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薛艮斋　附陈止斋

译第九章　张南轩　附见胡五峰 朱子讲学的朋友中，最得力的有吕东莱、陆象山、张南轩，而他尤其敬服南轩。大概是因为南轩的经历和议论与他尤其相近。南轩名栻，字敬夫，广汉人，后来迁居衡阳。他的父亲张浚，原为丞相、魏国公，谥号忠献。孝宗初即位时，正倚重忠献，希望取得收复故土、振兴国家的成效。先生年轻时被征召到忠献的军府任机宜文字，在内参与谋划机密，在外参与处理各项事务，即使幕府中的众位贤者，也都自认为不如他。忠献去世后，他历任抚州、严州知州。被召任吏部郎，兼任侍讲。他所陈述的，无非是修身、致力于学习、敬畏上天、体恤百姓、抑制侥幸之徒、屏退谗言谄媚等事情，因此不受皇帝身边近臣的喜欢。后来退职居家。孝宗思念他，下诏恢复授予他原来的职务。他任静江府知府，并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后来改任江陵府知府、本道安抚使。眼看将有担任宰辅的希望，却最终因病去世，年仅四十八岁。嘉泰（宁宗）年间，赐谥号为“宣”。著有文集、《论语孟子解》等。南轩曾向胡宏，即胡五峰，学习。五峰是武夷先生胡安国的幼子，曾跟随龟山侯师圣游学；侯师圣名仲良，也是二程的门人，是传承河洛之学的人。胡五峰所著的《知言》，朱子曾与南轩、东莱一起讨论其中的疑义（朱子有《知言疑义》）。以今天看来，其中如说：“天理和人欲同出一体而作用不同，沿着同一途径运行而情状不同。”又说：“凡是天命所赋予、众人所具有的，圣人也都具有。人们认为情感会成为累赘，圣人却不去除情感；人们认为才智会造成祸害，圣人却不以才智为忧患；人们认为欲望是不善的，圣人却不绝灭欲望；人们认为权术会损害德行，圣人却不抛弃权术；人们认为忧虑是不通达，圣人却不忘记忧虑；人们认为怨恨不是宽宏，圣人却不放弃怨恨。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把圣人与众人区别开来呢？圣人发而符合节度，众人发而不符合节度。符合节度的就是是，不符合节度的就是非。带着是去实行，就是正；带着非去实行，就是邪。正就是善，邪就是恶。然而世间儒者竟以善恶来说明人的本性，这就相距太远了！”他的意思是不承认人的本性有善恶之分，和佛教的说法极其相似。南轩初次拜见五峰时，五峰借口有病推辞不见，南轩便把此事告诉了孙正孺（名蒙正，也是五峰的门人）。孙道出了五峰的话，说：“他们家喜欢佛教，胡宏还能对他说些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忠献曾学习禅法，所以孙蒙正才这样说。）他暗中偷取佛教的说法，却又公开斥责佛教。宋人大多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不过，南轩的学说比五峰更接近儒学。有人问：“我的心如果纯粹合乎天理，那么自身就处在六经之中了。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是天理；白天做事，夜晚休息，是天理。从这里再增加一丝一毫，就成为人欲了。人欲一萌发，就违背六经了。”回答说：“这个意思虽然好，但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其他教派中也有人提出过这种意思。它和我们儒家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一点又不可不深入考察。孟子常常提出爱亲、敬长的端绪，这是最为亲切的。从这里去体认，就不会错了。”又问：“程子说：‘视、听、思、虑、动作，全都是天性；只是其中要辨识真实和虚妄罢了。’伯逢（名大原，是五峰的侄子，曾与朱子、南轩都有辩论，不认为《知言疑义》正确）疑惑说：‘既然是天性，怎么会有虚妄呢？’我认为这六件事人生来都具备，所以知道它们都禀受于天。不过，顺从它们的道理就是真实，违背它们的道理就是虚妄，也就是人为的私欲。这样说来，不知道是否没有错误？”回答说：“有具体事物，就一定有它的法则，这就是天理。如果不是依循天理的法则，而是由人为的私意扰乱它，那就只是虚妄罢了。比如佛教徒扬眉瞬目，自以为这是运用自如的妙处，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虚妄而不是真实。这一点差别极其细微，正需要辨别清楚。像伯逢这样，问题正出在这里。”以上这些话都见于《南轩答问》。把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扬眉瞬目看作异学的说法，而一定要以爱亲敬长和有物有则为言，这与“天理人欲同体同行”等说法也有不同。大概南轩的学问，以居敬、穷理为根本，并且急于辨明义利，实际上是由五峰上承伊川。全谢山认为南轩像明道，晦翁像伊川（见《宋元学案》）。我则认为，像伊川的是南轩，像明道的是五峰。虽然如此，南轩也有从五峰那里获得的东西。五峰喜欢谈论心，说：“尧、舜、禹、汤、文王、仲尼这六位君子，前后相互告诫，必定说心而不说性。为什么呢？因为心能够认识天地、主宰万物，从而成就人的本性。六位君子，都是能够尽其心的人，所以能够建立天下最根本的原则。”因此，他说心无处不在，说心不受生死限制，说心无穷尽（这些话都见于《知言》）。南轩也说：“心本来没有出入，说心的本体本来就是如此。说心有出有入，是不认识心的人。”（《答问》）大概自从范淳夫（祖禹）的女儿读到“出入无时”后，曾对人说：“孟子不了解心，心哪里会有出入？”伊川听到后说：“这个女子虽然不了解孟子，却能够认识心。”（《程氏外书》）于是成为程门中一桩著名的公案。又像禅门中祖祖相传的心印一样，没有老师亲自传授，就不能得到它。相传南轩拜见五峰后，五峰不与他交谈，只让他思考“忠清未得为仁”的道理；他往返思考了四次，五峰后来才有所指示。这难道不是禅宗教人参悟的大关键吗？

译南轩和朱子都讲居敬、穷理，但朱子重视穷理，南轩重视居敬，这就是朱子与南轩的不同。南轩说：“格物有方法，大概只有敬吧！”又说：“如果真能在起居、饮食、呼吸之间始终专一而不放弃，那么在体察之时，德性所具有的知识一定会卓然显现，不可遮掩。”（《答问》）他的意思大概是以居敬贯通穷理，也就是所谓有了根本，就不怕没有作用。因此说到存养和省察时，他说：“存养、省察本来应当同时并进。不过，存养是根本和觉悟的基础。过去工夫没有进步，大概是因为存养之处还不深厚，所以省察也缺少力量。”（《与吕伯恭书》）说到读书时，他说：“读书要由广泛涉猎而趋向简约，这和前人的规模相同，次序本来就应当如此。但在从广泛涉猎的阶段向旁观博取时，必须常存趋向简约的意念，这样才不至于沉溺心志。”（《答问》）又说：“理义都必须反复玩味探索。不过，探求过度，反而会损害心性。经过涵泳和培育，日益深厚，那么在玩味探索时自然就会有力量。”（《与吕子约》。子约是东莱的弟弟，名祖俭。）处处都以由根本而发挥作用为主。东莱在《与陈同甫书》中说：“假如张荆州没有死，那么应当整顿、检点的地方还很多。” 他认为南轩的不足就在这里。而晦翁称赞说：“敬夫的见识，高明卓越，无人能够赶得上。”他之所以赞叹佩服南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假使南轩能够长寿，他的成就一定不会在晦翁之下。可惜啊，可惜！第十章　吕东莱　附陈龙川 吕祖谦，字伯恭。他的祖先是河东人，后来迁居寿春。曾祖吕好问，封东莱郡侯（吕好问是吕希哲的儿子），才开始迁居婺州。吕氏自从吕希哲拜伊川为师以后，吕好问的儿子吕本中（字居仁）又跟随游定夫、杨龟山、尹和靖（焞，也是伊川的门人）交游，所以世代传承程门之学。伯恭是吕本中的从孙，曾向林拙斋（之奇）、汪玉山（应辰）学习。拙斋、玉山都出自吕本中的门下，又曾拜胡籍溪为师，因此和晦庵是同门。当时讲学的人中，只有晦翁与陆象山多有不合。伯恭处在朱、陆之间，常常进行调和排解。不过，吕氏虽然传承洛学，但吕原明所拜的老师，如定安、泰山、盱江（李觏）、荆公等人很多。他撰写《家传》时，就有“不专主一门，不偏私一种说法”的话；吕居仁也说：“做学问如果能够确立自己的主张，那么诸子百家的长处，都可以为我所用。”（见《童蒙训》）因此，吕氏的家学又重在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事迹，以蓄养自己的德性（本于《易》大畜卦象辞）。现在看伯恭《与邢邦用（名世材，伯恭的门人）书》，其中说：“讲习、贯通、诵读、推演，是百代以来治学的通用方法。学者因此而变得支离、泛滥，这是人的弊病，不是方法本身的弊病。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想把这些方法全部废除，正是因为吃饭噎着了就连饭也不吃。晦翁曾讥讽伯恭说：“只在杂博的地方下工夫，却没有在要约的地方仔细研究。”却不知道，中原文献的传承，正是伯恭不同于朱、陆两家的地方。而且南渡以后，学者把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当作空泛的谈论，却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看作末务。即使他们排斥佛、道二氏，但他们不切合世间实际、不能用于世事，又和佛、道二氏有什么区别呢？伯恭的《周礼说》说：“用三德、三行来教导国子（这是师氏的教法），用来确立根本，当然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不过，还必须教他们学习国政，使他们通晓治理国家的原则。古代的公卿，都是从幼年时就开始接受这种教育，以便日后任用。今天的子弟，就是日后的公卿。因此，国家政事中正确的，就教他们把它作为法则；有错误的，就教他们把它作为鉴戒；还要教他们怎样挽救、怎样筹划安排，使他们彻底明白国家事务的本末和原委。这样，日后任用他们时，就都会成为贤良的公卿。自从科举的学说兴起，学者看待国事，就像秦国人和越国人看待人的肥瘦一样，冷漠而毫不了解，甚至有连前辈姓名都不认识的人。一旦把天下的事务交给他们，全都是凭空编造，哪里知道古人教导国子的用意呢？不过还必须知道，在上位的人教导子弟，虽然是准备日后任用他们；但子弟求学，却不是为了求得任用。人生在天地之间，难道可以不了解天地之间的事情吗！”这难道只是当时用来挽救弊病的言论吗？这也是儒者明体达用的学问，是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否则，孔门中关于询问政事的话，为什么有许多都和询问仁一样，难道能说那是驰骛于外在事务吗？伯恭在隆兴（孝宗）元年考中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辞科。历任官职，做到著作郎，主管明道宫。去世时四十五岁，谥号“成”。著有《春秋左氏传说》、《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书记》等。又曾与朱子共同编纂《近思录》。他年轻时性情十分偏狭，后来在病中读《论语》读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所省悟，从此终身没有再暴怒过。他在《与朱子书》中也以“争论计较是非，不如收敛心志、持守涵养”自我规诫，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学问修养。与婺学相近的，还有永嘉之学、永康之学。不过，永康不能和永嘉相比。永康之学的代表是陈同甫。同甫名亮，学者称他为龙川先生。他才气超群豪迈，喜欢谈论军事。后来因为豪侠行为多次遭遇大狱，反而更加励志读书。他所学非常广博，大体上以施行实用为主。因此，从孟子以后，他只推重王通。他在《与朱子书》中有“义利并行、王霸兼用”的话。又说：“所谓圣人，是在人中称圣；所谓大人，是在人中称大。刚立下一个儒者的名号，本来就有不能完全包括的地方。学者求学，是为了学着做人，难道一定要做儒者吗！”又说：“我陈亮曾认为，那些自以为得到不传绝学的人，说的都是见识不广、见闻不习惯的话。人就是这个人，气就是这个气，才就是这个才。譬如金、银、铜、铁，冶炼得多一些，器物就精良一些；难道能在原有本质之外，另换出一种东西，作为举世无双的美器吗！”他的话也足以打破儒者门户狭隘的见解。不过，伯恭曾说：“静的时间多于动的时间，实际践履多于发挥施用，涵养多于讲说，读经多于读史。工夫做到这样，然后才能长久而广大。”（《与叶正则书》。“可久”是贤人的德行，“可大”是贤人的事业，见《易系》。）至于同甫，只有发挥施用和讲说，可以说是没有根本的学问。全谢山认为：“永康专门谈论事功，却没有承继；他的学说更加粗疏鲁莽。”（《宋元学案序录》）他的学说之所以粗疏鲁莽，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所承继的缘故吗？

译第十一章　薛艮斋　附陈止斋 永嘉的士人中，出自程门的很多。但要称为永嘉之学，则从薛季宣开始。季宣字士龙，号艮斋，曾拜袁道洁溉为师。道洁是汝阴人，伊川的门人。他从六经、诸子百家，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没有不通晓的。士龙继承了他的学说，所以学问极其渊博。他所著的书大多散佚，如今保存下来的，还有《浪语集》。他在《与沈应先（名有开，曾向艮斋学习，又曾跟随南轩、东莱学习）书》中说：“道德原则和法令制度，完全应当归于同一途径。如果没有明白道德原则贯通于遵守法令制度的事务，最终必然成为没有用处的学问。”大体上，他以经世制度来求取事功。因此，当时与永康学一起被称为功利之学。不过看他所作的《克斋记》和《耳目箴》，都以颜子“克己复礼”为主旨；他在《答陈同甫书》中也说：“曾子每天多次反省自身，我们怎么可以轻易废弃检点察看呢？做到不刻意求知、不强作聪明，顺从上帝的法则，这是古人的事业。求学达不到这个境界，恐怕至高的道理就不能凝聚于自身。”由此可见，他在自我修养方面的严密功夫，并非龙川可以同日而语。艮斋起初从荆南帅的征召，任书写机宜文字，历任官职，做到湖州知州；他所兴办推行的各项事务，都是一以贯之地实行重要政务。《宋史》的本传说，他对于古代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等制度，没有不研究、讲求和筹划的，而且都可以施行于当时。我又为他感到惋惜，因为这些主张没有全部得到采用。他去世时四十岁。自从康节传授《图》《书》之学，朱子撰作《易本义》，便把它们列在《易》之前。艮斋在《河图洛书辨》中认为：“黄河出现龙马背负河图，洛水出现神龟背负洛书，没有什么可以考证的依据。拘泥于龙马、神龟的说法，编成没有验证的文章，圣人的道因此隐没，巫史的说法却得以流行。”他又为此解释说：“《易》之所以有卦，是为了悬示法则。画卦的方法，来源于象数；那么象数就是《易》的根株。《河图》的数是四十五，是乾元用九的教义；《洛书》的数是五十五，是大衍五十的数。推究这些数从开始到终结的变化，实际上都是九在主宰。因此地有九州，天有九野。《传》说河水、洛水都九曲，难道也是取这个数吗？《春秋命历序》（《春秋纬》）说：‘《河图》是帝王的阶梯，图中记载着江河、山川、州界和分野。’谶纬之说虽然没有充分相信的价值，但其中有接近正确的地方，也不可抛弃。若相信这些话，那么《河图》《洛书》就是《山海经》一类的书。在夏代，它就是《禹贡》；在周代，就是职方氏所掌管的文书。如今各路闰年所修的图经，以及汉代司空的舆地图、《地理志》之类，也都是这一类东西。” 他说，所谓河、洛，是指河图、洛书所出之处，“川师上之”是它们的名称。有人说：既然如此，《图》和《书》有什么区别？回答说：《图》《书》只是详略不同罢了。黄河的源头遥远，中原地区无法把它完全包括在记载之中，能够听闻的，只是河道形势的曲直，以及源流和趋向。洛水的源头在九州之内，流经的地方，以及依附于它的名称、事物，人们都能够详细考察。因此，史书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就缺略不载，这是古来的道理。所以用《书》来记洛水，而黄河只画在图上，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从前周天子建立政权时，《河图》和《大训》并列（见《尚书·顾命》）。当时九鼎也被周王室视为宝物，这些都致力于辨明物象、施行地政，所谓依据九鼎、考察图籍就是这个意思。孔子生于周朝末年，忧虑礼乐废坏，职方氏的职掌不能施行；他之所以发出感叹、谈论凤图，并没有别的意思。至于龟龙的说法，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只要看那些关于天象的文字，自然就可以明白了。这就是他的主张，也仍然出于推测。不过，艮斋的学问不依循空洞的言论，而是寻求可以考察验证的事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艮斋曾向他的老师道洁询问义理的辨析，道洁说：‘学习的人应当自己去探求。别人的话，即使说得好，也不属于我自己。’ （《浪语集·袁先生传后》中的话）既然如此，所谓自己去探求，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艮斋的门人中有陈君举傅良，是瑞安人。他在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官做到宝谟阁待制。学者称他为止斋先生。他最初跟从艮斋学习，大约有七八年。住在一间茅屋里，聚集了一千多卷书，每天在其中考察古事、咨询当世之事。他对于《周官》《左史》尤其有所得。他调和晦翁与同甫之间的争论，在《与同甫书》中说：‘功业达到成就，就是有德；事情得到办成，就是有理。这是老兄您的说法。这样说来，三代的圣贤就白费工夫了。功业有时只是恰好成功，未必就有德；事情有时只是偶然办成，未必就有理。这是朱丈您的说法。这样说来，汉高祖、唐太宗与盗贼相差也不远了。我私下对此不能心安。’（原文有所节略）这可以说是对双方都公平的评论。我看他所拟定的策问，历来称许孟子、荀卿、扬雄、王通。他说：‘韩愈说：孟氏死后，不能得到他的学说传承。从此以后，世人都异口同声地附和这句话。难道当时竟没有人才吗？还是因为孟氏的名望已经很高，人们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呢？’这与程、朱诸儒谈论政治和人物时，必定以三代以上为标准的说法，显然不同。然而叶水心替止斋撰写墓志铭，称说他以克制自己、谨慎敬畏为根本。而且，止斋在《与郑景望书》中也有‘对于见性的教诲，怎敢不努力奉行’这样的话。郑景望名伯熊，是永嘉人，私下承继伊洛之学；止斋也曾拜他为师。可见止斋并不像同甫那样才气很高、意气粗疏，不愿在性命之学上用力。当时永嘉诸人中，只有止斋最被称为醇厚谨敬，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一点吗？他有《止斋集》五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