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吕心吾

译的眼光看，鸢鸟在上面，却不知道这是人凭借知与能在上面观察它。鱼儿跃入深渊，从人的眼光看，鱼儿在下面，却不知道这是人凭借知与能在下面观察它。观察的作用多么伟大啊！这大概就是人心神理的明白真实而不可遮蔽吧。因此，观察之外没有理。我用一个清楚的比喻来说明它：正当还没有明亮的太阳时，四周昏暗模糊，仿佛天地万物从未存在。随后明亮的太阳照耀下来，天地万物便显现出来。然而这个明亮的太阳，本体在天上，而它的光和气却散布在天地万物之间。人们拿到它的光、吸取它的气：一个盘子或盆，就是一个明亮的太阳；一个瓮或盎，就是一个明亮的太阳；一个深渊或山谷，就是一个明亮的太阳；一条江汉、一条河海，就有无数个明亮的太阳。如今假如有夸父在山谷中追赶太阳，他又哪里知道明亮太阳的本体不在这些地方呢？知道明亮太阳的本体所在，也就知道理由什么而来了。因此，所谓天，是我的心使它高远并覆盖万物；所谓地，是我的心使它厚重并承载万物；日月，是我的心使它们明亮并照耀万物；星辰，是我的心使它们排列并闪耀；雨露，是我心的滋润；雷风，是我心的激荡；四时，是我心的运行。鬼神，是我心幽深的一面。汀、河、山、岳，鸟、兽、草、术的聚集、挺立、繁多和生长，哪一样不是我的心？火的炎热、水的滋润，木的纹理、石的脉络，哪一样不是我的心？蝼蚁、虎狼、鸿雁、雎鸠，哪一样不是我的心？同一个身体却有不同的孔窍，各种事物却有不同的功用，哪一样不是我的心？因此，明亮的太阳，是用来创造天地万物的；我的心，是用来创造日月以及天地万物的。关键就在于观察啊！如果没有这种观察，那么一切也将昏暗模糊，日月天地万物都熄灭了。日月、天、万物都熄灭了，又哪里能看见所谓的理呢？所以我说：观察之外没有理。”（《理问下》，文字有所节略）又有怀疑阳明的人认为，心是知觉，而理是性；心和性应当分别开来。胡庐山辨析说：“心好比火，性好比火的明亮。有一星火，就有一星明亮，明亮不在火之外。性好比火的明亮，情好比明亮所发出的光。有一星明亮，就有一星光，光不在明亮之后。所以说火、明、光只是名称不同，可以；说它们是不同的事物，不可以。说心、性、情只是文字不同，可以；说它们是不同的实体，不可以。‘性’这个字由‘心’和‘生’组成。人的心只有觉知，生命才会产生；没有觉知，生命就不会产生。只有有了生命，才有理；没有生命，也就没有理。假如捧起一块土、揭起一段木头，把它们做得像人的形状，站在那里教导它说：这就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它也只会木然无知。为什么呢？因为土木没有觉知。因此，舍弃人的心的觉知，就没有性，又哪里会有理呢？所以，当仁义礼智蕴藏其中时，开始并不是有某种东西分别储藏在心中，而是由觉知来主宰；当它受到感发而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时，也不是有某种东西分别散布在外，而是由觉知来运行。正当觉知主宰时，没有什么不在运行，即使是天下最虚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不真实；正当觉知运行时，没有什么不由它主宰，即使是天下最实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不空虚。因此，觉知就是性，并不是在觉知之外另有性；性就是理，并不是在性之外另有理。又哪里有所谓觉知是虚、理是实，心是虚、性是实呢！”（《六锢》）胡庐山的辨析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他认为心创造日月天地万物，又认为觉知就是性，这完全落入了佛教“ 三界唯心，作用是性”的窠臼。胡庐山也并不避讳这一点，说：“有人问：现在的儒者谈论学问，为什么特别喜欢援引佛、道两家的话呢？”

译他说：“这也就是所谓不执着于一点而废弃全部。程伯子解释《孟子》的‘不要预先端正自己的心’，说一动念头就错，预拟其心就会偏差。这不是佛家说法吗？紫阳夫子作《调息箴》，说守住专一、处于和顺，可以达到千二百岁。这不是道家说法吗？君子的学问，最忌拘泥于文字，更忌执着于表面迹象。那些执着一点而废弃全部的人，正是执着外在迹象所造成的祸害。”（《申言下》，文字有所节略）不过，胡庐山也有坚持用来区别于佛教的地方。他说：“佛教虽然知道天地万物不在心之外，但最终却走向逃避伦常、抛弃万物。如果说它与儒学不同，并不是因为心不真实，而是因为它没有尽心的过错。佛教以出世为宗旨，所以它的学问止于明心。明心以后，虽然能够照见天地万物，最终却归于空无。我儒家以经世为宗旨，所以它的学问贵在尽心。尽心以后，就能观察天地万物，并始终把它们当作实有来处置。这样看来，儒家与佛教的不同，就在于尽心与不尽心的分别。这就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地方。”（《六锢》）他又说：“心与性并不不同。存心养性、明心见性，也并不是相距很远。不过，一种是借此穷尽自己以及天地万物的本性，另一种是借此脱离一己生命的生死。” “这也就是公与私的分别。”（《申言下》）辨别同异，辨别与异者的不同容易，辨别与同者的不同困难。像胡庐山辨析儒学与佛教，既承认二者有相同之处，又指出二者的不同，可以说是从相同之中辨别不同。当时，他确实足以与整庵抗衡。（胡庐山的话大多是针对整庵而发，考察《衡齐》即可看出。） 不过，胡庐山虽然以阳明学说为宗旨，对于阳明学说末流的弊病，也未尝不痛心。他说：“从前那些窥见良知的人，是把良知推行出来；如今那些窥见良知的人，却把它当作玩物。”又说：“世儒是为了纠正二世的过错而出现的，他们的流弊是执着于外物之理而怀疑心性。今儒是为了纠正世儒的过错而出现的，他们的流弊是执着于心性而轻视外在事物的法则。”（均见《明中下》）又说：“如今的学者心怀多种欲望的私念，却想把明德彰明于天下，没有不使天理与私欲相互混杂，最终归于霸道的。淮之南的学说就是偏邪的。”（《续问下》。“淮之南之学”大概指王心斋而言）因此，他的学说用“灵则”替代了“良知”。他说：“弟子问：学问有最高境界吗？回答说：有，灵则就是。”（《明中上》）又说：“没有什么不是文章，那么也没有什么不具有我心中不可增减的灵则，并在其中运行；礼就是这个灵则。”（《博辨下》）又说：“世儒之所以把某种事情当作正当，是因为不探究本性，也不遵循道。心如果不灵，就没有准则；原因就在这里。”（《明中上》）阳明说致良知，他的弊病只是说了良知而遗漏了“致”；龙溪、心斋说良知，他们的弊病又是只说“知”而遗漏了“良”。只说“知”而遗漏“良”，对于“心就是理”的说法就完全丧失了。胡庐山用“灵则”来替代它：“灵”就是心，“则”就是理，大体上仍然是即心即理的宗旨。然而，这足以堵住那些空疏放纵恣肆之人的嘴，使他们不再能够借此作任何借口。因此，胡庐山对王学是有功劳的。胡庐山名直，字正甫，“庐山”是他的号。泰和人。嘉靖三十五年考中进士，官至按察使。卒于万历十三年，享年六十九岁。除《衡齐》外，著有《衡庐精舍藏稿》。他一生求学进步的经历，大略见于他所作的《困学记》。（见《藏稿》，《明儒学案》载有此文）他起初师事欧阳南野，三十岁以后，才跟随罗念庵交游。在阳明门下的人中，如钱绪山、唐荆川（顺之），也都曾见过他。

译第二十九章　吕心吾 王学兴盛的时候，有一个不通过师承传授，而是从艰难困苦中自己得到体会的人，叫吕心吾。心吾名坤，字叔简，也号新吾。河南宁陵人。隆庆（穆宗）五年，考中进士。万历年间，官至刑部左侍郎。他在朝廷任职时秉持正道，因此被小人陷害，辞官离去。在家居住四十年，八十三岁去世。他自己撰写的墓志说：“我的资质困顿迟钝，读两页书，早晚都不能背诵。看书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广泛涉猎坊间刻印的训诂家著作，反而更加混乱，更加不能理解。于是把这一切全都丢开。默默静坐，使心澄明，体会经书的宗旨；没有彻底领悟就不停下来。过了很久，变成我进入书中；又过了很久，变成书归于我。书一过目就能领会，一旦领会便长久不忘。这不是靠诵读的力量。”《呻吟语》中又说：“少年人只要想一想，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这就会产生许多悔恨、许多惭愧的汗水，怎么能放过自己呢？”又说：“士君子做人不能进步，只是因为不用心、不用力。他之所以不用心、不用力，只是因为不知惭愧、不肯奋发。能够知惭愧、肯奋发，圣人也是可以达到的。”（均见《修身》）由此看来，他求学时用力勤苦的程度，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所著的书有《四礼翼》《四礼疑》《闺范》《实政录》《呻吟语》《去伪斋文集》。其中《呻吟语》尤其受到世人的称赞。心吾的学说，是从默坐、澄明心境入手的，仍然遵循阳明学派的传统。因此他论述格物时说：“‘格物’二字，是圣学入门的第一要诀。圣经为什么不说努力实行呢？善事应当去做，恶事应当去除，这些谁不知道？然而竟然不做善事、不去除恶行，是因为意念不真诚。意念为什么不真诚？是因为认识得不够深切。认识为什么不够深切？是因为本性没有彻底觉悟。本性一旦透彻，认识自然就深切；认识深切，意念自然就真诚。意念既然真诚，那么喜好善行自然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厌恶恶行自然不会让恶行加于自身。”他又说：“事物之外没有道，道之外没有学。这个‘物’，是上帝降下的本性，是先天纯粹的理。格物，是实际看见它；知至，是实际相信它。”（均见《文集·答孙冢宰论格物书》，文字有所节略。）虽然他认为阳明所说的良知，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把事物的端绪当作根本；又说阳明只看见了‘子’而没有看见‘亥’（均见上书。道家以亥子之间为口诀）。但是，把‘物’看作上帝降下的本性、先天纯粹的理，我没有看出这与阳明所谓的良知有什么不同。尽管如此，心吾与阳明门下的学说，实际上仍有很大的不同。他说：“才能贵在通达，不贵在只专一端；办事贵在熟习，不贵在凭空推测。因此，提问不怕迂回迟缓，考察不怕繁杂，学习不怕长期积累。夏天去寻找狐貉皮衣，冬天去寻找细葛布，却回答说没有，这是优秀商人的耻辱。由此看来，博学、审慎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明白地辨析，并不只是局限在内心和笔墨之间。儒者的急务，也不只是谈论性命、讲说理气。道理可以在心中悟得，但事情却难以只靠心悟得；道理可以贯通为一体，事情却难以完全贯通。宋儒有句话说：‘孔子是生来就知道的圣人；但他说的话也还是通过学习才达到的，这是用来勉励后人的。’我私下对此发笑。人的气质清明，义理就会显著；道与自身合一，就能依循仁义而行，这就是所谓生来具有本性、安然处于本性之中，圣人确实如此。至于一个人生来没有见过泰山，却能描绘泰山的景象；生来没有见过坟典，却能背诵坟典中的事实，圣人能做到吗？古今的事变、名物制度、天地万物、人情事理，即使从儿童时代起就学习，到白头也不能全部穷尽。所以要认识商羊、辨别萍实，必先听过童子的歌谣；要知道防风氏的骨骼、肃慎氏的箭，必先读过夏、周的典籍（这四件事都见于《孔子家语》）。假如拿天下四海的民情风俗、万古以来的因革损益去询问孔子，他也一定不能凭空作答。” 如果想要周全地了解这些，怎么能不学习？由此可知，发愤到忘记吃饭、喜好古代而勤勉求学，未必不涉及历代事务，未必不通晓前人的言论。学习一个月就能有所成效，三年就会有所成就，必定会有经世济民的宏大才略，必定会有谋划长远的策略。至于那一点灵明的心光，只是稍一触发便能彻底贯通，默默运转而不费力，周旋处置没有斧凿加工的痕迹，转变移动具有顷刻之间的奇妙罢了。”（《别邹尔瞻书》。邹尔瞻名元标，号南皋，吉水人。京师首善书院的设立，就是由邹元标与冯从吾号少墟的人倡议的。）他又说：“我们这些人讲学，必须知道所学的究竟是什么。从十五岁起便进入《大学》，所讲的只是圣经中的一章。因为儒者的教门，是把天下国家看作自身的一体；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要端正自身，以治理国家天下。并不是像莘野、磻石只谈耕作和垂钓，阿衡、尚父只讲治理天下那样，把学问分成两截。诸子询问为政，颜渊询问治理国家，什么时候把出仕用世视为忌讳了！看看眼前是什么情形？殷浩以安抚苍生自负（《晋书》），房琯以通晓经国用兵而知名（《唐书》），一旦出仕，仍然造成败局。何况在缓急危难之际，像解决粮食和军队问题这样的艰难事务，像安定边疆、治理黄河这样重大的事务，以及各种类似事情，多得无法一一列举。” 当权办事的人问我，我一概回答不知道；掌握权柄的人任用人才，我一概回答不能。这样可以吗？凭聪明才智，不能应付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临时安排，也不能应对仓促突发的情势。这就是周公、孔子所以一定废寝忘食、日夜不息，一边思考一边学习的原因。”（《答姜养冲》）他又说：“不参与办事，就不知道自己的才干不够。才干会随着所遇事务而增长，见识会因困厄磨炼而精深。坐着空谈的先生，只不过擅长讲道理罢了。”（《呻吟语·品藻》）清儒攻击明儒，说他们的学问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学问，沉溺于心性而遗忘国家。但照先生所说，明儒何尝没有自我争辩过这个问题。不仅先生如此，胡庐山也有这类话。他说：“国家最怕的是畏惧谈论军事，士人最忌讳的是疲于空洞的文章。”（《衡齐·谈言下》）又说：“区区耗尽精力于破旧的纸张，奔走一生，只为了追逐空洞的言论。即使言论充满天下，又有什么实际用处？”（同上）唉！既然这样说了，而天下却不听从，那又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