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惠施　公孙龙　附尹文子

译第十章　惠施　公孙龙　附尹文子 和庄子同时代的人，有惠施、公孙龙。惠施任梁惠王的相国，庄子和他是朋友；两人互相辩论的言论，散见于《庄子》各篇。公孙龙是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庄子·秋水》篇记载公孙龙和魏公子牟问答的话，说：“公孙龙困惑于百家的智慧，穷尽众人的辩才，自以为已经达到最高境界；可是听到庄子的话后，却连嘴也张不开。”胡适之对此加以非难，认为公孙龙实际上没有机会和庄子相见。然而我看《庄子·齐物论》说：“用‘指’来说明‘指’不是指，不如用‘非指’来说明‘指’不是指；用‘马’来说明‘马’不是马，不如用‘非马’来说明‘马’不是马。”这正是针对公孙龙“万物没有不是指，而指不是指”和“白马非马”的学说而发的，那么公孙龙听闻过庄子的学说，是毫无疑问的。又《汉志》把施、龙列入名家，而胡适之说名家出自别墨，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言论有很多地方和《墨经》相同。然而《庄子·天下》篇说墨家没有提到施、龙，却把施、龙排在周之后，说可惜他们的才华放纵而不能得到发挥，追逐万物而不能返回根本，这表明他们与庄子的学说相近。《徐无鬼》篇中，惠子对庄子说：“儒家、墨家、杨朱一派、秉氏一派四家，加上您就是五家。”惠子自己也说，他同这四家在言辞上互相抵触，在声势上互相压制，那么怎么能说他是墨家后学呢？《荀子·非十二子》说：“喜欢治理怪异的学说，玩弄奇特的言辞；观察得过于琐细，却不处理紧要之事；善于辩说，却没有实际用处；事务繁多而功效很少，不可以用来建立治理国家的纲纪。然而，他们坚持的说法有根据，说出的话自成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众人。这就是惠施、邓析。”《汉志》把邓析列在名家之首，记载有他的著作二篇；如今流传的书，大概是后人伪托的。不过篇名或许有所依据。惠子说：“没有厚度，就不能堆积。”邓析也有关于“无厚”的说法，但内容很浅薄，怀疑只是名目相同而文辞已经被窜改了。我认为它应当和惠子的话相近。邓析和子产同时代，实际上早于墨子，那么名家自有自己的渊源和发展脉络，尤其不能说名家是在墨家之后才出现的。至于《墨经》和施、龙的学说有许多相同之处，究竟是墨家从施、龙那里取得的，还是施、龙从墨家那里取得的，终究还不能确定。惠子的著作，《汉志》记为一篇，如今已经散佚；但《庄子·天下》篇保存了十件事，《荀子·不苟》篇另有“钩有须，卵有毛”的说法，这又和公孙龙相同。公孙龙的著作，《汉志》记为八篇，如今保存六篇；其中《迹府》一篇，记载公孙龙和孔穿的问答，怀疑是后人汇集编录后放在书首的。《庄子·天下》篇说：“惠施的学说多种多样，他的书多到要装满五辆车。”又说：“惠施的口头辩论，自以为是最有才智的人。”又说：“南方有一个奇异的人，名叫黄缭。他向惠施询问天地为什么不会坠落陷下、风雨雷霆为什么会发生。惠施不推辞便回答，不加思索便应对。他把万物逐一说明，说个不停，繁多得没有尽头，还认为这不够，又增加怪异的说法，把违背常人的见解当作真实，却想以胜过别人来博取名声。”如今他的著作已经散佚，所谓“把万物逐一说明”，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无法知道了。唉，真是可惜！《说苑》记载梁王对惠子说：“希望先生谈论事情，就直说吧，不要用譬喻。”惠子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弹。有人问他：‘弹是什么样子？’他回答：‘弹的样子就是弹。’这样能明白吗？”梁王说：“还不明白。”“于是换一种回答：‘弹的样子像弓，用竹子做弦。’这样明白了吗？”梁王说：“明白了。”惠子说：“说明深奥的道理，本来就应当用人所知道的东西，说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使他能够明白。现在大王说不要譬喻，那就无法说明了。”惠子的譬喻，难道不就像庄子的寓言吗？所以，他留下的十件事，大体都是为了破除当时关于空间的看法，调齐事物异同之间的分别。比如说：“最广大而没有外界，叫作大一；最微小而没有内部，叫作小一。”又说：“没有厚度，就不能堆积起来；它的广大可以达到千里。”又说：“天和地一样低，山和水泽一样平。”又说：“我知道天下的中央，燕国以北、越国以南就是那里。”又说：“南方既是无穷的，又是有穷的。”又说：“连环是可以解开的。”这些都是为了破除关于空间的看法。大概空间没有局限和度量，所以大小、厚薄是相同的；空间没有固定方位，所以高低、中间和边缘是相同的；空间没有分界，所以远近、断续是相同的。庄子说：“天下没有比秋毫末端更大的东西，而泰山反而是小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比如说：“太阳正当中时也正在偏斜，万物正开始生长时也正走向死亡。”又说：“今天才到越国，却在过去就已经来了。”这些都是为了破除关于时间的看法。大概时间没有来去，所以早晚是相同的；时间没有长久、短暂之分，所以现在和过去是相同的。庄子说：“时间没有停止，终点和起点没有固定的缘由。”（《秋水》）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比如说：“万物在大的方面相同，却和小的方面的相同有所不同，这叫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又完全不同，这叫大同异。”又说：“广泛地爱一切万物，天地就是一个整体。” 这些都是为了齐同事物之间的异同分别。大概万物没有固定的是非，那么不同和相同就是一回事；万物没有彼此的区别，那么万物和自我就是一回事。庄子说：“从事物相异的一面看，肝胆就像楚国和越国那样相距遥远；从事物相同的一面看，万物都是一体。”（《德充符》）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然而庄子和惠子的不同在于：庄子阐明根本宗旨，以破除表相；惠子虽然破除表相，却未必阐明根本宗旨。从根本推到末流，是顺理的；从末流反过来探求根本，则是逆行的。所以《庄子·天下》篇说：“他的道理错杂不纯，他的言论也不能切中要害。”又说：“从天地的道理来看惠施的才智，就像一只蚊子、一只虻所做的劳作一样。他对于万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大概是深深为他惋惜。然而《庄子·齐物论》说：“那是与此相对的说法刚刚产生的时候。”又说：“心中还没有形成定见，却已经有了是非，这就是今天到越国、过去就已经到达了。”（“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一句，旧注有误。庄子说“一旦接受了既成的形体，就只能等到它耗尽而不能消亡”，又说“道之所以亏损，是因为偏爱之心形成”。有了形成，就有了亏损，所以把“心中尚未形成定见却已经有了是非”看作最高境界，这就是庄子的意思。）这些都是引用惠施的学说来阐明自己的意思。等到惠施死后，庄子才说：“自从先生死后，我没有可以作为辩论对象的人了。” 这样看来，惠施和庄子的距离也只差一点。看“越是尊崇道，越接近道”这句话（见《天下》篇），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因此，对于惠子，我最终认为他和庄子接近，而和墨子相距很远。

译《天下》篇说：“桓团、公孙龙，是辩者一类的人；他们修饰人的心意，改变人的思想，能够在口头上胜过别人，却不能使别人心服。”邹衍经过赵国，和赵国平原君谈到公孙龙，也说：“天下的辩论，有五种胜法、三种至理，而把辞说推到极致反而是最低下的。辩论，是辨别不同类别，使它们不互相侵害；排列各种不同的说法，使它们不互相混乱；抒发意旨，贯通指向，说明自己所说的内容，使别人也能够了解，不致力于互相迷惑。因此，胜辩者不会失去自己所坚持的原则，不能胜辩者也能得到自己所求取的东西。像这样，辩论才是可以进行的。至于用繁复的文辞互相欺骗，用修饰的言辞互相夸饰，用巧妙的譬喻使对方改变，引入旁人的声音，使人无法接触自己的本意，这样就会损害大道。”（见宋代谢希深《公孙龙子序》。）由此说来，公孙龙确实是被辩论之术困住的人。然而如今《列子·仲尼》篇记载，乐正子舆讥讽公孙龙喜欢怪异而妄言，魏公子牟却说：“有智慧者的话，本来就不是愚昧者所能明白的。”又说：“你不能理解最高深的言论，却把它看作过错；过错其实在你自己。”这和《庄子·逍遥游》中肩吾向连叔询问、接舆所说的话，有什么不同呢？看它所说的：“善于射箭的人，能够使后一支箭射中前一支箭的箭尾，箭箭相接，支支相连。前一支箭射中目标，后面的箭接连不断而没有中断掉落；后一支箭的箭尾还像衔着弓弦一样，远看就像一支箭。又说：“逄蒙的弟子名叫鸿超，他因恼怒妻子而恐吓她。他拉开乌号弓，用綦卫箭射她的眼睛。箭飞来直逼眼珠，眼眶连眼睫毛都没有动；箭掉到地上，尘土也没有扬起。”（以上都见《列子·仲尼》篇。）这可以说是奇怪了。但后一支箭的箭头能够射中前一支箭的箭尾，是因为后箭恰好紧随前箭；箭直逼眼珠而眼眶、眼睫毛不动，是因为箭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了。（这是公孙龙的说法。）这样看来，其中的道理何尝不极其明显呢！公孙龙所掌握的学说，尤其集中在白马、指物、坚白、名实等论辩上。现在特意详细说明。至于所谓“有意而没有心、有指而不能到达、有物而不能穷尽、有影子而不移动、发射千钧之弓、车轮不碾压地面”，以及“臧有三只耳朵”“鸡有三只脚”等说法，见于《庄子》《列子》的，注解已经很清楚，可以查考了解。一　白马论 公孙龙说：“‘白马不是马，可以这样说吗？’回答：‘可以。’问：‘为什么？’回答：‘“马”，是用来指称形体的；“白”，是用来指称颜色的。指称颜色，不是指称形体。所以说白马不是马。’问：‘有白马，不能说没有马；不能说没有马，不就是马吗（“耶”通“耶”）？既然有白马就是有马，那么说白马不是马，为什么呢？’回答：‘寻找马时，黄马、黑马都可以带来；寻找白马时，黄马、黑马都不能带来。如果白马就是马，那么所寻找的对象就是同一个。所寻找的对象相同，就说明“白”与“马”没有区别。所寻找的对象没有区别，为什么黄马、黑马有时可以满足要求，有时却不能满足要求呢？可以和不可以之间的区别，显然不同。所以黄马、黑马对于“马”来说是相同的，可以用来回应“有马”，却不能用来回应“有白马”。因此，白马不是马，确实是清楚的。’”又说：“‘把有白马说成有马，就等于把有白马说成有黄马，可以吗？’（这是公孙龙提出的问题，与前面设为别人向公孙龙发问的情形不同。）回答：‘不可以。’问：‘把有马看作不同于有黄马，就是把黄马和马区别开来。把黄马和马区别开来，就是把黄马看成不是马；既然把黄马看成不是马，却又把白马看成是马。这就像会飞的东西进入池中，而棺榔却处在另一处一样，这是天下悖谬的言论和混乱的辞说。”大致说来，他的学说就是这样。马这个名称本来是一个名称，有时用来指称马的全体，有时用来指称马的类别。马，是马的整体；白马，是马的类别。假如把白马称作马，就会丧失整体和类别之间的差别。丧失整体与类别的差别还可以；但用整体抹平类别的差别可以，用类别扰乱整体却不可以。用类别扰乱整体，就会追逐万物而不能返回根本。这正是公孙龙最为害怕的事。《墨子·小取》篇说：“一匹马，是马；两匹马，也是马。四条腿的马，是一匹马而有四条腿，不是两匹马而共有四条腿。一匹马，是马；两匹马，也是马。马中有白色的，是两匹马中有一匹白马，不是一匹马中有白色。”这个说法也和公孙龙相同。然而墨子的用意，在于推衍兼爱的宗旨。看他说：“盗贼是人，多名盗贼并不是多了人；没有盗贼，并不是没有人。”又说：“爱盗贼，不等于爱人；不爱盗贼，不等于不爱人；杀盗贼，不等于杀人。”（也见《小取》。）由此就可以看出。而公孙龙的用意，在于揭示把两种明确概念混为一谈的错误。看他说：“羊和牛合在一起，不是马；牛和羊合在一起，不是鸡。” 又说：“青和白相对，就不是黄；白和青相对，就不是碧。”（见《通变论》）由此可以看出。然而，这些说法虽然相同，含义却相反了。（《通变论》说：“两个明相对，就会昏暗而不明，这不是正确的指称；不是正确的指称，就是名与实不相当，于是骊色便显现出来。所以说是‘两个明’。”因此，“两个明”就是同一个名称有两种解释的错误。）

译二　指物论 关于“指物”的学说，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那两句话是：“天下的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但‘指’本身并不是被指称的。”即使如此，“指”究竟是什么？所谓“指”，就是我指称事物的行为。由我指称事物，那么被指称的是事物，能够指称的是我。从被指称者来说，天下的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从能够指称者来说，我不是事物，所以“指”不是被指称的事物。因此他说：“‘指’是天下所没有的；‘物’是天下所具有的。把天下所具有的说成天下所没有的，是不可以的。”为什么说“指”是天下所没有的呢？如果“指”是存在的，那么“指”也只是一种事物；如果“指”也是一种事物，那么事物就不必依靠“指”才存在。这样一来，“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这一说法，不就被破除了吗？再看他的言论层次，大概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天下没有‘指’，所以不能说事物就是‘指’。（‘天下没有指’，就是承接上文‘指是天下所没有的’来说的。）不能说是‘指’，就是非指；非指，就是天下的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事物既然不是“指”，那么天下的事物就没有不是被指称的。）这是解释“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的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天下没有‘指’，而事物不能说就是‘指’，这并不是说它存在，也不是说它就是‘指’。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指’，就是天下的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天下的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但‘指’本身不是被指称的。” （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而“指”不是被指称的事物。）这是解释“指之所以不是被指称者”的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天下没有‘指’，但不能说事物没有‘指’。（‘指’虽然不是指称事物的东西，却不能马上说它没有‘指’。）不能说没有‘指’，就是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指’；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指’，就是天下的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而‘指’并不是‘非指’。（事物没有不是被指称的，而‘指’自身仍然成为‘指’。）‘指’和事物，都不是被指称的事物。”（说“指”不是“指”，是因为它和事物一起才构成“指”。）这是解释“非指之指也不是非非指”的第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标明能够指称者，以区别于被指称者；第二种，是由被指称者来显示能够指称者；第三种，是说明能够指称者并不是从被指称者产生的，也不随被指称者消失。所以最后说：“‘指’本来就自身成为非指，哪里还需要依靠事物，才和事物一起成为‘指’呢？”庄子作《齐物论》，说用“指”来比喻“指不是被指称的事物”，不如用“非指”来比喻“指不是被指称的事物”。譬如说“指本来就自身成为非指”之类的话，龙（公孙龙）难道不也已经知道要用“非指”来比喻“指不是被指称的事物”吗？谢希深注释《指物论》，很有义理和文采，可惜没有达到这一层。（“指物”的学说不容易说明，所以这里逐句作了粗略解释。） 三　坚白论 “坚白”的学说，大体上像“白马非马”，但分析得更加精细。它说：“‘坚白石三，可以吗？’回答：‘不可以。’问：‘二，可以吗？’回答：‘可以。’问：‘为什么？’回答：‘去掉坚而得到白，所举出的就是二；去掉白而得到坚，所举出的也是二。’问：‘既然得到它的白，就不能说没有白；既然得到它的坚，就不能说没有坚。那么，称它为石、称它为坚白，难道不是三种说法吗？’回答：‘用眼睛看，得不到它的坚，却得到它的白，这就是没有坚；用手摸，得不到它的白，却得到它的坚，这就是没有白。’问：‘天下如果没有白，就不可能用眼睛看石；天下如果没有坚，就不可能把它称为石。坚、白、石彼此并不排斥，把三者藏在其中，可以吗？’回答：‘这是各自有所隐藏，并不是藏起来才隐藏。’问：‘它的白、它的坚和石，必定可以彼此充实（“盈”犹如调和、配合），那么各自隐藏又怎么样呢？’回答：‘得到它的白，得到它的坚；看见和看不见，是分离的。看见与看不见分离，是一；一者不能彼此充实，所以是分离。所谓分离，就是隐藏。’问：‘石的白、石的坚，看见和看不见，二者加上石就是三。假如把它们充分延展，使它们彼此充实，难道不就是把它们合举了吗？’ 回答：事物有白，却不能确定它白在什么地方；事物有坚，却不能确定它坚在什么地方。不能确定的东西是兼有的，那么它怎么能只是石呢？”庄子说：“把不同的东西合起来作为相同，把相同的东西分开作为不同。现在指着马的全身各部分，却不能得到‘马’这个整体；但马拴在面前时，把它的各个部分合立起来，就称它为马。”（见《则阳》）把马的全身各部分分析开来，便没有马；把石的坚和白分析开来，便没有石，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既然没有马、没有石，为什么又有马和石呢？马和石之所以说是没有，是就马和石本身而言；之所以又有马和石，是就人而言。因此他又说：“姑且说白吧，用眼睛和火来观看白，但火本身不能观看；那么，眼睛和火都不能观看，而神能够观看；神也不能被观看，而观看和被观看就分离了。说坚，是用手；手又依靠木槌，于是木槌和手既有所知又有所不知，而神与不知相通。神妙啊！这就叫作分离。所谓分离，就是天下万物各自独立而归于正。”（也是《坚白论》的话。）在印度的因缘和合学说还没有传入中国以前，却已经有了这种把万物粉碎为空虚的言论，像公孙龙这样的人，难道仅仅是辩者中的雄杰而已吗？

译四　名实论 过去杨朱曾经讨论过名与实，说：“实没有名，名没有实；所谓名，不过是虚假的东西罢了。”这只是片面之见。公孙龙的说法比这更进一步，说：“天地以及天地所产生的一切，都是物。用一个物来指称它所指的物而不过分，这就是实；用实来使它所实有的内容得到落实而不空缺，这就是位；超出它所处的位置，就不是位；使它处在它所处的位置上，这就是正。用它所正当的，去正定它所不正当的，是把它所正当的拟定出来。所谓正，就是正定它的实；正定它的实，就是正定它的名。”既然知道正名就是正实，那么名怎么可以废弃呢？即使如此，名怎样才算正呢？如果使各种事物各自与它所指的事物相当，那么名就没有不正的。因此他说：“称说那个事物，而那个事物不能唯独成为那个事物，那么关于那个事物的称说就不能成立；称说这个事物，而这个事物不能唯独成为这个事物，那么关于这个事物的称说也不能成立。这是把相当的说成不相当；不相当，就会混乱。所以，那个事物就是那个事物，并且正当相称于那个事物，那么它就唯独是那个事物，这样关于它的称说才可以施行于那个事物；这个事物就是这个事物，并且正当相称于这个事物，那么它就唯独是这个事物，这样关于它的称说才可以施行于这个事物。这是因为相当而相当。因为相当而相当，就可以止于此。因此，那个事物止于那个事物，这个事物止于这个事物，是可以的；把那个事物说成既是那个又是这个，把这个事物说成既是这个又是那个，是不可以的。”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会随着事物而应对，也就是和事物相合而达到冥合，哪里还会有任意妄举而昏暗不明的情况呢？公孙龙只是沿着这一学说推演，所以能够坚持“白马非马”“坚白石二”以及“指非指”；他用这个学说破除事物的表相，也正是用它显明自己的宗旨。在我看来，庄子不能和公孙龙相比。而太炎章氏作《明见》，却抬高庄施、贬低公孙龙，这是为什么呢？（《明见》见《国故论衡》。） 《汉书·艺文志》的名家中，另外还有《尹文子》一篇。注释说：“向齐宣王游说，在公孙龙之前。”但仲长统编定《尹文子》时，却只说尹文曾向公孙龙学习，恐怕不对。现在这部书完整地保存着。其中谈到形与名的区别，说：“名，是给形命名的东西；形，是与名相应的东西。然而，形不是正名，名也不是正形。这样，形与名显然是有区别的，不能互相混淆，也不能彼此取消。”又说：“善的名称用来命名善，恶的名称用来命名恶。所以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是用来命名善的；顽、嚚、凶、愚，是用来命名恶的。现在只根据圣贤仁智这些名称去寻求圣贤仁智的实际内容，并不能完全得到它；只根据顽嚚凶愚这些名称去寻求顽嚚凶愚的实际内容，也不能完全得到它。假如善恶确实都各有区别，即使还不能完全穷尽事物的实际内容，也仍然不必担心名实相差太远。”这与公孙龙审察名实的说法相近。又说：“话说‘好牛’。‘好’是事物的通称，‘牛’是事物确定的形体。用通称跟随确定的形体，就会没有穷尽。假如再说‘好马’，‘好’又和马相连了。这样，‘好’所能通用的范围就没有固定方向。假如再说‘好人’，那么‘好’就属于‘人’；这样，‘好’不是‘人’，‘人’也不是‘好’。” 这样一来，“好牛”“好马”“好人”这些名称自然就彼此分离了。所以说：名的分界不能互相混乱。这与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说法相近。然而，《庄子·天下》篇把尹文和宋钘并列，说他们“以区别和排除成见作为接触万物的开始”（“宥”同“囿”），又说：“君子不作苟且的考察，不拿自身去假借外物；对于认为对天下没有益处的事情，明白它不如停止讨论。”这就和施、龙整天凭自己的智识同天下争辩、并且清楚地与他们不同了。可是，尹文又说：“名分确定，事物就不会争竞；界限分明，私欲就不会实行。事物不争竞，并不是没有心，因为名分已经确定，所以心无处施展；私欲不实行，并不是没有欲望，因为界限分明，所以欲望无处施展。这样说来，心和欲望人人都有，却能和无心无欲者相同，是因为控制它们有一定的方法。”他还称引彭蒙的话说：“圣人，是由自己产生的；圣人的法，是由事理产生的。事理出于自身，但自身并不就是事理；自身能够产生事理，但事理并不就是自身。所以圣人的治理，是独自实行治理；圣人之法的治理，则没有什么不能治理。”（《庄子·天下》篇把彭蒙和田骈、慎到并列。）这些话又很像法家的言论。大概在那个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一同兴起，虽然各自有宗旨，却不能不稍有杂糅。所以惠施有泛爱万物的言论，公孙龙有主张偃息战争的答对，尹文也和宋钘一样，主张“受到侮辱却不以为耻，救助百姓之间的争斗，禁止进攻、停止战争，挽救世人的战争”。胡适因此根据这些话，认为这三个人都是所谓的别墨。如果这样，那么孟子斥责好战，荀子把争斗看作丑事（见《荣辱》篇），难道孟子、荀子也是墨家的支流吗？天下有些人只拿一个方面来评论一个人，往往因此违背事实，这就是其中的一类。

译附　名家不出于别墨论 晋代鲁胜作《墨辩注序》说：“墨子著书，作《辩经》来建立名的根本。惠施、公孙龙继承并阐述他的学说，以端正形名而闻名于世。”孙仲容因此在《墨子闲诂》中，颇多牵强附会地把惠施、公孙龙的言论同《经》和《经说》加以比较。到了近代胡适，才辨析说《墨经》不是墨子亲自所作，而是成于所谓别墨一派的人，他的见解有超过前人的地方。然而，他把惠施、公孙龙都说成别墨，又说古代根本没有所谓名家，并竭力诋毁刘向、刘歆父子，说他们把名家与儒、墨、道、法区别开来是闭门虚构，这不能不使人惋惜：他对于这两家的宗旨，仍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要说当时能够谈论各家流别的人，没有超过《庄子·天下》篇的。这篇文章是否确实出自庄子本人，我不敢凭空断定。总之，它是战国时代人的言论，必定有所依据，不像后世相隔时代评论人物，往往凭空想象而成。它开头先谈墨子，中间依次叙述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等一派，最后接着谈到周。后来又说：“惠施的学说多方而复杂，他的著作有五车之多。他的道理错杂不纯，他的言论也不恰当。而桓团、公孙龙这一类善于辩论的人，能够压倒别人的口舌，却不能使别人的内心信服。”（“之徒”就是“这一类人”的意思。胡适说“徒”是后辈，可以说是曲解。）这里对他们的区别说得非常清楚。假如惠施、公孙龙果真出自墨家，就应当把他们列在墨翟、禽滑釐之后，和所谓别墨一类相次排列。即使不是这样，也应当对他们的学术源流和传授关系有所说明。然而现在看来，《天下》篇叙述惠施、公孙龙时，竟然同墨子毫无关系，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况且惠施是庄子的朋友。惠施死后，庄子叹息说：“先生死了，我没有人可以作为辩论的对手了！”那么他和庄子谈论时，应该没有什么不尽情说出的。现在《庄子》三十三篇中，很多地方都记载了惠施和庄子的反复辩难，难道曾经有一句提到墨子的学说吗？不只是这样，《徐无鬼》篇还记载：“庄子说：‘射箭的人不预先约定目标而射中，称作善于射箭。天下人都成为后羿，可以吗？’惠子说：‘可以。’庄子说：‘天下并没有公认的是非标准，却各自把自己所认定的当作是。天下人都成为尧，可以吗？’惠子说：‘可以。’庄子说：‘那么，儒、墨、杨、秉四家，加上先生，就是五家。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惠施的学说不同于墨家，庄子明白地说了出来，惠子也明确接受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却一定要说惠施出自墨家，这是为什么呢？又《秋水》篇记载公孙龙与魏牟问答，说公孙龙听到庄子的话，茫然并感到惊异。胡适考察庄子周与公孙龙两人的年代，断定二人并不同时，公孙龙怎么能听到庄子的话？因此认为这一定是后人伪造并掺入的。然而《庄子·齐物论》说：“用‘指’来说明‘指不是被指称的事物’，不如用‘非指’来说明‘指不是被指称的事物’；用‘马’来说明‘马不是马’，不如用‘非马’来说明‘马不是马’。”这正是针对公孙龙“白马非马”和“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而发的。因此，即使庄子周与公孙龙不是同时代人，也没有理由说他们不可能相互听闻，这一点实在不能作为充分根据。《秋水》中的话，也很难断定一定是伪作。公孙龙自称：“年轻时学习先王之道，长大后通晓仁义的实行；把相同和不同合在一起，把坚和白分离开来，论证‘然’与‘不然’、‘可’与‘不可’，使百家之智困窘，使众人之口才穷尽。”（就是《秋水》篇记载的话。）这又哪里像是别墨呢？庄子说儒、墨、杨、秉四家，旧注认为“秉”是公孙龙的字。假如这一点没有错误，那么公孙龙不是墨家，就更加明白无疑了。刘向、刘歆父子关于九流的划分，也有它的来源。汉初司马谈论述六家的要旨，说：“我为学者不能通达各家学说的本意，却以错误的学说为师而感到忧虑。”当时各家的学说还有保存下来的，所以司马谈曾向黄子学习道论，向唐都学习天官；对于各家的源流本末，大概都曾有所了解。他所叙述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和刘向、刘歆父子的分类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不过司马谈正是胡适赞同刘向、刘歆而一同斥责的人，这里暂且不论。再从荀子的著作来验证。《荀子·非十二子》篇说：“治理怪异的学说，玩弄奇特的言辞，过分明察却没有智慧，善于辩论却没有用处，事情很多而功效很少，这些都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建立纲纪。然而，他们坚持这些说法是有根据的，说出来也自成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惠施、邓析。”《不苟》篇也说：“山与深渊一样平，天地彼此相等，齐国和秦国相互承袭，这些都是难以坚持的说法，但惠施、邓析却能做到。”荀子多次把惠施、邓析并称，正好和《七略》把邓析列为名家之首相合。可惜邓析的著作已经散佚，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不足以完全相信。不过《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的主张，仍然可以大致看出他的面貌。他说：“洧水非常大，郑国有个富人被水淹死了。有人打捞到了他的尸体，富人家请求赎回尸体，那人索要很多钱，便把这件事告诉邓析。邓析说：‘安心等着，他一定不会有人来买了。’打捞到尸体的人为此忧虑，又把事情告诉邓析。邓析回答说：‘安心等着，这件事一定不会再有人出更高价购买了。’”邓析的言辞就是这样诡辩。他用把人反说成实的方式来辩论，和惠施相同；而公孙龙讨论“然与不然、可与不可”，难道与他有什么不同吗？现在流传的邓析著作中有《无厚》一篇，其中说“上天对人没有厚薄，君主对百姓没有厚薄”，大概实在很肤浅。荀子曾说：“对于坚白、异同、有厚无厚的辨析，并不是没有考察，只是君子不去争辩，而是让它停止。”由此推想，邓析的学说一定非常难懂。也许邓析的书，篇名是真的，文字却不是原文。现在惠施还保存着“无厚不可积，其大千里”的说法，我私下怀疑它的根源就在邓析。因此，名家的兴起，实际上从邓析开始。邓析和子产同时代，比墨子早几十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对于时代先后辨认得最为严密；现在说名家出于墨家，那么对邓析又该如何解释呢？然而，胡适拿来作为根据的言辞，是说惠施主张泛爱万物，而公孙龙曾经对赵惠王、燕昭王说过偃息战争的话，这些和墨家的兼爱、非攻并没有什么不同。

译然而，这当然还不足以证明两家同出一源、贯通一致。战国时期，各国争夺土地而交战，争夺城池而交战，原野上涂满血肉，沟壑中堆满尸骨，百姓遭受兵祸的痛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有志之士和仁人想到要救济百姓的祸患，没有不以停止战争、爱护人民为主张的；这并不只是墨家这样说而已。如果抓住这一点来立论，那么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要处以最重的刑罚，荀子说争斗的人还不如狗和猪，难道孟子、荀子也出于墨家吗？庄子说万物与我合为一体，说至高的仁爱没有亲疏，难道庄子也出于墨家吗？这说得通吗？再说，墨子把兼爱向上推到天志，认为“上面认为对的，必定全都认为对；上面认为错的，必定全都认为错”。又说：“义，就是政。不能由下级的政令服从上级，必定要由上级的政令施行于下级。”可见他对尊卑的区分十分明确。《吕氏春秋·爱类》篇中，匡章对惠子说：“您的学说取消了尊卑。”按照施天地一体的说法来考察，他确实把尊卑、上下都混同齐一了。这同墨子的思想几乎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墨经》说：“厚，是有所大的意思。”而施却说：“没有厚。”《墨经》说：“太阳在正午，位于正南方。”而施却说：“太阳正处于正中时，正是斜视的时候。” 《墨经》说：“坚和白并不相互排斥。”而公孙龙说：“坚和白是分离的。”《墨经》说：“火是热的。”（旧本作“必热”，“必”字应是“火”字的讹误。孙诒让校订认为脱去了“不”字，这不对。）而公孙龙说：“火不热。”《墨经》说：“狗就是犬。”而公孙龙说：“狗不是犬。”大概《墨经》多从差异上立论，施、龙则从没有差异上立论。虽然《经说》往往拾取施、龙学说的余绪，希望借此使自己的说法自圆其说，然而，主张事物绝对分离的说法，同执着于事物相同联系的说法，本来就有区别。天下哪有学说出自某人，却处处同那个人立异的呢？我曾仔细考察《天下》篇的文字，认为其中说“相里勤的弟子五侯一派，南方的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一派，都诵读《墨经》”，这里的“墨经”应当如胡氏所说，指《兼爱》《非攻》等篇，并不是今天所见的《墨经》。“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其中“别墨”是指斥其他地方的说法，说它不如自己所传的正统，并不是自称为“别墨”。胡氏认为他们自称为别墨，实在错了。所谓“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相互訾议，是攻击对方的过失；相互应答，是挽救自己的过失。而坚白、同异的辩论，以及觭偶不相合的言辞，就是他们用来进行攻击和自我辩护的工具。由此看来，《墨经》同施、龙的学说有时互相出入，是墨家从名家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不是名家从墨家那里得到的东西。反过来又把名家贬为墨家的支流，岂不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吗？所以我认为，名家自有自己的宗旨和趣味，绝不是出于墨家。如果一定要寻找相似之处，它也只是同庄子接近，而同墨子相距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