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顾泾阳 高景逸
第三十章 顾泾阳 高景逸自王学之盛，而立会讲学，遂成风尚。然但及身心，不与政事也。讲学而兼议国政，主持请议，以左右一世，卒之以党祸与国相终始，则东林实倡之。东林者，顾泾阳、高景逸为之魁。泾阳名宪成，字叔明。景逸名攀龙，字存之。皆常之无锡人。邑旧有东林书院，宋杨龟山先生讲学处也，已废为僧舍。顾、高请于当道，葺而复之，会吴越士友，讲习其中。东林之名，盖由于此。泾阳中万历(神宗)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吏部。以忤阁臣王锡爵，谪判桂阳。已，司理处、泉二州，课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时赵南星主计典，尽黜诸宵小，不胜政府之忌，降调去。泾阳请与并罢，不报。迁文选司郎中。而进退人才，益与政府相牴牾。遂以会推冢宰阁臣事，削籍归。三十六年，以南京光禄寺少卿召，不起。四十年卒。年六十三。卒后十五年，魏忠贤大戮东林党人。泾阳亦以御史石三畏言夺官。崇祯初，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所著有《泾皋藏稿》、《小心斋札记》、《大学通考》、《还经录》、《证性编》等。景逸较幼于泾阳。万历十七年进士，出赵南星之门。授行人。以铨阁龃龉，上疏论之。谪揭阳尉。越二年，假差归。自是林居，垂三十年。天启(熹宗)初，语光禄寺丞，晋少卿，转太常，又转大理。叠疏指摘贵戚郑氏，及旧辅方从哲。方、郑之党惧，因群以东林为言，思以中之。既讲学之禁起，讲学诸臣邹元标、冯从吾皆去位。景逸请移疾，不允。明年，乞差还里。四年，起刑部右侍郎，迁左都御史。会副都杨涟疏论魏阉二十四大罪，而景逸又发御史崔呈秀贪秽状。呈秀遂合群小，附魏阉，以倾正类。既矫诏杀杨涟等，又尽毁天下书院。东林亦熸焉。六年，缇骑逮缪昌期、周顺昌等，时景逸已先罢归，知不免，缮遗表投池水死。年六十五。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所著有《遗书》、《周易易简》、《春秋孔义》等。且两先生之在当时，摘发奸宄，一无假藉，未尝无疑其犹落于意气者。然观遭窜逐以至于死，皆泰然处之，而曾不丝毫动于其中，则岂意气所能为哉！景逸有云：“气节而不学问者有之，未有学问而不气节者。若学问而不气节，为世教之害不浅。”(《遗书·会语》)呜呼！意气气节之乱久矣。自非知学之士，其孰能辨之。两先生皆深斥阳明无善无恶之论。泾阳曰：“管东溟(东溟名志道，字登之。太仓人。与泾阳同时)曰：‘凡说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于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窃谓无善无恶四字当之。何者？见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见以为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个混。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缘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迁改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圆融者便而趋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任情为率性，以随俗袭非为中庸，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枉寻直尺为舍其身济天下，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安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心者矣。由前之说，何善非恶？由后之说，何恶非善？是故欲就而诘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问，彼其所握之机缄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复作，竟奈之何哉！”(《小心斋札记》)景逸曰：“阳明先生所谓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所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则是以善属之意也。其所谓善，第曰善念云尔。所谓无善，第曰无念云尔。吾以善为性，彼以善为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静以上，彼以善自吾性感动而后也。故曰非吾所谓性善之善也。吾所谓善，元也。万物之所资始而资生也，乌得而无之？故无善之说，不足以乱性，而足以乱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万之而万行，万物不二者也。天下无无念之心，患其不一于善耳。一于善，即性也。今不念于善，而念于无。无，亦念也。
译第三十章 顾泾阳 高景逸 自从王学兴盛以后，建立会讲、讲学的风气便形成了。然而当时的讲学只涉及身心，不参与政事。讲学同时议论国政，主持请求议政，以此影响整个时代，最终又与党争祸乱相始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东林首先倡导的。东林的首领，是顾泾阳和高景逸。泾阳名宪成，字叔明；景逸名攀龙，字存之。他们都是常州府无锡县人。无锡县旧有东林书院，是宋代杨龟山先生讲学的地方，后来已经废弃，改作僧舍。顾宪成、高攀龙向当地官员请求，修缮并恢复书院，集合吴越一带的士人朋友，在其中讲学研习。东林之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泾阳在万历（神宗）八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调任吏部。因为违逆阁臣王锡爵，被贬为桂阳判官。后来任处州、泉州司理，考核成绩第一，升任吏部考功主事。当时赵南星掌管铨选事务，把众多小人全部罢黜，不能被政府所容忌，于是被降职调任。泾阳请求与赵南星一同罢职，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升任文选司郎中。但他在人才的升降进退方面，越发与政府相冲突。最终因为会推冢宰时涉及阁臣一事，被削除官籍，回到家乡。万历三十六年，以南京光禄寺少卿的身份被征召，他没有应召。四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他去世十五年后，魏忠贤大肆杀戮东林党人。泾阳也因御史石三畏的进言而被夺去官职。崇祯初年，追赠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著有《泾皋藏稿》《小心斋札记》《大学通考》《还经录》《证性编》等。景逸比泾阳年轻。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出自赵南星门下。授任行人。因为对铨选与内阁的矛盾上疏论述此事，被贬为揭阳尉。过了两年，借着差事回到故乡。从此隐居乡里，将近三十年。天启（熹宗）初年，授光禄寺丞，晋升少卿，转任太常寺，又转任大理寺。他多次上疏指责贵戚郑氏以及前任辅臣方从哲。方从哲、郑氏的党羽感到害怕，于是群起以东林为借口，企图陷害他。讲学禁令兴起后，讲学诸臣邹元标、冯从吾都离开了职位。景逸请求以疾病为由离职，没有获准。第二年，请求借差事回乡。天启四年，起用为刑部右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当时副都御史杨涟上疏论列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而景逸又揭发御史崔呈秀贪污不法的情况。崔呈秀于是联合一群小人，依附魏忠贤，以倾覆正直之士。魏忠贤一党矫诏杀害杨涟等人之后，又把天下的书院全部毁掉。东林也因此衰败了。天启六年，缇骑逮捕缪昌期、周顺昌等人。当时景逸已经先行罢职回乡，知道自己也难免一死，便写好遗表，投水自尽。享年六十五岁。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号忠宪。著有《遗书》《周易易简》《春秋孔义》等。况且，两位先生在当时揭发奸邪，没有丝毫假借，不能说没有人怀疑他们仍然落入意气用事。然而看他们遭到放逐，直到死亡，都泰然处之，内心从未因此有丝毫动摇，这难道是意气所能做到的吗？景逸说过：“有气节而没有学问的人是有的，但从来没有有学问而没有气节的人。如果有学问而没有气节，对世道人心的危害就不浅。”（《遗书·会语》）唉！把意气与气节混为一谈，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懂得学问的人，谁能辨别其中的区别呢？两位先生都深切批评阳明“无善无恶”的学说。泾阳说：“管东溟（东溟名志道，字登之，太仓人，与泾阳同时）说：‘凡是不正当的学说而能长久流传于世的，一定是迎合了小人的私心，同时又可以依附于君子的大道。’我私下认为，‘无善无恶’四个字正符合这种情况。为什么呢？有人认为心的本体原本就是无善无恶，这样一来，最终便成为一片空无；有人认为无善无恶只是说心不执着于有，但归根到底又会成为一片混沌。空无，就会把一切都看作解脱，再没有挂碍。高明的人进入其中而感到喜悦，于是就会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把仁义看作束缚，把礼法看作粪土，把日常生活看作尘缘，把操守持守看作执著，把随事反省察看当作追逐外境，把争辩、悔过、改过看作轮回，把由下学而上达看作落入等级，把磨炼节操、砥砺品行、独立而无所畏惧看作意气用事。混沌，就会把一切都含糊对待，再没有选择取舍。圆融的人认为这样方便，便趋向于它，于是就会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把任凭情欲看作顺应本性，把随俗而沿袭错误看作中庸，把暗中逢迎世俗看作与万物一体，把委曲求全、以曲折手段达到目的看作舍弃自身以救济天下，把曲意迁就看作没有什么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把狂放不羁看作不追求名声，把临危时苟且求安看作圣人无死地，把愚钝而不知羞耻看作不为外物所动。” 按照前一种说法，还有什么善不是恶呢？按照后一种说法，还有什么恶不是善呢？所以，如果想接近它、诘问它，它所占据的立场极高，往上可以依附君子的大道；如果置之不问，它所掌握的窍门又极其灵活，往下可以迎合小人的私心。即使孔子、孟子再世，究竟又能把它怎么样呢？”（《小心斋札记》）景逸说：“阳明先生所谓的‘善’，不是性善意义上的善。为什么呢？他所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就是把善归属于意。他所谓的善，只是说善念；所谓的无善，只是说没有念头。我把善看作本性，他把善看作念头；我把善看作人生处于寂静状态以前本来具有的东西，他把善看作我的本性受到感动之后才产生的东西。所以说，这不是我所说的性善之善。我所说的善，是元始之善，是万物凭借它开始、凭借它生长的根本，怎么可以说它不存在呢？因此，无善的说法不足以扰乱本性，却足以扰乱教化。善只有一个。统一它，就是一个元始；把它落实到万物，就是万种行迹；万物各不相同而又同一本源。天下没有完全没有念头的心，只怕心不能专一于善。专一于善，就是本性。现在不把念头放在善上，却把念头放在无上；无，也是一个念头。”
若曰患其著焉，著于善，著于无，一著也。著善则拘，著无则荡。拘与荡之患，倍蓰无算。故圣人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则有善而无著。今惧其著，至夷善于恶而无之，人遂将视善如恶而去之，大乱之道也。故曰足以乱教。古之圣贤曰止善、曰明善、曰择善、曰积善，盖恳恳焉。今以无之一字扫而空之，非不教为善也。既无之矣，又使为之，是无食而使食也。”(《方本庵性善绎序》，有节文。本庵名学渐。桐城人)夫自四无之说出，一时江右诸贤，出于阳明门下者，如罗念庵、邹东廓(守益)、聂双江，皆尝辨之。而若东廓记青原赠处，且谓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与龙溪《天泉证道记》不合。抑且其言出于绪山，非阳明之教矣(见《东廓集》)。然而穷无善无恶之流弊，言之切而辨之明，殆未有过于两先生者。两先生之学，皆以格物为重。而景逸指阳明于朱子格物，未尝涉其藩。(《答方本庵书》)又谓：“谈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虚灵之用，多为情识，而非天则之自然。吾辈格物，格至善也。以善为宗，不以知为宗。”(《语录》)凡此皆针对致知之学而发。然泾阳有言：“吃紧只在识性。识得时，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识不得时，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总与自性无干。”(《小心斋札记》)景逸亦言：“凡人之所谓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系缚在念上，故本体不现。一切放下，令心与念离，便可见性。”(《示学者》)曰识性、曰见性，则终不能脱王学面目。况景逸《三时记》自叙为学次第，至一念缠绵，斩然遂绝，忽如百斤担子顿然落地，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更分明是禅家悟彻光景。以此而攻阳明攻禅，毋亦所谓阴用之而阳距之者耶！
译如果说担心的是执着，那么执着于善、执着于无，都是执着。执着于善会拘束，执着于无会放荡；拘束和放荡的祸患，成倍增加，无法计算。因此圣人的教导，必定使人通过格物来认识事物。事物被认识清楚，善就会彰明，于是虽有善却不执着于善。如今害怕人执着，竟至于把善与恶同样抹平而归于无，人在此后便会把善看成恶而加以摒弃，这是导致大乱的道路。所以说，这足以扰乱教化。古代圣贤说止于至善、明辨善、选择善、积累善，都是恳切不已。现在却用一个‘无’字把这些全都扫除一空，并不是不教人行善；但既然已经说善不存在，又让人去行善，这就像没有食物却让人进食一样。”（《方本庵性善绎序》，文字有所节略。本庵名学渐，桐城人。）自从“四无”的学说出现后，一时江右诸贤中出自阳明门下的罗念庵、邹东廓（守益）、聂双江，都曾加以辨析。至于东廓记述在青原赠别之处，还说“至善无恶的是心，有善有恶的是意”，这与龙溪《天泉证道记》的说法不合；而且这句话出自绪山，并不是阳明的教说（见《东廓集》）。然而，要论述“无善无恶”流传后的弊病，说得切实、辨得明白，大概还没有超过两位先生的。两位先生的学说，都把格物看得很重。但景逸指出，阳明对于朱子的格物学说，从来没有进入它的门径。（《答方本庵书》）他又说：“谈论良知的人，认为致知不在格物。因此，虚灵之心的作用，多成为情感和见识，而不是天理法则的自然流行。我们这些人讲格物，是格到至善；以善为根本，不以知为根本。”（《语录》）这些话都是针对致知之学而发的。然而泾阳说：“最紧要的只在于认识本性。认识本性时，不思考、不勉强是顺着本性而行；思考、勉强是修养道。不能认识本性时，不思考、不勉强就是遗忘，思考、勉强就是人为助力。总之都与自身本性无关。”（《小心斋札记》）景逸也说：“凡人所谓心，只是念头罢了。人的心日夜被束缚在念头上，所以心的本体不能显现。把一切放下，使心与念头分离，就可以看见本性。”（《示学者》）既然说认识本性、看见本性，终究不能摆脱王学的面貌。何况景逸在《三时记》中叙述自己的求学次第，说到一念缠绵时，毅然斩断，忽然像百斤重担一下子落地，又像电光一闪，身体内外都通透明亮。这更分明是禅家彻悟的境界。用这种学说来攻击阳明、攻击禅学，难道不也是所谓暗中采用它、表面上却排斥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