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媿集卷九十二

译去年各军中可以依靠的，只有刘锜一人，可是刚开始便不能支撑，托病退军；其余的，有的避开敌军连夜逃走，有的全军覆没，有的逗留迟疑不肯前进，偶尔取得一点小胜来欺骗君上。公大肆发表言论，却没有成效，幸亏敌人自己互相残杀，否则实在令人寒心。如今金主刚刚即位，陛下又在继承帝位之初，所应当做的是讲求聘问、和睦邻国，整顿政事，训练激励士卒，增加治理。对外同边境和好，却不忘记内部修治，中原百姓将会看到背负婴儿归来、接受王化的景象。皇帝常常称赞这些话，亲笔赐诏说：‘你们家世代积累忠孝，又是皇亲姻戚，虽然在外服丧，你的心没有不在国家。朕再读你的奏章，完全了解其中忠诚正直的言论；以后有听闻见解，不要怕写奏章进来。’公又上奏说：‘陛下训练甲兵，申明命令给将帅，人人都争先奋勇，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但兵法说：“兵力两倍于敌也不要交战。”这是因为人数多少、力量强弱既然不同，即使有勇猛的士兵、忠义的将领，也恰好只是送入虎口罢了。如今敌方势力虽已屈服，但实际力量仍然强大，还不能同它较量胜负。今天的将帅并不是没有忠勇之士，只是恐怕他们逞匹夫之勇，乘着危险侥幸求胜，贪图小利而忘记大计，使得一城一邑，刚刚取得便又丧失；既不能保全当地百姓，也不能坚守要害，反而互相杀戮来激怒强敌，不但最终没有益处，还会长久导致边兵疲敝。’ 希望陛下审慎思考利弊，周密谋划，明令各位将领不要妄自出兵，以免招致后患。戎狄的风俗崇尚杀戮，然而两代君主都遭遇篡位弑杀；报应的道理，各自会依同类到来，杀人哪里会有利呢？艺祖不动刀兵就取得天下，彻底革除了五代专门杀戮的弊病，所以四海之内归附仁德。陛下如果效法祖宗，以仁政为先，自然可以鞭挞夷狄，并不在于一定要战胜以后才安定。让他们杀我方也杀，让他们斗我方也斗，诸将疲于奔命，百姓困苦、财力耗尽，而战争不能停止；意外的忧患，还有说不尽的。太上皇帝讲求和好、使百姓休息二十多年，如今一旦想凭虚名招来实际祸患，那些进献意见的人只是用嘴说要打败贼寇；如果将帅妄想求取功劳赏赐，误了国家的长远谋略，即使事后杀了他们，也来不及了。臣私下认为，应当修好邻国，以怀柔为务，这样国家安定休息，不妨坚固守卫边境，遵循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的办法；上可以奉两宫之欢，下可以使百姓安居，仁德施及草木，那么图谋中原并不困难。隆兴元年冬，公由外任召入内殿应对。自符离战败以后，南北相持，和战未决，公上奏说：‘我私下看朝廷的筹划措施，可以说是勤苦劳作了，而且大功一定要建立，却没有听见成效，难道不是议论偏执取胜，机要事务处理不当，没有得到适宜的方法吗？’ 中原应当收复，人人都知道不能拖延，只恐怕必须等时机到来才可以行动。如今士人多把这件事作为求取进身的资本，揣摩皇帝心意，所施行的事情从来没有成功，只是白白耗费货财、虚耗民力，有用兵的名义，却没有用兵的实际，这是想增加兵威，反而削弱国家的势力。难道不会被邻国轻视吗？至于招纳叛逃亡命之人，结交邻国援助，这些都是招致怨恨、制造事端，对国家没有益处的事情。又说江东的守备还没有完备，所任用的将帅也没有完全选得合适的人。公又上奏：‘臣听说金人多次发来文书，索取俘虏和人口，这说明事端已经开启，是出兵的前兆。敌人侵犯边境，淮东必定从清河来，淮西必定从涡口来。两处应当预先选择勇猛将领，委托他们拒敌防守。维扬、六合、和州应当互相声援，必须选择有谋略的三位大将镇守。高邮偏处一隅，三面被水阻隔，只可以安置游兵、水寨之类，或许可以作为间谍侦察之处，却不能专门依靠它。’陆贽说，军队应当把重兵配置在后方来抵御轻兵，大意是轻兵在前，重兵在后，作为臂膀手指相互配合。淮上既然巩固，大军就应当屯驻在沿江地区，像采石、宣化、镇江、江池，都应当严加防备。还必须选拔几位名将，比如从前因事情被罢免的那些人，希望加以收录任用，告诉他们皇帝的恩意，逐渐恢复官爵，责令他们以后建立功效，这样谁不愿意竭尽死力呢？还必须任用平素威望显著、怀有忠心而善于谋划的人，让他们各自防守一路。敌人知道我方防御有方，未必就敢轻易侵犯。如果处置不当，反而会被敌人轻视。所以最高明的用兵是攻伐谋略，不必交战就能决定胜负。这一天除授户部侍郎，兼任枢密都承旨。第二年，暂任吏部侍郎，皇帝当面告诉他说：‘前日奏札中的议论非常好，朝臣却都没有及时响应。’韩仲通任尚书，与公一同应对，谈到经费时，便上奏说：‘收入有限，军粮每天增加，正担心今后或许还会有征调，难以应付。’应办公上奏说：‘臣先前在户部时，已经看见支出使用不足，曾经总计一年的收入和支出，比较五年增减多少，编成财政记录上报。后来实行度牒，只得到八十万道，约合四百多万；内库拨取的还不在这个数目以内。而辛巳年调兵把这些钱财用得一空，今天的匮乏实在是由此造成的。如今军队长期驻扎，没有看到休息的期限，这正是我们日夜忧惧、却不知道救治弊病办法的原因。’皇帝说：‘只要恢复中原，财赋自然会充足。’ 仲通上奏说：‘恢复中原恐怕未必能够确定成功，姑且希望陛下筹划眼前的用度。’公上奏说：‘仲通的话很正确，希望陛下听取采纳。’皇帝也称善。当时左相汤思退、右相张浚召户部的长官和副长官一同到都堂。右相问：‘两淮兴兵，需要多少费用钱粮？’公说：‘不知道应当合计使用多少。’右相说：‘军中的大笔费用，姑且准备一千万。’韩公想退下去商议，公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必须同两位丞相和执政当面商议。如果不能从经费中分拨，就必须临时飞快筹措。’筹办经费既然本身不足，临时筹取必定要从百姓那里征收；民力已经困乏，如果没有名目而横征暴敛，不仅百姓不能承受，必然还会招致舆论。韩公说：‘民间征敛非常困难，不知以什么名目取得，只有盐钞一事，或许可以试着商议。’公说：‘盐政勉强可以办理，但如果增加钞面金额，百姓买食盐就会昂贵；盐钞未必能达到一千万的数目，改法也是大事，如果一概推行，恐怕中途停止。必须先有确定的结论，然后有关官司才可以奉行，之后再讨论盐政。’右相说：‘不如出售几万道度牒。’不久有诏令，姑且发给一万道，但最终没有施行。

译当时左相请求出任外官，公因应对皇帝，又上奏说：‘如今朝廷群臣私下聚集议论，只把和、战、守三件事作为求取进身的资本，从来没有权衡国家的利害；他们分结朋党、培植党羽，牢不可破，以此迷惑皇帝的听闻，万一发生事变，怎么办呢？’三种主张不必拘执其中一种，只要衡量事情力量的深浅，知道敌方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应当明白该怎么办。皇帝极其赞同，问现在应当怎么办。公随即上奏说：‘从三代直到秦汉，夷狄多次在中原得志。所谓王者不治理夷狄，并不是不治理，而是用不直接治理的办法来治理他们。’于是逐一陈述秦始皇、汉武帝用兵的祸患，高帝和亲的作用，宣帝不动兵的好处，澶渊之盟对中国的福益，以及燕山战役导致靖康之变。又说：‘太上皇帝讲求和解，从而使天下安宁；陛下想要完成恢复中原的志愿，这是圣明君主的用心。’然而兵器是凶器，帝王治国之道应以仁德为根本。太祖对此看得十分明白，所以把不杀人作为武功，顺应天意人心，举手顾盼之间便平定中原，攻破荡平四方，天下独知有赵氏，这难道不是仁恩达到极点吗？臣并非不知道顺从迎合可以保全爵禄，世代蒙受国恩，又受到陛下非同寻常的知遇；但臣若不说，谁应当来说？希望陛下把符离溃败作为警戒，早日决定国家大计，这是社稷最重要的谋划。’ 皇帝改变脸色，欣然采纳，说：‘你论说事情非常详细。’于是赐给他一杯酒，又说：‘你可以去见汤思退，告诉他朕的意思，让他不要再请求出任外官；再去见张浚，让他尽快办理退任。到两位丞相府中传达我的旨意。’右相于是离去。三月，充任淮东宣谕使。王公之望出使淮西，公又详细陈述秦汉以来的事情，并且说：‘魏晋以后，没有办法制服夷狄，以至于造成动乱的事情很多。只有唐朝有办法，颉利可汗与唐朝先后订立和约，与吐蕃交往也有始终一贯的谋略。五代石敬瑭的事情，更是不值得说了。自从完颜亮入侵至今已经四年，天下不能休息，杀伤的人数无法统计，发生疾病的日子几乎没有空缺；官爵不足以充作奖赏，钱粮不足以供使用，内外都紧迫，上下都煎熬。然而议论的人不深思国家大计，只用空话来永久求取虚名，窥测形势、钻营求利，这样把持国家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所以臣逐一陈述，自古以来制服夷狄靠的是德，保全人民靠的是仁。希望亲自实行这条道路，以达到太平。如今两淮名义上说是准备守备，守备未必完备；名义上说是整治军队，军队未必精良。想增加兵力，粮饷却没有来源；想增加防备，人力又有所不能承受。即使敌人不侵犯边境，也只能看着自己日益困顿。’ 如今金人没有长驱而来的原因，大概是完颜亮覆车之祸还不远，担心身后还有持弹劾之事的人，想要给臣下增添重兵，又恐怕尾大不掉。加上河南困顿残破，不容易重新聚集，所以只留下前些日子的残余兵力，交给一名元帅，让他自行经营。其用意大概是想讲和罢了。因此在今天，讲和有利于南北双方。有人把前日主张用兵恢复失地的人说成勇敢、忠诚、刚强，把今日主张和议的人说成懦弱、胆怯、软弱，这是极不明白时势、不考察事实。用兵而失败，难道不是懦弱吗？连年交战而没有功绩，难道不是胆怯吗？同敌人争战却不能取胜，难道不是软弱吗？如今断然实行仁义之事，修明文德来招徕远方之人，难道不能说是勇敢吗？陈述帝王之道来辅佐明主，难道不能说是忠诚吗？用柔道制胜，难道不能说是刚强吗？何况古人说两国交兵时，使者还要往来其中，礼仪文辞之事，怎么可以突然断绝？前日敌方元帅说要四郡之地，如果使者能够往来，或许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如果还没有使者到达就贸然行动，万一他们凭重兵攻下四郡，侵犯襄汉、淮甸，又再次提出强硬要求，和谈就退兵，不和就进兵，不知到那时议论此事的人将如何处置？昨天小使者出行，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礼制，反而被对方挫辱，自取其辱，大概是因为遇事多轻率发作，没有考虑后来的谋划。如今承蒙选择我，让我到淮东宣示皇帝的意旨，并令我办理经度事务，我不敢隐瞒沉默而招致误国之罪，希望陛下察知我的愚拙忠心，明白诏令大臣，早日决定此议。御笔交付三省。又奏道：从前经营山东，攻取海州后最终却不能守住。中原百姓并不是不怀念祖宗的恩德、归服陛下的仁圣，然而自从出兵收复失地以来，军队所到之处抢掠骚扰百姓，后来又不能坚守，使他们被金人屠杀，肝脑涂地，生计产业荡然无存。像这样，还希望百姓拿着箪中的饭、壶中的酒来迎接王师，就困难了。陈蔡、顺昌、寿春等处，都遭受了这种祸患。这样招徕百姓，恰恰足以离散人心，增强日后敌人的力量。道路上流传的消息，有人说吴璘已经失去德顺，秦州也没有守住，退保川口。如果果真如此，就可见用兵没有效果，白白耗费钱粮，枉杀军士，起初根本没有益处。不仅没有益处，正恐怕还会再起衅端。战祸连结，养成大患，即使有智者，也不能替陛下谋划了。如今的将帅中，兵强马壮，没有谁比得上吴璘；连他的力量尚且敌不过敌人，何况其他人呢？建康、镇江的军队，在王权、李横败退之后，大多是伤残残存之兵，而且又多次更换主帅，士气尚未振作。江池、襄汉的军队，更是乌合之众。殿司的一军被成敏击败，死亡损失过半。而东南各郡征发来的军队，懦弱不堪，遇到紧急情况披挂出动，必定会耽误事情。因此臣说：同戎敌讲和，是国家的福气。听说金人的大军已经驻扎在虹县，积聚粮食，秋冬一定会成为边境的祸患。两淮的城邑有一半成为废墟，即使想坚守，战备也不齐全，又没有兵力抵御敌人。有人想清空野外的物资，这就等于先自行放弃它。万一敌人留下军队驻守淮上，俯视长江，长久困迫我们，难道不是危险的道路吗？即使想同他们连续讲和，他们一定会傲慢地提出强求，我们拿什么来应对？靖康年间商议割让三镇，百官在朝廷上讨论，满朝都说一寸土地也不能给人。后来敌骑长驱直入，事情穷困、形势紧迫，有的说割地，有的说固守，一时不能坚决决定。金人直接抵达京师，三镇很快被攻下，于是酿成大变。前日议论此事的大臣彼此只能叹息，实在值得痛哭。臣之所以剖心吐露实情，是希望陛下详细考察以前的事情，永远把它作为鉴戒，早日决定和议，派使者互通诚意，以保全国家、安定百姓为谋划。

译和议之后，就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积蓄财富使国家富足，等到兵力壮大、时机和防备可以利用时，一切只看陛下想怎样做罢了。又奏论那些专门主张用兵的人：他们曾说敌人已经衰弱，可以恢复失地。如今只得到一个宿州，却又仓促放弃，那么恢复失地的计划又在哪里呢？用兵不能取胜，依靠侥幸而冒险行事，轻率急躁地出兵，造成军队大败的人，那么所谓必胜的说法又在哪里呢？他们提出自己的主张，想压倒别人，声称应当使用敌国的礼仪；等到真的依从他们而派使者前往，却使国命受到的屈辱无所不至。如果直到现在和好还没有决定，就看不出他们所谓折服使者的效果。有人声称长安可以谈笑之间攻取，凤翔的俘虏怎么可能逃脱；如今西路军只攻取了一个德顺，尚且不能占有它，就看不出他们谈笑间攻取长安的效果。这几件事都可以考察验证，误国之处十分明显，不可掩饰。希望听取意见时审察它是否忠实，建立事情时罢黜浮夸的议论，那就非常幸运了。五月，公到达扬州，颁诏慰劳、赏赐各军，随即向朝廷说明：虽然还没有到楚州、泗州、淮上，但守备的大致形势已经看清。扬州城墙修补破败，完全没有楼橹，怎么容纳军民？即使有人驻守，也必须积聚粮食，作为守卫一城的计划才行。假如敌人从天长直接进入瓜洲的旷野，大约可以容纳二十万人，那么扬州孤零零地落在后面，哪里能够坚守？瓜洲的两座小城，不过只能容纳五七千人，哪里足以抵挡敌人的锋芒？两处的防守也只能如此。泗州远在淮北，如果敌兵渡过淮河，不必攻取泗州；远处有光州、濠州，近处有浮山一带，都可以渡河。近来淮北的盗贼经过浮山寨，只抢夺妇女、驴马，泗州安然无事，竟不知道这件事。假如敌人直接渡河，或者从清河口运粮而来，泗州一定会先被隔绝。这不用等看地图，明白可见。如果敌人从西路进入，那么海州、淮州、泗州向北折断而不能支撑，扬州、楚州将坐困，这就是前日刘锜失败的情形。如今营寨屯驻、守备都很严密，将士也愿意奋勇作战；只是地势平坦开阔，难以处处布防。聚集在一处，就不能分守要害；各自守在一方，临事时又难以应付大敌。如今刘宝的一军分屯在外，在营寨中的不到两万人，他自己也以此为忧，正因为前面出兵后方空虚，没有别的后继。有人说把轻兵放在边境，把重兵留驻江上，那么敌人就可以直抵大江，小规模驻扎而不离开，坐失两淮，这尤其不是防守之道。至于军队的调度、粮饷和犒赏，以及金帛、官爵等费用，按今天国库的储藏，能够供应这些支出吗？如今泗州姑且增加少量兵力来壮大声势，调动江阴的一军，也可以安定边民、助长军威而已。如果决意要使防守坚固如金城汤池，前些日子已经曾经花费很多了，结果都是徒劳，绝对不能依靠。如果想开拓疆土来希望建立大功，更是万无一成。因此说：用兵困难，守备也不容易。罢除扬州牧马监，堵塞楚州满浦闸，增加清河的戍兵，积聚监本的盈余资金，这些都是公所作安排的大概。到达盱眙后，泗州宣读诏书，犒劳军队，并同守臣遍巡城上，察看地势。当时承接御笔说：‘泗州可以放弃就放弃。如今夏季金人正在蓄养锐气，秋天一定侵犯边境。他们凭重兵得到泗州就离去，那么对我们没有利害关系，不必同他们争斗。如果守住泗州而他们不离去，就应当防备其重兵，断绝他们的粮道，这就是不战而胜。如果他们得到泗州，平毁城郭后离去，那么我们也平毁城郭，就像淮阳军一类的地方一样。朕调发卿率前军屯驻楚州，扼守清河，以轻兵守泗州；王琪率殿司兵二三万屯驻扬州，郭振屯驻六合，淮西自有王彦、张守忠等人。敌兵虽然众多，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只怕调发来不及而敌人已经到了。’ 卿应当保卫江上，朕马上派遣三衙的军队到江上。卿应当把军队开往楚州，另有见解就详细奏报。当时审议官胡昉、扬由义已经回去两个月，金人声称正在边境附近聚集军队。朝廷有意连续讲和，但还没有同金人通书，于是派扬州周淙、提举茶盐吴巘，认为他们这样筹划必定有所等待，想写一封本路帅臣的书信，探求对方元帅的意图，然后审慎处置。公把这些意见报告朝廷，说两淮和金人各自都在作屯守的计划；既然对方清空野外、把军队稍稍撤远，我们也应该休息，稍微减少屯戍兵力。他们的意图都是想安静下来，然而双方并没有解除关防，想休息却不能休息，想安静也不能安静，那么粮饷供应并没有比以前减少，战守之间又相差多少呢？因为国策还没有定论，以前曾有书信往来，如今竟使南北阻隔。周淙等人担心拖延到秋天，敌情就难以预料。如果对方急于讲和，催促得很快，那么兴师进兵的举动也必定急迫，军队一交锋，伤亡一定很大。如果等到对方无礼侵犯之后才同他们结盟，哪里比得上预先互通情意，可以缓和他们的意图？于是把周淙等人的书信一并呈上。回到楚州后，又奏论此前多次同元帅通信，使者始终没有出发，议论长期没有果断决定，所以造成了对方的疑虑；他们一定会说：既不派使者，又没有礼币，认为我们通书只是为了缓兵，用空话来欺骗他们。布萨忠义在边境多年，如果和议成功，他就没有功劳；如今已经签发军队，心里想要发动一次行动，力量强大就自行取得战果，等到不利时才讲和，固执原来的谋划来激求功利。如今即使给他写信，他一定会拿这套说法阻挠和议，不如立即派遣信使直接到燕山：一来可以看出金主的意图，二来可以破坏布萨的谋划；同时调发各军分驻江淮，以防意外。如果对方不接受我们的使者，或者接受了使者却提出过分要求，那么理亏在对方而不在我们。战争以曲直决定胜负，并不取决于强弱和人数多少。前日完颜亮的事情，正是这种情形。又得到御笔说：近来收到陈敏的奏报，泗州兵力很少，想增加戍兵，朕等到临近秋天再调发。假设七月敌人窥伺我方没有防备，冲击泗州，敌军少就避开，纵使他们得到泗州，最终又能做什么？卿应当按兵不动、持重图谋。六月回去奏报政事，带回劄子十二件及六幅图，逐一陈述意见，又说守备疏略，恐怕敌人入侵。再次应对皇上询问兵力和险要，全部据实回答；改任吏部侍郎，仍然再次命令在近日起兵。公又一再入朝奏报，请求早日决定和议；在和议未定以前，守备应当严密。

译七月回到镇江，被省劄命令驻守楚州，以此来筹划应付北方人。登船到江口，得到盱眙的报告，说北方人还没有消息。公详细报告朝廷说：敌人是否到来，朝廷还不能知道；如果贸然前往守卫，等候日久而对方没有消息，势必空手回来，只会徒然引起众人的疑虑。等到得到报告再行动，或许才合乎时机。又派属官杨由义赴京奏报，请求派遣使者、调发军队。奏说北方人所说的到来日期全是不确定的话，不能相信。如今又没有消息，敌情狡诈，私下担心他们另生奸计。派遣使者和调发军队这两件事，都不可迟缓。如果只调兵等待他们的消息，海州、泗州两郡一定先遭受兵祸，就会中了他们的阴谋；如果只派使者等待和议，事情能否成功还没有决定，也不能不防备意外。应当派使者和调发军队同时进行，使者用来尽到礼数，军队用来防备变故。如果使者到了北朝廷，就用坚决的言语，订立确定的誓书，然后撤回军马。万一议论发生变化，势必要相互侵犯，就严整军队坚守，同他们奋力作战，这叫作应战之兵。臣虽然不勇武，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怕的。正因为如此再三冒犯天听，是担心一旦失去时机和防备，后来一定后悔莫及。希望陛下迅速赐予睿断施行。几天后又报告朝廷，请求赶快派遣使者以表示诚信。对方见使者到来，一定会高兴。没有使者出行而敌兵却深入的情况。况且使者见到敌方首领后，说话一定明确，双方就可以作出决定。使者回来后就迁往西城，所有这些不过是两夜的事情。与其先让对方攻陷城池，不如赶快派遣使者。对方料想我们重视派遣使者，如果使者已经出发，就知道我们的话不是空话。其间即使有小的意见不能相从，往来两三次，议论就应当能够决定。书信中务必保全大体、简明严正，文字不必使用前日来信中辨别曲直的话，只怕引起不逊之言，后来更难处理。应当稍作迁就，以成就大事。必须军队和使者一同派出：一方面使敌人知道我方有防备，和议可以早日决定；另一方面安定国内人心，也让人知道我们的根本谋划。能够和就和，实在不得已才战；把和议作为首先要办的事情，把战备作为防备意外。这样，离间之言和不同意见就没有机会插入，不必等到对方来信后才派使者。书信中如果有显露威胁的言语，不如先派使者来消除对方的疑虑，从谋略上破坏他们的计划才是上策。八月，杨由义回来，亲自办理职事，说到达当天得到诏令，其中引用皇上意见说钱端礼所奏不对，左相又亲自交给他劄子三十五道，命令他亲自递进宣谕劄子；这是奉圣旨，命令先把海州、泗州两州的戍兵撤回，立即奉行。当时丞相魏公杞任本司参议官，这一天召集刘宝以及参议官以下官员同杨由义商议。公大声说：我多次在内殿奏论和战之议尚未决定，暂且应当坚守边境，观察敌情以等待事情的结果；一举一动都不能轻率，实在不得已才采取应战之兵，理亏不在我们。如果同他们讲和，他们已经要求四郡之地，前后虽然已经答应给他们，他们一定要等到盟书约定后才退兵。如今使者尚未派出，即使敌方元帅来信，本相也还没有答应割让四郡。如果无缘无故撤回戍兵，就是放弃四郡。他们趁虚占有后，自称是收复而来的，不会认为这是我们的恩惠。以后他们再提出别的强求，或者乘机侵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皇上不认为我无能，把一路的事权交给我，我个人的去留是很轻的事；但这件事关系天下安危，内心已经作出决定，绝不敢奉行。必须等到派遣使者，或者朝廷通过书信议定之后，才可以讨论撤兵。于是立即具文申奏，极力说明撤戍不便，因为这是北界回书还没有到达时承接的指挥。如今北界回书已经到达，本朝书信中也有随后应当派使者的文字。如果所议之事，北界书信中已经全部同意，那么眼下撤戍就可以交割；如果事情还有未定，只撤戍而被对方占据，其他事情就难以商量。即使想准备宣示圣主表示诚信的意思，日后也难以凭口舌争辩了。又担心还没有派遣使者、完成交割就撤去戍兵，敌方元帅会以此邀功，自称收复，并且抓住卢仲贤的话，到时一定更加费力。况且两州撤戍需要办理的事情很多，难以详细说明后等待回报，只怕造成耽误。请求暂时到行在当面奏报曲折情况，等得到诏令；边境的事情尚未决定，不必请求皇上召见，另有事情就赶快具奏。于是上奏，并向北界官司发文，查验、缴还申文；还没有等到日字牌、金字牌到来，就奉到御笔：朕看了卿的奏劄。关于派遣使者的事情，朕当初派卿去宣谕，是希望整肃军政、明确守备，这两件事卿都没有陈述。卿应当同诸将严密筹划战守；主张和议不是卿的职责。即使金人在淮北屯驻重兵，也必须等到他们允许我们议事，才应派遣使者。如果因此侵犯，那么将帅的职责在哪里？撤戍可以早些进行，边境不会有害，不可迟疑，今天就酌情施行。卿担心军队一动，如果对方不回书而发兵，那应当怎么办？卿想在边境上奏事，未必可以阻止，卿可以频繁具奏来报。第二天又接到金字牌，命魏杞迅速赴行在奏事。公也请求罢去职务，于是请刘宝当面交付撤戍的省劄，同时同他议定，等朝廷给北界的书信先行，再撤回军队；或许敌人先收到书信，知道海州、泗州是交给他们的，而不是白白放弃两郡，日后可以免除他们的强求。这一天发下诏令，宰相给布萨写信，立即递送；盱眙报告说，携带书信已经越过北界。九月癸未朔，得到诏令，安排淮上军民的安抚事宜，因为两州撤戍后百姓向南逃奔。报告说派魏杞充任使者，康湑任副使。庚寅，盱眙报告撤戍人员返回；辛卯，招抚司申报：胡明的兵马已经返回，敌人逼近海州但还没有进入。公向朝廷报告说：自从到达淮上，已经两次具文申报，又派干办公事的官员报告意见，请求同时发兵、遣使。后来接到撤戍的诏令，就具奏说明应当等使者出发、和议决定之后再执行。这是为了防备奸诈，不久却承蒙玺书严厉责备，已经立即恭敬依从。近来北界射过来的榜文已经使我们相互欺骗，不知道他们以后有什么意图。如今两州还没有接受使者，使者也没有越过边界，正是危险疑惧的时候。虽然告诫诸将严密防备，私下仍恐怕兵力不足，屡次请求调发王琦的一军，希望早日赐令调遣。称病请求罢职，并不是敢于逃避，实在是担心死去也无益于国家。不久报告说金人有入侵的意图，大概是突然得到两州，反而认为我们没有信用，于是把这些情况全部奏闻。到这一天敌骑已经进入泗州，百姓中有来不及向南渡河的，有的人甚至被砍断双足。海州归正人也有很多遭到杀害。两州积存的粮食还有二十多万，半数被居民焚毁，其余都被敌人使用。

译壬寅日，得到御笔，已经命令王琪调发刘宝的军马；分驻在其他地方的军队，可以全部抽回，不能使兵力分散。诏令刘宝也照此办理。公奏道：敌人贪婪无厌，既然看见我们撤去戍兵，就开启了奸诈之心，虚张声势，大肆逼迫威胁。陛下怜悯南北百姓，俯身顺从他们的请求，命令大臣通书讲解，又撤去戍兵来表示最大的诚信。他们本应像回声一样立即答复，却包藏异心，反过来违背自己的说法，这大概是上天要亡他们的时候了。没有事情时深深忧虑，有了事情就不害怕。臣已经谨慎告诫边境官吏，坚守疆界，不首先招致祸患，也不可轻视敌人。如果接待使者，就不能轻易改变信义；他们或许会妄图施行阴谋，另有窥伺。臣应当向六军传檄，激励诸将，坚固营垒来使敌军疲惫，持重以乘敌人疲敝，断绝他们的粮道，挫败他们的锐气，以逸待劳，就可以决定胜负。甲辰日，王公之望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丁未日，报告说左相被任命为都督。戊申日，得到省劄，任命为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赞。庚戌日，淮泗报告金人侵犯庐州；庐州州治刚迁移、初步安顿，遇到守卫寿春的军队，金人把桥系住，他们不敢抵御敌人。当夜向南迁移。韩璡守卫庐州，说敌人已经渡过淮河，直接进入焦湖，郡中百姓奔逃离散，许多人溺死，船只狼狈不堪。后来听说只是虚惊，军队又返回。十月庚申日，公因都督府已经建立宣谕司，请求结束宣谕司的事务，又向朝廷申报。近来得到盱眙抄录送来的信件副本，正是因为先前答应给四郡，才导致敌人猖獗。至于索取俘虏等人，决不能照办，必须斟酌，不应急于求成。如果坚守道理，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畏惧胆怯，这才是使事情加速的办法。癸亥日，公被派充任大礼卤簿使。十一月癸未日，侦探报告敌骑已经到达濠梁。盱眙守臣把州治迁到天长。公奉使到楚州时，敌人还没有渡过淮河，但盱眙发生大火，军民奔走逃散，一路震动。于是把遗留下来的钱粮取走，从燕馆、郡治以及民间房屋中全部搬运到泗州。魏胜在清河奋力抵抗，战死。敌人进而占据楚州。起初金人本没有渡淮的计划，但一旦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没有原因吗？丙戌日，公赴京，入朝应对。皇上说：‘前后廷臣的议论，只有卿始终没有改变。’兼任户部尚书。乙未日，皇上问：‘想派杨由义携带敌方元帅的书信，但他极力推辞出行，可以派谁去？’公奏道：‘臣听说王抃这个人，虽然不认识他，但他先前作为卢仲贤的副使出行，知道事情的详细情况，而且办事细密，自愿走一趟；还希望召见他，察看其为人后任用。’ 皇上欣然采纳，几天后王抃就出发了。丁酉日，下诏亲自出征。戊戌日，皇上宣谕说：‘卿的议论确实忠于国家，想任用卿为执政。’公极力叩头辞谢。辛丑日，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赐同进士出身。甲辰日，兼权参知政事。当时边境报告接连到来，京城官民多谋划迁移，有人传说德寿宫也有各宫焚香祈祷的议论，人心更加动摇。太上皇询问近来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公奏道：‘金人一定会讲和，但民间惊疑不安，似乎听说陛下也有所防备，所以每天都有虚妄的传言。臣不敢稍微误导陛下，这难道是小事吗？希望陛下不可轻易行动。’太上皇接受了意见，从此事情才安定下来，已经离去的人又返回。有人提议严厉制定法令加以禁止，公说：‘朝廷镇静持重，人们自然会安宁，哪里可以挨家挨户地说明呢？’闰十二月乙卯日，得到诏令，命执政等进呈文字，因为左丞相陈康伯有病。公奏道：‘刚才看到发下来的王之望奏章，说金左副元帅如今在滁州，恐怕王抃直接到都元帅那里去，就会同左副元帅的情意不相通，请把书信底本另行抄写，送往左副元帅那里。’臣私下仔细考虑，王之望曾提出三条建议，想放任对方的人到淮上用兵袭击。如今既然已经渡过淮河，王之望又在江上，如果看见有可以攻击的机会，早就已经攻击了。现在请求再次给左副元帅通书，可见王之望亲自到那里所见的情况，他一定不敢妄言来违背先前的说法；这正是尽忠，希望能够依从并实行。乙亥日，王抃到达京城。在这以前，皇上曾宣问敌情如何、有没有什么要求，枢密虞允文回答说：‘一定有。’公说：‘如果这样，就是不想和好。如果只是像卢仲贤约定的那样，才可以商议。’王抃到达后，书信还没有拆封，皇上又询问，虞允文奏道：‘一定有额外要求，恐怕难以应付。’唯独公认为，如今既然驻兵不动，又连续派人来通书，书信中没有不逊之言，想讲和本来就是他们的意思；如果他们确实想和，一定没有意外要求，即使果真有困难，也不值得接受。等到拆看书信，只是希望世代称为侄国，国书中使用名而不用表字，末尾使用再拜，这些都是旧日书信中原已确定的项目，其他没有别的要求。公请示皇上说：‘如今既然没有别的要求，可以按他们的格式回复。’虞允文说：‘何必完全依照他们的说法？’公说：‘如今正因为还不能控制他们的生死，假如力量足以控制，又怎么会把一句半句话看得重要？只是权衡当前的时机罢了。’虞允文说：‘譬如和尚原，最关系到川蜀的咽喉，难道可以再给他们吗？’ 皇上说：‘他们要求以辛巳年以前的旧边界为定，如果在这个范围内不答应和议，和议一定不能成功。’公奏道：‘我当然知道那是险要之地；如果是我们索求而得到的，他们却反过来索求，我们拿什么应对？何况这同先前的和议不同。’虞允文说：‘有什么不同？’公说：‘如今既然兼称皇帝，名位已经正当；虽说称侄，但这是敌国，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又减少十万岁币。这三件事最为重大，我已经把它们坚持住了，他们不能改变。此外如果还要更加用力争执，就是求取衅端。谋划国家应当考虑长远，姑且同他们讲和，我们就能得到休息来修治内政。如果为了愤怒而用兵，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我担心有人想制定整军亲征的计划，臣请求先罢免我，专门任用有能力的人去争辩。’直到漏壶水下了几刻钟，事情才定下来，虞允文已经接受了命令。第二天又奏道：王抃出行只办理诏令之事，请求命令他奏请朝拜陵寝一事。皇上说：‘不如暂且停止，等事情决定后再另外商议。’公又入朝奏道：‘第一次派遣使者，不如采取安静的办法，也许日后有事情时还可以同他们说话。’王抃于是出发。十二月辛卯日，任命为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在此以前，已经得到差遣人员，限五日出门，公上奏请求除去这一命令；又议论馆职不应限制员额，并说选用人才应当从外地召来三五人当面议论，然后审慎选择任用。

译皇上都依从了。使者出界时，北军已经返回。甲午日，下诏宣布和议已经决定。丙午日，皇上询问改元之事。隆兴年间叛臣赵谂曾经使用过这个年号，虞公认为典籍没有记载，自然不必改。公说：‘改元是大典。’签书王刚中奏事留身，皇上拿这件事询问他。王刚中奏说：‘此事在曾布《日录》中记载得很清楚，不应再使用。’钱端礼想改，虞允文有不同意见。臣认为应当改。御笔原想采用‘干统’，因为西北的敌人曾经使用过，便另拟四个年号进呈，于是改为乾道元年。正月辛亥朔，皇上亲自祭祀圜丘，公任礼仪使，率领百官在端诚殿列班庆贺。庚申日，充任德寿宫使。丁卯日，公请求外任，不许。丁丑日，殿中侍御史唐尧封议论公因为是皇帝姻亲，不应任执政。公立即再次请求外任，唐尧封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戊寅日，公又申述先前的请求。皇上说：‘朕已经宣谕唐尧封，朕是因为公有才而选用他，并不是因为私情。’公奏道：‘既然调动了台谏官，我就更加不安。’皇上说：‘决不能请辞离去。’己卯日，下诏不准，不得再行陈请。二月庚辰朔，在祥曦殿奏事。虞公奏说：‘钱端礼辅佐陛下，才成就了和议，恐怕还不能让他离职。’ 皇上说：‘和议出自朕的主意，参政钱端礼绝对不能离职。’王公也奏道：‘大臣的进退，所关系的事情并不轻。’公又奏请依从台谏官的意见，间或陈述了数百句话。退下后又重新递进文字。辛巳日，御笔说：‘朕想到即位以来，辅佐大臣很少有能够胜任的；假如得到合适的人，不能因为私情而废弃。虽然议论者有时不能容纳他，但在论疏中从未见到他有过失。抗章多次上奏，请求离职非常坚决。朕正忧虑风俗极其凋敝，憎恨浮言容易兴起。卿应当竭尽节操、推诚相待，赶快安定在自己的职位上，不要因为小小的嫌疑违背朕的意思。’随后到德寿宫，太上皇也再三告谕钱端礼不应离职，又说：‘只这样大的一件事，除了卿还有谁能办成？’丁酉日寒食，公奏请皇上到先世诸王的坟墓。皇上再三宣问，公于是历述家世。皇上说：‘卿是凭才德选用，并不是因为私人亲属关系。’这一天约集宗族，表忠观焚黄，两宫寿圣殿也举行仪式，并赐给酒和果品，以此表示荣宠。丞相陈康伯已经病重，公援引典故，任命他的长子陈伟节为直秘阁，次子陈安节赐同进士出身。陈康伯死在任上，追赠少师、大学文，令其致仕。公奏说，逆臣完颜亮在内，依靠康伯以厚重德行镇抚浮动人心。陛下登基，康伯凭大忠辅佐拥戴，应该优厚地举行赠典，于是追赠太师。不久王刚中去世，公也称赞他竭尽忠诚、辅佐政事，援引詹大方的旧例，请求在赠七官之外再加赠一职，以表示优厚的礼遇。公对这两位大臣后事的周全办理，十分完备。公既已办理宰相事务，又兼权提举玉牒、监修国史。八月乙酉日，下诏立邓王为皇太子。壬辰日，公入朝奏请回避亲属关系的嫌疑。甲午日，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在京宫观，仍奉朝请。过了一个月，兼任侍读。公在经筵议论政事，毫不贬损自己的意见，而急流勇退的志向更加坚定。七次上章请求到外地任祠禄官，这才改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辞行日，皇上宣召入坐，赐茶并给予极其优厚的褒奖。乾道四年秋，起任知宁国府，仍然奏事后出发。公治理政务崇尚简静，裁减幕府文书，免除零碎税额八万多缗，全郡都为此欢欣鼓舞。建炎初年，剧寇攻城，前参政、庄简李公光奋力击退敌人，公奏请为他建立庙宇。境内有麻姑山，地方空旷，藏有许多奸盗，公奏请在此建立砦寨，并设置官员巡逻。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整顿，不施加鞭笞而租税按期缴纳，郡政因此大治。虽然铲除治理奸猾之人，最终仍以宽恕施行，常说：‘治理之道，只是去除太过分的地方罢了。’ 乾道六年四月，请求任祠禄官；六月，任知绍兴府，极力辞谢后归去。九年，朝廷再次申明先前的任命，辞谢而不能获免，正好赶上修治荒政，他不怕辛劳，百姓依赖这些措施而安定。又劝百姓种麦，官府给他们麦种，第二年麦子大熟，收成是原来的数倍。处理积压的诉讼，整治经费，官吏和百姓都认为他明察如神。两郡都为他修建贡闱，并修缮官舍，废弃破败的建筑大多谈笑之间就办成了。后来听说他被授为观文殿学士，公在越地凡有建议，都直接送到皇上面前，请求没有不被采纳的，有时还由御笔批示施行。嫉妒他的人担心他再次被任用，于是用流言中伤公。既然已经以祠禄官身份归居，最终降为资政殿学士而罢职，当时是淳熙二年四月。三年，太上皇庆祝寿辰，公因是绍兴旧臣，特转通奉大夫。六月，再任提举洞霄宫；四年三月，恢复资政殿大学士。八月，因疾病请求退休，恢复为观文殿学士。壬辰日，死于正寝。娶李氏，是中奉大夫、直显谟阁庄之的女儿，追赠文安郡夫人。再娶高氏，封郓国夫人，比公早一年去世。儿子陈当，原任奉议郎；女儿一人，是庄文太子妃。孙子陈象祖，任承议郎、知处州军州事；女儿三人：修职郎、监行在车辂院的吴修，年迪功郎、新任福州侯官县主簿的王铎，以及承务郎、知常德府桃源县的许轸，都是她们的丈夫。曾孙两人，名叫云、泽，都任登仕郎；孙女一人尚且年幼。公生来就不同寻常，居住在重庆时，侍奉父母、承担家务，极尽孝道。雍国尤其钟爱他，亲自教他诗书。雍国父亲是间质肃公介之的幼子，曾任馆阁官员，因元祐党争被废黜；他娶晁氏济北先生晁补之的女儿，实际上同公属于同族。公在太平时代生长于京师富贵之家，却完全没有养成纨绔子弟的习气。唐氏、晁氏诸位老人还健在时，公从容同他们相处，因此得以讲论文章学问，商讨古今之事。又因为先世自文僖公以来，文献传承不断，所以公说：‘我从小就熟悉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熟悉典章制度。由熙宁直到政和、宣和年间的事情，世人所不能知道的，我都能一一说出。’他曾说李德裕没有参加进士科考试，却一直做到宰相，若不是努力学习，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因此他沉浸研习经史，从来没有一天离手。年轻时曾亲手节略十七史，内容十分完备；晚年又撰写《史提要》流传于世。他尤其通晓《左氏春秋》和西汉史书，大多能够背诵。他小时候喜欢作诗，伯祖内相文肃公勰，字穆父，同苏文忠公交游。他们往来的书信、唱和诗很多，公尤其刻意仰慕摹仿他们的文辞书法，得到其遗风；形貌清瘦，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但眼睛明亮有神，像神仙中人。他崇尚气节，虽然功名处于低位，但一听说国家有大事，就一定默默谋划，推测成败多能应验。他曾称说张良相貌像妇人，却能报仇秦国、兴复汉室，大概是在以此自比。

译他治理政务，以儒雅加以修饰，不专门拘泥于法令条文；远远看去庄严肃穆，接近他却觉得温和。属官和史官禀告事情时，他让他们尽量说完自己的意见，一句话剖析决定，是非立即分明。凡是有利于公家的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做的，不顾及个人私利；对于心中不愿意的事情，即使逼迫他，最终也不能动摇。靖康年间用兵，公亲眼看见和战不能决定而造成大祸，所以竭力陈述和议，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公的谋划十分长远，也不是苟且求成地讲和，只是从内部审察国家的财用，从外部考察军队的力量，先让王师稍作休息，才能勉强支撑局面来谋求大计。他深沉、果断，彻底看清敌情。唉！辛巳年敌人的变故，已经无可奈何。如果在甲申年，公推测形势，认为金人在杀死完颜亮的当天，以完颜亮无名出兵、骚扰百姓为借口；如今新建立的国家又背负篡位弑君的罪名，一定不肯重蹈覆辙来招致祸患，只想停止战争以安定自己的国家，徒然张扬虚声，实际上以和为主。因此他恳切地请求派遣使者来通好，出兵以表示防备，缓慢放弃海州、泗州，把它作为恩惠。至于拿着诏书却尚未出发来应付敌人，如果完全实行公的意见，敌兵就不会行动，也不至于使淮州、楚州再次遭受蹂躏之苦。公的意见并非没有采用，只是采用时很失去时机。西边庐州、濠州先行逃遁，东边刘宝不来援救，魏胜因此败死，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当时士气更加低落，几乎不能支撑，而敌人似乎要进攻却又退却，似乎要攻打却又迟缓，公更加探察他们只是想求和并停止战争的说法，认为这是正确的。因此王抃出行时，公告谕他说：‘这次出行有三件事：第一，端正帝王的名号；第二，确定双方的名分；第三，减少岁币。’人们往往不以为然，说这样怎么能击退敌人，甚至有人当面质问公。公笑着说：‘事情成功后是非自然会确定，姑且稍等。’王抃回来后，事情果然都如约定，金人也果然退兵，人们这才佩服公能够决断国家大事。从此南北安宁直到今天，这是谁的力量呢？公刚到台省时，吕忠穆公吕颐浩一见到他就赞赏感叹，把辅佐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又有参政席益大力提拔他。中书舍人潘良贵、原枢密贺充中，都同他友善交往，尤其具有知人之明。丞相史浩、魏杞、知枢院王纶，有的在他还是平民时就同他交往，有的从宾僚中选拔他，推举援引名士而使他们成为辅弼、禁从、卿监、台郎的很多。即使是一个普通士人，只要他认为可以，也无不委曲周全地对待。公荐举人才时常说：‘韩安国曾说，他所举荐的都是天下士人，贤能胜过自己；我实在私下仰慕这句话。贤能的士人，我只恨自己还没有全部认识。’他喜爱贤人、乐于善行，仿佛唯恐来不及。曾经到德寿宫奏事，太上皇赏雪赐坐，用玉杯宣召劝酒，不直呼他的姓名。两朝皇帝的恩宠如此深厚，于是问起他闲居时的自号，便亲笔大书‘松窗’二字赐给他。皇上又赐给他‘忠实’二字。两朝皇帝的亲笔墨迹，使一时都为之生辉。公虽然居家，但所受恩典待遇同政府大臣一样。他的孙子裒把他所作的诗文、奏议编成若干卷，名为《松窗集》，收藏在家中。起初，康公贤穆葬在天台护国山，公在某年某月甲子日随葬，于是成为台州人。公刚归来时借住在瑞严寺僧舍，一年多后才在城东北角选择地点建屋，那里有林泉之胜。他在其中建立精舍翻译、诵读佛经；闲暇时戴着幅巾，穿着野服，同方外人士往来游乐，谈笑放达，饮酒赋诗、弹琴下棋，十分自得。后来遇到圆悟禅师，深入省察佛教经典，超然自得，把轩冕功名看得如同无物，在出仕与退处、生死关头的见识远远超过常人。患病后立即摒弃医药，说：‘有生就有死，也是事情的常理，大限将到，等待它就是了。’病势危重时，家人捧着药哭泣劝告，公说：‘你们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大丈夫怎么可以侥幸希求万一的生机？’佛教徒有时劝他服药，他也只是笑而不答，只捐出钱财分别布施来答谢他们。去世前一天，他乘轿登上居所的山园，像平常一样瞻拜佛、道神像。回来后就闭目安坐直到去世，神色自若，难道是勉强装出来的吗？史象祖在公去世后写信来说：“先大父在官场和朝廷上所树立的大节，公最为详知，希望您为他撰写记述，将用来告诉太史氏。”我私下想，参政的德望、功勋和事业，在家中有档案，在国家有史书，士大夫都知道，士人百姓都传诵，哪里是我这种衰老浅陋的文章所能发扬的呢？我看公自隆兴以来，和君主议论天下大事，见于奏对的很多，都以忠实为本，合乎人情；是非在过去已有考察，事情的成败在后来也都得到验证。他的先见之明如蓍草和灵龟一样，他的定力如金石一样坚定。至于回护太上皇烧香出行，压制都城百姓迁徙躲避的骚扰，都是我亲眼见到而由衷佩服的事情。再想到我自幼在三衢认识公，首先蒙受他的赏识和爱护；后来到乡郡任职，我刚刚以进士身份回乡，等到任江山县尉时，公正主持漕运事务，便把我收置门下。公守婺州时，我恰好任金华县丞，受到的知遇更加深厚。护送慈宁宫丧事时，公征召我任属官。后来入朝任六院正，隶属版曹，凡有烦难的差使，必定交付给我。出任宣谕使时，我也列在幕下。公进位参知政事，又在皇帝面前大力推荐我。凭我这样的无能之人，能够忝列从官，实在都是由此奠定的。四十多年间，公提携和成就我的恩德，实在太深了！” 而我既没有为公效过丝毫之力，何况公门下有名望的人才已经凋零殆尽，我哪里敢以才疏学浅为辞！因此谨慎地择取其中大事写下，不敢隐瞒，也不敢谄谀，最终写成上述行状。《攻媿集》卷九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卷九十三。宋楼钥撰写。神道碑。《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奉敕撰写，标题一作《太师保宁军节度使致仕魏国公谥文惠追封鄞稽郡王史公神道碑》。根据篇中“亲洒宸翰”等语，可知这应是当日的原题。】高宗皇帝认为孝宗的君主德行日益成就，将要把国家托付给他，于是从天下选取学问品行端正纯粹的人来辅导他。绍兴二十九年，太师、鄞稽郡王史浩以国子博士身份在殿中奏事，高宗一见便意气相投，目送他离去，并告诉大臣说：“史浩是今日有用的人才。”授任秘书省秘书郎。过了五天，兼任普安郡王府教授。史浩受到高宗知遇、得到孝宗礼遇，实在从这里开始。第二年，孝宗封为建王，史浩升任司封员外郎兼直讲。又过一年，任宗正少卿。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册立皇太子，擢升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孝宗接受内禅，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读。十日后，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八月，任参知政事。第二年正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不久罢去政务，再次主管大藩镇。淳熙四年春，召为侍读。五年三月，再拜右丞相。十一月，罢相，仍任经筵侍讲。八年，请求归老，获准。高宗、孝宗多次召见，恩赐极为优厚，常称他为“老先生”。孝宗移居重华宫后，因为宴饮起居清闲，便想见旧日讲学之臣。太上皇下诏晓谕，并赐给御书。第二年，派干办御药院杨舜卿前去慰问，催促他入朝，并命守臣依礼送行。史浩入朝觐见后，孝宗对他说：“你辅佐朕在潜邸之初，亲自经历朕建立朱邸、升为储宫、登上大宝；两次任宰相，三次进入经筵，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君臣相得，实在不是其他人可比。”淳熙五年四月五日，史浩在家宅正寝去世。讣告传来，孝宗和上皇震惊悲痛，厚加赙赠。有司认为公位居极品，又是寿皇在潜邸时的旧日讲学之臣，追赠的典礼应当格外优厚，可以特意追封。其余赙赠、安葬等恩典，都依照陈康伯的事例。今上皇帝即位，赐谥文惠，亲自挥笔书写“纯诚厚德元老”碑额赐给他，并命臣楼钥撰写碑文。臣以末学之身在北门待罪，竟得以面对并宣扬圣明诏命，铺陈他的盛美，使之流传不朽。臣虽十分浅陋，哪里敢推辞？我私下想，自古君臣之间以相遇相知为难，而深厚的眷顾始终不变，善始善终，大概千载也难遇一次。孝宗当时承继艺祖统绪久远的传承和高宗付托国家的重任，史公便以自己的学问匡正辅弼；从而使政教光明，推及侍奉父亲以孝、事奉上天以诚，不轻易用兵，不妄施刑罚，人才众多，夷夏安定肃然。孝宗继承先志、完成先业的功绩，以及承顺父亲颜色的孝爱，成为天下的表率，光耀万世；又日益厚待帝师。太师的亲近和福庆不断流衍，光大而显著的美善，足以追配典谟。孝宗突然离开慈亲之位，史公先于他六十天去世，并以遗表上闻。唉，难道是偶然的吗！公名浩，字直翁，世代是庆元府鄞县人。曾祖简，祖父诏，父亲师仲，都追赠太师、冀国公。曾祖母叶氏、祖母徐氏、母亲洪氏，都追赠冀国夫人。曾祖早逝，叶夫人怀着遗腹子，指天发誓，愿意生下儿子来延续史氏宗祧，于是生下公。祖父教导他非常严格，凭孝、友、睦、姻、任、恤、忠、和八行荐举入朝；积德所留下的福佑，逐渐使家业兴大。次子史才在绍兴二十三年任签书枢密院事。公又接着登上宰辅之位，这是士大夫家族的盛事，没有比这更显赫的了。公天性聪颖异常，记诵超过常人，少年丧父，靠自己努力求学，贯通经史，义理见识超群，措辞立论，常出人意料。四十岁才考中进士，授左迪功郎、绍兴府余姚县尉。不久任温州州学教授，郡守张九成声望很高，把他当作国士相待，诸生也都推崇他。因中书舍人吴秉信推荐，授太学正，升博士，改任宣教郎。从此六年之间便升至宰相之位，近世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公智谋深远，遇到事情总能当机立断；平日看上去柔弱得像衣服都承受不起，处理事务却勇猛果决，坚定不移。推究经术和治国方略，常常发明前代儒者未曾阐发的道理；援引经典处理政事，往往切中要害。完颜亮南侵，边境用兵，建王上疏请求担任前锋，并发誓不与敌人共存。公当时因病请假，听说后立即前往，问道：“是谁替大王谋划的？错了！国家形势正艰难，父子怎么能片刻分离？假使唐肃宗能够跟随明皇幸蜀，哪里还会有灵武之事？”建王大为后悔，立即让公起草奏章，请求随从皇帝车驾，以尽儿子的职责，言辞恳切周到。高宗听说这个意见出自公，叹道：“真是王府官员啊。”朝廷正商议让建王督军，因此没有实行，建王于是随从前往视察军队，内禅的意图也就决定了。高宗将经过德寿宫时，公建议嗣皇帝应当骑马扶辇。高宗对公说：“执着马缰在前引导，不能成为法式。”公回答：“臣在肃宗那里取法什么？父亲出行，儿子随从，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孝宗最终采用了公的意见。高宗多次派使者邀请他回来，走出皇城门便停下了。公任参知政事后，召入禁中赐宴，他奏道：“臣从前在翰苑，即使深夜奉召也可以前往；如今身居政地，如果没有中使传召，便不敢前去。” “如果倚仗恩宠而奔走听命，就不是大臣的体统。”孝宗深以为然。孝宗曾问当今施政首先应做什么，公回答：“没有什么比保卫边境、收罗人才更重要。”他先前提到辛次膺、张焘是人望所归的人才，当天便召回。又推荐周葵、任古、胡铨、张戒、王十朋等，依次收用。公平日咨询天下人物，听到有可取之处便秘密上疏说明，并把言论者记录成一编，都是从这里取用的。又得到金安节、王大宝、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自写明他们的长处上奏，也都为当时所任用。公曾在德寿宫面对高宗，高宗说：“皇帝确实孝顺，这多半是你辅导的功效。如今又得到你来辅佐，朕心里也安定了。”又说：“你是皇帝的亲近大臣，凡有规谏匡正，不可回避顾忌，朕依赖你尽力调护。”公谦逊推辞后，第二天又借奏事再次谈到此事。上封事的人多请求减少任子名额，公请求每年考试一次，并且减少名额；应试者必定学习本业以应诏，既不损害恩典，又足以激励人材。孝宗看着左相陈康伯，认为他的意见合宜。公于是奏道：“凡有事情要陈述，都先同丞相商议，然后再上言。”从此臣僚请求更改政令，必先拿给公看，然后才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