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真西山 魏鹤山
天下义理，学者工夫，无以加于此者。”而鹤山作《敬安堂记》亦曰：“敬也者，所以存此心而根万善者也。”曰：“程子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而《师友雅言》亦曰：“讲学须一字一义不放过，则面前何限合理会处。”曰：“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大抵言居敬，言穷理，与两山略相似。此所以真、魏常并称也。然鹤山宗晦翁，而实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西山尝及杨慈湖、袁絜斋之门(《西山集》有《慈湖先生训语》《絜斋先生训语》)。《宋史·陆九渊传》言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絜斋，燮之号也。则西山又由朱而涉于陆。故西山《志道字说》(志道，西山子)谓：“仁者心之生理。”又谓：“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间，盎然如春，即本心之全体。推是心以往，其事亲必敬，其事长必顺，以处闺门则睦，以交朋友则信。当是时也，岂有不仁者哉！”即慈湖本心甚简甚易，感而遂通，不假外求之说。而鹤山则云：“吾儒只说正心养心，不说明心。”(《答蒋重珍书》。重珍，鹤山门人)以是论之，其亦有不能尽合者矣。鹤山自言：“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工夫。”(《师友雅言》)故其为论，必本之《礼经》，不为虚说。《通泉县重修学记》曰：“古者自二十五家之闾为塾，有道有德者为之左右师，而闾中之子弟学焉。民之朝益莫(同暮)习，在于闾塾。而庠序云者，以时属民之所也。或饮射之礼，或社酺之祭，或岁月之吉，必示以教法，序齿位，书其德行。人之良心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因时之变，振饬而开牖之。大抵教之于塾，既使之事亲从兄，亲师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实。而属之于序，则又使之习容闲礼，考德问业，以发其德性之知。而其间节目之详，则去民愈近者，施教愈密。州长属民读法，岁不过四。等而下之，则党正七，族师十有四，而闾胥则无时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时会于序。非若后世违亲越乡，群居旅食，比闾无以考其行，州党无以施其教，操数寸之管，以决一日之长，而他不复问焉也。”此其言学校之失也。《洪氏天目山房记》曰：“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当讲。而风气既降，名称亦讹。一事而数说，一物而数名。去籍于周末、大坏于秦，觖望于汉，尽覆于典午之乱。帝号官仪，承秦舛矣。郊祧庙室，踵汉误矣。衣冠乐律，杂胡制矣。学校养不宾之士，科举取投牒之人，资格用自陈之吏。刺平人以为军，而听其坐食；髡农夫以规利(此指鬻度牒言)，而纵其自奉。授田无限，而豪夺武断以相尚；出泉(钱古字)输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
译记》也说：“所谓敬，就是用来守存此心、作为万善根本的。”又说：“程子说：专守一事叫作敬，无所趋往叫作一。”《师友雅言》也说：“讲学必须一个字、一个意思都不放过，那么眼前有多少合乎道理、值得理会的地方啊！”又说：“不到达实际处所亲自经历一番，终究还是看得不真实。”总的说来，讲居敬、讲穷理，与两山大致相似。这就是程端蒙、魏了翁常常并称的原因。然而鹤山宗奉朱晦翁，而实际上又兼有永嘉学派经制之学的精粹；西山曾经受学于杨慈湖、袁絜斋门下（《西山集》中有《慈湖先生训语》《絜斋先生训语》）。《宋史·陆九渊传》说，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够传承陆九渊的学说。絜斋，是袁燮的号。这样看来，西山又由朱学接触到了陆学。因此，西山在《志道字说》（志道，是西山的儿子）中说：“仁，是心的生机。”又说：“在人欲尚未萌发时，天理完整具备。在方寸之心中，充满旺盛生意，如同春天，这就是本心的全体。顺着这颗心推行下去，他侍奉父母必定恭敬，侍奉兄长必定顺从；用来处理家庭关系就会和睦，用来交接朋友就会诚信。在这个时候，哪里还会有不仁的人呢！”这就是杨慈湖所谓本心非常简易，受到感应便能通达，不必向外求取的学说。然而鹤山却说：“我们儒家只讲正心、养心，不讲明心。”（见《答蒋重珍书》。蒋重珍是鹤山的门人。）这样看来，两者也有不能完全相合之处。鹤山自己说：“以前我多下功夫研究《易》和《三礼》。”（见《师友雅言》）所以他的论述一定以《礼经》为根本，不作空泛之说。《通泉县重修学记》说：“古代从二十五家组成的闾中设立塾，有道德、有才德的人担任左右师，闾中的子弟就在这里学习。百姓早晚增益、学习，都在闾塾中进行。所谓庠序，是按时召集百姓的场所。有时举行饮射之礼，有时举行社酺之祭，有时遇到岁月中的吉日，都一定把教法展示给他们，按照年龄排列座次，记载他们的德行。人的良心善性，每天运用却自己不知道。先王依据百姓聚集的情况，顺应时势的变化，加以振作整饬并启发诱导他们。大体说来，在塾中施教，既使他们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亲近老师、结交朋友，以实行孝悌的实际；把他们召集到序中，又使他们学习仪容、娴习礼法，考察德行、询问学业，以启发他们关于德性的认识。其中各项细节越接近百姓，施教就越周密。州长召集百姓宣读法令，每年不过四次。再往下，党正每年七次，族师每年十四次，而闾胥则没有固定时间。由此可知，百姓平常都在塾中，只在适当时候到序中聚会。这并不像后世那样，背离父母、远离乡里，群居在外、寄食他处；闾里之间无法考察他们的行为，州、党也无法施行教化，只拿几寸长的笔管来决定一日的优劣，其他事情便再也不过问了。” 这段话说的是学校制度的弊病。《洪氏天目山房记》说：“至于先王的制度，又是应当讲求的。然而风气已经衰落，名称也发生讹误。一件事有几种说法，一种事物有几个名称。典籍在周朝末年开始散失，到秦代遭到大破坏，在汉代已经令人失望，到司马氏晋朝的动乱时则全部覆灭。帝号和官制，沿袭秦制而产生了错误；郊祀、祧庙、宗庙宫室，接着又沿袭了汉代的错误；衣冠和音乐律制，混杂了胡人的制度。学校供养不愿事奉宾客的士人，科举选取投递文书求仕的人，资格制度任用自我陈述的官吏。把平民刺补为军士，却听任他们坐食；剃去农夫的头发来谋求利益（这里指贩卖度牒），却放纵他们自行供养。授予田地没有限额，豪强却凭借势力强夺并横行，彼此以此为能；收取钱财缴纳租税，又用繁重的科目和反复征折相互掩饰。唉！生在这样的时代，
呜呼！生斯世也，为斯民也，而读圣贤之书，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晓然见之，且无所于用也。”(有节文)此其言法制之坏也。于是慨想于三代，思有以大振作之，以复见明王之治之盛。详其变迁，举其章制，使穷经不为无用，法古不为虚文。虽永嘉诸先生，如止斋、水心，又何以加焉！
译成为这样的百姓，却还要读圣贤之书，寻求帝王之法，使自己的内心明白地看见这些道理，却又没有施用它们的地方。”（原文有所删节。）这段话说的是法制的败坏。因此他慨然追想三代，希望有所大力振兴，以重新看见明王政治的盛况。详细考察制度的变迁，全面列举其中的章程制度，使穷究经书不至于成为无用之学，效法古制也不至于成为空文。即使是永嘉诸位先生，如止斋、水心，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若西山之《大学衍义》徒以正心诚意为言，而无施张之具，盖不足比矣。梨洲之论西山、鹤山也，曰：“两家学术，虽同出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吾观鹤山有云：“《中庸》说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方说见诸天地，质鬼神，百世以俟圣人。盖道不信于当世，无缘可以信后世。”又云：“谓只须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师友雅言》)则其识力横绝，不同西山之依门傍户者，岂无道而然哉！
第十七章 元明诸儒之继起
汉以来，学者无不言孔、孟。宋以后，学者无不言程、朱。盖自元仁宗诏以周子、张子、邵子、大程、二程、司马温公、朱子、南轩、东莱从祀孔子庙庭，而科举以经义取士，《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设问用朱子《章句》、《集注》。《诗》、《书》、《礼》三经虽兼用古注疏，而《诗》以朱子《集传》为主，《书》以蔡氏《传》为主，《易》以程子《传》朱子《本义》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传》。明代因之。永乐中颁《四书五经大全》，遂废注疏不用，而专取宋儒之说。故清朱彝尊作《道传录序》(《道传录》，华亭张恒北山著，彝尊中表弟也)谓：“宋元以来，言道学者必宗朱子。”又谓：“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云云。彝尊虽为不满于朱子之辞，然其所道，固实情矣。夫汉武表章孔子，而儒术盛。元明尊崇朱子，而理学行。其事一也。然吾以为其原因，不必尽在于此。当元之初，北方学者曰许鲁斋衡、刘静修因。许、刘皆因赵江汉复，得伊洛、新安之书而传之。江汉之北也，以姚枢从中书杨维中南伐，而江汉在虏中，与语奇之，因与俱归。自辽金来，南北分立，声教不通。故程、朱诸儒叠起，而其学不及于河朔。江汉既至燕，枢与杨维中为建太极书院居之。北方之知有程、朱之学，盖自此始。及后许鲁斋受知于元世祖，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征其弟子十二人，分处各斋为斋长，而学者益欣然向风矣。静修虽屡征不起，与鲁斋出处不同，然鲁斋之初应诏也，过真定，静修谓之曰：“公一聘而起，无乃速乎？”鲁斋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及至元二十八年，静修以集贤学士见诏，不赴。或问之，静修曰：“不如此则道不尊。”(事见陶宗仪《辍耕录》)由是论之，其以身任道，固无有异也。故黄百家谓：“鲁斋、静修，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又谓：“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年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此赵江汉至许鲁斋、刘静修，兴起北方后学之功，不可没焉者也。而在南方，则有金仁山履祥。仁山由王鲁斋柏，登何北山基之门。北山学于黄勉斋，盖朱门之嫡传也。宋社既屋，仁山屏居金华山中。当时推为明体达用之学。虽其作《论孟考证》与朱子时有牴牾，然其言曰：“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则所以牴牾朱子者，非必欲立异，特不肯为笼统依违之说，正紫阳穷理之教也。一传而得许白云谦、柳道传贯；再传而得胡长山翰、宋潜溪濂(长山，白云门人；潜溪，道传门人)。虽白云以下，不免流为文章，而如长山、潜溪，明初学术，实深赖之。梨洲《明儒学案》于诸儒首列方正学孝孺。正学，则潜溪之高弟也。夫子贡不云乎：“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向使自宋以后，无是数先生者为之续薪火之传，程、朱之学能不废坠乎？且元时学校科举之议，亦自鲁斋而发之。而阳明当明时科举正盛之际，为万松书院作记，乃曰：“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则必选将阅伍，更其号令旌旗，悬非格之赏以倡敢勇，然后士气可得而振也。”其指摘举业之弊如此。然则科举不能为益于程、朱之学，明矣。鲁斋有言曰：“纲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夫程、朱之学，所以能续续而传者，岂非元明诸儒在下在上，皆能身自负荷而然哉！故吾以为学之兴废，终在师儒气类之应求，而不关朝廷功令之奖诱。
译至于西山的《大学衍义》，只以正心诚意为论说，却没有施行推展的具体办法，大概是不足以同他相比的。梨洲评论西山、鹤山说：“两家的学术虽然都出自考亭，但鹤山的见识和力量远远超过常人，真可以说是卓然不群、遍观群书的人。西山则依傍门户，不敢自己超出一头，只不过是墨守成规罢了。”我看鹤山曾说：“《中庸》论君子之道，先说它从自身做起，在百姓中得到验证，然后才说它显现于天地之间、可以质问鬼神、百世之后等待圣人来验证。因为道理如果不能取信于当世，就没有凭借可以取信于后世。”又说：“如果说只须祖述朱文公，那么朱文公的各种著作我已经读了很久。正因为不愿意在卖花担子上看桃李，必须到树上的枝叶之间，才能看见它活泼的精神。”（见《师友雅言》）可见他的见识和力量远远超过常人，不同于西山那种依傍门户的作风，难道没有道理而会这样吗！第十七章 元明诸儒的相继兴起 自汉代以来，学者没有不谈孔子、孟子的；宋代以后，学者没有不谈程氏、朱子的。大概自元仁宗下诏，将周子、张子、邵子、大程、二程、司马温公、朱子、南轩、东莱从祀于孔子庙庭，而科举以经义取士，考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时采用朱子《章句》《集注》为题目依据。《诗》《书》《礼》三经虽然兼用古代的注疏，但《诗》以朱子的《集传》为主，《书》以蔡氏《传》为主，《易》以程子的《传》和朱子的《本义》为主，《春秋》采用三种《传》和胡氏《传》。明代沿袭了这一做法。永乐年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于是废弃注疏不用，专门采用宋儒的说法。因此清代朱彝尊作《道传录序》（《道传录》是华亭张恒北山所著，朱彝尊是他的中表弟）说：“宋元以来，谈道学的人必定尊奉朱子。”又说：“世上治理科举业的人，把四书作为首要事务，把六经看作可以缓办的事。谈论《诗》，不是朱子的传义就不敢说；谈论《礼》，不是朱子的《家礼》就不敢实行。推而论之，《尚书》《春秋》如果不是朱子亲自传授的，就是朱子所赞许的。言论不合朱子的人，往往擂鼓聚众，百般加以攻击，等等。朱彝尊虽然对朱子有不满之辞，但他所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汉武帝表彰孔子，儒术于是兴盛；元、明尊崇朱子，理学于是流行。这两件事是相同的。不过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不一定全在这里。元朝初年，北方的学者有许鲁斋衡、刘静修因。许、刘二人都是因为赵江汉复得到伊洛、新安一派的书籍，并把它们传授开来。赵江汉是江汉以北的人。他跟随姚枢和中书杨维中南伐，姚枢在俘虏中发现他，与他交谈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带他一同回来。自辽、金以来，南北分立，声教不相通。因此程、朱诸儒相继兴起，但他们的学说没有传到河朔。赵江汉到达燕地以后，姚枢和杨维中为他修建太极书院，让他居住在那里。北方开始知道程、朱之学，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许鲁斋受到元世祖的知遇，以集贤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征召他的十二名弟子，分别安排在各斋担任斋长，于是学者更加欣然仰慕追随。刘静修虽然多次被征召却没有起身，与鲁斋的出处不同；然而鲁斋最初应诏时，经过真定，静修对他说：“您一被聘用就起身，恐怕太快了吧？” 鲁斋说：“不这样，道就不能推行。”到了至元二十八年，静修以集贤学士的身份奉诏，却没有赴任。有人问他原因，静修说：“不这样，道就不能受到尊重。”（事情见陶宗仪《辍耕录》。）由此说来，他们以自身承担道义，确实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黄百家说：“鲁斋、静修，大概是元朝赖以建立国家的人。”又说：“两人之中，鲁斋的功劳很大。几十年来那些文质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的人，都是他的门人。到这时，国人才开始知道有圣贤之学。”赵江汉到许鲁斋、刘静修兴起北方后学的功劳，是不可以埋没的。在南方，则有金仁山履祥。仁山通过王鲁斋柏，进入何北山基的门下。北山曾向黄勉斋求学，大概是朱门的嫡传。宋朝社稷覆亡以后，仁山隐居在金华山中。当时人们推许他所讲的是能够明体达用的学问。虽然他所作《论孟考证》有时与朱子相抵牾，但他说：“我们儒家的学问，道理是统一的，而分际各有不同。道理统一并不值得忧虑，困难的是分际各有不同。”那么，他之所以同朱子相抵牾，并不一定是想要树立异说，只是不肯作笼统含混、模棱两可的说法，这正是紫阳穷理之教。传了一代，得到许白云谦、柳道传贯；再传一代，得到胡长山翰、宋潜溪濂（长山是白云的门人，潜溪是道传的门人）。白云以后的人，虽然不免流于文章之学，但像长山、潜溪这样的人，对明初学术实际上深有依赖。梨洲的《明儒学案》在诸儒中首先列入方正学孝孺。方正学就是潜溪的高足弟子。孔子不是说过吗：“周文王、周武王的道术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存在于人身上。”假如宋代以后没有这几位先生接续薪火、传承学统，程、朱之学难道不会废弃失传吗？而且元代关于学校、科举的议论，也是从鲁斋那里发端的。阳明在明代科举正盛之时，为万松书院作记，却说：“自从科举之业兴盛以来，士人都奔走追逐于记诵辞章，功名利禄的得失又分散迷惑了他们的心。于是老师所教、弟子所学，便不再知道有使人明白人伦的意义。忧虑世道的人想设法挽救而恢复它，最终也不知道该把力量用在哪里。譬如军事，在松弛、偷安、懒惰之后，必须选拔将领、检阅队伍，更改号令旗帜，悬赏非同寻常的奖赏来倡导勇敢，然后士气才可以振作。” 他这样批评科举业的弊病。既然如此，科举不能对程、朱之学有所助益，就很明显了。鲁斋说过：“纲常不能在天下灭亡。如果在上位的人没有办法承担它，那就是在下位的人的责任。”程、朱之学之所以能够接续不断地流传下来，难道不是因为元、明诸儒无论在下位还是在上位，都能够亲自承担责任而造成的吗？所以我认为，学术的兴盛和衰废，最终取决于师儒同道之人的响应和追求，而不在于朝廷法令所规定的奖赏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