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近古哲学史第一章　宋儒之道学

译第一章　宋儒的道学 《宋史》在《儒林》之外另立《道学》一传，评论者大多责难它，认为：“‘儒’这个名称本来就不轻，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虽然贤能，归根到底也还是穿儒者的服饰，说儒者的话，行儒者的行为。如今一定要把他们从《儒林》中另分出来，称为《道学》，既扰乱史书体例，又引起争端，实在没有意义。”不过我认为，《宋史》为道学人物立传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真正可以议论的，只是它在体例上也有不纯之处。为什么这样说？考察《史记》《汉书》所作的《儒林传》，本来是为传授经学的人而设立的。所以班氏开头就说，古代的儒者广泛学习六艺的文献；他所叙述排列的，不过到六艺传授的源流始末为止。因此，贾谊、董仲舒因为传授《春秋》而列入《儒林》，同时又分别为他们立传。又当时以儒术著称的人，应当没有超过扬子云的；然而《儒林传》中却有刘歆而没有扬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体例如此。宋代诸贤本来就有不能仅仅用传经之儒来概括的人。如今人们有句常说的话：尧、舜、禹的心传，是舍弃经书而谈心，这一学派确实是由宋儒开创的。所以明道向神宗进言时说：“先圣和后圣，如同符节相合。所传的不是圣人的道，而是圣人的心。不是传圣人的心，而是传自己的心。自己的心与圣人的心没有不同，广大无边，具备一切善。想要传圣人的道，只是扩充这颗心罢了。”到了伊川，便有了“性即理也”的说法。而且，传经与传心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不仅如此，宋儒即使谈论经书，也有与汉儒大不相同的地方。宋儒之中，最能尽心研究汉人传注的，只有朱文公；然而朱文公作《中庸集解序》就说：“秦汉以来，圣学失传。儒者只知道把章句训诂当作自己的事情，却不知道重新探求圣人的意旨，以阐明性命道德的归宿。”大概宋儒对待经书，不以训诂为主而以义理为主，不以师承传授为主而以自己的心得为主。正因为以义理和心得为主，所以把经书看作求取义理的阶梯，而不认为经书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理；又认为道理虽然在经书之中，却也不是专门守着经书就能获得的。因此横渠说：“六经必须反复研读，使自己能够昼夜不停地体会。把道理弄明白六七年，就自然没有什么还值得再看的了；但义理却是无穷无尽的，等到自己成长、提升一个层次，就又会看见另外的道理。”（《语录》）伊川则说：“古代求学的人，先从经书入手来认识义理。大概刚开始学习时，全靠传授；后世的学习者，却必须先认识义理，然后才开始能够读懂经书。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传授经书的本意。”（《语录》）由此看来，宋儒和汉儒虽然同样取法于孔子的经书，但他们从孔子经书中取法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因此，打个比方说，孔子播下了谷种，汉人收获了谷物，而宋儒则播种、砻米、淘洗、炊煮，并且还拿来自己食用。《宋史·道学传序》说：“孔、孟留下的话，在秦火中颠倒错乱，在汉儒那里支离破碎，在魏晋六朝时期幽暗沉没，到这时全都焕然大明，井然有序，各自得到了适当的位置。”这并不是夸张的话。汉、魏、六朝以来积蓄郁结的东西，到这时不能不全部迸发出来；而宋儒恰好遇上这个时机，于是享用了前人成就的成果。这是人的作用，也有天意在其中。既然如此，在这里特意创立“道学”这个名称，用来安置这几位君子，为他们作传，难道能说是错误吗？然而又说它在体例上有不纯，为什么呢？象山和晦翁的学问都出自程氏，而晦翁列在《道学》，象山列在《儒林》；季通（蔡元定）、仲默（蔡沈，元定之子）以及直卿（黄幹）、公晦（李方子）都向晦翁学习，但二蔡列在《儒林》，黄、李列在《道学》，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区别的？自行破坏体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使像梨洲、谢山所作的《宋元学案》那样，能够明确学术系统，详尽说明源流，清清楚楚而不混杂错乱，那就没有遗憾了。即便如此，宋儒为什么能够超过古人？这确实是从二氏之教中获益很多，不能避讳。朱子发（震，谢上蔡的门人，程门的再传弟子）作《汉上易解》说：陈抟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种放把《河图》《洛书》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穆修把《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传给程颢、程颐。张载当时在程颢、程颐和邵雍之间讲学，所以邵雍著有《皇极经世》，刘牧陈述天地五十五之数（刘牧字先之，号长民，是衢人。他所作的《易钩隐图》收在《通志堂经解》中），周敦颐作《通书》，程颐撰述《易传》，张载创作《太和参两》等篇。胡五峰（宏，字仁仲，胡安国之子）在《通书序》中，曾替濂溪周敦颐辨明，说：“濂溪并不只是学习种放、穆修一派的学问，这只是他的学问来源之一，并不是他的最高成就。”但他也并没有完全认为这种说法不真实。到了朱子，才开始认为《太极图》《通书》是濂溪周敦颐自己创作的，并不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来的。然而，他用来作为佐证的，是潘清逸（兴嗣，濂溪的朋友）所作的《濂溪墓志》。但墓志说濂溪作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这里的“作”字，也只不过泛指著作，不能就据此认定是创作而不是述作。况且康节从李之才那里接受《河图》《洛书》，《宋史》本传记载得很详细；其中还说，李之才的传授远有所本。如今既然李之才、邵雍之间的传授并非虚妄，那么穆修、周敦颐之间的事情也不是凭空臆造，这就可以知道了。何况汉上受学于上蔡（谢良佐，程子的弟子），他与濂溪相距不远，难道会把完全没有影响关系的说法写进书中，陈述在君主面前吗？（《汉上进易说表》也这样说。）又不只是濂溪从道家那里有所获得（这里说的是汉代以后的道家，不是诸子时代的道家），即使朱子与道家也不可能毫无关系。朱子既作《调息箴》，论说呼吸吐纳、动静开合的奥妙（见《朱子大全集》），又认为《参同契》的文辞音韵高深典雅，因而为它作注释（虽题名为《考异》，实际是注释，只是假托空同道士邹訢之名），而且他在《与蔡季通书》中也说《参同契》更加没有缝隙（同见《朱子大全集》）。

译那么，《参同契》和《调息箴》的学说，难道不是道家的吗？大概自汉代以来，老子、庄子的学说就同神仙家合而为一了；其中所说水火升降、金丹配合的道理，也确实有不可磨灭之处。因此，陈图南（抟）在宋朝初年隐居华山，却多次受到天子的征召和询问（见《宋史·隐逸传》）；张平叔（伯端）传授《悟真篇》（清世宗将其收入《御选语录》），也在元丰（神宗）年间。其间致力于这门学说的人已经很多，那么诸位儒者必然不可能不与它发生关系，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又有人说，濂溪与胡文恭（宿，字武平，《宋元学案》附在濂溪之后）一同拜润州鹤林寺僧人寿涯为师，而度正（字周卿，朱子的弟子）作《濂溪年谱》却说：“从前孔子向老聃请教礼，向苌弘访问乐。若说孔子生而知之，从未向老聃、苌弘请教，那当然不对；若说孔子的学问本来出自老聃、苌弘，那么不用等圣人和智者，谁都知道这一定不对。”这也承认确有此事。只是没有说濂溪的学问全部出自寿涯。这同伊川作《明道行状》时的说法正相类似。伊川说：“明道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出入于老氏、佛氏之间将近几十年。后来回过头来从六经中寻求，才有所获得。”从六经中获得学问，这一点是对的。但他出入老氏、佛氏之间，难道只是徒然如此而已吗？何况在当时，士大夫几乎没有不喜好佛教的。因此，欧阳公《本论》说：“佛氏鼓吹他那雄辩夸诞的学说，使百姓不得不服从；而王公大人又往往倡导它、驱使百姓信奉它。”龟山（杨时，程子的弟子）也说过：“佛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只有韩（韩琦）、欧（欧阳修）两位先生站立得坚定。”现在看龟山的著作，例如他说：“总老（常总，苏东坡曾经参拜他，见《五灯会元》）说，经中讲九识，第九是菴摩罗识，唐代译作清白无垢；第八是阿赖耶识，唐代译作善恶种子。清白无垢，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又说：“《圆觉经》说，作、止、任、灭是四种弊病。‘作’就是所谓助长，‘止’就是所谓不耘苗，‘任’和‘灭’就是无所作为。”这样看来，龟山自己也陷入了佛教。因此，当时有人说某人同佛教没有关系；如果不是有意加以避讳，那就一定是他实际上不了解道术和学问。有人问：诸位儒者既然从佛、老二氏那里有所获得，却又排斥佛教、老学，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这也是有原因的。难道没有看见朱子的话吗？朱子说：“道家有《老子》《庄子》的书，却不知道阅读，结果全被佛教偷去利用了；反而又去仿效佛教的经教一类。譬如大户人家的子弟，所有珍宝都被人偷走了，却去收拾破瓮破锅。”这不是针对道家说的，而是针对儒者说的。又不只是朱子的心意如此，宋代儒者的心意，大概没有不是如此的。他们起初在佛、老的道理中有所见解，后来又转而在六经中探求，也获得了这些道理；而且六经中应有尽有，毫无欠缺。于是他们相信自己本来就有家中的珍宝，不必再到别处寻求。因此，他们排斥佛、老，不是因为仇恨它们，而是认为自己实在无需依赖它们。况且佛、道与儒家，说到道体则相同，说到作用则不同。中国自尧舜以来，礼乐刑政完备，若要它抛弃父子关系、贬低君臣关系，使众人一起趋向剃发出家、逃避世俗的教法，这是必然做不到的。所以只取它们的意旨而舍弃它们的外在行迹，仔细辨析空与实、有与无的差别，例如说：“儒家、佛教谈性，有不同之处，只是佛教说空，儒家说实；佛教说无，儒家说有。” 又说：“我们儒家的心虽然虚灵，但理却是实在的；至于佛氏，则一味归于空寂罢了。”又说：“禅学最为危害道。庄子、老子的学说在义理方面，虽然还没有完全灭绝道义；佛教却已经破坏了人伦。到了禅宗，又把许多义理从头到尾扫除得一干二净。”（以上均见《朱子语类》。）这正是宋代儒者善于利用佛、老的长处，却没有佛、老的弊病。因此，明代高景逸（攀龙）极力称赞说：“明道先生把禅宗的书看得透彻，把禅宗的弊病认识得真切。”难道只有明道一人如此吗？宋代儒者排斥佛、老，大体上都是这种态度。难道这同昌黎《原道》那种只说空话加以攻讦，并想烧毁佛、老之书、拆掉佛、老居所的做法相同吗？宋代儒学的学术，主要渊源于濂溪。然而，学术风气的开启，也并不是从濂溪才开始的。梨洲的《宋元学案》开头列出安定（胡瑗）、泰山（孙复）；泰山门下又有徂徕（石介），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三先生”。我看泰山写给范希文（仲淹）的信，其中说：“如果专门守着王弼、韩康伯的说法来研究《大易》，我没有看见这样做能够穷尽《大易》的道理；如果专门守着《左氏》《公羊》《谷梁》中杜氏、何氏、范氏的说法来研究《春秋》，我没有看见这样做能够穷尽《春秋》的道理；如果专门守着毛苌、郑康成的说法来研究《诗》，我没有看见这样做能够穷尽《诗》的道理；如果专门守着孔氏的说法来研究《书》，我没有看见这样做能够穷尽《书》的道理。”由此可见，讲解经书而不依从传注，确实是泰山首先倡导的。安定的学说，传承它的人有徐仲车（积）。仲车作《荀子辩》，阐发性善学说，论述十分完备。他教导门人时，常常在空中书写一个“正”字，说：“我从安定那里得到这一个‘正’字，终身受用不尽。”由此可以推知安定的教育主张。

译朱子说：“安定没有传下来的东西，并不是出于章句、背诵和讲说。”（《与薛艮斋书》。）这大概是有很深见解的话。三位先生中，只有徂徕较为粗疏。然而，他竭力排斥佛、老，也大大振奋了当时儒生的气概。因此，宋代一朝，除濂溪之外，其余绪足以沾溉、影响后学的人，没有超过三位先生的。所以晦翁说过“伊川不敢忘记三位先生”，黄东发（震）甚至说：“本朝理学，虽然到伊洛才精密起来，实际上却是从三位先生开始的。”（见《黄氏日钞》。）既然如此，论及倡导理学的功劳，三位先生实在不可以埋没。不过，宋代儒学虽然以濂溪、濂洛为正统支脉，但它的旁支别派，也很难一概而论。因此，既有濂溪、康节的《太极图说》《皇极经世》，也有欧公（欧阳修）认为《河图》《洛书》荒诞怪异，斥责《系辞》不是孔子所作；既有二程推崇孟子，也有温公（司马光）怀疑孟子，盱江（李觏）的《常语辩》更极力斥责孟子背离圣人；既有欧公、温公、二程排斥佛、老，也有东坡（苏轼）的《易解》、子由（苏辙）的《老子解》大力为佛、老张扬声势。然而，这还只是就濂洛学派刚刚兴起时来说。到了南渡以后，同样承继伊洛学统，却有朱熹、陆九渊的不同；旁支又有永嘉学派所重的事功、东莱所重的文献；再往后则有深宁（王应麟）所重的考证、东发所重的记诵。对是非、朱紫的争论，逐渐越来越多。所谓源流越远，末流分歧越多，不正是这样吗？然而，宋朝处在金、元相继强盛之时，宗庙社稷两次覆亡，一时的忠贞之士仍然出自讲学者之中。谈论武功，虽有多余的惭愧；谈论学术，却更加没有可以匹敌的了。第二章　周子 周子是道州营道人。原名敦实，后来避英宗旧讳，改名敦颐，字茂叔。仁宗景祐年间，凭借舅父龙图阁学士郑珦的恩荫，授任洪州分宁簿。后改任南安司理参军。转运使王逵审理囚犯时错杀了人，属吏没有人敢表示异议，唯独他据理力争。王逵不听，他便放下手版，回去取来告身，把官职交还而离去，说：“为了讨好别人而杀人，我不忍心这样做。”王逵受到触动而醒悟，囚犯得以不死。等到周子任合州通判时，赵清献公（抃）当时任监司，听说他已经先行入境，便以威严的态度对待他。先生处之泰然，毫不在意。后来清献镇守虔州，先生改任虔州通判。清献考察他的作为，对他极为佩服，握着他的手说：“我赵抃差点失去了您，到现在才知道您是周茂叔。”神宗初年，周子任永州知州。由于清献和吕正献公（公著）的推荐，转任虞部郎中、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过了一年，他因病请求出任南康军知军，后来罢职，居住在庐山莲花峰下。莲花峰前有一条溪水，汇入湓江，于是取营道故居濂溪之名为这条溪水命名。清献再次镇守蜀地，又准备上奏推荐他任用，但先生已经去世了，享年五十有七岁。当时是神宗熙宁六年六月七日。有人说，先生的学问得自穆伯长（修）和僧人寿涯；有人说，他不是通过老师传授，而是独自从心中领悟出来的。只有清代孙夏峰作《理学宗传》说：“先生急切地求学，当时的儒学宿老、名家硕儒，没有不向他请教的；他又时时同高人逸士交游。因此，他最早听闻道理，并且精明深微、严密细致，在天人性命纯正统一的道统中超然自得。”这段话最符合事实。当时黄鲁直（庭坚）说：“茂叔不热衷于求取名声，却锐意追求自己的志向；不屑于祈求福报，却厚待百姓；不讲究奉养自身，却使孤苦无依的人也得到恩惠；不屑于迎合世俗，却以古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