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商君　尸子附见

译的时代，想要保全自己并在天下实现志向，就不能不走这条道路。所以他说：“圣人懂得治理国家的关键，因此使百姓把心思归向农业。心思归向农业，百姓就会质朴而可以治理。”（《农战》）又说：“英明的君主整顿政事，使国家专一；去掉无用的事情，禁止浮夸的学说，把从事淫邪之事的百姓统一到农业上。这样以后，国家就可以富裕，百姓的力量也可以聚合。”（《农战》）又说：“百姓之所以亲近君上、为法制而死，是因为他们从早到晚都从事农业。” 百姓之所以不能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游说之士侍奉君主可以使自己尊贵，看见商人可以使家庭富裕，看见技艺足以维持生计。百姓看见这三种事情既方便又有利，就一定会逃避农业。逃避农业，就一定会轻视自己的居处；轻视自己的居处，就一定不会替君上守卫和作战。”（《农战》）由此看来，农业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但他为什么一定还要兼讲战争呢？人们知道战争可以用来平定外部，却不知道战争也可以用来安定内部。他说：“国家强大却不作战，祸害就会输送到国内，礼乐和寄生于官府的人员就会产生，国家一定削弱；国家于是作战，祸害就输送给敌人，国内没有礼乐和寄生于官府的人员，国家一定强大。”（《去强》）又说：“只能使人生存而不能杀戮，叫作自己攻伐自己的国家，一定会削弱；既能使人生存又能杀戮，叫作攻伐敌国，一定会强大。”（《去强》）又说：“圣人治理国家，能够聚合力量，也能够杀掉力量。”（《壹言》）所谓聚合力量，是用来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所谓杀掉力量，是用来对付敌人、驱使百姓。因此，国家希望强大，百姓却希望弱小。他说：“百姓弱小，国家就强大；国家强大，百姓就弱小。所以有道的国家，致力于使百姓弱小。”（《弱民》）又说：“百姓所喜欢的是百姓强大；百姓强大，却使他们更强，军队就更加弱小。” 百姓所喜欢的是百姓强大；百姓强大，却使他们变弱，军队就更加​​强大。”（《弱民》）国家希望富裕，百姓却希望贫穷。他说：“治理国家，能够使贫穷者富裕、富裕者贫穷，国家就拥有很多力量；拥有很多力量，就能称王。”（《去强》）又说：“对贫穷者增加刑罚，他们就会富裕；对富裕者减少赏赐，他们就会贫穷。治理国家的举措，贵在使贫穷者富裕、富裕者贫穷。贫穷者富裕、富裕者贫穷，国家就强大。”（《说民》）大概百姓受到羞辱，就会看重爵位；力量弱小，就会尊重官职；贫穷，就会看重赏赐。因此，用刑罚治理百姓，他们就乐于被使用；用赏赐驱使百姓作战，他们就轻视死亡，所以战事兴起、军队得到使用，国家就强大。百姓有私人荣誉，就会轻视官爵等级；力量强大，就会鄙视官职；富裕，就会轻视赏赐。因此，用刑罚治理百姓，他们就以受辱为羞；用赏赐驱使百姓作战，他们就害怕死亡，所以军队和农业都会懈怠，国家就弱小。（采用《弱民》原文）由此看来，战争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老子说：“圣人不讲仁爱，把百姓看作刍狗。”像商君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把百姓当作刍狗的人了。然而，他招来三晋的百姓，让他们在秦国境内耕种；又把秦国百姓派出，在境外攻战，最终凭借小小的秦国称雄天下，使强国请求服从，弱国入朝，那么百姓的失去，正是国家的获得了。二　开塞 农业，是百姓所苦的事情；战争，是百姓所害怕的事情。然而触犯他们所苦的事情，实行他们所害怕的事情，百姓却成群结队地奔向它，唯恐落后，这就有开塞的方法。况且人的常情是，活着就计算利益，死了就计算名声。名和利从哪里产生，不能不审慎考察。现在如果使利益只出自土地，那么百姓没有不尽力的；使名声只出自战争，那么百姓没有不拼死的。这就是所谓“开”。百姓不喜欢农业，是因为学问、技艺、经商可以致富；百姓不喜欢战争，是因为游宦、游说、依靠私人门路可以显贵。现在不使学问之士尊贵，加重商人的赋税，又不任用从事技艺

译的人，那么追求富裕的人，就一定只能从农业中求取。命令国家的大臣、各位大夫不得推荐游说之士，断绝游宦的途径，屏绝私人门客的请托，那么追求尊贵的人，就一定只能从战争中求取。这就是所谓“塞”。（以上撮取《算地》《农战》两篇的文意）开塞的方法，在于赏罚；赏罚的实行，在于重法。所以他说：“百姓的对外事务，没有比战争更困难的。法律太轻，不能驱使他们。什么叫法律太轻？就是赏赐少而威势薄，不能堵塞邪僻道路。什么叫邪僻道路？”

译就是使辨析智巧的人显贵，任用游宦之士，使文学之士凭私人名声显扬。这三种道路不堵塞，百姓就不会作战，事情就会失败。所以赏赐少，听从命令的人就没有利益；威势薄，触犯法令的人就没有祸害。因此，放开邪僻道路来诱导百姓，却用轻法驱使他们作战，这就叫设下捕鼠器，却用狸猫作诱饵。不是很危险吗！（“几”是“殆”的意思。）所以想要驱使百姓作战，必须使用重法。赏赐一定要多，威势一定要严，邪僻道路一定要堵塞。不使辨知之士显贵，不任用游宦之士，不使文学之士凭私人名声显扬。赏赐多、威势严，百姓看见作战所得的赏赐多，就会忘记死亡；看见不作战所受的羞辱，就会以活着为苦。赏赐使他们忘记死亡，威势使他们以活着为苦，邪僻道路又被堵塞，用这样的百姓面对敌人，就像用能射百石的弩去射飘落的叶子一样，哪有射不中的呢！百姓的内部事务，没有比农业更苦的。法律太轻，不能驱使他们。什么叫法律太轻（旧本作“治”，根据文意校正）？就是农业贫穷而商业富裕，因此粮食价格低而货币价值高；粮食价格低，农业就贫穷；货币价值高，商业就富裕。不禁止末业，就会使从事技艺的人获利，使游手好闲、依靠他人供养的人增多。也就是说，农业用力最苦而获利很少，比不上商人和技艺之人。如果能够使商人和技艺之人不能大量发展，那么想使国家不富裕，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想使农业富裕、国家富强，就必须使境内的粮食价格高，使不从事农业者承担更多赋税，使从市场获利者缴纳更重的租税；这样百姓就不能没有田地，没有田地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计。粮食价格高，耕田的人就有利可图；耕田的人有利可图，从事农业的人就会增多。粮食价格高、买粮昂贵而无利可图，又加重赋税，百姓就不得不放弃经商和技艺，去从事土地所能带来的利益。所以百姓的力量就全部用在土地利益上了。”（《外内》）一个国家赖以建立的，不仅在于农业和战争。商君一定要把百姓驱赶到农业和战争这一条道路上，因此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廉洁、辩说看作国家的虱子，把诗书文学之士全部排斥，不予任用。庄子说过：“只知道有用之物的作用，却不知道无用之物的作用。”（《庄子·人间世》）所以商君的功效达到使国家富裕强盛，而祸患则达到使秦国终世都以严酷惨毒给天下造成祸害。我看他的《赏刑》篇说：“赏赐统一，刑罚统一，教化统一。”又大力称道：“商汤、周武王已经攻破桀、纣，天下没有祸害，天下完全安定，于是修筑五库，收藏五种兵器，停止武事，施行文教，把兵器倒着装载，插起笏板，演奏音乐，以此彰明他们的德行。”这也像是深知礼乐的作用。难道他专门讲农战，只是因为急于取得一时的利益，等到功业成就、政治安定以后，本来将要用别的办法来改变它吗？可惜他死在惠文王昏暗的统治时期，没能把自己的全部设施施行完毕。三　更法 治理国家有法，就像医生治疗疾病有方剂一样。医生使用方剂，必须针对疾病；国家使用法令，也必须适合实际情况。所以医生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剂，国家也没有不可改变的法令。这其中的道理，商君已经懂得了。他说：“天地设置好了，百姓由此产生。在这个时候，百姓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的原则是亲爱亲属、偏爱私亲。亲爱亲属就会产生区别，偏爱私亲就会产生险诈。百姓众多而把区别亲疏、行险诈作为追求，人民就会混乱。在这个时候，百姓致力于争胜，以力量相互征伐。致力于争胜就会争斗，以力量征伐就会发生诉讼。发生诉讼却没有公正裁断，就没有人能够保持本性。因此贤者建立中正之道，设置无私的原则，百姓于是喜欢仁爱。在这个时候，亲爱亲属的原则被废除，尊崇贤者的制度建立了。凡是仁者把施爱作为追求，贤者把相互推举作为原则。百姓众多而没有制约，长久地把相互推举作为原则，就又会发生混乱。因此圣人承接这种形势，制定土地、货财、男女的分别。分别已经确定却没有制度约束，不行，所以设立禁令；禁令设立却没有人掌管，不行，所以设立官职；官职设置却没有人统一统领，不行，所以设立君主。君主已经设立后，尊崇贤者的制度被废除，尊贵身份和爵位的制度建立了。这样看来，上世崇尚亲亲和偏爱私亲，中世崇尚贤者并喜欢仁爱，下世尊重尊贵身份并尊崇官职。” 尊崇贤者，是以道义相互推举；设立君主，是为了使贤者不再有用。亲爱亲属，是把偏私作为原则；建立中正，是为了使偏私不能施行。这三者并不是事情彼此相反，而是百姓的道路败坏了，所重视的东西就改变了；时代的事情发生变化，实行的道路也就不同了。”（《开塞》）又说：“古代百姓质朴厚重，今天的百姓机巧虚伪。因此，效法古代，就先施德而后治理；效法今天，就先用刑而后依法治理。这是世俗所迷惑的地方。”（同上）正因为他深刻明白古今的不同、德与刑的作用，所以毅然替孝公变法而不顾一切；即使有甘龙、杜挚争辩，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主张。（见《史记·商君列传》）他又说：“当今世上所谓的义，是要建立百姓所喜欢的东西，废除百姓所厌恶的东西；所谓不义，是要建立百姓所厌恶的东西，废除百姓所喜欢的东西。这两种说法名义互换、实际相反，不能不察明。建立百姓所喜欢的东西，百姓就会受到他们所厌恶的东西伤害；建立百姓所厌恶的东西，百姓就会安于他们所喜欢的东西。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百姓忧虑，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谋划。快乐，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逸乐。因此用刑治理，百姓就会畏惧；百姓畏惧，就没有奸邪；没有奸邪，百姓就能安于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用义理教导，百姓就会放纵；百姓放纵，就会混乱；混乱，百姓就会受到他们所厌恶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利益，是义的根本；世人所说的义，却是暴乱的道路。治理百姓，以他们所厌恶的为手段，最终一定能成就他们所喜欢的；以他们所喜欢的为手段，最终一定会败坏他们所厌恶的。”（同上）这些话，与儒家所说的“百姓所想要的，就聚集给他们；百姓所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孟子》中的话），似乎大相径庭。然而百姓的好恶，本来就难以说清。有一时的好恶，也有本心的好恶。喜欢安定、厌恶混乱，是本心的好恶；贪恋眼前的安逸、苦于守法的不便，则是一时的好恶。所以仲尼有因穿麝裘而受到诽谤的事（见《吕氏春秋·乐成》篇），子产有“谁来杀死他”的歌谣（见《左传》）。假如一定顺从一时的好恶，就只能彼此姑息而已。因此，商君严酷苛刻，是商君的过错。至于他的法令一定要推行，不因一国的毁谤议论而动摇，那么如果不是具有高于常人的行为、独到的见识，也不足以接近这种境界。附　论管仲与商鞅的异同

译世人大多把管仲、商君并称。然而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内政来寄托军令。把五家编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编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编为一连，连设连长；十连编为一乡，乡设良人；以此来制定军令。五家为一轨，所以五人为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为一小戎，由里有司率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所以万人为一军，由五乡的帅率领。（《管子·小匡》）他的制度大概本于《周官》乡、遂的旧制，却使人与人相互担保，家与家相互负责，祭祀时相互祝福，死丧时相互救济，居处时相互欢乐，行动劳作时相互协调；这和商君命令百姓编为什伍、相互侦察并实行连坐（即前面所说的告发奸邪之律，见《史记》本传），并不相同。《牧民》把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并说：“四维中断一维，国家就会倾覆；中断两维，国家就会危险；中断三维，国家还能复原；中断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覆还可以纠正，危险还可以安定，复原还可以重新振作，灭亡则不能再安定。” （《牧民》）这和商君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反对战争和以作战为羞等十二项列为六种虱害（见《靳令》），又不相同。管仲使士人的子孙永远做士，农民的子孙永远务农，工匠的子孙永远做工，商人的子孙永远经商；又把国家编为二十一乡，其中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小匡》）。这和商君治理百县的形式相同，百姓不以学问为贵（《垦令》篇也有这句话），加重关市的赋税，把商人、工匠驱赶得全部归于农业，又不相同。管仲不违背曹沫的盟约，反而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见《左传》）；这和商君欺骗魏公子卬（见本传），又不相同。大概春秋时代，周礼还没有完全废弃。当时诸侯之间使者往来，行揖让之礼、以辞令折冲取胜，仍不一定要依靠兵力。所以召陵之会，楚国凭借空话就屈服了（见《左传》）。孔子称赞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却没有动用兵车，这是管仲的力量，也有时代因素在起作用。到了战国，战争祸患日益猛烈。各国只以兼并为首要事务，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土地增加，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他们看待忠信仁义，认为它们甚至不值得抵得上一尺土地、一寸兵力的作用。商君说：“百姓愚昧，凭借智术就可以称王；世人聪明，凭借力量就可以称王。”（《开塞》）战国本来就是凭借力量称王的时代。因此，商君退而不谈道德，同时兼用刑罚和武力；废弃诗书，而专门讲农战。然而力量，是当时君主所看重的；战争，却是忠臣孝子难以承受的事情。平素没有用仁义忠信来结纳民心，却要求百姓去做忠臣孝子才能做到的难事，那么这种形势就无法实行。所以他说：“国家都有法，却没有使法令一定推行的法。”（《画策》）所谓使法令一定推行的法，除了严刑重罚，没有别的道路。他以农业和战争使国家强大，以刑法使百姓弱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说来，商君和管仲的治理方法虽然不同，大概都是因应时代而如此。现在看《管子》，如《法禁》篇说：“从前圣王治理人民，不以传授学问为贵，而希望人民和同一致地听从命令。”《法法》篇说：“所谓宽惠，就是多次赦免；先容易而后困难，时间久了不能胜过它的祸患。法令则先困难而后容易，时间久了不能胜过它的福泽。所以宽惠，是百姓的仇敌；法令，是百姓的父母。”这些话实际上和商君相合。大概采用法治的人，必然要革除姑息的政治。所以子产用严厉来补救宽缓，孔子赞叹他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见《左传》）。诸葛武侯也说：“用法令威慑百姓，法令实行后，他们就会知道恩德；用爵位限制他们，爵位加给他们后，他们就会知道荣耀。”（《答法正书》，见《三国志注》）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又不是随着时代变化就会改变的。管仲、商君都遇到合适的时代而得到任用，这与孔子、老子只有空言而无法施行不同。他们虽然急于取得一时的功效，不一定完全合乎王道，但用法令整齐治理百姓，使弱小的国家强大，使贫穷的百姓富裕；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有些做法不能全部废除。商君说：“世上凡是没有不用导致混乱的办法来治理的，所以小治理带来小混乱，大治理带来大混乱。”（《慎法》）如今谈论法令的人在天下纷纷杂陈，却一点也没有达到治理，反而使混乱像山丘一样增长，岂不是又成了管仲、商君的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