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杨子
第六章 杨子与墨子同时者有杨朱。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庄子亦言儒、墨、杨、秉四。(注：秉，公孙龙字，见《徐无鬼》)一时其说之盛可见也。朱之事迹不可考。庄子有阳子居学于老子(见《应帝王》、《寓言》)。或曰居朱同音，阳子居即杨朱也。今观其弟子孟孙阳与禽滑釐问答之言，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列子·杨朱》篇)是则朱之学出于老子为无疑也。其说散见各书，而《列子》有《杨朱》一篇，最详备。一 为我杨朱之说，与墨子正相反。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然杨子为我，非夫人之为我也。其言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又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严人己之界，绝侵夺之萌。故曰：“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并《列子》)墨子曰：“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杨子之为我，盖亦欲正务夺侵凌之失。特所言之方有异耳。观其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曰：“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使尧牵一羊，舜荷箠而随之，则不能前矣。”(《刘向·说苑》。《列子·杨朱》篇字句稍异)其所操以为治天下者，要必有其具，固不仅区区为我而已也。而惜乎其书之不尽传也。二 养生为我非不利天下而已也，而必有以自得于己，此杨子之学之本也。是故托为管晏问答之言曰：“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杨子盖惜世人之沉淫于名利，为所束缚，而不得一日自适其性，故言之吊诡若此，非果以纵欲为养生也。故其言又曰：“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夫曰不逆命，曰制命在内，此岂纵欲者之言哉！唯其有得于此，故不以天下之奉为乐；不以天下之奉为乐，故能人我各守其分而不相侵害，而为我之说立。后人只知杨子为我，而岂知为我亦不易哉！三 论生死夫人之所以不能自适其性者，盖有多端，而惟生死之见为尤甚。故不通生死，即不足以养生。故孟孙阳问于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杨子又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在庄子一死生、齐彭殇之先而能为此言，宜其与墨子相抗衡，而从游者之中分天下也。四 论名实
译第六章 杨子 与墨子同时代的人中有杨朱。孟子说：“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又说：“天下的言论，不归向杨朱一派，就归向墨子一派。”庄子也说儒、墨、杨朱、公孙龙四家。（注：秉，公孙龙的字，见《徐无鬼》）由此可见，当时他们的学说十分盛行。杨朱的事迹已经无法考察。庄子记载阳子居向老子学习（见《应帝王》《寓言》）。有人说“居”与“朱”音同，阳子居就是杨朱。如今考察他的弟子孟孙阳与禽滑釐的问答，禽子说：“拿您的话去问老聃、关尹，那么您的话是对的；拿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那么我的话是对的。”（《列子·杨朱》篇）这样看来，杨朱的学说出自老子，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他的学说散见于各部书中，而《列子》中有《杨朱》一篇，记载最为详细完备。一 为我 杨朱的学说同墨子正好相反。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即使拔下一根毫毛能够使天下获利，也不肯做；墨子主张兼爱，即使磨秃头顶、磨破脚跟，只要能使天下获利，也愿意做。”然而杨朱所谓为我，并不是普通人所说的自私自利。他说：“古代的人，即使损失一根毫毛能够使天下获利，也不肯给予；即使把整个天下都奉养一个人，也不接受。”又说：“智慧所尊重的，以保存自我为尊贵；力量所轻视的，以侵害外物为卑贱。”他严格划分自己与他人的界限，断绝侵夺行为的萌芽。所以说：“人人都不损害一根毫毛，人人都不以有利于天下为名去侵害别人，天下就治理好了。”（以上均见《列子》）墨子说：“国家一心务求夺取、侵犯、欺凌，就对它讲兼爱、非攻。”（《墨子·鲁问》）杨朱的为我，大概也是想纠正专事夺取、侵犯、欺凌的弊病，只是所说的方法不同罢了。考察他对梁王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中运转时，他说：“一百只羊聚成一群，让一个五尺高的儿童拿着鞭子跟随它们，想让它们向东就向东，想让它们向西就向西。假使让尧牵一只羊，舜拿着鞭子跟随，也不能使羊前进。”（《刘向·说苑》。《列子·杨朱》篇的字句略有不同）他用来治理天下的手段，必定还有具体内容，本来不只是区区一个“为我”而已。可惜他的著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二 养生 为我并不只是不要使天下获利，更重要的是一定要使自己从自身得到满足，这才是杨朱学说的根本。因此，他假托管仲、晏婴问答的话说：“晏平仲向管夷吾询问养生之道。管夷吾说：‘任其自然罢了，不要堵塞，不要阻止。’晏平仲说：‘具体说来是怎样的？’夷吾说：‘让耳朵任意听它想听的，让眼睛任意看它想看的，让鼻子任意闻它想闻的，让嘴任意说它想说的，让身体任意安处于它想安处的地方，让心意任意实行它想实行的事情。耳朵想听的是声音，却不能听，这叫堵塞听觉；眼睛想看的是美色，却不能看，这叫堵塞视力；鼻子想闻的是椒兰，却不能闻，这叫堵塞嗅觉（“颤”字依郭校；“胹”意为柔软）。嘴想说的是是非，却不能说，这叫堵塞智慧；身体想安处的是美好丰厚的事物，却不能顺从，这叫堵塞舒适；心意想做的是放纵闲适的事，却不能实行，这叫堵塞本性。所有这些堵塞，都是废弃、虐害本性的主因。除去这些废弃、虐害本性的主因，安闲自在地等待死亡，无论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我所说的都是养生。拘束于这些废弃、虐害本性的主因，被它们牵制而不舍，忧惧不安地追求长生，无论百年、千年、万年，都不是我所说的养生。’杨朱大概是痛惜世人沉溺于名利，受到它们束缚，不能有一天使自己的本性得到舒适，所以故意说出这样奇特反常的话，并不是果真把放纵欲望当作养生。所以他又说：“百姓不能得到休息，是因为四件事：第一是寿命，第二是名声，第三是地位，第四是财货。有了这四样东西，就会害怕鬼神、害怕人、害怕威势、害怕刑罚。这叫作逃避本性的人。可以杀死，也可以使其活着，命运的控制权在外部。不违逆命运，还羡慕长寿做什么？不自夸尊贵，还羡慕名声做什么？不求取权势，还羡慕地位做什么？不贪图财富，还羡慕财货做什么？这叫作顺应本性的人。天下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东西，命运的控制权在自己内心。”说“不违逆命运”，又说“命运的控制权在内心”，这难道是放纵欲望的人的话吗？正因为他在这些方面有所领悟，所以不把天下人的供养当作快乐；不把天下人的供养当作快乐，所以能够使自己和他人各自守住本分而不相互侵害，从而确立为我之说。后人只知道杨朱主张为我，哪里知道做到为我也并不容易呢？三 论生死 人之所以不能使自己的本性得到舒适，大概有许多原因，而对生死的看法尤其严重。所以不能通达生死之理，就不足以谈养生。孟孙阳于是向杨子问道：“这里有一个人，珍视生命、爱护身体，希望求得不死，可以吗？”杨子说：“按道理没有不死的。”孟孙阳问：“希望长久地活着，可以吗？”杨子说：“按道理没有长久活着的。生命不是靠珍视就能保存的，身体不是靠爱护就能长久健壮的。况且长久活着有什么意义？五种感情的喜好和厌恶，古代和今天一样；四肢身体的安危，古代和今天一样；世间事情的苦乐，古代和今天一样；治乱的变化，古代和今天一样。这些事情已经听说过，已经见过，已经经历过，即使活一百年，还会厌嫌时间太长，何况长久活着的痛苦呢？”孟孙阳说：“如果这样，那么迅速死亡胜过长久活着。那就踏入刀刃、投入汤火，也就达到愿望了。”杨子说：“不是这样。既然已经活着，就放弃人为的拘束，任其自然，穷尽自己所欲求的事，等待死亡；将要死亡，就放弃人为的拘束，任其自然，穷尽自己所要归往的地方，顺其自然地走向终结。没有什么不能放弃，也没有什么不能任其自然，在这中间何必急于求快或拖延呢？”杨子又说：“上古的人知道生命只是暂时到来，知道死亡只是暂时离去。所以顺从内心而行动，不违背自然所喜欢的；现世身体的快乐，不是应当舍弃的，所以不受名声的勉励。顺从本性而遨游，不违背万物所喜欢的；死后的名声，不是应当求取的，所以不受刑罚的牵制。名声的高下、寿命的长短，都不是需要计量的事情。”在庄子提出把生死看作一体、把长寿与夭折看作平等之前，杨朱就能说出这样的话，难怪他的学说能够同墨子抗衡，并使天下人的追随者分成不同阵营。四 论名实
欲知生死之不殊，须知名实之有判。杨子之言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又曰：“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夫生死，名也。生为暂来，死为暂往。论生死之实，则生死固无异矣。然又岂徒生死而已哉！一切贤愚贵贱，固皆如是矣。故杨子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以上并《列子·杨朱》篇)其言如此。夫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则生死贤愚贵贱之名，安所立哉！是故名之所立，非其实也。实之所在，名之所不得加也。名与实离，而后知名者实之宾也。知名者实之宾也，而后不守名而累实。执此以往，夫何之而不适哉！此养生之极致也。
第七章 商君 尸子附见商君者，卫之庶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以相秦孝公封于商，故曰商君。商君少好刑名之学。既相秦，定变法之令，行告奸之律。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卒以此强秦国，霸诸侯。及孝公死，贵戚怨望者告商君反，秦乃杀商君。太史公作《商君传》，称其天资刻薄，而受恶名于秦为有以。然国家当百度废弛之时，若商君之术者，亦其起弊之良药也。《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谓商君实师之。尸子名佼，其书今犹有存者。其言：“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又言：“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分天下以生为神。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女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与商君之崇法令，重农战，颇多合者。然则商君之说，固亦有所师承欤！《汉志》《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实亡五篇。一 农战商君之所以强秦者，首为农战。其言农战奈何？曰：“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错法》)又曰：“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算地》)此其所以言农战也。然意犹不仅此。夫国之所患者，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民之诈而不可用也。而农者著于土，则不易散；少于知虑，则不能诈。不散则壹，不诈则朴。
译想要知道生死没有差别，就必须知道名与实是有区别的。杨朱说：“实没有名，名没有实；名，不过是虚假的东西罢了。”又说：“名本来就不是实际事物所能取得的。”生死，就是名。生命是暂时到来，死亡是暂时离去。讨论生死的实际情况，那么生和死本来就没有不同。然而难道只有生死如此吗？一切贤愚、贵贱，本来也都是这样。所以杨朱说：“万物彼此不同之处，在于生；彼此相同之处，在于死。活着就有贤与愚、贵与贱，这是不同之处；死了就会发臭、腐烂、消灭，这是相同之处。即便如此，贤愚贵贱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发臭、腐烂、消灭，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生并不是自己所能生，死并不是自己所能死，贤并不是自己所能贤，愚并不是自己所能愚，贵并不是自己所能贵，贱并不是自己所能贱。然而万物在生上平等，在死上平等，在贤上平等，在愚上平等，在贵上平等，在贱上平等。”（以上均见《列子·杨朱》篇）他的话就是这样。既然生死平等、贤愚平等、贵贱平等，那么生死、贤愚、贵贱这些名目，又从哪里确立呢？所以，名所确立的，并不是事物的实际。实际存在之处，是名无法加以规定的。名与实相分离，然后才知道名只是实的附属。知道名只是实的附属，然后才不会固守名分而使实际受到牵累。按照这个道理走下去，还有到哪里会不感到舒适呢？这就是养生的最高境界。第七章 商君 附带介绍尸子 商君是卫国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孙氏。因为他担任秦国相国后被封在商地，所以称为商君。商君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担任秦国相国以后，制定变法命令，实行告发奸邪的法律。百姓家中有两个男子以上却不分家另立门户的，加倍征收赋税；有军功的人，分别按照等级授予上等爵位；进行私斗的人，分别按情节轻重施以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田织布、缴纳粟帛较多的人，免除其本身的徭役；从事工商末业以及懒惰而贫穷的人，一律收没为官府的奴婢。最终凭借这些措施使秦国强盛，称霸诸侯。孝公死后，那些怨恨不满的贵戚诬告商君谋反，秦国于是杀死商君。太史公撰写《商君传》，称说他天性刻薄，在秦国获得恶名是有原因的。然而，国家处在各种制度废弛的时候，像商君这样的办法，也确实是医治弊病的良药。《汉书·艺文志》在杂家中著录《尸子》二十篇，说商君实际上曾向尸子学习。尸子名佼，他的书如今还有保存下来的。他说：“使天下臣服，就是统一天下。统一天下，就是在天下发布命令，命令就能实行；发布禁令，禁令就能止住。桀、纣向天下发号施令而不能实行禁令，发布禁令却不能止住，所以不能使天下臣服。”又说：“以财物使天下得到增加，叫作仁；以劳作使天下得到助益，叫作义；把生存分给天下，叫作神。” 修习先王的办法，除去祸患灾难的根源，使天下的男子耕种来获得食物，妇女织布来获得衣服，都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父子彼此保护。这种把生存分给万物、用财物增益天下的功德，无法计算。”这些说法同商君崇尚法令、重视农业和战争，有许多相合之处。这样看来，商君的学说本来也是有所师承的吗？《汉志》记载《商君》二十九篇，如今保存二十四篇，实际亡佚五篇。一 农战 商君使秦国强盛的原因，首先在于推行农战。他所说的农战究竟是什么？他说：“拥有土地，就不能说贫穷；拥有百姓，就不能说弱小。土地确实得到利用，就不用担心没有财富；百姓确实得到使用，就不害怕强暴。”（《错法》）又说：“土地广大却不耕种，和没有土地一样；百姓众多却不使用，和没有百姓一样。”（《算地》）这就是他讲农战的原因。但他的用意还不只是这些。一个国家所忧虑的，是百姓离散而不能聚合，是百姓奸诈而不能使用。农民扎根土地，就不容易离散；他们缺少谋虑，就不能奸诈。不离散就能专一，不奸诈就会质朴。百姓既专一又质朴，就会完全听从君上的使用，没有不服从的。在强国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