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古哲学史第一章　两汉儒学之盛

译第一章　两汉儒学之盛 秦国焚书时，儒生遭受的灾祸最为惨重。因此秦末发生动乱、陈涉起兵时，鲁国的儒生便拿着孔氏的礼器去归附陈涉。孔甲是秦国的少傅，适逢李斯商议焚书，便逃亡离去；到这时，也归附陈涉，担任博士，最终同陈涉一起失败而死。太史公说：“陈涉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起兵，驱使由被贬谪者临时拼凑成的军队，不到一个月就称王于楚地。不到半年，最终就灭亡了。他的事业极其微小浅陋。然而那些士大夫先生，背负孔子的礼器前去归附他，委身称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国焚毁了他们的学业，他们积累怨恨，便在陈王那里发泄愤懑。”（《史记·儒林传》）百家并争的时候，像申不害、商鞅这样的法术之士，已经在韩国、秦国得志；纵横家的苏秦、张仪，阴阳家的邹衍，也凭借口才辩说，奔走于天下诸侯王侯之间，取得富贵。唯独儒者与世俗格格不入，从来不能凭借权势有所作为，可以说是困窘极了。然而到了六国灭亡以后，相信儒术的人日益增多。韩非认为儒家和墨家是当时的显学，却一方面说：“实行仁义的人不值得称誉，称誉他们就会损害功业。”另一方面又说：“从事文学的人不能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损害法令。” （《五蠹》）他正是因为极力攻击仁义和文学，才说明当时从事仁义、文学的人很多。秦始皇在咸阳坑杀儒生时，长子扶苏劝谏说：“天下刚刚安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安集。诸生都诵习孔子的法则，如今陛下用严刑重法绳治他们，我担心天下会不安。”（《史记·始皇本纪》）杀死几百名儒生便忧虑会导致天下不安，这不正说明儒学对于天下很重要吗？所以，汉高祖本来不喜欢儒生，见到儒生就解下他们的帽子，在里面撒尿（《汉书·郦食其传》）；但经过鲁地时，却不得不用太牢祭祀孔子（《汉书·高帝本纪》）；鲁地替项羽守城，在被围困之中，诸儒仍讲诵经书、学习礼乐，琴瑟歌唱的声音不断，汉高祖也不得不为此叹息（《汉书·儒林传》）；对于陆贾所说“在马上不能治理天下”的话，他也因此显露出惭愧之色（《汉书·陆贾传》）。这大概说明，他受到儒学浸润，并不是一天的事情。汉高祖即帝位以后，任用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任用张苍制定律令。这两个人都是秦国博士，所以也是儒生。到了孝惠四年，于是废除了挟带书籍的禁令。孝文帝即位，想要拓宽游学求学的道路。于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设置了博士。当时民间收藏的书籍逐渐流出，贾生又天天把仁义的学说陈说在皇帝面前。（《贾谊传》）虽然当时公卿都是凭武力建立功勋的臣子，薄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他们都不知道重视儒学；然而儒术的兴盛，即使不等到武帝表彰六经，也已经可以确定了。大概自七国时代以来，儒家的道术虽然没有得到任用，儒家的学说却深深进入人心。孟子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誉深入人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化更能获得民心。”所以如果谈论眼前的功效，儒家比不上百家；如果谈论长远的功效，百家比不上儒家。这是儒家能够在汉代兴起的第一个原因。秦国崇尚斩首立功而抛弃礼义，结果达到了富强，但弊病却发展到君臣、父子彼此不顾。因此荀卿向秦国提出的策略是：“武力和权术应当停止，仁义之术应当施行。”（《荀子·强国》）秦国最终没有醒悟，于是因此葬送了自己的社稷。当时贾谊评论秦国，也进一步说明秦国的过错在于不施行仁义（《过秦论》）。汉朝兴起以后，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所以不得不反过来纠正秦朝的弊病。这是儒家能够在汉代兴起的第二个原因。秦国对待儒生极其暴虐，所以儒生的处境极其艰苦。正因为处境艰苦，他们才形成了坚定的自我守持。秦国禁止私下谈论《诗》《书》，伏生的《尚书》便通过口头传授而流传下来；《诗》三百篇也靠讽诵才没有断绝；秦国禁止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下令后三十日还不烧毁的人，便刺面为城旦，而后世发现的古代礼书、逸书，却从墙壁中出土。大概秦、汉交替之际，儒者抱守残缺，在生死关头奔走的人，不知有多少！所以三代古籍能够保存而不失，全都是儒者的力量，其他各家没有参与其中。不仅如此，此后校订诸子书籍的人，如成帝、哀帝时期的刘向父子，安帝时期的刘珍，顺帝时期的伏无忌、黄景，也全都是儒者。这不只是六艺因为儒者而重新显现，就连诸子百家也依赖儒者才得以流传。汉代以前，儒家只是九流之一；汉代以后，儒家成为百家之宗。假使没有儒家，那么中国学术早就灭亡了，哪里还会有今天！（nnno按：“有教无类”，所以儒家独自占有传承之功）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贤良的身份回答策问，尊崇孔氏而抑制百家（见《汉书·董仲舒传》）。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荐的贤良中，有人研究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会扰乱国家政事，请求一律罢黜，奏议得到批准（《武帝本纪》）。这就是史书所说的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然而考察前后《汉书》，杨王孙学习黄老之术（《汉书·杨王孙传》），耿况向安丘先生学习老子（《后汉书·耿弇传》），矫慎年轻时学习黄老（《后汉书·逸民传》），可见汉武帝以后，黄老之学仍然存在。路温舒学习律令，于定国年轻时向父亲学习法律（《汉书》各本传）；郭躬的父亲郭弘学习小杜律，郭躬年轻时继承父业讲授，门徒常有数百人（《后汉书·郭躬传》）；阳球喜好申不害、韩非的学说（《球传》），可见汉武帝以后，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仍然存在。不仅如此，主父偃学习长短纵横之术，著书二十八篇；他的著作以及邹阳、徐乐、严安、聊苍所著的书，都见于《艺文志》，这说明汉代存在苏秦、张仪式的纵横之学。

译田蚡学习《盘盂书》，属于杂家；《淮南》内篇、外篇以及东方朔所著的书，也见于《艺文志》，这说明汉代存在杂家之学。不过，国家以五经设立学校，因此经学特别兴盛；当时显名的士人，又文雅有礼，都是儒学之臣，于是百家不能不远远落在儒家之后。再看董仲舒，他根据《春秋》中的灾异，推演阴阳如何交错运行（本传）；高相专门讲阴阳灾异（《汉书·儒林传》）；京房长于解释灾变；翼奉喜好根据律历、阴阳进行占验（《汉书》各本传），可见儒家之中有阴阳之学。董君（即董仲舒）根据《春秋》判决政事，张汤审理重大案件，想要援引古义，于是请求博士弟子研治《尚书》《春秋》，补任廷尉史，评议疑难法令（《汉书·张汤传》），可见儒家之中有法家之学。刘向有《说老子》四篇（《艺文志》），可见儒家之中有道家之学。因此，诸葛亮用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教导太子刘禅（《三国志·诸葛亮传》），人们从未因此说诸葛亮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范升学习老子，并教授诸生（《后汉书·范升传》），人们也从未因此说范升是道家而不是儒家。大概自汉代以来，儒者未必都研究道德、名家、法家；但研究名、法、道德的人，没有不是儒者的。所以我说，汉代以前，儒家只是九流之一；汉代以后，儒家成为百家之宗，原因就在这里。儒家既然汇合各家而成为一体，儒家的道术也就更加广大。然而《汉书·艺文志》所列九家中，只有阴阳家的言论最为荒诞。即使五德终始之说，也见于《大戴礼记》；但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却说：“宰予询问五帝的德行以及帝王世系，儒者中有人并没有传授这些内容。”那么其中所说孔子传下来的话，本来就不可信。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官之学，而在论述六家的要旨时说：“阴阳家的术数，过分讲究祥瑞，又有许多禁忌，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有畏惧。”（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刘歆认为阴阳家出自古代掌管羲和事务的官职（《汉书·艺文志》）。按今天考察，大概它是古代巫祝遗留下来的东西。邹衍的著作有四十九篇，另有《终始》五十六篇（见《艺文志》），都已经失传。不过《吕氏春秋·应同》篇还保存着他的学说，说：“凡是帝王将要兴起，天一定先在百姓中显示祥瑞。黄帝的时候，天先显现大蚯蚓、大蚂蚁。黄帝说：‘土气胜过其他诸气。’土气胜，所以崇尚黄色；所从事的政事，也以土为依据。到了禹的时候，天先显现草木到了秋冬仍不凋零。禹说：‘木气胜过其他诸气。’木气胜，所以崇尚青色；所从事的政事，也以木为依据。” 到商汤的时候，上天先显现出金刃在水中生成。汤说：“金气胜了。”金气胜，所以崇尚白色；所从事的政事属于金。到周文王的时候，上天先显现火，赤乌衔着丹书聚集在周社。文王说：“火气胜了。”火气胜，所以崇尚赤色；所从事的政事属于火。火势胜了以后必将胜水，上天又将先显现水气胜。因此水气胜，所以崇尚黑色；所从事的政事属于水。”这可以说是怪诞迂阔的说法了。可是汉朝兴起后，贾生首先谋划改定正朔、变更服色，把有关事项、仪式和法令全都草拟完备，崇尚黄色，数目采用五（《史记·贾谊列传》），大概是以阴阳终始的道理为根据。从此以后，儒者没有不通晓阴阳学说的。刘向撰写《洪范·五行传》后，儒学与阴阳学说合流，终于再也不能分开。我私下考察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的内容（《尚书》）：第一项说五行；第二项说恭敬地施行五事；第三项说依据农事施行八政；第四项说协调地施行五纪；第五项说建立并施行皇极；第六项说又施行三德；第七项说明察地施行稽疑；第八项说思考并施行庶征；第九项说顺应地施行五福，威惧地施行六极。五行与五事、八政并列，从未把所有项目都列出而用五行去配合它们。况且五事、五纪、庶征、五福，数目都是五，本来就可以与五行相配。但是八政是八，皇极是一，三德是三，稽疑是七，六极是六，五行怎么能够与它们相配呢？《荀子·非十二子》篇斥责子思、孟子考察往昔旧说而创立这种说法，把它称作五行。然而《孟子》七篇现在都保存着，没有一处说到五行。况且荀子谈论《尚书》时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对于《尚书》中确有的内容，他尚且不肯完全相信，何况肯把《尚书》中没有的内容当作《尚书》之说吗？荀子的话，大概并非事实。否则，就是妄自创说的人把它托名于子思、孟子，荀子没有察觉，竟把这件事当成两位贤人的罪过了。只是荀子也是儒家，荀子如果不取五行，那么五行并非出于儒家，就很清楚了。荀子说：“日月发生食，风雨不按时到来，怪异的星辰屡次出现，这些事情没有哪个时代不经常有。君上明察、政治平稳，那么这些事即使同时发生，也没有什么损害；君上昏暗、政治险恶，那么即使一件也没有发生，也没有什么好处。”又说：“星辰坠落，树木发出声响，这是天地的变化、阴阳的运化，是万物中少见的现象。把它们视为怪异，可以；但因此害怕它们，就不对了。”（以上均见《天论》）可是汉代儒者却认为这些是吉凶的征兆，与政事的得失相互应验。例如京房认为，日月失去光明、星辰逆行以及各种灾异，都是由于信任石显造成的；翼奉认为山崩地震，是由于二后的党羽充满朝廷造成的（见《汉书》各人的传记）。他还说：“人的气在体内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天的变化表现在星气、日食上，地的变化表现在奇异事物和震动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阳运用精气，阴运用形体，就像人有五脏六体一样。五脏象征天，六体象征地。因此，五脏有病，气色就显现在面部；形体有病，欠身伸懒腰等动作就表现在容貌姿态上。”（《翼奉传》）这与《尚书》不谈万物怪异的说法，大不相同（《尚书》不谈万物怪异，是荀子《天论》中的话）。到了哀帝、平帝时期，谶纬流行。光武帝恢复旧有事物，也用赤符来为自己作凭据。至于校定五经章句，都命令依从谶纬。于是用阴阳之说穿凿附会地解释道理，用图纬牵强附会地作为征验和凭信。阴阳学说起初渗入儒学，最终儒学反而被阴阳学说夺去了主导地位。像郑康成（玄）这样东汉的大儒，解释经书时还取用纬书，又替各种纬书制定解释方法，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谶记盛行的时候，只有桓谭因为非难谶书而被放逐。现在看他的言论，他说：“一般人的心情，往往忽视眼前所见的事实，却看重奇异的传闻。考察先王所记述的内容，全都以诚信、道义和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虚妄的事情。”“如今那些机巧聪慧、才艺小技方面的人，增添图书内容，假称是谶记，用来欺骗迷惑贪婪邪僻的人，使君主受到误导。……这些事情即使有时与事实相合，也好比占卜的数目偶然碰巧相合一类的事。”他又说：“谶书出自《河图》《洛书》，其中只有一些征兆，却无法知道其确切含义。后人又妄自增添、依托，声称出自孔子，实在错得厉害。”（《后汉书·桓谭传》）后来张衡也说：“所谓谶，是虚伪之徒用来迎合世俗、获取资财的东西；有时又采集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把它作为验证。好比画工不善于画犬马，却喜欢画鬼怪，实在是因为真实的事物难以描绘，而虚妄之说没有穷尽。”（《衡传》）欺骗人造成的危害还小，破坏义理造成的危害却大。用阴阳、谶纬来谈学问，学问就不得不昏暗了。因此，儒术的兴盛，是汉代儒者的功劳；而阴阳、谶纬的流行，也同样是汉人的罪过。第二章　贾生 汉初凭借《诗》《书》进言说理的人，首先是陆贾。不过考察他出使尉佗的事情，很像纵横家所做的事。现在还流传着陆贾的《新语》，但内容多半浅薄空泛而不切实际，与史书所说“每次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说好”的情况不相类似。《汉书·艺文志》又有《平原君》（朱建）七篇、《刘敬》三篇，都与陆贾同时，而这些书也都散佚了。所以说汉代的儒者，应当从贾生开始。贾生是洛阳人，名叫贾谊。他曾跟随张苍学习《左氏春秋》。张苍原是秦朝的博士。贾谊十八岁时，因为能够背诵《诗》《书》并撰写文章，在郡中闻名。河南太守吴公听说他才学优秀，便召他置于门下。汉文帝刚即位时，听说河南太守吴公治理政事天下第一，又因为吴公与李斯是同乡，曾经向李斯学习并侍奉过他，于是征召吴公任廷尉。廷尉便推荐贾谊，说他年纪虽轻，却颇为通晓各家的书，文帝召他任博士。当时贾谊二十多岁，是博士中最年轻的。每当诏令下达要求议论时，诸位老先生还不能发言，贾谊却全都能作答，而且每个人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各位儒生于是认为贾生很有才能。文帝很喜欢他。一年之内，他越级升迁为大中大夫。于是天子商议要让贾谊担任公卿的职位。绛侯、灌将军、东阳侯、冯敬这一类人全都嫉恨他（绛，指绛侯周勃；灌，指灌将军灌婴；东阳侯，指张相如），于是诋毁贾谊说：“洛阳人，年纪轻、刚开始学习，却一心想独揽权力，把各种事情弄得纷乱。”于是文帝也疏远了他，不采用他的建议，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过了很久，文帝征召贾谊入朝会见，趁机感慨地询问鬼神之事，一直谈到半夜，还向前移动座席。谈完后说：“我很久没有见贾生，自以为超过了他；如今看来，我还比不上他。”然而最终还是没有任用他。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后来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认为担任太傅没有尽到责任，过了一年多也死了，享年三十三岁。《汉书·艺文志》记载他的著作有五十八篇，现在流传的《新书》有五十六篇。他所作的《过秦论》《治安策》，世人大多知道。《治安策》虽然没有被采用，但后来诸侯推恩，把封地分给子弟，最终正如贾谊所说。因此刘向称赞他“通晓国家的根本体制，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只是生不逢时，意见没有被记录采用，终于因忧愁而死。可惜啊！一　道术 贾生的学说，没有比论述道与术的区别更精到的了，大概是把儒、道两家合为一体。他说：“我多次听到‘道’这个名称，却还不知道它的实际含义。请问所谓道是什么？”回答说：“道，是用来接触和应对万物的东西。它的根本方面称为虚，它的末端方面称为术。所谓虚，是说它精微深奥，平素自然，不加以人为安排。所谓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