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媿集卷五十一

译《止斋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序》。《春秋后传》和《左氏章指》两部书，是已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所著。关于《春秋》的学问不明白已经很久了，继啖助、赵匡之后，到本朝才有泰山孙先生，使尊王的学说再次显著。公是刘先生敞的《权衡》《意林》等书，订正考证尤其详细。伊川程先生颐虽然没有完整的著作，但一篇序文所包括的内容，已经完备地阐明了圣人的大法。自从王荆公安石的学说盛行以后，这一道统几乎废弃。建炎、绍兴初年，高宗皇帝重新振兴文教；胡文定公安国承接伊洛之学的余绪，推明这一道理，在经筵劝讲，于是这门学问重新流传，学者把它作为标准，可以说已经是大全了。东莱吕公祖谦又有《春秋》集解流行于世，《春秋》的义理大概没有遗漏的蕴含了。止斋生于东嘉，天资卓绝，诵读书籍、撰写文章，一旦便远远超出各位老先生之上；他收敛锋芒，以布衣身份居处，声名传遍四方，关于六经的学说流传到万里之外，而他的学问尤其深于《春秋》。楼钥并不精通此学，曾经涉猎各位先生的著作，不能说不明白，然而也不过是随着文字加以辨析解释，间或有前后相互发明之处，却仍看不出全书的体统所在。楼钥从最初客居授徒时起，就跟随止斋交游；虽然不能执经受业于他的门下，却曾经深入地向他请教。我和他同在西掖任职时，他开始把《隐公后传》数篇拿来给我看，并因此讲说《春秋》创作的缘由、左氏对经书所作贡献的地方。他的说法卓越独到，还说：“自从我对此有所心得，便想在诸生中著书，选择能够熟练诵读《春秋》三传的人来协助，最先得到的是蔡幼学。蔡幼学做官以后，又得到两个人，一个叫胡宗，一个叫周勉。我外出任职时一定带一个人随行，遇到有所询问，他们的回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只是这部书还不容易完成。”不久，他离开朝廷，我也回来了。我们虽然好像彼此忘怀于江湖之间，但朋友来访时，总要问起这部书。即使是亲自受他教诲的人跪下来请求，他也说：“这是我死后才会完成的书。”到嘉泰三年他去世，这部书才问世。他的女婿林子燕最能得到他的传授；又过了四年，长子师辙和他的门徒汪龙友带着两部书来见我。我已经老了，仿佛得到稀世珍宝，屏弃其他书籍，昼夜不停地阅读，才完全领会其中的大意。唉，真是盛大啊！大概此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书。先儒用条例来解释《春秋》，总是切切地认为每一句都不能有差错；遇到不同之处，便说是变例，我私下认为这并不妥当。止斋先生的书却不是这样。他深入探究经书的宗旨，详细考察世事的变化，大概有所谓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 【原集因为避宋钦宗的讳，凡是“桓”字都写作“威”，今已改正，后文同。】又有所谓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又有所谓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起初还知道有天子的命令，王室的威势还十分尊重；自从霸主的命令得以推行，诸侯便不再知道有周王了。桓公之后，齐国不能再与诸侯争雄，于是晋国称霸；晋文公死后，晋国也不能再与诸侯争雄，于是楚国称霸；悼公再次称霸，后来又衰落。楚国兴起后再次衰弱，吴国兴起并与中原诸夏结盟，越国攻入吴国，《春秋》便结束了。自杜预以来，都说周平王东迁是东周的开始，周王隐公是让国的贤君，这种说法十分详尽；而止斋先生认为，这既不是以平王为起点，也不是以隐公为起点，而是以桓王为起点，他的说法有根据。又如其中大的纲目：诸侯改换年号，是从前没有的；齐、鲁等大国相继数代，有的只有世次而没有年次。记载厉王逃奔彘，才开始有纪年。古代诸侯没有私家史书，《乘》《梼杌》《春秋》都是东迁之后的史书。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诸侯在咸结盟，是为了记录诸侯的分裂。这就是《春秋》的始终。隐公、桓公、庄公时期，只有郑国有许多特意着笔之处；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只有齐国有许多特意着笔之处。诸侯专擅征伐以后，才有千乘之国弑杀国君的事；大夫专擅统兵以后，才有百乘之家弑杀国君的事。宋、鲁、卫、陈、蔡是一党，齐、郑是一党。止斋先生在中丘会合并抗拒齐、郑，此后诸侯的军队才在天下横行。罪行没有比郑庄公更严重的，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间的祸乱，也没有比这五国更严重的，这可以作为不守臣道者的警戒。齐桓公死后，郑国随即朝见楚国，华夏变成夷狄，郑国成为祸乱的开端；记载攻打蔡国继而讨伐楚国，是为了表明齐桓公霸业的盛衰；记载侵入陈国继而侵入宋国，是为了表明楚庄王霸业的盛衰，足以看出夷夏之间的盛衰。记载公孙兹率军，记载公孙敖率军，记载公子季友去世，都是为了显示三家势力的起源。首止之盟中，郑伯逃回而没有参加盟约，于是记载此事，是因为他背弃了华夏诸侯的盟约；厉之战中，郑伯逃回却不加记载，大概是因为他逃避楚国。夷夏之别是很严格的。自隐公以下，《春秋》的治理对象在诸侯；自文公以下，治理对象在大夫。有治理天下的言辞，有治理一国的言辞，有治理一人的言辞；对于兵戈之事无不贬斥，对于玉帛往来的使者，则依照其爵位记载，褒奖和惩罚都很明显。文公十年贬斥秦国为狄，又过了三十年贬斥郑国为狄，又过了五十多年贬斥晋国、郑国为狄，这还可以理解；贬斥晋国为狄尤其严重。贬斥如果不在罪行最严重之处，就在祸乱的开端，我不过是如实记录罢了。这些都是先儒没有阐发过的。到僖公三十一年，四次占卜举行郊祭都没有得到吉兆，于是免去杀牲，却仍然举行三望，极力说明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以证明《明堂位》的说法不正确。惠公开始请求举行郊祭，但并不经常使用这种礼制。僖公开始作《颂》，却把郊祭说成夸耀，还引用祝鮀的话作为证据，这更是前人从未听说过的。至于左氏，有时认为《左传》并不是为解释经书而作；只有止斋先生认为，左氏特意记载那些《春秋》没有记载的事情，以显示《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全靠左氏的力量来彰明旨意。一部书从头到尾专门阐发这个意思。过去人们把杜预称作左丘明的忠臣，但他往往曲意顺从左氏的说法，这不算忠臣。止斋先生书中称“君子说”的地方，大概是广泛采集有益的言论；称“礼”的地方，大概是依据史书旧文，并不一定都与《春秋》相合。有人说是后人增益的，有人说是后人仿作的；有人认为凡例所说的义理浅薄而不予采用，有人认为这些条例并非左氏的本意。大概只有既爱护他又知道他的过错，才是真正的忠诚。他又说，庄公元年至七年以及十九年以后，直到全书末尾，大多没有传文，怀疑是有散佚脱落。止斋先生对传文的探求真是详尽。唉！我前后同止斋交游三十年，却没有能够在他门下完成学业；既因他去世而产生悲痛，后来又得到这两部书。其间还有许多想向他质疑却已经无法询问的地方，这就是我抚摸书卷长叹三声、不能自已的原因。

译《息斋春秋集注》序 我的家乡四明，在庆历、皇祐年间，有杜先生、杨先生、二王先生以及我的高祖正议，共称五先生，都以文学和德行成为乡里的表率。杜先生又继承他们，讲明经术，名公相继兴起，儒学风气更加振兴。后来伊洛二程先生兴起，得到二程学说而回来的，只有已故礼部侍郎高公。高公天资纯厚笃实，又以勤奋敏捷来辅助自己；师友的渊源深厚，学问精深。他进入太学，考中舍选，已经很有声名，诸位公卿贵人争着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拂袖而归。建炎二年，升补为上舍生。绍兴改元，皇帝以恩诏免去殿试，赐同进士出身。绍兴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学，选拔为四方士人所推重的名儒担任少司成，高公确实入选；士子云集，凡是学校的制度和规章，都由他裁定。第二年三月，皇帝亲临太学，高公在皇帝面前讲解《周易》泰卦，被提升为副卿，正将受到重用。后来因秉持正道触怒当时的宰相，被斥退后再未起用，居家多年，在中寿时去世。等到端明殿学士汪公登进入从班，上奏说明高公学问、德行以及出仕退处的详细情况，皇帝才下诏恢复他次对官的身份；由于诸位儿子的缘故，高公的名声更加显著了。自从近来王荆公废弃《春秋》之学，高公独自沉潜玩味遗留下来的经典，专以程氏学说为根本，又广泛采集诸儒的观点，为《春秋》作集注。他的学说纯正，都出于正道，只是还没有流传于世。他的次子得全任黄州知州，才把遗稿取出刊刻，并嘱托我作序。我生长在外家汪氏，与高公有亲属关系；虽然出生较晚，来不及接受他的教诲，却还记得曾在他的床前拜见，私下听说：高公被罢职闲居、闭门不出以后，完全不让世俗事务扰乱自己，每天都有固定的功课，风雨也不改变，这部书就是这样完成的。唉！泰山孙明复先生【 【前篇所写的书名中，这个“书”字本来不同。】撰写《尊王发微》，极力想阐明孔子褒贬的微旨。伊川先生却说，后世只从史书的角度看《春秋》，认为它不过是褒奖善人、贬斥恶人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则不知道。自从有《春秋》以来，从未有人揭示这个秘旨。高公也说：“孔子担心先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失传，便想把它建立为适用于后世的制度，使万世都可以通行，所以借周代的事来建立王法，而把开端托在隐公身上；又用文王、武王的治道来期待后世的君王，用周公的事业来期望鲁国的子孙。”由此推论，《春秋》本来就不是某一代君王专用的法则，而是万世通行的法则。他推阐伊川先生的意思，大多如此。从前曾子每次诵读孔子的话，总要说：“我是从夫子那里听来的。”子夏让西河百姓怀疑你和孔子的关系，曾子便责怪他。解释的人说：“这是说他没有称自己为老师的弟子。”看高公的序，直接引用伊川先生的序，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变，可以说是称述老师并且知道自己的根本所在了。伊川先生有序而传未完成，高公的书完成而没有序，这件事应当交给那些深通《春秋》的人来做。我是什么人，竟敢参与此事？黄州知州再三提起这件事，我私下庆幸能够借此把名字寄托在不朽之中，于是不敢推辞。高公名闶，字抑崇；他的子孙能够守住家法，他家的兴盛大概还没有尽头。

译《古文孝经指解》后序 古文《孝经》确实是我夫子旧日的著作，秦代焚书以后从屋壁中发现；颜芝所收藏的本子，十八章已经先流行于世。翼奉、张禹等五人各自成为一家之学，古文本只有孔安国、马融为它作传，却又没有显扬。隋朝开皇年间，刘炫作《稽疑》一篇，已经受到很多讥笑。唐代陆德明也说，古文本在当时已经不流行，于是随从世俗采用郑康成的注。十八章本来是独立流传的，只有刘知几认为应当推行孔安国的本子而废弃郑玄的本子，诸儒因此争论蜂起。唐明皇也根据今本作注并撰序，用八分书把它刻在经台上，至今还在长安；儿童学习《孝经》，都是学习这一版本。司马文正公只在秘阁收藏中得到古文《孝经》，为它作《指解》，曾经进献给仁宗、哲宗，范太史祖禹又继而为它作解说。唉，自汉代以来，为什么真正喜爱它的人这样少呢？因此，信州使君季公天性纯厚孝顺，专心学习，爱好古籍，尊重敬爱这部书，又为它详加解说；不但阐明孔子的微旨，也把文正公的解说依照原文加以发挥疏通，用心十分勤恳，言辞也详尽完备。例如说，爱敬可以施行于普通人，却不能施行于天子；又如论说忠顺不可丧失；又如不敢遗弃父母的身体，这些意义很深，而功效很大。他又说：“所谓‘要路’，是说所敬重的人少，所取法的人多”；“所谓‘至德’，是说所敬重的范围广，而所凭借的是根本”。这些说法都有启发意义，并不是随便说的。绍熙五年七月，皇上登上帝位，下诏求取贤才，季公在八月进献了这部书。不久，中书舍人陈傅良公又把它在经筵上进呈。起初想在广信刊刻，却没有来得及；季公的儿子淇考虑到这部书还没有流传，准备在家中刊刻，于是请求我写后序。经文说：“所以从天子到庶人，孝道没有终始之分，担心做不到的，从来没有这种事。”明皇注说：“孝道开始于天子，终于庶人，虽然尊卑不同，但孝道都要达到；担心不能做到，从来没有这种事。”他把这句话解释成其他意义，所以说“没有这种事”，这是不对的。古文本略有不同，写作“所以从天子以下直到庶人”；文正公则说：“开始是侍奉父母，最终是立身行道。”所谓“祸患”，是指祸败；意思是说，虽然有孝道的开端，却没有孝道的终点，仍然不能免于祸败，并且会使父母蒙羞，这还不足以称为孝。季使君又用明皇的事来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我私下认为这样还不够详细明白，冒昧再加以说明。圣人写的一部经书，可以说已经很详尽了，但他建立教化的要旨，专门就在这几句话中。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因此人对于孝道，从来没有没有开端的。孔子之所以对曾子反复谆谆教诲，正是希望人能够有终。孔子首先总说孝道，接着分别说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孝道大小的区别固然各不相同，但又在这里说，孝道如果有开端却没有终点，没有不遭受祸患的；这就不再有贵贱的区别。后来虽然详细叙述孝治、圣治的功效，一直写到篇末，但教诲人最为切要的，没有超过这一点；上下贵贱是一体，都应当尽心去做。明皇正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能坚持到底，难道不值得警戒吗？篇末说：“孝子侍奉父母到此结束，只是说丧葬祭祀完成，还不是孝道的终点。”所谓孝道的终点，与这里“孝无终始”的“终”，大概是指立身行道，直到死亡才停止。因此，即使曾子已经伸展四肢，因为能够保全身体而归还父母，自以为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然而更换席子的那一节仍在后面；因为大夫所用的席子还不是他应当使用的正当席位。唉，圣人的话真是深切，而要做到有始有终，也哪里是容易的事呢？我余生没有多少日子了，深知应当戒慎恐惧；若能守正而死，正是我所愿，所以更加努力，借此告诫有志之士，也用来补充二位先生的说法。

译《范忠宣公文集》序 古代贤者都可以成为后世的师表，但求学者仰慕古人的方式，各自不同。比如汲黯仰慕袁盎，司马子长仰慕蔺相如。若有某种情感在心中无法解脱，本朝前代正直贤德之人相继而出，如泰山乔岳，如景星凤凰；事情离我们很近，容易考察，他们的嘉言善行，都应当拿来作为准则。然而我个人的愚见，却是在年少时读到元祐宰相忠宣范公的《言行录》，反复读完始末，看到他正统的学问、重大的节操、宏伟的见识和宽大的气度，在诸位大臣中赞叹还来不及，更希望执鞭随从，想追寻他万分之一的成就，却始终不能做到。至于奏议、国论等文章，要求别人如同要求自己，劝人廉洁、成就德行的训诫；又如“避开好名声的嫌疑，就没有行善的道路”等话，都应当终身诵读。我常常遗憾没有见到他的家集。嘉定五年三月甲戌，范公的从曾孙、中书舍人范之柔来拜访，对我说：“忠宣文集还没有流传于世。他晚年被贬居永州三年，当地人至今仍怀念仰慕他。近来因为沈使君圻赴任郡守，便把家藏本托付给他。现在已经刊刻完成，但旧本没有序引，于是直接把这件事托给您。我谨慎地感谢您，并且说：‘把名字寄托在不朽之中，难道不是晚辈的幸运吗？难道不是我平日的愿望吗？只是我年老学衰，哪里足以参与此事。’ 我推辞了三次也没有获准，只好拿来恭敬地阅读。过了两天，便全部读完了。”大概范公天资诚实坚定，专心致志地求学，亲自承受文正公的传授，又得到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位先生作为师友的益处；发而为文章，根基在六经，切合于议论政事，没有冗长的话，一切都出于正道。忠肃公为文正公文集作序时说：“他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就像饥渴的人对于饮食一样，想片刻忘记也不可能。”又说：“即使是挥笔戏作的文章，随意写成，也一定归结到这些道理。”因此天下人相信他的诚实，争相推尊他。范公真是这样的人啊！至于我所尊敬他的地方，这还只是次要的。自从他入朝任职、出镇地方以来，朝廷谋略和宰相功业，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中，不必再多说。只是范公以忠恕为根本，得到这两种德行的作用，深入孔子的境界，不是浅薄之人所能窥见的。他温和恭敬、谨慎小心，在普通人中没有什么不同；但遇到应当做的事，勇敢果断超过孟贲、夏育。这是他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然而这方面也还可以勉励自己。他内心平和而宽厚，思虑周密而长远；喜怒哀乐的流露都合乎中正；克制自夸、伐人、怨恨、欲望，不仅仅是不表现出来而已，而是包容如太虚，没有亲疏取舍。姑且举一两件外在表现来说：邓绾曾经上奏请求罢免范公的襄州职务，后来言官攻击邓绾，范公却极力为他争辩，说他已经受到先朝责罚贬降，不应当再次加以贬黜。范公也并不是有意求取这种名声。他用恩德报答怨恨，自己说，对上是爱惜朝廷的体面，对下是安定人心，使人不再疑惧。黄门黄庭坚诵读杨畏的弹劾奏章时，范公已经离开宰相职位。后来哲宗当面斥责黄门，范公从容地替他解脱。黄门说范公是佛地位中的人。章惇获罪时，他的父亲已经九十岁，朝廷商议把他调到一个方便的郡任职，范公说应当搁置过去的罪过，而顾念他的父亲。范公本来因为议论新法不合而离职，等到温公准备把熙宁、元丰的法令全部改掉时，范公说只应去除其中过分的部分，还须慢慢筹划办理。谈论差役一事时，他尤其不能仓促行事，处处都是这样。范公失明以后，被责令知随州，不久又被流放到永州。大概章惇一定想把他置于死地，但范公一向安于义理和命运，从没有一句怨言。家人还不能平静，在风雨中船翻到江里，范公为了救人，幸而免死。他擦着脸对家人说：“这也是章惇所做的吗？”唉！假使让他跟随孔子在陈、蔡之间奔走，他也会说出“不被世人容纳又有什么妨害”的话；这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蔡京在新州又获罪，范公极力救助他；对上触犯了廉仲谋，对下违背了同僚的意见。贤如刘元城等人，认为吴处厚是维护君亲的大义之人，便竭力诋毁范公，范公不为所动，最终使蔡京免于一死。当时的人却没有因此感到痛快。等到事情发生变化，从刘忠肃、吕汲公等人来看，他们虽然最终死在贬所，但能够免于过分迫害，这才知道范公当初竭力使蔡京不至于被置于死地。吕汲公等人被流放到岭南，郊祀大赦还没有颁布，先前都说难以得到恩赦。范公斋戒后上奏说：大防等人年老多病，靠什么生存？考察他们所犯的罪，也不过是因为存心失去宽恕，任凭个人好恶，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当作仇敌，把似是而非的事情当作讥谤，因而误国害民；前车之覆，正可以作为后车的鉴戒。这不只是想使哲宗醒悟，更是想感动章惇等人，使他们改变心志而从事宽厚之政。唉！从熙宁、元丰到元祐，再到元符、绍圣之间，世事反复变化，不止一次。徽宗登基，改元建中靖国，流放的人全部归来，四海都在朝夕之间盼望太平。钦圣、显肃两位皇后与徽宗准备任用范公处理政事，甚至派中使远到湖外，优厚地赐予牵复之恩，迎接慰劳不断。范公当时正处于失明、残废、风痹交加的病中，知道皇帝果然要任用自己，也想感奋自励，但病势已经无法挽回。唉，天啊！假如能延长他三五年的寿命，使他再次执政，那么调和统一天下，便可以仰承建中靖国的意旨，哪里还会有后来的祸乱呢？范公去世以后，蔡京、吕惠卿都被召回，吕惠卿又受到蔡京排挤而任用，蔡京更加专权了。这就是我抚摸书卷而长久怀念他，继而长叹流泪的原因。后世君子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用来积蓄自己的德行，对于这部书，难道可以不熟读而努力实行，并把它代替弦韦之佩吗？文正公有四个儿子，长子任监簿，因病早逝。忠宣公和另外两个儿子都显贵，官宦世家接连不断。从忠宣公以后，经过一百二十四年，范之柔才又以中书舍人的身份继承世科。范之柔实际上是监簿的曾孙，范氏的兴盛还没有止境。

译《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远远超过历代君王。起初任用荆国王文公为宰相，君臣之间的情义如同宾客朋友，奏对往复，都记载在史书中，可以考见。元丰初年，君主的德性已经成就，神色威严坚定，群臣尊敬仰望，忙于顺承他的意旨，再不是熙宁年间可以相比的。只有左丞魏公，从普通官员起身，自己取得皇帝的知遇；他任省寺八品官时，皇帝特许赐座，并让他与府尹一同奏事，后来又命令停止这种安排；单独提拔他为柱史，允许他直接进前奏对，又引导他进谏，待遇之优异，本来就远远超过其他人。魏公也因此感慨奋发，不辜负自己的学问，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坚持正道而不阿附，精确恳切。他看待同列，犹如野鹤立在鸡群之中，当时的才气没有人能超过他。至于他议论古今治乱和灾变，警戒边境谋划、军粮供给不实，阻止西方军队再次出征，废除市易法的罚息，另外颁诏救护徐勋的狱案并告诫有关人员出入，挫折奸佞的萌芽，辨明是非的关头，这些都深深切中事情的关键，能够改变皇帝的想法，而且全都出于正义和义理。其言论的风骨气势，凛然有生气。神宗倾心听取并加以奖拔，曾对魏公说：“朕和你兄弟，就像同胞一样。”由此可知神宗圣明宽宏，能够容纳直言；而当时群臣俯伏听命，不能有所论说，大概都是只具备臣子的形式，不能辅佐皇帝而已。否则，魏公这样抗直，怎么能够容身于朝廷之上呢？魏公的五世孙、直显谟阁厚之，编次他的遗文，嘱托我作序。我说：“王文公的文章本来不需要序也会显扬；校理的文章，曾由曾南丰作序，后来陈后山又作了序。假使让我诵读左丞的著作，那还可以；怎么敢把作序的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显谟公再三请求，不肯放弃。我说：“我有办法答应你的请求了。”田承君昼，是天下的士人；他送别邹道乡的言辞，令人敬畏又令人仰望，怎么会只是随便附和别人呢？他在魏公的幕府中十五年，假如魏公不足以招致这样的宾客，田承君也不足以进入魏公的幕府。魏公的家传称赞他的文章说：“奋发凌厉，迅疾而有气势，最终归宿于道；制诰温润丰美，具有中和之气，文辞丰富通畅，出口即成，皇上多次称赞。”有些诰命可以通行使用，于是让魏公制定固定文辞来加以更新。魏公在翰林院时，旧制规定京尹不撰写诏词；当时高丽修好入贡，多次上奏进献，而所用答诏有十多篇，学士们大都为之撰写。执政想找一篇通用文字来敷衍塞责，皇帝却独独采用魏公起草的诏书。后来魏公担任宰辅，每逢发布大诏令或与夷狄通好，多半交给他撰写。至于筹划边防的精妙谋略、立朝持守的大节，都鲜明如丹；又采集长老和缙绅大夫的评论，说魏公厚重有德、能怀柔人心，像晋代羊祜；正直守节、敢于进谏，像魏国辛毗；治理政事儒雅，像汉代张敞；风度气概严整峻厉，像唐代温造。韩愈说过：“了解他的宾客，就可以相信他的主人；了解他的主人，就可以相信他的宾客。”魏公的贤德足以表彰千古，田承君的话可以取信于后世。我没有才能，哪里还敢在其中措辞呢？《陈都官文集》后序 制置使陈官由地官副卿出任四明镇守，政事办妥后的闲暇时间，拿家藏的曾祖都官文集在郡学刊刻，嘱托我作序。我推辞说不敢，并且说：“蒋鲁公的序已经很详尽了，哪里敢再添赘言？”既然没有得到允许，我恭敬地题写在后面说：“都官的节操多么高尚啊！鲁公称赞他的学问说：‘他平日所学习的，是认为应当求道而不是求利。’这是求学的人应当守护而不能丧失的，也是做官的人应当遵循而不能改变的。至于他平日的议论，高出管仲、子契之上；但到了迎合时势、办事求进的时候，却又低到管仲、晏婴之下，这本来就是那些善于举荐人才的人所鄙弃的。鲁公称赞他的文章说：‘大的可以用来治理世务，穷尽时势的变化；小的也足以吟咏性情，舒展幽郁。’他对于道就是这样，而他的文辞也不能不说有价值。可以说已经很完备了，但似乎仍有所畏惧回避，不敢把话说尽。我没有才能，冒昧补充他没有说到的地方。我曾经把陈公的遗文反复读了三遍，从而了解了他的为人。他的抱负向来就不同寻常，以忠义为根本，以学问充实自己，以安定胡先生为老师；他所结交的朋友，从东坡先生以下，都是天下名士。他的学术渊源又是这样，因此他在万言奏议中所表现出的经世规模，早已确定了。他自认为亲自结交并得到昭陵的知遇，虽然身在朝廷之外，遇到事情便立即发言；所写论述灾异的奏书，言辞尤其激烈，三次上书给英宗，都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等到神宗振兴政事，锐意求治，王文公得到皇帝信任而掌权，法令制度焕然更新，诸位老臣争辩也无法使之改变，投机取巧求取爵位的人不计其数，风俗因此大为改变。甚至有人远在蜀地万里之外任官，为偏远州郡向朝廷腾奏，大力称赞青苗新法的美好，很快便登上显贵官职。陈公当时正任山阴县令，按例秩满后可以升入馆阁；如果稍微忍耐而不说话，难道不能平稳升迁吗？但他却抗疏极力辩论，缴还召试堂札，自己招来流放和责罚而不后悔。当时他正悠闲地住在庐山，和刘凝之公一起在松树下骑牛，穷尽幽深之处、寻访胜景来娱乐自己。恰好有呼呜之事；若不是刘凝之，就不足以配欧阳公的《庐山高》；若不是陈公，也不足以与刘凝之的贤德相匹配。假使当时凭陈公的一句话就能使君主和宰相醒悟，哪里还会有后来纷纷而起的祸乱呢？陈公最终穷困年老而死，他的儿子为父申诉冤屈，又再次获罪。然而后来传到第二代，出了秘丞、删定二位公；传到第三代，又出了副卿，陈氏更加兴盛。上天的报施究竟如何，岂不是很清楚吗？读陈公文章的人，如果能据此去探求，便会知道陈公的高尚风操和重大节义，还将使百代以后的贪婪者廉洁、懦弱者立志，不应只是玩味他的华美辞藻而已。

译《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坚作《两都赋》，张平子作《二京赋》，不只是为五经增添声色，实在足以辅助大汉的光明，确实是千载以来的杰作。国家定都大梁，虽然沿用前代旧制，但处在四通五达的交通要地，贡赋地域均衡，不依赖险阻，真正符合周家凭借德行容易建立王业的意义。祖宗仁厚恩泽深远，太平相承百年，光辉高过千古，奇异的人才不时出现，却从来没有继承班固、张衡而作赋的人。神宗考察古制而有所作为，全面革新制度，文化礼制彬彬齐备，号称盛世。钱塘周公年轻时便在学校享有才俊之名，未满三十岁，写成《汴赋》，全赋共七千字，内容丰富，气势雄壮，把铺陈扬厉的功夫发挥到极致；一个月便完成，没有耗费十年的劳苦，指陈事实，也没有夸张过分。赋作进献给天子，皇帝赞叹惊异，命令近臣在迩英阁诵读；周公由诸生被提拔为学官，声名一日之间震动天下，于是本朝太平盛世的壮观就齐备了。不久，神宗升遐，周公也低回自守，不为自己表彰夸耀。哲宗开始把他安置在文馆，徽宗又让他列于郎曹，都是因为他得到先帝的知遇；凭一篇赋而受到三朝皇帝的宠遇，儒生的荣耀没有超过他的。周公去世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世上能够诵读他的赋的人大概很少，而乐府歌词盛行于世，人们反而不知道周公是怎样的人。周公曾经任四明太守，他的几个孙子又居住在这里。我曾访问他的家集并阅读，参照其他版本，间或见到他的手稿，又得到京本《文选》，与他的曾孙铸搜集编成二十四卷。中间经过兵火，散失残缺很多，但已经足以使他的文章不朽了。周公壮年时意气锐利，以平民身份主动结交明主，又正逢国家全盛时期，本来应当很快取得显贵地位；但他仕途年岁却十分漂泊，后来又到铨部参加远县的选试。即使回到朝廷任职，也眼看着便捷的仕进道路，却一次也不肯趋附。三次执掌州郡，只升到松班，最终客死异乡。大概他的学问在于退让谦抑、顺从天命，别人看他如同木鸡，他自己却以此为乐；这一点尤其是世人所不知道的。他的乐府作品广泛流传，自负风流，又天性爱好音律，像古代精通顾曲的名家一样，不能自已；人们一定认为他豪放飘逸、傲视古人，却不知道他并非靠刻苦努力、逐寸进步而成。等到仔细品味他的文辞，才发现经史百家的言论盘旋曲折地聚集在笔下，仿佛出自他自己，这需要多么深的用功、精细的用力啊！所以读到他进献赋作的书信，才知道一篇赋的构思组织；读到《续秋兴赋》后序，才知道他一生安身立命的所在。《磬镜乌几铭》，可以和郑圃、漆园的文章相互媲美；而祷神的文章，则属于《送穷》《乞巧》一类的作品。突然把这些话说出来，别人未必马上相信；只有能够细读这些文章的人，才知道这话并不是过分的赞美。我闲居养病，为他校勘了三四遍，仍不敢认为已经尽了力。淇水李左丞阅读这篇赋时，在皇帝面前多从文字偏旁来说明，于是我考察群书，略作音义注释，对于不知道的地方暂且空缺，等待博雅的君子来补正。我不敢把自己比作张载、刘逵，为《三都赋》作训诂。我的先世与周公家有旧日交情，而且我曾经在他家租住。周公的诗文有幸没有湮没，是我的愿望。周公名邦彦，字美成，“清真”是他的自号。他历任官职的详情，见于志铭。制使、待制陈公在办理政事的余暇，既刊刻曾祖贤良都官的家集，又把清真的文章一并刊刻流传，以慰藉乡人的思念。君子认为这一举动远远胜过一般人，不是普通文吏所能做到的。

译《北海先生文集》序 本朝文章的盛况远远超过前代。徽宗在位时，天下太平，上面有日月承戴、星文云彩呈现祥瑞；下面有灵芝朱草、赤乌白鹊呈献祥瑞。表彰祥瑞、进献祝贺的奏表，几乎没有空缺的时候。文士们竞相挺立，争着发挥自己的长处，无不精心描写，铺陈夸饰，来造成盛大的景观。有人在修筑顺州的工程中，从土中得到枸杞的旧根，形状蜿蜒伏曲，仙家认为那是经过千年变化而成的，于是飞驰进献到宫廷。皇上生于壬戌年，正好与此物所属的生肖相符，更把它认为是吉祥之兆。百官想在第二天早晨上表朝贺，诸位大臣停笔相视，却没有办法措辞。在此以前，学校中的英才长期受王氏之学束缚，不学习处理实际事务的文章。皇帝亲临学校，想进献一篇表文，却没有能够应对的人。当时翰林学士綦公还是诸生，从袖中拿出草稿，众人无不惊叹佩服。到这时他已经做了学官，有人推荐他的名字，便请他到东阁，授予他题意。綦公从容撰写对偶文辞，精妙绝伦，一时无比。开头写道：“灵根在夜间鸣叫，千年之后改变了异质；驿骑清晨奔驰，进献圣人的万寿。顾念它长久沉藏在荒远之地，正是王师恢复疆土的开始。万物难道没有知觉？时势各有等待。”表文进呈后，天子为之改变容色，当天就在京师传遍。诸位大臣都自认为比不上他。綦公起初来自北海之滨，学问积累十分丰厚，却不求别人知道。从此声誉一天比一天高，终于进入馆阁和殿阁。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才用，便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建炎二年，高宗驻跸维扬，綦公渡海入朝，往返一两次便任郎官。第二年参加轮对，一见面便彼此契合；高宗遗憾相见太晚，提升他为左史，代理掌管琐闱。召试中书时，文章不加修改，皇帝亲口击节赞叹。随即正式任职西掖，晋升任用之快，近来没有可以相比的。永嘉南渡时，綦公在皇帝身边，实际上代替皇帝发布言辞。诏书所到之处，读者无不感动；诸将奔走承受诏命，像陆宣公在奉天时一样。不久进入翰苑，正逢羽檄纷至、书诏堆积的时刻，而宣告政令时不隐晦其中的旨意。吕忠穆公以宰相身份建立督府，训辞尤其宏伟，其中有说：“长江内外所有封疆，都归于经略；所有宿将王侯的尊贵身份，都听凭指挥。”他能够布宣天威、张大国体，大多就像这样的言辞。綦公专心于经术，博览强记，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气刚，平时作文不说奇崛怪异的话，但气势格调浑厚自然。因此一旦承担撰写诏命的任务，便明白通达，即使武夫和远方之人也都能清楚知道皇帝的意旨所在，不是拘拘然只把青白对仗写得工巧的人可以相比的。唐代文章有三次变化，宋代文章也几乎变化了几次。只说骈俪文体，也反复变化，作者争相追逐名声，恐怕彼此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过分之后又走向极端，写成长句，全部引用古语，把它当作奇特拗折，反而损害文章的正气。何况文章本来应当做到文从字顺，以便宣读；有时一句对偶竟达到几十个字，识见高明的人不认为这是好文章。只有綦公与汪龙溪追述古代作品，谨守四六文体，这种体制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然而这些对綦公来说都只是余事。他尽忠竭诚，遇到事情极力议论；进见皇帝时当面直陈，退下后却常常删削稿子，以辅成中兴事业，綦公的功劳很多。綦公死于绍兴十二年，秦丞相当时执掌国政、专擅权力，因为对罢相诏书的起草怀恨，恨不得报复他。直到绍兴二十九年，宗丞李公益能才为他写行状；又到绍兴三十三年，才有参政周忠简公为他墓碑撰铭。綦公的从孙焕丰，把他的文章编成五十六卷，收藏在家中。我出生较晚，来不及在綦公门下拜见，却读过许多他的文章。后来在丹丘任职时，才看到他的家集，更加听闻他出仕退处的详细情况。晚年闲居，有一个名叫更生的人，他也是綦公的从孙，早年便有才俊之名，寓居在我的家乡，曾经把綦公海上诗刻托我作跋；我为此作诗说：“晋阳本来就有高共，奉天哪里能没有陆宣公。当年扶持太阳升起在沧海之东，至今还想象着健笔驱使长风。指挥诸将如同驱使儿童，中兴事业应当数第一功。丰碑不必惊叹诗文之工，制诰草稿都还收藏在銮坡之中。”更生再三致谢，并且说：“如今了解北海先生的人大概很少了，遗文将要刊刻流传，希望您为它作序。”我说：“先生的文章已有传承，又能借此把名字寄托在不朽之中，我不再坚决推辞。”等到更生已经免除忧患、服丧期满以后，我才敢下笔，担心不足以发扬先生盛大的功业，谨怀惭愧写下这篇序。先生名崈礼，字叔厚，是潍州人；“北海”是他的自号。《攻媿集》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卷五十二 宋代楼钥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