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吴草庐 郑师山
第十八章 吴草庐 郑师山元代朱学盛而陆学衰，其传陆学者惟江右之陈静明苑、浙东之赵宝峰偕二人而已。然其和会朱、陆，使两家既分而复合者，于元初则有吴草庐，于元末则有郑师山。草庐，名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生于宋理宗淳祜九年。年二十，应乡试，中选。越五年而元革命。程巨夫以侍御史求贤江南，起至京师。以母老辞归。至大(武宗)元年，为国子司业，一日谢去。英宗即位，迁翰林学士。泰定(泰定帝)中，为经筵讲官。请老。元统(顺帝)元年卒。年八十五。谥文正。著有《五经纂言》、《草庐精语》、《道德经注》及文集等。师山，名玉，字子美。徽州歙县人。覃思六经，尤邃于《春秋》。绝意仕进，以教学为事。门人至者，所居至不能容，因相与即其地构师山书院处焉。至正(顺)十四年，天下已乱，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议大夫遣使者浮海征之，辞疾不起。及明兵入徽州，守将将要致之，不许。因被拘囚，遂自缢死。著有《周易纂注》、《春秋经传阙疑》、《师山集》等。草庐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蔽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是以当时议者，以草庐为陆氏之学。然《草庐精语》曰：“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闻见之知，然则知有二乎哉？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同非如记诵之徒，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亦非如释氏之徒，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闻见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矫记诵者务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异端也。圣门一则曰多学，二则曰多识，鄙孤陋寡闻(见《礼·学记》)，而贤以多问寡(见《论语》)，曷尝不欲多知哉？记诵之徒，则虽有闻有见，而实未尝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学或问》尝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穷理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夸多为务，而不核其表里真妄之实然。是以识愈多而心愈窒。’”其以外之物格，即内之知致，与朱子盖无丝毫之不合。《师山集》谓：“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门万户，无不可见。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与汪真卿书》)似专尊朱子者。而又有言曰：“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各因其质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达道，岂有不同者？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则曰此怪说之行也。江两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此岂善学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二家之说，又各不能无弊。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垂教之罪哉！盖学者之流弊耳。”(《送葛子熙序》)即于两家得失，皆见之至明。又尝谓学者：“斯道之懿，不在言语文字之间，而具于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广远之际，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行状》)则依然象山面目。夫师山与草庐，生不同时，其学又绝无渊源，而其欲取朱、陆而合之，乃不谋而同若此。且草庐为程徽庵若庸门人(若庸，休宁人)，徽庵学于饶双峰鲁，双峰学于黄勉斋，则朱子之四传也，而终由朱以入陆。师山为夏自然希贤之再传(希贤，淳安人。其子溥，字大之。大之友吴暾，字朝阳。师山皆尝师之)，自然学于钱融堂时，融堂学于杨慈湖，则陆门之流裔也，而终由陆以入朱。此亦师山所谓“高明笃实，各因其质”者欤？然草庐、师山皆主持敬。草庐谓：“欲下功夫，惟敬之一字为要法。”(《草庐精语》)师山亦云：“程子曰：‘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秦汉以来，非无学者。而曰孟轲死，千载无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虽专门名家，而不足以为学；皓首穷经，而不足以知道。”(《王居敬字序》)而草庐则更由敬而上言静。曰：“无一事而不主一，则应接之处，心专无二。能如此，则事物未接之时，把捉得住，心能无适矣。
译第十八章 吴草庐 郑师山 元代朱学兴盛而陆学衰落，传承陆学的只有江右的陈静明苑、浙东的赵宝峰，以及另外两人而已。然而，能够调和朱、陆两家，使已经分开的两家重新合流的人，元初有吴草庐，元末有郑师山。草庐名澄，字幼清，是抚州崇仁人。生于宋理宗淳祜九年。二十岁时参加乡试，考中。过了五年，元朝取代宋朝。程巨夫以侍御史的身份到江南寻访贤才，起用他到京师。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归去。至大（武宗）元年，任国子司业，一天便辞职离去。英宗即位后，升任翰林学士。泰定（泰定帝）年间，任经筵讲官。请求退休。元统（顺帝）元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谥号文正。著有《五经纂言》《草庐精语》《道德经注》以及文集等。师山名玉，字子美，是徽州歙县人。他深思六经，尤其精通《春秋》。断绝了求取仕进的念头，以教学为业。前来求学的门人多到居所容纳不下，于是共同就在当地修建师山书院，让他居住。至正（顺帝）十四年，天下已经动乱，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议大夫的身份派使者渡海征召他，他以疾病为辞，没有起身。等到明军进入徽州，守将准备强行带走他，他不答应。于是被拘禁，便自缢而死。著有《周易纂注》《春秋经传阙疑》《师山集》等。草庐曾对学者说：“朱子对于道，所下的功夫大多在于问学；陆子则以尊崇德性为主。问学如果不以德性为根本，其弊病必然偏向语言训释的末节。所以学习必须以德性为根本，这样或许才能有所获得。”因此当时议论的人把草庐看作陆氏之学。然而《草庐精语》说：“知，是心的灵明，也是智的作用，没有一种知是出于德性之外的。既说有德性之知，又说有闻见之知，那么知难道有两种吗？闻见，是用来达到知的途径。孔子说：‘多听闻，把有疑问的地方保留起来；多观察，把危险可疑的地方保留起来。’又说：‘多听闻，选择其中好的而跟从；多观察，并加以记识。’可见闻见虽然得自外界，但所听到、所看到的道理，却具备于内心。因此，外物得到穷究，内在的知也就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儒者内外合一的学问，不同于记诵之徒只在外部广泛阅览而内心没有所得，也不同于佛教徒专门向内寻求而不问外在事物。如今树立真知、多知的名目，把外在闻见之知排除在德性之知之外，这是想纠正记诵之徒专务外在的过失，却不知道自己流入了异端。圣门一再说要多学习，二再说要多识记，鄙弃孤陋寡闻（见《礼·学记》）；又称赞多问而少说（见《论语》），何尝不希望多知呢？记诵之徒虽然有所听闻、有所见识，实际上却从来没有真正的知。过去朱子在《大学或问》中曾说过：“这是以反身自省、穷究事理为主，并且一定要探究事物本末、是非的极致。因此，知识越广博，内心越明白。那种专门追逐外物、夸耀见闻广博，却不考察事物表里、真假实际情况的做法，知识越多，内心反而越闭塞。”他认为穷究外物就是使内在的知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点与朱子大概没有丝毫不合。《师山集》说：“朱子把群贤的著作全部取来，分析它们的异同，使之归于最恰当之处，汇集成最大的成就。他使我们的道如同青天白日，如同四通八达的大道，千门万户，没有什么地方看不见；天地的奥秘、圣贤的精妙，也都发挥殆尽，没有留下任何隐藏的意蕴。”（《与汪真卿书》）这似乎是专门尊崇朱子的说法。但他又说：“陆子的资质高明，所以喜好简易；朱子的资质笃实，所以喜好深邃细密。他们各自根据自己资质所接近的方面，因此进入学问的途径不同。等到达到最高境界，仁义道德难道会有不同吗？他们同样尊崇周公、孔子，同样排斥佛教和老子。根本大道难道会有不同吗？后世的学者不探求他们相同的原因，只追求他们不同的地方。江东的人指责江西，说这是怪异之说在流行；江两的人指责江东，说这是支离破碎的学说。这难道是善于学习的人吗？朱子的学说，是教人学习的常道；陆子的学说，是才智高超、独自有所领会的精妙。两家的学说也各自不能没有弊病。陆氏之学的流弊，就像佛教徒谈空说妙，最终变得粗疏草率、支离破碎，不能完全做到致知的功夫。朱子之学的流弊，就像庸俗儒者逐字逐句地寻章摘句，最终变得衰颓懒散，无法收到努力实行的效果。然而这难道是两位先生施教的罪过吗？只是学习者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弊病罢了。”（《送葛子熙序》）可见他对于两家的得失，都看得极其明白。他又曾对学者说：“这种道的美好，不在言语文字之间，而具备于人的本性之中；不在高远空虚、广阔遥远之处，而实行于日常生活的平常行为之中。”（《行状》）这仍然是陆象山的面貌。师山与草庐生不同时，他们的学问也完全没有渊源，但他们想要取朱、陆两家而加以会通，竟然这样不约而同。而且，草庐是程徽庵若庸的门人（若庸，休宁人），徽庵向饶双峰鲁学习，双峰又向黄勉斋学习，这样算来是朱子的第四代传人，却最终由朱学转入陆学。师山是夏自然希贤的再传弟子（希贤，淳安人；他的儿子溥，字大之；大之的朋友吴暾，字朝阳；师山都曾拜他们为师），自然向钱融堂时学习，融堂向杨慈湖学习，这就是陆门的流派后裔，却最终由陆学转入朱学。这不也是师山所说的“高明笃实，各自依据自己的资质”吗？不过，草庐、师山都以“敬”为主。草庐说：“要下功夫，只有‘敬’这一字是最重要的方法。”（《草庐精语》）师山也说：“程子说：‘敬，是圣人之学有始有终得以成就的原因。’秦汉以来，并不是没有求学的人；可是说孟轲死后，千年没有真正的儒者，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不知道在这里用力，即使专攻一门、成为名家，也不足以称为学问；即使白发苍苍、穷究经书，也不足以说是懂得了道。”（《王居敬字序》）而草庐更进一步从“敬”说到“静”。他说：“没有一件事不是专心对待，那么在应接事物时，心就能专一而没有二心。能够这样，那么在事物尚未接触时，也能把持住自己的心，使心不向任何地方驰逐。”
若先于动处不能养其性，则于静时岂能存其心哉！”又曰：“古今人言静字，所指不同，有深浅难易。程子言‘性静者可以为学’，与诸葛公言‘非静无以成学’，此静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为。周子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与庄子言‘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此静字则难。非用功圣贤学者，未之能也。《大学》‘静而后能安’之静，正与周子、庄子所指无异，朱子以心不妄动释之，即孟子所谓不动心也。孟子之学，先穷理知言，先集义养气，所以能不动心。《大学》之教，穷理知言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所以能静也。能静者，虽应接万变，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谓‘动而无动’是也。”(以上皆《草庐精语》)以此论之，似草庐能见及向上一着，而师山非草庐匹也。惜吾不得师山《周易纂注》与草庐《易纂言》读而一校之。
第十九章 刘伯温
明初经济之才，曰刘基、宋濂。然濂非基之匹也。基字伯温。青田人。元末以进士官高安丞，弃官归里。明祖定括苍，闻其名，以币征焉。其后削平群雄，得成帝业，多出基谋议。以功封诚意伯，位弘文馆学士。《明史·宋濂传》称：“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然今观《诚意伯集》有曰：“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礼与乐也。礼不及则失其威，其敝也侮；乐不及则失其惠，其敝也残。侮则人陵之，残则人疾之。”(《杂解》)曰：“先正有言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万事之根本与？故圣人之语君子，惟曰修己以敬。故禹、汤以克敬而王，桀、纣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于庶人，岂有异哉！故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吴天曰旦，及尔游衍。’敬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敬斋箴序》)即谓其非儒者之言不得。且基未遇时，著《郁离子》曰：“天地之呼吸，吾于潮汐见之。祸福之素定，吾于梦寐之先兆见之。同声之相应，吾于琴之弦见之。同气之相求，吾于铁与磁石见之。鬼神之变化，吾于雷电见之。阴阳五行之消息，人命系其吉凶，吾于介鳞之于月见之。祭祀之非虚，吾于豺獭见之。天枢之中，吾于子午之针见之。巫祝之理不无，吾于吹蛊见之。三晨六气之变有占而必验，吾于人之脉色见之。观其著以知微，察其显而见隐，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则基之学，亦几于综贯天人者。而或者以其经济而掩之，或者且侪之风角方技之流，竞相传其神异，岂知基者哉！基以厄于胡惟庸，忧愤而卒。年六十五。所著《郁离子》、《诚意伯集》共二十卷。
译“如果先在行动时不能涵养自己的本性，那么在安静时又怎么能存养自己的心呢？”他又说：“古今人们所说的‘静’，所指并不相同，其中有深浅、难易的区别。程子说‘本性安静的人可以求学’，与诸葛公说‘不安静就无法成就学业’，这里的‘静’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人人都可以努力做到。周子说‘圣人用中正仁义来安定它而以静为主’，庄子说‘万物没有什么足以扰乱心，所以心静’，这里的‘静’就很难做到。不是下过圣贤学问功夫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大学》所说‘安静之后才能安定’的‘静’，正与周子、庄子所指的相同；朱子把它解释为心不妄动，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孟子的学问，先穷究事理、明白言论，先积累义理、涵养正气，所以能够不动心。《大学》的教法，穷究事理、明白言论，就能知道应止于何处；积累义理、涵养正气，就能有所安定，所以能够静。能够静的人，即使应对万般变化，这颗心也常常像止水一样。这就是周子所说的‘动而无动’。”（以上均见《草庐精语》）按照这个说法来看，似乎草庐能够看到更高一层的境界，而师山不能与草庐相提并论。可惜我没能得到师山的《周易纂注》和草庐的《易纂言》来读并加以比较。第十九章 刘伯温 明初具有经世济民才能的人，要数刘基、宋濂。不过宋濂不能与刘基相提并论。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朝末年以进士身份任高安丞，后来弃官回乡。明太祖平定括苍，听说他的名声，用财物征召他。此后削平各路群雄，成就帝业，大多出自刘基的谋划和建议。他因功封诚意伯，任弘文馆学士。《明史·宋濂传》称：“刘基雄健豪迈而有奇异的气概，宋濂则自认为是儒者。”但如今看《诚意伯集》，其中说：“君子之所以守住自身，是靠礼与乐。礼做得不够，就会失去威严；它的弊端是受到轻侮。乐做得不够，就会失去恩惠；它的弊端是变得残酷。受到轻侮，别人就会欺凌他；变得残酷，别人就会憎恨他。”（《杂解》）又说：“前代正直之士曾说：经礼有三百条，曲礼有三千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不敬’。敬，大概是万事的根本吧？所以圣人告诫君子，只说修养自己要以敬为本。因此，禹、汤因为能够敬而称王，桀、纣因为不敬而灭亡。从天子到平民，难道会有不同吗？所以说：‘庄严肃穆的周文王啊，不断光明盛德，敬止于其所当止之处。’又说：‘昊天说光明，与你出入往来相伴；昊天说清明，与你游乐放纵相随。’ 敬，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敬斋箴序》）仅凭这一点，就不能说这些不是儒者的言论。况且刘基尚未得志时，写《郁离子》说：“天地的呼吸，我从潮汐中看到了它；祸福预先确定，我从梦寐中的先兆中看到了它；同声相应，我从琴弦中看到了它；同气相求，我从铁与磁石中看到了它；鬼神的变化，我从雷电中看到了它；阴阳五行的消长、人的生命所系的吉凶，我从介鳞类动物随月亮变化中看到了它；祭祀并非虚妄，我从豺獭的行为中看到了它；天枢居中的道理，我从子午针中看到了它；巫祝之术并非全无道理，我从吹蛊中看到了它；三辰六气的变化有占验而且必然应验，我从人的脉象和面色中看到了它。观察已经显著的事物来认识细微之处，考察显露的现象来发现隐藏的道理，这是格物致知的重要途径。不研究事物的实情，不探究其中的原因，只受耳目所见所闻的拘束而止步，就不是懂得天人之理的人。”这样看来，刘基的学问也近于贯通天人。可是有人用他的经世才能遮蔽了这一点，有人甚至把他同风角、方技一类的人相提并论，争相传说他的神异之处，这哪里是真正了解刘基呢！刘基因受胡惟庸牵累，忧愤而死，享年六十五岁。他所著的《郁离子》《诚意伯集》，共二十卷。刘基的学说值得流传的，没有超过《天说》《雷说》的。《雷说》说：“雷，是天气郁积、受到激发