部。然而与众多作品相比，它大概是最好的吧？他的儿子洽濙刻板刊行，使它成为书籍，今后还将让诸孙诵读。

译题黄长睿《东观余论》。云林子精于考订古事，这部书长久流传于世，我尤其喜爱，只可惜讹误错乱之处还很多。我常想亲手抄写一部传给爱好古书的人，却一直没有空闲。著作中的《庄子》《礼》，希望得到善本流传后世，再详细校订后寄给他。王顺伯厚之曾说，本朝考古著作开始于欧阳公的《集古录》一千卷，赵德甫的《金石录》达到二千卷，考订非常精工，然而仍不能避免差误；只有云林这部书最为完善。顺伯收藏古刻最丰富，评论又不草率。我看这部书，它辨析隐微深奥之处，上下贯通千古，都是前贤未曾发明、后人难以赶上的。修撰刘公焘、紫微董公逌都是博学之士，同他们谈到云林，他们都自认为不如他。凭云林的美好才华，又曾在洛阳任职，见过许多故家名帖；后来居于馆阁，又看遍太清楼收藏的奇书。当时正值太平，鼎彝古器都能见到制作款识的旧迹。他曾自己说：“考校古代事迹，首先必须熟读强记，遇到事情再加以精细审察，决不能疏忽简略。”他又说，欧阳公并不擅长考校，那么这部书应当没有丝毫可遗憾之处。可是细读以后，仍有疑问。例如米襄阳怀疑《李斯书》，说不知道是谁写的；云林则说这是李阳冰的篆书，是明州刺史裴公《纪德碣》中的字，可以说十分精确了。然而云林说史籀书写的是扬州[缺字]易[缺字]系，能够辨认其中的字，却完全没有三代的书体；连同它的文辞，也都是唐人的笔法。他只是没有知道，正是因为《纪德碣》的碑额缩小了，才完整取用了[缺字]州[缺字]三字，又把“明”移作“易[缺字]系”，都是取其半边[缺字]；这些其实是《碧落碑》中的唐字。阳冰一向喜爱《碧落碑》，所以采用其中的字，云林误以为是扬州，大概没有考察清楚。王大令《静息帖》中的“礜石”，《事异苑》说曹公和王粲曾一起见到此物，而云林说是刘表在荆州时的事，不知依据何在。题写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说：“太极璇题犹重书。”自注说，是指没有书写太极殿的榜额；但“璇题纳行月”诗句中的“璇题”，是说用玉装饰椽头，正如《孟子》所说的“榱题”，并不是匾额题字的“题”。王世将表中说“顿乏勿勿”，云林引用颜氏《家训》说，世间书信多称“勿勿”；又引用杜牧诗“浮生长勿勿”，说古人诗中也使用这个词，并非只用于书信。颜之推比杜牧早数十上百年，似乎不能拿这首诗作为证据。题右军《甘蔗帖》说：“[缺字]似竹，文字从此。”这封帖把它俗写作草字偏旁，并不对。按《说文解字》，“蔗”字从草，归在草部，不能说是错误；由此更可知道考订古事、著书立说实在不容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云林只活到四十岁，学问却精深广博到如此地步。我已经七十四岁，见闻浅陋，内心却偏偏喜爱这部书，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可笑。钟繇、王羲之以来，书法多随意运笔。云林沉浸玩味古代法帖，仿佛与它们融为一体，例如把“隐”写成“隠”，把“最”写成“防”之类的情况，还有很多。这部书既然是为小学而作，我也略微替他订正笔画，不敢自以为已经详尽，只能再等待博雅君子共同订正。题扬州伯父《耕织图》。周家凭农业建立基业，百姓尊崇祖先，思文后稷配享上天；自后稷以来，世代守护农业。公刘厚待百姓，太王开疆理政，终于造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的盛况。周公《无逸》一书，恳切地希望君子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至于《七月》叙述王业，又首先说到授衣，以及没有衣服、没有粗布短衣，怎样度过一年？采桑、纺绩，又兼说妇女的劳作。由此可知，农桑是天下的根本。孟子详细陈述王道的开始，在于百姓不饥不寒；百亩田地、墙下桑树，反复说了多次。天子三次推犁，皇后亲自养蚕，于是成为万世的法则。高宗皇帝亲自成就大业，继承并开创中兴，出入军旅之间，勤劳操办百事，风餐露宿，完全知道百姓的疾苦，尤其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务，下诏重视农业，亲自举行耤田耕作。我的伯父当时任临安于潜县令，专心办理民事，感念农夫蚕妇劳作的艰苦，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绘制《耕织》二图。耕作从浸种直到入仓，共二十一件事；纺织从浴蚕直到剪帛，共二十四件事。每件事都绘成图，并配五言诗一章，每章八句，把农桑事务的情状完全写出。虽然四方风俗偶尔有所不同，大体都不超出这些情形。看到它的人本来已经认为很好，不久朝廷又派使者巡行各郡县，把考核最优的情况上报。后来又有近臣推荐，赐见那天，便把图进呈上去，立即得到皇帝嘉奖的声音，宣示给后宫，并把姓名写在屏风之间。起初授任行在审计司，后来历任广南、福建市舶使，湖北、湖南、淮东漕司，代理长沙帅，又任维扬节度使，十多年间，所到之处多有声誉和政绩，实在是以此为根基。晚年退居闲处，拿出俸禄余钱设置义庄，宗族亲党得到救济的将近五十年；那么他做官时施惠百姓的地方一定更多。孙洪深等担心它久后湮没，想把诗刻在石上，我替他书写碑文，希望能够流传永久。唉！士大夫丰衣足食，尚且有不知道耕织的人，何况拥有万乘的君主呢？历代朝廷仁厚抚恤百姓最深，恐怕也未必完全知道民间幽隐之事。这些图和诗，确实有补益于世。身体沾泥、双脚涂土，农人的劳苦已经到了极点，却不能使粮食填饱自己的肚子；养蚕缫丝、织布，女子的劳苦也已经到了极点，却不能使衣服遮蔽自己的身体。假如一切都像两图所画的那样详细，百姓不怕劳苦，又一定没有兵革和劳役来夺去农时，也没有贪污官吏、暴虐胥吏来肆意施毒。人的事情已经尽力了，但天时却不能强求。旱灾、水灾、螟虫、蝗虫等，已经足以损害我们的农作物和桑树；遭逢雨水，桑叶不能食用，蚕又发生变故，坏在即将成功的时候，这确实是百姓的困苦，上面的人尤其不能不知道。这又是图画无法完全叙述的。伯父名从玉，字寿玉，另字国器，官至朝议大夫。

译题先祖父《嵩岳图》。嵩山高大，是群山中的岳，山势高峻直达天际，巍然处在四岳之间，大概是天下绝景。我的祖父任登封县令时，家中原有一幅嵩山图，丹青颜色已经暗淡；扬州伯父把它设置在云岫堂屏风之间，并在左右书写祖父的《二十四峰诗》，我幼年时还来得及诵读。此前建炎年间，四明遭受兵火，毁坏最为惨重，几位伯父仅仅得以生存，旧宅焚毁荡然一空，也不知道过去是否曾把这些诗刻在石上。嘉定三年，我有幸任职政地，同乡张致远翼在京西做官。一天收到他的信，说北方客商带着杂碑到市场贸易，忽然看见嵩山图碑下有序文和诗，知道那是我祖父的遗迹，张翼把它寄给我，如同得到拱璧，确实是我家的旧物。可惜年代久远，小字将要漫灭，于是恭敬地重新书写，移刻在乐石上。这时我已经七十四岁，不能再另作注字，便让第三子治理书写上碑，碑上没有刻年月。登封县令伯父出生于元符二年，小名叫嵩，家藏诗序写在元符庚辰年。祖父又在少室山达摩面壁处建庵，后山先生陈无己为它作记，现收入文集。建中靖国元年，就是辛巳年。昙潜所书，昙潜就是参寥子。根据这两点考察，祖父任县令前后共三年。祖父字试可，参寥子集中有许多与他唱和的诗，如《登嵩山绝顶》等。祖父的遗文却没有流传，《三十六峰赋》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块碑尤其应当珍藏。唉，祖父死于宣和五年甲辰，十四年后到了绍兴七年丁巳，我才出生，既没有机会侍奉祖父，而登封旧治又已失守，不能恢复旧貌，向北遥望，感慨万千，哪里能自己停止呢？祖父在元丰八年考中乙科，文章气势和治政才干远胜常人，读这块碑可以想见其大概。他受到祐陵皇帝知遇，官至徽猷阁直学士，曾两次镇守本乡郡，共历时五年，详情见于神道碑铭。后来几位伯父累次追赠，官阶达到少师，我才追赠祖父为太师、齐国公。”},{ 《攻媿集》卷七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卷七十七。宋代楼钥撰。题记。题《春秋繁露》。《繁露》一书，我总共得到四个本子，都有高祖正议先生的序文。最初在乡里得到抄本，急忙传抄并阅读，错乱错误极多，遗憾没有其他本子可以校对。后来得到京师刻本，以为一定较好，但二者相差并不远。我又私下怀疑“竹林”“玉柸”等篇名与书中内容没有关系。后来看到尚书程公的谈话，他也对篇名感到疑惑。又因为《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繁露》内容，今本都没有，于是认为这不是董氏的原书，并且认为它的名称一定属于小说家一类。后来我自己编了一部记载杂事的书，名为《演繁露》，流行于世。开禧三年，今编修胡仲方榘任萍乡县令，得到罗氏兰堂本，在县学刻印，考证颇为完备。程公所引用的三部书中的话，在此书中都有，于是知道程公所见的本子并不广，认为它是小说的说法便不对。然而它只有三十七篇，终究与《崇文总目》和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的数目不合。我年老了，仍想得到一个善本。听说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收藏异书很多，便托他的子弟访求，才得到这个本子，果然有八十二篇。这样看来，萍乡本还不到它的一半，喜悦得无法形容。我拿它与刻印本互相校对，各取所长，全部加以订正；文字通顺的地方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传抄造成的讹误，以及古语中确实不能勉强疏通的地方，也一并保留。《春秋[缺字]解》一书（此书作者未详，考察晁公武《读书志》，有皇祐年间进士杜谔编集《繁露》诸书，按照自己的意思断定，命名为《春秋[缺字]义》），仲方摘录其中引用《繁露》的十三条，如今全都具备。我又根据《说文解字》“王”字下引用董仲舒的话：“古代造字的人，三道横画相连并贯通中间，叫作王；三者就是天地人，能够使三者相互参通的人就是王。”许慎在后汉和帝时，此条如今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余如传中回答“对越三仁”的问题，朝廷有重大议论，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询问；求雨时关闭各处阳气、放出阴气，停止下雨时正好相反；三篇中说上天仁爱君主，天道的大端在阴阳，阳属于德，阴属于刑，所以王者应任用德教而不专任刑罚之类的内容，如今都在这部书中，因此无疑是仲舒所著。而且它的文辞也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左氏传》当时还没有流行于世，仲舒谈《春秋》多采用《公羊传》的说法。唉，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病，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经学为专门学问的士人很多，唯独仲舒以纯粹的儒者著称。人们只看到他专心研究治国大业，认为这不合礼，却不知道他的对策是古今第一。我私下认为，只有仁人的对策才会说：“仁人只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利益；只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劳。”又说：“不按照正道而取胜，不如按照正道而失败。”这一类话不止一处，全都真正领会了我夫子孔子的心传法要，大概是深得《春秋》精神的人。即使扬子云尚且对他有所惭愧，何况其他人呢？近世真正得到这种纯正意旨的，大概只有范太史、唐鉴差可相比。褒贬评论只依从是非，不以成败作为轻重标准。潘氏本把《楚庄王》篇列为第一，其他本子都没有。前后增加的篇数共四十二篇，但有三篇缺失。只有《玉柸》《竹林》两篇的篇名还没有办法订正，只能等待后来的贤哲。仲方得到这个本子，尤其认为是前所未见，便和我一起校勘，准备寄给江右漕司，由长兄秘阁公刻印，并请我写在书后。” 题宋宣献公书写《李公垂诗编》。李公垂的诗编自号《追昔游》，由宋宣献公亲手书写，可以说是两件绝品。乾道七年，我曾住在剡川龙宫寺，看见李公的诗碑，如今诗已收入诗编，但有缺文，便赶快请寺中寻找石刻，补足了一百多字。宣献公的字画精妙，其中却夹杂着拙劣的书写，就像把碔砆杂列在璠璵美玉之中，更令人感叹前辈难以企及。宣献公父亲名臯，他不但避本字缺笔，连“高”字也去掉“口”，更足以证明这是亲笔真迹；这类书都是他亲自传录的。宋家三代以博学广闻著称，是有原因的。公垂身材短小而精悍，才气超绝，他自己说到治事功业的伟大，竟到了这种程度；他的人品真可以与文饶相提并论。可惜二位的德行气度如此高，却把恩怨看得过于分明，因此凭此得到名位，也因这点招来祸患。《大雅》说：“君子实在是秉持内心，不与人争竞；是谁造成祸患的根源，以至于今天成为阻碍？”诗人的意思，是说祸患的根源是由好争竞的人造成的。牛党、李党互相倾轧，数十年间唐朝更加衰败，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 题周氏《棣华编》。欧阳公解释《燕兄弟》诗，阐发兄弟之情高于朋友之情的道理，十分高明。这首诗本来正是把兄弟之情看得最重要，毛氏、郑氏二人却失去了它的本义。得到欧公的说法，诗意才明白，但末章仍然没有解释得十分详尽。诗人的用意深远啊！宴请你们，摆设笾豆，饮食饱足，不过是一时的快乐罢了。假如兄弟已经齐全而没有其他隔阂，那么和谐快乐就会达到亲昵的程度，这个“孺”字就像孺子仰慕父母的“孺”，是真实的亲情。妻子儿女是人与人结合的关系，假如能够和睦相处，就像琴瑟和谐一样。兄弟是天然的亲情，如果彼此已经和合而没有间隔，那么快乐就会达到深厚的程度，这个“湛”字就像酒味深厚的“湛”，快乐尤其深沉。因此又说：这样就可以使你的家庭适宜，使你的妻子儿女快乐。所谓别人不能离间兄弟之间的话，家庭就会富足。这样考察、这样谋划，确实是这样吗？这样一来，诗篇最后所说的兄弟之道就没有遗漏了。前些年武宁周氏兄弟一同从太学来见我，拿《棣华集》求诗，我已经答应很久了。如今他的弟弟又来，并且流泪说：“当初我和哥哥一同来恳求，不幸哥哥已经去世了，希望您最终完成恩惠。”兄弟平安无故，是天下的乐事。我伯父、叔父兄弟九人，如今只剩下四人，深深尝过手足离散的痛苦，因此感叹不已；我把古诗的意义一并写给他，用来勉励他的后人，不要毁弃这种情意，以保全家族。周氏家族大概会兴盛起来吧？题林氏所藏《赵清献公父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