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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史藏中国哲学史六

第五章 墨子 附宋钘

史藏 · 史评 · 已译 · 第 14–16 段

第五章 墨子 附宋钘墨子名翟。一曰宋人,一曰鲁人。其生略后于孔子。《吕览》谓墨子学于史角之后,而《淮南·要略》则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者巨子有禽滑釐,世称其受业于子夏。则儒之于墨,其学时有出入,盖可推而知也。《汉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存者仅五十三篇。一 兼爱墨家之言兼爱,犹儒家之言仁也。然仁者由亲以及疏,其间自有差等,故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者不然,曰:“爱无差等,施由亲始。”(见《孟子》墨者夷之之言)故儒者多非之。然其说亦自有故,墨子曰:“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同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而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而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而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兼爱上》)盖深原当时祸乱之本,思惟兼爱可以治之。庄子所谓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也。(语见《庄子·天下》篇)夫鸡癕豕零,时相为帝。儒墨之道,各有其宜。故昌黎欲兼用孔、墨以为治,(《昌黎集·读墨子》)正不得因孟子之距之而废其说也。二 非攻兼爱见墨家之仁,非攻见墨家之义。墨子以救乱而言兼爱,即以兼爱而唱非攻,道固然也。其言曰:“今有一人,人入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人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人入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且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孟子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又曰:“善战者服上刑。”盖自春秋以至战国,攻战之祸亟矣。然则墨子之言,又恶得而已乎!

译第五章 墨子 附宋钘 墨子名翟。有人说他是宋国人,有人说他是鲁国人。他出生的年代大略晚于孔子。《吕氏春秋》说墨子向史角的后人学习,而《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习儒者的学业,接受孔子的学说。他认为儒家的礼仪繁琐而不能使人愉悦,厚葬浪费财物而使百姓贫困,长期服丧损伤生命而妨害事务,所以背离周代的道路而采用夏代的政法。”墨家有位巨子禽滑釐,世人都说他曾受业于子夏。由此可见,儒家与墨家之间,他们的学说有时相互出入,大概可以推知。《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十三篇。一 兼爱 墨家的兼爱学说,就像儒家所说的仁一样。然而,仁是从亲近亲人推及疏远的人,其中自然有亲疏等差,所以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墨家却不是这样,说:“爱没有差等,但施行爱要从亲人开始。”见《孟子》中墨者夷之的话。因此儒者大多非难墨家。但墨家的说法也有它自己的根据。墨子说:“把治理天下作为事业的圣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治理它;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治理它。这就像医生治疗人的疾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从哪里产生,才能治疗它;不知道疾病从哪里产生,就不能治疗它。治理混乱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治理它;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治理它。圣人把治理天下作为事业,就不能不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应当考察混乱究竟从哪里产生,起因是不相爱。臣下和子女不孝敬君主和父亲,这就是所谓的混乱。儿子只爱自己,不爱父亲,所以损害父亲而使自己获利;弟弟只爱自己,不爱兄长,所以损害兄长而使自己获利;臣下只爱自己,不爱君主,所以损害君主而使自己获利。这就是所谓的混乱。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主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所说的混乱。父亲只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而使自己获利;兄长只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而使自己获利;君主只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而使自己获利。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互不相爱。即使天下的盗贼也是这样。盗贼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偷窃别人的家来使自己的家获利;强盗爱惜自己的身体,不爱惜别人的身体,所以伤害别人的身体来使自己的身体获利。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互不相爱。即使大夫相互扰乱对方的家,诸侯相互攻打对方的国家,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护自己的家,不爱护别人的家,所以扰乱别人的家来使自己的家获利;诸侯各自爱护自己的国家,不爱护别人的国家,所以攻打别人的国家来使自己的国家获利。天下各种混乱的事情,全部不过如此。考察这些事情是从哪里产生的,都是由于互不相爱。假如天下人都彼此兼爱,爱别人如同爱自己,还会有不孝的人吗?把父亲、兄长和君主看得如同自己一样,怎么还会施行不孝呢?把弟弟、子女和臣下看得如同自己一样,怎么还会施行不慈呢?这样,不孝不慈就没有了,还会有盗贼吗?把别人的家看得如同自己的家一样,谁还会去偷窃?把别人的身体看得如同自己的身体一样,谁还会去伤害别人?这样盗贼就没有了,还会有大夫相互扰乱对方的家、诸侯相互攻打对方的国家吗?把别人的家看得如同自己的家一样,谁还会去扰乱呢?” 把别人的国家看得如同自己的国家一样,谁还会去攻打呢?这样,大夫相互扰乱对方的家、诸侯相互攻打对方的国家,就都不存在了。假如天下人都彼此兼爱,国家与国家之间不相互攻打,家族与家族之间不相互扰乱,盗贼不再存在,君臣父子都能做到孝与慈,像这样,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圣人把治理天下作为事业,怎么能不禁止相互憎恶而劝勉人们相爱呢?因此,天下人彼此相爱就会治理好,彼此憎恶就会混乱。所以墨子说:不能不劝勉人们爱护别人,原因就在这里。”见《兼爱上》。墨子大概深究当时祸乱的根源,认为兼爱可以用来治理祸乱。庄子所说的“用绳墨自我矫正,以应对世间的急难”,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见《庄子·天下》篇。鸡癕、豕零,各个时代有时会被尊为帝王。儒家和墨家的道路,各有适宜之处。所以韩愈想兼用孔子、墨子的学说来治理国家,见《昌黎集·读墨子》,正不能因为孟子排斥墨家,就废弃墨子的学说。二 非攻 兼爱体现了墨家的仁,非攻体现了墨家的义。墨子为了拯救混乱而提出兼爱,也正因为兼爱而倡导非攻,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他说:“现在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果园,偷窃桃李。众人听说后就非难他,执政者抓到他就处罚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抢夺别人的狗、猪、鸡、猪仔,他的不义比进入别人的果园偷窃桃李更加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他的不仁更加严重,罪行也更加深重。至于进入别人的马厩,夺取别人的马和牛,他的不义又比抢夺别人的狗、猪、鸡、猪仔更加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如果损害别人更多,他的不仁就更加严重,罪行也更加深重。至于杀害无辜的人,剥取他的衣服皮裘,拿走他的戈和剑,他的不义又比进入别人的马厩夺取马牛更加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损害别人更多;如果损害别人更多,他的不仁就更加严重,罪行也更加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并非难他,把这种行为称为不义。如今到了大规模攻打别的国家,却不知道非难,反而跟着称赞,把它说成义。这可以说是知道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杀一个人,把它说成不义,就必然有一项应处死的罪。按照这个道理推下去,杀十个人,就是十重不义,必然有十项应处死的罪。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重不义,必然有一百项应处死的罪。在这种情况下,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并非难它,把它说成不义。如今到了大规模进行不义的攻国之战,却不知道非难,反而跟着称赞,把它说成义。实在是不知道它是不义啊!所以把他们的话记录下来留给后世。假如知道它是不义,又为什么还要记录这种不义的言论留给后世呢?现在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少量看到黑色就说是黑色,看到更多黑色却说是白色,那么就可以由此知道这个人分不清黑白。少量尝到苦味就说苦,尝到更多苦味却说甜,那么就一定可以由此知道这个人分不清甘苦。如今小的不义行为,他知道并非难;大的不义行为,即攻打别国,却不知道非难,反而跟着称赞,说是义。这可以说是知道义与不义的区别吗?由此可知,天下的君子在辨别义与不义的问题上是混乱的。”见《非攻上》。况且孔子说:“善人治理一个国家一百年,也就可以战胜残暴、消除杀戮了。”孟子说:“为争夺城池而交战,杀人杀得满城都是;为争夺土地而交战,杀人杀得遍野都是。”又说:“好战的人应受最重的刑罚。”大概从春秋直到战国,攻伐战争造成的祸害已经非常严重了。既然如此,墨子的话又怎么能停止不谈呢?

墨子非攻,而未尝不主严守备。其言曰:“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耆攻之。”(《节葬下》)故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而解之。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而墨子之守圉有余。楚于是乃不敢攻宋。(见《公输》篇)今观其《备城门》、《备高临》诸篇,虽多不可晓,然亦以见墨子之非攻不专恃口舌,必其有不可攻之具,足以待人之攻,而后攻战之事可免。以视空言和平者,固有间矣。三 节用攻战何自起乎?起于争。争起于不足。故无术以弭不足之患,攻战即未可止也。此墨子所以言节用也。其言曰:“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车轮鞼匏(同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曰:“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节用上》)以节用,故不得不非乐,不得不薄葬。而其自处也,则以裘褐为衣,以跂跻为服,日夜不休,务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不足为墨。”(见《庄子·天下》篇)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知用而不知文,墨子之所以异于儒也。(又《荀子·富国》篇言“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一节,宜参看)

四 天志庄子之论墨子也,曰:“其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天下》篇)夫人之不能不有亲疏厚薄也,性也。今墨子曰:“视人之室,若己之室;视人之国,若己之国。”则亲疏厚薄之伦失矣。人之不能不有哀乐也,亦性也。今墨子曰:“生不歌,死不服。”(见《庄子·天下》篇,即非乐节葬)则哀乐之情失矣。故以人之性言之,则墨子之道未可必行也。墨子非不知之也,故推之于天志,申之以鬼神之赏罚,曰:“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兼爱上》)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兼爱中》,有节文)曰:“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而总之曰:“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圆之别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仪法。”(以上《兼爱下》)此可见墨子之意也。以言天志,则不得不尚同,不非命。盖命之说行,即鬼神无以为赏罚。同之义不立,即天无以范群伦。是故墨子之道,兼爱其本也。下欲以必兼爱之行,则非攻、节用、节葬、非乐。上欲以坚兼爱之信,则尚贤、尚同、明鬼、非命。近人不察,以为墨子尊天鬼,有宗教之意。然吾观《天志》、《明鬼》诸篇,所陈盖甚肤浅。其于天人之故,曾不如儒、道两家之言为能尽其精微。以此为宗教,取其貌而不原其实,未为真知墨子者也。

译墨子反对攻伐,却从来没有不主张严格加强防守。他说:“凡是大国不攻打小国的原因,是小国积蓄的物资多,城郭修整坚固,上下协调和睦,所以大国不愿意攻打它。小国没有积蓄,城郭不修整,上下不协调和睦,所以大国就喜欢攻打它。”见《节葬下》。因此,公输盘替楚国制造攻打宋国的云梯器械已经完成,将要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从鲁国出发,撕破衣裳包住双脚,日夜不停,走了十天十夜才到郢,见到公输盘并使他停止攻宋。墨子解下衣带当作城墙,用木片当作器械。公输盘九次设置攻城的机变,墨子九次抵挡住他;公输盘的攻城器械用尽了,而墨子的防守方法还有余力。楚国于是就不敢攻打宋国。见《公输》篇。如今考察《备城门》《备高临》等篇,虽然其中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但也可以看出,墨子反对攻伐并不只是依靠口舌,而是一定要有使别人无法攻破的器具,足以抵御敌人的进攻,然后才能避免攻战之事。与那些只说空话主张和平的人相比,当然有所不同。三 节用 攻战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争夺;争夺产生于物资不足。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消除物资不足的祸患,攻战就还不能停止。这就是墨子主张节用的原因。他说:“古代圣王制定了节约财用的法则。规定天下各类百工,如车轮工、鞼匏(同‘鞄’)工、陶工、冶工、梓人、木匠,都各自从事自己所擅长的工作。规定凡是足以供给百姓使用的就停止制造,凡是增加费用却不能增加百姓利益的,圣王就不做。”见《节用中》。又说:“制作衣服皮裘是为了什么?冬天用来抵御寒冷,夏天用来抵御暑热。凡是制作衣裳的原则,冬天能增加温暖、夏天能增加清凉的就保留,不能增加的就去掉。建造宫室是为了什么?冬天用来抵御风寒,夏天用来抵御暑气和雨水;能够增加防盗防贼坚固程度的就保留,不能增加的就去掉。制作铠甲、盾牌和五种兵器是为了什么?用来抵御敌寇、祸乱和盗贼。如果有敌寇、祸乱和盗贼,有铠甲、盾牌和五种兵器就能取胜,没有就不能取胜。所以圣人制作铠甲、盾牌和五种兵器。凡是制作铠甲、盾牌和五种兵器,能够增加轻便性、增强锋利性、使其坚固而难以折断的就保留,不能增加这些性能的就去掉。制作舟船和车辆是为了什么?车辆用来行走于山陵陆地,舟船用来行走于河流山谷,以便流通四方的利益。凡是制作舟船和车辆,能够增加轻便性、提高效用的就保留,不能增加的就去掉。” 凡是制作这些器物,都必须因为确实有用而制作,不能没有增加实际用途却仍然制作。因此,使用财物不会浪费,百姓也不会过度劳苦,由此兴办的有利事业就多了。”见《节用上》。由于主张节用,所以不能不反对音乐,不能不主张薄葬。至于他自己的生活,则穿粗布衣服,穿着跷足而行的鞋,日夜不停,务必把使自己受苦作为最高准则。他说:“不能做到这样,就不足以称为墨者。”见《庄子·天下》篇。荀子说:“墨子被实际功用遮蔽了,只知道功用而不知道文饰。”见《荀子·解蔽》。知道功用而不知道文饰,这就是墨子不同于儒家的地方。(另外,《荀子·富国》篇中说:“墨子的言论明明白白是在为天下忧虑物资不足;但物资不足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只是墨子个人过分忧虑、错误筹划罢了。”这一节也应参看。) 四 天志 庄子评论墨子说:“他的学说过于简陋,违背天下人的本性,天下人无法承受。”(《天下》篇)人不能不有所亲疏、厚薄,这是人的本性。如今墨子说:“看待别人的房屋,要像看待自己的房屋一样;看待别人的国家,要像看待自己的国家一样。”这样,亲疏厚薄的伦常关系就丧失了。人不能不有哀乐之情,这也是人的本性。如今墨子说:“活着不唱歌,死了不服丧。”(见《庄子·天下》篇,即反对音乐、节省丧葬)这样,哀乐的感情就丧失了。所以从人的本性来说,墨子的学说未必能够实行。墨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把它推说为天志,又用鬼神的赏罚来申明,说:“上天希望人们彼此相爱、彼此使对方获利,不希望人们彼此憎恶、彼此伤害。顺从天意的人,彼此兼相爱、交相利,一定得到奖赏;违背天意的人,彼此区别对待、相互憎恶、相互伤害,一定受到惩罚。”(《兼爱上》)又说:“如今天下想要实行仁义的君子,就不能不考察义从哪里产生。那么,义从哪里产生?义不可能出自愚昧而卑贱的人,一定出自尊贵而聪明的人。那么谁是尊贵的,谁是聪明的?回答说:天是最尊贵的,天是最聪明的,仅此而已。” “这样说来,义果然是从天产生的。”(《兼爱中》,有删节)又说:“顺从天意的,是兼爱;违背天意的,是区别对待。实行兼爱的原则,义就是正;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力量就是正。”总括起来说:“墨子确立天志,把它作为准则和法式,就像制车轮的人有圆规,木匠有矩尺一样。现在制车轮的人使用圆规,木匠使用矩尺,凭此就能知道方和圆的区别。因此,墨子确立天志,把它作为准则和法式。”(以上见《兼爱下》)由此可以看出墨子的思想。既然说天志,就不能不主张尚同,不能不反对宿命。因为宿命论流行,鬼神便没有办法施行赏罚;尚同的原则不能确立,上天便无法规范各种伦常。所以,墨子的学说以兼爱为根本。下层希望通过实行兼爱来达到目的,于是主张非攻、节用、节葬、非乐;上层希望坚定人们对兼爱的信念,于是主张尚贤、尚同、明鬼、非命。近代人没有考察清楚,认为墨子尊崇上天和鬼神,具有宗教思想。然而我考察《天志》《明鬼》等篇,其中所陈述的内容大都十分浅薄。至于天与人的关系,也远不如儒家、道家两家的学说那样能够穷尽其中的精微。把这看作宗教,只取其外表而不探究其实际,并不是真正了解墨子。

五 墨经《庄子·天下》篇谓:“墨子之后,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南方之墨者与相里勤之弟子对文,故以属下为是,旧连上读误),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而晋鲁胜《墨辨注序》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同形)名显于世。”近人因此,遂谓惠施、公孙龙皆墨学之支流。然观《庄子·天下》篇言:“桓团、公孙龙,辨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言:“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辨。”皆与墨者分别言之。庄子与惠子游,惠子之死,庄子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见《庄子·徐无鬼》)使惠子之学果出于墨子,庄子必有言及之者。今庄子不言,则鲁胜所谓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者,特以二子之说与《墨经》多相似,遂为揣测之词,未足为信也。《墨经》有上下篇,各有《说》,共四篇。近世勘校《墨经》者有多家,要仍多错脱不可考。且以非墨家宗旨所在,故不复详述焉。(别有《名家不出于别墨论》,见后)荀子以墨子、宋钘并言,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僈,无也),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同悬,殊也,别也)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非十二子》篇)今宋钘之书已佚(《汉志》小说家,有《宋子》十八篇,而隋、唐《志》皆不著目,则其佚已久),其散见各家者,但曰:“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曰:“以情欲寡浅为内,以禁攻寝兵为外。”(《庄子·天下》篇。《荀子·正论》亦同此,并从而辩之,宜参看)其所谓“僈差等,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者,更不可详考。然《庄子·逍遥游》称:“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荣子即钘。(《韩非·显学》言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故知荣子即钘也)意其人必有等视贵贱,非名与分所得而羁絷者。故荀子言然欤?抑宋钘言禁攻寝兵,虽与墨子同,而其所以为禁攻寝兵之说者,则与墨子异。墨子非攻,本之天志。宋钘禁攻寝兵,本之人心。故庄子道宋钘之术,首称:“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从郭校。胹,软也)合驩,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天下》篇)“置之以为主”者,置心以为主也。(旧注谓请得若此之人立以为物主,误)是故使人不斗,先之以见侮之不辱;救世之战,先之以人之情欲寡。见侮不辱,以心言也;人情欲寡,亦以心言也。惟心不以侮为辱,故无所用斗矣;惟心欲寡而不欲多,故无所用争矣。是则宋钘之说也。而世或以墨翟、宋钘并主寝兵,遂据《荀子》之言,归之一派。则亦未原其立说之异也。

译五 墨经 《庄子·天下》篇说:“墨子之后,有相里勤的弟子五侯一类的人,南方的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一派的人(南方的墨者与相里勤的弟子在文中相对而言,所以把‘属’放在下句是正确的,旧注把它与上句连读,是错误的),都诵读《墨经》。但他们相互背离、诡异不同,彼此称为别墨。他们以坚白、同异的辨析相互诋毁,以奇偶不相同的言辞相互应答。他们把巨子当作圣人,都愿意为他主持丧事,希望成为他的后继者。直到今天仍没有定论。”晋代鲁胜《墨辨注序》说:“墨子著书,作《辩经》来确立名与实的根本。惠施、公孙龙继承并阐述了他的学说,凭辨正形名而闻名于世。”近代人因此认为惠施、公孙龙都是墨学的支流。然而考察《庄子·天下》篇,其中说:“桓团、公孙龙,是辩者一派,粉饰人的内心,改变人的意志,能够在口头上胜过别人,却不能使别人内心信服。”又说:“惠施每天都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别人辩论。”这些话都把他们同墨者分别论述。庄子曾与惠子交游,惠子死后,庄子说:“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可以用来与之辩难的人了。”(见《庄子·徐无鬼》)假如惠子的学说果真出自墨子,庄子一定会提到这一点。如今庄子没有这样说,那么鲁胜所谓惠施、公孙龙继承墨子学说,不过是因为二人的言论同《墨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作出的推测,不能作为可信的根据。《墨经》分为上、下两篇,各篇都有《说》,共四篇。近代校勘《墨经》的学者有很多家,但书中仍有许多错漏脱文,无法考察。况且它并不是墨家宗旨所在,所以不再详细叙述。(另有《名家不出于别墨论》,见后文) 荀子把墨子和宋钘放在一起评论,说:“他们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权衡标准。推崇功用,崇尚俭约,却抹杀等级差别(‘僈’,意为没有),甚至容不下辨别差异的说法,悬置(‘县’同‘悬’,意为殊异、区别)君臣关系。然而他们坚持这些主张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言论也自成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墨翟、宋钘。”(《非十二子》篇)如今宋钘的书已经亡佚(《汉志》列于小说家,有《宋子》十八篇;但隋、唐《志》都不再著录,说明它亡佚已经很久),散见于各家著作中的话,只说:“受到侮辱而不以为耻,救助百姓停止争斗;禁止攻伐,停止战争,拯救世人的战争。”又说:“以内在情欲少而浅为内在原则,以禁止攻伐、停止战争为外在原则。”(《庄子·天下》篇。《荀子·正论》也有相同的话,并且加以辩驳,应该参看)至于他所谓“抹杀等级差别,不能容纳辨别差异,悬置君臣关系”,更无法详细考察。然而《庄子·逍遥游》称:“宋荣子即使受到全天下的赞誉,也不会更加奋勉;即使受到全天下的非难,也不会更加沮丧。”荣子就是宋钘。(《韩非·显学》说宋荣子的主张是设置不争斗,不随从仇敌,不以身陷牢狱为羞,受到侮辱而不以为辱。所以知道荣子就是宋钘。)由此推想,此人一定是平等看待贵贱,不受名声和身份所拘束。因此荀子才这样说吗?还是说,宋钘主张禁止攻伐、停止战争,虽然与墨子相同,但他提出这种主张的根据却与墨子不同。墨子反对攻伐,是以天志为根本;宋钘禁止攻伐、停止战争,是以人的内心为根本。所以庄子论述宋钘的学说时,首先称道:“说明内心所能容纳的内容,把它命名为心的运行;用柔和来调和欢悦,使天下协调。请把这种心置于主导地位。”(《天下》篇)所谓“把它置于主导地位”,就是把内心置于主导地位。(旧注说是请得到这样的人,立他为万物之主,是错误的)因此,要使人不争斗,先从受到侮辱而不以为辱做起;要拯救世人的战争,先从使人的情欲减少做起。受到侮辱而不以为辱,是从内心说的;人的情欲少,也是从内心说的。只有内心不把侮辱当作羞辱,所以没有必要争斗;只有内心欲望少而不想增多,所以没有必要争夺。这就是宋钘的学说。然而世人有时因为墨翟、宋钘都主张停止战争,就依据《荀子》的话,把他们归为同一派。这也是没有探究他们立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