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媿集卷九十八

译以前增加了四分之三，公一定要把它宽减，推究并揭示其中的各种弊病，使五千多户获得免除，增加输纳以充实数额的人也安然服帖。诉讼文书一定审究曲直，不许私下和解。有人说恐怕会增加事端，公说：“这正是省事的办法。”因此诉讼案件逐渐稀少。期限宽缓而信用可以延展，却不可违背；他离任时，政绩如同刚到任时一样。所下达的文书没有一张遗留在民间。这两个县遗留的恩爱，直到今天还没有泯灭。詹侍郎仪极力向朝廷推荐他。绍熙十年，任行在诸司粮料院干办。十二年冬，请求调任外地，与他一同拟议的共有四人。孝宗皇帝指着公和计衡的姓名说：“这两个人很好，可以授予职事官。”于是授任太常寺主簿。十四年，遭逢母丧。十六年夏，授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当时光宗皇帝刚即位，下诏命侍从推荐监察官。户部叶尚书翥等四人，都因公的推荐而升任监察御史；公议论政事没有任何回避和屈曲。绍熙改元三月，皇帝御批赐给公等人说：“台纲端正，朝廷才能治理；委托寄托的责任并不轻。言事、纠察，各有旧制，现把朕的意思告知你们，应当务必遵照承行。”公认为台官不应越过职分和守则，这确实符合圣训。然而身居此职，应当以抗直敢言为称职，于是和同列共同答奏，又说：“职务有一定的守则，希望各自务必遵照承行；应当说的话就说出来，这样或许不至于辜负朝廷的委托。”从此声望风采更加振作。五月，升任殿中侍御史。绍熙二年八月，授任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任侍讲。公议论政事以忠实为根本，对上不求迎合君主，对下也不回避嫌疑和怨恨；同时爱护君主、忧虑国事，务求保存大体，毁誉都能经受检验，弹劾抨击之事无不使人敬服。公前后在御史台任职四年，是最称职的人。静江府知府陈贾将被任命为奏事官，潭州知府赵善俊获准担任奏事官，公都极力论列，最终使他们的任命被搁置。公议论赵善俊时说：“如果想起用宗室来加强朝廷根本，就应当选择其中贤能的人。赵善俊是什么人，怎么可以特别召用？”皇上问谁是贤能者，公以福州知州汝愚回答，退下后又重申这个意见。御批说：“赵善俊仍任本郡知府，再观察两日。”于是召用汝愚，这是谏诤得以实行、言论得以听从的开始。邓司谏驲因为触犯权贵而被调任将作监，公请求曲加优容，使他恢复原职。丞相留公正请求辞去职务，公率领同僚上奏，请求皇帝降敕晓谕，使留公正安居相位，于是留公正终于没有离去。公身居言官之职，却能伸张谏官的气节，称颂宰相的贤能，这是别人不敢做的。有人推荐公入御史台，却说他什么都赞许而没有特别的操守，不可以任执政；又有人因为与公是旧交，反而议论他回邪不正，不可以主管刑狱。户部属官督促州郡过于严急，公上奏弹劾，皇上说：“另换一个部属怎么样？”公回答说：“昨天任刑部属官时，专门以严酷刻薄为事；换到别的部属也不行。”奏章上了三次，皇帝命宰臣宣谕，派都司转达皇上的意思。公说：“言事不能施行，只有离去这一条路，再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 这句话传出以后，公最终仍然被授予郡职而离去。文思院监官常良孙因受贿而遭到重劾，公上奏说：“这个人即使死了，罪责也有余；但他的曾祖常安民是元祐名臣，高宗念及他因忠直被斥逐而死，提拔他的儿子常同任中司。希望特别免除常良孙的真决，宁可加以远窜。”公对于驱逐那些正被任用的近臣，态度勇决；对于一个受牵连的囚犯，却如此拳拳用心。公排斥抨击的人固然很多，这些都是其中著名的。至于他的论议，更加切实正直而合乎事理。他首先论述君子与小人的大概，说：“趋向果真正直，即使小节上有可议之处，也不妨碍他成为君子；趋向不正，即使有小处值得欣喜，也仍然不能改变他是小人。对于正直的人，应当更加厚重地培养他，不要责备他在某一小节上的过失，以免消磨他正直宏大的气节；对于不正的人，应当深深断绝其恶习的渐变，不可因为某一小节有可喜之处，便助长其奸诈虚伪的萌芽。这样，君子就能保全

译他的美德，小人也无处容纳他的奸邪。”他又论述今天的事情，说没有比国耻尚未雪复更大的事。这件事没有完成，就不能忘记这个念头。然而事势变化无常，我方有了准备以后才可以行动，敌方出现了过失以后才可以乘隙而进。恢复故土固然不能轻率议论，唯有把这个念头存于心中，就会仿佛在羹墙之间看见陵寝，仿佛看见故都的禾黍。这样以来，天下的人才就会奋起，天下的士气就会倡导，天下的道义根本既已树立，纲纪日益伸张，治理国家的功业便可以取得成功了。

译雷雪发生时，皇帝征求言论，公因事情多有切中时弊之处，出奏疏说：“雷电之后，接着下大雪，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明显征验。应当不要让小人得以离间君子，让夷狄得以窥伺中国，让女谒得以在外廷行事。我曾经论述边防事务，认为如今谈论边备的人所说的都是细小事务，应当遴选有实际才干和谋略的人，交给他们经略江淮、荆襄的职责，使文臣、武臣合为一体。庆历年间，把河北、陕西各分为四路，全都任用文臣做大帅，以武臣为副帅。平时让他们沟通情况、共同办事，那么遇到缓急就可以互相协助而取得成功；没有战事时，共同承担抚养士卒的责任；有战事时，则由他们独自承担号令军营、统率军队的重任。使他们任职长久、权力加重，那么边防就能建立，国势也会增强了。又上奏说，律法有禁止别籍异财的条文：祖父母、父母命令子孙分立户籍的，减一等论罪；命令子孙分异财产的，却没有罪。《淳熙敕令所看详》也是这样规定的。如今州县官吏不明白法律的本意，即使父祖只是命令子孙分异财产，也判他们有罪；只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美好风俗的虚名，却不知道它实际会造成败坏风俗的祸害。希望申明并严格执行律文、疏议以及《淳熙》指挥；如果只是命令子孙分异财产，起初并没有分立户籍，就不应当因此治父祖的罪。至于无理破坏、荡尽子孙所分得的田宅，应当按理归入其本人名下；这样，不肖子孙就不会萌生蒙混赖账的念头，而其余子孙也都可以自行安定。” 这确实是教化民众、移易风俗的重大要务。诏令颁行后，直到今天仍被认为便利。江浙四路因和买折帛而受到重困，公上奏说：“有田产就有赋税；既然按税征收绢帛，折纳绢帛也还说得通。和买制度起初是先发钱、后交绢，中间又把钱和盐按一定数额平均发给，后来竟变成白白缴纳绢帛。如今又让百姓缴纳折帛，反而成为加倍输纳，完全失去了立法的本意。应当寻求相抵补救的办法，以宽减民力、巩固国家根本。”于是减免了百姓三年的输纳。公起初议论版曹不合，历经数月，才得以罢去其职。后来又弹劾棘卿，连续上了四道奏章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明白写出姓名，申诉到尚书省，并竭力请求出任外职。改任吏部侍郎，请求外任，于是除授直宝文阁，与棘卿一同出任郡守。后来中书省共同上奏挽留公，并且说应当把他同被弹劾的人区别开来。不久公任宁国府知府，改任赣州知州，而棘卿则以奉祠官职离去。何正言感到奇怪，便在应对时对皇上说：“林某是个好人，朕很思念他，已经为他改任章贡，正在等候任命。”赣州是事务繁剧的郡，公始终以平和之心处理政务，公文期限和防备措施，常常都有成规；裁决曲直，不能被人动摇。起初审理诉讼有数百件，后来只有十多纸诉状，奸猾的胥吏和豪强百姓都因此束手。他上奏的便民五事是：一，论说州中那些没有职事却耗费俸禄的冗官可以罢免；二，请求增置土军和弓兵；三，请把钱分发给各县，禁止额外科罚；四，请求禁止广东百姓诱骗、招致盗贼，掠夺郡中百姓并卖作奴婢；五，认为赣县两名武尉应请求派一名文臣，以上都是郡中的急务。五年七月，主上登极，催促召公回朝。赣州石路极其险峻，公想在没有下雨时出行，却遇到水涨数尺，怪石全被淹没，民间称为“清涨”，大概是神灵相助。赵清献公以后，只有这一次能渡过。九月，除授中书舍人；十二月，升任给事中，不久兼任侍讲。公代皇上起草诏令，深得制诰的体裁；驳缴词臣奏章、批驳敕令，风采品裁如同御史台官员。当时侂胄来拜见，公接待他没有别的话，只让人代为通问，侂胄希望结交内廷，公又笑着拒绝了。彭侍郎龟年上书猛烈论列侂胄，有诏令说侂胄特意转升一官，依照他的请求除授在京宫观。龟年除授焕章阁待制、出知郡事，公还在西掖，钥在门下省，便联名上疏说：“次对官不过是外任职序，反而低于副贰卿和廉车使的升迁；留在朝廷办事，则恩宠已经达到极点，何况一人离去、一人留下，皇上的恩意并不相同。离去的人再不能侍奉左右，留下的人既然说是内祠，就随时可以召见，终究不能算远离。请把龟年留在经筵；否则，就命侂胄以外祠官职接受御笔任命。”龟年以职任出知郡事，已经是优厚而特殊的待遇；侂胄起初并没有过错，罢职奉祠也不算过分，可以把这两件事一并写入诏令施行。公又一同上奏驳缴说：“龟年以真正的侍郎身份除职出任郡守，如果认为这是优厚待遇，那么侂胄转任承宣使，难道不是优厚待遇吗？如果说侂胄起初没有过错，那么龟年论事是出于爱戴陛下的诚心，难道算有过错吗？恐怕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替陛下竭力论事了。”龟年既然已经决定离去，侂胄也难以独自留在朝廷，希望给予他外任，或者给予外祠官职，以此安慰公议。起初，赵丞相进入政府，汪义端任监察御史，竭力攻击侂胄而未能成功，于是罢职离去。到这时，侂胄引荐他任右史，公又加以驳斥，于是改任公为吏部侍郎。公两次都因论事得到这个官职，最终却没有接受任命。又除授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当时是庆元元年。钥一向听说赣州是治理得最好的地方，庆元是他的乡郡，正奉祠官职居家。公的善政，他确实亲眼见过。公清心寡欲，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动摇他的心志，每天坐在黄堂，除非有两道膳食，否则不进食。他能够勤勉处理细小事务，例如任长兴县宰时，剖析裁决百姓诉讼，是非立即辨明，人们固然不敢以私情干扰他，也确实没有可供干扰之处。刚开始住在郡斋时，有个盗贼装成鬼神的样子，人人惊惶迷惑，公认为这是狡猾的盗贼，一定要逮捕惩治，后来果然如此。前任政事中遗失的器物，也都找了回来，从此奸人都屏息收敛。公廉正、明察、敏捷，这些品德都安然实行，无法一一列举；他的精力有余，足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城南有一条河，江浦抵达堤下的地方有好几处；河水上涨、潮水涌入时，几乎要混成一股水流，人们对此很忧患。偶尔遇到潮水退去，堤岸决口，河水便全部倾泻而下。钥从幼年起就熟悉听闻这种祸害，却不知道这事已经有多少年了。过去有才能见识的人屡次谋划，却没有成功。公听说后起初没有告诉别人，在郡任职才几个月，便节省浮费，得到余财二万缗。有一天，他委派官员设置工程机构，命富室中才干和力量兼备的七个人分别监督工程，全部用石头修筑，吏员不得插手，百姓也不知道受到扰动，限定日期便完工，路面平整，线条笔直。从甬水桥到北渡，共二十五里。有人想为此作文记述，公说：“这样做有什么用，怎么能使利益永久留给后人呢？”百姓作歌颂扬他。二年，公请求奉祠，前后三次，才获准。郡人说：“郡守中有三个姓林的，后来那位林公尤其出众。林侍郎栗、林郎中枅，都在前代已有声望。如今得到这样的郡守，却没听说朝廷有所褒进，又不把他留下来造福本州，竟然听任他请求闲居吗？”

译公还没有成行，银台便驳回论列，削夺他的职名，罢去奉祠官职，让他回去。老人和孩子都拉住挽留，叹息惋惜之声如出一口，公却神色安然地离去。五年四月，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六年，以援引经义提出请求，恢复原职并致仕。不久，御史迎合风向上书论列，摘取四明一两件善政，认为是最荒谬的事情，公又被降职。公道在哪里呢？嘉泰三年十月，重新恢复职名。闲居一纪，已经安然成为一个平民。离开县城居住三里，得到龟潭的胜景，便在那上面建造庄园，是全县最好的地方。他常常带着书前往，客人来了就采摘枸杞、菊花，捕取溪鱼来佐酒，谈笑自得；亭台水榭随意设置，有一种独乐的风致。有人说公不把书籍带进修门，即使不求福，也想避免祸患。公却说：“祸福都是上天安排的。”难道也是人的智力所能改变的吗？边境衅隙已经开启，公早晚忧虑这件事。他叹息说：“恢复中原的名义固然不能议论，权臣的心思却无法知晓。如今想使国家再次安定，不停止用兵不可；想停止用兵，不除去权臣不可。”既然有召回的命令，州军按礼节为他饯送，又催促他上路。他刚到京城，吏部尚书的任命已经下达五天了。入内引见奏对，皇上的声音中充满嘉许和奖赏。公首先论说要防微杜渐，不要只求改革的名声，必须务求取得改革的实际效果。其次，依次陈述朱熹、彭龟年、吕祖俭因论击侂胄而都遭贬斥至死，其他类似的人，也应根据罪责轻重加以旌表，以伸张他们的冤屈，并把这作为劝勉直言的办法。最后说侂胄窃取权力，陈自强贪婪苟且，官职竟有固定价格，请求严惩贪赃官吏。当月，除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嘉定改元闰四月，命宰执兼任东宫官，公兼任太子宾客。公所抱持的学问和志向，在朝廷内外都有声望和功绩。等到任职西府，在侂胄残暴毒害之后，局面很难整顿；凡是应当做的事，他都以诚心辅佐长官，只论事情的是非，不顾自身利害，也来不及顾虑然后才发言。公曾在皇帝榻前讨论讲解之事，皇上说：“朕为了百姓不怕委屈自己，事情平定以后，也想同卿等一起谋划家国大计。”侂胄十三年的弊政，难道可以不改革吗？公和同僚拜谢并且称贺说：“陛下的话说到这里，是国家的福气。”退朝后，他对亲近的人说：“我年近八十，哪里经得起劳苦？只是想到和议还没有成功，没能体察承受圣训，把弊政彻底改革，为长久之计谋划。若能略微实现这个心愿，便请求辞官归去。”然而议和使者还没有回来，公就去世了。庐帅王柟起初前往同金人通好，对他们说：“近来的报告说韩侂胄已经被杀了。”又问公和钥同一天被召回，两人怎么样？王柟如实回答。回来后把这些话诵说给公听，公又把它告诉钥，并且更加互相勉励，不能忘记。公孝敬父母，友爱各位弟弟。去世以后，信安夫人丧亡，公把祖先留下的田产全部分给她，又为她的两个侄子求得官职。公平时供养自己十分俭薄，清廉俸禄有余，便用来供给宗族亲党。庄重恭敬，喜好礼法，不轻慢人却很严肃；说出一句话，终身都可以反复验证。直到老年仍读书不倦，在郡斋办公完毕，亲自督促诸孙学习。吏卒有时听见他诵读的声音，却没有见过他的面。妻子去世以后，他自己说：“儿子虽然早死，但三个孙子足以继承家业。”他清正自守将近二十年，这是尤其难做到的。居家时不以私事干扰州县，守令若能来询问利弊，他就畅所欲言地告诉他们。待人深厚而有恩意；有人托他办理外间私事，即使是至亲也不答应。他所居住的房屋非常简陋，显贵以后也没有改变；出门只用两个仆人抬轿，仅仅避免徒步而已。他一向不求人知，人们自然都佩服他的名节。朱待制曾写信给朝中士大夫，其中说：“我起初并不认识林和叔，只听说他进入台谏后，没有一件事不是切中要害；他离开国家时的操守，风采义气凛然，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这样的人。” 后来两人一同任职从班，关系更加深厚。公的文章质朴充实，就像他的为人一样，从来没有无用之作；著有《奏议》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收藏在家中。冒着暑热得病，仍然勉强自己上朝。六月壬申，公在任所去世，皇上为此震惊哀悼，三日不上朝，赐给水银、龙脑以及银、绢各五百。东宫也送来赙赠。享年七十八岁，累积官阶至朝议大夫，爵为东阳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追赠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有司准备设置軷祭，他极力辞谢。二年十一月己未，把公安葬在本县长安乡南塘山的原地。有司议定谥号为“正惠”，特意增补从子籥为婺州司户参军，负责护送他的葬事。朝廷旨意规定由转运司办理应办事务，可以说是自始至终都享有哀荣了。公娶赵氏，早于公十八年去世，追赠永嘉郡夫人，到这时与公合葬。儿子简，依据公在枢密府任职的恩例，特赠登仕郎。女儿七人：长女嫁从事郎、新任汀州州学教授陈黼；次女嫁进士胡一之；王樾的女儿嫁宣教郎、新任临安军府通判应懋；又嫁国学生乔时敏、里士赵逊、孙栻。孙子三人：楷、枞都任迪功郎、监西京中岳庙；棫任迪功郎、新任湖州归安县主簿。楷实际承受丧服重任，解除官职服丧。曾孙四人：子熙、子防都任将仕郎，其余尚未命名。孙女五人，都还年幼。公的仪表法度自有高处，望去庄严整肃；若不能同他相交相知，便好像无法从他那里吸取气韵和情味；如果能够相交，就会欢洽如同平生知己。公起初在宫学时，钥任考功郎，一见面便倾心相交。公长期任职御史府，钥进入后省，绍熙年间，两人都想维护公议，往往不约而同，交情因此更加深厚。后来又一同掌管论驳之事，相随出关，托身寄迹于故乡；分别后都遭受百次贬谪，自己以为此生再也不能相见了。最初赴阙时，两人握手相视，含笑又叹息，互相说：“我们这些人能够相逢，大概是上天安排的吧。”公曾为《龟潭赋》写成长篇文章，钥见后很喜爱，寄给乌丝栏让人书写。钥所结交的朋友本来就很多，晚年仕进和退处大略相似，名位也相差不大，却没有一个人能像公这样，这不就是所谓君子之交淡而有成吗？上天不肯留下公，失去了这位元老；这种凋残困顿的悲痛，又不是别人能够相比的。楷等请求我作墓铭，按情义不能推辞；要阐发公幽潜的光辉，只惭愧自己不能完全称述。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

译我的心也不是席子，不能卷起。范太史称赞司马温公说：“他的清白如水，而且不断澄清；他的正直如箭，而且不断使它端正。”唉！林公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吧？铭文说：儒者操守行为，有时会流于偏执。美好啊，林公的行为几乎达到了完备。喜怒尚未发作时，公正的名声由此建立；感情发作而合乎节度，以此彰显公的德行。以学问来成就自身，以政绩来惠及百姓。内心不争竞，剥去外表都是真实。具区的水灌入河中，赣州的石头在清涨时被淹没。内心与上天相通，行动总有暗中相助。谨慎地走完一生如同开始时一样，把危险看作平坦。既非圆滑通达，也非孤高偏执；不因磨难而改变，也不被污浊沾染。遇到事情敢于进言，独立不惧。两次任职天官副贰，不合意便离去。号称“三不欺”，和蔼可亲，是官吏的老师。四明的政绩，我确实亲眼见到。柏台之上声威振起，门下省中节操显著。百次贬谪横加在身，清正的声名传遍四方。归老于龟潭，仿佛将终身居住在那里。改革开始时，首先图谋召用旧臣。皇上高兴地见到公，让他辅佐枢密院。声望尊重于朝廷，名声震慑于藩属。经纶大业尚未完成，为什么上天不肯留下公？一面镜子已经消失，凋残困苦的悲痛何其深重？子产留下仁爱，叔向留下正直，谁能兼有二者？请看这篇铭刻。《中书舍人、赠光禄大夫陈公神道碑》。公名希防，字子与，是处州青田人。陈姓出自有妫氏，源流久远。九世祖名师讷，吴越王时任银青光禄大夫，累积功勋至上柱国。曾祖圭，追赠宣奉大夫。祖父汝锡，考中绍圣四年进士，官至左朝请大夫、秘阁修撰、绍兴府知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追赠中奉大夫。高宗驻跸会稽，朝廷刚刚草创，多亏他弹压办事，功劳很大，威名十分显著。他坚持正道自守，不能随时势高低进退，一次被贬斥后便不再起用，士人舆论都为他惋惜。父亲棣，笃信学问而有贤德行为，任奉议郎、潭州通判，追赠中大夫。母亲叶氏、冯氏都封为孺人，追赠硕人。公是叶硕人所生，石林先生的堂兄之女。公承受家训，年少时便在科举场中有声望，入太学，两次参与荐举，又连续遭逢父母丧服。淳熙八年，以南省第六名考中甲科，授从事郎、平江府观察推官。枢密丘公崈任太守时，公多次因职事同他争辩；丘公有时倚仗愤怒斥责他，公退下后站立屏息，等丘公怒气稍稍平息，仍像起初一样坚持己见，反复达到多次，最终也不能改变他的主张。从此公所书写拟定的文书，丘公一看便批准。枢密罗公防以浙西提举兼管府事，各部事务无论大小，全都交给公办理；实行赈荒政策、修治水利、审决积压诉讼，都有公从旁辅佐。除授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过了两年升任国子正，每天引导诸生讨论经史，并严禁私下请托；所选拔的多是学问深厚、有德行声望的人，当时很受重视。光宗寝疾，光宗也身体不适，入宫省视问安稀疏，有时早晨已作好准备又中途停止，舆论纷纷。公认为皇上确实患病，而离间父子关系的人得以放纵邪说，于是因疑心而变成畏惧，最后导致猜忌阻隔，便上疏详细说明；读到的人都认为他的辩论有理而不激烈，正直而合乎礼节，深深体察了父子之间的至亲之情。公又曾代替从班官员上两道奏疏，反复陈述数千言，都是恳切而出于内心诚意；说到这些事情便悲伤流泪，不能自已，他爱君忧国的深切大致如此。不久升任太学博士。皇上即位初年，轮流应对时首先陈述三件事：敬畏天命、效法祖宗、结聚人心；铺陈叙述详细明白，但按照旧例没有采纳副封。宰相因为公曾经出自他的门下，并不把他当作间接进言者看待，心里本来就不高兴。到这时又认为公轻视自己，并且说这是不尊重朝廷，于是上奏命他到吏部铨选。皇上却独自喜爱公的奏论，升任大理寺主簿，众人都为公愤愤不平。公说：“皇上了解我了。”便欣然就职。他平素不读法律条文，却能推究情理、援引经义，法家自认为比不上他。任将作监丞，又过了几年，任司农寺丞，除主管江浙十一州的运米事务之外，还负责仰赖和籴、中籴来补助年度财政。淳熙初年，各州郡每年额定籴米折合缗钱一百六十八万。当时年景丰收，纸币价值稳定，尚未窘迫。后来又商议宽减，加上虚列的数额以及收取马料等，共减去二十多万有余。收成中等时仅能勉强支撑，一旦歉收，便有粮仓将要缺乏、无法兴办事务的忧惧。公与同僚追究弊端根源，权衡轻重，为此稍稍留出余地。当时权贵宠臣正盛，公丝毫不屈服、不迟疑，过了很久请求外任，出知泰州。入宫辞行时，他陈述农寺四项弊端和三条对策，并说：“这只是有关主管部门的事情罢了，弊端在朝廷，还有比这更大的。”乾道二年，一年之中除去马军一司二十二万石以外，实际支用一百三十八万多石。马军司既然已经移屯，而绍熙以来支用不少于一百六十万石，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希望究察过去为什么能够节省、现在为什么耗费增多，竭力谋划并严厉革除，然后采纳三条对策、去除四项弊端，这样国家的财政或许稍稍可以整顿，官吏也能够承担责任。皇上采纳了公的意见，正准备议定施行，但不高兴的人更多了。进言者以公还没有任过县令为由，说他不应当镇守边地。公上奏请求奉祠，请求改任衢州知州。衢州处在水陆交通要冲，诉讼繁多、事务纷杂，迎送往来没有一天空闲。公认为财力宽裕才能施展志向，首先查阅每年收入的簿籍，严厉节省浮费，竭力裁减厨房和传舍的用度，既不使供给缺乏。遇到朝廷有蠲免减征，便用来宽裕百姓；寓居当地的官员都佩服他的风采操守。军士的犒赏供给没有缺少，却畏惧他的严明。他爱民如子，爱惜官府钱财不亚于爱惜自己的私财；有时用钱达到数十缗，便抚胸叹息说：“这些都是百姓的膏血，是用鞭打刑罚取得的，怎么可以轻易使用呢？”任期届满，查看府库，发现比原定额数余出十四万缗，属吏请求上报皇上。公说：“我难道要靠余财取得世人的资助吗？只是因为比旧数略少，才上报说明；应当留下这些余钱，以宽减征收。”奉召赴行在，首先奏论农寺和籴之事。年成歉收、米价上涨时，富商大贾反而掌握权力，趁机索取原有利润；不如趁此时粮食多而价格低，广泛收购储藏，积累到三百万石，就可以防备歉年急需。又说役法有弊端，想按田产限额和品秩分别制定等第限额：三品以上仍依旧法；四品至六品止于曾孙；七品至正八品止于孙；从八品止于子；八品而从未任官者及九品止于本人；一概依照宣和旧法。子孙后来自己取得显达地位的另行计算。这样，官户既有了限制，下户可以稍稍宽松，诡托寄名的弊端也可以逐渐革除。

译除授户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发生大火，蔓延烧到省部，家人进献膳食，公停下七箸说：“主上并没有失德。”都是奸邪之人造成了这种局面，说完便流泪；于是请求皇上征求直言，极力论列弊政，大意说西汉末年，君主没有特别严重的过失，只是上下苟且偷安，风俗柔弱逢迎，逐渐形成衰败；并论说贪赃官吏、贪暴将帅以及士风日益偷薄，州郡频繁更换长官，这些都是政务缺失的大问题。又说晋室南渡后，从未以议和为国策，所以没有放松防备，作战也不畏惧；如今上下依仗和议求安，将领骄横、士卒怨恨，敌势虽然衰弱，却不容易乘机进攻。升任右司郎官。当时权臣专擅政权，贪婪的宰相扰乱朝纲，公与现任知枢密院雷公在其中周旋，一概依法裁处；虽然已经尽到职责，但公早已有了离去的念头。升任军器监。平章初任，正观察众人的情势向背，公一见到他，首先请求外补，旁观者都替公担心。公说：“我想离去已经很久了，并不是存心等待时机而故意矫饰。”于是以直宝谟阁身份任福建路提点刑狱。诉讼案件集中到宪司，公明察宽恕地办理，裁决不知疲倦，人们因此没有受到冤枉。当时正用兵，征发索求更加繁多，建州有饥民抄掠，逮捕拘系的有数百人。公认为他们都是被缺粮逼迫，不值得深究惩治；只逮捕为首的几个人，施以较轻的刑法，其余全部释放遣返。奉召回朝论说边境事务，所陈都是深远周详的谋虑，切中当时的政务。不久又回到朝廷，没有几天，元凶便被诛杀，于是除授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不久，提升为起居舍人，兼任太子侍讲；又升任兼侍读，兼任左谕德。公讲读时，凡涉及人道的大纲、治乱的关键、祖宗立国的本意，必定反复陈述，太子因此肃然起敬，听讲的人也悚然站立。任职螭头之初，首先陈述西蜀军事，认为重兵驻扎在汉沔，东南禁军无法对它形成制约；成都是汉沔的根本。如今汉中三大军有十万人，而成都的兵力不到一百，凭什么控制末强本弱的祸患？逆曦叛乱时，竟到了没有人敢抗拒的地步；应当像扬州、庐州帅司那样增置亲兵，仍然增募所属县的士卒，这样或许足以镇守一方，危急时可以依靠，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嘉定初年，正值兵荒之后，久旱又有飞蝗，人心惶惑。有人说成肃皇后的丧制还没有结束，主上不应亲自出外祈雨。公直入奏说：“如果出行是为了安逸、游猎或观赏，就不可以；如果遵循仁宗皇帝祈祷西太乙的旧例，亲自屈尊乘万乘之车为百姓出行一次，那么人人都会知道陛下怜悯旱情的迫切心意，人心喜悦，上天的意旨也会解除，感应一定会到来。” 皇上因此受到感动，过了三天，车驾便到太乙宫祈祷，甘雨随着车驾而来，京城百姓欢呼，年成也达到中等收成。升任起居郎，不到一个月，兼任中书舍人，不久成为正式任职。公既然代皇上起草诏令，仍然重视体要；对于诏令中的职守告诫，不作空泛的美辞。遇到需要驳缴的奏章，亲自承担责任；奏章有时没有下发，也不怕继续送入。事情关系重大、苗头渐不可长的，必定严厉压制其中一两件，以警戒其余；末节小事，则不屑于琐琐计较。诏令征求时政的缺失，公说：“上等是认识天命，其次是敬畏天命，下等是轻慢天命。认识天命的国家兴盛，敬畏天命的国家保存，轻慢天命的国家灭亡。请用周朝的事情来说明：文王认识天命，所以因此兴盛；成王、宣王因为敬畏天命而保存；厉王、幽王因为轻慢天命而灭亡。历代圣君相承，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中间虽然经历变乱，但天命和人心越来越长久稳固，原因就在这里。”陛下即位十六年，恭敬节俭的心意、敬畏上天的诚意，上达于天，下取信于民，这说明陛下已经有这样的心了。有这样的心，就必然有相应的政治；有相应的政治，就必然有相应的政绩。如果德意还没有宣扬，政事又多有缺失，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推行自己的作为罢了。公前后论奏涉及天命、人心的地方，必定反复开导说明，指陈切中事实；虽然没有全部见于施行，但所立的论点大多值得称述。公平素多病，到这时因资历已久，正拟议升迁，而他的病却加重了。二年十二月壬午，公在任所去世，享年六十六岁，累积官阶至通议大夫。遗表上报后，追赠宣奉大夫；又因皇太子册宝之恩，追赠光禄大夫，爵为青田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去世前三天在正堂设置床榻，到这时他整理衣襟端坐而死；问他家中事务，一概没有回答。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无不为正直之人的去世而悲伤。皇上深为痛惜，赙赠加于常礼。追赠官职的诏制首先引用唐文皇的话说：“如果收在这里，应当让他担任中书令。”也足以看出皇上对他的眷顾待遇多么深厚。皇太子尤其悲痛。三年二月，诸子护送公的灵柩回乡。十二月甲申，安葬在鸣鹤乡慈明原。公娶同邑朱氏，封为硕人。儿子仲堪，任迪功郎、福州罗源县主簿；仲埴，任承务郎；仲垍，国学生；他在公之前九年去世。仲垓、仲坊将凭借公致仕遗表的恩例，补授承务郎、通仕郎。女儿二人：文林郎、新任汀州州学教授孔梦符，迪功郎、镇江府延陵镇税兼烟火公事盛立礼，都是她们的丈夫。孙辈男女五人，都还年幼。公性情一向刚强，交际简朴淡泊，不肯阿谀依附，别人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公却做得十分从容。他仰慕王陵、汲长孺的为人，年轻时作《见刚》一文，借以寄托志意。他哭祭知枢密院胡公晋臣的文章说：“朝廷有正直之臣，国家才会受到尊重。”汉代称“汲萧”，唐代称“魏宋谊”；他把勇气显露在脸色上，像孟贲、夏育那样勇猛，有人想招致他，挥手斥退，他昂然站立而不动。他的抱负就是如此。三次入朝任职二十多年，最终始终孤高不合，不被当权者了解。自太学博士被贬任外职，远离清要职位。改革以来，才开始得到任用。他把天下世道当作自己的责任，曾说：“世道不能治理，并不是说没有法令，而是法令混乱的弊病。挽救时局的宰相本来就很难得到。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平心静气、守法办事的人，大概就有希望了吧？”这大概也是他自许的话。他孝敬友爱、勤劳节俭，得自家传。硕人能够承接公的心意，谨慎供奉甘美的食物。安葬送葬之事完毕后，弟妹的婚嫁也谨慎遵奉公的遗志。她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亲，春冬赏赐的绢帛，必定先送给兄长，然后才带入自己的内室。后来又把所继承的田地房屋全部推让给兄弟，自己的生活仍如未显达时一样。所居房屋仅能遮蔽风雨。公作诗很多，只选录其中自认为得意的作品。文章尤其简洁古雅，字迹端正方正，正如他的为人。

译公沉静严肃，出于天性。小时候就已经像成年人一样。长大以后，举止规范和风度声望更加峻整。起居饮食等方面，始终如一。喜怒不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即使家人也不能窥见他的内心。谈笑有分寸，使人心中的疑虑自然消散。读书只观大意，如果遇到值得用心的地方，就反复涵泳，使理解不断充实扩展，必定要做到心领神会，并落实到实践中。服丧期间，在哀伤思慕之外，一心探究学问。服丧期满，才登门拜访东莱吕太史，一见便意气相投，互相质疑辨惑。从此见闻更加明白，而所坚守的志向也更加坚定。有《淡斋笔谈》《淇渌遣兴》《璧水杂著》《西掖类稿》《经筵讲解》以及奏议，都收藏在家中。这些都是右史王公介为公撰写行状时所说的话。仲堪等向钥请求作铭，钥自念曾在潭州认识公，早已佩服他的贤厚；又与公同朝相交，也不是一天了。钥辞官后重新入朝，公的恩泽延及三代；一年之间，封赠达到三四次，诰词都出自公手。公熟知钥家世的详情，叙述周详曲折，让钥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对公凋残困顿的叹惋，比别人加倍，所以不敢以自己固陋为辞。铭文说：“诵诗读书，谁不是儒雅之士？悠悠千年，还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我看重刚强而轻视柔弱，厌恶圆滑而喜爱方正。把祸福置之度外，于是保全了我的刚强。只有公卓然不群，把王陵、汲黯当作朋友。坚持志向、涵养气节，明目张胆，光明磊落。天分本来很高，学习功力尤其深厚。看遍世间多次变故，仍然守持我的一片本心。进退都依据义理，孤高耿介而难以与人苟合。改革开始才得到任用，论列恩典，进献奏疏。任西掖代皇上起草诏令，诰词温厚淳正。在东宫讲解经义，辅导太子诚恳周详。虽受挫折却不屈服，众望所归，足以辅佐朝廷。一场疾病困住了他，于是与千古隔绝。鹤溪原上，父祖相从安葬，谁能像公这样？一生操守始终如一。”},{ 龙图阁待制赵公神道碑。孝宗皇帝在位第十三年，吏部侍郎赵粹中上奏，请求纠正太祖面向东方的神位。孝宗考察三代和六经中的制度，又旁征汉、魏、晋、唐的规制，近取本朝冯京、司马光、范镇、孙固，以及中兴以来董弅、王普、朱震以下诸人的奏议，并参考赵公的叔父赵涣的奏议，互相考订，汇编成书。他认为：太祖应当居于太庙第一室，永远作为不迁之祖；太宗居于第二室，永远作为不迁之宗。遇到祫祭时，应奉太祖居中面向东方，其尊贵无可比拟。昭穆两列分居两旁，用来侍奉尊位，这确实符合万世公认的道理，但长久以来还没有得到纠正。希望陛下早日确定宗庙制度，上合天心，光大彰明祖宗的功业，向上达到面向东方的制度要求。有人阻挠这项建议，赵公又写了一篇《辟异》之书，论述尤其明白。人们把他比作唐代的陈京，但他的考订论说还超过了陈京。孝宗既然谦让退避、未能及时办理，赵公曾抚摸着这部书叹息说：“这件事还没有弄清楚，我死了也不能瞑目。后来的君子，谁能相信我的话呢？”直到临终上遗表时，他还说：“推尊艺祖开创基业的功劳，早日端正面向东方的神位；想到中原沉沦已久，不要忘记北伐的谋划。”他的志向实在令人悲悼。大概我宋的兴起，与商、周的情形不同。契、稷是最初受封的祖先，他们以下的祖先，亲属关系穷尽后就毁去神主。汉、魏的祖庙，凡称为太祖以及太祖以上四代亲属的庙，也是在亲属关系穷尽后毁去神主，这是礼制的正理。只有唐朝虽然兴起于高祖，但景皇帝最初受封为唐公，所以把他比作契、稷，作为唐太祖。建隆初年，建立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庙，像汉、魏祭祀太祖这样的建邦之主；之所以把他们排列在昭穆之中，是因为其上还有四庙。仁宗祔祭入庙后，七世的数目已经齐备；到英宗祔祭入庙时，把僖祖迁入西夹室，这是合乎礼制的。神宗熙宁五年，王安石提出不同意见，请求把僖祖祔祭入庙，认为应让他作为太庙始祖居于第一室，祫祭时居于面向东方的位置。因此冯京、司马光等人引用经文与他争辩。王安石强词辩解、固执坚持，甚至想让僖祖配享上天。孙固想挽救他做得过分的地方，请求暂时让僖祖居于面向东方的位置。哲宗祔祭入庙后，就应当迁去宣祖。蔡京在徽宗朝又提出建立九庙的建议，于是没有迁去宣祖，反而重新把翼祖奉入庙中。高宗中兴时，赵公的叔父以将作监丞的身份应对策问，首先陈述了这个主张。当时正值辨明对宣仁太后的诬谤、解除元祐党籍之际，这些举措都足以平息上天和人心的愤怒，所以一听到这个建议，高宗便慨然采纳，提拔他为御史，让朝廷群臣共同议论。参与议论的有十七人，意见全都相合，但也因横遭非议而停止。光宗时，太常少卿丘崈提出请求，完全采用赵公的主张，获得批准召集议论，但最终又没有上奏。光宗继承帝位，将要把孝宗祔祭入庙时，才开始议论迁去宣祖；太常少卿曾三复又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吏部尚书郑侨以下的官员聚集在御史台，无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形。我不肖，平素承蒙赵公的知遇，曾经得到他传授的全书，因而能够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当时我正在琐闼待罪，群公让我为此撰写文字。后来又有诏令让有关官员制定迁祧宗庙的制度，经过再次议论，这项制度更加确定。从熙宁年间到这时，已经一百零四年，而艺祖才开始居于第一室，正式确定面向东方的位置，实在是由赵公首先提出的。可是赵公去世已经八年，来不及亲眼看见这件事了。又过了十年，我正闲居四明，赵公的儿子前来请求说：“先父去世后，已经有劳您撰写文章记述他的品行，而墓道的碑还没有树立。况且先父在朝廷上提出并确立的重大主张，没有比宗庙之议更重要的；又蒙您竭力相信并支持他的主张，最终纠正了国家的大典。先父死后也将不朽，可如今知道这件事的人还有几个呢？希望您能写诗歌来记述它。”他哭泣叩拜不止。我也为此流下眼泪，恭敬地把这件事列在碑文开头，又撰写序文并作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四年〕 赵公字叔达，是密州诸城人。他家世代多凭文章才学出仕，号称“东西赵”。西赵有丞相清宪公，赵公则是东赵。曾祖赵伸没有出仕，祖父赵公绰，屡次获赠官至右正奉大夫。父亲赵濬，官至左朝散大夫，屡次获赠官至通奉大夫。通奉大夫因任官于东南，长期寄居会稽，死后葬在明州的鄞县，于是便入籍当地。明州如今是庆元府。赵公天资非凡，书籍读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志向高远而坚毅。他从小专心学习，不劳烦老师教导，下笔便能成篇，文辞锋芒十分锐利。通奉大夫文章出众，当时父子之间彼此自认为知己，说：“这个孩子一定会光大我家门第。”绍兴二十四年，他与弟弟赵大猷一同考中进士，授任左迪功郎、南剑州顺昌县主簿，请求免除截留盐利以充补失收经制钱。州里与邵武方面虚报认领明谿寨的士兵，他请求核正支给官钱，以宽解百姓的负担；大概他初次任职时就已经这样不苟且于职守了。绍兴三十一年，转任左从政郎，监督行在杂买务、杂卖场。虽然职位属于掌管财货的部门，但他所议论的当世事务，全都是天下的大计，人们已经寄予厚望，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了。乾道元年，因为推荐而改任左宣教郎，调任吉州永丰县丞。乾道二年，为母亲硕人高氏服丧。

译乾道四年，通奉公去世。赵公抱负非凡，声望已经很高。乾道七年，他刚刚服丧期满，授任太常寺主簿。赵公家世代通晓礼学，因此任职正好可以发挥他的长处。他在轮对时上奏，请求为岳少保岳飞辨明冤屈，考定并恢复他的功劳和谥号，优厚抚恤他的家属，以此激励将士。又请求招募人手耕种江淮、荆襄的荒田，免除赋税和徭役，每家出一名士兵，像四川义士那样推进恢复中原的大业。他上《机密十论》，请边帅招募中原百姓，采用奇谋袭击燕山。他又进献《制狄权鉴》，采集书传中关于制御狄人的论说，参考历代事迹，总结归纳为条例，分十六门、四十卷。又作《富强要术》十卷，专门论述屯田。多年来虽然也曾留意于这些事情，却没有达到前代的程度，他认为原因有三点：利害关系还没有完全讲清，爵禄赏赐还不够优厚，委任还不够专一。这三部书进献后，送交给事中审阅，众人都说其学问渊源深厚，议论详细确切。乾道八年冬，升任太府寺丞；再次应对时，极力论述文书具文的弊病，希望诏令大臣崇尚实际功用。第二年春，授任秘书郎，第二天兼任权起居舍人。闰月，暂代给事中；此后他三次代理这一职务，议论政事从不回避退缩。建康的将领和属官因捕获盗贼而转官，承旨司主持此事，赵公认为：军纪没有整饬，部属抢劫盗窃，竟然没有任何责罚，反而因捕获盗贼而推恩赏赐，这样还凭什么向人显示警戒呢？权臣门客中有一人被夺官已经很久，却径直参加殿试，授任临安通判。公说，他一天也没有经过考核选拔，若这样做，像他这类人就会接连得到进用。耶律科里请求给他的儿子授閤职，又请求给另外两个儿子担任额外统领，公请求把这些事全都停止，使远方的人知道朝廷的尊严，不敢妄自希求侥幸。刘光祖滥以边功请求厚赏，公列举其中五项不合赏格之处，加以驳正。又论说绍兴府防稽县和买之法负担太重，想要革除子户的弊病，最好按田亩平均征科，并下令两省共同讨论，也不必拘泥于臣的意见。皇上说：“这样利弊就详尽了。”公又奏请从军队中选拔有才干、武勇和谋略的人，允许他们互相推举，再加以考察。皇上说：“确实如卿所说。”已经考验而显露才能的人，大多柔弱迟钝，不能任用。公回答说：“他们只知道保守富贵，不想报效国家；从下面提拔人才开始，他们才会奋发自励。”皇上认为公诚实，振作其职守，常常加以激励奖赏，这些事不能一一记载。大将真俸一事，公也奉诏召来臣下，照例行文驳奏，皇上更加赞叹他的正直，并说：“卿不沽名激进，也不求取名声，封还驳正的奏章都合乎正理，正应当这样。我看卿有节操气概，所以任用卿。”公奏道：“臣孤立无援，只是因为陛下圣明，所以才能容纳臣的愚直。” 后省维护纲纪，封还驳正的奏章多了，才可以看出朝廷的公正。臣多次代理琐闱之职，无非是致力于阐明公道。陛下在上面总揽政务，宰执在中间筹划谋议，我们在下面扶持，如此上下一心，都能守法，那么侥幸求进的道路就会堵塞，小人的势力就会消退。但臣因为不回避仇怨，恐怕会遭到中伤。皇上说：“朕自会明察，卿不必忧虑。”五月，迁任起居郎；冬天兼任太子左谕德。他曾奏请研究渡江以来的用度，酌情制定固定制度，以赋税收入的七成作为经费，储存其中三成，以备水旱灾害和非常之需。又命江东漕臣趁今年丰收，买米分藏在各郡。郊祀时先下雪后放晴，希望更加谨慎勤勉，以报答上天的眷顾。州郡有时进献剩余财物，请求更加核实，以代替下等户的赋税。授任权吏部侍郎，暂时兼任权刑部侍郎。淳熙元年，金国派泛使梁肃、富察守中前来【按：富察旧作蒲察，今改】。二月，借朝请大夫的身份试任工部尚书，充任接送伴使，以诚意接待他们，以道理折服他们，并趁机谈论和好。公说：“炀王背弃盟约，自取死亡，成为千古笑柄。”梁肃等人连声应诺，并且说他们的君主派遣使者，正是想再次巩固和好，不肯发动军队。若先发动战争，过错就会有所归属。公说：“皇帝以仁德守护天下，尤其把南北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哪里肯轻易谈论用兵？双方顺从和睦，自然会使和好更加牢固。”梁肃等人相互看着说：“这样就能成功了。”皇上以尚书的身份坦诚相待，毫无猜疑戒备，因此他们把心里话全部说出，不敢隐瞒任何事情。事情结束后，公把全部情况奏报皇上，皇上大喜说：“卿可以说是有专门应对使者才能的人了。”二年九月，授任吏部侍郎。公长久担任吏部副职，尽力革除弊端，不遗余力。他请求将堂除人员以及架阁库以下官员归还吏部管理，以开通公正之路，清理中书右选；必须等到呈试后才允许参加铨选，免试恩例也不许用于曾经堂除的人以及过去允许压在部中的人；请按次序拟定官职，使寒素之士得到均等机会，并等待有才能的人。川、广、福建地区的到任赏格轻重不一，应当加以裁抑，以革除冗滥。选人中有势力的，初任时有的还一并取得京状，妨碍平等进用，公请求到第二任才允许荐举。改官条目列出的铨试禁令十分严密。他曾奏道：“自从进入铨曹，不敢苟且简略，只怕辜负委任的意思。”近来惩治了几个官吏，因此铨曹肃然。皇上说：“公正就能明察，卿既然没有私心，已经澄清淘汰了许多人。”公虽然爱惜官爵名器，但存心近于宽厚，受到他恩惠的士大夫很多。有几个蜀地士人应当改任官阶，官吏却以细小文法阻挠，拖延了好几年，公立即为他们申明改正。有的人通过恩科取得官职，后来又因衰病前来参加铨选考量，公对他们慰问安抚，周到备至。有人问他缘故，公说：“姑且授给他一官，慰藉他的蹉跎；等候次序还要数年，怎么忍心阻挠他呢？”听到的人都感叹。这些都是他本职工作的大概。至于在论思之时，知道的没有不说的。他曾奏道：“太平日子延续已久，士人的风气没有振作，凡是选取人才，都应把气节放在首位。”谈到军政，就请求慎重选拔大将和郡守，重新严格实行艺祖所定的官阶等级法，使分守的职责更加明确。一天又论述四件事：一，广泛访求熟悉水利的人，疏通震泽的一百条水道，以消除壅塞；二，归正人和添差官太多，难以供养，应当分给田地房舍，作为两淮地区考核优劣的标准；三，文武官员想要换授官职的，都要考试文艺；四，停止大学混补，命令各州在解试中选取贡士，详细奏报，文理条畅。皇上说：“像卿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前后再没有第二个。”又说，公曾经论述王安石和王雱父子的奸邪，应当停止把他们配享并画像于庙中；又请求崇尚奖掖直言。公认为君主能够招来天下人的言论，那么下情就能上通；下情上通，君子就有所凭恃，小人就有所畏惧。近来褒奖追赠魏掞之，奖谕郑鉴，足以使天下受到感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监司和郡守政绩显著的，应等任期届满召回；有的可以让他因任留任。若过失不是十分严重，暂且只削降官阶，以责成他日后取得成效，希望避免频繁更换的弊病。”宰执和侍从每年举荐一名边帅，由堂上考察后奏报，并且给予边地差遣，以储备将帅人才。又论述唐代按八科选取武士、不考试孙武和吴起兵书的制度，想仿照这种制度，只以步射、步弩、步枪、步刀四项招募士兵，号为武士科。考中的人可以免除丁役，如齐国的内政、唐代的府兵制度一样，在农闲时教练阅习，按次序给予犒赏，选出其中杰出者任长官。又请求把积欠钱物中有名无实的数目列举清楚，趁着举行庆典，一并赐予蠲免。不久遇到高宗经过南内设宴赏赐，因公所奏之事，二宫十分欢喜，就在宴会上降旨施行。公前后四次请求外调，皇上深情挽留；他请求得更加恳切，三年后才获准。十二月，御批说：“长期主持铨曹，劳绩日益显著。”授任敷文阁待制，出知池州。当时孝宗正重视职名，不是有功劳的人不授予，公因为受到皇上深厚的眷顾，首先得到这个职名。四年三月赴任，处理政事勤勉敏捷，宽严相济，宣扬布告皇帝的恩德，询问访察百姓的利弊，以简静不扰民为根本，但赏罚一定实行，官吏敬畏，百姓爱戴，奸盗因此绝迹。他理财节用，时间久了府库充盈，既补足积欠的赋税，又代替贫民缴纳税款。审理诉讼像流水一样顺畅，官吏不得从中干预。秋税征收时，官吏多从百姓那里额外索取，公对此深为痛恨。到了这时，他让缴纳者自行量度，事情彻底查明后上报，便下令防止这种行为。各路增加修葺学校，亲自考核诸生的课程，时常加以馈赠来勉励他们。他曾说：“▯禁太严，愚民触犯禁令的人很多。”曾经查获私茶，数量非常多，只登记没收其物，轻微治罪。官酿的酒价格低廉而味道醇厚，不禁私自酿卖，私酤自然停止。有县令侵吞官府库藏，只命令他赔偿，这个人十分惭愧，便引退离去。公说：“在圣明时代禁锢一个人，我不忍心这样做。”大军分屯各地，他到任后举行大阅，用钱三百万犒赏他们，士兵欢喜而服从。营垒取水路远，便修建大池塘以方便汲水，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兴办，军民因此安定。五年冬，诏令说郡政修治有成，确实惠及百姓，升任龙图阁待制，百姓为他建立六所生祠。次年春，调任知湖州，挽留他的人一路不断。在池阳任职时，他与监司互相请求回避。后来有人上言，公到任三天便被罢免。总共四次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起初，递卒汪青私自拆开递筒，把匿名信送入，终于传到皇帝听闻。案件审结后，具文奏报。公于是说，这件事关系到边境，如果不惩治，恐怕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皇上深以为然，于是按最重的刑法处置。八年，台官评论认为此事有疑，公因此被削夺官职。十三年，高宗八十大庆，全部恢复原有官职。十四年，疾病逐渐加重，自己说厄运正在逼近，必定不能治好，于是拒绝服药，请求办理致仕。四月甲戌，死于寓所。公从担任持橐之职那年起，二十多年中本应依年劳获得的赏格都没有实行，所以最终官职只到承议郎；爵封高密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遗表上奏后，特赠四官，并授予他家中二人官职。娶钱氏，为朝议大夫钱亿年的女儿，封硕人。她先于公一年去世。四个儿子：长子和幼子早亡；次子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县丞；次子端，承奉郎，死在公之后十五年；次子竴，修职郎，新任吉州永丰县主簿。三个女儿：长女嫁迪功郎、前温州司法参军辛劝；次女嫁修职郎、监嘉兴府澉浦镇税曾晏；三女嫁承事郎、知滁州清流县魏岘。七个孙子：槩、棨、棐、梁、防、杲、棠。两个孙女尚且年幼。硕人葬在县城南面堂乡同奥原公墓旁。六月乙酉，几个孤子奉公的灵柩合葬于此。公侍奉双亲极尽孝道，居丧时悲哀和礼仪都十分周全。他先把通奉的遗泽谦让给长兄的儿子靖；二哥因病残废又没有后代，公替他经营家业，收堂侄竦为后嗣。先前把世代恩赏也让给他们，厚待外家，终身奉养姨母，侍奉乳母尤其谨慎。亲友有急难相告，他总是竭力周济。孤独而忠贞，光明正直，不依附任何人。名公和前辈中有许多知己，他不靠介绍，自然得到他们的知遇。器量和学业很早就成就了，年近五十才开始建立朝廷功绩。乾道末年，一年之内几乎九次升迁。入朝任职、出外任藩镇，受到皇帝的深厚简拔。人们说他正要被重用却突然退下。闲居鄞县十年，安然处之，不把得失放在心上。他与太师史公、丞相魏公、尚书汪公举行真率之集，寄居在僧人房舍中，仅仅能够遮蔽风雨。他自号梅堂，把燕坐之处称为意足、乐静。聚书一万卷，手里不停翻阅。操守如玉般洁白，表里没有差异；远远望去庄严肃穆，接近后却十分和蔼。不论贵贱亲疏，他都同样尽礼；地位越高，越谦逊俭朴，简直不亚于寒士。闭门独居，寂寂无声，郡县几乎把他忘却。尘土凝积满席，他处之淡然。闲暇时裹着幅巾，悠闲散漫，偶然遇见他的人，不知道他就是过去甘泉宫中的旧德臣。他的字有楷书法度，长期研习水墨书法，风格大体介于率更公欧阳询和公权之间。他的尺牍被人收藏，告身上所写的姓名，端庄厚重、刚劲端正，见到的人都敬重它。学问有根本，文章有体制和要旨，表章雅正刚健，可以追配前人。他尤其喜欢谈论治国之道，古今典章无不通晓贯穿。议论事情切实畅达，能够打动君主的听闻。诗歌格律极像唐人，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章，都深入精研；刘禹锡、白居易的作品，也诵读学习得没有遗漏。他不说艰深奇涩的话，也不做矫激怪异的事。容貌看似有棱角却宽厚有度，交往虽然淡泊却能够长久。地位已经显达，专门把荐举士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别人有一点长处，他也一定要宣扬，使所荐举的人得以通达，后来大多成为知名才俊。有后来做到宰辅的人，他有文集十卷、奏议二卷、《梅堂杂志》五卷、《史评》五卷，以及讨论宗庙礼制的各种著作，收藏在家中。晚年仍取历朝实录，编纂纲目，当世的志向始终没有衰退。他遗命儿子们友爱兄弟，遵守家法，按时办理安葬；亲戚中贫困的，要供给粮食财物。有人请他祈祷，他说：“我平素不欺骗别人，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唉！由此就可以知道公的操守了。铭文说：

译艺祖创建国家，功业冠绝万世。宗庙奉祀四位亲祖，礼制如汉、魏。宗庙称为太祖，尊位没有第二人。太祖之室居于第一位，举行祫祭时面向东方。过去五朝之时，四亲尚未迁祧。开创基业的君主列在穆、昭二位，仍然空着东向之位，等待后世安排。后来既已迁祧又重新讨论，熙宁年间发生横议，群臣争论，延续了一百多年。只有公会集汇总，收集了全部意见。神尧兴起唐朝，封爵始于虎牢。陈京抗言论议，为唐太祖之礼据理力争。公所作的努力，超过陈京一倍。可惜礼议得以施行时，公已看不到它完成。孝宗圣明，只选用贤能之人。问公在哪里，为什么认识他这样晚。乾道末年，公几乎一年九迁。入朝辅政，出外任藩，声望显赫。提出的建议不止一项，其中以宗庙之议为大。自从公发起此议，礼制使昭代更加端正。仅此重大事业，就足以使公不朽。愿他在天之灵，使后代昌盛。我作这篇铭文，不让幽隐的光辉湮没。高高的丰碑，用来装饰他的墓藏。《攻媿集》卷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攻媿集》卷九十九 宋代楼钥撰写 墓志铭 端明殿学士、退休官员、获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公讳裳，字文叔，祖先原出自江夏，唐朝末年迁到梓州安泰。六世祖文友，在宝元、康定年间开仓发粮，赈济梓州、剑州、阆州三州的饥民，救活了数以万计的人，朝廷特意授给他官职。文友生阜，阜生▯，▯生楰，这就是公的祖父；祖母何氏，开始把户籍登记在隆庆府普成县。父亲安中居住在县城东郊，考虑到公年纪尚长，担心他见闻不足，便把旧有产业全部舍弃，搬到县城居住，不再经营其他事务，专心教育儿子。母亲郑氏管教他更加严格。公未满二十岁时，刻苦自励，意气激昂，乾道五年考中进士，调任阆州新井县尉，还没有赴任便遭逢父丧。县中子弟跟随他学习，公把经义讲给他们听，又为他们详细讲解；后来这些学生学业更加进步，他便把所有讲稿都烧掉。服丧期满，授任巴州通江县尉，三年闭门潜心研究经传，贯通古今，默默精思，有时直到天亮也不睡觉，别人同他说话，仿佛没有听见。然而在这时，他剖析微妙，探究幽深，学问宏大深厚而四面贯通，文辞明白流畅，动辄合乎法度。起初当时人只传诵他的诗，不知道他的学问已经成就，早已不是从前的文叔了。总领赵公说听到他的名声，便让自己的儿子们跟随他交游学习。他依靠束脩的钱安葬了父亲、祖父以及几位叔父两代九场丧事；后来奉养老太夫人游览青城、无为诸山，常常作诗寄托心意。他纯厚的孝行和幽雅的情趣，在世上仍有古人的风度，淡泊自如。后来，总领李公蘩又招请他前往。当时边地百姓苦于和籴，实际上连一文钱也得不到，官吏还在汉中到处催逼交纳，百姓尤其把这看作祸患。黄裳创作《汉中行》来讽谏，和李公的意见相合，便合力上奏请求废止这项措施，百姓大为喜悦；黄裳又作《罢籴行》，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歌唱它。黄裳将要赴任时，先替他的兄弟和亲族料理好家事，然后才动身。任期届满后，按照举主关升的规定，授任兴元府录事参军。他能够根据实情审理案件，使许多本来将被冤枉处死的人获释，也使许多无处申诉的人得以伸冤；最终没有审讯一名囚犯，按照举主的规定应当改任升秩。制帅挽留黄裳，正要荐举五名士人，黄裳列为首位。朝廷召见他应对，询问蜀地军民的大计，他说：“蜀中百姓贫困、士兵困苦，已经到了极点。臣愚昧地认为，原因有两件令人遗憾的事。关外四州与敌境接壤，形势便利、土地富饶；但经历兵火之后，田地大多荒芜，不采用屯田积谷的防备办法，却以▯民来供养军队，日子一久，军民都困苦了，这是第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边地百姓依靠外府运来的米粮供给，通常都指望沿江运输；如果稍稍分出边地屯驻的军队，让他们到各郡就地取粮，那么外府的费用就会减少。如今千里转运粮食，商人乘机牟利，几乎要用三石粮食才能运到一石；名义上说是供养十万军队，实际上却供养了三十万人。士兵困苦、百姓贫穷，原因就在这里，这是第二件令人遗憾的事。如今屯田积谷，形势上已经难以实行；分拨军队到各地就粮，这件事还来得及办理。” 孝宗把他的建议交付有关方面，最终却没有实行。接着，他谈到常平仓赈济，概要说：“古人救济灾荒的好办法，不过是常平仓和义仓。现在的官府，难道没有储存积聚的粮食吗？若以一州来说，粮食就少；若按一路计算，粮食就多。水灾、旱灾绝不会经常发生；即使不幸发生，也绝不会同时遍及各地。如果甲州乙州相互推让而又相互赈济，使丰年和歉年交替发挥作用，就可以长久不竭。用这种办法救济灾荒，似乎是很好的防备。”他又谈到关外的义士：他们才干出众、勇猛强健，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任用。往年军队出兵秦州时，他们击鼓呐喊，争先登城；官军却坐视不救，于是他们全都陷没。今后如果遇到征调，应当命令主将亲自编成一军，专门负责进攻和防守，并承担成败的责任。第二天，授任国子录；不久，太夫人去世。宰相因国子录职位空缺而拟定进用人选，孝宗奇怪地问黄裳在哪里，宰相于是奏明了其中缘故，孝宗特赐钱七十万。刚服完丧，便催促他入朝召见；等他到达时，太上皇已经登极。黄裳认为，守成之主首先要在恢宏拓展志向和气度上下功夫，于是就国家重大利害问题发表了数千字的论述，大体认为古人谈创业、守成、中兴，把它们称为三件难事。如今陛下虽然处在守成之时，实际上却承担着中兴的责任。关于守成的道理，一定会有能够向陛下陈说的人。” 至于中兴的规模，就不同于守成：出兵进攻、入内防守，都应当根据有利便利的形势，不能不预先确定。行都要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当追求功效和利益的实际，不能不加以考核。吏治要捍卫内部、抵御外部，应当有应对缓急的准备，不能不建立重镇。因此他论述定都建康有五项好处，认为天下大势最终在建康。又说如今官员虽然齐备，但实际职任并未整顿：一应当建立品式来考核他们的功绩，二应当根据资历考察来延长他们的任期。都城建立后，考核官吏，根本稳固了；然后还应占据要地，建立名城，四周配置大军守卫，分派大臣镇守。如今吴、蜀绵延万里，虽然号称重镇、屯驻军队之地、受敌兵冲击之处，却大多三年一换，几乎只同普通郡县一样。所谓国家的藩篱门户，难道本来就应当如此吗？陛下即位之初，和陛下一同成就中兴的人，就是宰相。陛下主持谋划，宰相承担责任；既然任用他，就不要怀疑，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如果开始时轻率任用，最终必然轻率抛弃。他另外奏说，国家正有大仇、大耻、大害、大忧，而做人臣人子的却习惯于天下无事，忽然把这些忘掉。这种风气的形成，已经不是一天了。关键在于陛下亲自笃实奉行，以此使他们感到惭愧罢了。他又上奏说：今天最大的弊病，一是士兵多而粮食少，二是官吏多而官职少。要改变并疏通这种局面，只应裁减士兵、裁减官吏。臣认为，只要防备不缺，作战士兵就可以减少。臣私下认为，沿边郡守应当全部任用武臣，交给他们民兵，责成他们负责军政；平时就让民兵耕种，有事时就让他们守备。这样，藩篱牢固而边防充实，裁减士兵的主张才可以谈了。用民兵守备，人数虽多，却没有供养常备军的费用；用官军作战，人数虽少，却确实可以使用。官军的粮食可以略为增加，百姓的赋税可以逐渐减少，难道不是最好的办法吗？至于裁减官员的主张，就应当以道理来衡量。即使有怨言，难道不可以辨明曲直吗？使边防充实，就可以裁减士兵；掌握事理，就可以裁减官吏。假如今天立即实行，效果还要到十年以后才能看到。如果再不这样做，士兵一天比一天多，官吏一天比一天多；将来即使想逃避眼前的怨恨、把祸患嫁给后世，也不可能了。公在忧丧之中，更加熟悉地观察天下大势。到了殿对时，他的言论条理清楚而明白切实，太上皇很惊异。于是开始受到简拔记取，授任太学博士。不到一个月，改任秘书郎。又过了十天，亲自擢升公为嘉王府翊善，说：“黄裳善于论事，一定能够开导增益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