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媿集卷九十三

译公曾因劝谏击鞠之事，张焘与他共同执政，退朝后说：“相公爱护君主，实在到了极点。”张焘又曾对人说：“参政是当今贤能的辅弼，不可随便议论。从前掌权的大臣得到君主信任，多用威严胁迫别人；史公却不是这样，事情大多迎刃而解，志在宽厚，在皇帝面前辨明是非十分清楚，是宰相的器度。”陈康伯请求罢政，孝宗批示问道：“恩礼已经给尽，应当授予他什么职务？”意思大概是想让公接任。公立即奏道：“康伯是前朝老臣，不可不留下以示国家的尊重。如果他的请求还没有停止，必须得到德寿宫圣上的谕旨，才能安定他的心意。”当天高宗赐给陈康伯御笔，陈康伯于是安心任职。不久孝宗密诏公说：“朕勉强勤理各种政务，但军务民事还没有掌握要领。好比矿中的金、玉中的璞，正要靠你这样的良工来雕琢，你不要懈怠。”公任相后，更加思考报答皇上的方法，首先说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并没有罪，大将岳飞长期蒙受冤屈，应恢复他们的官爵，录用他们的子孙，凡因牵连而废黜的人也应依次昭雪，孝宗全部采纳。当时朝廷在外地设置都督府，归正人和间谍日益增多，公虽然忧虑，却深入考察他们的才干，因此从境外提拔皇甫倜，从读书人中任用胡昉，都依靠他们发挥作用。滕忠信等八人从山东回来，自称已经聚集一万五千人，可以作为内应。公反复盘问，他们都没有实际根据，顿时语塞，汗流满面地退下。起初他们已经借授閤门宣赞舍人的名义，于是命令他们前往都督府。张浚也因为他们没有凭证，只补授承信郎而已。燕人刘蕴古通晓古今，谈论辩说流利。有一天，濠州奏报招募到北方游民仅一万人，想让他们屯田。刘蕴古竭力请求用他们抗敌，当时朝廷想答应，公却独自认为这些人一定是奸人，只想借机反叛自己的国家，于是盘问他说：“樊哙想凭十万人横行天下，匈奴的季布尚且认为他可以被杀，你得到一万人，凭什么成功？”刘蕴古惊愕不知如何回答，只说：“这些人都没有家，必然不会替朝廷留下，不如趁他们尚未安定时使用。”公说：“他们的家人不来，正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志向；不知道你的家在哪里？”刘蕴古说：“老幼都在幽燕。”这才知道自己失言。经过长期战事后，借刺探军情的机会，刘蕴古私自派仆人回燕地，仆人把这件事报告出来，他于是被处死。吴璘率军攻取德顺军，到了议定封赏时，公上奏说：“诸葛亮出兵，必定攻打陈仓和郿县，就是今天的凤翔；得到那里便可以窥伺长安。” “汉高祖从汉中出兵，走的正是这条道路。姜维舍弃这里，却多次从陇西、狄道、临洮出兵，得到它们也没有益处。如今却要重蹈姜维的覆辙，臣恐怕最终会连蜀地也失去。应当好好晓谕吴璘让他回来。”孝宗命公立即在德寿殿庐中起草诏书，命令撤除戍守、班师回军，专心保卫蜀地关口，以等待大举进攻。不一会儿便写成，文辞明白流畅。孝宗读后说：“别人一定不能说出朕的意思，真是奇才。”后来吴拱、王彦奏报敌军已经截断吴璘的归路，正招募人前往报信时，吴璘也因形势紧迫，从小路返回。袁孚被罢免右正言，公说：“刚开始执政就突然罢免谏官，为什么？”孝宗说：“他妄言德寿宫有私自酿酒的事。”公说：“陛下侍奉父亲可以说已经无微不至，然而宫中的左右侍从都是宦官，哪里懂得什么？如果不是言路时时用正论折止事端萌芽，将来必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皇上的怒气稍稍平息，公又奏道：“谏官无故被罢，天下一定会疑惑。如果公开他的罪状，恐怕会开启两宫之间的嫌隙，希望暂且等待，让他自己请求离去。”不久袁孚被授直秘阁、知温州，从此双方更加没有丝毫嫌隙。张浚多次奏请攻取山东，公说：“军队长期驻扎在外，守备首先会空虚；我军出兵山东来牵制川陕，难道敌人会不知道警戒两淮、荆襄，以解山东之危吗？” “只应当坚守要害，制定不可战胜的计划。一定要等到两淮没有招致敌人进攻的忧虑，然后才可以行动。先前如果顺从诸将的锐气，收取无用的空城，敌人退去便在朝廷论功行赏，敌人到来便只能保住山寨，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接着大将李显忠、邵宏渊上奏请求进兵，公又奏道：“两位将领动辄请求交战，难道都督府的命令不能实行吗？”张浚随后请求入朝觐见，请求当天降诏前往建康。孝宗拿这件事询问公，公陈述三种说法，说：“如果下诏亲征，便是无故招来敌兵，边防如何应付？如果巡边犒劳军队，那么德寿宫去年出行一次，除了州县供应的巨大费用，朝廷自身就用了缗钱一千四百万，如今拿什么接续？如果说要移驾，想奉德寿宫一同出行，却还没有行宫。”如果陛下亲自出行，敌人有一个骑兵冲突，京城便会骚动，如何处置？孝宗醒悟，说：“都督先去边境，等有了成效，朕也不怕亲自走一趟。”张浚说：“陛下应当凭借骑兵取得成功，怎么能贪图安逸而失去战机？”公坚持不可，退下后张浚又责问公。公说：“帝王用兵，应当采取万全之策，怎么可以试探冒险、图求侥幸？” “皇上承受二百年基业的托付，汉高祖是在亭长身份和败亡余烬中起兵，哪里能相比呢？”不久二人在殿上再次争辩。张浚说：“中原沦陷已久，如今不去收取，豪杰必定会起兵而夺取它。”公说：“中原绝不会有豪杰；如果有，为什么不起兵灭亡金国？”张浚说：“民间没有一寸兵器，不能自行起兵，只能等待我军到来作为内应。”公说：“陈胜、吴广能够凭锄耰和木棍灭亡秦国，他们如果一定要等我军到来，便不算豪杰了。假如有豪杰却不能起兵，那就是那里仍有法制在维持，不能仓促夺取。如今不审慎思考，将来必定留下悔恨。”又上疏竭力劝谏：“靖康之祸，哪个臣子不痛心疾首，想要踏着鲜血攻入北廷，以洗刷大耻。臣恭敬地想，圣上的心中和饮食起居一定不会忘记此事；然而先使近处安定，才可以使远方臣服。倘若大臣还没有归附，百姓还没有信任，却仓促发动这种行动，怎能保证一定胜利？张浚是老臣，本应考虑到这一点，却沉溺于幕府新进之臣的谋划，又被北方人的欺骗言辞迷惑，所以才提出请求。德寿宫难道没有报仇敌人的心愿吗？当时张、韩、刘、岳各自拥有大军，都是西北勇士，且有燕蓟良马，仍然不能前进。如今想凭李显忠的轻率、邵宏渊的少谋而取得全胜，可以吗？”

译“只应训练士卒，准备器械，巩固边境，积蓄财赋，宽减民力，十年以后再使用军队；这样进取可以有开拓国土、报仇雪耻的功绩，退守也没有劳师费财的忧患。这是臣区区一向的志愿，实在是天下最好的谋略。都督府经费不足，想向百姓征取。公说：‘还没有施恩于百姓，便骤然加重征收，恐怕外敌未必到来，百姓却会因贫困而自行成为盗贼。’陈康伯和公相互看着一同奏道：‘如果一定要向百姓征取，臣等都应请求退职。’皇上因此发给他们空白告身五百道来补助经费。张浚又奏道：‘归正人应当优厚对待。’公认为不可。张浚、陈康伯都说：‘他们怀着善意前来，怎么可以拒绝？’公又两次入朝奏议，其中一次说：‘敌人每天施行奸谋来扰乱我们，放纵流民来困扰我们，而边境却正把招徕归正人当作功劳。几年以后，敌人蚕食增多，国用更加匮乏，他们反而会产生怨恨和悔意，难道可以不作长远考虑吗？当然不能断绝他们向内归附的意愿。那些前来的人，应当晓谕他们安居本土，等待恢复；这样他们将没有可以归怨之处，敌人也知道我国有人，哪里应当先做使自己困窘的打算？’另一次说：‘舍弃实际而追求名声，舍近处而谋求远方，只看见利益而忘记祸害。’ “希望舍弃虚名而取得实效，以成就大功；先近后远，以安定边疆；见到利益便想到祸害，以杜绝祸乱的萌芽。”言辞十分恳切。公又对张浚说：“平日想执鞭随从您尚且不可得，幸而如今共同任职，却几天来议论都不相同。这不仅是为国家和百姓考虑，也是为相公考虑。相公积累了名望，一旦失败，难道不会损害威望吗？”张浚说：“公说得很对，但我已经老了。”公说：“杜预一类的人有平定吴国的功劳，而晋朝把功劳归于羊祜，因为羊祜先制定规模，杜预最终完成了功业。相公如果先制定规模，后来让别人借此取得成功，也仍然是相公的功劳，何必一定要亲自完成呢？”张浚于是入内引见奏道：“史浩的意见不可改变，恐怕会失去机会，请求陛下作出英断。”后来中书省忽然收到邵宏渊出兵的知禀状，这才知道他没有经过三省，直接檄令诸将出兵。公对陈康伯说：“我们都兼任枢密院职务，出兵却不能预先知道，那么还要宰相做什么？”从此不断请求离职。孝宗说：“何苦到这个地步？”公回答：“道德元老，没有比陈康伯更好；忠义慷慨，没有比张浚更好。臣同他们议论都不合。诸将出兵臣却不知道，近习之人积累怨恨而臣又不离去，我还等待什么呢？” 于是又说：“康伯想接纳归正人，臣恐怕将来一定会成为陛下子孙的忧患。张浚锐意用兵，如果一旦失败，恐怕陛下终身不能再希望恢复中原。臣今日离开国家，从此远离圣上的光辉；然而拳拳忠心，不容缄默。”说完拜辞退下。于是授任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公竭力辞免，请求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返回家乡。不到一个月，宿州失利，损失军士马匹很多，军需器械无法计算，人心沮丧。皇上下诏罪责自己，张浚也自劾离职了。起初，张浚筹办万弩营以及其他所建之事，请公响应，公都像回声一样立即回应。有人问他原因，公说：“事情力量尚未准备完备，所以制止他进兵；至于边防捍御，怎么可以不依从呢？”公离职后，他所奏请的事情多未及时办理，张浚也后悔了。唉！公本来想修治政务、巩固边防、使百姓富足、训练军队，虽然不求眼前功效，但规划十分长远。议论者没有察觉，便认为他只是无意于功业，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相信他并非故意唱反调。公选择居住在东湖山麓，在山水极美的地方徜徉，以奉养双亲、使他们欢悦。除了岁时贺表外，不用一字送到行在。后来授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因母亲年老辞免。一个多月后，改任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孝宗见到公，开头便说：“你以前所奏陈的事情，就像龟兆和蓍草的预言一样，谋划没有一件不应验。”从容赐座，询问治国之道。公以求治过于急迫、听取意见过于杂乱作答。到任后，为百姓兴利除害，无法一一列举。越地百姓至今仍感念他的恩德。升任检校少傅，兼领保宁军节度使。洪国夫人病重，公思归奉养，竭力请求祠禄，未获准许，于是获准请告迎接侍奉母亲。不久遭遇母丧。公天性至孝，平日奉养母亲十分周到。孝宗一向知道这件事，在王府时得到宫中珍贵食物，必定分送给她。即位之后，间或询问母亲的情况；元旦赐酒肴使者为洪夫人祝寿时，特别在她生日拜公为相；又曾亲笔直接赐给公说：“丞相今天正来谢赐酒果，正是为太夫人庆贺。”公从帅府归来时，旌旗仪仗走在前面，公乘坐板舆在后，这是人子的荣耀达到极点。到此时他悲伤毁瘁，形容枯槁，仍忍住悲哀举行葬礼，细节周备，世人难以相比。服丧期将满前几天，授任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为避魏王同镇，改任崇信军节度使。入朝回答政事，获赐内庭宴饮，慰劳问候格外优厚。三天后，授开府仪同三司。公自己说：“臣有什么功德，竟蒙受这样的眷顾宠遇？”孝宗指着自己的心说：“在这里，你有很大的功劳；朕的学问根基坚固、心术明正，都是你的力量。”公初次经过越地时，老人和孩子迎拜，拥挤在道路上，有人甚至流泪。当时滋正任帅，对公说：“您离开这里时，留下缗钱十六万、米四万斛，漕司取去充作羡余，后来竟成了每年的惯例，怎么办？”公奏请革除。到了福建，修筑山路七百余里，安葬旅途中遗留的棺柩以千万计，开辟官舍以扩充贡闱，每件事都建立规制，四方把它们传作法式。建、剑四州多有不能抚养子女的人，奴婢则从福州、漳州、泉州一带掠取。公置田作为庄田，给贫困孕妇每月供给，使人口增加，也免除诱拐掠夺的祸害。淳熙元年秋，请求祠禄，提举洞霄宫。三年后，孝宗问执政：“很久没有见到史浩了，他没有别的原因吗？”于是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听说有人阻挠，孝宗直到两次降下亲笔批示，三次派金字牌，又取尚书省移文封好交给公，他不得已之后才起身。抵达都城，听说辅臣被贬到英州，入见后奏道：“陛下从未把大臣投入岭南，这实在是国家忠厚的意思；这个门恐怕不能开启。”

译孝宗唯唯答应。另一天对近臣说：“史浩是厚德之人，大概深知前日的事情。”公进读《三朝宝训》和《真宗正说》，凡是涉及治国大体以及应当效法祖宗的事情，必定委婉详细地援引说明，以开拓扩大皇上的心胸。曾在澄碧殿宴饮，酒过数巡，步行到清激观机处。泉水旁劝酒不计次数，到了二更，孝宗牵着公的手登桥，又赐酒三爵，命他留宿玉堂。夜已过半，孝宗引着两枝莲花形蜡烛送他，并说：“这次游览不能没有记述。”当晚，公进献古诗三十韵，孝宗作诗酬答。公援引陈襄的故事，推荐石斗文等五人，他们都赴阙入朝。公再次任相后，孝宗说：“自叶衡罢相以来，空着相位等待丞相已经很久了。”公与执政大臣入德寿宫谢恩，高宗说：“你再次入相，是天下的幸运。”公把滞留旅舍的士大夫共八百人，按照各人的身份安置，使他们的困境一下清理。公初次任相时，蜀帅以缗钱进献，公认为应当用节俭的德行教化天下，请求把这些钱赐给蜀郡，用来免除二税。当年绍兴府所献的钱又是这个数目的两倍，孝宗说：“退还它一定会有散失，姑且命令封存起来如何？”公回答：“绍兴府正困于和买、丁钱，请允许用它代替一半的输纳。” 孝宗欣然听从。那一年金国历法把八月晦日定为九月初一，有人说，防庆节的使者将提前一天入境，请求治罪历官。公说：“天道难以测定，还不知道谁对谁错，却仓促治罪历官，这是自己彰显错误。只应当晓谕接伴使：如果使者渡江，就应告诉他们，晦朔日期还可以商议，但皇帝的生辰不能更改。提前一天正是艺祖忌日之后，如果想举行庆贺礼仪，应当依照旧期。”孝宗认为这样才对，后来全都按照公所说办理。车驾已经临幸太学，公于是请求临幸秘书省，三衙也都参加并入座。公又奏请閤门舍人按旧例比照馆职，也应列在西庑；尊崇儒学、纠正弊病，都有深意。孝宗说公看待文臣武臣一视同仁，深得大体。十月，诸军因为缺额很多，又有逃亡，请求自行招募捕捉，获准后却借机强行抓取，被掠的人有的甚至割断手指来求免，京城下人心汹汹。公飞马上奏，全部释放所捕之人，又把为首者捕获送到大理寺。宣召宰辅和枢密都承旨议罪，想各取兵士和百姓一人斩首示众。公认为处置不公平：兵士可以斩首，百姓陆庆童应判流放罪。皇上发怒，认为不对。公说：“陛下难道是怕军人有怨言，却认为百姓可以欺凌吗？” “难道没有听说‘同样是死，不如为国家而死’吗？这难道是军人的话吗？”皇上更加愤怒，说：“这是把朕比作秦二世。”同列大臣相互看着脸色大变，公慢慢上前说：“正如‘现在时日已经危急，我和你们一同灭亡’，难道是秦二世的事情吗？”听到的人都缩着脖子，而公不为所动。定罪的议论最终仍照原议，于是公每天请求离职。授任少傅、保宁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兼侍读。后来有人替陆庆童申诉冤屈，孝宗说：“史浩当时曾竭力争辩，因这件事请求离职，至今我还后悔。”赐给公城中宅第，拿御制《长春花诗》唱和两次，以表示挽留眷顾之意。又推荐薛叔似以下十五人。薛叔似被召用，其余依次收擢。佑圣观原是建王府邸。孝宗曾从北宫亲临，告说道：“离开这里已经十七年，今天能够同你这个丰沛旧人饮酒，可以说是盛事；甘盘也没有这样的快乐。”公多次请求归去，当时陈俊卿已经奉祠八年。二月，授判建康府，公奏道：“陈俊卿年纪还不到七十便离职，臣已经七十六岁还要前往，难道不惭愧于面对官吏百姓吗？”孝宗曾亲自拟写馆职，极力说明取士用人的弊端，大意说本朝过于忠厚，把这篇文字给公看。公读完后奏道：“太祖不忍心杀害一个无辜的人来取得天下，历代相承的仁德到了仁宗时最为完备。忠厚哪里会有过错呢？请改成‘一于忠厚’。”孝宗说：“不是你，不能说出这样的话。”五月才允许公归去，授少师；公留到八月，辞别皇帝时仍进献八条意见。十年，请求告老，授太保致仕。公曾历任永、卫、鲁三国公，于是进封魏国公，仍依照曾公亮的事例。入朝谢恩，第二年先下诏，等公到达国门，百官到郊外迎接；会见完毕后，依文彦博的旧例赐宴。公在途中准备辞谢，皇帝再三下达允准的诏答，他才渡江。公晚年在西湖左侧营造宅第，汇集两朝所赐御书，建阁奉藏，并上奏告知。孝宗书写“明良庆会”四字作为阁名赐给公，公谢辞不敢承当。孝宗说：“古人愿意做贤良之臣，你辅佐朕这么久，每天都听到忠言，使朕深深领悟自己的心意，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又命后苑制作匾额，派中使快马送来赐给公。孝宗曾把“旧学”二字在政事堂赐给公，同列都说：“自古以来君臣际遇，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请刻在石上，作为中书省的荣耀景观。”公又谢辞不敢当。回乡后，便用这两个字命名自己的堂。每逢诞日，赐给他金器，持续了十四年。公八十岁时，又增加器物珍宝。两宫使者络绎不绝。高宗再次举行庆典，下诏让公随班上寿，升太傅，赐玉带金鱼。过了一个多月，上皇在东面即位，公升太师。皇帝下诏求取意见，首先问及故老。公上封事数千言，都是当世的重要事务。孝宗召见重华宫时，公辞谢十分恳切。孝宗下诰说：“如今我和你都是闲散之人，应当穿着便服相见，何必请求免见呢？”下诏允许公乘肩舆从侧门入宫，又命孙定之扶持他，特意改授京官。退朝后，公又到重华宫。孝宗从容对公说：“如今又能同你相见，既然没有嫌疑，足以作为消暑的安排，不要急着说归去。”公于是奏道：“陛下亲自实行三年之丧，又见到了尧舜三代的盛世。”孝宗说：“这些都是你平日对朕说的，今天得以实行。”这正如滕文公完全表达哀戚之情，而吊唁的人反而大为喜悦，实在是自然友反命所说的一句话。公平时专门从忠、孝二者阐明圣学，认为父子天伦虽然本来有至亲的本性，也应当预先体察父亲的意志、顺承父亲的志向，竭尽诚心；后来又多次奏请，想要报答最大的恩德，只有尊敬侍奉而不知疲倦，使慈爱和孝顺两方面都达到极致，成为万古父子的美好典范，传给子孙，永远没有尽头。

译因此孝宗没有忘记这些话，再次召见时公奏道：“陛下召臣，不只是让我沾受宠光，也是担心臣偶有一点愚见，可以稍稍补益继承光明的治理；臣斗胆提出四条献上：一是树立天下的大本，二是平定天下隐伏的困难，三是收取天下人的民望，四是伸张天下正直的士气。”所谓树立大本，就是教育皇子；所谓防备夷狄，就是举用人才；所谓接受尽言，就是听取直言。太上皇垂听后，再三慰劳褒奖。公归去后的第二年，长子弥大因病不起，公的起居渐渐衰弱，后来又感染疾病，病势危重，便召来诸子和孙辈告诫说：“我受到国家深厚的恩典，想要报答却没有机会，你们只应当在当世竭尽忠节，以求报效一点。”命左右取来亲手起草的遗表，说：“我将要死了，把这份遗表进呈上去。”说完便闭眼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娶贝氏，追封魏国夫人，比公早三十九年去世。儿子四人：弥大，原任通奉大夫、充敷文阁待制、新知宁国军府事，赠银青光禄大夫；弥正，朝奉大夫、复直秘阁、主管华州云台观；弥远，朝奉郎、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弥坚，通直郎、两浙路转运司主管文字。弥大、弥远都考中进士，弥正、弥坚也多次参加春官考试。人们因此佩服公教导子女有方。女儿五人：长女嫁朝请郎、新权发遣永州军州事陆杞；次女嫁从事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检踏官丰谦；次女嫁朝请郎、前通判湖州军州事李友直；次女嫁迪功郎、新荆湖北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夏鼎；次女嫁承议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王橚。孙子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添差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宜之，宣教郎，知临安府富阳县丞；定之，宣议郎，新知婺州兰溪县；守之，承事郎，前监平江府粮料院；安之，迪功郎，温州瑞安县主簿；实之，修职郎，监绍兴府和剂酒库；宣之、宪之、寯之、宽之、崇之、宾之。孙女十五人：长孙女嫁奉议郎、新知建康府上元县方叔恭；次孙女嫁通直郎、新知明州鄞县丞吴朴；次孙女嫁宣教郎、前知湖州武康县丞秦钜；次孙女嫁宣义郎、新监临安府仁和县临平镇税胡纲；次孙女嫁修职郎、新秀州华亭县支盐官王友元。其余尚未出嫁。曾孙八人：唐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周卿、汉卿、显卿。曾孙女十人，都还年幼。在这一年十二月庚申，把公安葬在鄞县翔凤乡吉祥安乐山，与魏国夫人的墓兆合葬。公的盛德超过常人，福分完备，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我曾私下窥见他德行中大的方面：他的本性极为孝顺，内心有一种无法解脱的责任感，所以在做士人时，只见他侍奉父母、尊敬长辈，笃厚地履行朋友乡党的情义；出仕侍奉君主后，便竭尽忠诚；谋划国事便竭尽思虑；接待他人便极其宽厚；遇到事情便努力宽恕。即使普通男子和幼童，他也不失去他们的欢心；但在义理上有不可不坚持的地方，即使面对生死祸福也不稍有改变，这一切大都由孝道发端。君臣之道契合无间，大概接近古人。君主亲自实行通丧之礼，从孝宗开始，而公又以此侍奉他。他们的关系能不靠胶漆而牢固，难道没有原因吗？孝宗曾对公说：“你所推荐任用的人，其中也有辜负你的，你知道吗？”公叩头说：“这正是臣报答陛下的地方。臣所推荐的人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也不接受他们私下的感谢，所以人人都以为是得到皇上的意旨。推荐贤才是臣的责任，任用贤才是君主的恩德。”孝宗曾拟让知湖州陈之茂升职、知平江，孝宗知道这件事。陈之茂曾诋毁公，孝宗说：“你难道是在以德报怨吗？”公回答：“臣不知道有什么怨；如果因为认为有怨而以德报之，那便是有意为之。”莫济撰写詹事王十朋行状，诋毁公尤其厉害，公却推荐莫济掌管内制。孝宗说：“莫济不是诋毁你的人吗？”公说：“臣不敢因私情损害公事。”于是授莫济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公的宽厚大致就是这样。即使有人对他不满，也没有什么能够触犯他的心意。古人所谓“澄清它却不能使它清，搅浑它也不能使它浊，雷霆击破殿柱而神色不动”，尚且不足以形容公。公已经极其显贵，居住乡里仍和布衣时一样，常常认为侍奉父母还不够，又推究史氏积德累行的根源，亲自撰文，按时节在家庙诵读：上以报答祖先的恩德，下以勉励子孙的学习，用意十分深厚。事情来到面前，不论繁难容易，即使极其困难、十分繁杂，有时连续几天几夜废寝忘食，精神应对仍然绰有余裕。考察他对琐细事物也能勤勉处理，凡事精密周详；园馆、器用，常常别出新意。他身处富贵之中，望去如神人；但谦虚退让，仿佛与富贵毫无关系。穿着野服，神情疏散，也都不足以牵累他的内心。这就像万斛大船，容纳万物还有余地，看不出它装得很多；至于经世济民的事业，他施展出来仍未用尽。他在掌权的日子少，安逸的日子长，所以举世没有怨恨和厌恶，只因为把他看作巨公而推重他的气度；活着享有荣显，死后备受哀荣，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公撰写文章大多很快完成，即使年老，表章仍亲自撰写。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二十卷，《论语口义》《尚书讲义》《周礼天官地官讲义》流传于世，其余都是公的细行，不能全部写出。铭文说：伟大的高宗皇帝，上天开启中兴，使宋朝基业稳固。想到长久的继承，艺祖第七世的孙子具有神武之才，于是把国家托付给他，继承宋朝的事业。高宗说：“唉！天命不可改变，我当审慎谋划。谨慎选择辅佐之臣，孝宗兼有武德文治，实在足以承继此业。和美雍容的太师，实在足以成就它。”皇帝询问辅弼之臣：“一切以学问为根本，使光明不断增盛，德行修养而不自觉。你们两人辅佐我的政务，不要轻易滥用兵力，不要过度征取百姓，不要滥施刑罚。你的言论如蓍龟一样准确，没有差错。”于是从各处招致众多士人，使我的王国安宁。天地清平，内外安然。继承先志、完成先业，共二十八年。两宫安享欢娱，天寿和平。三次奉上玉杯，四次登临宝册。召见于德寿宫，赞美皇帝的孝心。又说：“太师辅佐的功效，皇帝说是圣父教诲的功劳；臣也把美善归于高宗。上天因此使他昌盛，寿命安康；皇帝因此嘉美他，使他福禄宠荣。”孝宗乘云而去，太师骑箕星而逝。君臣始终相伴，虽然后人遗憾不能追随。有显赫的天命，汤王的后裔继承它。回顾先人的功烈，借此追念久远。赐给他篆书碑铭，孝宗有这样的贤臣，报答了我的天子。以此告诫你的后人。”

译《忠文耆德之碑》【奉敕撰写。考察这个标题，有一本与后卷自撰者相同；按当日原题，应当只有这六个字。】嘉泰四年十月初一日，庚寅，已故左丞相、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周必大，七十九岁，在吉州城里的住宅中去世。十二月丙申日，葬在庐陵县斗冈的原野上。到嘉定元年，周公的儿子周纶向朝廷报告说：“先臣曾任首相，已经安葬，但墓道碑还没有树立，谨冒死哭泣请求。”皇帝说：“唉！这是历经四朝的宗臣啊。”于是赐谥号文忠，御书“忠文耆德”四字作为碑额赐给他，并下诏命臣楼钥撰写碑文。臣楼钥不才，承蒙文忠公深厚的知遇和奖掖，居住四明时已经撰写了公墓道碑文。如今圣恩使我在告老之后重新起用，待罪翰苑，本想引用前碑来辞谢。周纶又说：“从前欧阳修曾为程文简公琳的墓写铭，后来又奉敕命为他撰碑，这个先例与此事很相近，希望您不要推辞。”臣如今又兼任二史馆官职，怎敢不恭敬接受圣上的明命，以答复孝子的请求，来彰显周公的美德光辉，昭示后世。周公名必大，字子充，另字洪道，世代为郑州管城县人。曾祖父衎，官朝奉郎，曾祖母郭氏。祖父诜，官左朝散大夫，祖母潘氏、李氏、张氏。父亲利建，官左宣教郎、大学博士，母亲王氏。周公显贵以后，三代祖先都屡次追赠为太师、秦国公，祖母们都追赠为秦国夫人。宣和年间，祖父任吉州通判，于是就在当地安家。周公幼年丧父，十三岁时又遭逢母丧。他天资高明，记忆和学问远超常人。绍兴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参军，改任监行在和剂局门。二十七年，考中博学宏词科，任建康府府学教授。三十年，授任太学录，奉召考试馆职。高宗看了他的奏篇说：“将来可以掌管制诰。”于是授任秘书省正字。第二年，改任左宣教郎，兼权国史院编修官。又一年五月，授任监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授任起居郎，入直前殿奏事。皇帝说：“朕以前见过你的文章，认为可以进用；近来又任命你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暂代给事中，兼权中书舍人。”他曾论及翟婉容占据官吏迁转名额、妨碍正法一事，皇帝说：“起初只以为你能写文章，没想到你竟这样刚正。”这就是他开始受到皇帝眷顾重视的时候。他奉诏分条上奏十件事，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其中一件是严明铨选考试的法令。他又奏请群臣六参，除朔日、望日入宫朝见外，不要改变旧制，这项制度一直实行到现在。遇到有不妥当的事情，他毫不畏惧地极力论奏，皇帝立即称赞感叹。周公也说：“陛下有接纳谏言的资质，所以我们这些臣子各自都想竭尽自己的力量。”龙大渊、曾觌被任命为知閤门事，周公与给事中金安节一同上奏，结果龙大渊罢免副都承旨，曾觌罢免带御器械，二人都改任知閤门事。如果说这是为了攀附旧日恩宠，尚且还可以推托；但如今士大夫都在指责，台谏已有议论，外间舆论正喧嚣，任命却突然下达，这并不是舍弃自己的意见而顺从众人的道义。有诏令说，罢去显要职务而改任闲职，已经符合公众议论，仍请收回成命，可以特别依从奏请。后来二人再次被任命，周公说：“先前已经收回成命，如今又重新下令，难道还能只说到此为止吗？”他扣住任命文书不使下发，过了三天仍未接到命令，便以迁葬为由请求奉祠，先后两任主管台州崇道观。乾道四年，暂代任南剑州知州，未赴任。六年，改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皇帝召见后留他任秘书少监，兼直学士院、兼国史院编修官。皇帝改动任命告词的首尾，周公上奏说：“陛下取用汉宣帝的意思，亲自制作赞书。臣看汉朝的社稷之臣，是周勃、汲黯、霍光这类人；至于儒者公孙弘一类，都只是贪恋俸禄、保全官位，所以宣帝认为他们是不能通达时宜的俗儒。假使宣帝寻求真正的儒者并任用他们，何至于把王道和霸道混杂起来呢？” 皇帝说：“你的学问精深，记诵广博，平日所蕴藏的才学完全可以自己表现出来。以后我将早晚同你讨论文章。”他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并为皇帝加上德寿尊号。周公说：“太上皇万寿无疆，但绍兴末年所议的文辞以及近来上表的格式使用‘嗣皇帝’，我认为不妥。”他查考建炎以后遥拜徽宗的表文，以及唐宪宗给顺宗上尊号的册文，都称为“皇帝”，于是议论确定下来。七年，他上奏四件事：提高侍从官的地位，以储备将相人才；增加台谏官，以扩大皇帝的耳目；郎官专门用来表彰在外任职的功绩；监司和郡守都应当长期任职。皇帝称这些是当务之急，他兼任权兵部侍郎。皇帝说：“学士院狭小简陋。”周公奏说：“宫城没有地方扩建，陛下想使宫室简朴，我们住在这里也已经过分了。如果选拔名儒并信任任用他们，关键不在楼台房屋是否华美。”授任权礼部侍郎，仍兼直学士院，升任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有诏令，周公与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陈良翰在选德殿接受皇帝询问。皇帝取出御札，引用唐太宗与魏征问答的事例，说自己在位已久却没有取得成效，治理成绩的优劣，自己苦于不能了解，请他们各自尽量陈述其中的是非得失。周公退朝后分条陈述：训练军队以图谋恢复国土，但任用将领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选择人才来守卫郡国，但考核实际功效的办法还没有实行。他又指出大将和郡守频繁更换的弊端，并说《贞观政要》四十篇，开头先写魏征论述做君主的道理，篇末又写下不能坚持到底的警戒。因为当时只有魏征善于进谏，希望陛下思考唐太宗广泛听取谏诤的德行，使有益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治国之道日益兴盛。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又奏说谏官职位空缺，希望及早选择正直的人；先朝采用古制，降低他们的品秩而厚待其礼遇，要求他们尽量直言，使奸邪之人听到风声便畏惧收敛，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像近年张松、韩玉等事，如果台谏官没有顾忌，及早极力进言，哪里会到了劳民伤财之后，才劳烦陛下施展英明决断。皇帝说：“我从此知道警戒了。”他又奏说：“君主没有别的职事，所要做的只是辨察臣下的邪正。凡是轻率承担事情、急于求取功名的人，最终一定会把事情办坏。如果怀疑儒者不能任用，专门任用所谓的才臣，如今已经多年，其成效是可以看见的。唐太宗的臣子，就是隋朝的臣子；艺祖的臣子，就是五代的臣子。并不是前一时期愚蠢、后一时期聪明，只在于君主怎样任用他们罢了。”他又论述臣僚专门制造新说、想求取奇功的弊端，说王安石用尧舜之道告诫君主，实际实行的却是管仲、商鞅的权术，还把司马光、苏轼等人指为流俗，尤其应当加以察看。

译江湖地区大旱，皇帝称赞龚茂良处置得有道理。周公请求拿出缗钱二十万代替百姓缴纳租税，于是事情没有造成匮乏。他并不是不知道县官急需钱粮，只是百姓缺粮就会发生盗乱，盗乱发生就要调兵，难道这样花费能够节省吗？皇帝说：“你的议论很是好，使我听到了以前没有听到过的道理。”他兼任侍讲，又奏说：“近来奉诏以仆射作为官名，这不合古制，想要改换名称。周代的太宰，就是卿；小宰，是中大夫。中间的改动并不正确。”皇帝说：“只想设置左右丞相，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的官名，都可以删去。”周公于是奏陈前代官制沿革，然后退下。八年，兼任中书舍人，他坚决推辞，并且说：“设置外制，正是想在发布命令时谨慎，凡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中书舍人能够封还奏报，并不是专门责成我们撰写文辞。”最后因封还奏报而免去这项任命。又任命张说为签书枢密院，周公应当起草不准任命的诏书，便上奏说：“昨天满朝都认为不可，陛下欣然听从采纳，不到一年又有这样的任命，贵戚参与政事，公私两方面都受损，臣不敢起草。”当时代理给事中的莫济也封还御笔，于是二人都被安排到外地奉祠。九年，任命为建宁府知府，再次辞谢没有获准，途中以生病为由请求，改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天下人更加推重他。淳熙元年，授任右文殿修撰。张说罢职后，召他任敷文阁待制兼侍讲。六月，兼任权兵部侍郎。八月，兼直学士院。皇帝曾称赞周公持重，不迎合，也不依附别人，于是授任兵部侍郎兼侍讲。加上太上皇尊号时，周公起草诏书，皇帝说：“这篇文章难在措辞，却温厚纯正、典雅庄重，没有一个字可以指摘。”周公奏说：“当初上‘光尧’尊号时，臣已经参与议定；庚寅日的诏书，也是臣亲手起草的。”皇帝惊讶地说：“前一篇诏书也是你起草的吗？”他兼任太子詹事，曾论述用人：只有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愚笨的人不会改变，中等资质的人全看君主如何驾驭；如果是为官职选择人才，就会把中等人才引导成为君子；如果是为人才选择官职，就会把中等人才引导成为小人。他又进言说，听说陛下每天到球场，当然知道陛下没有忘记阅习武艺；然而太祖二百多年的天下，托付在陛下一人身上，难道可以不爱惜自己吗？皇帝变了脸色说：“你的话非常忠诚正直，只是因为仇恨耻辱尚未洗雪，所以不愿意自己安逸。”他曾奏报金星逼近前星，武士击球，太子也参与其中，臣下非常忧虑。皇帝说：“你可以告诉太子。”周公说：“太子是陛下的儿子，陛下命令他驰马击球，臣怎么敢劝他违抗命令？陛下不命令他去就是了。” 升任兼侍读，郊祀禋礼时为皇帝执绥并准备顾问，授任吏部侍郎。他奏说，朝廷遵守至公之道，有关部门持守一定的法令，实行时毫无偏私，谁会不心悦诚服？四年，授任翰林学士。他奏论从唐朝到本朝优待词臣，是因为他们没有文书簿册的繁杂事务，可以早晚讨论政事，或许对治国之道有所补益。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固然很多，其中最值得仰慕的是陆贽、欧阳修。五年，任御试详定官，得到皇帝允许，撰写选德殿记和《皇朝文鉴序》，皇帝尤其称赞，赐给他御书白居易《七德舞》，墨迹还没有干。授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他曾论述本朝专门以仁义立国，又以禁止暴乱、安定百姓为根本。皇帝说：“兵势似乎太弱。”周公说：“正因为仁义，所以看起来像是柔弱，实际上并不弱。国家福祚长久，原因就在这里。”皇帝说：“所以一直没有祸乱罢了。”周公说：“本朝像周朝，也像秦朝；军队虽然强盛，兴衰最终会怎样呢？”六年，皇帝下诏让礼官详细讨论明堂典礼。周公确定圜丘、合宫轮流举行的议案，再次为皇帝执绥，起草赦文，明确写出古礼以示后世。礼成后进献诗篇，又进献《动天之戒》。皇帝说：“感动上天确实应当凭借德行，只有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谈论此事。” 周公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这难道是凭耳聪目明和人为作为所能做到的吗？”授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他论说六部的长官和副职应当依照字面把“判”改为“从”。皇帝说周公起草诏书十分劳苦，周公奏说：“臣一向没有立过战功，能够得到这样的爵位，是在文字之间效力，并不算辛劳。”皇帝说：“翰墨文章的功劳，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如果有重大的撰述，当然应当劳烦你。”七年五月，授任参知政事。皇帝说：“你遇事从不模棱两可，宰执本来就应当和谐相处而保持不同意见。”周公说：“韩琦、欧阳修在殿上常有争论，退朝后却欢然相处，这是最值得效法的。大臣本来就应互相评议是非；秦桧掌权时，执政大臣甚至不敢说一句话，后来竟把这当成理所当然。陛下只担心臣下不说话，做人臣的难道反而要自以为是吗？”他曾极力陈述百姓困苦的原因，皇帝问为什么，周公说：“姑且拿平江府来说，二十年前归正、添差等官员每年耗费五万缗，如今已经是数倍，百姓怎么能不困苦？这还只是其中一项罢了。”皇帝听后为之惆怅。进呈湖北月桩钱的数额时，周公说：“这固然是不得已而征收，但平时也必须有所储备。去年遭逢旱灾，如果不是事先赈济救援，禁止和收敛苛刻暴虐的行为，怎么能免除百姓流离饿死的痛苦？” 舒州人汪革，起初谋划不善。如果像前代那样失去军民的民心，百姓就会趁灾荒倡导作乱，必然导致四处蜂起，又怎么肯束手自归于司法官呢？之所以重视取得民心，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这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做到的。皇帝深以为然。有一个依仗长乐宫方面的援助、请求做郎官的人，皇帝让人传旨给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要他们封还奏报。周公认为不可，传达皇帝的意思而不听从，就失去体统；听从皇帝的意思，就破坏法令。命令一下，臣等自然应当坚持奏论。皇帝说：“你们竟然愿意这样承担怨恨吗？”周公说：“应该给予而不给，才会有怨恨；不应该给予而不给，哪里谈得上什么怨恨？”皇帝感叹说：“这就是所谓承担责任，不是承担怨恨。”九月，任知枢密院事。皇帝说：“三省本来不可以废止，你每次遇到难办的事，几句话就能作出决定，可以说很敏捷了。”皇帝曾感叹养兵耗费国家赋税的八成，周公奏说：“自古以来没有五十年屯兵而不解散的。古代讲和之后就撤兵，如今既然每年有岁币，却不敢撤兵，所以费用加倍。”皇帝对周公的眷顾更加深厚。周公曾奏事退下，皇帝亲笔写道：“你处理事务明敏果断，我常常嘉许。”又称赞周公通晓熟悉军政，完全符合提拔任用他的本意。周公谢恩说：“臣本来是凭文章得到陛下知遇的，哪里懂得军事呢？”

译既然错误地承蒙任用和差遣，就不敢不努力。十一年，皇帝亲笔想把兴元义胜军迁到襄阳。这支军队都是契丹、渤海、汉儿等仰慕大义前来归附的人。皇帝认为金商山势险峻，不是骑兵适宜作战的地方，又听说他们的营寨失火，于是决定迁移。周公奏说：“道路经过金州、洋州时，应先计算人马数目，让郭杲在襄阳预先办理，又应命令彭杲据此深入体察众人的情绪。”六月，授任枢密使。皇帝说：“你在西府任职，光耀前人，后世也难以超过；如果有边疆事务，宣抚使只有你可以担任。”此前，金主到寿安避暑，经过上京时发来北牒，因为道路遥远，暂时停止派遣贺正和祝贺生辰使者一年。皇帝宣谕说：“你曾料想他们未必派使者，今天果然没有来，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谋划深远。”十二年，朝廷谋求金州帅臣，周公想让侍从官和管军共同推荐。皇帝说：“军队主帅应当由皇帝亲自任命。”周公说：“舜任用九官，都要咨询四岳。与其私下推荐，不如公开荐举。如果能够考核实际情况，谁敢胡乱推荐？”他因而谈论边境情报的异同，皇帝嘉奖说：“事情无论大小，你都尽心研究。昨天我秘密询问一件事，你分条上奏数项，深谋远虑，是我所不能及的。”皇帝认为王蔺议论事情颇为偏激，周公奏说：“王蔺虽然稍有过分，但朝廷上有汲黯这样的人，淮南王的阴谋就会停止；他尽情直言而不顾自身安危。” 皇帝身边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人吗？何况献纳谏言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上下彼此蒙蔽，就不是国家的福分。皇帝亲笔曾说，达实报告契丹想对金国用兵，又传来消息说要与夏国结盟，并有呼噜窃据上京的报告【按：呼噜旧作“忽鲁”，今改，后同】。周公奏说只应当严加防备，随机应变。不久，皇帝告诉周公，他所传来的消息都是假的；这真是有先见之明。十四年二月乙亥日，皇帝当面告诉他说：“你在枢密院任职，凡事都用心，再过十天就要任命你为宰相，后人很难继承你的成就。”丁亥日，授任右丞相，不久兼提举国史院、实录院、敕令所。皇帝传谕任用他的意思，周公奏说：“自古以来很少有完全没有事情的时代。如今依赖陛下勤于政事，内外安宁，几乎将近二十年，这正是应当警惧的时候，应当思考长远的谋划。”他又奏说，舜、禹君臣彼此告诫，唐太宗不拘泥于表面形式；臣等如果有过失，希望陛下随事告诫训勉，以免积累罪过。臣下有所见解，不敢废弃辅弼直言的道义，每天都有论奏，动辄关系天下的安危祸福。等到给事中、中书舍人封还驳正，台谏官再来论列，已经太晚了，不如在最初就审慎处理。他又奏论人才：如果不流于虚夸，就容易流于沉默；凡是冗杂之人，都应当寻求笃实的人来替代。因旱灾请求退职，极力请依照庆历年间的旧例降低自己的官秩，皇帝都不准许。于是他奏说，要使实际恩惠惠及百姓，没有比宽减夏税更好的办法；施行恩德应当从亲近之处开始。皇帝正专心致力于救荒，他协助推行宽仁之政，事迹多得不可胜数。封事中常常谈到宰执意见的同异，周公奏说，重要的是各自充分陈述自己的看法，哪里可以一味追求相同？既然同心协力、以国家为重，即使有不正确的地方，当面诘问又有什么妨害？如果是人才的邪正、政事的得失、国家安危所系的事情，本来就应当反复论辩，最终只求归于正确罢了。陛下恢复祖宗秘密陈奏的制度，使三省复核奏议后再施行，正是想使上下相互维系，并不只是让他们奉行文书。高宗去世后，他从头到尾考察丧葬制度，奏请设置山陵五使，帮助完成圣上的孝道，使哀悼和礼仪两方面都完备。贺生辰使来到皇帝面前时，皇帝正在丧中，朝廷商议命馆伴使向其说明后遣返。周公奏说，贺礼固然不能举行，但对方使者远道而来，朝廷却连一句合乎礼法的话也不说，也不妥当，于是当场口述几句话，让他们回去报告。元旦使者将要到来，有人请求皇帝换上淡黄色袍服，登殿接受国书，然后再穿素服在素幄接见使者。周公极力陈述不可，只穿白色丧服接见使者，果然使者心悦诚服。皇帝亲笔诏令讨论皇太子参与裁决政事的礼仪，起初想开设资善堂，周公奏引天禧年间的旧例，认为恐怕不适合今天，不如采用西晋宣猷堂的旧名作为议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日，周公请求皇帝特意驾临延和殿，命宰执大臣奏事完毕后，才到议事堂。思陵出殡时，周公奏引永熙年间的旧典：吕端作为宰相，尚且代理太傅，亲自前往；如今想采用显仁皇后的旧例，并不正确。于是周公再次拜请前往，皇帝才让他代理太傅。皇帝担心使者坚持要求上寿，周公奏说一定不会发生争执。皇帝想先让侍从和台谏官聚集讨论，周公说：“国家的重大事情，要在帷幄中谋划，有些事情不必询问众人。”皇帝尤其称赞他，说：“你能这样做，是国家的幸运。”仲冬初，他上奏请求退休，皇帝忽然宣谕说因身体疲倦想把皇位传给太子，你必须暂且留下。周公奏说：“圣体康健安宁，只是孝思稍微过度，怎么能说厌倦政务呢？”皇帝说：“礼节没有比侍奉宗庙更严肃的了，但大飨祭祀常常因生病而分别前往；孝道没有比亲自服丧更重要的了，但我又不能每天到德寿宫去。想不退休，能做到吗？朕正要把这些事托付给你。”周公哭泣着退下。十二月壬申日，皇帝秘密赐给他绍兴年间传位的亲笔诏札。辛卯日，召他入内单独商议确定此事。二月壬戌日的吉日，又命周公起草诏书，专门以奉侍灵位、侍奉东宫为主旨。十六年正月己亥日，授任左丞相。壬子日，因奏事，皇帝才开始把十天后将举行内禅的事情告诉二府，又命周公独自进呈诏书，兼任提举玉牒和监修日历。二月初一日辛酉，颁下传位诏书。第二天，皇帝穿着吉服驾临紫宸殿，周公奏说：“陛下把帝位禅让给儿子，是古今盛大的典礼，在圣朝再次出现，朝廷内外共同庆贺。臣等辅政无能，从今以后将无法每天侍奉在皇帝面前，依恋不舍到了极点，哽咽得几乎不能说话。”皇帝也泪流满面地说：“正要依靠你们协助赞成新君。”光宗首先询问当今最急迫的政务，周公奏陈用人、求言两件事。不久就下诏施行。周公的官阶积累到特进，爵位由管城县开国男升至荥阳郡公，历次封为济国公、许国公。三月，授任少保、益国公。周公认为三孤的官职不应因覃恩而获得，极力辞谢却不准，又请求回授给他人，前后达到四五次，最后不得已才接受。奏请在朔日、望日的第二天入朝重华宫。五月，周公极力请求离职，而谏官部门有人进言，请求让他更加切实地离职，于是授任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进言者仍不停，殿中侍御史也出面相助，于是改以少保充任醴泉观使而归。孝宗赐给他金器并慰问。绍熙改元，任判隆兴府，他辞谢没有赴任。绍熙二年，授任观文殿学士、判潭州，免除加倍征收的牙契钱二十万缗，郡中事务都亲自处理。三年四月，恢复原职。

译七月，因所举荐的官员因受贿败露而获罪，周公降为荥阳郡公。四年八月，恢复原来的封爵。冬天，调任隆兴府，极力请求奉祠。新皇帝即位后，向旧日辅弼大臣征求意见，周公奏陈圣孝、敬天、崇尚节俭、长期任用四件事，都切合当世的实际需要。朝廷派閤门官赐给他少傅告身，他两次请求辞免，才允许他把恩泽转给别人。庆元元年，周公已经七十岁，上了三道表章，以年龄为由请求退休，于是以少傅身份致仕。嘉泰元年，有平民上书提到周公的姓名，台谏评议后降他一官。第二年才恢复原职。他去世的奏报传到朝廷后，皇帝震惊悲悼，停止朝会两天，追赠太师，赐给丧家银、绢各一千，累计增加食邑一万五千六百户，实封五千八百户。他娶王氏为妻，王氏是监察御史王葆的女儿，封益国夫人，比他早一年去世。有一个儿子，就是周纶。孙子五人：朝请大夫、新知筠州军州事孙颢；宣义郎、新监饶州浮梁县景德镇兼烟火公事孙女五人。长孙女嫁承事郎、监嘉兴府籴纳仓萧彖，其余尚且年幼。唉！上天降生周公，本来就授予他非凡之气。周公出仕，也可以说是千年难遇的机缘。从考中进士到寿终正寝，共五十三年。起初凭文章受到知遇，高宗、孝宗在位时一直做到人臣之极，晚年辅佐光宗初年的政务，退职后仍受到皇帝的优厚恩宠。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周公实际上始终担任宰相。其中十年出入翰苑，当时正值太平盛世，极力铺陈宣扬文治之美；十年辅佐政务、执掌宰相之权，充分发挥辅佐调和、弥补政事的妙用。两次抵抗、折挫奸邪的锋芒，深深触犯皇帝的心意，但事情平定后，他所说的话得到验证，受到的眷顾更加隆盛。他做到宰相之首，出仕或退处都关系时局的轻重，几乎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过失。文章足以追配古代的作者，议论则穷究古今。他的风度像张九龄，谋略像崔祐甫，像宋广平一样守持文法，又像杜如晦一样善于决断，周公几乎兼具这些长处。而他心中最殷切仰慕的，尤其是陆宣公、欧阳文忠。这并不是臣下私人的说法。平日著述有十多种，总共二百卷，流传于世。我校对前一篇碑文，摘取其中关于他的名节和国家大事的内容，略去其他部分。谨再拜专门撰写此文，以答扬皇帝对他的美好恩命。铭文说：巍巍孝宗，天赐勇气与智慧，在位二十八年，这就是盛世。美好啊！益国公善始善终，起初因文章受到进用，最终因忠诚受到察知；两次折挫奸邪的萌芽，甚至触犯皇帝的威严。事情平定后，他所说的话都得到验证，忠诚的规谏光明显著；凡是献纳谏言、参与论思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做的；辅佐弥补、协助赞成，使百工各安其职。三位圣主相互传授帝位，共同遵守同一道统，周公确实辅佐了他们。家中收藏着皇帝的墨宝，忧虑边疆、思考职责，宏大的法度都保存其中；遇到时机便立即决断，使华夏与夷狄都安宁。告老退休以后，仍然像往常一样著书，拳拳不忘斯文，以惠及后来的学者。上天不肯留下这样的人，使他病困而死，引起人们悲痛。既已在他的墓上刻铭，又为他刻立丰碑。生前荣耀，死后哀悼；自身美德彰显，君主声名显赫。这就是宗臣留给后世的福庆，后代将绵延不绝。《攻媿集》第九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第九十四卷 宋代楼钥撰写 神道碑 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按：前一卷《忠文耆德之碑》写于本篇之后二年，原目录因奉敕撰写而列在前面，今仍依旧。】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励精图治，长久而不倦怠，圣德日益更新。继承祖宗以来，宰相共有十五人，君臣相互遇合明察贤良，可以说是盛况了。若要寻求任职始终如一、德行完备、福禄兼全的人，也没有像益国周文忠公这样的。起初周公亲眼见到孝宗即位，皇帝名号的确立，他已经参与议论。中间又两次竭力排斥权贵宠臣，阻止他们掌握权力，因此触怒皇帝而离开京城，丝毫没有降低自己的操守。当时那些过于计较的士大夫认为周公不会再被任用。皇帝圣明洞察，反而更加褒奖擢升他，终于做到宰相之首，承担天下重任。他在机密政务中周旋谋划，最终赞成皇帝传位给太子的决定。凭孝宗真实的睿智聪明，加上周公明敏干练，真是千载难逢的君臣际遇。他又在光宗居东宫时侍奉光宗，辅佐其初政，功成后退身，已经挂冠归闲，仍然受到皇帝宠爱荣耀十年。唉！他真可以称为圣朝的宗臣了。周公去世两年后，嗣子周纶写信送到四明楼钥处说：“先父已经安葬，但墓道碑还没有树立。因为知道您承蒙先父知遇，晚年感受尤其深厚；您又曾任职太史氏，所以请您为他撰写碑文，并且把如今参知政事李公璧所作的行状给您看。楼钥不才，谨慎摘取其中大概以及平日所见所闻的事实来写成此文。” 周公名必大，字子充，另字洪道，世代是郑州管城县人。曾祖父衎，官朝奉郎。祖父诜，官左朝散大夫。父亲利建，以太学上舍第一名考中进士，最终任左宣教郎、太学博士。由于周公显贵，三代都追赠为太师、秦国公。曾祖母郭氏，祖母潘氏、李氏、张氏，母亲王氏，都追赠为秦国夫人。宣和年间，祖父任吉州通判，于是就在当地安家。外祖父给事中靓，曾任平江府知府。靖康元年，周公出生在郡府治所。幼年丧父，回到信州外祖家，跟随汴地人陈持学习。太夫人亲自督促他诵读书籍，常常直到半夜。十三岁时太夫人去世。周公记忆诵读能力超过常人，空手进入科举考场，遇到问题都能应答如响。文章又写得精工细致，于是名列荐书。绍兴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参军，改任监行在和剂局门，因邻近失火而罢职。二十七年，考中博学宏词科，依次升为左修职郎、建康府府学教授。三十年，授任太学录，奉召考试馆职。高宗称赞他的奏篇，说将来可以掌管制诰，于是授任秘书省正字，依次升为左文林郎。三十一年，改任左宣教郎，兼权国史院编修官。三十二年五月，授任监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授任起居郎，入直前殿奏事。皇帝说：“朕过去见过你的文章，近来有新作就进呈上来。”这就是周公开始受到眷顾重视的时候。他侍立于讲筵，奏请讲学，并不是为了分章析句，正是想从容地询问，以帮助皇帝聪明地听取意见，深入了解治国之道。他兼任编类圣政所详定官，暂代给事中，兼权中书舍人。他曾论及边境事务，皇帝以蜀地为忧虑，周公回答说：“蜀地百姓长期困于征求赋税，希望下诏抚慰，答应事情平定后宽减他们的负担。”又奏说：“近几年史官不齐备，所以记注多有缺漏，希望先从六月十一日起，把以前没有修纂完备的内容补修，同时继续修撰。”

译他论述翟婉容占据官吏迁转名额、妨碍法令实施一事，皇帝说：“起初以为你只是能写文章，没想到你竟然这样刚正。” 周公奏说：“前宰执、侍从依照赦令恢复官职，其中也有不合人望、应当封还奏论的。”皇帝说：“确实如此。你论事只要做到适中，朕没有不听从的。”周公奉诏分条上奏十件事，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其中一件是严明铨选考试的法令。他又奏说：“群臣六参，除朔日、望日入宫朝见外，不要改变旧制，这项制度一直实行到现在。”安穆皇后追册并附祭太庙时，周公奏说：“神主在前殿各室之前接受朝拜，就不应因为钦宗的丧服而废止祖宗的乐舞；在别庙奉安，就请准备齐备而不演奏。”金人来要求恢复旧礼，皇帝下诏让侍从臣僚陈述意见、确定结论。周公率同僚奏说：“先前徽宗的陵墓尚未卜定，慈宁宫太后还没有回来，因为讲和的缘故，宁愿亲迎和迎神两件事都满足他们的要求，礼节虽然屈从，志向却得以伸张。如今如果仓促答应，他们一定认为我们怯弱，将会提出难以满足的请求。使者出发时，应当再次采用邻国之礼；他们如果有所责难，就告诉他们：双方是在用兵之后才讲和的，凭什么名义屈从，又凭什么名义接受呢？”凡有应当驳斥的事情，他都极力论述其不可。皇帝立即加以赞叹奖赏。周公也说：“陛下有接纳谏言的资质，所以我们这些臣子各自都想竭尽力量。”龙大渊、曾觌被任命为知閤门事，周公与给事中金安节一同奏说：“龙大渊罢去副都承旨，曾觌罢去带御器械，二人都安排到閤门任职，实际上是升迁。” 如果说他们是因为攀附旧日恩宠，尚且还可以推托；但正因为士大夫都在指责，台谏已有议论，外间舆论正喧嚣，任命却突然下达，陛下对于将相等重要官职，有的罢免，有的贬斥，一概交付公众议论，毫无偏爱，唯独对这两个人却为他们迁就遮掩，恐怕很不符合舍弃私情、顺从公论的道义。”皇帝有旨说，罢去显要职务而改任闲职，已经符合公众议论，如今仍要收回成命，可以特别依从奏请。不久，宰相二人宣示御札，说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被人煽动迷惑，议论纷纷，小事哪里应当如此？周公等奏说：“这是不明白事情的体制，专门迎合流俗，轻慢冒犯天威。臣等愿退居家中等待治罪，再请求重重加以流放责罚。”皇帝都不答应。入宫谢恩时，皇帝说：“朕知道你务必要尽到职责，只是朕想破除朋党、整顿纲纪罢了。”十天后，宰相二人又传达皇帝的意思，已经再次任命二人为知閤门事，并且说：“想来后省也不会有别的意见。”周公说：“先前已经收回成命，如今又重新下令，岂敢接受？”于是他把任命文书扣住不发，右丞相将此事报告皇帝。过了三天仍没有得到命令，周公以迁葬信州为由请求奉祠，先后两任主管台州崇道观。乾道四年，暂代任南剑州知州，没有赴任。六年，改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皇帝召见奏对时，他论述帅臣有名无实、将副虽然有官职却不是合适的人选。他又论述应当广泛选举内外文武人才，以备选拔任用；增加县令的俸禄而要求他们廉洁；对于捕盗官，等候六次考核后再施行奖赏。执政大臣拟议授任他为秘书少监，皇帝同意，仍命他兼直学士院。周公起草晁公武知扬州的制书，不同意这项任命。皇帝亲笔改定诏书，周公援引旧例请求罢免，没有获准。他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起初郑闻起草授任周公的制书，皇帝修改了首尾措辞，周公奏说：“陛下取用汉宣帝的话，亲自制作赞书，明确表示好恶，臣敢借训词推广圣上的意思。臣看汉朝的社稷之臣，在于周勃的质朴、汲黯的少文、霍光的不学；至于儒者中只知守住俸禄和官位的，实在就是公孙弘一类。所以宣帝厌恶他们，认为他们是不能通达时宜的俗儒，大概是有所激发才这样说的。假使宣帝寻求真正的儒者并任用他们，哪里会把王道和霸道混杂起来呢？陛下以汉朝为借鉴，那么士大夫的风气趋向就会归于正道。”皇帝说：“你的学问精深，记诵广博，你又曾说平日所蕴藏的才学可以自己表现出来。”从此要早晚同你讨论文章。他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加上德寿尊号时，周公认为太上皇万寿无疆，但绍兴末年所议的文辞以及近来上表的惯例使用“嗣皇帝”，不妥当。他查考建炎以后遥拜徽宗的表文，以及唐宪宗给顺宗上尊号的册文，都称为“皇帝”，于是议论确定下来。赵丞相雄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出使祝贺金主生日，宗室伯骕担任副使。皇帝亲笔规定，生辰使兼带国书一封；理应由周公接受国书，周公立即起草文辞，其中有：“尊卑的名分已经确定，有时可以较量礼仪等级；叔侄之间情谊亲近，哪里会嫌弃起坐礼节。”四天后，他在秘殿应对，皇帝说：“朕从未告诉你国书的意思，你却能说出朕心中的话，可以说是大才。”皇帝赐他坐了很久，临退时他忘了来路，皇帝指给他方向，命内侍引导他出去。七年，他奏陈四件事：提高侍从官的地位，以储备将相；增加台谏官，以扩大耳目；郎官专门用来表彰在外任职的功绩；监司、郡守都应长期任职。皇帝称这些是当务之急。皇太子兼领临安尹，周公已经起草制书，因而奏说恐怕没有别的文书承受此命，想依照诏书的体式下达给东宫。他兼任权兵部侍郎。皇帝说：“学士院狭小简陋。”周公奏说：“宫城无法扩建，陛下想使宫室简朴，我们住在这里也已经过分了。如果选拔名儒并信任任用他们，关键不在楼宇是否华丽。”授任权礼部侍郎，仍兼直学士院，升任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有诏令，周公与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陈良翰在选德殿接受询问。皇帝从袖中取出御札，引用唐太宗和魏征问答的事例，说自己在位已久却没有成就功业，治理成效的优劣，自己苦于不能了解，请他们各自极力陈述其中的是非得失。周公退下后分条陈述：训练军队以图谋恢复国土，但任用将领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选择人才守卫郡国，但考核实际功效的办法还没有实行。他又指出大将、郡守频繁更换的弊端，并说《贞观政要》四十篇，开头先写魏征论述做君主的道理，篇末又写下不能坚持到底的警戒。因为当时只有魏征善于进谏，希望陛下思考唐太宗广泛听取谏诤的德行，使有益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治国之道日益兴盛。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又说：“正想努力革除这两项弊病。”他又奏说谏官职位空缺，希望早日选拔正直之人；先朝采用古制，降低他们的品秩而厚待其礼遇，要求他们尽量直言，使奸邪之人听到风声便畏惧收敛，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像近年张松、韩玉等事，如果台谏官没有顾忌，及早极力进言，哪里会到了劳民伤财之后才劳烦陛下施展英明决断？即使上天赋予陛下深明睿智，哪里能够把一切都看见呢？皇帝说：“好比人下棋，下棋的人常常会有失误，只有旁观者才能看见；我从此知道警戒了。”他又奏说：“君主没有别的职事，所要做的只是辨察臣下的邪正。”

译凡是轻率承担事情而急于求取功名的人，日后必定会把事情办坏，不可不加以察看。如果怀疑儒者不值得任用，专门认为才臣能够迅速办事，如今已经多年，其成效可以看见。唐太宗的臣子就是隋朝的臣子，艺祖的臣子就是五代的臣子；并不是前一时期愚蠢、后一时期聪明，只在于君主怎样任用他们罢了。”他又论述臣僚专门制造新说、想求取奇功的弊端：王安石用尧舜之道告诫君主，实际实行的却是管仲、商鞅的权术，还把司马光、苏轼等人指为流俗，这尤其应当深入察看。皇帝说：“苏轼倒确实是流俗，可以说是颠倒黑白。”他曾奏报江湖地区大旱，皇帝称赞龚茂良处置得有道理。周公请求从南库拿出缗钱二十万代替百姓缴纳租税，于是事情没有造成匮乏。他并不是不知道大农寺急缺钱粮，只是百姓缺粮就会发生盗乱，盗乱发生就要调兵，这样的费用难道能够节省吗？皇帝说：“你的议论非常好，使我听到了以前没有听到过的道理。”周公谢恩说：“臣只是凭借不欺骗陛下这一点来侍奉陛下。”他兼任侍讲。皇帝因雨雪失常，想增加精诚祈祷，周公奏说：“《洪范》说肃敬就会按时降雨；如今这样，大概正是谏言之路空缺、谏官职位空置的证明，台端一天也不可缺少。”如今却已经五十天没有任命，皇帝说没有合适的人。周公奏说：“百官之中怎么会竟至于缺乏人才？” 兼任御史台令史，殿中若有空缺，便列出监察官的姓名，请示皇帝决定差遣代理人，假如还不想轻率任用，也可以实行这一制度。皇帝惊讶地说：“朕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宣谕宰相，让他们具文上奏。又奏道：“近来奉诏以仆射作为官名，这不合古制，想要更改名称。周代的太宰相当于卿，小宰相当于中大夫；后来中间所改的名称，也未必可用。”皇帝说：“太宰如今就是吏部尚书。我只想设置左右丞相，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样，这些官名都可以削去。”楼钥于是逐一陈述前代制度的沿革，退下。淳熙八年，代理中书舍人。楼钥奏道：“西浙是当今国家的根本之地，可是赋税和供给反而比其他路更重。况且户部已经管理财赋，朝廷又另行管理财赋，彼此争相搜刮，以隐漏为名，增加没有实际根据的税收。”皇帝说：“这是漕臣的错误。”楼钥说：“陛下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改正呢？”于是辞去西掖之职，并说：“设置外制官，正是要对发布诏令谨慎。凡有不恰当之处，希望他们能够封还上奏，并不是只责成他们撰写文辞。”皇帝说：“正是对你有所期待。”楼钥又奏道：“闽地漕臣陈岘建议改革盐法，恐怕会扰民而难以实行。”又奏道：“曹耜被任命为府推官。” 皇帝说：“朕知道他的才能，想让他担任寺丞。”楼钥说：“臣已经写好了奏议。”皇帝心中不悦。楼钥退下后封还词头，希望另选贤能的同僚来辅佐太子。曹耜出知严州，楼钥也免去了兼任之职。张说再次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王之奇被赐出身，皇帝一并命楼钥起草制文，楼钥不肯。上奏说：“昨天满朝都认为不可，陛下欣然听从，曾说这件事确实错了，随即改命。还没有满一年，又有这样的任命，贵戚参与政事，公私两方面都受损。如果认为西府间或可以任用武臣，希望选择有威望的大将授予此职。臣并不是想专门任用文官。况且当时王之奇也曾上奏论列，如今却与张说一同升迁，恐怕也不应立即接受任命。”臣不敢起草制文。当时代理给事中莫济再次封还皇帝的亲笔诏令，于是两人都被安排到外地祠禄官，皇帝又催促楼钥出门；他骑一匹马，手持便面，飘然径直离去。淳熙九年，被任命为建宁府知府，再次辞职而未获准许；途中以疾病为由请退，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天下人更加推重他。淳熙元年，任右文殿修撰；张说罢职后被召回，楼钥任敷文阁待制兼侍讲。六月，兼任代理兵部侍郎。他曾论说改变官员选授、考核削夺以及到部放散等制度，后来虽有人加以修饰，但制度实由他首先提出。八月，兼任直学士院。皇帝称赞楼钥持重，不迎合，不依附，于是任命他为兵部侍郎，仍兼侍讲。楼钥进呈太上皇尊号诏书的草稿，皇帝说：“这篇文章很难措辞，但温润纯厚、典雅，无一字可以非议。”楼钥奏道：“从前最初奉上光尧的尊号，臣已经参与议定；庚寅年的诏书，也出自臣手。”皇帝惊愕地说：“前些日子的诏书也是你起草的吗？”兼任太子詹事。皇帝谈到史事，楼钥奏道：“李焘对于史学如同嗜好饮食，编纂《长编》时考订异同，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他曾论说用人：只有上等智慧者和下等愚昧者不可改变，中等人只看君主如何驾驭。若为官职选择人，便会把中等人引入君子之列；若为人选择官职，便会把中等才干的人引成小人。如今任官还不到几个月，已经希望升迁，日后将没有官职可以再升。希望大力革除这种风气，爱惜官爵名器。”又奏论兵将官刻削等事。皇帝说：“现在不是这样。”又说王友直极其廉洁，怎么会刻削部下？楼钥说：“昨天听说殿司进献羡余二十万缗，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皇帝说：“朕已经不接受了。”楼钥说：“即使不接受，也应当想到它是从哪里来的。”皇帝说：“统制官不管理财赋，统领却管理财赋，可以彼此牵制防范，不至于胡乱耗费。” 楼钥说：“这就更不对了。主将以下的将领，必须使各自都能得到欢心。如今因为一点小利便互相猜疑监察，感情既然不能沟通，遇到缓急之事又怎么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呢？”又奏道：“陛下每天驾临球场，固然可以看出您没有忘记检阅武事。然而太祖传下二百多年江山，如今托付在圣上身上，难道可以不爱惜自己吗？”皇帝变了脸色，说：“你的话非常忠诚，莫非是担心我有衔橛之患吗？正因为仇恨和耻辱还没有洗雪，所以不愿使自己安逸。”又奏道：“金星接近前星。”皇帝说：“只是稍微接近而已。”楼钥说：“天道高远，应当从人事方面来谈。”武士击球，太子也参加，臣下认为这使皇上非常危险。皇帝说：“你可以把这些话告诉太子。”楼钥说：“太子是陛下的儿子，陛下命他驰驱，臣怎敢劝他违抗命令？陛下不命他参加就可以了。”升任兼侍读。举行大礼时，执绥并备任顾问，任吏部侍郎。奏道：“朝廷遵守最公正的原则，有关部门坚持一定的法度，公正无私地执行，谁不会心悦诚服？近来却有‘任怨’的说法；法度公正施行，人自然不会怨恨。”皇帝说：“朕常常告诫大臣要调和人情，哪里有这种事？”淳熙四年，任翰林学士。奏道：“从唐代到本朝，优待词臣，是因为他们没有文书事务的冗杂，可以早晚参与议论思考，有时能够对治国之道有所补益。”

译得到这样的人固然很多，最值得仰慕的只有陆贽、欧阳修罢了。至于有些人，进用时便有所隐瞒，退居时又不守缄默，排挤别人来使自己得利，宣扬自己来求取名声，怎么能逃过日月的照察呢？”皇帝说：“学士没有固定的宴见时间，亲近程度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淳熙五年，任御试详定官，多次请求离职。皇帝问可以代替他的文士，听说吕祖谦善于文章。楼钥说：“翰苑必须任用有学问的人。吕祖谦涵养学问已久，熟悉典故，在史院很能发挥作用，不只是文字写得好而已。”他考定并撰写选德殿记，又奉命书写；后来在内直时，皇帝召见他，另命中使引他到碑下，传达记文。文章辞采丰富而盛美，皇帝召卿士来观看。楼钥进见皇帝后，又获得“博美”的称赞。他回到玉堂时，皇帝亲书的《白居易七德舞》赐墨还没有干。后来他进呈《皇朝文鉴序》，皇帝说：“你的文章朝廷中无人能比，真是匠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他曾论说本朝专门以仁义立国，并非不用兵，而是把禁止暴乱、使人民安定作为根本。皇帝说：“兵力形势似乎很弱。”楼钥说：“正因为实行仁政所以看起来像弱，实际上并不弱。国家长久兴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皇帝说：“所以也一直没有发生祸乱。” 楼钥说：“本朝像周朝，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但它最终的兴衰又怎么样呢？”淳熙六年，皇帝诏令礼官详细议定明堂典礼。楼钥奏道：“祭祀上帝、祭祀上天，以祖宗配享，这是前代已经实行的制度。世俗只诵读《孝经》中的话，却从未深入考察其中的意义，因而对今天的制度产生疑问。”由此确定了圜丘与明堂合宫轮流举行的议案。楼钥再次执绥，起草赦书，引用周、汉旧事，其中说：“开始经由路寝，具有皇祐年间的常礼；普遍按等级祭祀群神，具有绍兴年间的近制。”这是要明确彰显古礼，以示后世。礼成后献诗，又进呈《动天》之戒。皇帝说：“感动上天确实应当靠德行，只有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谈论此事。”楼钥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这难道是凭聪明才智和人为作为所能达到的吗？”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议论六部尚书、侍郎判署依照字样办理，于是改为遵从。曾奏道：“祖宗涵养善类，名卿才大夫接连出现。自从章惇、蔡京阻挠士气而败坏风俗，奖赏谗佞谄媚之人而培植党羽，最终导致播迁的祸患。中兴以来完全洗涤前代弊病，得到人才很多。”秦桧怀着害怕失去权势的心思，凭借嫉妒刻薄的资质，引进庸人充任侍从。凡是进入他门下的人，他在对答完毕后总要收纳副封；一旦出自他的门下，便无所不至。人才日益衰落，遗留下的祸患一直到今天。论思之职，对上规劝君主，其次涉及大臣，下则涉及四方，怎么可以收纳副封呢？希望广泛搜求文武英才，分布在朝廷内外。皇帝说：“像曾开这样的人，如今哪里容易得到？”又谈到舜的无为，说并不是一概无所作为，只是不屑于琐碎地谋划预防罢了。又说：“自古以来，从君主到士庶，很少有人不受左右前后之人的牵制。”皇帝认为楼钥起草诏书十分劳苦，楼钥奏道：“臣一向没有汗马功劳，能够得到这个爵位，正应当在文字之间效力，不能算劳苦。”皇帝说：“翰墨方面的功劳，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如果有大型著述，当然应当烦劳你。”淳熙七年五月，任参知政事。皇帝说：“近来见你遇事非常不回避，执政与宰相所承担的事务相距不远，自然应当和谐而不苟同。”楼钥说：“韩琦、欧阳修在殿上每天都有争论，退下后却欢然相处、没有隔阂，最值得效法。”后来皇帝又说：“以前宰相议事，执政完全不发言，如今才肯各自陈述所见。”楼钥奏道：“大臣本来就应当彼此讨论可否。秦桧当权时，执政甚至不敢说一句话，后来竟把这种情形当成理所当然。” 臣曾经把绍兴初年皇帝的话拿给同列看，勉励他们协力济事。何况陛下虚心忘我，只怕臣下不说话，做人臣的难道反而要自以为是吗？小事都不敢隐瞒，那么大事又有什么缘故要遮蔽欺骗呢？八月因为长期干旱，皇帝亲笔交付三省，要求他们征求直言。第一次回奏时，担心各地会因此都提出赈济请求。楼钥说：“皇上明察四方，而我们不能顺承圣意，难道不在内心惭愧吗？万一皇上亲自实行，或者把这份奏议给外廷看见，岂不是会获罪于公议？”宰相立即听从了他的意见。又奏道：“圣明在上，星象变异、旱灾发生，大概是由我们这些臣下造成的。”皇帝说：“如果封事涉及大臣，朕必须留在宫中。”楼钥说：“交付出去有什么妨害？没有听说有过错却不让人知道的。”昌化县箭谷得到米粮，宰相以此再三进奏，后来讨论把此事向外廷宣布。楼钥说：“上天如果把这当作祥瑞，就一定不会同时有水灾、旱灾。乾道年间有人把九华山的竹米当作祥瑞而获罪，况且宣和年间也有这种事，哪里算是吉祥征兆？”于是已经有人请求修改常平法中不因赦免而宽宥的规定。楼钥奏道：“绍兴年间因孔括申请，于是把此罪与谋反等同论处。请求下令删去这一条，只按照海行法办理，遇到两次赦免或非常赦免时，听许原宥。” 楼钥曾经极力陈述百姓困苦的原因，皇帝问其缘故。楼钥说：“姑且以平江府来说，二十年前归正、添差等官，每年耗费五万缗，如今已经是数倍。支移、折变的数额每天都在增加，普通百姓怎么能不困苦？这还只是其中一项罢了。”皇帝因此惆怅。进呈湖北月桩钱的数额时，楼钥说：“这固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必须在平时有所储备和抚恤。去年旱灾荒歉，如果不是陛下预先赈济，禁止和收敛苛暴行为，怎么能免除流离饿死的苦难？”舒州汪革起初图谋不善，如果像前代那样失去军民之心，就会趁灾祸倡乱，必然群起响应。他又怎么肯束手自行归于司败之官？取得民心的可贵，正是为了这种情况。这不是仓促之间能够造成的，祸患的形成已经有逐渐发展的过程。皇帝非常认为有理。皇帝曾说枢密院并非古代官署，楼钥奏道：“唐代它只负责传达导引，五代才设置崇政院，分割宰相的权力。神宗也有意废除合并，圣谕可以说十分完善。但二百年的官制难以突然改变，不如暂且让两府互相统领，再加以周密考虑。”有个依仗长乐宫援引求任郎官的人，皇帝命人向给事中、中书舍人传谕。楼钥奏道：“台谏、给事中、中书舍人与三省彼此维持，怎么可以传达这种意思？

译不听从就有损体统，听从就会败坏法度。命令下达的那一天，我们自然应当执奏。皇帝说：“你们肯这样承担怨恨。”楼钥说：“应当给予而不给，才会有怨；不应当给予而不给，又有什么怨呢？”皇帝叹道：“这就是所谓承担责任，不是承担怨恨。”皇帝曾说：“《唐鉴》一书，把兴衰治乱的道理说得很明白。”楼钥奏道：“祖禹所著的书，都可以准备在乙夜阅览，每一篇都如同谏疏。”九月，任知枢密院事。皇帝说：“你的才能足以担当此任。三省本来不能停止运作，但你每遇到难处之事，总能用几句话解决，可以说很敏捷。”皇帝对楼钥说：“像统制官这一类人，可以不时与他们接触，以观察他们的才能。”楼钥于是奏道：“雷世贤谈论淮南地形和缓急之势，想要守滁州，臣认为不对。庐州、和州处在要冲，滁州地处山林，可以自守，却不能抵御敌人。楚州旧有屯军八千人，雷世贤正请求只调镇江军五千人。”楼钥又奏道：“山阳控制清河口，韩世忠确实在那里屯驻重兵；如今无故减少戍兵，以后如果再增加，必定使敌人疑虑。扬州武锋军有八千人，原本驻在山阳，如果每年拨三千人一同戍守，确实是两全其美。” 淳熙十年奏道：“白气从西南横贯天空，应当作为加强军备的征兆。”皇帝说：“太阳边缘的云气，冬天常有。”楼钥说：“这是日官宽解的话，但有了防备才能没有祸患。”皇帝曾叹息：“养兵耗费国家赋税的八成。”楼钥奏道：“自古没有五十年屯兵而不解散的，古代讲和便罢兵；如今既然已经缴纳岁币，军队却不敢撤除，所以费用增加了一倍。”文州蕃部劫杀两名汉人，吴挺只上报照例防备。楼钥请求督促从根本上治理此事，使他们知道朝廷对事情一定会留意，不敢忽视。每天有万件政务，如果不察觉细微之处，弊病将多到无法挽救。皇帝说：“从前多因没有防范细微之处，逐渐导致祸败。”温州军士喧闹悖逆，宪司想先定汪义端刻削之罪，再整顿纪律。楼钥奏道：“这种风气不能助长，恐怕士兵会更加骄横。”郭杲请求把江陵一万二千人连同家属迁到襄阳永久屯驻，楼钥说：“只应当把其中一半军队分派戍守。”郭杲说襄阳是要地，江陵也在长江以北，是吴、楚的咽喉，极力争辩，于是获准调一万人，并且命令骑兵全部前往。皇帝更加宠信楼钥。楼钥曾奏事退下，皇帝特意命中使赐给他御笔：“你遇事明敏而有决断，朕每每赞许。” 皇帝宣谕说，金主将在寿安所避暑，迁移的器用比平时多一倍，并且把诸子分别派出镇守；有人说他想前往东都，秋季又讨论经过上京。楼钥奏道：“应当预先对此作出十分周密的防备。”皇帝称赞楼钥通晓熟悉军政，很符合朕提拔任用他的本意。楼钥谢道：“臣本来凭文墨受到知遇，哪里能够通晓武事？错误地承蒙任用，不敢不尽力。”他说，敌方正在疑惧不安、虚张声势，正担心我国先行行动；现在应当精心选择边将，以安静镇定来应对。皇帝说：“朕曾告诫臣下要出于公心，人们自然就没有可说的了。”楼钥说：“这正是因为有偏私。想要收揽人情，欲望没有穷尽；得到好处的人少，不得到的人多。如果不以公道裁断，恐怕称誉的人还不如毁谤的人多。凭陛下的圣明，有些事是臣等的智虑所不能及的，确实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敢有所欺骗呢？”淳熙十一年奏道，广南的盐法已经改变，州县空虚贫乏，形势令人忧虑。詹仪之、胡庭直都贤能而才略不足，所以急于革除弊病，却不能考虑后果，后来果然如此。楼钥说赵汝愚在福州，百废俱兴，勤勉处理国事，这样的人实在不多。王希吕在缓急之际可以独当一面，只是他小心廉谨，虽然没有可以指摘的过失，却恐怕会耽误事情。皇帝说：“像赵雄、赵汝愚、王希吕，都有统帅的才能。” 义胜军都是契丹、渤海、汉儿中仰慕大义而来归的人，驻屯在兴元。皇帝亲笔认为金商山险要，想把他们迁到襄阳这个适合使用骑兵的地方；又听说他们的营寨遭了火灾，便打算借机迁移。楼钥奏道，路途要经过金州、商州，应当先计算人马数目，使郭杲在襄阳预先办理，然后才可以讨论迁移；又命令彭杲依据这个意思深入察看众人的情绪。皇帝批示：“你的谋划考虑深远，实在值得嘉赏。”六月，任枢密使。皇帝说：“你在西府任职，光耀前人，后世也难以超越；如果有边疆事务，宣抚使只有你可以担当，别人不能胜任。”进呈各军升迁差遣名册，楼钥奏道，已经涉及一个季度，想要间或召来一两人；虽然不能只凭这个任用人才，也可借此考察他们能否胜任，使主将不敢容纳私情。皇帝命令到枢密院审察。后来池州李思孝自称麾下有两名正将不能开弓，请求把他们罢免。皇帝说：“这都是枢密使安排处置的成效。”北方文书说上京道路遥远，暂且停止一年派遣贺正、贺生辰使。皇帝宣谕说你们料想未必派使者，后来果然没有来，可以说是朝廷谋划得当。王希吕请求增加兵力戍守庐州，皇帝认为万弩手和民兵已经很多，只可分拨几千人。楼钥奏道，必须给一万人；大概应当以正规军为主，这样帅司才能建立起来。帅司建立以后，沿淮归正人以及山水寨的民兵就都可以为我所用。淳熙十二年，留正申报西军已经免于征发两年，今年应当征调。皇帝认为三衙不可缺兵，想命令他们发兵前来。楼钥奏道：“襄阳兵力少，阎世雄想得到这批人；敌人在四川没有得志，又曾在淮南送死，我深恐他们窥伺荆襄，所以请与金州一起谋划统帅之事。”楼钥想让侍从、管军荐举人选。皇帝说：“大帅应当由朕亲自任命。”楼钥说：“舜任用九官，都征询四岳的意见；与其让人私下荐举，不如公开推举。只要能够考察核实，谁敢妄自荐举？”于是议论边境报告的异同。皇帝嘉奖说：“事情无论大小，你都用心研究。”楼钥又说：“天下哪有不可处置的事情？”皇帝说：“昨天秘密询问一件事，你马上分条上奏了好几方面。”皇帝认为他的谋划深远，是自己所不能及的。皇帝认为王蔺议论事情颇为偏激，楼钥奏道：“王蔺虽然稍有过分，但汲黯在朝，淮南王的谋划便停止；像这样直言而不顾自身安危的人，陛下左右怎么可以没有？何况献纳意见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如果上下彼此防备，就不是国家的福分。此前皇帝亲笔传达可靠消息，说契丹想要向金国增兵，后来果然如此。对我们来说，难道能漠然置之吗？固然不能违背誓约，但如果出现衅端，又凭什么作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译楼钥奏道：“对方一方出现小小警情，哪里至于要移文给宿州、泗州？如果果真出现衅端，又何愁没有理由？当务之急在于派间谍侦探，把情况查得精确详细。”这时又传谕讨论与夏国结约的事情。楼钥奏道：“近来曾因任用之事，命令以公帛书信联络金国，用来向范成大说明夏国不能保证这样做，似乎不可以。”后来又报告说呼噜大王占据上京，皇帝询问楼钥，楼钥奏道：“这件事关系重大，应当随机应变地处理。”不久皇帝告诉楼钥，所传消息都是虚妄，皇帝说枢密使确实有先见之明。广东帅臣潘畤因擅自杀逃兵而自劾，皇帝批示说无罪。楼钥奏道：“帅臣没有便宜行事的文书，也没有经过登记、审问、详查、复核，就杀了四个人；虽然除恶果断，但人命极为重要，不可轻易准许。”洪迈镇守婺州时诛杀首倡叛乱的六人，只是判处免罪；后来并不妨碍对他表彰赏赐。淳熙十四年二月乙亥，皇帝宣谕说：“你在枢密院掌管机要，凡事无不尽心，再过十天就任命你为宰相，后来人很难继承你。”丁亥，任右丞相，不久兼任提举国史院、实录院。敕令所上奏皇帝关于提拔人才和委任的意思，楼钥奏道：“东府事务繁多，不同于西枢；自古以来很少有无事之时，如今依赖陛下勤于政事，内外安定，几乎将近二十年。这正是值得忧惧的时候，应当思考长远的谋划。又奏说舜、禹以君臣相互警戒，唐太宗不拘形迹；臣等有过失，希望陛下随事告诫，使我们免于积累罪过。臣有所见，不敢废弃辅弼直言的道义，每天都有论奏，动辄关系天下的休戚。” 等到给事中、中书舍人封还驳正，台谏官再来论列，就已经错过时机，不如在最初就慎重审察。又奏道：“人才如果不是失于虚夸，就是失于沉默；凡事都应当寻求笃实的人。”因国家大旱，楼钥极力请求退职。皇帝说：“现在正依赖你们协助辅佐，若舍弃朕而离去，谁来与朕共同承担这些事情？”又请求依照庆历年间的旧例降一等官阶，皇帝也不允许。遍祷各处神祇，颁下诏书征求意见，于是奏道：“实际施惠于百姓，没有比宽免、减轻夏税更好的了；施行恩德应当从近处开始。”会稽县和买制度中诡诈逃避的很多，请求暂时免除一年，慢慢商议整顿。秀州请求暂时减免大军总制钱二万余缗，属吏拟议勘验办理，楼钥说：“这哪里是勘验办理的时候？”于是上奏请求蠲免。皇帝正专心赈救灾荒，楼钥辅佐宽仁政治，类似的事多得无法尽数。封事很多，常常论说大臣意见的同异。楼钥奏道：“怎么可以把苟同看作可贵？关键在于各自充分陈述所见。臣常说同心体国，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即使当面互相责问，又有什么妨害？只是希望最终归于正确罢了。至于人才的邪正、政事的得失、国家安危治乱所系的事情，自然应当反复辩论。陛下恢复祖宗秘密申白的制度，让三省官员复核奏议后再施行，正是想斟酌可否，使上下彼此维系，并不只是奉行文书。”高宗升天后，楼钥考察制度始末，奏请设置山陵五使，帮助成全皇帝的孝心，使哀悼礼仪和葬礼都完备。起初想采用显仁皇后的旧例，派遣三名使者，楼钥坚决认为事情性质不同，不应曲意遵从。恰逢贺生辰使来到皇帝面前，皇帝正在服丧，商议让馆伴使送走使者。楼钥奏道：“贺礼固然不可举行，但他们从远方前来朝见，如果一句合乎礼义的话也不说，实在不妥。”于是口头写下几句话，让使者回去报告。后来元旦使将要到来，有人请求暂时换穿淡黄袍，到殿上接受国书，然后穿素服在素幄中会见使者。楼钥极力陈说不可，皇帝只穿缟素接见使者，果然使者心悦诚服。皇帝手诏讨论皇太子参与裁决庶务的典礼。起初想开设资善堂，楼钥奏道：“天禧年间仁宗还年幼，才开始见辅臣，恐怕不能援用这一例。西晋有宣猷堂，如今改作议事堂也可以。”淳熙十五年正月戊戌，楼钥请求皇帝特意驾临延和殿，等宰执奏事完毕，再前往议事堂。思陵出发安葬时，楼钥奏道：“陛下既然服行三年之丧，又采用七月之制，这是永熙旧典；吕端任宰相时，尚且代理太傅，亲自前往，而有关部门却想采用显仁旧例，这是不对的。”于是拜谢请求前往，皇帝便命楼钥代理太傅。皇帝担心使者坚持要求上寿，楼钥奏道：“引见并接受国书就是完成礼仪；上寿时不过随班行拜舞礼，如果奉酒祝颂，都与我们无关，臣等保证不会发生争执。” 皇帝想先让侍从、台谏官集中议论，楼钥说：“国家大事，在帷幄中谋划，有些事情不必询问众人，何况事情的道理十分明白，不必徒然造成纷纷议论。”皇帝尤其称赞说：“你能这样承担责任，是国家的幸运。”仲冬初，楼钥单独入见奏道：“臣从陵墓回来，就想请求到外地任职；因为京镗出使回朝，陛下考虑来贺的使者可能要求报复，命臣稍作等待。如今使者已经出发，希望请求退休。”皇帝称许慰劳了他一番，忽然又宣谕说：“近年来朕身体疲病，想把帝位传给太子，你必须暂且留下。”楼钥奏道：“圣体康宁，只是因为孝思稍微过度，怎么能突然停止勤政呢？”皇帝说：“礼没有比奉事宗庙更大的，可是多次大祭我都因病只能分别前往；孝没有比亲自服丧更大的，可是我不能每天到德寿宫，想不退休，能做到吗？朕正要把这件事托付给你。”楼钥哭泣着退下。十二月壬申，皇帝秘密赐给他绍兴年间传位的亲笔札记。辛卯，单独入见商议确定在二月举行。壬戌这一天，又命楼钥起草诏书，专门以奉事灵几、侍奉太上皇为意。淳熙十六年正月己亥，任左丞相。壬子，开始因奏事时皇帝宣谕二府，十天内将举行内禅，又命楼钥单独入见进呈诏书草稿，并兼提举玉牒、监修日历。二月辛酉初一，颁下传位诏书。第二天，皇帝穿吉服，驾临紫宸殿。楼钥奏道：“陛下将帝位禅让给儿子，这是古今盛典，在圣朝再次出现，朝廷内外共同庆贺。臣等辅政无状，从此没有机会每天侍奉圣颜，依恋之情无以复加，哽咽得几乎不能说话。”皇帝也流泪说：“正要依赖你们协助辅佐新君。”光宗询问当今急务，楼钥奏陈任用人才、征求直言两件事。不久便下诏，楼钥累积官阶升至特进，爵位从管城县开国男升至荥阳郡公，历封济国公、许国公。三月，任少保、益国公。楼钥认为三孤的官爵不应因皇帝广施恩典而获得，极力辞让，皇帝不许；又请求把恩典转授别人，前后达到四五次，最后不得已才接受。奏请在每月朔日、望日的第二天入朝，前往重华宫。五月，极力请求离职。后来谏省有人上言，请求更加急切地解除他的职务，任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言官不停进言，副端又出面相助，于是以少保充任醴泉观使，回到家乡。孝宗赐给金器并慰问。绍熙改元，任判隆兴府，辞职不赴任。绍熙二年，任观文殿学士、判潭州，亲自处理郡政，不以地位高贵而自居，罢免加倍征收的牙契钱二十万缗。绍熙三年四月，恢复原职。

译七月，因所荐举的官员因受贿败露获罪，楼钥降为荥阳郡公。绍熙四年八月，恢复原来的封爵。冬季，调任镇守隆兴。绍熙五年，极力请求奉祠退休。宁宗即位后，诏令向旧日辅弼求取意见，楼钥奏陈四件事：圣孝、敬天、崇俭、久任，都是宏大的谋略。派閤门官赐给他少傅告身，他一再辞免，才允许把恩典转授给亲属。庆元元年，楼钥这一年已七十岁，三次上表以年老请求退休，于是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有平民上书提到楼钥的姓名，台官评议后降一官，第二年才恢复。嘉泰四年十月庚寅初一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累计食邑一万五千六百户，实封食邑五千八百户。遗表上闻，皇帝震惊悲悼，停止上朝两天，追赠太师，赙赠银、绢各一千，又命其弟之子楼缜添差江南西路转运司主管帐司，以便护送和奉行丧葬。不久赐谥号文忠。娶王氏，是监察御史王葆的女儿，封益国夫人，先楼钥一年去世。有一个儿子，就是楼纶，任朝请大夫、行大理司直。孙子楼颢，任宣义郎、新监饶州浮梁县景德镇兼烟火公事。孙女五人，长女嫁给承事郎、监嘉兴府籴纳仓。萧彖余还年幼。起初益国夫人安葬在庐陵县斗冈的墓地，十二月丙申，把楼钥的灵柩也奉葬在那里。楼钥在高宗朝已经被提拔担任台察之职。孝宗在位时间最长，他最初都是凭文章受到知遇。他本来可以平步获得美官，却秉持内心不欺，遇到事情便立即发言，不再顾惜自身，屡次受挫后又奋起。皇帝久而久之深入了解他的精忠。北门官职有四种，楼钥全部担任过。前后十年间，两宫都达到了孝治的盛况。庆贺寿辰、增加尊号、亲自祭祀、颁赦宽宥、册立皇后、册立太子、过宫、出郊，无不是盛大事务和典礼，楼钥都参与其中。典礼之间铺陈盛大、宣扬功业，确实对辅助宋朝的光明有所贡献。至于水旱灾异、夷狄寇盗之类的言辞，文中都没有。自从参与枢密机要，历任二府，又经历十年。在御榻前议论政事，出入经史，熟悉典章，每每都有依据，不是空话。因此天子振起精神倾听并嘉奖，同列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他把国事作为自己的责任，进退人才一概以公道为准。养育百姓、选择郡守、忧虑边防、训练军队，仰承并辅佐皇帝的谋略，思虑周密而敏捷。受到的知遇日益深厚，多次主持重大事务和典礼，议论裁决都十分恰当。内禅尤其是最重要的事情，吉日、徽号、宫名、母后等事，孝宗只在数十天以前同楼钥秘密决定。临近内禅不到十天，孝宗才告诉宰执注意委任之事，可以说两人的关系不是靠胶漆却比胶漆更牢固。楼钥天资超群聪颖，不是普通人才所能赶上的；同时又体会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易》所说劳谦的意义。他孝顺友爱，性情淳厚笃实，侍奉从兄如同侍奉诸位父辈。自身生活非常俭约，断绝声色娱乐；周济防护亲族姻亲，处处都有恩意。同姓做官的有六人，异姓做官的有五人。他年轻时自号省斋居士，中年号青原野夫，显贵而闲居后号平园老叟。孝宗生于丁未年，当时的辅相多生于丙午、丁未年间。楼钥与丞相王淮、参政钱良臣同为参与枢密院事务的人，称三府所在为“丙午坊”。楼钥曾作诗，采用文潞公同生丙午年的诗韵。告老以后，仍然引用旧日同辈中与自己同年出生者的诗韵，遇到生日朝会便共同唱和作诗，这样持续了数年。当他端正执掌朝廷时，一个人的长处也唯恐收用不及；退居后平等对待并安置人才，提拔引荐从没有一天停止，士人无不归心于他。因为《文苑英华》和《六一居士集》讹误脱漏太多，他率领志同道合者用朱笔黄笔亲手校订，像老书生在家塾刻板一样，以惠及学者。他在贡院旧址选择宅地营建居所，楼钥确实曾参与推荐此地，所以用“充赋”来命名堂舍。又建唐虞二典阁，收藏两朝内禅诏书以及崇陵御笔。又建玉和堂、蜀锦堂，都是他亲自撰写记文。晚年身体健康强健，精神不衰，天下人仍希望他再次出仕。却想不到上天不肯留下这位老人。唉！他的去世之痛，是四海共同的悲痛。我楼钥才不肖，平素有幸受到他的知遇。任假守东嘉时，他多次有意起用我，却没有等到任期届满，楼钥便已经归去。等到我有幸代行诏命时，公任少傅以及加恩的制书，我两次参与起草；后来又四次起草他辞谢而未获准许的制书。诏书曾蒙皇帝摘取句子称赏。他退居以来，书信诗笺给予我的奖勉更加多。当世铭志记文，大多向公求取。有时派人请公书写，公已经写好朱字，甚至直接题上我这个卑微的姓名。这份情意实在深厚，都不是我所敢当的。我曾私下认为，公最初进入禁林时，自称所仰慕的只有陆宣公、欧阳文忠公。公从开始到最后，确实极像这两位公，无事没有不说的，有话没有说尽的，最终终于得到大用。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既不愧于陆宣公，又得到时机和明主，没有因追究仇怨、尽情直言而招致祸患。欧阳文忠晚年居住在颍州，面对泷冈却不能归葬。公却安闲地居住在平园，使乡里人以他为榜样。这是兼有两位公的美德，又没有遗憾的人。至于勤勉处理细小事务、诱导扶助后进，都是公的细节，无法尽数书写。著有《省斋文藁》《别藁》《平园续藁》《掖垣丛藁》《玉堂类藁》《词科旧藁》《政府应制藁》《历官表奏奏议》《奉诏录》《承明集》《玉堂杂记》《龙飞录》《亲征录》以及《闲居纪录》等书，总共二百卷，收藏在家中。流传于世的已经很多，作文的士人传诵这些作品，把它们作为典范。公的文章不需要别人赞扬，即使细微到题跋中的话，也能考察古事、证明今事，年月先后贯通清楚，读者无不叹服。晚年作《三忠堂记》，说欧阳文忠、杨忠襄、胡忠简都是本郡人；文章精确、简洁、严整，几乎成为绝笔。唉！一代风流，到这里就尽了。楼钥哪里足以铭记公呢？铭文说：世间并不缺少人才，为什么说人才难得？有君主而没有贤臣，是自古以来的叹息。吝啬、骄傲、平庸、凡俗，行动只为自己，不能契合便忧虑。怎样才能得到奇伟之士，遵行正道而无所顾虑，不患得患失？一旦君臣遇合，哪里只是利刃相合、力量倍增！伟大的孝宗，从众人中选拔人才；轻浮欺诞、畏缩不前的人，慨叹其不足任用。堂堂的益公，具有辅佐君王的才干，起初以文章成名，任职芸省兰台。高深宏大的文章，追踪匹配古人作品；独步禁林，没有辜负自己所学。二十八年间，始终担任宰相，屡次受挫而再次奋起，终于位至上公。尧既把帝位传给舜，舜又命禹继承，楼钥首先赞助这一重大议议。再次看见真龙飞升，功成身退，平园老叟多么快乐！晚年陈述四件事，始终不停地进言；已经挂冠退职，便与世间政道无关。为什么不能活到一百岁，留下这位老人？星辰陨落于堂上，人虽已经亡故，但不灭的精神仍然存在。文章的光辉，只有你的后人可以相似。观看你的德行并取法，后世或许会有所兴盛；看这篇铭刻便知道了。《攻媿集》第九十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第九十五卷 宋代楼钥撰写 神道碑 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谥节愍王公神道碑。唉！靖康之祸惨烈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可是当时伏节死义的士人几乎绝无仅有。人们都认为祖宗涵养人才将近二百年，不应当到了这种地步，却完全没有想到，自熙宁年间掌国政的人只致力于变更制度、附和同调，使嫉妒前贤的风气大为败坏。到了章惇、蔡京当权，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凡是忠臣义士都受到禁锢困苦，不能立身于世，这样已经多年了。一时之间夺取美官、掌握权柄的人，不是谄媚奸佞、奸邪作乱之徒，就是卑劣贪婪的人。祸变突然发生，众人束手无策，没有防备；前后相互冲突，朝廷谋略颠倒，甚至有人出卖国家、投机钻营，只图自身利益，哪里知道所谓“主辱臣死”的道义呢？在这种时候，若有人奋身犯难，以国家为重而忘掉家庭，如果不是豪杰之士、不是那种不等文王来招致便会自行奋起的人，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建炎以来，招募能够出使绝域、踏入不可测深渊的人，车盖相望而来；然而其中也有很多是被高爵重禄诱使的。至于能够捐躯尽瘁，机智勇敢、善于辩说，忠义出于天性，又能用这些来成就国家大事，等到事情仓促发生，仍能执守节义、抗拒敌人，最终以身殉国，像节愍公这样的人，与前后诸公相比，又是其中卓然突出者，难道可以不为他立传吗？公名伦，字正道，世代是大名府莘县人。六世祖王祜凭文章成名，侍奉太祖、太宗，成为名臣，就是亲手种植三槐树的人，最终官至兵部侍郎，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晋国公。他有三个儿子，次子文正公王旦，辅佐真宗，于是王氏更加显赫，开始居住在京师。幼子名从九，曾任日官、兵部郎中，追赠太尉，就是公的五世祖。曾祖王端，官通议大夫，追赠太子太保，曾祖母李氏，追赠秦国夫人；继室李氏，追赠魏国夫人。祖父王元，官朝请大夫，追赠太子太傅，祖母赵氏，追赠福国夫人；继室晁氏，追赠定国夫人。父亲王毅，官朝散郎，追赠太子太师，母亲李氏，追赠庆国夫人。太师在政和年间曾上疏论列蔡京的罪恶，请求依法处刑，因此获罪；这样看来，公的气节也是有来由的。公出生于礼义之家，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不拘泥于琐细的品行，喜欢建立奇特的节操，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虽贫穷也不后悔。读书看到古人的义烈事迹，必定慨然仰慕。往来于京师、洛阳之间，沉浮于世俗社会，颇以侠义自任，听说士大夫中有贤能的人，便倾心相交。宣和末年，知道天下将要大乱，想进入庐山做道士。靖康年间敌军侵犯京城，公认为太平日子太久，官军骄惰，已经不能使用，于是上书说明民兵的好处，想使贫富相互资助，以消除内部忧患。书奏上后，皇帝召见答问；第二天授予他迪功郎，充任都大提举守御使司干办公事。敌军先攻打通津门外的拐子城，公劝说统制官郑建雄，选拔健壮士卒用绳索缒下出战，敌军失利稍稍退却。公记录下立功将士的姓名，为他们拜谒都太守御使孙傅。孙傅想按次序登记，公说：“首次战斗就取得防守之功，行赏怎么可以拖延呢？请允许我便宜行事。”孙傅听从了他，士气增加十倍，因此一座拐子城，敌军攻打两旬也不能攻下。十二月戊申日，敌军从宣化门进入，公前往丽景门，见统制官渠慥说：“事情危急了，请赶快分兵护卫皇帝车驾。”皇帝召见公，公留宿禁中，请求命渠慥率兵守卫东华门。班直蒋宣等率众扬言奉皇帝之命夺取万胜门，以便出入，实际上想劫取内库财物。公又请求把渠慥的三百兵交给左言，一同进入，斩杀蒋宣等人，其余人都吓得两腿发抖，听命行事。有人说，起初公想进宫却未能进去，天天到李丞相邦彦门前拜访，以防前任宰执到殿廷议事；公又恳切地说：“这正是我效力、鸣不平的时候。” 李邦彦带他进入，公忽然在殿下高声呼喊万岁，钦宗惊愕，派人询问他。公于是大声说：“我是真宗朝故相王旦的孙子，有使君主受益、百姓蒙泽的办法，只是没有进身的门路。近年我曾上书说大辽不可灭、女真不可结盟，果然如我所说。如今没有别的办法，京师中的豪侠我都认识，他们平日能够服役，应当招募数万死士，奉护陛下，侍奉上皇，挟持诸王突破包围，向南巡幸。”钦宗信任他，慰劳十分优厚，解下所佩戴的夏国宝剑赐给他，命他整顿六军、招募死士，并在一张纸条上批示：“王伦事情办成，可授尚书兵部侍郎。”公拜谢接受赏赐后出宫，第二天再次应对，自称已经得到数万人，都愿意效死，请陛下不要疑虑，并请求皇帝亲临祥曦殿慰安内外。当时有人劝皇帝巡幸青城，宰相何防已经主张和议，准备采用这个意见。皇帝把这件事问公，公说：“这一定会误国，不是臣敢听闻的。”皇帝醒悟说：“王伦的话是对的。”何防进言说：“万一误国，我当以死谢罪。”公气愤得头发直竖，何防呵斥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到这里来？”公也呵斥道：“你是什么人，竟然到了这里？” 公又当面斥责何防没有才能、缺少谋略，一定会误了国家大计；即使到了天子蒙尘的地步，杀掉几百个相公又有什么用？何防大怒，说这个狂生既然不听从意见，恐怕会作乱，请皇帝杀了他，并请求立即命卫士把他逮捕。皇帝的意旨尚未决定，公手持御批站在随班官员中间，因此得以免罪。第二天，何防又拟定奏章送交御史台，准备置公于死地；幸亏皇帝保全他，才得免祸。掌权者请求改授公左武大夫、吉州防御使，带御器械，公都不接受，只循例任修职郎，已经找机会离开都城。二圣北行后，公见张邦昌，问国玺在哪里，为什么不带着它迎接？大元帅康王与韦拱侍奉渊圣，取得国玺后便出发。何防听说大元帅已驻在南京，便与渊圣日夜兼程，奉国玺劝进高宗。皇帝移驾维扬，公奔赴行在，上书申明自己先前的志愿，请求出使沙漠，问候二圣的起居。当时高宗正考虑选择使者，立即改授公朝奉郎，借任朝议大夫，试任尚书吏部侍郎，充任河东大金军前通问使。制词大意说：你出身公侯之家，资质兼有智慧和勇气；朕正要俯同晋国，命魏绛以和戎之策行事，你应当远远仰慕侯生驾御太公而归汉的事迹。金帅尼雅满的气焰非常嚣张【尼雅满旧作“粘罕”，今改，后同】，公与他抗辩时旁若无人。

译金帅大怒，把公扣留在云中。同行的人大多不能忍受，公却谈笑自若，以节义勉励他们。但他还不知道两宫是否平安，天天向上天祈祷，说自己早晨通报情况，晚上便死去也甘愿。有个商人陈忠告诉使臣杨永亨说：二圣和太后在黄龙府。公把这件事告诉副使朱公弁和洪公晧，说：“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立即把这话转告金使，让他们上报金国；从此两宫才知道本朝正在中兴，江南的消息也得以传通。一天，尼雅满派乌陵思谋来到驿馆，态度尤其蛮横。公轻视他，谈到契丹的事情时说：“我道君皇帝与大金先大圣在海上结盟，约定结为兄弟。大金与契丹相持，军队疲惫、粮食耗尽，派使者告急，我朝立即派兵，在你们困顿之时进援，使你们成就云中之功，难道不是对大金有大恩吗？契丹已经灭亡，大金的臣子屡次请求南下，先大圣唯恐破坏盟约，终身不答应。后来你们忽然发兵，使二圣北行，百姓涂炭，只知道贪图眼前利益，天地神明怎么可以欺骗呢？大金多年丧失的人马多得数不清，大概是先大圣在冥冥之中一定有所不保佑。近来你们渡江深入，行军于崎岖之地而遭到败北，可见我朝德泽深厚，人民还没有厌弃宋朝。” 如今主上的法令焕然一新，贤能之才一同任用，一定要谋求复仇，你们何不作长远打算，归还我们的二圣和太后？上天眷顾，恢复我们的疆土，讲求兄弟之好，使南北百姓免受肝脑涂地之苦，希望你们帮助促成这个大计。”思谋沉思后说：“侍郎说得对，应当把这个意思上达。”第二年春天，尼雅满忽然到来，陈列大批兵卫，把公请进去问道：“使者前后来了好几批，在我这里询问时都不知道这个意思，如今却突然想谈和。和议绝不是南朝的实情，只是侍郎个人的意思罢了。”公说：“主上亲自派遣我来，如果不是为了重申盟约、恢复关系，还能是什么？人多可以胜天，天意确定了也能胜人，请您自行裁决。”尼雅满无言以答。绍兴改元后，才允许公回国议事。绍兴二年秋天公进入国境，有司催促他入朝觐见；公详细上奏被拘留的曲折经过和敌情内幕，皇帝亲自慰劳奖勉，特意升任右朝议大夫，充任右文殿修撰，主管万寿观，赐银、绢二千匹两官。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公将要回国时说：“洪皓的母亲年老，请把所议之事交给他。”尼雅满不答应，于是公带着洪皓、朱弁的书信回国上奏，并分别授予他们的家属官职。当时刘豫侵犯边境，和战尚未决定。绍兴三年，韩肖胄出使归来，金国派李永寿、王诩接踵而至，态度骄横无礼，难以言说。皇帝听说后说：“不是王伦，办不了这件事。”于是召见询问。公说：“他们本性贪婪，只是想索取贿赂罢了。”皇帝问要多少，公在御书院奏答说：“只要得到案上的物品就够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案上凡是笔格、镇纸之类，都是精金制成的。公把它们藏在衣袖中，拜谢后出宫，径直进入驿馆，对金使谈论在云中的往事，并说：“主上喜欢你们远道而来，所以特意增加慰劳赏赐，你们应当拜谢。”一个人还不知道何防已经屈服。公借任左朝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充任送伴使。朝廷准备授任边帅，公说自己先前在敌境时，知道乌珠几乎被我军擒获；山东、河朔长期盼望王师，机会不可错过，于是竭力陈述进取大计，言辞意旨恳切，希望皇帝亲征，大臣们却认为他的请求难以实行。公主管江州太平观，在会稽居住了七年。春天，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讣告传来，授公徽猷阁待制，借任直学士、左中大夫、枢密都承旨，充任迎请梓宫使。到了南京伪齐，馆舍安排在鸿庆宫，伪齐移文索取国书和使者使命。公说：“国书应当交给金主，使者使命没有别的内容，只是报告讣音、迎护梓宫而已。” 第二天伪齐又来人说：“大金与齐国是一体的，国书应当送到齐国丞相府验看，递送到金军前，等得到答复后才能进呈。”公说：“宁死也不改变，请不要再说了。”他们再三逼迫索取，仍未成功，便突然削减他的粮饷，增加士兵围守，众人无不变色。公说：“他们也无可奈何。”金国派接伴使在九月渡河，在涿州见金帅达兰【达兰旧作“挞辣”，今改，后同】，达兰问：“你们过淮已经很久了，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公详细说明刘齐百般索取，自己在睢阳停留数月，并说：“刘豫在本朝时曾被提升为台谏，外表朴实而内心奸诈，营求私利、搜刮刻剥百姓；民怨神怒，正想吞并两朝，难道能保证将来不会成为大国的祸患吗？恐怕会妨碍长远大计。”达兰问：“如果把刘豫交给南宋，南宋能够制服他吗？”公说：“皇帝圣明孝顺而又神武，卧薪尝胆，志在恢复，只是以天下大局为考虑，不忍轻率用兵。刘豫父子忘恩负义，谁不想吃他们的肉？倘若要驱除他们，又有什么困难！”公痛切陈说利害，眼泪流满席子。达兰回头对乌珠说：“江南有这样的忠臣，还担心不能建立国家吗？”过了一晚，达兰派人传达意思说：“请侍郎暂且休息，我们已经飞驰上奏了。” 这年冬天刘豫被废黜，使者对公说：“回去报告皇帝，已经把强横的刘豫扫除了，从此和议再没有阻碍。只要有应当商议的事情，就必须不知疲倦地把它办成。”于是公持节回国。皇帝在建康，多日嘉奖赞叹，赏赐格外优厚，直接授予公原先借任的职务。第二年，公又到祈州见达兰，拿出各军招诱来的蜡弹、旗帜、榜文八百多件，责问公说：“南朝想和好，可是沿边每天都捕获奸细，文字言语毫无道理。你们奉使只是为了拖延军队、互相陷害罢了。”公说：“我奉命三次出使，专门是为了讲信用、修睦好。各位将领只看到使者往返反复、和议迟疑，都想乘机求取尺寸之功。若和议确定，朝廷明令约束，他们哪里还敢这样做？”两个首领相视无言。起初，公的族人中有人留在京师，叔父王存想联络太行义士，直捣敌人巢穴，听说公被拘留在云中，秘密写信来告知。公大喜，回复说：“我只恨自己疲弱驽钝，不能帮助中兴；承蒙你来信，正合我的心愿，希望你终于完成此事。”信还没有发出，谋划就泄露了，王存的同党被捕，囚禁在地窖里。到这时金人知道他是公的族人，便把王存押来交给公。王存回来后，改任合入官。金国派张通古、乌陵思谋来报聘，使者入朝拜见时，举止端庄华美，完全遵守臣下的礼仪。

译皇帝于是赐他们酒，思谋从容进言说：“陛下知道刘齐被废黜的事吗？起初正是因为王某极力陈说，才办成了这件事，真可以说是用言辞讨伐。北朝的将相像敬仰山斗一样敬重他，他真是社稷之臣。”皇帝欣然领会，对公更加信任，亲自下札命公筹划此事，另以金器、龙脑茶具赐给思谋。公也拜谢赏赐，又借任龙图阁学士，充任迎奉梓宫使，兼请太母渊圣和祖宗山陵。皇帝对于东朝归来尤其急切，反复叮咛告诫，充分表达了圣上的情意。公哭泣拜谢辞行，决心一定办成。见到达兰后，公详细宣达皇帝旨意，希望亲自见金国君主，并恭敬地请求达兰说：“并非不想让侍郎到宫阙下，只是九州之外荒凉寒冷得很，恐怕承受不了跋涉劳苦。”公请求得更加恳切，第二天便出发。见到金主后，公感谢他废黜刘豫，并进一步提出请求。金主为公到来而高兴，抚慰礼遇更加优厚，并且说：“山川道路太远，不容易跋涉。”公说：“今天能够实现我的请求，稍稍尽到了使臣的职责；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年岁，哪里敢把跋涉劳顿看作辛苦呢？”金主惊叹了很久，连续三天设宴慰劳，终于决定了大事。公回国上奏，皇帝十分高兴，授任龙图阁学士、侍读。金国派萧哲、石庆元来，到了边境却不肯前进，扬言说：“这不是其他使者可比的，怎么可以用平常的礼数接待？”他们百般索取，迎接宾客的人无可奈何。副使蓝公佐秘密上奏，请求命公出行，借任端明殿学士、侍读，充任计议使。萧哲等听说后，当天渡过淮河与公相见，面有惭色，说：“何必劳烦端明殿学士远道而来？”住进馆舍后，公索取副国书并询问朝见礼仪，萧哲惊愕不已，既不肯说明缘由，又想降低朝廷礼仪。公说：“这样的话，我应当再到河北军前去商议。”公退下请示皇帝，准备出行，但因脚上生疮，不能入宫辞行。萧哲问馆伴使：“两天没有见王端明来议事，为什么？”皇帝听说后，立即让公带病前来，并命其子弟扶持，赐他坐下，命人给他调理伤病。萧哲问：“连日为什么不来见我？”公说：“你们不遵守旧例，我已经奉命再次出使，应当等我回来再议定。”二人用番语交谈了很久，才慢慢对公说：“在这里不能决定，远走又是为了什么？”公说：“既然彼此不能听从，又何必害怕走一趟？”萧哲这才肯开启国书，议定割地讲和，答应归还两宫和梓宫。公入朝拜见，按礼仪进呈国书，君臣上下都十分喜悦。绍兴九年春，正式授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赐进士出身，充任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兼任东京留守。公交接河南地区后，宽大体恤疲敝百姓，大规模打开粮仓赈济贫困。乌珠留下数百人，取用伪齐遗留的财物，名义上归入后司。公听说他们扰乱百姓，便把他们全部驱逐，百姓才开始安居。乌珠的一个亲信来见公，似乎想说什么，公屏退旁人询问，他便说乌珠有杀害达兰的意图。公厚重地打发他离去，随即秘密上奏，请求命张俊守东京、韩世忠守南京、岳飞守西京、吴玠守长安、张浚建立督府，完全防备各位将领，以应付意外。皇帝把奏章给大臣看，大臣们坚持不实行，反而连续催促公北去。六月渡过黄河，到了宁府，听说先前主张和议的人全都被乌珠杀害，事情已经完全变化。见到金主后，金主命耶律绍文充任宣勘官，传话询问公：“还知道元帅达兰等人的罪过吗？”公回答不知道。又问：“交割了许多疆界，却丝毫不提岁币，如今还想一一按照请求办理；只知道有元帅，不知道有北朝吗？”公说：“前些日子萧哲等带着国书来到本朝，答应割让河南，归还梓宫、太母渊圣。天下都认为金国没有忘记海上盟约，希望与百姓休息，使者往来只是为了沟通两朝友好，哪里还有别的意思呢？” 这一天风雪交加，寒冷艰苦，对公的诘问有几十次。公忠愤激烈，言辞气势一点也没有受挫，见到的人都为之胆寒。回到馆舍后，金人又派耶律绍文到驿馆来听取答辞，公仍像先前一样回答。公料想必定不能回国，整夜秘密对副使蓝公佐说：“先前经过汴都时，已经知道事情发生变化，赶紧上奏皇帝了。假如您能够回去，请查阅我先前的奏章，赶快命令各位将领分别守卫收回的疆土，不要轻易丧失中原。敌军到了今天，已经像强弩之末。乌珠不能察觉时局变化，贪婪而不得人心，必将自取灭亡。往来幽燕的父老谈到本朝，没有不流泪的，都知道君主英明、臣下贤良，一定会大规模恢复国土，忍死等待太平。金国的贵臣往往暗中输诚相交，众叛亲离已经很久了。将来如果他们来请求和好，应当把全部土地都收回，然后才可以和他们商议。”此外，公去年还曾向宰执禀告，请求不要遣返归正人，千万不要因苟且而丧失后来的谋划。此后四十天没有听到消息。十一月庚辰日，耶律绍文到驿馆传话问公：“先前把你拘留在云中，本来就没有让你回去的期限，你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背叛我们君臣。如今派副使回去等待答复，将在驿馆分别为你和蓝公佐设宴送行。”公说：“这些事情我都已经说过了，绝不提及个人私事。”公被留在河间六年，金国任命他为平蛮三路转运使，公坚决拒绝，金人逼迫得一天比一天厉害。公说：“接受君命而不改变，是臣子的节操；如果改变节操而苟且求取官爵，王伦实在以此为耻。”金人又用威势胁迫他说：“接受命令就生，不接受就死。”公于是整理衣冠，面向南方的宫阙行礼，再拜叩首，厉声说：“先臣文正公王旦的功业显赫，臣替国家奉行使命，却无端被拘留，如今又被伪命逼迫，难道敢吝惜一死而使国恩落空、辱没君命吗？”于是大声悲恸，斥骂使者，任凭他们把自己绞死。这是绍兴十四年七月戊午日。当天秋日天空澄澈晴朗，忽然阴云昏暗，风雹雨雪交加，近在咫尺也彼此看不见，城内城外土地都震裂了，数日不止。河间人非常恐惧，立即建立公祠，家家绘制公的画像供奉。第二年公的讣告才传到朝廷，天子震惊悲悼，特意停止临朝视事，告知并抚恤他的家属，追赠左通议大夫，赐银、绢各一千，命令就在平江府安葬，仍令有关部门供办一切。公享年六十一岁。娶陈氏，封安康郡夫人。有两个儿子：王述，官朝请郎、光州军州事通判，追赠奉直大夫；王逸，官朝请大夫、主管华州云台观。王述有五个儿子：王朴，承奉郎；王棣，承直郎、监三省枢密院激赏库。

译王杞，修职郎、监行在打套局；王枏，中奉大夫、守将作监，兼知临安府，主管两浙西路安抚司公事。王枢，官将仕郎，是王述的曾孙；王五焕，官从事郎；王炎，新任监衢州都酒务；王炳，官从事郎；王郯，官新任剡县主簿；王逸有七个女儿。王逸有四个儿子：王梓，通直郎；王机，文林郎；王棠，新任临安府观察推官；王枃，迪功郎，新任光州录事参军；王迪，迪功郎，新任监常州薛堰犒赏酒库。王逸有八个曾孙：王焯，官从事郎；王隆，兴隆府分宁县主簿；其余为王焌、王焴、王燧、王爚、王熺、王煇、王灿。另有九个女儿。公去世时，当时的宰相专以和戎之功自居，又嫉恨公为气节而死，命令公家只称公死于金国，所以抚恤典礼没有完全落实。孝宗淳熙初年，朝廷搜访得知实情，才开始命王杞、王枏、王机都任将仕郎。王述听到凶讯后，捶胸顿足，号哭昏绝，五天一口水和食物都没有入口。这年冬天，他冒着万死，与堂兄王遵一同到北方联合豪侠，在河间找到了公的遗骨，运回安葬在长洲县阳山大石坞的墓地。唉！古代的使者只把能够专断应对当作才能，像公前后五次面对乌珠、尼雅满、达兰等人，他们贪婪如狼、暴虐如虎，不是容易用言辞辩服的。公天性根于忠义，轻视凶恶的首领，随机应变地回答，全都切中事机，从而成就大事；即使投身鼎镬刀锯之间，气势也丝毫不受震慑，智慧谋略层出不穷，别人都比不上。到了面对生死的关头，公又能如此洞察明达、勇敢果断，难道不是刚烈有文德的丈夫才能做到的吗？王述等搜集公的言论、行动以及出使事情的始末，因为害怕灾祸，长久不敢刊行。郎中钟离松公曾任使者属官，对公了解尤其详细。乾道年间才敢为公撰写事状，绍兴元年向朝廷请求谥号，礼部尚书倪思任太常博士时，议定用“节愍”作为谥号。我当时任考功官，为他复核谥议。又过了二十二年，到嘉定四年，公的各位孙子请求撰写墓铭，距离公去世大概已经六十八年了。近年权臣妄自挑起事端，横向强邻炫耀功劳，十来天内兵祸相连，后来才开始谋求讲和，却没有人敢出使。王枏当时任城南厢官，帅臣说他有奇异才能；他又因为祖父的志向未能实现，奉命辞别母亲出行，前后两次、三次，终于促成和议，实在可以说没有辱没先人。后来升任淮西帅，进而任京城长官，都有声誉和政绩，他的仕进还没有止境。于是我把公的节操列奏朝廷，朝廷特意追赠资政殿大学士，庙号定为忠肃，于是公的名声更加显著。我妻子的祖父工部尚书王俣，实际上与晋国公王氏同宗，分支居住在宛丘。公最后一次出使边疆时，对尚书说：“这次回来一定会讲明宗族盟约。”但最终没有回来。两家寻找并缔结这个盟约已经很久了。闽地商船耽搁了公的从孙王行到来，他便与我缔结婚姻，又帮助我请求撰写碑文。我生得晚，却私下仰慕公的节义已经多年，所以谨慎地摘取行状的大意，参照《槐庭济美集》中的《兴小历遗史》、雪溪王铚所作《御剑铭序》、公之子王明清所作《挥尘录》，以及搜集来的旧闻，完成这篇碑文。我非常害怕文字迂曲，不能把公潜藏的德行万分之一发扬出来。又听说，韩信不顾郦生被烹，李靖把唐俭当作安抚之策，这些都足以引以为戒。因此出使绝域的人，只怕他们日后借此用兵。公每次都先以郦生、唐俭自比，出行前必定请求告诫各位将领，训练军队、准备器械；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机会，不必因为顾虑臣下而放弃。即使闲居在外，也时时写信给宰相，请求整顿两淮的山水寨，按照陕西弓弩手的办法推行，在边境一带等待大举进攻。偶尔有召命，家人互相庆贺，公却哭着说：“大将们的富贵都已经达到极点，谁肯进军讨伐呢？”见到皇帝时，必定把愚直之见全部说出，又将触怒大臣，连自己将死在哪里都不知道，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这样看来，公的志向难道只是把求和当作功劳吗？唉！上天还没有悔改而停止降祸，强大的敌人仍然存在，九泉之下的英魂一定还有遗恨。这正是忠臣志士因此痛恨愤怒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当时任临时官职的人，必定选择博通经术的人与自己同行；其中有才能智慧、可以共同患难的人，即使出身屠夫和卖酒者，也不会弃置不用。他自认为品级虽然低微，侍奉君主要依靠人才，因此不敢不尽力。听说有人想用钱财谋取官职，他总是斥责说：“这难道是留给子孙的东西吗？”等到公被扣留时，十多个士子争着愿意跟随公，公只允许七人留下。有个蜀地士人张大时，年纪最大，而且多病，始终不肯离开公。他能够得到士人的心，也就是这样。乌珠侵犯顺昌时，逆风暴雨，敌营深陷泥泞，被刘锜公大败。乌珠轻骑连夜逃走，走了一个舍的路程，发现雨停了，才叩头三次叹息说：“小人不相信王端明的话，南朝国富兵强，白白损害了和好；近在咫尺却不下雨，这是上天不容许南下牧马，而小人违背了天意。”于是折断箭发誓，再也不敢轻率举兵。三天后奔驰到韩州，刘公后来亲自把这番话告诉公的长子，并且说：“划定淮河的约定，为什么竟然如此仓促？如果当初斟酌王公的话，慢慢和他商议，那么版图恢复，哪里只是河南而已？”刘公的话一定不是随便说的。唉！这尤其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公当初在众人中奋起，突然得到钦宗的眷顾，后来又亲自承担南北和议之事，他所做的事情一天比一天伟大。到了公为气节而死，即使原先有不同意见的人，到这时也都一致赞叹佩服。只有公一生的始终，天下人喜欢听闻，也乐于传说。但是记载在书中的文字，各自诵说自己听到的内容，不能完全一致。现在特意表彰公的大节，用来激励世上做臣子的人。其中稍有不同之处，也可以大略如此说。铭文说：三槐王氏的王族，世系繁盛昌大，仕宦显贵，盛极一时，声名和德行世代相望。公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中，不用扶持也自然挺立，年轻时就仰慕奇特伟大之事，只是世人还没有认识他。战乱纷纷，忽然逼近神都；君主忧患，臣下受辱，朝廷谋划颠倒混乱。公从平民中奋起，亲自向皇帝进献方略；钦宗信任他，赐给宝剑；他带着空袋子，徒手而出，一声呼喊便得到数万人，想奉护两宫，突破包围向南巡幸。谋略没有来得及施行，皇帝出巡北方；公奉国玺劝进，又请求出使绝域。高宗皇帝圣明孝顺，五次任用他出使；凶恶首领勇猛暴虐，听到他来便惊惧。只有公忠诚勇敢，以死自誓，把他们看得一无足道，夺去他们的气势，随机纵横辩说，贯通古今，掌握其中要领，以符合皇上的心意。事情成功，功劳很高，却有人嫉妒他被重用；晚年遭到拘禁，有人暗中陷害，想用官职引诱他，生死立刻分明。公痛哭怒骂，最终以身殉节。上天降下风雹，土地震裂，也许是有人遮蔽了天意，使它不能上达。公有儿子怀抱孝心而死，终于使他的遗骸归来；抚恤典礼虽然颁行，烈士却仍感到悲哀。公生前曾请求增加军备，有机会便加以利用，即使被烹煮又怕什么？在驿馆分别之时，谈话没有涉及私事。视死如归，轻如鸿毛，始终没有异议。公也确实辛劳不止，往返万里；那些保全自身的臣子，还在挑剔他的短处。等到他持守节操，没有人不心悦诚服；鬼神一定会惩罚贼人，公的精神永远不会消亡。

译他的孙子有祖父的遗风，舍弃自身、奉行使命，多次探入虎穴，终于使和议确定。他出任淮西统帅、京城长官，得到朝廷认可；显赫的名声流传于世，祭祀和恩宠都极为光明。我作这篇铭文，汇集众说，愿使万世的臣子都仰望这位忠烈之人。宝谟阁待制、追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陈公告老于朝廷。天子叹息说：“这是我过去的老师，也是替我撰写诏命的臣子。”于是授任宝谟阁待制；他的遗表上奏后，追赠四级官阶，录用他的后代；这些用来荣饰他身后的待遇，都遵照旧典。门下弟子哭得失声，乡里人聚集相互吊唁，四方士大夫听说后，没有不悲伤的，因为这实在不是一般人去世可比。公名傅良，字君举。他的先祖从闽地迁到温州瑞安县帆游乡湗村里，到公已经八代了。曾祖陈靖、祖父陈邦、父亲陈彬，都没有出仕。父亲因公显贵，屡次追赠至朝请大夫。母亲徐氏，追赠令人。父亲精通《易》，在乡里教授学生，以品行笃厚著称。公天资高明出众，在学问方面能够心领神会，同时又刻苦用志、自我勉励，精力也超过常人。他尊敬老师、亲近朋友，心中有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向兴化刘复之请教。刘复之以南省第一名的身份来任司户参军、代理教官，得到公的程文后，认为极其出众。公当时年纪很轻，名声已经很高，在仙岩僧舍开门收徒，士子没有不归附敬重的。寺正薛士龙见到公，问他平日如何自处，公说：“没有什么时刻不敬。”薛士龙说：“近来倚靠、依凭的情况怎么样？” 公释然领悟，学业更加进步，从心里归向薛氏。后来又与薛氏在滆上相从读书，学业进步一日千里。他为薛氏写的祭文说：“我过去还自以为得意，像墙壁一样高耸直立、倚接青天；见到兄长梅潭，忽然像坠入深渊。”梅潭就是仙岩。伊洛之学在东南士人中，自杨时杨龟山公、游酢建安公以外，只有永嘉许景衡公、周行己公等几个人亲自见过伊川先生，得到他的传授后回来。中兴以来，谈论理性之学的人以永嘉学派为宗，只有薛氏后来进一步考订，把从井田、《王制》、《司马法》到《八阵图》等内容都融会贯通、详尽推究，确实可以施行于实际事务。如今凡是得到这种学说的名士，小则凭此取得科场声名，大则可以用于治理百姓、统领军队。公与薛氏交游相从最久，造诣最深，凭借这种学问精研经史，贯通诸子百家，把发扬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综合治理当世事务，考核旧闻以求治道，能够兴复废弛、补救弊病、恢复古代至善之道，条分缕析事务的始末，清楚明白。本朝的名公巨卿数不胜数，而从平民出身便名动天下的不过几人。公自从攻读举子业开始，所论著的文章如《六经论》等，流传各地，几乎家家都有他的书。蜀地的文学最为兴盛，读到这些文章的人没有不为之动容的，文风因公而发生变化，甚至流传到夷狄地区，比前代贤者更加兴盛。乾道六年，公才进入太学；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整肃衣襟，甘居下风。乾道八年，公的高足蔡幼学公成为省元，公名列其次，徐谊公又次之；薛叔似公、鲍君防、刘君春、胡君时等，都是乡郡人，不是公的朋友就是公的门徒，这尤其成为一时盛事。考中甲科后，朝野都想望他的风采，授任泰州教授，回乡任职。参政龚茂良公用书信和礼物招请他，希望与他结交。公说：“古人以羔雁为礼来交往的风气，已经多年不实行于世了。”委婉辞谢，没有赴任。太学录出现空缺，求取这个职位的人很多。龚公实际上行使宰相职权，上奏孝宗说：“按资序等待补缺而不改换空缺，初任官员不由堂除，这是陛下的良法。太学录一职出现空缺，窥伺它的人很多，臣想选择被士林推重的名儒，突破拘束任用他，这样人们自然会服气。”皇帝问是谁，龚公回答是公。皇帝说：“这是朕一向知道的人。”任命一下达，果然没有异议。任职几个月，皇帝车驾临幸太学，改授公承奉郎。龚公罢政后，也渐渐有嫉妒公的人，于是公被添差为福州通判。帅相梁克家公得到公的辅佐，非常高兴，把政务交给他。公尽心尽力辅佐，不拘泥于表面形式，最终却因专擅之罪被论罢。当时是淳熙七年。不久主管台州崇道观，起任桂阳军知军，闲居八年，才赴任郡守。后来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茶盐事，随即升任转运判官，改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在桂阳时，免除积欠，停止并放宽额外摊派；仓司补购各郡米粮达到十万斛，漕司也免除钱数万缗；他竭力推行荒政，惠及范围很广。进献登极银三千两时，正值地方救荒，实在无力办到，于是请求减额，减去三分之二，实际恩惠终于遍及一方。公因服勤出使事务，曾患寒疾；到这时又因上奏政事再次进入宫门，须发已经像雪一样白。丞相挽留公，想亲自见一面，感叹说：“多年过去，陈君举难道还可以让他外任吗？”于是上奏挽留，任为吏部员外郎。公第一次入对时，皇帝说：“卿离开朝廷有多久了？朕想见卿很久了。知道卿学问深厚醇正，有所著书就拿来进呈。”当时皇帝临朝深沉静默，很少说话，公恭敬谢恩后退下。公进呈《周礼》学说，升任秘书少监，训词说：“朕每天临御便殿，召见郎官和属吏，有一位头发花白、神色平和、气息温厚的人，赞礼者一称他的姓名，那就是你陈傅良。” 朝廷官员相互传诵，这实际上是黄裳公所撰的训词。公兼任实录院检讨官，皇子嘉王府精选官属，任命公兼任赞读。不久授任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满一年才升任起居郎。绍熙末年，皇帝到龙楼问候太后起居不按时，从大臣以下纷纷进献直言，随班官员多次联名上奏，有时同班叩头请求。公自认为受到了非同寻常的知遇，必定要亲自承担责任，于是请求入对直陈，几乎每月都没有空缺，言辞恳切激愤，指陈利害，没有什么话不说尽。他曾经辅导嘉王，并把这些话告诉中宫；又曾上疏说：“臣等在王府中，针对古今父子君臣之间的人伦大义、天地的正道，来开导贤王；而且防止庆贺宫阙上寿的礼仪，避免长至节称贺的仪式有所缺失。区区口头耳闻的感受，一定比不上亲身实行的教化；纸面上的学习，一定不如家庭传授的法则。如今皇上已经失去三宫的欢心，那么臣等的讲读便都成了空话。”其余刚直鲠切的言论，有些连皇帝也不能忍受；皇帝最终没有加以谴责，但这些意见也没有被采用。一天公奏说：“陛下多次答应臣出任外职，又命令臣向庙堂传达旨意，却又不这样做。臣贪恋深厚的恩德，不忍立即离去，请容许臣思考如何补救过失，再谋求入朝进言。”

译如果陛下不肯听从，那么臣就只能成为被迫离开的臣子了。公又继续起草奏章，把事情的始末曲折写得十分详尽，冒犯圣颜极力争论，料想皇帝的意思不会改变，于是上呈辞去官职的奏章。皇帝虽然没有接受，口头却赐予许可；公立即向尚书省申明请求退休，宰辅挽留他而没有成功。临行时授任秘阁修撰、嘉王府赞读。皇帝即位后，以中书舍人召回，兼任侍讲、直学士院、实录院同修撰。正以为可以施行自己平日的学问和抱负时，言官指责他的学术不正，于是罢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庆元二年，又弹劾他在太上皇朝廷应对时狂妄率直，降三官，罢去祠禄。嘉泰二年，按次序恢复原官，再次给以祠禄，随后授任泉州知州，因病坚决辞谢。授任集英殿修撰，病势加重而请求离职，于是有任次对官的命令。十一月十二日，终于乡里住宅，享年六十七岁。积累官阶至朝议大夫，爵为永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娶张氏，名幼昭，字景惠，是主管礼部、兵部架阁文字张孝恺的女儿，以妇德著称。她比公早九年去世。两个儿子：师辙，迪功郎、安丰军寿春县主簿；师朴，承务郎。七个女儿：长女嫁给迪功郎、监镇江府凌口酒库潘子顺。次女嫁给从政郎、新任福州连江县丞薛师雍；次女嫁给迪功郎、处州州学教授林子燕；次女嫁给迪功郎、新任福州连江县尉徐冲；次女嫁给进士张绍；次女嫁给进士张畴；还有一女尚且年幼。夫人葬在前山。开禧元年三月庚申日，两个儿子护送公的灵柩，与夫人合葬。唉！以公的抱负而言，宏伟杰出；学问广博而精深，读书有独到的见识，作文自有独创的构思，一般不是今人所能企及的，即使在古人中寻求，也不容易多见。公先后受到三朝皇帝的知遇，掌管内外制诰，出入经筵、史馆，不能说没有际遇；然而声名太高，招致许多忌妒，最终未能完成他经世济民的学业，实在令人痛惜。公的品行在乡里著称，著述在当代称雄，不必一一列举，我姑且摘取他奏论中较重要的，排列在这里；这样之后，便知道这些并非谀墓之词。公赴任郡守时，免于入朝奏事便离去；回京朝见光宗时，把过去想向孝宗奏陈的内容陈述出来。大概公忧虑国家的心意、救济百姓的办法，其主张始终没有改变。他说，艺祖开创基业、垂下统绪，没有一件不是可以传承的法度；至于深厚的仁德恩泽，使后世子孙富足，根本就在于爱惜民力。考察旧档案，从建隆到景德四十五年间，南征北伐，从未没有军务，而金银、钱帛、粮草以及各种杂物，共计七千一百四十八万，留在州县而没有被收取。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财富藏于天下”。各路上供的物资，随着各地所输送的物品而定，起初并没有固定数额；留在州里的钱物，即使全都称作系省之物，也并不全部取走。大中祥符元年，三司才奏请制定上供税额。熙宁年间当权的人，开始取用艺祖的约束，把一切都改成纷繁的新法。新法施行后，上供数额增加了一倍，到崇宁年间又增加了数倍。这还只是上供而已；其他杂物，熙宁年间有定额封存之令，元丰年间有无额上供，宣和年间有经制，绍兴年间有总制，按月摊派的钱粮直到今天仍作为定额，至于折帛、和买之类还没有算在内。茶引全都归入都茶场，盐钞全都归入榷货务，秋苗则以十分之八九作为纲运，这些都不留在州县。于是从斗斛的表面加取，从折变中加取，从科敷、抑配中加取，又用赃罚取民，百姓便困苦到了极点。如今的祸患，难道只是夷狄吗？大概天命能否长久，取决于民力能否宽裕，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皇上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紧急，只是处置起来很难。”公所上的第三份札子，就是关于处置的主张。奏上以后，皇帝再三褒奖赞美。大意说：“继承帝位之初，诏令要宽恤百姓，设置机构加以讲求，可百姓仍像过去一样贫困。这是因为所裁减压抑的只是细小事项，或者免除了空挂的数目，还没有真正符合明诏、慰藉百姓的期望。” 国家的财力耗竭于养兵，而没有比江上军队更严重的了，所以每当想要减省赋税，朝廷认为可以，版曹却不同意；版曹认为可以，总领所又不同意；总领所认为可以，都统司又不同意。朝廷说这是御前军马，即使朝廷也不得过问；说这是大军钱粮，即使版曹也不得参与。内外权势分离，职掌各不相同，事权不能统一，施行也不能专一，即使想宽恤百姓，能做到吗？如果都统司的军队与过去隶属制置司时没有区别，总领所掌管的钱物与过去隶属转运司时没有区别，事情都归于一个统一的体系，然后才可以谈宽减民力。公在转对时又论说，艺祖治理大事而不苛治细节。皇帝把上书人的文字交给知制诰查阅，决定升降后上报。对于次对章奏，交尚书省参详。君主亲自选择的，不过是台省长官，这难道不是很容易实行吗？公又曾论说役法，认为免役钱本来是为了体恤百姓，让他们出钱雇人服役，使自己的劳力得到休息。自从停止招募户长、壮丁而改取其钱，如今隶属于总制等类，于是实际服役的人只能白白出力，役法也不得不败坏。让保正、保长催收科税，是用保甲法扰乱役法来推行的。熙宁年间本来有役法的五等簿，也有保甲法的鱼鳞簿。五等簿是按全县计算，鱼鳞簿是按每家每户计算。保甲法只是用来稽查盗贼，起初与免役法并无关系。熙宁七年，才开始让保丁充任甲头催收税赋，耆户长、壮丁等依次停止招募，于是为了贪取雇钱而封存的办法便兴起了。元丰年间遂将此写入法令，规定由甲头和大保长共同催科。元祐年间匆忙恢复旧制，随即又纷纷改易。到绍圣二年，催科全部使用大保长，役法转变成了保甲法。嘉祐以前本来没有这种法，到这时又不是王安石原来的制度，只是章惇加以创制。如今士大夫以谈论安石为耻，指章惇为罪魁，却正在守行他改变、扰乱制度所留下的余波，把它当作成法。万古以来设置法度，一个安石能够改变它，章惇能够实际推行它，这就是百姓最大的祸害。至于这种做法明明出自三代旧制，却没有人敢议论；有人议论，便交给有关官司处理，不过是检核现行条法，申明严令下达执行，这一点我尤其不能理解。如果确实能够不让保甲法扰乱役法，即使还不足以完全宽减民力，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恩惠了。公进献旧事，引用真宗关于两浙、福建、荆湖地区免除身丁钱的诏令，论述尤其详细，认为减免折帛不如减免身丁钱更切合穷民的需要。这些都是平日考察古制、验证今事后可以施行的办法，不像空泛的美好言辞，最终却不能真正应用。

译至于他封还词头，遇到事情便立即提出异议，难以一一列举。例如请求恢复黄裳的给事中职位，便引用唐代吕元膺和绍兴年间程瑀的事例作为依据；论及张子仁建立节镇之事，便请求先行处分；留正的去留、吴挺的任免，以及其中最难处理的陈源和率逢原两件事，也都如此。陈源的罪恶已经满盈，侥幸没有被诛杀，却忽然被任命为内侍省押班、琐闼摄事，公连续五次封还奏章，人人都传诵此事。大臣极力请求，触怒皇帝雷霆般的威严，公几乎不能保全自己。一旦诏书颁行，公议沸腾，党羽的凶焰不可逼近，唯独公独自承担这一切。率逢原粗暴凶横，仗恃有深厚的援助，所到之处都横行霸道。他在池阳时，几乎导致军队叛乱，被总领郑湜揭发；朝廷查究他的偏将，上命枢臣刻词警戒他。正当他待罪期间，却从副统制升任都统。公又论奏此事。陈源照常供职，但有关他的诏命始终不能执行，最终也不得领取俸禄。率逢原先已接到宣札，自己已经署写官衔，而公对这两件事反复执奏，始终不奉诏执行，直到请求辞职离去。公离职不久，内禅给了子仁，陈源终于没有得到节钺；陈源也被罢免离去；率逢原因病被废。只有这三件事，没有人敢触犯他们的锋芒。公神色不变，事情来了便封还奏报，旁观者都为他捏一把冷汗，而外间很少有人知道。我楼钥与公同生于丁巳年，只比他小九天。自从我在东嘉任分教，便与公成为平民朋友，情义兼有师友之谊。后来虽然一同在朝廷任职，情义却日益深厚。有一天我们一同在西掖，同任北门职务，彼此相处如同兄弟。至于同僚之间的和谐恭敬，更不是别人所能相比的。艺祖面向东方，举行宗庙大典，朝廷集体议论了两次，才订正百年以来的礼制，而台谏中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楼钥极力论辩。丞相赵公宣布诏令，楼钥又坚持认为不可，公从旁极力赞成他的决断，事情才得以确定。谢渊任知閤，因是太后的弟弟，有诏令请求按禄格全额支给俸禄。公已经签署执行，楼钥却加以驳议；皇帝第二次下令，特准照此签发。公上奏时，先附上楼钥的驳章，并且说：“楼钥的驳议确实恰当，我才知道自己在防范检点方面有所失误，没有及时论奏。如果再签署执行，我就有三项罪过：第一，迎合圣意，不敢坚持进言；第二，擅自冲改诏旨，使有关官司无所依据、无法遵守；第三，以犯错为耻而继续做错，没有见到善处便改正的道义。希望追还并搁置御笔诏令，同时端正处分臣鲁莽的罪过。”这件事于是作罢。唉！当时有谁负有盛名，地位达到这种程度，却能服从道义、承认过错，和公一起成全公议呢？公举荐人才，总担心来不及。公在湖南应诏举荐宋文仲、吴猎、蒋砺、杨昭；在朝廷又举荐朱熹、叶适、吴仁杰、王明清。只要知道对方贤能，便不再因私人嫌隙而有所顾忌。他帮助其他人成就事业、扩大声誉，使他们获得名声的，不知道有多少。公博览群书，对《春秋》《左氏》尤其深入探究圣人制作经书的本意，以及《左氏》辅翼经书的深意，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两书。大概《春秋》记事止于获麟、孔子去世，《左氏传》止于韩、魏反叛而遭灭亡之后，几乎从未有过这样的著作。我想见这些书却无法得到，公便说：“这是我身后的书。”近来既然得到，便不停诵读；我不自量力，为它写了序。公的门人于是请求我为他作铭。楼钥想叙述公的事迹，又担心会触犯忌讳；但我自己已经闲居十三年，也早已脱下官服、置身散职，谁还能比我更详细地了解公呢？如果因为畏惧避嫌而埋没事实，难道不是辜负我这位亡友吗？铭文还没有编定完毕，病势却加重了，我担心自己会突然像朝露一样先行消逝，不能完成这个志愿；病情稍有好转，便扶着疲惫的身体把它写完。公的风度高远，举动往往超过常人。诗律精深，书法刚劲妍美，登高游览时意趣高雅，吟诵诗篇时声调抑扬。亲近他便能使人俗念消散，王谢家族的风度神韵，也还可以想见。当时皇上还在王府，属官们作诗为他祝寿，只有翊善黄公和公的诗含有讽谏之意。皇上设酒宴款待他们，亲自分别写信感谢所进的诗。后来公曾奏告此事，请求把御札刻在石上，并在下面作跋；又把诗稿给我看，但还没有来得及刻石，公便离开了京城。我后来寻找这份稿子却再也找不到，只记得大意是：“季札观看乐舞、听到歌颂，说其中有哀意却没有忧愁。太史公读《虞书》，读到君臣相互告诫、只是近于安定时，没有一次不流泪。成王作颂，能够推己及人、自我惩戒，难道不能说是战战兢兢、恐惧谨慎，善于守成、善于终结吗？颂诗并不专门用来赞美盛德、描绘功业，它们都含有告诫的意义。自秦斯以来，这个意义几乎断绝了。”楼钥读到这里，不禁感动哽咽。唉！这又是前代儒者未曾阐发的道理。铭文说：“公温厚地居于瀛海之滨，是儒学的深渊；天地间清灵之气所集中，挺然生出这位贤者。才华如舒向所珍视的金玉，学问有子游、子夏的渊源。群书无不博览，贯通本末。退处时像平民一样谦逊，声名却震动八方。晚年登上朝廷显要之列，位列帝王前席。法度典范都保存于胸，专门负责撰拟训诫之辞。出入王府、螭陛，兼任史馆、经筵。独自承受雷霆般的威怒，竭力想挽回天意。想以经世之学泽及百姓，最终抱负未酬而死。上天生育人才，难道会是偶然吗？积蓄精神、孕育秀异，必定还要等待岁月。仕途并非不通达，只是他的才华得以完全施展；正道不能实行，还有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凭借。百年之后，还会再见到这样的儒者前贤。悲哉，止斋啊！请看这篇镌刻的铭文。”},{ 《攻媿集》卷九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卷九十六 宋代楼钥撰写 神道碑 宝谟阁待制、致仕、特赠龙图阁学士忠肃彭公神道碑 皇上登基的第十四年十一月乙亥日，诏令楼钥、林大中到行在。林大中先到，首先称述已故吏部侍郎彭龟年的忠诚，请求赐予褒奖追赠。嘉定改元后，楼钥请求入对，又提出此事，并把彭龟年的谏章抄录进献。皇帝为之悲伤悼念，下诏追赠宝谟阁直学士，并让他的一名儿子升迁。后来皇帝又批示说：“彭龟年是朕在潜藩时的旧日老师，在权臣开始当权之际，首先能够抗疏折挫其奸邪的苗头。褒奖抚恤的典礼按理应当优厚特别。虽然已经追赠，仍不能表达朕的心意，可特加赠龙图阁学士；他的儿子彭钦授予寺监簿差遣。”嘉定三年，礼部尚书章颖、侍御史刘榘、起居郎黄中在讲筵一同进呈公家所获赐的御书《御制正邪论》，并且说公竭尽忠诚，知道的没有不说，首先论述韩侂胄的奸邪，却被他阻挠压制，抱恨而死，请求赐予美谥。皇上赐谥“忠肃”，又说：“这是肃敬的意思，恐怕有关官司办理迟缓，应当批示办理。”八月，三人又借晚讲之机奏谢，皇上说：“彭龟年忠诚耿直，值得嘉奖，应该得到这个谥号；如果人人都这样，必定能够使君主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 在此以前，绍熙五年七月甲子日，皇上接受内禅，公当时任右史兼嘉王府直讲。皇上住在重华宫，当时的旧日属官中，只有公最受皇帝知遇，几乎没有一天不被宣召。不久，公从西掖调任副卿。当赵汝愚公开始决定诛除韩侂胄时，曾派韩侂胄奏报宪圣慈烈皇后曾有一天辅佐之劳。到这时，韩侂胄逐渐能够出入两宫，开始有了暗中窃取、玩弄权力的苗头。公极力论奏，并请求离职。公被授予外职、出任郡守，韩侂胄被罢去知閤门等职事，转任一官而主管内祠。当时楼钥任给事中，林大中任中书舍人，二人共同封还奏章。皇上批示：“彭龟年除职出任郡守，已经是优厚的待遇。韩侂胄没有罪，却辞去繁剧职务而任闲职，可以签发诏书执行。”楼钥和林大中再次奏说：“龟年以副卿身份得到这样的处分，如果认为这是优厚，那么韩侂胄无故转任承宣使，难道不是优厚吗？如果认为侂胄无罪，龟年竭尽忠诚于陛下，直言无所隐讳，又有什么罪呢？龟年一旦离去，必定不会再回来；侂胄主管内祠，天天在皇帝身边。如果让两人一同出外，人们的议论自然会平息。”楼钥于是任吏部尚书，林大中最终由给事中改任吏部侍郎，不久二人都被调到外郡。楼钥得到婺州，却没有赴任而奉祠闲居。公在荆南时，也因病请求闲居。林公在庆元被罢免后归去，三个人都被削职、罢祠，前后达一两次，只有公所受的贬谪尤其严重。韩侂胄专擅权力日久，罪恶满盈，妄自挑起战端，天下震动；皇上奋发威断，加以诛杀，朝廷内外都称快。所以第二天那两个人便被催促召回，唯独公不幸已经成为千古之人，来不及看到政治更新的盛况，士大夫没有不为之痛惜的。公字子寿，世代是临江军清江县人。曾祖广，祖父愈，父亲文通，都没有做官。父亲因公显贵，追赠朝奉大夫。母亲杨氏，屡次追赠为硕人。公七岁丧父，侍奉母亲极尽孝道，像成年人一样。幼年聪颖奇异，读书便能明白大义。长大后，得到程氏《易》来读，以至废寝忘食。十八岁时，被乡里荐举，三次参加乡试，最后与荐举者一同入京应试，考中乾道五年进士，授任左迪功郎、袁州宜春县尉。当时丞相赵忠定公任转运使，公写信谈论月桩钱给百姓造成的祸害。赵公于是核计出钱七十万，其中没有名目的钱占了一大半，都是从苛刻征敛中得来。赵公首先取出其中最严重的项目，如宜春县的曲引之类，先行废止。公于是上报此事，捕获盗贼八人，却认为不是亲自捕获，便不接受奖赏。公刚开始做官，就已经如此以利民为己任、树立自己的操守了。后来升为从政郎，调任吉州安福县丞。县中有寅陂，灌溉田地一万三千多亩，强宗大族垄断了它的利益，年年都以旱灾上报。公按图考察，疏通整治水陂，工程完成后年成丰收。郡里委托他检查保甲，但县中没有保甲名册，他忧虑地说：“这是县里的根本事务，难道可以不办理吗？”于是按法把各户编联起来，又按户分别登记老弱、病残、强壮的丁口，以及士、农、工、商各业，租税有无和多少的数目。征发劳力因此均平，后来遇到赈济借贷，按名册就能立即办理。后来检查旱情，也尤其依靠这些名册掌握了要领。免除和缓征收的还不到二分，民间却欢喜信服，认为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真正落实的办法，请求把这份文书收藏起来，作为后来的法式。公又抚育婴儿，救治疫病；虽然没有禁止巫觋举行禳灾祭祀，却分别劝导患病者服药，因此救活的人尤其多。淳熙十二年，因举主荐举改任宣教郎；以母亲硕人年高为由请求主管祠观，以便奉养母亲，主管建昌军仙都观。自从初次中第回乡以来，更加专心于学问，以“毋自欺”命名书斋；他写信向南轩张公询问《中庸》《论语》《孟子》的大义。到这时，他对义理更加明白，启发引导后来的学者，前来执弟子礼拜他为师的人日益增多。他又与刘子澄清之往来辩论，经常同朱熹公斟酌裁定，学问于是更加成熟。再次请求主管祠观，任期尚未满，便遭逢母亲去世；办理丧事完全合乎礼制，诚信孝谨达到了极点。下葬那天，观看的人都感叹这可以作为典范。他把致敬、致乐、致忧、致哀、致严汇集整理，分类编成一书，名为《五致录》。晚年又制定祭祀礼仪，在家中实行。服丧期满后，吏部尚书郑侨、兵部尚书张枃一同荐举他，得到诏令引见。当时光宗刚即位，宫中传出的诏令很多，公首先论述端正政治开端的道理。希望把仁宗禁止权要请托的做法作为法则，把崇宁年间御笔直接干预政事作为戒鉴。公又说：“嘉王的傅相很少，而侍御很多，请采用司马光让伴读官提举左右事务的主张，使王府属官的势力重于侍御，使道义的训导密切于宴游。”光宗首先表示赞同，过了很久又说：“这是当世的急务。”又因为刚开始举行宴乐，进献逸乐安适的警戒，说：“国家的大仇还没有报，而内外却安于宴乐，仍然沿袭宣和旧习，奢靡放纵已经形成风气。”光宗说：“风俗骄纵奢侈太过分了，已经到了极点。朕日夜都在思考革除它的办法。”公于是奏说：“陛下实行这件事并不难；风俗的改变，没有不从上面开始的。”二月，授任太学博士。当时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因论奏带御器械吴端改任太府少卿，公上疏请求恢复吴端原职，又写信给宰相说：“祖宗曾经改变官员任命，以伸张台谏的气节；没有听说过改变台谏官的任命，以伸张幸臣的私意。”

译有位谏大夫兼任知贡举，想大幅改变文章格式，下令太学选取经义、诗赋、论策各二百篇作为范式，并让长官用来督促考核学官，公独自表示反对，说：“只要使士人明白经术、熟悉古文，文章格式自然会端正；校订范文已经是下策，又让他们学习时文，这不是所谓的教育。”虽然违背了谏官的意愿，但最终不再选取范文。绍熙二年，兼任魏王府教授。六月，授任国子监丞。举行郊礼时遇到下雨，改在望祭处祭祀；光宗心情郁闷而不愉快。到了举行展恭谢之礼的日子，公列举嘉祐年间文潞公因设醮而留宿殿中的旧事，报告给朝廷，又说：“重华宫命令押医官到都堂，也是想让大臣共同承担这种忧虑和责任。”第二天，才听说皇帝召见宰执。三年，许国公开始入朝参见，公对他说：“保守富贵的办法，没有超过恭敬节俭的。”又汇集《礼记》《论语》《孟子》以及《史》中有关朝见的礼仪，编成《朝参须知》，并且说：“即使与嘉王一同在行在，礼制上世子也不能与皇帝同名；不只是名号不能相同，各方面也不应相似。”到嘉王生日，又以“恭俭惟德”为韵，作四首诗为他祝寿。六月，侍御史林大中征召公充任御史台主簿，对公说：“你操守坚正，不随意诡随；遇到事情通达明白，不以沽名激烈为能。” 八月，公按旧班次入对，请求恢复经筵旧有的典故制度，说：“负责劝讲的臣子，应当任用通晓经学的人。每个人各有所长，经学必须有平素的学业，不应不问所学，一概按照资序迁升。”又说：“宣召讲官多在白天接见，不如夜间值宿有益。”光宗说：“亲近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大中因论事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公请求离职；张叔椿代替林大中后，又奏请挽留公，但公最终没有接受。四年正月，授司农寺丞；三月，授秘书郎。此前外间传闻皇帝要召姜特立，公告诉丞相，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到这时果然如此。丞相挽留公，公引用李绛的事请求退职；公率同馆官员论奏，又勉励枢府争辩，此事才被搁置。五月，兼任嘉王府直讲，讲论经世之学精切明白，对王的补益很多，不能全部记载，只记其中重要的。公曾论及梁焘辨别邪正的奏章，说：“这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将要进用、君子将要退避的时候，不可不详细阅读。”王说：“君子和小人不能混杂任用，一混杂任用，小人就会得势。”公于是详细叙述元祐、绍圣年间君子小人进退的大致情况。王有一天亲自撰写《邪正辨》赐给公，内容正是因梁焘的奏章而发。王又曾赐给公亲笔所写的《瑶山诗》，这是光宗在东宫时所作，其中有一首咏雪诗说：“民间多有受冻挨饿的人，住在宽广大厦中的人应当对膏粱厚味感到惭愧。”公说：“君主应当这样用心。”有一次借讲解《诗经》的机会，王说：“臣下用诗讽刺君上，已经是臣子委婉曲折的做法了。要知道，作为君主，必须使臣子直言其事，这才对。”公说：“愿大王不要忘记这番话并加以推广，那么善言就会不断到来。”读曾肇的奏议时，公于是说任用人必须先辨识邪正，王亲自在奏议上题写这番话并加以赞许。读沈有开的奏议，看到他讲论三风十愆，公说十种过失不可有其中任何一种；王说：“根本的病源全在亲近顽童。一旦亲近顽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公不停称赞，也请王在讲义上题字。皇上听说王闲居时在座位右边写着“知人难”三个字，公向王询问此事，王说：“确实如此。但到底应当怎样识别人呢？君子把小人看作小人，小人也把君子看作小人，正怕看错了。”公说：“尧、舜也认为这是难事。”光宗很久不去重华宫，公和同馆官员上疏；又因为防庆节没有举行进香礼，自行上封事极力请求，这些都没有得到答复。十二月，授起居舍人。第二年正月，公当面直前奏事，光宗说：“我很久就想见你谈话了，这个官职只有有学识的人才任命。” 公谢恩，并进呈《内治圣鉴》奏疏，这部书是把祖宗家法汇集编成的。光宗说：“祖宗家法最好，是汉、唐所不能及的；对待外戚尤其严格，不可轻易破坏。”公回答说：“圣上谈到这里，是天下的福气。祖宗不把权力交给外戚，正是爱护亲戚的办法。这部书对宦官、女子的防范尤其严格，恐怕不能进呈御览。”光宗说：“不会到这种程度。”三月，公当面奏报起居注。起居注是按日记载的书，皇帝的言语行动没有不记录的；如今一个月只四次，记载不够到宫陛的情况，下半年又不出宫，这样已经记了三十多次，留给后世，实在有损圣德。四月，皇帝驾临玉津园，公对宰相说：近来舍近处的聚景园而远幸玉津园，不奉陪三宫，却独自出外宴游。宰执根据公的话请求皇帝恭敬地前往，公也入内奏请。[原文“防”字疑为“方”或“既”]奉命祈雨时，公趁机说，两宫不和，天下就不会和谐；天下不和，天地也不会和谐。大概天地和谐就会下雨，从来没有天地不和而能下雨的。从此皇帝多次答应过宫，有时仪仗已经集合却又不出发。侍从奏陈也没有效果，大家都在家中待罪。公又独自奏说：“误把臣任作嘉王府讲读官，正是想让臣等教导他父子、君臣之间的道理。臣听说，以身作教，人就会跟从；只用言语教导，人便会争辩。陛下是用自身作教，臣是用言语作教。言语怎么能像自身示范那样切实呢？”五月，重华宫中寿皇身体不适，公已经上奏告知。公和侍从、台谏请求入对，没有成功。八日戊辰，公封还告敕，请求把自己放逐，在江边等待命令。戊寅日，寿皇服药后赦令下达，公才入城。癸未日，公想到自己多次请求入对又请求离职，到了今天不能不极力进谏。拜见完毕后，公独自不离开班位，伏在地上长久叩额不止，鲜血染在砖石上。他插起笏板，取出札子放在龙墀上，拜了两拜准备辞出，这才传旨召他上殿。光宗说：“我知道你忠诚正直，究竟有什么事？”公奏说：“今天没有比不过宫更大的事情。”光宗说：“必须让我去。”公又极力进言：“陛下多次答应群臣，一旦要入宫又改变主意；内外不通，祸乱也不能听闻，臣实在痛心。”光宗因此神色惨然，说：“终究应当去。”六月戊戌日，寿皇驾崩。七月甲子日，皇上接受内禅。这天晚上召公在大堂入对，皇上皱眉说：“以前只听说有建储的议论，本来以为也可以平息浮言，哪里知道竟然突然登上帝位？”皇上哭着推辞，群臣不许，至今仍然惊惶不安。公奏说：“这关系到宗庙社稷，陛下也不能推辞。”

译公首先请求把此事奏知太上皇，于是拟写札本呈上，皇上立即写入其中。又询问初政和人物。第二天再次见面，皇上仍说：“朕一天都没有吃饭。”说着便流下眼泪。又说：“昨天太匆忙，参与决定也就这样了。”公奏说：“如今只能竭尽人子侍奉父亲的诚心；再拟一份起居札子，请求每天进呈一通。”公又和翊善黄裳一同奏请前往南内朝见，并议定过宫的礼仪，请求提前一天入内奏报，率领百官恭敬致谢。壬申日，升任中书舍人。庚辰日，皇上前往朝见泰安宫，到达时寝门已经关闭，只好拜上表章后退下。皇上曾问：“如果太上皇不肯到泰安宫，怎么办？”公奏说：“陛下本来就是出于不得已，必定不会以帝位为乐，何况会以宫室为乐吗？”寿皇的灵柩还停在殡宫，且居丧期间暂住那里，按礼制是正当的。十天之内连续三次降诏，经营泰安宫的安排纷纷不定。太上皇的轻微疾病还没有痊愈，不如暂且住在南内以休养圣体；陛下也稍稍留在重华宫居住。皇上依从了丧中听政的安排。公起初负责代拟诏令时，李孝纯孝顺友爱，转任右武大夫，带行遥郡刺史。公封还词头，说本来应当推恩母族，但皇上侍奉三宫，礼制有尊卑厚薄，恩典有先后次序，请等三宫亲属依次推恩。内侍符涤得罪于太上皇，却被差遣主管泰安宫；刘庆祖已经带遥郡承宣使，又因为太上皇随龙之人而被降去阶官，公都封还奏议。皇上在刘庆祖一事上批示可以签发执行，公又奏说：“庆祖已经没有官职可以转升，只有建立节度使之职。如果要考虑他的忠诚劝谏，不如任用他担任职事，不必用官位优待他。臣不是替庆祖吝惜这一官职，而是替朝廷爱惜这一先例。陛下登上大宝以来听取进言如同流水，忽然在这件事上首先降下‘可以签发执行’的指挥。所谓可以签发执行，是近世的弊令。假使它确实可以实行，臣立即签发就是了，何必等第二道命令？假使它不能实行，难道敢因为第二道命令而签发吗？”皇上曾说，中宫尚未册立，圣节尚未确定，随龙人员的恩例之类，等到祔庙以后再施行，公立即极力称赞圣德。后来随龙人员的任命下达，公反复四次封还，并且说祖宗时期随龙人员只转一官，元符年间才转两官；如徐勣、何执中授任待制、侍讲，也只转一官，靖康以后才有转四官的旧例，实在过于优厚。现在在已经分定的情况下，恰当的做法应当大加裁减，酌情适中推恩，于是诏令便被搁置。公因入对时皇上说：“朕尚且还没有见到父母，怎么敢把恩典施及下面的人？谁重谁轻？”皇上还称赞公封还奏章是对的，但公也因为这些缘故，不久就被调迁了。皇上询问讲筵中奏说的事情。公奏说，按照谅闇期间停止讲筵的旧例，自从多事以来，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和儒生讲学了，不能不把这当作急务。皇上从袖中取出两张纸，一张写着太上皇讲筵的书目，一张写着自己潜邸讲堂的书目，说讲筵所讲的书太少。公奏说：“如今有机密政务，不同于讲堂中专心一意读书。”皇上说：“退朝以后也没有什么事，恐怕只是自己懒惰；何况要应付万事，不多读书是不行的。”公又奏说：“君主的学习和书生不同，只有能够虚心接受劝谏、向善改过，才是圣学的第一要务，并不在于读得多。”后来皇上又拿出两张纸，一张是御笔列出的经史十种：春秋、礼记、诗、书、孟子、通鉴、唐书、三朝宝训、奏议、长编节本一书；另一张列出臣僚十人：黄裳、陈傅良、彭龟年、黄由、沈有开、朱熹、李巘、京镗、黄艾、邓驲。公请问圣意，皇上说：“朕读书太少，太上皇读了很多书，在东宫培养德性将近二十年。现在想增加讲官到十人，每人专讲一种书，每两天一次，五人上讲。” 早晨讲两种，晚上讲三种。早晨仍旧在殿上讲，晚上只穿小衫，按照讲堂旧例坐着讲。公说：“讲学更加迫切，这是帝王的举动。如果少读而精读，也许可以有所收获。”又说：“十人都充任讲官吗？陛下如果招揽一代杰出人物，如朱熹一类的人，才足以满足人们的期望，不可只用潜邸旧日的学官来充任。”不久公被授任侍讲，待制朱熹公、中书舍人陈傅良公也都因召见而到来。公引用傅尧俞的事，请求班次排在苏颂之下；后来被授任侍读，推辞三次后才接受。皇帝亲笔举荐御史，有人提出不要结党。公奏说：“只应当考察君子和小人，不可以追问是否结党。元祐党籍中的第一人是司马光，当时小人陷害君子、颠倒黑白，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又说，近来任命官员多从宫中直接发出，这不足以显示皇帝的威断，反而正好被小人利用罢了。”九月，授任吏部侍郎。公知道事势渐渐发生变化，于是陈述“四太”的说法，大意说：“任用臣太突然，安置臣太高，臣的形势太危险，臣所享的待遇太满。”因发生震雷暴雨，公说近来喜欢发布不可预料的号令，所以天也用不可预料的风雷来回应。公又极力陈述，如今小人窃取、玩弄权柄，都是由号令不可预料而引起的。公借吏部尚书之职充任金国吊祭接送伴使，到了平江，奏说：“汉元帝时太阳青暗无光，恭、显把它指为萧望之等人当权造成的灾异；等到斥退萧望之等人后，又发生太阳异常，这才切责那些进言的人。小人的机心，古今都是一个样子。”在楚州应诏所上的一篇疏奏，尤其恳切，认为皇上信任君子的心意还没有使人信服，而亲近小人的迹象已经显露在外。君子告诫陛下的话，小人有时能够预先听到；小人误导陛下的事情，君子有时反而不能知道。接送伴使到楚州时，听说朱熹公奉祠闲居，公又奏论君子小人消长，论述得非常详细，都没有得到答复。回京以后，多次请求入对，也没有获准。公自知不能长久任职了。明堂礼成，封为清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公看到朝廷的权力日益削弱，韩侂胄的势力越来越大，言官又多出自他的门下，于是逐项列举他的奸邪，大意说：“进退大臣、改换任命，是言路和初政中最关系大体的事情。大臣有时不能知道，而韩侂胄却知道；他借托声势，暗中玩弄赏罚威福。陛下总揽大权的权力，恐怕会被这个人盗取了。”当时是十二月九日。皇上听到奏章非常惊骇，并且说：“只是因为他是亲戚，所以信任他，没想到竟然会这样。”

译公奏事退下后，已经听说奏章下发中书省。晚上又听说奏章被取回宫中，知道事情一定不能成功。公再次入内奏论，丞相把情况报告皇上。皇上说：“侂胄是亲戚，龟年是旧日讲学之臣。讲堂中的五个人，一人去世，一人忧病，离去两人也都被罢免，如今只剩下龟年。龟年性情正直，肯于进言，现在应当怎么办？”丞相提出两边都挽留的主张。不久韩侂胄虽然被罢去职务，却给予内祠；公则被除职出任郡守，给事中、舍人封还驳议，也不能挽回。公被授任焕章阁待制、江陵府知府、荆湖北路安抚使。公离去以后，丞相最终还是被论奏罢免。公到荆州后，停止和籴以平抑米价，停止沙市官府收购的弊端，整治牙侩以宽待商旅，节省浮费以免除鱼湖之输，又奏请修筑长堤、训练民兵，请求支取归还备边库的钱，这些都没有得到答复。公于是因病请求主管祠观，一次请求便获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庆元二年六月，因论奏列举而削职、罢祠五年。言官以蔡琏诬告公和赵丞相谈及政和年间嘉王之事为由，请求加以贬逐，于是追夺三官，勒令停职。嘉泰三年秋，恢复原官，再次主管兴国宫。开禧二年，起用为赣州知州，因病坚决辞谢。授集英殿修撰，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不久因病势加重而请求致仕，授任宝谟阁待制。三月二十三日，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遗表上奏后，特赠中奉大夫。娶敖氏，比公早三十年去世，追赠硕人。生二子：钦，承事郎、守司农寺主簿；钜，迪功郎、新特差充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四个女儿：长女嫁进士陈复之，次女嫁乡贡进士胡梦得，次女嫁从政郎、扬州江都县丞章瑢，次女嫁进士敖清之。续娶燕王宫宣州位宗室、潭州益阳县丞、赠中大夫伯摅的女儿，封为硕人。续妻后来也去世，生一子铉，承务郎、新任江州在城税务监官。孙子二人：滋、沄。孙女四人，都还年幼。七月壬午日，几个孤儿奉公的灵柩葬在县中建安乡金家井的原野上，这是遵从公生前的遗命。公天性刚正，学问见识正大，议论尤其简明严正、刚劲直截；对善恶是非，务求完全合乎道理；道义上应当做的事，即使刀刃在前也敢于践踏，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他爱君忧世的诚心、先见的见识、敢于进言的气概，都不是一般人所能赶上的，所以公议浩然归附并推重他。晚年闲居以后，专门把养性和读书作为事务，把居室题名为“止堂”，悠然自得，细微的情绪都不显露在脸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宾客不是亲近而又贤能的人，便不随意交往。郡县官吏乘机罗织公的亲党，构成罪名，暗中窥伺，想搜求细微过失来讨好权贵宠臣。公把这些事看得如同没有，他们也找不到丝毫漏洞。自从“伪学”的说法兴起，很少有人不改变立场，公却对闗洛之书更加涵泳玩味，著有《止堂训蒙》一书。这大概就是他始终不变的地方。听说苏师旦将任节度使，公说：“这是韩氏的阳虎，韩氏的祸患必定由此而来。”后来听说将要用兵，公说：“祸患难道就在这里吗？”后来都如公所说。著有《内治圣鉴》二十卷，《训蒙经解》《奏议》《外制并表牋杂著》，合计若干卷，都藏在家塾中。楼钥有幸与公同朝，初次相见便如同旧交，彼此交往日益深厚。公的三个儿子请求我撰写墓铭，说了解公最深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楼钥；我偶然还没有死去，难道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铭文说：英武刚正的彭公啊，上天赋予他刚强耿介的品性；学问深厚，言论议论正大。自从开始出仕，便忧虑国家、爱护百姓；入朝后多次上奏，心中始终想着爱戴君主。嘉邸的简寮，是天下精选的人才；遇到事情便进献规劝，务必引导君主向善。重华宫有违于安宁，问安就寝也有过失，他从早到晚思虑不止。在螭陛之前直言进谏，来到龙墀叩额进言；即使意见没有被采纳，忠贞节操却更加显明。圣主登基，如龙飞天而得风云相助；没有一天不被召见，升任翰林院，开口便议论政事，几乎毫无顾忌回避，志在挽回天意。侧目猜忌的人很多，权奸开始滋长，只有公预先察觉，抗疏直斥，击鼓般向皇上攻击他们，皇上的脸色也为之改变，公的言论更加急切。听到的人缩颈惊叹，胆战心惊；一人离去、一人留下，消长的形势于是分明。进谏的人虽然竭力，也无法挽救纷乱；声势一起便日益壮大，依附权势的人越来越多，太阿倒持，窃取玩弄权柄，横向挑衅强敌，使百姓陷入涂炭。天威赫然降下诛罚，公论又得以伸张。改弦更张的初期，准备与世道一同更新，像公这样能够防患于未然、及时采取措施的人有几个？唉，天啊！上天没有假给他足够的寿命，他本人来不及看到这一切，只能说他有先见之明；朝廷给他的恩典优厚，并施及他的儿子。公的凛然风采仿佛仍在，谁见到他不会额头出汗？如果九京能够复作，除了公还有谁会归来？金井原上，经过的人都应当行礼致敬。宝谟阁待制、献简孙公神道碑 开禧三年，岁次丁卯，我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幸而获准。于是想到自己凭平庸才能忝居近臣之列，当时同朝的多是君子；自从同僚们退居闲散以来，因道术相忘、隔绝生死的已经很多了。忽然收到故吏部侍郎孙公从之的儿子、新任瑞金西尉孙鐩的信，寄来从之的行状，并说：“先父不幸于庆元五年四月丁丑去世，安葬后还没有墓铭。这样拖延了八九年，又不幸两个兄长都早早去世，门户重托，凛然无依；只有先父的朋友能为他在墓道立碑，以惠及九泉，也稍稍赎救我们不孝的过错。”我拿着信哭着说：“孙公去世时，我正遭受严厉谴责，不能带着生刍到他灵前致祭；不久又遭母丧，忧苦得几乎没有求生之意，直到今天，悲痛惭愧实在太多了。如今老了，学问又荒落，本来不足以为公撰铭；但义气在胸中激发，不能不做。过了五年，才得以谨慎搜取其事迹的大概，叙述公的一生，并系以铭文。”公名逄吉，“从之”是他的字。先世居住在南兰陵，五代时避乱迁到吉州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银青霸之命，把户籍迁到龙泉，如今成为当地人。曾祖文，曾祖妣李氏；祖父叔遇，通晓经书、博览古籍，洒脱不羁而有奇特节操，素来不喜欢王氏之学，放弃科举不去应试，尤其受到乡里人的推重。

译晚年把经书义理传授给各位孙辈，终于使他的家族昌盛。公因按行阜陵，蒙恩特赠承务郎。祖妣李氏，父亲宜文品行尤其高尚，两次参加礼部考试却没有获得禄位；因公显贵，屡次追赠奉直大夫。母亲罗氏，追赠令人奉直。三兄弟中，公排行最长；次子逄年最终官至上犹令；幼子逄辰最终官至袁州守，三人都考中儒科，乡里人称他们为“三杰”。公生于绍兴五年，当时正逢动乱，学者离散。公虽然入学较晚，但资质实在俊秀卓异，课试文章颖异出众，父祖都认为他奇异不凡。刚满二十岁便三次参加乡试推荐，隆兴元年考中进士，调任左迪功郎、郴州司户参军。乾道四年在长沙考场主持校试，考场喧闹骚动，同列官员越墙躲避，公以义理晓谕他们，众人才安静下来。尚书沈公介任帅，给事黄公钧主持漕运事务，两人都爱重敬佩公。沈公留下他置于幕府，管理属吏刚严，没有人敢违逆他的意思。公自认为受到沈公深厚知遇，知道什么便无不直言，从未说过一句曲意逢迎的话；起初似乎难以契合，最终沈公一定会听从。他辖区有豪强隐藏罪行，越级上诉并捕捉他却没有抓到，官吏便把他的儿子拘押在岳麓书院。沈公非常愤怒，抓到那人的父亲后，还一定要把儿子一并杖责；公独自不肯签署，并且说：“父亲有罪，儿子并不知情，怎么可以连坐？” 争论了几天以后才获准，于是公竭力辞去代理事务，归还给沈公。沈公推荐公升迁，后来又授予他京削。有人说公还不能任用，沈公说：“我只知道举荐贤能，哪里还管其他事情？”沈公回朝后想竭力向朝廷推荐他，却没有实现。乾道七年，公升任左从事郎。黄公回朝后，把他推荐给执政大臣，想安排他担任学官。公因两个弟弟都在外地做官，担心缺失子职，便接受常德府教授之职。防侍郎李公焘出守常德，带着史局人员同行，早已充分听说公学问广博，先写信约他在公署相见。刚一交谈，便拿几个疑难问题询问他，公的回答清楚明白，像回声一样迅速。李公遗憾发现他太晚，并且说：“仪曹有一份京削，留下来等待乡人，今天不能错过。”于是很快把它授给公。枢密刘公珙、少司成郑公伯熊、刘公焞都享有很高声望，推荐公的奏章接连上报，但起初他们并不认识公。淳熙五年，改任宣教郎。太夫人年事已高，公不忍离开她身边，过了两年，太夫人强令他出仕，他才授任袁州萍乡县。公以求学明道、爱护百姓为根本，不追求显赫名声；而体恤百姓、施惠利民的政令都出于至诚。正赶上严重灾荒，等待赈济的有数万人，各项救荒措施都切实惠及百姓，不靠徒具形式的文书来逃避责任。事情办完后下了雨，又教百姓除去旱苗、培育禾苗。这一年虽然发生饥荒，却没有造成危害。按惯例有额外补给，另行储藏已久而且有所盈余，公拿出四十万钱购买粮食，创办社仓来救济贫困，选择贤士主持，百姓都依赖并享受其利益。催收赋税不急不缓，把恩惠施行在百姓艰苦生活之中，百姓也乐意输纳。县里的财政已经充裕，公便逐渐减免多余部分，归还给百姓。县城西北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服役十分艰苦，公拿钱为他们购买田地，教他们实行义役。县里的苗税一向很重，公斟酌裁减税额，又用余力代贫民缴纳赋税，共用钱四百多万。境内有三处马驿，每年都有修缮、供应草料的烦扰，事情又常常无法办成。公修葺破旧之处，又购买粮食供给它们，于是制定了长久的办法。修建学校、购买书籍，督促考课诸生，亲自担任他们的老师，士人的风气大为振作。公的政绩实在可以比得上古代的循吏；他并没有矫饰求名的心思，但县城处于交通要道，歌谣称颂声十分盛美。起居舍人吴公燠出使湖阴，经过县城，写信给江西各司说：“辖区有这样贤能的县令，即使想掩盖贤能，难道可以吗？”各台官争相上奏列举他的政绩，优异表现有档案记录。士人百姓直到今天还歌颂他。任期满回朝时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居家，又过了很久。绍熙十三年，任行在诸军审计司干办。绍熙十五年九月，升任国子博士。绍熙十六年，光宗普遍施恩，公转任朝奉郎，赐绯衣、银鱼。六月，任司农寺丞兼实录院检讨官。绍熙元年五月，调任秘书郎。八月，兼任皇子嘉王府直讲。绍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诏令寻求直言，公上疏陈述八件事：一是消除蒙蔽，二是亲近讲读，三是伸张论驳，四是崇尚气节，五是节省用度，六是珍惜名器，七是选拔材武，八是整饬军备。言辞明白恳切，深深切中时弊。轮对时谈到今年初次郊祀，请求遵照隆兴三年诏书节省费用、惠及百姓，以符合天意。皇上告诉公：“圜坛不崇尚华美装饰，也是奉事上天取简朴素约之意。”又说：“内外各项支给赏赐，都应当减省。”公又劝皇上容纳耿直之言，并论说和买折帛的弊端。皇上高兴，全部批准了他的奏议。适逢谏官邓驲请求增加谏官人数，皇上立即擢升公为右正言。公首次上奏说，帝王经世治国的学问根本在于一心；大的方面，阴阳寒暑的变化，小的方面，人民万物的纲纪，都系于这颗心的运行。这颗心通达明彻，施行于政事，那么天地就可以各安其位，万物都可以得到养育，凡事没有困难。他的论说十分完备。当时营造修缮日益扩大，建造一座宅第，拆除民居数百所，抱怨的人很多。公竭力指出其中的弊端。公自认为受到天子特别而深厚的知遇，想要补报恩德，切实磨砺治理之道；七十天内上章二十次，所说多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只求不辜负所学，再也没有顾忌，所以也不能长久任职。临安守潘景珪结交钻营，谋求进用，邓公上疏揭发他的罪行，他反而用计陷害邓公。邓公调任大匠，公说：“名义上是优厚升迁，实际上却罢免了他的言职，以后就不能这样做了。”两次上疏都没有得到答复。再次面对皇上时，公又论说言路闭塞，谏臣闭口不言，天下利害没有途径上达。希望皇上留意反躬自省、谦逊虚心的戒诫，那么即使过去有所失误，将来还可以挽回。公又一并论说潘景珪胁迫台谏、蔑视纲纪，接连上章弹劾，最终把他逐出。不久，公也接到升官的命令。大臣奏说：“自登基以来屡次更换谏臣，这不是向内外表示的办法。如果把他安排在二监，他一定不肯留下。”于是任命公为国子司业，公辞谢不拜受。皇上谕旨说：“这是士人舆论所推重的人，是师儒中的精选。”公不得已就职，但请求离去更加坚决。公最初被任命时，有人议论他软弱，丞相留正说：“这是一位有仁德之勇的人。”皇上亲自擢用，确实用对了人。到了这时，丞相说：“我有进言和劝止的责任，皇上难道能够一一听从吗？”

译但我不敢因此请求离去。”公回答说：“宰相和谏官不同，宰相总理国事，不能没有可否；官职以进谏为名，就是专门以进言为职业。不能发挥自己的言论却不离去，人们将把我看成狗猪，怎么可以和丞相比呢？”君主和宰相都知道他的志向不可改变。九月，于是任命公为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两学的数百名士人到关外为他饯行，人们说中兴以来这样的场面只见过一两次。公卷起帷幕进入辖境，风采凛然，遵守法度，识大体，不只专事巡按刺察，还援引经义审决案件，对许多人加以宽免。案牍堆满几案，他翻阅参校，决断遣发如流水，不到几个月，文书便清理完毕，百姓也自认为没有受到冤屈。他尤其重视人才，太府卿项安世、吏部吴镒、将要铨选为工部官的徐应龙，都是他所推荐的。五峰胡先生宏的儿子大时，元城刘先生安世的曾孙孝昌，都隐居在衡岳，公请求授予他们官职，以延续贤人后代的事业；虽未实行，听到的人都认为他做得对。两次代理漕运事务，调剂有无，深得筹划财政的要领。衡州茶陵县秋季输纳特别沉重，公说：“从前祠官使臣、大军都依赖本县供给，不免增加赋税；如今这些都没有了，还可以再取盈余吗？” 于是量入为出，减免其中十分之三。命令下达后，欢呼声如雷，县人共同修建佛教道场三昼夜来报答，凿石刻下颂词，直到今天还把公当作神灵祭祀祝告。公爱惜公帑，不拿一丝一毫供自己享用；各台每月馈送给他的物品，他随即退还，一点也不取。参政陈公骙首次上疏推荐六位名士，公在其中；皇上也想到公长期在外，曾说：“孙逄吉喜爱士人。”绍熙三年九月，召任秘书少监，诏书中有“当今第一流人物”的褒奖，正是承接皇上的意思。绍熙五年，朝见重华宫不合时宜，公多次上疏援引古义，深切陈说，又率同馆官员署名进言。七月，皇上接受内禅，起用旧日学官，过了三天，擢升公兼权尚书吏部侍郎。当初公进入谏省时，翊善黄公裳说：“孙直讲学问醇正，劝讲很有益处，如今竟失去这样的辅佐。”皇上说：“言路得到这个人，是尤其值得庆贺的事。”又有人说公所论有令皇上不高兴的地方，皇上说：“既然任命他为言事官，怎么能不让他把话说尽？”大概皇上在嘉王府时已经深知公，到这时公首次陈述新政，说：“陛下继承大宝，实在是不得已，希望您起敬起孝，多次问候太上皇，抚慰接待宗亲，使他们能够开释太上的心意，阐明陛下的本心。至于建立长秋宫、给随从龙潜邸起兵人员及其亲属推恩等事，都可以暂缓。又请进学以培养明智，衡量事情以审慎其防范；凡是建立政令、办理事务，都以明察在先、以防范辅佐，这样处理常规事务就能得其适宜，遇到变故就能通达权变，天下便可以掌握在手中了。皇上欣然采纳。公因覃恩转任朝奉大夫，九月任权尚书吏部侍郎，赐金紫服；明堂恩封庐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公曾告诉丞相，和买折帛的价格太重，应当趁新政之初稍加商议减免，或许可以牢固凝聚民心；丞相实行了这一建议，但只限定三年，并非公的本意。十月，擢升兼任侍讲。公在嘉王府时，曾汇集群经格言进献。到这时请求讲解《论语》，大概因为公平日专心研究这部书，很有自己的心得，想借此实现规劝君主的志向。公差充孝宗陵宫按行使。朝廷当时正商议撤销秘书省改作寿康宫，并把东宫改作馆阁，公毅然竭力争辩，认为这样不合义理，地方狭窄、房屋破旧，不能用来奉养慈极，事情最终也就停止了。待制朱公熹在经筵任职，持论恳切正直，忽然奉祠离去。公在皇上面前苦苦争论，于是借讲《权舆》这首诗，反复阐释，用来讽谏。皇上说：“朱熹所说的许多话不能采用。”公说：“朱熹关于祧庙的论说只是与众人的意见不合，他所说的都是正理，没有看出有什么不能施行的地方，希望留下他，以加强经筵。”冬天发生震雷，诏令寻求缺失。公说：“过失中应当谨慎的有两件：一是奉养亲长，二是亲近儒臣。缺失中应当讲求的有两件：一是谨慎爵禄，二是节省用度。”又论说治道的要领：“政治教化的根源，开始于宫闱，推广到外朝。宫闱严肃，内外禁令就会整肃；外朝端正，上下职分就能修治。后妃之家往往开启私人请托之门，嫔妃有时豢养私人势力，希望选择老成的宫嫔来辅佐六宫政务。内侍本来只是负责洒扫，从阁长以上，希望遵循旧制，选择年满四十岁的人来掌知内省事务。枢密、宰相的职责是论道经邦，希望皇上在万机之暇，从容与他们商议政事。近习之臣，职掌宫禁机密，希望保全他们应有的恩数，不要让他们参与政事。”皇上深表赞同。十二月，暂任焕章阁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充任馆伴金国贺正使。金使要求竹、牛角等物，限期一定要得到，公上奏说这些都是难以取得的东西，戎人之心没有满足，应当在开始时就遏止。大宦官王德谦主管国信所，暗中请求不要颂扬金使，公最终拒绝了。庆元元年正月，兼任实录院同修撰。出使事务办完入朝应对，因而上奏：“臣近来因为担任馆伴，刺探询问北方事务，私下听说自从孝宗上宾以来，逐渐产生轻视中国的心思。近年来公卿习惯于安逸，将帅习惯于苟且，士卒习惯于懒惰，风俗习惯于奢侈；上层安然自得，下层嬉游，无复有枕戈复仇的意愿。陛下应当选拔贤能，表彰循良，核实名实，积蓄财用，选择将帅，精选精锐，修筑要害城防，准备器械，讲求孝宗内治外攘的策略。”皇上尤其嘉许采纳。但公在这时已经有不被容纳的迹象了。待制朱公熹离去，公竭力救援他。侍郎彭公龟年调任郡守，公又论说不应因为亲近权臣而驱逐正人，违逆了韩侂胄的心意。公又曾随从皇帝出行，有人在马上回身作揖，公独自不予理睬；那人又认为公过于简慢。一天在部门进食时，部中有人报告说王喜将被授予閤门祗候。公说：“这人是优伶，曾在内廷模仿朱侍讲的举止，把儒者当作戏来演，怎么可以玷污清贵的选任？应当上疏竭力争辩，否则就在经筵上论说。”有流言传到了皇上那里。五月，内批授公为郡守，而王喜的任命也被搁置。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误报，但公忧国爱君的心意也已经达到极点。

译因潜邸旧恩转任朝散大夫，七月任太平州知州。多次上章请求奉祠，九月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庆元三年，转任朝请大夫。五年三月，起任赣州知州。言官开始上疏，以前事阻挠他。公一向有德量，从未把离开朝廷的原因告诉别人。他闭门深居，对时事一句也不挂在嘴边，只以读书阅史自我娱乐，不把得失放在心上。到这时，因言官把事情传播开来，公的正直节操更加显明；但公已经染病，上章请求纳还禄秩。最终死于乡里住宅，享年六十五岁。五月，授集英殿修撰，退休。嘉定五年，皇上因公是旧日学者而痛惜他的遗忠，特赠宝谟阁待制，又超越常规赐谥“献简”。公娶李氏，屡次封为令人，与公相继去世。儿子三人：銶，承奉郎、监鄂州在城盐税务；錤，迪功郎、新任临安府余杭县尉；幼子就是鐩。女儿五人：进士李三聘、李拓，罗沂（迪功郎、前临江军司户），罗晟（通直郎、前知南康军都昌县事），胡杙，都是她们的女婿。孙子四人：涣、溱、□□；孙女一人，尚且年幼。嘉定六年十一月乙酉，将公安葬在万安县龙泉乡绵津原。公的天性淳厚淡泊，对外物一无所好，唯独专心于经史，内心不能放下；从幼年到老年，手不释卷，致力于有用的学问。尤其精通本朝典章制度和事务的源流、宦族谱系、任免授官的年月，以及前代疆域治理、军队编制、封国和河道运行的利弊；参照贯通、融会流通，没有不通晓的。修明世道人伦、建立治国之道，确实有志于此。他写成文章，以理为主、以意为先，体制完备，关节严密，简约而有法度，不追求绮丽的习气。晚年自号静阅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在家中。处处遵循规矩，言谈笑语从不轻率，谦恭和顺，仿佛不善言辞；无论遇到贤愚、贵贱、少长，都以礼相待。为人平实诚恳，表里如一，修养自身、践履诺言，乐于听取过失，谦让贤者、推崇善行，内心没有嫉妒；喜怒不表现在脸上，却有正大刚方的气概和面对重大节义不可改变的风骨。以我楼钥平日所见所闻考察，胡君的行状没有隐瞒，也没有虚妄，足以流传久远。可是瑞金一定要把铭文交给我来写，我年老又病弱憔悴，哪里敢谈文章？想到公的三个儿子失去了两个，我自己看着也没有多少时日了，便有不能停止的理由。起初与公同年应试时，我们还不相知；晚年有幸结为朋友，情义极其深厚。我任少司成时，实际成为公的同僚，出入朝班，又同在讲读官任职。我与给事林公大中在晚讲时讨论营救被贬的吕祖俭，公从旁赞助，言辞尤其有力。公曾论说日食，认为皇上即位不久，阴翳之气很多；一旦得到明亮照耀，必然会发生背气等变化。三月初一，离正阳之月只差一段时间；前一天大雨，他说必定因阴云遮蔽而看不见，到了朔日却忽然晴朗，使所有人都看见月食，天意的警示竟是这样。公又上奏说：“到了第二天又下雨了，即使这只是片言相助，所说明的也已经很多。”在绍熙、庆元年间，皇上既然宽厚，下臣也多能尽言；我有幸周旋其间，本来确实有忠愤激发，不得不说话。唯独公天性诚信正直，侍奉君主不以触犯圣颜为难，和同僚相处不以违逆意见为顾忌。刘德秀担任谏官时，因个人私意弹劾左史刘光祖，公对他说：“君主把心腹交给宰相，把耳目交给台谏，都应当以天心为心。倘若任凭私意来伤害忠良，面对上天该怎么办？希望从今以后三思而后行。”他尽情直言大多如此，身处其职毫不疑惑，只以义理所在为准。唉！这样的人处在谏诤、论议、思虑的职位上，可以说是天下精选的人才。时运并不是没有遇合，官位也不是没有达到高处，但治国之道最终没有实行。任用他主持史事，更加符合他的才能；我们共同讨论修史的规模，十分完备，然而史书尚未完成，他本人却离世了。唉！对人才凋零的悲痛，是有见识的人共同感受的，哪里知道我心中的悲痛正正在这里呢？铭文说：帝王兴起，打开四方之门，即使人人都进言，仍恐怕他们不够尽力。官职以进谏为名，只把进言作为职责，比古代已经狭窄了。进言又不能被采纳，是忧虑世道的士人共同叹息的事。谁敢于直言？为了纠正邪恶，英武刚直的孙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学问以实用为归，博闻而多识；他对待朋友，正直、诚信、宽厚，是有益的三种朋友。身在幕府时的辩论，从不作委婉的筹划。一登上谏垣，便亲自承担进言的责任，有所触犯也不隐瞒；冒犯龙颜的逆鳞，是他的天性如此。他不动声色，耿直的议论每天都能听到；还没来得及在职位上坐暖，就被召回蓬山。皇上正登极，首先擢升他随从朝班，恩宠荣耀显赫。经筵、史馆之中，众望他成为宰辅；他忙忙不安，片刻不宁，一心期望补益君德。流言中伤了他，又使他离开朝廷。命运不是不通达，只是治道受阻；既然不容于世，又有什么可忧惧？天下人为此惋惜，作铭以昭示后人，作为法式。《攻媿集》卷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