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牟融

译第八章　魏伯阳 魏伯阳撰写《参同契》，隋、唐两代的史志都没有记载这部书的书名。只有晋代葛稚川葛洪的《神仙传》说：“魏伯阳是上虞人。通晓诗歌和音律，文辞丰富博洽。他修炼真性、涵养志意，依据《周易》撰写《参同契》。桓帝时把它传授给同郡人淳于叔通。”等等。考察《汉书·艺文志》，道家与神仙家本来分为两类：道家列在诸子之中，神仙家则列在方技之中。然而考察《后汉书·方技传》，其中说：“自汉武帝以来，颇为喜好方术。天下怀抱、夹持道术才能的人，没有不背着书策、击掌相庆，顺应风气而来的。”所以廖扶因父亲获罪于羌人而被郡里逮捕，按法律下狱而死，服丧期满后感叹说：“老子有话说：‘名声和生命哪个更亲近？’我难道是为了名声吗？”于是断绝了在世间求取功名的念头，专心研究经典。折像通晓京氏《易》，喜好黄老之言；等到他的父亲折国去世后，他感受到财物藏得越多、损失就越大的道理，便散发金帛财产，周济亲疏各方。有人劝阻他，折像说：“财物盈满所带来的祸患，是道家所忌讳的。我这样做是为了逃避祸患，并不是为了躲避财富。”这两人都是方术之士，却都像这样一开口就称说老子，可见道家与神仙家的结合已经很久了。班固在叙述神仙家时说：“神仙之术，是用来保全生命的本真，而不向外界有所求取的。” “姑且用它来疏散情意、平和心境，使人处于把生死看作同一的境界，胸中没有恐惧忧惧。然而有些人专门把这件事当作事业，于是荒诞欺骗人的怪异迂曲文字越来越多。这不是圣王用来施教的方法。”汉末时期，像张陵、于吉、左慈这一类人，他们的行迹极其怪异。而且张陵传授的天官章本有一千二百篇，更是通达事理、具有常识的人难以相信的。然而像《参同契》这样的书，揭示性命的奥秘，指示修炼养生的要领，难道不正是孟坚班固所说的“疏散情意、平和心境，使人处于同生死的境界，胸中没有恐惧忧惧”吗？至于那些形象化的语言、譬喻性的说法，《参同契》的文字已经明确向人说明了。书中说：“露出枝条，隐藏根本；借用各种名称作寄托，掩盖错综复杂的众多文辞。”大概因为道理难以直接说明，不得不借助物象来作主要说明。愚昧的人不知道根据文辞去揣摩作者的本意，有时就流于房中术、炉火术一类的邪见。这是读者自己的误解，不应把罪责归给魏君魏伯阳。宋代张平叔张伯端撰写《悟真篇》说：“淳于叔通接受魏伯阳的学问，留下了万古流传的丹经之王。”后世道家谈论修炼的人，大概没有不以《参同契》为根本的。这怎么可以不加以论述呢？《参同》虽然以《易》为根本，但有些地方不同于《易》。《易》上面讲天道，下面陈述人事，无论幽明、大小，没有不包括的。所以说：“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曲折成就万物而不遗漏。”（《系辞》）《参同》则专门以阴阳消长的道理，阐明长生久视的道理。所以说：“将要养护性命，延长寿命，推迟寿命的终期。审慎思考事情的后果，再考虑它的先因。”又说：“从前的圣贤，胸怀玄妙之道，抱守真性。含藏精气，养护精神，使德性通达三光。津液充足，腠理致密，筋骨达到坚强。各种邪气都被排除，正气长久存在。”这大概是因为《易》说：“圣人创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规律。”（《说卦》）于是便取黄老、神仙之书，附会在《易》上来作解释。这同西汉京房一类人用《易》讲占验，大概都是《易》的一种表现。还不只是这样。《契》中引用《关雎》的诗：“关关鸣叫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沙洲。美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紧接着又说：“雄鸟不独处，雌鸟不孤居。玄武龟蛇，盘曲交缠、相互扶持。用此说明雌雄，最终应当彼此依赖。” 把《诗经》中的男女，合并为《易》中的阴阳，又把它们共同作为性情、魂魄的比喻。自古以来谈论《诗》《易》的人，没有像这样说的。然而，谈阴阳还算是《易》道本来就有的内容，却又把五行杂糅进去。它说：“于是水定火，这是五行的开端。”又说：“五行相互克制，轮流成为父母。”又说：“金水相合之处，木火作为伴侣。”又说：“三种事物合为一家，都归于戊己。”（戊己，就是土。）这些言辞本来就隐晦，又加以交错混杂，意思就更加难以理解了。不过，《庄子·外物》篇说：“木和火相互摩擦就会燃烧，金和火相互接触就会熔化。阴阳交错运行，天地就大为震动，于是有雷有霆。水中有火，竟能焚烧大槐树。有很大的忧患使两者都陷入困境，却无处逃避，螴蜳（司马彪读作‘忡融’，意为不安定）不能成功。心仿佛悬在天地之间，忧闷而沉滞。利害相互摩擦，产生的火非常多。众人焚烧了和气。月亮本来就不能胜过火，于是就颓然，道路穷尽。”以水、火、金、木取作寓意来说明道理，来源本来就很久远了。概括其大意，不过是希望阴阳各自安守其位，同时以相互补济为作用。由此推论，那么它虽然文辞多次变化，却也并非始终不能理解。《契》说：“文辞简约，容易思考；事情简省，不繁复。分列出它的条目，考察事实就可以看出。”难道也确实是这样吗？《参同》一书，不仅在谈阴阳、水火方面与《庄子》相同，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与《庄子》相同的内容。比如说：“依据义来设置刑罚，按照仁来施行恩德；违背它的人凶险，顺从它的人吉利。”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以刑为体，以德为循”（《大宗师》）。又说：“阴阳是法度，魂魄所居之处。阳神是日魂，阴神是月魄。魂和魄，彼此互为居室。性主管内，在内部建立鄞鄂；情主管外，在外部筑成城郭。城郭完整，人物才会安定。”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外在的闭塞不能繁杂地抓取，应当从内部加以关闭；内在的闭塞不能缪乱地抓取，应当从外部加以关闭”（《庚桑楚》）。又说：“在内养护自己，安静而虚无。追溯本源，隐藏而显明；从内部照察形体。”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心宇宽泰而安定的人，会由天光显发；由天光显发的人，人们可以看见他的本真”（同上）。又说：“万物如果没有阴阳，就违背天道、背弃本元。母鸡没有公鸡自行下蛋，孵出的雏鸟不能完整。”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只有雌鸟而没有雄鸟，又怎么会有卵呢”（《应帝王》）。其中文辞尤其明白易懂的，是说：“纤微如芥子之处稍有不正，悔恨和忧患就会成为祸害。”

译又说：“推究情而合于性，使它们转而彼此相与。”又说：“知道什么是白，却守住黑，神明自然会到来。”又说：“神气充满室内，没有什么能够留住它。守住它的人昌盛，失去它的人灭亡。”这不仅是老子、庄子归根复命的宗旨，也是儒家存心养性的道理。所以朱子作《参同考异》（托名空同道士邹訢），概括其要旨说：“阳就是专心注意运行，阴就是放任精神处于幽静寂寥之中。”阴阳就是药物，运行和冥寂就是火候。金丹的大道，不过如此。那么，神仙家、儒家和道家之间，难道就没有相互契合的地方吗！第九章　牟融 康成汇集儒术的成就，伯阳开创丹经的祖统。当时又有一个牟融，以佛教向天下倡导。牟融是苍梧人（汉代有两个牟融，其中一人在明帝时任司空，是北海安丘人，《后汉书》有传；谢无量《哲学史》认为是同一个人，实在是考察失误）。灵帝末年，天下动乱，他带着母亲到交趾避世，后来又回到苍梧。太守听说他学问自守，便拜访并请他署理属吏。牟融因天下动乱，没有做官的意愿，于是没有接受。后来州牧又以处士身份征召他，牟融再次称病不起。恰逢州牧的弟弟任豫章太守，被中郎将笮融杀死。州牧派骑都尉刘彦率兵前往，担心外界怀疑，军队不能通行，便请牟融出面，让他前往零陵、桂阳，借道打通道路。牟融答应了。但他的母亲患病去世，于是最终没有成行。牟融想到自己因为善于辩说通达，常常被任命出使；而当时世道扰乱，并不是显露自己的时候。于是抛开人世事务，专心致志于佛道。由于世俗之人多有非难佛教的，于是撰写《理惑论》三十九篇。文中说：“最美的滋味不合众人的口味，最大的乐声不符合众人的耳朵。韩非凭借管窥般的见识，诽谤尧舜；接舆以微小的见识，讥刺孔子。这些都是沉溺于小处而忽视大处的人。我没有理解佛经的时候，虽然诵读五经，却只是把它们当作华美的文饰，没有成为实际的收获。我看到佛经的教说以后，守持恬淡的本性，观察无为的行为。回头再看世间事务，就像站在天井边俯视溪谷，登上嵩山、泰山看见小土堆一样。五经好比五味，佛道好比五谷。我自从听闻佛道以来，就像拨开云雾看见白日，像火炬进入黑暗的房屋。”他之所以赞美、推崇佛道，大体就是这样。考察佛教，从西汉末年起已经传入中国。到明帝派郎中蔡愔等人向西方求取经书和佛像，迎接摄摩腾、竺法兰一同住在白马寺，翻译从西域得到的《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经书，中土才有了佛经译本。《释氏稽古略》（元代僧人觉岸撰）说：“从永平到建安，共翻译经书二百九十三部。”而献帝时，笮融在丹阳大规模建造浮屠，督促人诵经，聚会的人多达五千人。由此可见，汉末佛教十分盛行。然而，引用中国贤圣的话来阐明西方传来的觉悟之王的教法，实在是从牟融开始的。所以梁代僧人僧祐撰写《弘明集》时，把牟融的《理惑论》列在篇首。现在看僧祐的《后序》，其中说：“世俗之人对觉悟之海感到疑惑惊骇，惊讶它如同银河一样。一是怀疑佛经的说法迂曲荒诞，内容宏大却没有凭据。二是怀疑人死之后精神也随之消灭，不存在三世。三是怀疑从未见过真正的佛，因而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四是怀疑古代没有佛法教化，佛教是到汉代才近世出现的。五是怀疑佛教存在于戎狄之地，教化不适合华夏风俗。六是怀疑汉魏时期佛法微弱，到晋代才兴盛。由于这六种疑惑，信心无法建立。”《理惑论》本来就是为了消除这六种疑惑而写的。牟融虽然专心于佛教，却也兼通儒家、道家各家的学说。《理惑论》说：“牟子既已研习经传和诸子之书，无论书大书小，没有不喜爱的。虽然不喜欢兵法，但也读过。”又说：“同时研习《老子》五千言。”所以他阐述佛法并为佛法辨明道理时，多借用经传和道德之书中的文句。《理惑论》第二十七篇说：“有人问：‘您说佛经像江海那样广大，文辞像锦绣那样华美。为什么不以佛经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又引用《诗》《书》，把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说成相同呢？’牟子说：‘口渴的人不一定要到江海边饮水，饥饿的人不一定要等到敖仓才吃饱。道是为有智慧的人设置的，辩说是为通达的人而通行的。书是传给能够明白的人看的，事情是向有见识的人说明的。我认为您知道其中的意思，所以引用相应的事情。如果要讲佛经的话，谈论无为的要旨，就好比对盲人讲五种颜色，对聋人演奏五种乐声。’”第二十篇说：“有人问：‘如果佛经深奥美妙而华丽，您为什么不在朝廷谈论它，向君主和父亲讲说它，在内室中修习它，和朋友交往时运用它？为什么还要学习经传、诵读诸子之书呢？’牟子说：‘您还没有通达它的源头，却来询问它的支流。把俎豆陈设在营垒门前，把旌旗树立在朝堂上，穿着狐裘来应和蕤宾之律，披着葛布来抵御黄钟之律，并不是不华美；只是放错了地方，也不合适当时的时机。所以拿孔子的学说进入商鞅的门下，带着孟轲的学说前往苏秦、张仪的庭院，功劳没有半分，过错却有丈尺之多。老子说：‘上等士人听到道，勤勉地实行它；中等士人听到道，似乎记得又似乎忘记；下等士人听到道，大肆嘲笑它。’（以上引自《老子》）我害怕遭到大笑，所以不去谈论它。口渴了不一定要等到江河才饮水，井水泉水难道有什么不能使人喝饱的吗？所以我又研习经传。’”第七篇说：“有人问：‘您既然沉溺于《诗》《书》，喜爱礼乐，为什么又喜欢佛道、喜爱异术？难道它们能超过经传、美过圣人的事业吗？’牟子说：‘书籍不一定非要是孔丘的话，药物不一定非要是扁鹊的方剂。符合义理的就听从，能够治病的就是良药。君子广泛采取各种善行，以辅助自身。子贡说：孔子哪里有固定的老师呢（见《论语》）？尧曾向尹寿学习，舜曾向务成学习，周公旦曾向吕望学习，孔丘曾向老聃学习。这四位老师虽然都是圣人，但同佛相比，仍如白鹿之比麒麟、燕鸟之比凤凰。尧、舜、周公、孔子尚且都向佛学习，何况佛身具足种种美好相貌，变化没有一定之方，怎么能舍弃而不学习呢？’”由此看来，牟融尊崇佛教而贬低孔子、老子，显然非常清楚。然而，把方内与方外的言论合在一起，调和或出仕或退处的道理，后来三教和同的说法，牟融确实已经开了先端。

译佛教的学说与中土最大的不同，首先在于它对生死的说法。道家谈论生死的说法很多，但不过是说：“有生而不生，有死而不死。”（《列子》）又说：“生并不是所生，死并不是所死。”（《杨朱》）又说：“使生命产生的并不生，杀死生命的并不死。”（《庄子》）这些都只是从道理上说，并没有明确指出生死往来的踪迹，仿佛是可以具体考察的事情。而佛教则把生死看作轮回，超出轮回，便没有生死。《四十二章经》说：“沙门通常奉行二百五十条戒律，进退举止清净，实行四真道，成为阿罗汉。阿罗汉能够飞行变化，寿命经历旷远劫数，居住时能够震动天地。其次是阿那含。阿那含死后，灵神上升到第十九天，证得阿罗汉。其次是斯陀含。斯陀含死后再上一世、返回一世，就能证得阿罗汉。其次是须陀洹。须陀洹经历七死七生，便能证得阿罗汉。”又认为轮回的根源在于爱欲。说：“人被妻子和住宅系缚，比被牢狱拘禁更严重。牢狱还有释放的期限，妻子却没有可以远离的念头。感情贪爱美色，哪里会害怕奔走劳苦？即使有虎口般的祸患，心里还甘愿承受，投入泥中自行沉溺。所以说：凡夫能够透过这一关，就是出尘的罗汉。”又说：“爱欲断绝的人，就像四肢断了，再也不能使用它们。”（以上均见《四十二章经》）老子说少私寡欲，庄子厌恶多余的枝节和骈拇（《骈拇》），却从未想过把爱欲全部断绝，这也是佛教与我们不同的地方。牟融为此所作的解释是：“有人问：‘佛道说人死后应当重新出生，我不相信这话确实如此。’牟子说：‘人临死时，他的家人会登上屋顶呼唤他。人死之后，还呼唤谁呢？’有人说：‘呼唤他的魂魄。’牟子说：‘神魂回来，人就复生；神魂不回来，那么神魂去了哪里呢？’回答说：‘成为鬼神。’牟子说：‘正是这样。魂神和精神都不会灭，只是身体自行腐朽罢了。身体好比五谷的根和叶，魂神好比五谷的种子和果实；根叶生长后必然死亡，种子果实难道会最终灭亡吗？得道的人只是身体灭亡罢了。老子说：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如果我没有身体，我还有什么忧患呢？又说：功业成就、声名显达之后退身，这是天道。’（以上引自《老子》）有人说：‘修道也会死，不修道也会死，这有什么不同呢？’牟子说：‘这就像自己没有一天的善行，却询问一生的声誉。有道的人虽然死去，神魂归于福堂；作恶的人死后，神魂应当承受他的灾殃。愚昧的人不明白事情已经形成之后的结果，贤明有智慧的人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预见它。有道与无道，好比金子和草；灾殃与福祉，好比白色和黑色，怎么会没有不同，却说有什么不同呢？’”又说：“有人问：‘福气没有超过继承人的，最大的不孝莫过于没有后代。沙门抛弃妻子，舍弃财货，有的人终身不娶，这不是太违背求福尽孝的行为了吗？’牟子说：‘左边长的人，右边必然短；前面高大的人，后面必然狭窄。孟公绰做赵、魏两家的家老就很优秀，却不能做滕、薛两国的大夫（见《论语》）。妻子和财物，是世间多余的东西；使自身清静、实行无为，才是道的精妙之处。老子说：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近？身体和财货哪个更多？（以上引自《老子》）所以前面有随珠，后面有虓虎，看见它们便逃走而不敢取得。为什么呢？因为把性命放在利益之前。许由栖息在树巢，伯夷、叔齐在首阳山挨饿，孔圣称赞他们贤明，说：这是求仁而得到仁（见《论语》）。没有听说有人讥讽他们没有后代、没有财货。’”这些全都是借用老子的话来证明佛教的说法没有错误。然而，这与老子的本来宗旨也稍有违背。对于道家把生死看齐、把得失泯除的思想，尚且有不相合之处；何况对于儒家致力于为百姓服务的义理，以及敬畏鬼神却远离它们的态度呢？所以牟融用经传和道德之书来解释佛教，所谓“因为你知道其中的意思，所以我引用相应的事情”，总的都是为了容易引起世人的信仰。如果因此就认为佛教与孔子、老子没有差别，那也不是牟融对待佛教的方式。牟融赞美佛教、阐述老子，却竭力排斥神仙之说。他说：“有人问：‘王乔、赤松子以及八仙的篆书，神书一百七十卷中关于长生的事情，难道与佛经相同吗？’牟子说：‘比较它们的类别，就好比五霸与五帝相比，阳货与仲尼相比；比较它们的形状，就好比小土堆与华山、恒山相比，涓涓小沟与江海相比；比较它们的文辞，就好比羊皮与虎皮相比，粗麻布与锦绣相比。神仙之书，听起来洋洋盈耳；求其实际功效，却如同握住风、捕捉影子。因此大道所不取，无为所不珍重，怎么能相同呢！’”又说：“有人问：‘神仙之术，秋冬不进食，有的人进入室内，连续几十天不出来，这可以说是淡泊到了极点。我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尊重和珍视，大概比佛道还不如吗？’牟子说：‘把南说成北，却自以为没有迷惑；把西说成东，却自以为没有蒙昧。拿猫头鹰嘲笑凤凰，抓着蚯蚓戏弄龟龙。蝉不吃东西，君子并不因此尊重它；青蛙、蟒蛇穴居隐藏，圣人也不因此看重它们。孔子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以人为贵（见《孝经》），没有听说要尊重蝉和蟒蛇。然而世上本来就有人吃菖蒲却舍弃桂姜，倒掉甘露却去喝酸浆。毫毛虽小，看它就能看清；泰山虽大，背对它就看不见。人的志向有停留和不停留，意志有锐利和不锐利。鲁国尊重季氏而轻视仲尼，吴国认为宰嚭贤明、子胥不肖。您所疑惑的，不也是很自然的吗！’”而且，道家有神仙方术，就像儒家有阴阳图谶一样。阴阳图谶出现后，儒术就晦暗了；神仙方术兴盛后，道德就荒废了。汉代自武帝以来，方术之士拍掌相庆、纷纷兴起，到汉末尤其严重。牟融自己说：“没有理解大道的时候，曾经学习过数千种、数百种辟谷方法，实行后没有效果，所以最终放弃了。”又说：“我跟随学习的老师有三个人，有的自称活了七百岁、五百岁、三百岁。但不到三年之间，他们各自都死去了。”即使魏君《参同契》也有“没有得到其中的道理，却广泛寻求名贵药物，这与道相违背”的话，那么这些人用来欺骗迷惑天下的做法，不仅不是道，也不是神仙之道的本源。能够得到牟融来加以辟斥，他的功劳与王仲任斥责灾异、排黜感应之说相比，难道还有什么逊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