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韩非　申子慎子附见

译第十二章　韩非　附带论及申子、慎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他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和李斯一起向荀卿学习。韩非口吃，不能用言语游说，却擅长著书。他看到韩国削弱，多次写信劝谏韩王，韩王不能任用他。于是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却用求取人才、任用贤人的办法；反而把浮夸淫靡之人的祸害置于功业实绩之上，宽缓时就宠幸有名誉的人，紧急时就任用披甲戴胄的武士。他认为，所供养的人不是所使用的人，所使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人；正直廉洁的人不容于邪曲之人。他考察过去成败得失的变化，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有人把他的书传到秦国，秦王说：“唉！如果我能见到这个人，同他交游，即使死了也不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所著的书。”秦国于是加紧进攻韩国。韩王起初不用韩非，等到形势危急，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喜欢他，却没有任用他。适逢李斯诬陷他说：“韩非终究会为韩国效力，不会为秦国效力。现在大王不用他，却长期把他留在这里再放他回去，这是自己给自己留下祸患。”秦王相信了这话，把韩非交给司法官吏审治。李斯派人送给韩非毒药，韩非于是自杀。韩非《孤愤》篇说：“有智慧、懂法术的人，和掌握权势的人，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仇敌。” 又说：“拿被疏远的身份同被信任宠爱的人相争，胜算少得不能再少；拿新来的客旅同熟悉的旧人相争，胜算少得不能再少；拿违背君主心意的人同与君主志趣相同的人相争，胜算少得不能再少；拿轻贱的人同尊贵的人相争，胜算少得不能再少；拿一个人的一张嘴同一个国家相争，胜算少得不能再少。法术之士处在这五种必败的形势中，经过多年仍不能得到进见；掌权之人凭借五种必胜的条件，早晚都能独自在君主面前进说。法术之士怎么能不危险呢？”这样看来，韩非的死，他自己早已知道原因了。然而太史公说：“韩非知道游说的困难，所以写作《说难》，书中说得很完备；最终死在秦国，不能使自己脱身。”（《史记·韩非列传》）如果这是讥刺贬低韩非，那又是为什么呢？韩非的书有五十五篇，如今都完整保存。《初见秦》见于《战国策》，被认为是张仪的言辞；《存韩》则完整载录李斯的奏章，也不像韩非所作。怀疑有后人把这些附会进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一　有度 天下的祸患，在于想要治理天下，却厌恶实现治理的方法；厌恶危险，却喜欢导致危险的方法（《奸劫弑臣》原文）。厌恶实现治理的方法，却喜欢导致危险的方法，这是为什么呢？君主的利益在于任用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却获得职事；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便给予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却取得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任用豪杰，使他们发挥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任用私人。（“主利”以下为《孤愤》原文）按照前一种方法行事，就是治理的方法；按照后一种方法行事，就是造成危险的方法。然而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不想没有才能却获得职事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在于安定平静，可是急躁险诈、进谗献媚的人却被任用；四境之内之所以有人听从，在于诚信和德行，可是邪僻机巧、倾覆国家的人却被任用。命令之所以能够施行，威势之所以能够树立，在于恭敬节俭、听从君上，可是隐居山林、逃避世事的人却受到显用；粮仓之所以充实，在于以耕农为根本事务，可是织锦刺绣、雕刻绘画等从事末业的人却富裕；名声之所以成就、土地之所以扩张，在于依靠战士，可是战死者的遗孤却在道路上饥饿乞讨，而优伶、酒徒之类却乘车穿丝；赏赐爵禄，本来是为了竭尽民众的力量，使臣下容易为国死难，可是战胜敌军、攻取土地的人劳苦而得不到赏赐。那些观察卜筮吉凶、以手相和狐蛊之术取媚、在君主面前说顺从话的人，每天都得到赏赐。君主掌握法度和权衡，这是独自掌握生杀大权；可是守持法度、奉行权衡的臣子想以忠诚触犯君上，却不得进见。花言巧语、行奸邪之道以侥幸苟且度日的人，屡屡受到召见。依据法令直言进谏，使名实和刑罚相称，遵循准绳、诛除奸人的人，本来是替君上治理国家的，却反而越来越被疏远；谄媚奉承、顺从君意而满足君主欲望、使国家陷于危险的人，却成为君主亲近熟悉的人。（“社稷”以下为《诡使》原文）按照前一种方法行事，就是治理的方法；按照后一种方法行事，就是造成危险的方法。然而天下做君上的，没有不乐于任用那些急躁险诈、进谗献媚的人的，因为有利于公事的是法，有利于自己的便是私。私，是扰乱法的东西；而制定法令，正是为了废除私。因此说：奉行私道就会混乱，奉行法道就能治理。君上没有这种治道，聪明人就会有私下的言辞，贤能者就会有私下的意图；君上有私下的恩惠，臣下就会有私下的欲望。（“故曰”以下为《诡使》原文）所以韩非说：“国家没有永远强盛，也没有永远衰弱。奉行法令的人强，国家就强；奉行法令的人弱，国家就弱。”（《有度》）又说：“在当今时代，能够去除私心邪曲而遵从公法，百姓就安定，国家就能治理。能够去除私下行为而实行公法，军队就强大，敌人就弱小。”（同上）又说：“明主使用群臣，不让他们在法之外任意游移心意，也不在法之内施加私惠；一举一动都不违背法令，这就是为了遏制并消灭外在的私心。”（同上）高明的工匠眼中自有墨线，然而一定先以圆规和矩尺作为标准。上等的智慧能够迅速处理事务，也一定以先王的德行为比照。因此墨线笔直，弯曲的木材就被砍削；准绳平正，高出的部分就被削平。权衡悬挂起来，重的增加、轻的减少便能辨明；斗斛设置起来，多的增加、少的减少便能辨明。（以上为《有度》原文）法，也就是治理国家的尺度。有人说：荀子说过：“有能治理的人，没有能独自治理的法。法不能独立存在，法类也不能自行运行。”（《荀子·君道》）如今韩非始终只以奉行法令为主张，也和他所承受的学说有所不同。即便如此，荀子不是也说过：“隆重礼义而达到法治，国家就有常规；尊重贤能、任用有才的人，百姓就知道方向；综合议论、公正考察，百姓就不疑惑；奖赏勤勉、惩罚怠惰，百姓就不懈怠；兼听各方意见，使百姓平等，天下就归附。然后明确职分，安排事务，使有才干、有技能的人各得其官，各尽其能，没有不治理得当的，于是公正之道通达，私人门路闭塞；公义明白，私事止息。”（同上）他对于公私、道法之间的关系，是多么谨慎细密啊。而且荀子进入秦国时，称赞秦国的士大夫说：“从自己的家门出来，进入公门；从公门出来，回到自己的家中，没有一件私事。不互相勾结，不结党营私，卓然独立，没有谁不是明达通晓而公正无私的。这是古代的士大夫啊！所以秦国历经四代都有胜绩，并不是侥幸，而是有其必然规律。”（《荀子·强国》）天下难道有上下内外都不知道奉行公事、遵守法令，却能够治理好的国家吗？由此哪里能看出儒家和法家必定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呢？二　二柄

译法令之所以能够施行，靠的是刑和德。杀戮叫作刑，庆贺和赏赐叫作德。这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权柄。运用这两种权柄，不能被君主个人的好恶扰乱，而要以参验来取得信实。什么叫被好恶扰乱？君主表现出厌恶，群臣就隐藏实情；君主表现出喜爱，群臣就虚夸自己的才能。（“君见恶”两句为原文）所以说：“去掉喜好，去掉厌恶，群臣就显露本来面目；群臣显露本来面目，大君就不会被蒙蔽。”（《二柄》）什么叫以参验取得信实？如果人人都在睡觉，盲人就不会被发现；如果人人都沉默，哑人就不会被发现。让他们醒来而使其观看，询问而使其回答，哑人和盲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不听他们说的话，就无法知道没有才术的人；不任用他们本人，就无法知道不肖的人。听取他们的言论并考察是否符合实际，任用他们本人并责求其功效，那么没有才术和不肖的人就会暴露出来。（《六反》原文）所以说：“竭尽思虑，揣度得失，是智者所难；不思考、不忧虑，只拿先前的话来责求后来的功效，是愚者所容易做到的。”（《八说》）不被好恶扰乱，是术；通过参验取得信实，是法。术来自道德，法符合形名。得道德之术，就能以克制自身的方式实行慈爱。所以说：“母亲爱儿子，是父亲的两倍。父亲的命令在儿子身上能够实行，是母亲的十倍。官吏对于百姓没有亲爱之情，但官吏的命令在百姓身上能够实行，却胜过万名父母。父母不断积累爱意，最终使命令无法实行；官吏使用威严，百姓反而听从。严厉和慈爱的策略，哪一种更好，已经可以判定了。”（《六反》）又说：“如今普通人家治理产业，彼此忍受饥寒，彼此督促承受劳苦，即使遭遇战争的灾难和饥荒的祸患，能够穿暖衣、吃美食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彼此怜悯，只给衣食，彼此施惠，只求安逸享乐，一遇天灾饥荒、年成荒歉，嫁妻卖子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所以，法的道路，是眼前艰苦而长久有利；仁的道路，是暂时快乐而最终困穷。圣人权衡轻重，选择最大的利益，所以采用彼此忍耐的法，而舍弃仁人彼此怜悯的做法。”（同上）符合形名，就是根据职任来考察，而不致失当。所以说：“功劳与职事相当，职事与言语相当，就赏赐；功劳与职事不相当，职事与言语不相当，就惩罚。因此群臣说得很大而功劳很小，就要惩罚；这不是因为功劳小而惩罚，而是因为功劳与名义不相当。群臣说得很小而功劳很大，也要惩罚；这不是不喜欢大功劳，而是认为功劳与名义不相当，因为这比有大功劳的危害还严重，所以要惩罚。”（《二柄》）因此，明主治理国家，就使守法的人多，使犯罪者承担重刑。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行礼义、谦辞退让，是保全自身的方法；修养德行、收敛才智，是成就事业的道路。如今先生建立法术，设置法度和制度，我私下认为这对自身很危险、对身体很不利。凭什么可以证明呢？”韩非说：“治理天下的权柄、整齐百姓的法度，实在很难处置。然而，之所以废弃先生的教诲，而实行我这个卑贱之臣所取的办法，我私下认为，建立法术、设置法度和制度，正是使百姓获利、使众庶便利的道路。因此不顾虑昏乱的君主、昏暗的君上所造成的祸患，而一定设法使百姓获得利益，这是仁德和智慧的行为；顾虑昏乱的君主、昏暗的君上所造成的祸患，逃避死亡的灾害，只知道保全自身，却看不见百姓的利益，这是贪婪鄙陋的行为。我不敢采取贪婪鄙陋的行为，也不敢损害仁德智慧的行为。”（以上为《问田》）由此看来，司马迁说韩非“惨礅少恩”（见《列传》），难道符合事实吗！不过，韩非说过：“父母对于子女，生下男孩就相互庆贺，生下女孩就把她杀掉。这两个孩子都是从父母怀中出生的，然而男孩受到庆贺、女孩却被杀掉，是因为考虑到将来便利和长远利益。因此父母对待子女，尚且以计算利害的心情相待，何况没有父子恩泽关系的人呢？” （《六反》）又说：“做君主却非常信任自己的儿子，奸臣就能利用儿子来成就自己的私利，所以李兑做赵王的傅，竟使主父饥饿而死。做君主却非常信任自己的妻子，奸臣就能利用妻子来成就自己的私利，所以优施做丽姬的傅，杀死申生而拥立奚齐。连妻子的亲近和儿子的亲情尚且不能信任，那么其余的人就没有可以信任的了。”（《备内》）韩非违背上天的恩惠、伤害人的伦理，他的话也实在太过分了！三　五蠹 不能准备美食，却劝饥饿的人吃饭，并不算能够使饥饿者活下来；不能开垦荒地、生产粮食，却借贷、施舍、赏赐，并不算能够使百姓富裕。懂得毛嫱、西施的美貌，对于改变自己的容貌没有益处；使用油脂、香泽、粉、黛，反而会比原来的面貌加倍美化。（《显学》原文）所以韩非说：“明主办理实际事务，去除无用之事。”（《显学》）又说：“力量多，别人就来朝见；力量少，就要向别人朝见，所以明君致力于增强力量。”（同上）又说：“国家的强大和治理，不能向外部求取，根源在于内部政治。”（《五蠹》）然而，天下有必定不会灭亡的方法，也有必定导致灭亡的事情。必定不会灭亡的方法是什么？他说：“明确法令禁令，使赏罚必定实行；竭尽土地的力量，使积蓄增多；使百姓甘愿为国死难，使城池守备坚固。天下取得它的土地，所得利益就少；攻打它的国家，所受损伤就大。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没有谁敢在坚固城池之下自行困顿，使强敌有机会削弱它。这就是必定不会灭亡的方法。”（同上）必定导致灭亡的事情是什么？他说：“那些从事学术的人，就称道先王之道，借仁义之名，盛大自己的仪容服饰，修饰辩说，以迷惑当世的法令，使君主的心产生二心。那些善于言谈的人，就替人设置欺诈之计，借助外部力量来成就自己的私利，却丢弃国家的利益。那些佩带剑的人，就聚集徒众，树立节操，以显扬自己的名声，却触犯五官所掌管的禁令。那些奔走游说的人，就聚积在私人门下，耗尽财货和贿赂，利用权贵人物的请托，排斥有战功的人的劳苦。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百姓，就制造粗劣破旧的器物，聚集不实用的财物，积蓄货物以等待时机，从中取得像农夫一样的利益。这五类人，是国家的蛀虫。不除掉这五类蛀虫，不供养耿直方正的士人，那么即使天下存在已经破亡的国家、已经削弱灭亡的朝廷，也不必感到奇怪。”（同上）况且在韩非所处的时代，儒者用文辞扰乱法令，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士人和百姓在国内放纵任性，而善于言谈的人则在国外借势。因而群臣谈论对外事务，不是参与合纵连横的党派，就是出于私人仇怨的忠诚，借助别国力量。事情成功了，就凭借权势长期保持显贵；事情失败了，就带着财富退居自处。七国都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是弊病达到极点了。想用宽缓的政策治理处在急迫时代的百姓，就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却驾驭烈马，这是不明智造成的祸患。因此古人有谚语说：治理政事就像洗头，即使会丢掉一些头发，也一定要洗。（以上都采用原文意）既然如此，韩非抛弃先王，退去仁义，而崇尚严刑峻法，难道不是讨论当时世道的实际情况，并为此作准备吗！

译（“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并非韩非原话，见《五蠹》）或者韩非说：“况且当世那些愚昧的学者，都不知道国家治乱的实际情形，只会杂乱地多诵先古的书，以扰乱当世的治理。他们的智虑不足以避开陷阱和井坑，却又妄自非难有治国方法的人。”（《奸劫弑臣》）又说：“如今的学者都称道书册中的赞颂之语，却不考察当世的实际事务。”（《六反》）又说：“如今学者的言论，不致力于根本的生产事业，却喜好末业，懂得用空虚的圣人之说来取悦百姓。”（《八说》）学习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所说的一定合乎道理，所做的事情一定切合事务，智慧足以应对当时的变化，并且有益于人的国家。所以荀子也说：“凡是实行的事情，有益于道理的，就确立它；无益于道理的，就废弃它，这叫作合宜的事情。凡是认知和言说，有益于道理的，就采用它；无益于道理的，就舍弃它，这叫作合宜的言说。”（《儒效》）又说：“大概取法先王的形式，却只足以扰乱世道；把错误的学说和杂乱的主张混在一起，搬出先王来欺骗愚人，以求得衣食，这就是世俗的儒者。”（同上）照韩非所说的情况看，这些人也不过是世俗的儒者罢了。即使诵读先王的书，但如果是治理世道所要抛弃的东西，那么韩非因为它没有用而加以摒弃，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世人有时因此说韩非和儒者为仇，这只能说明他们不能了解韩非。四　难势 在韩非之前，有慎到，是赵国人。《汉志》中也把他列在法家。但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五篇。慎子说：“贤能的人却被不肖者压制，是因为权势轻、地位低；不肖的人却能够使贤能者服从，是因为权势重、地位尊。我由此知道，权势和地位值得依靠，而贤能和智慧不值得仰慕。”韩非回答说：“权势这个东西，名称相同而变化却有无数种。尧、舜生来处在君位，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这是权势造成治理；桀、纣也生来处在君位，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这是权势造成混乱。所以说，权势有利于治理，天下就不可扰乱；权势造成混乱，天下就无法治理。这是自然形成的权势，不是人能够设置的。抛弃矫正弯木的工具，去掉度量衡的数值，即使让奚仲来造车，也不能制成一个车轮。没有庆赏的鼓励、刑罚的威势，放弃权势而废弃法令，即使尧、舜挨家挨户劝说、人人逐一辨析，也不能治理三家。因此，掌握法令、处在权势上，国家就能治理；背弃法令、去掉权势，国家就会混乱。像我所说的，是说人能够设置的东西；像我所说的，是说人能够取得的权势，仅此而已。”（以上都见《难势》）慎子的主张，把权势和法分开；韩子的主张，则把权势寄托在法上。正因为慎子把权势和法分开，所以可以这样诘难他说：“权势并不能保证一定任用贤能的人而不任用不肖的人。贤能的人使用权势，天下就治理；不肖的人使用权势，天下就混乱。人的性情中，贤能者少而不肖者多。若凭借威势的便利，帮助乱世中的不肖之人，那么用权势扰乱天下的情况就多，用权势治理天下的情况就少。”（同上）正因为韩子把权势寄托在法上，所以可以这样回答说：“我所说的权势，是指中等的情形。中等，就是上不能达到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良马配坚固的车，每行五十里设置一个驿站。让中等水平的车夫来驾驭它，追赶快速、到达远方，是能够做到的；即使一天行千里，也可以达到。况且尧、舜、桀、纣，千年才出现一个。废弃权势、背弃法令，等待尧、舜出现，尧、舜来了才治理，这是千世混乱而一世治理；掌握法令、处在权势上，却等待桀、纣出现，桀、纣来了才混乱，这是千世治理而一世混乱。千世治理而一世混乱，与一世治理而千世混乱相比，就像骑着骏马和劣马分道奔驰一样，彼此相距也是很远的。”（同上）慎到和韩非同属法家，但韩非的论说更加周密。而且慎到说：“法令即使不完善，仍然胜过没有法令，因为这样可以使人心统一。用投钩的办法来分配财物，用投策的办法来分配马匹，并不是因为钩和策本身公平，而是使得到好东西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到好东西，使得到坏东西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到坏东西。这就是用来堵塞人们愿望的方法。”（《慎子》）然而法的作用，难道只是堵塞人的愿望而已吗！那么庄子嘲笑慎到，也认为慎到的治道不是活人的行为，而是死人的道理，确实是应当的。（见《庄子·天下》篇） 五　定法 世上谈论刑名之学的人，总是说申不害和韩非。申不害辅佐韩昭侯，和商鞅相继出现，大约比韩非早一百多年。《汉志》中有《申子》六篇，如今已经散佚。虽然有时能在其他书中看到它的片段，却无法窥见全貌。然而韩非说：“申不害讲术，公孙鞅实行法。所谓术，是根据才能任命官职，按照名分考核实际，掌握生杀大权，考察群臣能力的方法；所谓法，是把法令明确写在官府中，使刑罚必定落实于百姓，赏赐取决于谨慎守法，惩罚施加给违犯法令的人。”（《定法》）然而只有术而没有法，与只有法而没有术，都各有不可行之处。所以说：“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国家。晋国旧有的法令还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令又产生了；先君的命令还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下达了。申不害不能专一地掌握法令，不能统一法令制度，因而奸邪就多。利益在旧法和前令一边，就引导人遵从它；利益在新法和后令一边，就引导人遵从它。若利益在新旧法令之间相反，前后命令彼此抵触，那么即使申不害让昭侯使用术十次，奸臣仍然能够曲解他的言辞。因此，凭借强大的万辆兵车之韩国，维持了十七年，却不能成为霸王，虽然君上使用了术，但法令在官府中没有得到勤勉修治，这就是祸患。”

译公孙鞅治理秦国时，设置告发连坐之法，责求告发者必须说出实际情况；把居民按什伍编制起来，使他们共同承担罪责。奖赏丰厚而且守信，刑罚严厉而且必定执行。因此秦民竭力劳作而不休息，追击敌人即使危险也不退却。所以秦国富足而军队强大。然而，秦国没有办法察知奸邪，于是这种富强反而只是资助了臣下。孝公、商君死后，惠王即位，秦法还没有败坏，张仪却借秦国的力量为韩国效命。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又借秦国的力量为周室效命。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过韩国、魏国向东进攻齐国。五年下来，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于是只造成了穰侯陶邑的封地。应侯攻打韩国，八年后，形成了应侯汝南的封地。从此以后，凡是利用秦国力量的人，都属于应侯、穰侯这一类。所以，战胜了，大臣就尊贵；土地增加了，私人的封邑就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君主没有办法在上面察知奸邪。商君即使十次修饰他的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秦国的资力。因此，凭借强秦的资力达数十年，却不能达到帝王之业，正是因为法令虽在官府中反复修饰，君主在上面却没有察知奸邪的方法。以上同书又说：“申不害没有完全掌握术，商鞅也没有完全掌握法。申不害说：‘治理政事不要越过官职的权限，即使知道，也不要说出来。’治理政事不越过官职权限，可以说是恪守职守；知道了却不说，这就叫作过错。” 君主凭借全国人的眼睛来观察，所以没有什么看不清的；凭借全国人的耳朵来听，所以没有什么听不明的。如今知道了却不说，那么君主还怎么能借助众人的力量呢？商君的法令说：“砍下一颗首级的人，爵位升一级；想做官的，就任五十石的官。砍下两颗首级的人，爵位升两级；想做官的，就任百石的官。”官职、爵位的升迁，和斩首的功劳相称。现在如果有法令说：“斩首的人任命为医官或工匠。”那么房屋造不成，疾病也不会停止。工匠所凭借的是手艺灵巧，医者所凭借的是调配药物；如果把斩首的功劳用来授予这些职位，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称。如今治理官府事务，所需要的是智慧才能；而斩首，是勇力所能做到的。用勇力所能做到的功劳，来担任需要智慧才能的官职，这就等于把斩首的功劳用来任命医者或工匠。以上同书所说。韩非没有向荀卿学习，但《显学》篇论述儒家、墨家的流别非常清楚；又有《解老》《喻老》两篇著作。他对于法家这一流派，如商鞅、申不害、慎到之类，也都取用他们的长处，补救他们的不足。所以我说，法家到了韩非，才达到极致并集其大成；儒、道、名、墨四家，也到了韩非这里而熔冶为一炉。至于韩非，也确实是有才华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