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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史藏中国哲学史六十九

第十五章 曾文正公

史藏 · 史评 · 已译 · 第 186–187 段

第十五章 曾文正公自汉学之盛,力攻程、朱,以辨物析名为能,而视躬行实践迂缪无当于世用,于是浮薄之士,乐其无所拘碍,哗然和之。然而士习日偷,上者徒勤破碎之功,下者转便空疏之遁。一时贤达,遂欲和会汉、宋,矫其敝风。其尤著者,则湘乡曾文正公国藩是也。文正公当咸丰洪、杨之乱,以礼部侍郎在籍督办团练,创立湘军。十余年间,崎岖戎马,卒成清室中兴之业。官至大学士,爵为毅勇侯。言清史者,或矜其功烈,或称其文章。而不知其论学之余风,盖支持清末数十年之气运。虽无崭然特出之诣,然皇皇学问,终身以之。近百年来,其知名于世者,亦一人而已。文正学问宗旨,大略见其所为《圣哲画像》一记。曰:“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有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文集》)而《致刘孟容书》(孟容名蓉,亦湘乡人。官至陕西巡抚)《覆夏弢甫书》(弢甫名炘,安徽当涂人。著有《述朱质疑》等书)亦皆反复此意(并见《书札》),盖欲兼综汉、宋之长,以成文实并茂之学,故不欲左袒以附一哄也。然不独于汉、宋之争然,于程朱、陆王之争亦然。文正尝从唐镜海问学,镜海著《学案小识》尊程、朱而排陆、王,而文正则曰:“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源;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当湖谓陆清献),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当湖学派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复颍州夏教授书》见《书札》。有节文。夏教授,即弢甫也)此其视镜海拘墟之见,相去何如矣。又吾观《文正日记》有曰:“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又曰:“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曰:“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合众冶于一炉,纳百川于一海,文正之得成其为广大者,岂不在是欤!当时称文正门下,才学之士,靡所不揽。呜呼!平时治学,临事用人,固有其途径相合者矣。文正于文极服膺桐城姚姬传鼐,故《圣哲画像记赞》称顾、秦、姚、王。顾则顾亭林,秦则无锡秦文恭公蕙田,王则高邮王念孙父子也。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义理,宋学当之;考据,汉学当之。而文正则谓:“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见《日记》)文正尝论颜习斋、李恕谷之学,颇讥其忍嗜欲,苦筋骨,力勤见迹,至比之于许行之并耕(见《文集·书<学案小识>后》)。然论学不以义理、考据为足,而别列经济一目,此则有似于颜、李者矣。文正言治不尚高论,故其《复贺耦庚书》(耦庚名长龄,湖南善化人,仕至云贵总督。《文正日记》言“经济之学,吾从事者二书: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经世文编》即耦庚所辑也)惟云:“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名核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书札》)然《原才》有曰:“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

译第十五章 曾文正公 自从汉学兴盛以来,竭力攻击程、朱之学,把辨析事物、剖析名理当作才能,却认为亲身实行、付诸实践迂腐荒谬,对现实用处不大。于是轻浮浅薄的士人乐于不受约束,喧嚣着附和。然而士人的风气日益偷薄,上等的人只是徒然勤于支离破碎的功夫,下等的人则转而借空疏来逃避。一时的贤达于是想调和会通汉学、宋学,纠正这种弊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湘乡曾文正公国藩。文正公处在咸丰年间洪秀全、杨秀清之乱时,以礼部侍郎身份在籍督办团练,创建湘军。十多年间,他奔波于艰苦的军旅之中,最终成就了清室中兴的事业。官至大学士,爵封毅勇侯。谈论清史的人,有的夸耀他的功勋,有的称赞他的文章,却不知道他关于学问的余风,大概支撑了清末几十年的气运。虽然没有卓然特出的造诣,但他一生始终以宏大的学问为事业。近百年来,在世间有如此声名的,也只有他一人罢了。文正的学问宗旨,大略见于他所作的《圣哲画像记》。他说:‘自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认为他们上承孔子、孟子的传授。后来有君主、宰相、师儒,诚心遵守这种说法,没有谁改变它。乾隆年间,博大儒雅之士相继兴起,在训诂方面广博辨析,超过了前代贤人。他们另立标帜,号称汉学。排斥有宋五子的学术,认为不应让它独自尊贵;而笃信五子的人也排斥汉学,认为它支离破碎、损害圣道。双方争执不休,没有停止。我看五子立论,其中大的方面多合于洙泗之学,怎么可以非议呢!他们解释各部经书,偶有不恰当之处,本来就应当取近世的经说来辅助,又怎么能排斥众家的言论而使自己狭隘呢?’(《文集》)而《致刘孟容书》(孟容名蓉,也是湘乡人,官至陕西巡抚)和《覆夏弢甫书》(弢甫名炘,安徽当涂人,著有《述朱质疑》等书)也都反复申说这个意思(均见《书札》),大概是想兼收汉学、宋学的长处,形成文章和实际都很完美的学问,所以不愿偏袒一方去附和一时的喧嚣。不仅对于汉学、宋学之争如此,对于程朱与陆王之争也是如此。文正曾向唐镜海请教治学,镜海著有《学案小识》,尊崇程、朱而排斥陆、王;但文正说:‘朱子以道问学为主,何曾不洞察本源;陆子以尊德性为主,何曾不切实验证践履。姚江学派尊奉陆九渊,当湖学派尊奉朱熹(当湖指陆清献),但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当湖学派极其纯正,象山、姚江也都是江河长流、不可废弃的支流。’(《复颍州夏教授书》,见《书札》,有节文。夏教授就是弢甫。)由此可见,他同镜海那种拘泥狭隘的见解,相差多么悬殊。又我看《文正日记》中有这样的话:‘用庄子的道理自我怡悦,用荀子的道理自我克制,这大概可以成为听闻大道的君子吧!’又说:‘以禹、墨的勤劳节俭,兼有老、庄的清静虚无,这样大概在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上,两方面都能得到。’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高的造诣。他们之所以比不上孔子,是因为这个人在某方面达到极致,那个方面便有独特的缺失。这也如同伯夷、惠施比不上孔子一样。如果心志能够像老、庄那样虚静,修身能够像墨翟那样勤俭,治理百姓能够像管仲、商鞅那样严整,同时又以不自以为是的心态持守这些原则,就应当削减各家的偏失,补足各家的缺陷。这样,诸子都可以作为老师,不可抛弃。’把众多冶炼材料合在一炉,把百川汇入一海,文正能够成就其博大,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当时被称为文正门下的人才学之士,没有不被延揽的。唉!平时研究学问,遇事任用人才,本来就有相互契合的途径。文正在文章方面极其敬服桐城姚姬传鼐,所以《圣哲画像记赞》称举顾、秦、姚、王。顾就是顾亭林,秦就是无锡秦文恭公蕙田,王就是高邮王念孙父子。姬传说,求学的道路有三种:一是义理,二是词章,三是考据。义理由宋学承担,考据由汉学承担。文正却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就是《宋史》所谓的道学,在孔门属于德行一科;词章之学,在孔门属于言语一科;经济之学,在孔门属于政事一科;考据之学,就是当今所谓的汉学,在孔门属于文学一科。这四者缺一不可。’(见《日记》)文正曾评论颜习斋、李恕谷的学问,很讥讽他们克制嗜好欲望、使筋骨劳苦、努力勤奋而只留下外在痕迹,甚至把他们同许行的并耕相比(见《文集·书〈学案小识〉后》)。然而,他论学不认为义理、考据已经足够,而另列经济一项,这一点却又同颜、李相似。文正说治理政事不崇尚高深空论,所以他在《复贺耦庚书》(耦庚名长龄,湖南善化人,官至云贵总督。《文正日记》说:‘经济之学,我所研习的是两部书:一部是《会典》,一部是《皇朝经世文编》。《经世文编》就是耦庚编纂的。’)只说:‘今天谈治理方法,没有比综合名目、核查实际更好的;今天谈学术,没有比取法于笃实实践履行的人更好的。事物发展到穷尽就会发生变化,拯救浮华没有比崇尚质朴更好的。积习玩忽之后,要用猛烈的力量振作它,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吧!’(《书札》)然而《原才》中说:‘百姓的生存状态是,平庸软弱的人到处都是。有一两个贤能而且聪明的人,众人就奉他们为君长而听从命令。越聪明的人,奉他为君长的人就越多。这一两个人的心趋向义,众人就跟着他们趋向义;这一两个人的心趋向利,众人就跟着他们趋向利。众人所趋向的地方,就是形势归附的地方。即使有强大力量,也没有谁敢于违逆它。所以说:扰动万物的,没有比风更迅疾的。

风俗之于人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文集》)而《箴言书院记》亦曰:“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鰌(同蹴)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同上)推天下治乱之原由于风俗,而风俗之成由于一二人。言若迂阔,然而振古至今,殆未有能脱此者也。夫识者察于儿先,众人虑于事后。弊之未极,识者论之,而众人不为意也;患之既见,众人知之,而识者无可为也。殆其弥缝补苴,精竭力穷,机运幸以渐转,局势幸以初定,而旷日持久,蒙其祸者,已不知几何人矣。此吾所以念文正之言,未尝不为之发愤太息者也。文正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卒于同治十一年。年六十二。所为诗文、奏议、书札、日记及《经史百家杂钞》等,门下士辑而刻之,名曰《曾文正公全集》。

译风俗对于人心,开始时非常细微,最终却会发展到无法抵御。(《文集》)《箴言书院记》也说:“由一两个人传播开来,直到通都大邑,逐渐流传、逐渐扩大而形成风俗。风这种东西,控制它时好像并不存在,踢它时又好像很容易使它倒伏。等到风俗已经形成,能够摧毁大树、拔起大屋,一有行动便万里响应,即使竭尽天和人的力量,也没有谁能够抵挡它。”(同上)由此推论,天下治乱的根源在于风俗,而风俗的形成又始于一两个人。这话听起来似乎迂远空泛,然而从古至今,大概还没有谁能够脱离这个道理。识见深远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察觉,众人却要等事情发生以后才思虑。弊端尚未发展到极点时,识见深远的人已经加以议论,但众人并不在意;祸患已经显现时,众人都知道了,识见深远的人却已经无能为力。等到他们大概只能东拼西补、勉强弥缝,精力耗尽、力量用尽,时运幸而逐渐转变,局势幸而开始稳定,而事情又拖延长久,受到它祸害的人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这就是我想到文正的话时,没有一次不因此愤懑长叹的原因。文正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卒于同治十一年,享年六十二岁。他所作的诗文、奏议、书札、日记以及《经史百家杂钞》等,由门下士辑录刊刻,名为《曾文正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