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王通

译第二十章　王通 自从老子之学和佛教兴盛以后，儒术便衰落了。《南史·儒林传序》说：“江左刚开始建立政权时，整日无暇顾及其他事务。直到宋、齐时期，国学有时才开设设置，但劝勉督促学业并不广泛，建立起来也不能超过十年。大概只是取得形式上的文饰罢了。”虽然北朝崇尚儒学，燕、齐、赵、魏之间研习经书的人很多；梁武帝起初也是诸生，还下诏开设五馆，建立国学，当时学者称盛一时。然而，注释经书的人大多只是补缀章句，很少能够形成一家独到的学说。北齐的刘昼著书十卷，号称《刘子》，但多半摘取旧有说法，文章有余而义理不足。颜之推撰写《家训》二十篇，辨析订正世俗的过失，但他在为这部书作序时说：“我不敢以此作为规范万物、教范世人的准则，只是用来整治家门内部，提醒并训诫子孙。”像这一类人，本来就不能同儒林中的著作者相提并论。到了隋代，才有了文中子。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是河东龙门人。适逢隋朝动乱，他居住在河、汾之间，以著书讲学为业。从远方前来拜他为师的弟子很多。唐朝初年辅佐开国的人，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薛收之类，都是他的门人。他著有《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称为“王氏六经”。但这些著作大多已经散佚。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元经》十卷，另外还有《中说》十卷。《中说》，阮逸作序说（阮逸是宋代人）：“这是文中子的门人问答之书，由薛收、姚义编集并命名。”但《旧唐书·王勃传》却说：“王通依照孔子《论语》、扬雄《法言》的体例，写成宾主问答的著作，名叫《中说》。”关于此书的说法既然有两种不同意见，宋代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又认为，书中记载门人事迹，年代与史书记载不合，于是直接怀疑它是阮逸伪托的。然而我看陈同父《类次文中子引》说：“龚鼎臣从齐州李冠家得到唐代版本，以甲、乙标列篇目，而正文以及分篇的起讫，多处与阮逸本不同。”（见《龙川集》）这样看来，宋代除了阮逸本之外，显然还有其他版本，怎么能断定它出自阮逸之手呢？程伊川说：“文中子是隐藏德行的君子。当时很少留下言语，后人有所附会，不能说现存全书都是真的。至于其中精粹的部分，大概不是荀子、扬雄所能比得上的。”（见《语录》）别人附会增益，或许确实有这种情况；但如果说其中陈述王道、阐明礼乐的内容，难道也可以说是诬妄吗？文中子即使未必超过荀子、扬雄，也总可以说是同荀子、扬雄一类的人。我认为，两汉以后、两宋以前，纯粹的儒者只有王仲淹一人。到了近代，新会梁氏责骂他强行攀附房玄龄、魏徵为弟子，甚至斥责他是妄人（见《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也有这种说法，但认为这是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畴所作的；即便如此，这种说法也未必正确）。他却不知道，唐人如皮日休、司空图，都作有《文中子碑》，并且都把房玄龄、魏徵列在文中子门下（见他们各自的文集）；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也称道《中说》，把它同刘劭的《人物志》相提并论（见《李习之集》）。假如这几个人确实不是王仲淹的门人，而是后来强行攀附的，那么唐人难道会一点话也不说吗？即使李翱、皮日休、司空图都错误地相信了这一说法，房玄龄、魏徵的后人也从未听说有人出来辨明，这又是为什么呢？唐人既然已经没有不同的说法，梁氏却在一千多年后反过来据此给王仲淹定罪，而且对于他的著作，竟然连是否还有足够的篇章保存下来都不考察，这难道果真是王仲淹的妄诞吗？或者这是梁氏的妄说吗？仲淹去世后，弟子们议论说：“孔仲尼去世后，文道不就在这里了吗？《易经》说：‘黄色下裳，大吉大利；文德蕴含于内。’（《坤》卦六五爻辞）请给他定谥号为‘文中子’。”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仍称他为文中子（清代义乌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卷一有辨析文中子真伪的文章，考证十分详细）。仲淹的著作中，最精深的莫过于论述六经的先后次序。他说：“有弟子问姚义：‘孔子门庭的教法，说《诗》、说《礼》，却不涉及四经，为什么呢？’姚义说：‘我曾听夫子这样说过。《春秋》用来裁断事物，要志向确定以后才能学习它；《乐》用来调和德性，要德性完备以后才能学习它；《书》用来制定法度，要能够办理事务以后才能学习它；《易》用来穷究事理，要懂得天命以后才能学习它。所以不学习《春秋》，就没有办法主持裁断；不学习《乐》，就没有办法懂得和谐；不学习《书》，就没有办法议论制度；不学习《易》，就没有办法通达事理。这四部经典，如果没有相应的实际能力，就不能学习，所以圣人把它们放在后面，难道是用来启蒙的工具吗？’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诗》《书》要放在前面呢？’姚义说：‘用《诗》来教导他，他一开口说话，言辞声气就会远离粗暴傲慢；用《礼》来约束他，他一举手投足，容貌仪态就会树立威严。衡量他的言辞，考察他的志向，检验他的行为，辨别他的德性。志向确定后，就用《春秋》启发他，于是能够裁断事物并通晓变化；德性完备后，就用《乐》引导他，于是能够和谐并懂得节制；能够办理事务后，就用《书》通达他，于是能够建立制度；懂得天命后，就用《易》进一步启发他，于是可以同他穷尽人的本性。如果突然向他讲《春秋》，就会使他志意放荡、轻视义理；突然向他讲《乐》，就会使他德性喧嚣、败坏法度；突然向他讲《书》，就会使他轻慢法令；突然向他讲《易》，就会使他把神妙之理当作游戏。因此圣人知道其中的必然规律，所以用它们确立根本，排列次序。先在自己身上成就，然后才能完备地应对万物；先救济近处，然后才能推及远方。真是深刻啊！真是深刻啊！’孔子听了，说：‘姚先生领会到了。’”（《立命》）自《礼记·经解》以后，还没有像这样剀切而明白的论述。可是仲淹虽然使用经书，却不取法传注。他说：‘孔子说：“大概九家注师兴起后，《易》的道理就衰微了，三《传》产生后，《春秋》的义理就散乱了。”贾琼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黑白互相改变，能够不微弱吗？是非互相扰乱，能够不散乱吗？所以齐、韩、毛、郑，是《诗》的末流；《大戴》《小戴》，是《礼》的衰微；《书》残缺于古文、今文两派；《诗》失传于齐、鲁两地。你知道吗？”贾琼说：“那么没有注师、没有传注，可以吗？”孔子说：“能神妙而明白地发挥它，关键在于其人。

译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自行流行（语本《易·系辞》）。不过，传注也确实不能废弃。’”（《天地》）大概仲淹自认为他的学问直接承接孔子，所以说：‘千年以后，有能够申明周公事业的人，我没有机会见到；千年以后，有能够继承宣尼事业的人，我也不敢自居其后。’（《天地》）他把这种与神理相契合的领悟看作自己的心得，因此把传注视为糟粕。这样，上承六朝谈玄的结局，下启宋儒心学的开端；而那些研习章句、宣扬汉学的儒者，听到这些话便皱眉咋舌。仲淹从佛教、老子之学那里也有所获得。他说：‘气是上层，形是下层；意识统摄其中，于是天地人三才就完备了。气是鬼，是天吗？意识是神，是人吗？我从中得到的是关于理性的问题。’又说：‘天统摄元气，并不只是说它广大无边、苍苍无际；地统摄元形，并不只是说山川丘陵；人统摄元识，并不只是说圆头方脚。’（《立命》）用“识”来说明心，这是从佛教那里得到的；‘温彦博问什么是知。孔子说：“没有知。”又问什么是识。孔子说：“没有识。”’（《述史》）用“无知”“无识”来说明道，这是从老子那里得到的。正因为有所获得，所以他的论述也没有过分的言辞。他说：‘《诗》《书》兴盛而秦朝灭亡，不是仲尼的罪过；空虚玄远之说盛行而晋室动乱，不是老子、庄子的罪过；斋戒修行盛行而梁国灭亡，不是释迦的罪过。《易》不是说过吗？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自行流行。’有人问佛教。孔子说：‘是圣人。’问：‘它的教法怎么样？’孔子说：‘是西方的教法；在中国实行就会陷于泥滞。’”（《周公》）不过，孔子也曾想把三教合而为一。“程元问：‘三教怎么样？’孔子说：‘政令由多个系统分掌，已经很久了。’程元问：‘废除它们怎么样？’孔子说：‘不是你所能办到的。’”“孔子读《洪范·谠议》（孔子的祖父安康献公撰有《皇极谠议》），说：‘三教在这里可以统一了。’”（《问易》）然而，难道仅仅是三教吗？能够广泛通晓变化的叫作道，拘守一方的叫作器。通晓变化，天下就没有弊病的法令；拘守一方，天下就没有完善的教化（本于《文中子》的话）。所以说：‘哪里能得到通晓圆融机变的人，同他共同谈论九流呢？哪里能得到奉行皇极之道的君主，同他共同讲论九畴呢？’（《周公》）世俗儒者谈论治理国家，不把三代以后的君主放在眼里，而孔子说：‘二帝三王，我没有机会见到。舍弃两汉，还能到哪里去呢？伟大啊，七制之主！他们大概是用仁义、公正、宽恕来统治天下的吧！’（《天地》）世俗儒者评论人物，不把三代以后的士人放在眼里，而孔子说：‘诸葛、王猛，功业近在当世而德行流传久远。’（《问易》）‘有人问荀彧、荀攸。孔子说：‘都是贤人。’问：‘他们对生死的态度怎么样？’孔子说：‘活着时用来挽救时局，死后用来彰明道义。荀氏有两位仁者。’”（《周公》）不偏向任何一方，也不拘泥于任何成见，随着时势变化而变化。唉！这就是《中说》之所以成为《中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