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媿集卷七十一

译魏野草堂图 寇准在巴东最终也没有地方修建楼台，熟悉魏野三山居的人，竟然是这样的吗？难怪他不肯用这里来换取那里。苏子美诗 我曾见过沧浪补写怀素的草书，写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他虽然天资豪放飘逸，自称是随手纵笔，哪里曾经留意？然而如果不是长期浸润于水墨书写的习惯，也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东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赞颂狄梁公说：“从虞渊取回太阳，在咸池洗净光辉，暗中授给五条龙，让它们夹护着飞升。”东坡称赞蜀公说：“引导太阳升起，灿烂得像长庚星。”事情固然不同，辞意也明显超越了唐人的赞语。东坡写给欧阳叔弼兄弟的帖 苏轼因欧阳修而显达，欧阳修也因苏轼而更加尊贵。推荐不才之人、遮蔽贤能之士，后人应当知道该怎样取舍。东坡与林子中论赈济帖 赈济荒年的政务没有第一等的办法，大概是平时没有储备，聚集起来的饥民以千万计，只能仰赖官府供给。虽然救活的人很多，但不能免于死亡的人也很多；如果尽心尽力去做，大概才有希望罢了。坡翁自己也说，他吸取熙宁年间大量流民死亡的教训，公私上下都惶惶不安，日夜筹划安排，才勉强避免了狼狈局面。古制说九年耕种必须有三年的储备；古代制度已经没有得到明确实行，这正是贾谊为公私储蓄不足而悲痛的原因。黄太史书写少游海康诗 祭酒芮公作《莺花亭》诗，其中有一首绝句说：“人们说技艺多的人也多困穷，文章随意写成，究竟有什么工巧？淮海秦郎是天下士人，一生胸怀却处在百般忧愁之中。”我曾吟诵它，因而感到悲伤。醉卧古藤之下，实在令人深深惋惜。能使人喜爱的人，最终也不能免于此。可悲啊。蔡京亲自书写窜谪元符党人的诏书草稿 裕陵裁决各种政务，常常亲自写札子。当时蔡京正任检正，他建议派官员设置机构，把这些札子分类编成书，于是朝廷把编次的任务交给了蔡京。到事情办成时，徽皇竟把它看作自己相业的根本。违背御笔的人，起初按违制论罪，后来又按大不恭论罪。其实这些制度全都出自蔡京。设置党籍，是臣子们所愤恨的事情，其中的细节全都见于此稿。难道草稿还能掩盖事实吗？等到蔡京第二次任相，直到第三次入相，所受到的宠信任用已经不如从前；御笔一旦从宫中发出，蔡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商鞅制定法律，亲自承受法律造成的祸害，身死宗族覆灭，实在是自取其祸。国家败坏，百姓残灭，中原变成废墟，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题跋乔仲常《高僧诵经图》起初我从乡中僧人子恂那里得到一幅罗汉摹本，旧跋说：“姚仲常擅长绘画，却不容易得到他的作品。有一位贵人等了他三年，一天他高兴地索取一幅纸，为贵人画了一尊应真，几天后完成。这幅画已经经过四次摹写，当然知道距离真迹已经很远，但笔意仍然卓异可观。画中除了众多佛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树石无不完备。有人用琉璃瓶盛着荷花，一只小龟沿着茄子向上爬，童子隔着瓶子注视。画的末尾有一条大蛇在水帘中横行，身体一节一节地显露，意象完整，都是新奇的构思。可惜不能看到真迹。”后来我又在苏卿伯昌家见到一幅摹本，却已经题作龙眠所画。大多是因为考察不深，又不谨慎地对存疑之处置之不问；看见唐人的画便指认为吴道子、王摩诘，不知道还有卢楞伽一类画家；看见本朝画便指认为龙眠，也不知道还有乔君这样的画家。如今看见这幅图以及山岩沟壑间的题跋，我才恍然明白，也知道把它归给姚仲常是错误的。这个僧人默诵的是什么经？仙人、佛陀的各种形象仿佛从他的口中缥缈而出，鬼物在后面俯身聆听，都有精妙构思，也使人的心意随之消融。题跋游嗣祖所收藏的帖 欧阳公写给薛公期驾部的帖 欧阳公有一首送公期请假回绛州的诗：“山行马瘦春泥滑，野饭天寒饧粥香。”最为人们所传诵。简肃公是绛州人，公期是他的女婿；欧阳公称赞简肃公有清明的德行、正直的节操，家法严明，子弟大多贤能。公期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山谷的草书 草书圣手尚且可以学习，但怎样才能摆脱俗气呢？以山谷的高雅卓异，到了晚年才得以脱离这种俗气。唐子西与游氏的帖 蜀地士人郑太玉和先生交游，两人都喜好世间和出世间的学问。他曾说：“文章的习气，何不痛痛快快地扫除掉？雕琢肝肾，不过是徒然劳累人罢了。”先生开玩笑回答说：“我宁可把这一生都耗在笔砚之间，寂静的快乐留待来世享受，也还不算晚。”他的用心就是如此。先生曾对儿子说：“我胸中有已经形成的议论文章五百篇，应当传给你。”不久疾病发作，于是去世。紫微公认为这是他终身的遗憾。题跋王顺伯家藏帖 苏子美《锦鸡诗》沧浪的文采超出众人，正像锦鸡一样；即使想变成木鸡，可以吗？可悲啊！范文正公与尹师鲁的帖 师鲁从筠州乘轿带病来到南阳，把后事托付给范公而死。可见他们平日相交的情谊就是这样深厚。韩魏公与尹师鲁的帖 我曾读《安阳集》和家传，韩公处理事情周密精审，不是其他人所能相比的，这封帖尤其可以看出来。战争凶险，战事危急，怎么能保证一定取胜？有人记载师鲁说韩公把胜败置之度外，这话未免过分了。王荆公书写佛语 王公的诗中有句说：“世间好事，佛说尽了。”难道就是为了写这类话吗？王公的书法自有来历，并不是无心于工巧。林和靖与通判的帖 不知道通判是怎样的人？太平无事之时，辅佐钱塘这一美好郡地，又得到林逋这样的老人来任州官，百姓多么快乐啊！右军章草 章草的绝妙书法已经久远了。我曾见过皇象所写的《急就章》。皇象同时代有张子并、陈梁甫这样的善书者。陈梁甫遗憾张子并，张子并又遗憾陈梁甫；皇象在两者之间斟酌取舍，极得其中妙处。中国善于书法的人也不能超过他。只有这样，才可以写成章草。这封帖确实是合乎章草规范的作品。即使不是右军真迹，也绝不是近世人所能写成的，实在值得珍藏。米元章三帖【一帖行书，一帖篆书，一帖隶书】孔融给张纮的信说：“前次承蒙你辛劳挥笔，多写篆书。每当我举起一篇来看到其中的字，就欣然独自发笑，仿佛又看到了你这个人。由此可知，古人写字，也有使用篆书的。珍藏晋人行书，精妙绝伦，冠绝一世。这一卷有四十三字，尤其高妙，却不善于运用两种短处，为什么呢？” 题跋陈闻远所收藏的了翁《龟山元城帖》。杨龟山曾任余杭县令，如今赞府陈棠是了斋的曾孙。他拿出家中收藏的两位先生和元城先生的手帖、家书，共十二纸。县令江君和他一起把它们刻在县学，题名为《德翰墨》。前后相互辉映，整肃衣襟来读，凛然仿佛三位君子同时相从。即使百世之后，也应当使人振奋起来，何况他们的声名事迹至今还没有远去呢？

译题跋曾氏《独醒杂志》我近来任职于成均，临江人曾无逸与我同僚。他曾说，他的先父平生给他看过一卷书，大概是记述先父行为事迹的。樊少从博士曾为他作哀辞，端明忠简胡公留下两幅墨迹，又得到艮斋、诚斋诸公为它们作跋。诚斋还为他的《独醒杂志》作序。唉，真是完备了！无逸又说：“先父并不是无意于出仕救世，年轻时得病，于是放弃举子业，专心研究古学；能够悬腕写行草，追配前代贤人。过去他把富贵看得好像不值得玷污自己，自号‘浮云居士’；后来志趣更加高尚，又以《独醒》命名书斋，晚年号归愚。他的造诣越深，所以面对生死祸福的到来，能够如此明白通达。”家中有章伯益友直飞跂的几幅墨戏画，起初从未临摹仿效，一落笔就超过别人。有一天，他在废纸上画两只虫，神采精妙绝伦。不久便去世了，所以连同他的手迹一起收藏。我说：“绘画还不足以说明居士的境界。以诚斋和他亲近深厚的关系，尚且不了解他游艺的妙处，可见他的内在积蓄是如此深厚而不显露。画家多得很，哪里数得过来，真令人感叹！”不久我得到《独醒志》读它，更加知道他是博学高雅、持论笃实的君子。徐节孝平时默默独处一室，几乎像与世人相忘；到了谈论天下大事时，却滔滔不绝，毫不疲倦，因此有“不出门户而知天下”的称誉。然而他还居住在山阳往来的要道上；如果说居士远在江右，却能历历道来中原的往事，那就更胜过他了。题跋赵伯山责伪楚画 段太尉奋勇攻击朱泚，人们只知道这是出于一时的忠愤；柳宗元却恳切地记录他的遗事，以显示这不是偶然草率之举。延康的两篇文章，读者没有不受到激励的。近来读他的行状，才知道他在太平无事时，遇到事情也件件不苟且，所以能够在纷乱之中自立。士大夫平日如果不致力于操守品行，一旦面对大节，能够不改变志向吗？题跋姚编礼【辟】敕牒 议论礼制的人家，名义上说是聚集争论，其实只是因为没有卓然出众的名儒，反而夹杂着提出异议的人，所以才会这样。嘉祐、治平年间，朝廷清明，元老大臣想要修订沿袭和变革的礼制，于是在低位官员中选拔任用姚、苏二人；书写成后，人们没有异议。任命官职要选择人才，就应当这样，然后才能使天下人信服，成就事业功业。题跋谢观妙《混元实录》道家这一流派，源出于老子，后来分支繁多、彼此区别，逐渐远离根本。道藏中的书籍，杂取百家之说。世上有声望的士人，多把拜章祈请鬼神、炼气炼金当作本领。这些都是燕、齐方士的余流，离道家根本就更远了。《观妙本儒生》一书，作者从皇甫清虚那里学习道术，大概知道尊崇老子的人，广泛穷尽书籍传记，汇集精华编成此书，广泛搜罗而约取其要，自号为《实录》。他还说，凡是十六种变化的说法，事迹隐晦；其余偶见于纪传而未载者、有关时代而未加叙述者，以及放光现瑞、示梦传言、灵验等事，不是化身降世的，也不再收录，希望这样传之后世而不失实。然而青羊、白卫的灵迹，琼台、玉局的奇异祥瑞，这一类事情还很多，难道果真都是真实的吗？我曾诵读公是先生的话说：“苍茫浩渺的六合之外，遥远蒙昧的三皇之初；近处的事未必存在，远古的事也未必不存在。”确实如这话所说，又怎么知道它们不是真实的呢？题跋李武义【翼】的行状 天宝年间发生变乱时，拥有强兵却坐视旁观的人相互环列；而贾贲凭一名县尉的身份讨伐叛贼，张巡凭县令的身份起兵。早晨没有入朝，晚上也没有参加宴饮，古人也难免有这样的处境。忠臣义士只知道竭尽忠节，从不以官位卑微为推辞。李侯的官职不过是边徼小吏，却独自奋力出击，抵抗正强盛而无法制服的敌人，抱定必死之志而不屈，凛然如同仍活着一样。我反复读他的遗事，不禁为之流泪。题跋朱岩壑《鹤赋》及《送闾丘使君诗》太平时期，洛阳有八位俊杰。陈简斋是诗才之俊，岩壑是词才之俊，富季申是文章之俊，都是一时的奇才。南渡以来，诗才之俊、文章之俊都被执政大臣共同竭力举荐。岩壑的名声，起初因为隐逸而被召入朝廷任用；但他性情刚直而不得志，最终以退职告归。《鹤赋》的创作，难道是对此有所感慨吗？假如它的羽翼已经长成，难道不能在辽阔的天空中翱翔吗？它远去而不回来，还想着用灵药和仙经来报答主人；爱护主人的情意，又在这里显现出来。我出生得晚，没能见到他，但仍认识蕲州史君淳诚笃实，很像古代的君子。岩壑应当同他交情深厚。写在张待制【字发】行实之后 我曾经经过越地，和士人谈起靖康、建炎年间的事情，感叹说：“李邺把我州投降给金国，虽然暂且保全了一时的百姓，却给我们留下了千年的耻辱。”我安慰他们说：“他不过是自己毁坏了家声，怎么能玷污越州这个大府呢？”钦宗仓促派遣使者，朝廷大臣大多畏惧躲避，只求苟且免祸。中书侍郎陈公慨然请求出使，钦宗为此流下眼泪，特意免除他出使；但见大夫中没有可派的人，最终还是派了他。他的副使就是待制张公。两人都奋不顾身，深入虎狼出没的地区，陷在那里十多年，最终手持符节而死。忠义之气，凛然如同仍然活着。这难道不足以洗刷会稽的耻辱吗？士人说：“是的，他们都是我们乡里的人。”现在读到张公的行状，因而把这些话记在后面。题跋袁起岩所收藏的阎立本《萧翼取兰亭图》这幅图世上有很多摹本，有人说画的是韩昌黎拜见大颠，有人说画的是李王拜见木平，都不对。如果是这两件事，就不应当是僧人坐在禅床上，而客人坐在下座；画中的人正是萧翼。吴傅朋说：“书生意气洋洋，脸上有归还完璧的神色；老僧张着嘴却不能合拢，呈现遗失玄珠的样子。”这也不对。萧翼是凭权谋被选中，远道去取《兰亭》，出发时先上奏请求带三五通王羲之、王献之的杂帖同行。到了越地，他穿着黄色短衫，衣服极其宽长，潦倒得像山东书生，才用谦卑的言辞求见。袖中所藏的书，是御府所带出的；跟随他的乡野童子，也携带着书卷。这正是画他结交辨才的时刻。后来既然取得《兰亭》，便以御史的身份召见辨才，把事情明白地告诉他，不再摆出这种寒酸儒生的姿态了。况且当时这个和尚因此大笑跌倒了很久，哪里只是张嘴不能合拢而已。右相不只是绘画精妙，他所刻画的人物神态、情态和曲折心思，尤其不是后人所能赶上的。

译题跋姜尧章编纂的《张循王遗事》柳宗元把段太尉的逸事送给史馆，自己说喜欢询问老校尉和退伍士卒，因为他们能讲述这些事情。他所记载的有三件：杀戮郭晞的军士，安抚焦令谌的农民，不接受朱泚送来的大绫财物。只是段太尉的忠节本来就十分显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三件事以后才算贤能呢？大概是惋惜这些事迹散佚，并且借此说明太尉平日的为人，并非只在一时奋不顾死而取得声名。旧《唐史》的传记虽然详细，但因为没有见到柳宗元的记述，所以这三件事都缺失而没有写入。宋景文公郑重地把它们记下来，对成就一篇佳传帮助很大。尧章仰慕循王的伟大功业，又惋惜那些细小的品行节操很少有人知道，辛勤访求而得到这些材料，想用来补充史官的遗漏，他的志向值得嘉许。题跋东坡所作《获鬼章告裕陵祝文》永乐之乱，怎能不痛哭到极点？鬼章被活捉，积久的愤恨终于得到宣泄。太宗平定突厥，高宗平定高丽，都应当告祭陵庙。这是因为唐高祖对北狄积蓄愤恨，太宗对东夷锐意经营，武功尚未完成，后来的圣主继承先志，也已经把它们平定荡除，所以应当启奏告祭。这是长庆年间的奏文用语。不知当时奏告之时，有没有这样雄健的文章呢？题跋东坡送刘道原归南康的诗 刘凝之弃官居住在南康，欧阳公为他写了《庐山高》，黄山谷称说他忍受贫穷如同铁石；这位刘凝之就是刘道原。坡公屡屡称赞他，所谓古代君子，说的就是刘凝之。司马公的《资治通鉴》一书，有很多地方依赖道原的帮助。他的儿子壮舆，也是一位奇士。坐中的客人询问这首诗的原委，因此我把这些告诉他。题跋《嘉祐二年进士小录》我的曾祖父钥登治平二年乙科，祖父登元丰八年丙科。近年传得到一部小录，又把绍圣二年的一并抄录下来，大体上和今天的小录略有不同。现在又见到这部书，四种小录都在前一叶把杂事全部记录下来，而这一部又把试题分为三等，实在难以理解。同年出生的人没有分列职官姓名，下面每件事总是留出一字的空格，事情的沿革大致如此，已经无法详细考察了。这一年取得名次的士人有十五六人，苏长公、苏少公也都在其中。这真是一部千佛名经。题跋扬州伯父的《赋归六逸图》陶渊明联句，黄山谷在西轩，刘真长望月，李太白把酒，卢仝啜茶，苏东坡题咏。我曾见过古画《六逸图》：孙登长啸，阮孚穿着上蜡的木屐，陶渊明用头巾滤酒，韩伯休卖药，边孝先白天睡觉，毕卓睡在酒瓮旁；这些人都不是同一时代的，只是取他们的闲逸罢了，并不像竹溪六逸那样一同游赏。滕子济收藏唐人的《出游图》，也画六个人：宋之问、王维、李白、高适、史白、岑参。云林子题跋说：“根据画上的姓名题字，其中有的人或许并非同时代；但他们并肩而行，互相注视交谈，显出得意忘形、忘却外物的情态，扬州伯父所画的正是这一点。这哪里可以同俗人谈论呢？” 又题《四贤图》谢安游东山　　张翰思念莼菜和鲈鱼 严子陵在钓台　　陶渊明临水赋诗 谢公虽然为了天下百姓而再度出仕，但隐居东山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严子陵出山去见刘文叔，最终也不肯接受三公之位而归去。季鹰和渊明尤其高尚。伯父执掌军政、持节在外十多年，情趣寄托高远，把四位贤人当作朋友。晚年能够归来，大概没有辜负这个志向。题跋《了斋有门颂》帖 我过去读《了斋集》，见到其中有一篇《有门颂》，却不知道它的宗旨。庆元二年八月上旬，有两位僧人来敲门，袖中拿出《了翁真迹》以及他与延庆寺第四代明智讲主讨论此颂的两幅帖子。我读后，顿时明白了。于是询问天台宗教观的学说，僧人说，智者大师所说有四门：一叫有门，一叫空门，一叫亦空亦有，一叫非空非有。其实一个可以贯通四个，四个实在归于一个。了公作《有门颂》，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近世士大夫用功不如前辈，例如学习佛法，有的只能涉猎《楞严》《圆觉》《净名》等经书和《传灯录》，用来帮助谈论辩说罢了。像唐代的梁补阙诸公，本朝的杨文公、杨无为、张无尽以及了翁，都留心佛教的教观，深深领会其中的趣味。读这篇颂和书信，就可以知道他的造诣多么深了。只是了公的忠言大节，照耀千年；自身遭受一百次贬谪，却把死生看得如同早晨和白天一样。平日的学问，深入而自得，本来就应当如此。他当时在丹丘，逆境尤其多，但内心安泰，深入不二法门。了公学习佛法所获得的力量，哪里容易测知呢？两位僧人想把它刻在石上，以取信于天台宗的传承，我谨慎地把这些写在后面，把帖子归还给两位僧人，并说：“妙珣、了怡说的。” 题跋施武子所收藏的各帖 钟繇《墓田丙舍帖》庆元二年孟冬壬子日，我见到余姚县令施公，他大概是司谏的儿子。他拿出家中收藏的《墓田帖》碑石，我诵读黄山谷的诗说：“平生大半辈子看墨本，抚摸石刻，鬓发已经变白。”因此连连叹息。王右军《东方画赞》李阳冰在《上李嗣真论右军书》中说：“《东方朔画像赞》和《洛神赋》的姿态仪容高雅美丽，有矜持庄重、严肃端正的气象，观看它确实如此。” 《黄庭经》这是用硬黄纸写的小楷《黄庭经》临本。我平生所见的作品中，有三四件不是精妙的笔力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只是还不知道玉轴装的《黄庭经》比这件怎么样。云林子引用陶弘景的话来证明这部经不是王逸少所书；可是陶弘景给梁武帝的启奏中，自己又把《黄庭经》称作王逸少著名的作品。如果因此就认定它是兴宁以后宋、齐人的书迹，恐怕也不容易确定。王大令《洛神赋》王大令喜爱书写《洛神赋》，而李阳冰评论右军书法时，和《东方朔画像赞》的说法相同，称王右军的真迹已经无法再见，不知是否还胜过这一件。柳公权把题记写在前面，璨又题在后面，哪里只是使公权惭愧于璨卿而已呢？

译《东坡救月图赞》过去没有见过这幅图，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作这篇赞。东坡画的竹树还流传着，文与可这里用一点画成竹子，用一抹画成蛇，把其中的妙趣完全表现出来，大概是他自己领会所得。至于曹不兴误把墨点画成苍蝇，王子敬把乌斑画成牛，顾骧道兴落笔也成为画，这些人都是擅长绘画的；东坡却凭游戏之笔达到这种境界，真是天人一般啊。东坡醉中书写《对客醉眠诗》苏公自己说：“我的书法是随意造意，本来没有固定法则；点画信手写成，不必烦劳推求。不过它豪放超逸、气势迈往，像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我常常说酒气从十指之间冒出来，可我实际饮酒并不多，难道这就是所谓醉中清醒的人吗？” 题跋卞居让代理泰州长史的公牒及宣徽院公文 我平时见到士大夫家中的旧物，从来没有不起敬意的，也因此考察它的来源。我私下考证，这卷前面写着“敕泰州团练使”，是授予姓荆的检校太保官职的敕书，就像今天的公牒，开头一定写“知某州军州事”之类。自公牒奉行处分以后，便是泰州的公文。既然差遣卞君代理长史，所以替他写了这篇文字。后面所列的官衔，都是泰州官印上的文字，共有七枚，都是泰州团练使印。唐朝固然有纸制告身，但这不是告身。后一张纸是宣徽院的公文，姓柴的就是柴禹锡。禹锡在太平兴国七年四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到雍熙二年冬才罢职，而这份公文是在雍熙八年九月发给的，所以知道这里的禹锡就是他。宋朝旧制，宣徽院两位使者共同掌管院务，共用一院而各有印记，只使用南院印；而且南院比北院地位优越，有时兼任枢密职，也掌管本院，这些都与此件相合。石晋天福五年，任命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为殿直。有人说淳化三年才把殿前承旨改为三班奉职，大概是因为苏易简这一年被任命为承旨，而他的次子苏耆续写《翰林志》说，旧有殿前承旨；他的父亲任翰林承旨后，皇帝认为两种称呼没有区别，又认为它和清贵官职混杂，便下诏改为三班奉职，以避开原来的称呼，所以一并记载在这里。然而这卷本是卞氏的旧物，世代相传了二百多年，又从战火焚烧的灾难中保存下来，实在值得珍藏。题跋温公题写刘杂端孝叔奏稿 ○孝叔名叫刘述，神宗初年任侍御史知杂事；王安石刚开始任参知政事时，刘述上疏评论说他的权谋不足以担任此职等，最为恳切正直。《宋史》的本传遗漏了这些记载，现在还可以在《东都事略》中看到。士大夫特立独行，不必依赖别人帮助；然而也有赖于位高望重的正直之人为他们增重声望。韩忠献评论事情，恳切正直而且有条理。王沂公称赞他没有辜负自己的职责，说谏官就应当这样，于是忠献更加自信。刘杂端的奏稿，司马文正公认为它纯粹忠诚、恳切至极，深深懂得治国的根本，明主应当把它放在座旁，用来观照和警戒。刘杂端可以因此自信，也可以因此不朽了。一时之间的得失，难道还值得保存吗？题跋陈昌年《梅花赋》皮日休作《桃花赋》，想描绘桃花天然妖冶的姿态，专门选取古代美女来作比喻。这篇赋描写梅花清雅的情致，所以又多选取名胜和高士来充分表现它的变化。梅花本来就不是桃花可以相比的，在体察描写事物方面的工夫，也更加高超。

译题跋孙德辉所作《薛持国所居记》南朝何子季在秦望山修筑住宅，山中发生洪水，树木和山石全都被冲倒拔起，只有子季所居的房屋巍然独存。太守衡阳王元简命钟嵘作《瑞室颂》，刻在石上来表彰它。薛君的家两次逃脱火灾，乡里人都敬重他。水灾和火灾虽然不同，也可以称作瑞室。题跋李光祖所收藏的远祖迁任定海县丞的告身 天福八年，是石晋高祖末年，也是吴越第三世弘佐的第三年。自同光改元、武肃王建立吴越国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当时吴越虽然奉中原的正朔，但一切事务都自行处理。县令、县丞所获赐的银印和茜色官服，哪里还同晋朝有关？何况这份告身不称“敕”而称“制”，大概是吴越国奉制而行的。有人或许还疑惑，官制和印文等全都像中原朝廷；考察《五代史》，吴越改称国都为宫殿，府署称朝，官属都称臣，派使者册封海上诸国，封授它们的君长。《资治通鉴》又说，建国之初，仪仗、卫士和名称多采用天子的制度，教令下达国内称为制敕，将吏都称臣，只是不改年号；设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职。范鲁公《五代通录》又说：自称吴越国，功臣和参佐都称臣，僭用朝廷百官的名号，府署称朝廷，只是不改年号而已。《资治通鉴》中又有“宝正”的年号称呼。《五代史十国年谱》记载到六年以后就没有了。平章事等官职虽不能全部考察，也有可以说明的地方。中书侍郎叫郑遨，《五代史·一行传》记载郑遨隐居华山，唐明宗以左拾遗召他，晋高祖又以谏议大夫召他，他都没有应召，那么这里的郑遨就是隐居不仕的那个人。而且郑遨在天福四年已经去世，和吴越也没有关系，并不是这里所说的郑遨。翰林学士、行礼部侍郎、知制诰元德昭，后来成为吴越丞相，先后侍奉弘佐和钱俶。到显德三年，周世宗派使者让吴越出兵攻打南唐，当时元德昭还在相位，这就是所谓“不愿出兵的元丞相”。元氏本来姓危，危仔倡以信州投降武肃王，武肃王厌恶这个姓，于是改为元氏。元德昭就是危仔倡的儿子；熙宁年间参知政事章简公章绛所厚待的元德昭，是他的孙子。苏魏公为章简公撰写神道碑，说曾祖是危仔倡，又说祖父是元德昭。武肃王奉制行事，用元德昭为相，他官至右仆射兼侍中，封晋国公。铭文说：“显赫的公祖，终于做了钱塘的宰相。”这样看来，这就是吴越国的告身无疑了。至于给事中叫辇、右丞叫玄亮，都还无法详考。门下侍郎、平章事叫鼎的，怀疑是林鼎。武肃王曾以罗隐、林鼎为宾客，元瓘又让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管教令；他是否在弘佐时任平章事，还不能确定。当初武肃王曾把宾佐和将校的姓名列在纪功碑的背面，共五百多人；但史书中能见到的，如沈崧、沈瑫、皮光业之类，不过十几人，其他人已无法见到，这里姑且叙述那些还可以考见的。这是为了等待博通古事的君子来考证。五代是乱世，在晋朝做官还是在吴越做官，本身不足以决定轻重，关键只是想辨明它的来源罢了。李氏收藏这份告身二百五十多年，使先世的旧物得以保存，实在值得称许。李光祖所记载的清泰三年闰十一月，正是后唐废帝末年、晋高祖改元天福之时。干祐元年，则是后汉隐帝即位之初。这些年号也一并记在这里。又题苏黄门帖 苏少公被贬居住在筠阳，如今有一部杂著在世上单独流传。我同乡李光祖有一天带着他的曾祖、屯田郎中所传的《筠阳唱和集》给我看，那是元丰年间的事。雍维瞻任度支、出守筠阳，屯田郎中、字君绩的人任通判，和颍滨以及当时的许多士大夫相互唱和。我借来抄录以后，光祖又带来这幅帖子和两枚刺字。向遗老考察此事，得知苏少公因为著佐而任签书南京判官，苏长公因诗获罪，受牵连被贬为监税，在筠阳居住五年，后来调任知绩溪县。这幅帖子说已经离开洪州，正是前往绩溪的时候。我已经把帖子归还苏氏，这件尤其应当珍藏。舒中丞为屯田公撰写墓志说：“虽然年老，翰墨文章却更加遒劲鲜明，令人喜爱。”这样看来，他应当和苏少公关系很好。书写董资政【耘】《元帅府事迹》高宗皇帝中兴之初，记载当时事迹的书并不只有一种，偶尔彼此有异同，却无法凭证订正。当初，史官上奏请求，下诏让随从高宗南渡的人、藩邸和元帅府的旧属、以及以前的宰执，都各自记录事迹，编成一部书进献御览。把其中真实而不虚妄的材料交给史官。估计当时应该编写这部书的臣僚很多，但高宗唯独把这件事交给四个人，大概是精心选择的。大资政董公也在其中，这说明高宗深知他必定不会虚构。过去曾见过一两部编本，先不论记载编排的工拙、记事的虚实，往往借机自行罗列功劳，所以见到的人多怀疑它们有私心。董公最初任大元帅行军录，后来遇盗而遗失，再也没有见到。如今读这部编本，它依据当时亲见亲闻的事实，按日期系联事件，明白鲜亮如朱丹。长期随从护卫，也可以说很劳苦了，但他竟然没有自我夸说。只记载了两篇可以考察的奏札，至于制诏、书檄，以及李纲、宗泽的表奏，何烈的《小史》，徐伟的《忠谋录》和《痛定录》等，都是董公认为可信的材料，也一并汇集上报。这样看来，这部编本就是所谓真实而不虚妄的书，确实可以供史官采择，以取信于后世，哪里只是董氏一家之宝呢？

译题跋魏忠壮侯【胜】的行实 乾道初年，我曾经过山阳，望见清河口，凭吊忠壮魏侯战死的地方。当地老人还能够讲述当时的事情，大家一起悲叹了很久。我又曾向老校尉和退伍士卒询问，了解到守卫海州的事情很多，至今还记得一二。魏侯有鍮石装具，穿着明光甲胄，阳光照射下像黄金一样；他出入战阵，敌人望见便胆寒。他曾披甲坐在城楼上观看战事，并准备好骏马。城上望见我军稍稍退却，他十分愤怒，推开城墙垛口，飞身骑马冲下，径直闯入阵中，敌军见势便奔溃。又有一次在北门作战，已经击退敌军，忽然调转马头径直从南门出去，人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大概是担心在这里酣战，敌军会从背后袭击我军。不久敌军果然袭击南门，魏侯用几支箭把他们击退，三军都敬服他。后来得到参政钱观文的记载，说隆兴二年仲冬，敌军从清河出发，连接船只顺流而下。魏侯率领神劲弓手射击敌船，箭射完了而敌船仍不断驶来，只得用战舰在江中拦截；被敌军众多兵力乘隙攻击，箭如雨下，形势无法支撑，只好弃船登岸。敌军已经渡河的人很多，包围十分紧急；魏侯冒险向东南冲出，身中数箭，拔出箭后又上马，向大军报告紧急情况，但救援没有到达。魏侯胆气勇猛、善于作战，但人马已经有十之七八受伤，士气也已经耗尽，进退无路，于是坠马而死。大军也因此丧失了士气。钱观文当时任淮东宣谕使，应当了解事情的真相。唉！假使当时那些拥有强兵、坐视旁观的人稍微派出几十或几百骑兵，为魏侯声援，哪里会到这种地步！如今看了他的行实，不禁为之再三叹息。他的子孙多是壮士，希望他们努力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骑〕 题跋苏魏公临摹的《阁帖》这是苏魏公临摹的《阁帖》。谭训说，他曾在相国寺购得一部阁本《法帖》，共十卷，非常奇妙，那是毕文简公所赐的本子。苏魏公记忆诵读的能力超过常人，固然由于天赋，也因为广泛穷尽群书，大概是学习用功的结果。看这卷临摹得如此精工，就知道他多么勤奋。申人自己懒惰，却想追上前辈，可能吗？题跋华氏收藏的《中藏经》我年轻时读《华佗传》，惊叹他的医术神奇，却惋惜他的医书在狱火中焚毁；假如那些书还保存着，像剖腹、剖臂一类的精妙医术，又不是纸面上的语言所能完全说明的。古代汴地的陆从老，是近世的良医。我曾和他谈论脉法，他说没有哪一家比华佗的论述更为切实，并说：“性情急躁的人，脉也急促；性情迟缓的人，脉也迟缓。”至于身材高的人脉长，身材矮的人脉短，他的详细说法我还没有来得及研究。有一天得到闽中仓司刊刻的《中藏经》，读后发现其中的学说都在；这部书是姜诜任转运副使时刊刻的，过了三十多年我才得到。书序和引言所说的内容颇涉神怪，很难全部相信；但其中的论议卓越深刻而高远，能够通过诊脉察色来判断生死。虽然不敢认定它确实是华元化的著作，但如果让它流传于世，使医生能够学习研读，所起的作用一定很大。可惜书中讹误很多，难以凭据，所以我把它带到姚江去请教陆从老。从老笑着说：“这是我家秘藏的书，没想到刻本已经流传很久了。”于是拿出他家的书给我借看，我取来校对，才知道闽中的版本并不好；有一版甚至改定了几十乃至上百字，前面有目录，后面有后序，药方增加了三分之二。闽本偶尔也有可取之处，可以用来证明陆本的错误；两种版本中那些不同而又不能轻易改动的地方，都保存下来，这才成为善本。陆从老年老，不能亲自抄写，便让侄孙陆溉亲手抄录。蕲春王使君成甫听说此事，高兴地想在治所把它大字刻印，以惠及后来的学者，并成全我的志愿，于是我把陆溉所抄的本子当面交给他，并把事情的始末记在后面。药方共有六十道，其中也有当今世上正在使用的；其中有些难以理解，恐怕不是一般人的见识所能达到。华佗传说“处方不过几种药”，又不知道这里的说法是否相合。有好事而精于考据的人，如果能用闽本来校勘，才可以知道这个本子确实值得流传。《攻媿集》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卷七十二 宋　楼钥　撰 题跋 题跋《陆宣公奏议总要》阜陵喜欢阅读陆贽的奏议，所以紫微舍人崔公编成《总要》一书，进献给他。东坡先生说：“像陆贽这样的论议，打开书就能明白，汇聚了古今的精华，实在是治理国家和判断治乱的借鉴。然而奏议繁多厚重，还要劳烦皇帝亲自阅览。这部书采撷精华、删去冗余，按类别分门，名言确论一看便能全部掌握。它对于启发圣明、补益治道，作用太大了。”《易经》说：“从窗户接纳简约的道理。”崔公的做法正合于此。题跋石曼卿《古松诗》石曼卿的上代世家出自幽州，燕地风俗强悍尚武；他年轻时就以意气自豪，书法兼有颜真卿、柳公权的体势。前辈说他的字越大越奇异。我三次见到他的真迹，其中礼部尤尚书家的一件尤其好。西师诗中有“旗光秋晓起，甲色夜江横”的句子，欧阳氏《筹笔驿》诗中有“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的句子。如今又见到这首诗中“影摇千尺，声撼半天”的句子，更是人人传诵，都是警策之语。欧阳公称赞他的文章劲健，也称赞他的意气；我认为他的书法尤其有剑拔弩张的气势。我的家乡郡中从事官舍里，早已有《筹笔驿》石刻，流传很久了；如今赵君致远又想把这首诗刻下来，这就是两件妙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