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惠施 公孙龙 附尹文子
第一章 上古之思想中国哲学，至周代始有统系可言。然其渊源所自，则甚遥远。如孔子赞《易》，《易》固肇端于伏羲之八卦也；子思传《中庸》，执中之说，固尧之所以命舜也。今杂录上古以来先民传说见于载籍者，撮为此章。其不曰哲学而曰思想者，书阙有间，无可参验，过而予之，以诬古人，所不敢也。一 本天载籍之旧，无过《尚书》。《今文尚书》始《尧典》，继之以《皋陶谟》。或谓《典》、《谟》出夏时追述。顾其说则可据矣。舜之命九官十二牧也，曰：“钦哉，惟时亮天工。”(《尧典》)皋陶之陈谟也，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并《皋陶谟》)工曰天工，而典礼命讨，一推其源于天。此后世法天、畏天诸说之由来也。于是箕子陈《洪范》，则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周公作《无逸》，则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旧以“天命”连下“自度”句绝，误。)其在于《诗》，《皇矣》之篇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所以称文王也。《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并《大雅》)所以美仲山甫也。盖自唐虞逮于三代，《诗》、《书》之所称说，若斯之类，不可胜引。窃原其故，则古初以来，尝穷人物之本。以为非地不能养，非天不能生。人者托体于天，则当以天为父。是以古之王者自称天子。而郊祀上帝，著之《礼经》，谓之报本之祭。观其制名，知有深义，非同偶然者矣。二 尽人惟以人为本乎天，故视人亦与天等。尽人之性，则可以参天地而育万物。古称天皇、地皇、人皇，说虽荒渺，而天地人三统之所以立，不可诬也。皋陶称天叙天秩，即曰：“天工人其代之。”武王称天降下民，即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见《孟子》，今伪《古文尚书·泰誓》与此稍异。)人可代天助天，则岂不重乎。且《礼记·祭法》，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经》亦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夫郊禘之祭由来尚矣，而以祖考配之，是人鬼不必降于天神也。不独是也，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亦见《礼记·祭法》)是故祀弃以为稷，祀后土(共工氏之子)以为社，祀黎(颛顼氏之子)以为祝融，祀昧(少昊氏之子)以为玄冥。其为天神，即皆人鬼。吾观祭祀之事，知古之不欲以天而蔑人也明矣。而或乃以吾国人之事天，与他民族迷信神权者相提并论，其得为通于国故者乎？三 首孝《孝经》作于孔子。然其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则孝之由来远矣。近人章太炎著《孝经本夏法说》，以为《释文》引郑氏说“禹三王先者”，以先王属禹，必有所据。而墨子用夏道，《汉书·艺文志》序墨家者流，即曰：“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见《太炎文录》)章氏之说自可信。顾吾观《尧典》四岳举舜，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孟子言孝，首推大舜，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使尧舜之事为不妄，孝治天下之说，固有先乎夏世者矣。自是以后，契敷五教，则父子有亲在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前。《周官》六行，则孝居友睦姻任恤之首。(见《周官·大司徒》)《礼·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夫本乎天，人与物之所共也；本乎祖，则人之所独也。人不知孝，是谓忘祖；忘祖，则不得为人也。故古者宗庙之祭，自称孝孙。(《诗·小雅·楚茨》、《鲁颂·閟宫》)而《孝经》曰：“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然则孝之为教，与古人之重宗法、隆祭祀，盖俱起者矣。抑古之所谓孝者，非仅孝于父母之谓也。《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礼·祭义》曰：“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夫此孔子、曾子之言，其出在后。
译第一章 上古时期的思想 中国哲学到了周代，才可以说有了系统。不过，它的渊源却非常久远。比如孔子赞述《易》，而《易》本来就是从伏羲的八卦开始的；子思传述《中庸》，其中关于执守中道的学说，本来就是尧用来告诫舜的。现在把上古以来先民的传说中见于典籍的内容杂录下来，撮要编成这一章。之所以不称为“哲学”而称为“思想”，是因为古书有所缺佚，无法互相考证；如果越过这一界限强加论断，就会诬蔑古人，这是我不敢做的。一 以天为本 古代典籍中，保存最早的没有超过《尚书》。《今文尚书》以《尧典》开篇，接着是《皋陶谟》。有人认为《尧典》《皋陶谟》是夏代追述前代而写成的。不过，其中的说法确实有根据。舜任命九官和十二牧时说：“敬慎啊，要及时辅佐上天所作的事业。”（《尧典》）皋陶陈述谋议时说：“不要使众官空缺。上天的事业，要由人来代行。上天制定了秩序和典章，愿我们奉行五典，并使五常更加敦厚。上天规定了等级和礼制，愿我们施行五礼，使它们各有常规。”又说：“上天任命有德之人，应该用五种服饰加以彰明。上天讨伐有罪之人，应该施用五种刑罚。”（均见《皋陶谟》）把职事称为“天工”，而典章、礼制、任命和讨伐，都把源头推到上天。这就是后世法天、畏天等学说的由来。后来箕子陈述《洪范》，就说：“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类大法。”周公作《无逸》，又说：“从前殷王中宗在位时，严肃恭敬，谨慎敬畏上天的命令。”（旧时把“天命”同下文“自度”连在一起断句，是错误的。）至于《诗经》，《皇矣》篇说：“不必自己识察，也不必自己知虑，只要顺从上帝的法则。”这是用来称颂文王的。《烝民》篇说：“上天生下众民，各有事物，各有法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众民执守常道，喜爱这种美德。”（均见《大雅》）这是用来赞美仲山甫的。大概从唐尧、虞舜直到夏、商、周三代，《诗经》《尚书》中所称述的类似内容，多得无法一一引述。我私下探究其中的缘故，认为从远古开始，人们就曾经追究人物生命的根本，认为没有土地就不能养育万物，没有上天就不能使万物生成。人把身体寄托于上天，就应当把上天看作父亲。因此，古代君王自称“天子”。他们在郊外祭祀上帝，这件事记载在《礼经》中，称为报答根本的祭祀。观察这些名称的制定，就知道其中有深刻的意义，并不是偶然形成的。二 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正因为把人看作本源于上天，所以也把人看得同上天一样重要。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可以与天地并列，养育万物。古代有天皇、地皇、人皇的说法，虽然内容荒诞渺茫，但天地人三统之所以建立，却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皋陶称说上天制定秩序、上天规定等级，随即说：“上天的事业，要由人来代行。”武王说上天降生下民，随即说：“他们帮助上帝，使上帝在四方施加恩泽。”（见《孟子》；如今伪造的《古文尚书·泰誓》与此略有不同。）人能够代行上天的事业、帮助上天，难道还不值得重视吗？而且《礼记·祭法》记载：有虞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也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殷人禘祭喾，在郊祭中祭祀冥，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喾，在郊祭中祭祀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孝经》也说：“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让他配享上天；在明堂举行宗祀，让文王配享上帝。”郊祭、禘祭由来已久，而让祖先配享，这说明人鬼未必低于天神。不仅如此，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以法施于民的，就祭祀他；以死勤勉于职事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抵挡大患的，就祭祀他。（也见《礼记·祭法》）因此祭祀弃，把他作为稷；祭祀后土（共工氏的儿子），把他作为社神；祭祀黎（颛顼氏的儿子），把他作为祝融；祭祀昧（少昊氏的儿子），把他作为玄冥。这些作为天神来祭祀的对象，其实都属于人鬼。我考察祭祀这件事，清楚地知道古人并不想因为崇奉上天而轻视人。可是有人竟把我国人侍奉上天的事情，同其他民族迷信神权的行为相提并论，这难道算得上通晓我国国故吗？三 以孝为首 《孝经》成书于孔子时代。但其中说“先王有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可以使天下顺从，百姓因此和睦”，可见孝的渊源已经很久远了。近人章太炎著《孝经本夏法说》，认为《释文》引用郑氏的话说“禹三王先者”，把“先王”归属于禹，这一定有根据。墨子采用夏代的治道，《汉书·艺文志》在叙述墨家流派时，就说：“用孝来治理天下，所以崇尚相同。”（见《太炎文录》）章氏的说法自然可信。不过我考察《尧典》中四岳推荐舜时的话：“这是瞽瞍的儿子，父亲顽固，母亲嚣张，象傲慢，但他能够用孝使他们和谐相处。他勤勉不懈地修治自身，不至于陷入奸邪。”帝尧说：“我来试用他吧。”孟子谈到孝，首先推重虞舜，说：“舜完全奉行侍奉父母的道理，使瞽瞍得到喜悦；瞽瞍得到喜悦，天下人就受到感化；瞽瞍得到喜悦，天下做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安定了，这就叫大孝。”假如尧、舜的事迹并非虚妄，那么用孝治理天下的说法，本来就在夏代以前。此后，契推广五教，父子有亲排在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前。《周官》所说的六种德行，则把孝列在友、睦、姻、任、恤之前。（见《周官·大司徒》）《礼记·郊特牲》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以天为根本，是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以祖先为根本，则是人独有的。人不知道孝，就叫作忘记祖先；忘记祖先，就不能算作人。所以古代在宗庙祭祀时，自称“孝孙”。（《诗·小雅·楚茨》《鲁颂·閟宫》）而《孝经》说：“在宗庙中表达敬意，是为了不忘记亲人；修养自身、谨慎行事，是害怕辱没先祖。”这样看来，孝的教化同古人重视宗法、尊崇祭祀，大概是同时兴起的。不过，古人所说的孝，并不只是孝顺父母。《孝经》说：“孝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为侍奉君主，最终落实为立身处世。”《礼记·祭义》说：“居处不庄重，不是孝；侍奉君主不忠诚，不是孝；任职为官不敬慎，不是孝；对朋友不守信，不是孝；临阵作战没有勇气，不是孝。”又说：“孝有三等。小孝要用力，中孝要用功，大孝永不匮乏。想着慈爱父母而忘记劳苦，可以说是用力；尊崇仁德、安守义理，可以说是用功；广泛施予恩惠、事事完备，可以说是不匮乏。”这些话是孔子、曾子的言论，出现得较晚。
然而《书·甘誓》曰：“用命尝于祖。”非以战陈之勇为孝乎？《大雅·既醉》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非以不匮为孝乎？若是，举行己待人临事为国之道，而一赅之于孝之中。故曰：“夫孝，德之本也。”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并《孝经》)由孔子以上稽《诗》、《书》之传，知所谓先王有至德要道者，圣人之言固真实而无有假托也。四 用中自宋以来，儒者有所谓十六字之心传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出梅氏伪古文《大禹谟》，疑不足信。然《论语》既载之矣，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孔子亦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则尧、舜、禹执中之传，果不诬也。不独是也，帝尧之命夔曰：“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尧典》)皋陶之赞禹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谟》)其言德皆必举两端，而不欲有偏胜之过，是亦中而已矣。孟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则汤之中也。《洪范》曰：“建用皇极。”注谓皇极大中也。又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则箕子、武王之中也。由是而老曰守中(《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孔曰中庸，盖吾先民之训，无有或离于中道者。至若以模棱两可为中，以多方迁就为中，此自后世之失，不得以为先民罪，更不得以为中道罪。五 上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夫民贵之义，非自孟子始发之也。盘庚之迁于殷也，所以告其民者，一则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再则曰：“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书·盘庚》)立君所以为民，古之人早知之矣。故周公称殷王祖甲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无逸》)其称文王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康诰》)夫至于鳏寡而不敢侮，其尚犹有奴使其民者乎？且古人之所敬事者，天也。而皋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谟》)武王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泰誓》)以民为天意所寄托，故畏天者亦畏民。《召诰》曰“用顾畏于民碞”是也。斯义也，春秋士大夫犹或能道之。里革曰：“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国语·鲁语》)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十四年》，中有节文。)夫孤寡不谷，贱名也，而侯王以为称，非自卑而上民之证乎？是以君贵民贱，特起于战国以后暴君代作，一时之邪说。而近人好以后世之事，推论三代以前，遂疑《诗》、《书》所载不足尽信，而民本之义非上古所能晓。则何其厚诬先民之甚也！六 大天下公羊家有言曰：“大一统。”(《公羊·隐元年》)此意亦非始于公羊也。禹之称舜也，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为帝臣。”(《皋陶谟》)夏人之称禹也，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贡》)夫舜、禹之时，疆域之广，不尽九州。然而其言若是者，非徒为夸辞也。盖其函括寰宇之量，同以为一君之所治，莫有能外者矣。又非独舜、禹为然也，《长发》之诗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商颂》)所以言汤也。《执竞》之诗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周颂》)所以言武王也。而《周礼·职方氏》辨九服之邦国，自王畿以外，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其制或不免托之空言，然即规度而论，则何其恢廓也！是以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译然而《尚书·甘誓》说：“服从命令的人，在祖先面前接受赏赐。”这难道不是把临阵作战的勇敢看作孝吗？《大雅·既醉》说：“孝子永不匮乏，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这难道不是把不匮乏看作孝吗？这样一来，行为自身、对待他人、处理事务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全都包括在孝之中了。所以说：“孝，是德行的根本。”又说：“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均见《孝经》）从孔子以前考察《诗经》《尚书》的传说，就知道所谓“先王有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确实是圣人的话，并不是假托的。四 执守中道 自宋代以来，儒者有所谓十六字心传，说：“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明。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守住那个中道。”这段话出自梅氏伪造的古文《大禹谟》，恐怕不值得相信。然而《论语》已经记载了类似的话，说：“尧说：‘啊，舜啊！上天所定的帝位次序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你要真正守住其中正之道。天下百姓如果陷于困穷，上天赐予你的禄位也将永远终止。’舜也用这番话命令禹。”孔子又说：“舜大概是最有智慧的人吧！舜喜欢询问，又善于考察浅近的话；隐藏别人的恶处，宣扬别人的善处。掌握两端，取其中道施行于百姓身上。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为舜吧！”（《中庸》）这样看来，尧、舜、禹相传的守中之道，果然不是虚妄的。不仅如此，帝尧命令夔说：“你主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尧典》）皋陶赞美禹说：“宽厚而严肃，柔和而有立场，谨慎而恭敬，能治理事务而且敬慎，和顺而又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廉洁，刚强而充实，坚毅而合乎义。彰明这些恒常的德行，就吉祥了。”（《皋陶谟》）这些话论说德行，都一定列举两个方面，不希望偏重一端而造成过失，这也就是中道罢了。孟子说：“商汤守持中道，任用贤人不拘一格。” 这就是说商汤的中道。《洪范》说：“建立并施行皇极。”注释说，皇极就是大中之道。书中又说：“不偏不党，王道广大平坦；不党不偏，王道平正安稳；不反不倚，王道正直。”这就是说箕子、武王所持的中道。由此，老子说要守中（《老子》说：“多说话往往会导致困窘，不如守住中道。”），孔子说中庸；大概我们先民的训诫，没有哪一项不是遵循中道的。至于把模棱两可当作中道，把多方迁就当作中道，那是后世的过失，不能把它归罪于先民，更不能把它归罪于中道本身。五 以民为上 孟子说：“百姓最为尊贵，社稷其次，君主反而较轻。”以百姓为尊贵的道理，并不是孟子才首先提出的。盘庚迁都到殷时，用来告诫百姓的话，先是说：“古代我的先王，没有不承受百姓支持的。”又说：“恭敬地承受百姓的命运，使新邑的基业长久。”（《书·盘庚》）设立君主就是为了百姓，这是古人早就知道的。所以周公称说殷王祖甲时说：“到了祖甲，不能行义的只是君王；从前他还是小人。等到他即位，才知道小人的依靠是什么。他能够保全并惠及百姓，不敢侮辱鳏夫寡妇。”（《无逸》）称说文王时又说：“你的伟大而显赫的父亲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使用刑罚，不敢侮辱鳏夫寡妇。他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使百姓畏服而又显明。”（《康诰》）如果连鳏夫寡妇都不敢侮辱，难道还会有把百姓当作奴隶役使的君主吗？况且古人所敬畏和奉事的，是上天。皋陶说：“上天的听察明辨，来自我们百姓的听察明辨；上天的彰明和威严，来自我们百姓的彰明和威严。”（《皋陶谟》）武王说：“上天所看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听到的。”（《孟子》引《泰誓》）既然百姓是上天意志寄托的所在，所以敬畏上天的人也敬畏百姓。《召诰》说“因此要顾念并敬畏百姓的险难”，就是这个意思。这种道理到了春秋时期，士大夫中仍有人能够讲明。里革说：“君主，就是要治理百姓并纠正他们的邪曲。如果君主放纵私欲、任意偏邪而抛弃百姓的事务，百姓身边有了邪恶之事，便没有办法察知，邪恶就会越来越多。如果让邪道临到百姓身上，使他们陷入困境而不能振作；有善事却不肯实行，专断又没有能力，那么最终使百姓走向灭亡却没有人怜恤他们，这样的君主还要来做什么？”（《国语·鲁语》）师旷说：“上天生育百姓，又为他们设立君主，是要让君主主管、养育他们，不要使他们丧失本性。上天爱护百姓是非常深的，难道会让一个人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放纵他的淫欲，抛弃天地赋予百姓的本性吗？一定不会这样。”（《左传·襄十四年》，其中文字有所节略。）“孤”“寡”“不谷”本来都是卑贱的称呼，侯王却用它们自称，这难道不是他们自谦而把百姓置于自己之上的证明吗？所以君贵民贱，只是战国以后暴君相继出现时形成的一时邪说。近代人却喜欢把后世的事情推论到三代以前，于是怀疑《诗》《书》的记载不能完全相信，认为以民为本的道理不是上古人所能明白的。这不是对先民作了极其深重的诬蔑吗！六 以天下为大 公羊学家有句话说：“重视大一统。”（《公羊传·隐公元年》）这个意思也不是公羊家才开始提出的。禹称赞舜时说：“在光明的上天之下，直到海边的百姓，各国的贤能之士都共同成为帝王的臣属。”（《皋陶谟》）夏人称颂禹时说：“向东扩展到海边，向西覆盖到流沙之地，北方和南方都达到，声威教化遍及四海。”（《禹贡》）舜、禹时代的疆域，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达到九州。然而他们这样说，并不只是夸张的言辞。大概是因为他们把整个天下都包括在内，认为天下都是一个君主所治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能够置身其外。不仅舜、禹如此，《长发》诗说：“敬奉上帝，上帝的命令施行于九州。”这是说商汤。《执竞》诗说：“自从成王、康王以来，全部拥有四方。”这是说武王。又据《周礼·职方氏》，辨别九服所属的邦国，从王畿以外，依次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这个制度或许不免只是托之于空言，但即使只按规划和尺度来评论，也实在是多么宏大开阔啊！所以孟子说：“人们有句常说的话，都说天下国家。”
而大学之教，必极之于平天下；中庸之德，必极之于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古之人以天下为量，不欲以一国自限，其来固已久矣。且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并见《孟子》)大之推于天下者，亦细之不遗于一夫。呜呼！此视彼局于国家主义，或侈言民族平等，而不惜杀人以救人者，不亦远乎！
第二章 王官六艺之学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十七年》)上世之学掌于王官，无可疑也。然王官之学孰为盛？曰周为盛。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则文献之盛，二代非周比也。虽然，周之盛，文、武开之，而周公实成之。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尝师之有。”此谓文、武也。孔子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上并《论语》)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孟子》)此则谓周公也。是以清章实斋(名学诚，会稽人，乾隆进士)作《原道》，而谓周公集前王之大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又曰：“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章氏遗书·文史通义》)夫隋唐以前，学校皆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其制盖始于汉，汉人所见犹为近古。由是论之，章氏之说不得谓之凿空也。是故言中国哲学，必当断自周公为始。周公制作，莫著于《礼》。今传《仪礼》十七篇，其为周公旧制已无异论。惟《周礼》一书，则疑之者多。然伏生《尚书大传》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而《左传》引太史克曰：“昔者先君周公制周礼。”(文十八年)此所谓周礼者，固不必即今之《周礼》一书，然即周公制礼推之，礼之大者无过政教，今之《周礼》，其经纶大体，必出于周公，而非余子所能代为也。又不独礼而已也。《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则《易》在礼之中矣。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则《诗》在礼之中矣。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则《乐》在礼之中矣。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则《书》与《春秋》在礼之中矣。是故言礼，而六艺即无不在。晋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二年》)是可证也。抑《礼·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而《文王世子》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则当时六艺之教行于学校，其制固可考见。而春秋之世，流风余韵，犹有存者。晋赵衰荐郤穀为帅，称其说礼乐而敦诗书(《左传·僖二十七年》)；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焉。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夫向使周之学校未尝以《诗》、《书》、《礼》、《乐》为教，则晋楚之士，如赵衰、申叔时，安得有是言乎？是故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而亦即曰“述而不作”，曰“好古敏求”(并《论语》)。章实斋曰：“六艺，周公之典章。”(《文史通义·经解》)岂不然哉！
译而《大学》的教导，必定把目标推到使天下太平；中庸的德行，必定推及车船能够到达、人力能够通行、上天覆盖、土地承载、日月照耀、霜露降临的地方，使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爱它的。古人以天下为尺度，不愿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国家之内，这种思想由来已经很久了。况且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好像是自己使他们溺水；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好像是自己使他们挨饿；伊尹想到天下的百姓中，哪怕一个男子一个妇女没有受到尧、舜恩泽的滋润，也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以上都见《孟子》）把这种广大胸怀推及天下，同时又细致到不遗漏任何一个普通人。唉！这同那些局限于国家主义，或者夸口谈论民族平等，却不惜杀人来拯救人的人相比，不是相差得太远了吗！第二章 王官六艺之学 孔子说：“天子失去了官职，学问就散落在四夷之中。”（《左传·昭十七年》）上古时代的学问掌握在王官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王官之学哪一代最为兴盛？回答说：周代最兴盛。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够讲说，但杞国不足以作为证明；殷代的礼，我能够讲说，但宋国不足以作为证明。因为文献不足。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够加以考证了。”又说：“周代借鉴了夏、殷二代，礼乐制度多么丰富灿烂啊！我遵从周礼。”可见文献的丰盛，夏、殷二代都不能同周代相比。虽然如此，周代的兴盛由文王、武王开创，而实际完成它的是周公。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了，周代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统，并没有坠落到地上，而是保存在人身上。贤能的人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的人认识其中小的方面，没有谁身上全无文王、武王的道统。老师哪里不学习，又何尝有固定的老师呢？”这里说的是文王、武王。孔子又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已经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以上都见《论语》）孟子说：“周公、仲尼的道。”（《孟子》）这里说的则是周公。因此，清代章实斋（名学诚，会稽人，乾隆进士）作《原道》，认为周公汇集了前代诸王的伟大成就。他说：“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业，正好处在上古帝王的事业已经完备、殷代因袭夏代并加以借鉴，发展到再也无法增加的时期，所以能够借此制定典章制度，用周代之道汇集古代圣人的成就，这才是所谓‘集大成’。”又说：“自天地开辟直到唐、虞、夏、商，历史事迹已经很多，穷尽变化、通达常理、使事业长久的道理也大体完备。周公凭借上天纵予的生知之圣资，又恰好处在古代积累并流传下来的道术法度大为完备的时代，因此经营治理、制定制度，汇集千古以来的大成；这也是时势和机缘造成的，并不是周公的圣明智慧单独能够造成的。”（《章氏遗书·文史通义》）隋唐以前，学校都同时祭祀周公、孔子，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师。这种制度大概始于汉代，而汉人所见还接近古代。由此看来，章氏的说法不能说是凭空臆造。所以，谈中国哲学，必须把周公作为起点。周公的制作，没有比《礼》更为显著的。现在流传的《仪礼》十七篇，已经没有异议认为它是周公旧制。只有《周礼》一书，怀疑它的人很多。然而伏生《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三年，制定礼制，创作乐章。”《礼记·明堂位》称：“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制定礼制，创作乐章。”《左传》又引太史克的话说：“从前先君周公制定了周礼。”（文公十八年）这里所说的周礼，固然不一定就是今天的《周礼》一书；但从周公制定礼制这一点推论，礼制中重要的部分不外乎政治和教化。今天的《周礼》，其经营规划的大体，必定出自周公，不是其他人能够代为完成的。又不只是礼而已。《周礼·春官》说大卜掌管三《易》的方法：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这说明《易》包含在礼制之中。大师教六诗，即风、赋、比、兴、雅、颂，这说明《诗》包含在礼制之中。大司乐用乐舞教导国子，所教舞蹈有《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这说明《乐》包含在礼制之中。小史掌管各国的史志，外史掌管四方的史志，又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这说明《书》和《春秋》也包含在礼制之中。因此谈到礼，六艺就没有不包含在其中的。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时，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典籍，得以看到《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代为什么能够称王。”（《左传·昭公二年》）这可以作为证明。又《礼记·王制》说：“乐正尊崇四种学术，设立四种教育，遵循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春季、秋季教授《礼》《乐》，冬季、夏季教授《诗》《书》。”《文王世子》又说：“凡是学习，世子和学士都必须按照时令进行。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都在东序进行。小乐正教干，大胥从旁辅助；籥师教籥，籥师的属官从旁辅助；胥击鼓，春季诵读，夏季奏弦乐，由大师在瞽宗教导。秋季学习礼，由掌礼的人教导；冬季阅读书籍，由掌管书籍的人教导。礼在瞽宗学习，书在上庠学习。”可见当时六艺的教育施行于学校，其制度本来是可以考察到的。到了春秋时代，这种遗风余韵仍然有所保存。晋国赵衰推荐郤穀担任元帅，称赞他能讲说礼乐而且笃厚地学习《诗》《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庄王派士亹辅导太子箴，向申叔时询问，申叔时说：“教他《春秋》，并且借此褒扬善行、抑制恶行，以此警戒和劝导他的内心；教他历代世系和史事，并且借此彰明有德者、废黜昏暗者，以此使他的行动有所戒惧；教他《诗》，并且借此引导他广泛彰显德行，使他的志意光明；教他《礼》，使他懂得上下尊卑的准则；教他乐，使他疏导污浊之情而镇定浮躁之心；教他政令，使他访察各种事务和官职；教他言语，使他彰明自己的德行，并且知道先王致力于把光明的德行施于百姓；教他旧有的史志，使他知道兴废的规律而有所戒惧；教他先王的训诫典章，使他懂得族类关系和行为相近、合乎义理的道理。”（《国语·楚语》）假使周代的学校从未把《诗》《书》《礼》《乐》作为教育内容，那么晋、楚两国的士人，如赵衰、申叔时，怎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呢？所以孔子平时所谈论的，正是《诗》《书》和执掌礼仪；同时他又说“传述而不创作”，说“喜好古代，勤勉求学”。（以上都见《论语》）章实斋说：“六艺，是周公的典章制度。”（《文史通义·经解》）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